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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政經局勢發生動蕩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的內外環境發生著巨大變化。2020年肺炎疫情以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暴露出其內在的不合理性，為人民幣登上國際舞臺帶來機遇;而全球性經濟衰退引發的逆全球化趨勢，又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過程中的阻力。在機遇和挑戰共存的新局勢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新一輪戰略部署，不僅在金融政策與市場走向方面有著重大意義，對中國發展戰略的部署也有著重要的啟示性作用。縱觀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聚焦當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存在的內外新難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從貿易結構改善、外匯資產配置、普惠金融推動、數字人民幣研發等方面做好部署。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新戰略;普惠金融;數字人民幣;雙循環

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與世界對中國各方面的需求密切相關，當國際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加大，同時有與需求相適應的供給和兌換自由，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人民幣的國際化。2020年上半年疫情的全球蔓延，對中國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沖擊是不容小覷的。初步核算，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0650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6．8%。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10186億元，下降3．2%;第二產業增加值73638億元，下降9．6%;第三產業增加值122680億元，下降5．2%。［1］經濟的下滑現象明顯，經濟衰退將成為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的絆腳石。各國經濟也出現明顯波動，全球避險情緒上升，由特里芬難題說明的單一美元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內在缺陷暴露于世，各國國內生產受到沖擊，表現出全球對美國金融資產的過度依賴方面的短板，各國對于構建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的訴求日益強烈。雖然美元的中心地位無法撼動，但是國際上需要更多有潛力的貨幣加快國際化進程，所有的非中心貨幣相互聯合得以與美元制衡，減弱美元以霸主地位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軍事的控制能力。此時，中國作為有一定經濟地位的國家，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是適應時展要求的表現。

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從2009年中國央行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間，人民幣取得了快速地發展;然而從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顯著放緩，部分指標甚至出現了逆轉。［2］而近幾年，中國充分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結算、清償等功能，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又加快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一)蓬勃成長時期。2009－2015年期間，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大爆發的背景下，加大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力度，推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結算和離岸市場的建立，使其成為世界貨幣舞臺上備受矚目的主角，國際投資者普遍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大量人民幣跨境結算投機套利，在此期間人民幣在國際上的需求大大增加，直接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央銀行作為貨幣發行的銀行，主要是從兩種途徑出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是推進人民幣在跨國交易中的結算。在中國境內實行有步驟、漸進式的資本賬戶下可兌換;二是促進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主要是香港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的規模。2009－2014年期間，在央行的鼓勵和推動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快速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同比增長30%以上，2015年結算量達到7．2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43%。［3］據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14年11月，人民幣首次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2015年8月曾一度躍居第四。目前，人民幣在支付領域排名第六，2016年11月的市場份額為2%。“十三五”期末，預計人民幣跨境收支占中國全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例超過1/3，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性貨幣。［4］

(二)徘徊觀望時期。然而2015年的“8．11”匯改，加大了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降低了國外投機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導致人民幣的國際需求量大大降低，從而貨幣的供需機制又引起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致使人民幣在國際化的進程中遭遇難以突破的瓶頸。如何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一直是國內經濟學家研究的重要課題。近幾年來，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的關聯機制持續優化，人民幣清算網絡不斷擴大，但是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和外部金融風險外溢效應的沖擊下，人民幣國際化仍然保持著一個相對審慎的狀態。［5］成為國際貨幣必然需要有清償能力和儲備價值，強大的國民經濟實力也是人民幣在國際上普遍接受性和可償性的重要支撐力量，由2020年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至今，我國的GDP增長率一直處于下滑趨勢，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放緩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三)蓄勢待發時期。2019年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出臺促進巴在貿易和融資方面使用人民幣的相關政策，跨出了改變貨幣使用的重要一步，加速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雖然目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然占據主要地位，但是歐洲發達國家一直在去美元中心化的道路上探索研究，INSTEX結算機制就是他們放棄美元結算以對抗美元霸權的研究成果。對于與美國貿易往來不密切的國家而言，持有美元進行國際貿易結算和跨境投資，增加了結算成本，還需要被迫承受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全球各國已經開始在雙邊貨幣結算中減少美元的使用，以此對抗美元霸權。眼下疫情對全球政經局勢造成的沖擊效應仍在繼續，美國的消極抗疫表現和疫情期間的無限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致使世界對美元的信心驟降，各國央行都在致力于降低美元對其經濟和金融的影響，［6］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短期內雖不至于崩塌，但也會極大地動搖。美元霸主地位的撼動，為人民幣等其他貨幣登上國際貨幣舞臺迎來了新的機遇，目前我國在主權數字貨幣領域已經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也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贏得了新的戰略窗口。

二、新經濟局面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障礙

(一)外部環境惡化。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美國為穩固世界霸主的地位，和中國的摩擦不斷，在多方面對中國進行制裁，具體表現為:提高貿易關稅、增加貿易壁壘、打擊中概股等，使得中美經濟趨于“硬脫鉤”狀態，而經濟的脫鉤勢必會損害中美兩國企業和民眾利益，進而危及到我國經濟的發展。2020年2月以來，受疫情的影響，不少國家包括美國有將產業鏈縮短的計劃，為在未來更好對國際突發事件作出應急反應。對于經濟發展增速趨于平緩的中國而言，美國等其他國家部分廠商的撤出和資本的撤離，將會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福利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疫情期間，美股迎來了4次熔斷，是投資者對于疫情引發的市場動蕩的擔憂，也是對執政方能否讓危機安全度過的質疑，對美股市場失去信心。但是部分經濟學家卻認為，疫情和石油價格暴跌都只是美股熔斷的導火索，究其根本還是美股在十年連漲的繁榮后，迎來了一次“脫水”。南開大學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教授陳宗勝、特約研究員楊希雷研究認為，美國股市的大幅度波動反映出當前資本市場的脆弱性，也體現了全球經濟的高風險性，在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的背景下，可能正帶動全球經濟進入新一輪衰退。疫情對全球經濟沖擊造成全球產業鏈縮短和中國自身經濟的衰退，阻礙了我國與國際市場之間的資本流動，與我國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推進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目標相向而行。

(二)內部條件不充分。受疫情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暴露出諸多問題。我國常年處于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貿易順差地位，貿易商品具有需求彈性大、易被替代的特點，使得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縮短趨勢中相對被動。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國的經濟實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貿易結構還有待進一步改善。在金融領域方面，我國金融體系還存在著內部發展不均衡和區域發展差異大等問題。21世紀以來，在金融開放和市場需求的推動下，證券、期貨、保險等其他金融行業也在快速發展，但是傳統的銀行業仍然在金融體系中占有較大比重。特色金融創新產品的研發不足，西部地區和農村金融業也未能很好地起到服務地方經濟和百姓生活的作用。另外，從國際金融學的角度出發，匯率是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支點，在我國由于境外市場的人民幣匯率受預期影響較大，弱管制、較為開放的香港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匯率和境內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會發生背離，境外的匯率背離向境內傳導，使得境內人民幣匯率的管理變得更為復雜，影響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不利于建立人民幣的國際信心。Wind數據報道:2020年10月21日，在2020金融街論壇年會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指出，目前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雙軌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在股票市場，不同的殼里的實際資產不同，價格不同。其中由于貨幣不可兌換中間沒有套利機制，導致同股同權產品出現明顯價差。目前人民幣還未實現完全可自由兌換，無法像其他國際貨幣一樣充當一般等價物和投資媒介，為此，我國還需要進一步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推動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分析

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指人民幣在國際范圍內被其他國家、個人、機構所接受，并在國際上發揮其價值尺度、儲藏貨幣和世界貨幣的職能。［7］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主要有以下三個必要特性:第一，是該貨幣現金在境外享有極高的流通度;第二，是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各主要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致使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第三，是國際貿易中以該貨幣結算的交易要達到一定的比重，根據以上衡量貨幣國際化的通用標準，我國還需從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改善貿易結構，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大前提，一定是中國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只有這樣，人民幣才有可能獲得國際的認可，而穩定的經濟政策和健康的經濟形式，則是經濟穩定發展的保障，能夠給予國外人民幣持有者良好的升值預期和持有信心。2018年以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我國作為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在過去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中，主動降低貿易壁壘，大力鼓勵出口，導致在爭端中我國一直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2020年突降的疫情再次警示我們，需要用審慎的眼光看待我國的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2020年5月，提出，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8］在經濟逆全球化趨勢下，在促進產業升級、增加需求彈性小的技術密集型產品輸出比例的同時，有必要提高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的國內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好長期性戰略部署，減小外部因素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二)優化外匯儲備資產配置。雄厚的外匯儲備是充足的國際清償能力的前提，它象征著國家經濟的繁榮和對外貿易的發達，維護著一國在國際上的信譽，提高本國的融資能力。外匯儲備對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都是權衡經濟實力的重要標準之一，一國通常會利用平衡賬戶中的外匯儲備來調節本國的國際收支，通過回籠和拋出外匯來維持本幣匯率的穩定。［9］由于受到疫情和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影響，中國2月外匯儲備減少269．75億美元，但5月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匯儲備規模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4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915億美元，較3月末上升308億美元，升幅為1%。［10］該數據說明，我國的外匯儲備實力仍然足夠強大，當國際收支失衡時，仍然具有國際清償能力的保障。我國有著雄厚的外匯儲備基礎，而如何降低過多的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也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目前中國主要以美國國債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具有很大的機會成本，我國需要優化外匯儲備資產配置，應逐步減持美元資產并相應提高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比重，并進一步提升外匯管理局對外匯儲備規模、結構進行主動調控與管理的空間。［11］

(三)完善金融體系，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擁有健全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金融是一國貨幣進行國際兌換、調節的重要載體和渠道，橫觀目前貨幣國際化的國家，無一例外，他們都擁有著高度發達的國內金融市場，并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占據著核心地位。基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和基本國情，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也一直伴隨著強監管，因為金融開放帶來的金融創新必須要在金融監管下，才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而如何權衡金融監管和金融自由以達到金融深化，一直是金融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結合第三部分的阻礙分析，以我國金融體系內部發展不均衡和金融區域發展不均衡為落腳點，探究完善我國金融體系、加強金融市場建設的途徑。基于我國目前的城鄉金融發展差異大和東西部金融發展差異大的現狀，對于金融發展較為落后的農村，應將金融體系內部的發展不均衡化為局部的優勢，充分發揮銀行業在市場中的地位。傳統的銀行業更容易被農村百姓接受，在節約銀行運營成本的前提下，為了讓銀行更好地走進農村，可移動的銀行車是拉近農村和銀行之間距離的可選工具，為農民辦理銀行業務提供便利。對于金融發展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應加大普惠金融推進的力度，加快保險機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特惠服務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建設力度，在利用好銀行優勢的同時，優化金融體系內部結構。［12］相較于金融發達的國家，我國還具有人口優勢，民眾的小額資金是金融市場齒輪中的潤滑劑，應該充分利用好普通民眾的力量，設計出更加貼近百姓需求的金融科技產品，進一步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金融改革開放至今，我國銀行業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好地發展，一直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在我國屬于發展較為成熟的金融機構。如果國內的銀行業是為國內的人民幣流通服務，那么建立全球化銀行體系則是為各國的人民幣持有者帶來兌換的便利，促進對外貿易和境外投資，我國還需加大境外中國式銀行的建設。為滿足所在國人民的需求需要設計出創新性的特色金融產品，間接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我國目前研發的數字人民幣，也為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為推動金融和實業的緊密結合，提供了新抓手，有利于加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健，利用數字貨幣大數據的精準反饋，可以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四)推動資本賬戶開放，推進主權數字貨幣。在1996年底我國正式簽署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立的協定書，允許經常賬戶貨幣自由兌換。但在我國個人和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一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僅有非嚴格意義上的香港離岸金融市場較為發達，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需要我國進一步推動資本賬戶的開放。2020年以來，美國為限制資金流向中國企業，對中概股不斷提出制裁，中概股在美國市場處于整體被低估的狀態，我國也試備224家中概股的回歸，大部分中概股將在港交所第二次上市，［13］中國需要利用好這次機遇，降低居民和非居民對在港上市的中概股申購的限制，推進我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在2020年6月份，央行行長易綱表示:上海將在人民幣自由兌換等方面先行先試，允許國外投資者不受限制地進出我國各類金融市場。這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重要一步，加快了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速度，間接推動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進程。疫情爆發以來，美聯儲實施無底線的無限量化寬松政策，以及貨幣互換安排中對發展中國家歧視性做法，嚴重透支美元信用，進一步加劇了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動蕩和跨境資本無序波動風險。美元作為中心國際貨幣，增加貨幣供給以減輕美國銀行資金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權力濫用的表現，美國在直接和間接地消耗全球的資源，將會引起全球的不滿，增強非美元貨幣之間的凝聚力，此時應該加快人民幣的輸出，充分展現人民幣的避險屬性。數字貨幣時代的到來，為擺脫美國對國民經濟的間接控制，全球各國紛紛加入到主權數字貨幣研發的浪潮中，這再次動搖了美元霸主地位的根基。數字人民幣是由國家信用背書，大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已經取得了巨大成果，我國央行所提出的雙層投放和雙層運營數字貨幣體系已經被全球大部分國家認可，當前相關試點工作進展順利。數字人民幣的先發優勢明顯，隨著數字經濟的國際化融合，數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支付、結算、定價功能的技術和制度優勢，將有效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我國需要緊緊把握好新抓手，進一步加大數字人民幣的研發投入。綜上，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戰略目標，需要中國在推動資本賬戶開放、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優化外匯儲備資產配置策略、落實經濟發展新戰略的前提下，為解決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缺陷提供來自中國的新的公共產品，為推動構建更加穩健和公平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出中國方案。［14］參考德國馬克國際化的進程:1973年美元的進一步貶值，全球浮動匯率制的興起，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產生動搖，德國抓住機遇發展國家經濟并大力推進金融市場的開放，提高了馬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競爭力，實現了馬克國際化的目標。而在世界局勢發生動蕩的今天，雖然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制約因素，但是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而言是機遇大于挑戰的，中國有實力也有必要抓住這次的機遇。竭力落實好提出的，國內大循環刺激經濟發展的新方針，完善好我國的金融體系，建設好我國的金融市場，把握好我國主權數字貨幣在全球數字貨幣領域的優勢地位，充分發揮好數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中的結算與融資功能，利用好經濟政策和產業科技政策，做好人民幣國際化的階段性戰略部署，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前進。

作者:鄧留保 徐曉穎 吉藝帆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 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