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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大眾化走向后大眾化

1995年，日本廣島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有本章教授在第二屆2l世紀全球教育六國峰會提交的論文《后大眾化階段大學組織改革趨勢的國際比較研究》，通過對美、英、日等國高等教育體系發展演變的分析，第一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后大眾化的概念，認為“各國高等教育體系有著相似發展歷程，即由大眾化走向成熟進而走向后大眾化”lJ。后大眾化的核心思想是：高等教育系統外部環境發生轉變——經濟衰退或政府對高等教育撥款的壓縮，使得大眾化時期占主流的學術快速發展模式讓步于日趨凸顯的財政緊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入學率增長到一定程度后開始停滯不前，而非適齡人口的中學后教育群體卻大量增加，每個國家為應對大眾化帶來的質量和就業問題都會進行教學和學術政策變革。有本章教授提出的以變革為主要特征的后大眾化概念，印證了以特羅為代表的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學者的一致見解：“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高等教育規模的急劇擴大，要求接收日益增多的學生即所謂‘容器’的傳統大學或高等教育制度要進行質的變革”(天野郁夫，2005)。有本章教授認為后大眾化階段的這些變革是世界更廣范圍內國家經濟性質變革的一部分，這種變革進而延伸到各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制。“在每個面臨著或多或少的經濟緊縮的社會變革的國家，都可能出現教學和學術政策的變遷。有本章教授通過分析六個國家的實際發展經驗，發現從大眾化向后大眾化過渡中看似充滿著無序的雜亂無章的變革，卻有著一些基本的可遵循的規律。它們是：(1)財政預算緊縮將迫使公共機構重新致力于大學功能的社會經濟理性化改革。至少會導致產生更強有力的“績效”制度。(2)高等教育體制不斷向私有化發展，這種發展或者通過私立高等教育繼續擴大規模的途徑，或者通過日益依賴學費資助公立高校的途徑。(3)在取消控制和管理的時代，高等教育機構日益為自身的管理負責。(4)市場因素日益取代公共政策，成為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范圍和價格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因素。(5)隨著越來越多的高校“自負盈虧”，公共機構和公共輿論會尋求新的評估鑒定辦法從而確保高等教育的質量。(6)為了努力確保質量，教育的結果日益成為衡量高校“績效”的重要因素。(7)這些變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學內的心理壓力程度不斷提高。一旦大眾化與后大眾化的界限被跨越，大學內部將發生一系列的變革。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羅伯特•吉姆斯基(Robe~Zemsky)教授認為有本章教授的七條假設準確地描述了美國當時高等教育的現狀，僅有的例外是，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私有化和市場化程度原本就很高，并且有著完善的社會評估鑒定系統，其它的現象則無需做任何改動，完全符合美國的情況。用有本章教授觀察到的后大眾化現象來對比中國目前的情況，可以發現無一例外，每一條都精確地描述了我國當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研究的熱點。《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提出的“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大力支持民辦教育”，“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加強教育監督檢查，完善教育問責機制”，“改進管理模式，引入競爭機制，實行績效評估，進行動態管理”和“完善教育中介組織的準入、資助、監管和行業自律制度。積極發揮行業協會、專業學會、基金會等各類社會組織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等政策觀點，從總體上來說非常切合有本章教授描述的從大眾化到后大眾化過程的改革規律。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后大眾化進程中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二、后大眾化進程中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和邏輯

(一)改革背景：高等教育系統擴張引發社會危機

觀察美、英、法、德、日本及中國等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歷程，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些國家經歷了極度相似的擴張過程和由于高等教育系統擴展在各國引發的相同壓力和危機。首先，這些國家均經歷了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美、英、法、德、日本等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在90年代末，均出現了政府控制下的由緩慢發展到急速擴張的轉變，帶來了各國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向大眾化階段的急速發展。其次是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帶來的壓力。無論是在歐美、日本還是在中國，由于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張，導致來不及變化的高等教育系統，一方面面I臨著高等教育成本不斷增加與公共財政不斷緊縮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則面臨著學生群體的學術準備下降和人才培養模式滯后的內部壓力。“進人大眾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識水平和讀寫能力都在降低。幾乎在所有國家，教師們和管理者們都認識到，大學生們更加沒有準備，比以前更不喜歡讀書。”再加上各國為了容納更多學生而創設的新型大學教育機構，比如說，日本20世紀中期創設的“私立專門學校”制度——短期高等教育機構；英國1970年代創設的多科技術學院，中國21世紀初創設的獨立學院等，但其成長和發展并不順利，引起一系列問題。最后是高等教育系統擴張引發的社會危機。高等教育迅速擴大導致各國高等教育財政投入保障難以為繼，大學的教育質量急速下降，大學生失業率節節攀升這些社會問題最終引發了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和日本激烈的“學生反叛”，這次學潮成為教育改革的導火索。即使具備高效率結構和系統的美國，在后大眾化階段也遭遇了嚴重危機，高等教育規模的極度擴張伴隨著國庫收入的下降，帶來了政府投入雖略有上漲但分攤到每個學生身上的美元卻減少了。面對政府投入的逐步下降，大多數學校是通過猛增學費來補償其收入損失。受教育者對學費上漲的政治抵觸以及失業率大大上升帶來的投資回報率低下等等，形成連鎖反應，美國政府和大學不得不采取變革來應對循環怪圈。對中國來說，近十年的規模擴張導致就業率降低、質量下滑、資源緊張等矛盾日益加劇，這些矛盾正在使中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走向后大眾化之路面臨危機，也是中國目前高等教育改革致力掃除的攔路虎。

(二)改革邏輯：高等教育系統的“美國化”

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進行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這場變革的背后邏輯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國擁有最成功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模式，當別的國家還在為大眾化的進程導致教學科研水平下降而感到煩惱時，美國不僅捷足先登順利地步入普及化的階段，而且還持續保持著卓越的水平，因此，其他各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均在有形無形中想發展或調整成美國模式。那么美國模式的顯著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它具備理想型的適合大眾化和普及化功能的高等教育系統結構：承擔高深學問研究與教育功能、招收高中成績排名前12％的精英大學群；位于中層的以本科教育為重點，入學者限于高中成績排名前1／3學生的州立大學群(承擔大眾化教育)；具備低成本且對所有人都開放的，富有彈性和多樣性的，以及對人們學習需求有“敏感性”的普及型短期高等教育機構——社區學院(承擔普及化教育)。其次，它擁有多樣化的高等教育財政支持。美國高等教育從捐贈、基金運作、校企合作、出售教育研究服務、學生貸款所獲得的經費收入一直居全球首位，與美國公共資源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基本持平。最后，它具備松散的政府和大學的關系。在美國，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力較弱，而是依靠學會、協會、學術團體等外部機構和制度把高等教育構建并維持成一個系統。美國擁有對市場敏感度極高的高等教育機構、約定俗成的社會贊助教育文化、寬松的政府和教育的制度文化，因而具有最適應大眾化普及化發展的文化制度土壤。“它的‘成功’迫使其他國家向更加開放、競爭的、對社會需求的變化‘敏感’的系統轉換。但是，這種轉換并不容易”(天野郁夫，2006)。

(三)改革實踐：結構和制度文化決定系統效率

“歐洲的學者或大學領導者采用的多數改革都是以美國模式為藍本的，但是，有關于把有利于從大眾型到普及化的教育機會的階段過渡之美國式的結構與文化的特征如何與這些改革結合起來的問題上，卻面臨著巨大困難”。在德國，中央政府對整個教育體系擁有絕對的管理控制權，德國大學的基本特征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服務于國家的官僚的培養機構。德國在后大眾化進程中的改革并沒有改變這一基本制度文化，這導致“曾經享有世界第一聲望的德國大學，現在正處于危機狀況中”。同樣是集權制的法國在1969年學生革命后對高等教育界從政府、社會相關機構到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結構性改革”，確定大學自治、民主參與和多學科三項原則，并始終將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和確保高等教育質量及高校辦學水平作為改革主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僅確保了精英教育的質量而且在后大眾化階段保持規模持續擴張。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的政策轉變集中在三點：一是開始對私立大學支付政府資助金；二是政府對私立大學限制的強化；三是短期高等教育機構的擴充，設立了“專門學校”制度。天野郁夫指出，“在日本，由20世紀60年代末的世界性大學改革的風潮中出現的這些改革構想，沒有一個是以原封不動的形式能夠實現的。盡管有部分付諸實施的改革，但都未能大大地動搖僵硬的高等教育制度”。他還指出，日本雖然擁有像美國的頂尖的精英大學群和龐大的對社會需求極為敏感的私立大學群，但由于承擔大眾化和普及化主要任務的私立大學主要依靠高昂的學費收入，其成本問題、教育質量和水平問題始終是日本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當歐洲國家和日本借用美國的制度安排，諸如模塊課程和學分轉移時，他們很難復制美國的結構特征和文化特征，而正是后兩者在走向大眾化高等教育并進而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進程中賦予了美國獨特的優勢。

三、后大眾化進程中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方向

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獨特的背景和過程，中國社會文化、政治教育制度的獨特性造就了其大眾化了的高等教育系統并沒有形成適合規模持續擴大的組織結構和框架。一是特別強的國家意志控制著復雜的高等教育系統，致使大學發展模式單一，缺乏靈活性和對市場的敏感性；二是財政來源單一，即公共財源和學費以外的收入很少；三是能夠彈性地應對社會需要、并且能夠承擔大眾化、普及化重任的高等教育機構尚未成長起來。這種制度和結構缺陷導致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陷入“擴招十年，負債5000多億元，培養出幾百萬失業者”的危機和窘境。《綱要》擬定在2020年高校入學率達到40％，這意昧著我同高等教育規模仍將繼續擴大，雖然無力支持龐大的高等教育系統，但又不得不繼續擴大規模的兩難以及面臨的危機和困境，注定了后大眾化進程中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應致力于調整高等教育制度和結構，以形成適應大眾型和普及型高等教育發展的組織框架。但是，其變革只能在中國歷史傳統和文化與社會的脈絡中加以推進，而不能照搬美國或其他國家的經驗。根據其他國家從大眾化到后大眾化過程中的改革實踐和有本章教授提供的理論規律，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改革大概有三種方向。

(一)績效化

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滯后性，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復雜性，人才培養質量的難以檢測性，人們很難對高校運行的效率進行評價，因此，高等教育系統一直不計成本地運轉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量的擴充造成政府在高等教育經費負擔上有著很大的壓力，如何讓有限的經費公平、合理分配并產生最大的價值成為各國改革的重點。各國政府紛紛發表綠皮書倡導發展績效指標，對高等教育實施績效評價。在美國，整個后大眾化階段，都在極力改進高等教育對公眾的責任問題，州政府通過建構一系列評價指標，對高等學校進行評估，根據高校不同的表現予以撥款和獎勵。在這種情況下，“金錢的價值”成為政府補助經費的重要依據，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拿出“績效”來爭取經費。有本章教授所提出的從大眾化到后大眾化過程中的教育改革的7項規律至少有三項涉及到“績效”問題，說明了績效化是后大眾化進程中高等教育系統發展的重要方向。我國教育行政部門已經越來越重視高等教育系統的效率和效力，以期通過績效評估來合理分配和使用高等教育資源，保證高校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從管理傳統來看，我國一直由政府來統一組織評價，這樣的評價方式導致高校發展模式趨同，千校一面，其弊端已被各界人士所認識。怎樣評價高等教育系統的績效，由誰來評價，以及怎樣通過績效來進行管理，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目前高教改革和研究的熱點。如前所述，高效率的美國高等教育系統最大的特征之一是政府控制力弱，存在完善的強大的外部評價體系。在我國，建立政府和大學之外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評價體系也已被提上議程，《綱要》明確指出要“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對高等學校學科、專業、課程等水平和質量進行評估”。但關鍵是，在現有政府和大學的關系難以改變的前提下，能否真正建立起公正、規范的第三方評價系統和機構。

(二)市場化

高等教育系統市場化的首要動因就是增加資源，即市場力量能夠填補由政府有限的經費投入與高等教育日益增長的財政需求之間所造成的資源差距。因此，“市場化”成為后大眾化進程中各國高等教育系統改革的核心主題。斯波恩(Sporn)指出：20世紀70、80年代，西歐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所帶來的學生潮，使傳統政府主導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系統不堪重負。各國政府紛紛找尋脫困之路，這直接導致其高等教育系統從傳統政府主導模式向大學自治模式的轉變，高等教育市場化便誕生于這種轉變之中(孫冬梅，2011)。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可以說是在國家統制和財政負擔這兩個坐標上的政府作用的減少和市場機能的擴大。一是政府統制的放松和間接化。這表現為政府由全面行政控制轉為“契約、評估型”，即政府不直接將資金撥給大學，而是將研究資金通過研究課題的競爭性研究費撥款；將教育經費通過學生獎學金這種形式間接撥給大學。二是非政府資金的擴3v。大學所提供的教育服務，受益者對此作為等價報酬支付學費；大學提供研究服務，政府和企業成為研究服務的消費者。基于這一觀點，美國的產學研結合(大學科技園)便繁榮于這一階段。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都在政府的嚴密管制下運行，疲態畢露，迫切需要市場精神的介入來為高等教育灌輸能量和激發生命力。金子元久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市場化程度在某些方面走在前沿，比如繳納學費和允許民辦大學發展甚至允許公立高校開辦私立性質的獨立學院，模仿美國硅谷建立了一大批大學科技園；而在某些方面卻一直沒有改變，比如政府和大學的關系，“南方科技大學事件”說明了中國高等教育從“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監督模式”轉變的艱難。但是，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剛超過3000萬，政府財政投入和公眾學費支出便已經嚴重透支。如果按照國外發展經驗，非適齡人口的中學后教育要成為后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那么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要承擔起大概三四千萬非適齡人口的中學后教育，這樣龐大的教育經費將是天文數字。高等教育系統的復雜化和財政困難已經迫使政府權力必須下放，高等教育市場必須進一步開放，但最終能否成功取決于能在多3v程度上由政府監管走向市場競爭。

(三)終身化

正如有本章教授所說，后大眾化階段的典型特征就是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入學率增長在未達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現了停滯和波動，而非傳統的成人學生入學率卻持續增長。后大眾化的這種特征符合知識經濟時代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形成學習型社會的世界趨勢，也跟特羅1998年重新修訂的“普及化”概念一致。特羅認為，普及高等教育應該從“處于傳統的大學適齡學生進入大學、學院的入學率水平越來越高”的概念轉變為“人人都能在家庭和工作場所參與終身學習，也即普遍參與的階段”。這說明，后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應是以非適齡人口入學的增長來實現，而高等教育系統結構必須為這種轉變做好準備。我國非適齡人口的中學后教育有廣泛的市場需要。一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將產生3—4億的農民工，他們受教育程度低，勞動技能低，自我發展能力弱，給他們提供學歷教育、職業教育或培訓將是高等教育系統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二是由于知識經濟的發展，從業人員需要及時補充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提高職業能力，因而參加繼續教育成為必然。雖然給大量非適齡人口提供再教育和職業培訓非常必要，但是我國現有高等教育系統中尚不具備能滿足這種需要的機構。現有的成人教育機構(包括函授、電大)仍然保持一種20世紀8O年代遺留下來的以學歷教育為主的傳統，完全不適應當前社會以獲得工作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為目的的教育需要，因此其發展規模一直在萎縮。現有的職業教育、民辦教育則主要以中考或高考分流下來的適齡人口為主，而且因其高昂的學費、有限的教育研究條件、落后的培養方式(追隨本科教育培養模式)、低回報率(就業率低、就業質量低)也很難成長為非適齡人口教育或培訓的承擔主體。

總之，中國目前缺少類似美國社區學院這種彈性的、開放的、多樣化的、廉價的、面向人人的、對市場需要敏感的、提供短期內就能獲取的一定知識的集合(模塊化)的教育機構。誰來承擔非適齡人口的終身教育和培訓，是創設新的機構來承擔，還是改革當前的職業教育、民辦高校、成人教育系統?誰來提供龐大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系統經費支持?這些問題，都是后大眾化進程中高等教育改革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