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偽主義金融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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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重要標志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源頭，與哲學思想的發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學，認為不存在先驗的真理，一切命題來自人類經驗的歸納。然而經驗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學以歸納得出的缺乏靈動性的少數公理為基礎，不可能絕對可靠。進入20世紀30年代，由于經濟學的復雜性，經驗歸納法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明顯力不從心，演繹法應運而生。假說－演繹法源于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方法，具體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推測”，即建立一個假說;第二步是進行實驗或積累觀察以便檢驗假說。其本質是發現新事物并在建立試探性假說之前必須先有觀察并提出問題。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基礎，20世紀50年代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將先前的經驗實證與演繹－推理相結合，并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其最具劃時代意義的觀點有三點:其一是認為理論和事實都是假設的根源，并承認理論和事實都可能與假設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理論的概述有效應體現為理論或其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那么與此相對應的行為特征就是實證性的，這與針對自然物的觀察和計量的實證性認識沒有本質區別。其三是經濟學研究中對客觀性重要程度的強調。對于一個描述性經濟結論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種可供檢驗的證據，證據的可靠性和價值判斷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經濟學吸收了一致檢驗、邏輯相關檢驗等邏輯實證主義的檢驗理論。
(二)證偽主義:基于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的揚棄
1.基本觀點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或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的前提條件在接下來的經濟學發展中被認為是極其嚴苛的。同時，為了滿足不斷發展的理論需要，經濟學急需一種動態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蕭條下得到極大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直接導致了經濟學和波普爾哲學的結合。該方法論由波普爾提出，后經庫恩和拉卡托斯的揚棄逐漸發展為完善的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波普爾對邏輯實證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并不贊同知識完全來自外部經驗并可以通過邏輯思維從少數業已存在的確實知識中推演出來，而是強調理性思維中的批判能力，認為知識是在對已有知識和理論的批判中實現自身的不斷成長，人們通過對舊理論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論，其核心是證偽主義。他認為，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地猜測，經受經驗檢驗而得到暫時確認的各種新理論終被證偽，證偽過程是不斷嘗試和清除錯誤的過程。庫恩“范式”則從科學史觀的角度對波普爾證偽主義進行了揚棄，認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機的舊范式終為新范式所取代的過程。提出了量變終究引起質變，新舊更迭是必然趨勢的觀點，對現代經濟金融領域的變革具有指導性意義。根據波普爾的證偽思想，任何理論一旦被證偽，就將被淘汰，那么理論與事實不符應如何正確判斷才不致將理論扼殺在“搖籃”里就成為接下來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認為絕對的被證實或證偽是不存在的，用“保護帶”來緩沖經驗沖擊可以對理論進行適當的保護和修正。當某種科學研究綱領通過對假設的調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說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實則為框架進步。
2.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發“評價科學研究綱領進化或退化的客觀標準是綱領本身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拉卡托斯在對波普爾及庫恩證偽思想的揚棄中首次提出了理論對于未來事物客觀發展預測能力的重要性問題。這一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薩繆爾森爭論”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場爭論的關鍵是兩人對于證偽的主體存在爭議。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在經濟學中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所謂的“有意義”是在理想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他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即證偽的客觀主體是假說。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種被冠之以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他認為經濟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靈活、更具有實用性。這正是將科學證偽哲學與經濟學的藝術“氣質”，以及解決、預測未來實際問題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經典金融學及其方法論: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一度被認為是以牛頓力學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學方法論于經濟領域綻放的典型成果，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新古典金融體系，因襲理性經濟人和市場有效兩大假設，其許多的理論內容是從理論前提經歸納推理導出結論，再以經驗證實來構建理論范疇及選取適當的論證方法。大多數學者不會去質疑金融理論的正確性，而認為現實中理論結論的失當是由于金融理論受干擾因素而被錯誤運用，其實質是邏輯實證主義者。其中馬歇爾的邊際效用理論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視為經典，結合《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金融學的定義:“金融學是以不同的中心點和方法論而形成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基本中心點是資本市場的營運、資本資產的供給和定價。其方法論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我們可以做如下解釋:首先，在邏輯上可以承認金融學從屬于經濟學，經濟學的科學性可以推論得到金融學也具有科學性，所以歸納、演繹、推理等科學研究方法同樣適用于金融學領域。其次，詞典中明確說明金融學的方法論是用近似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在活躍的交易市場中，我們不必對資本資產定價，因為市場中存在供求關系決定的均衡價格。作為經濟大環境下的子市場，金融市場圍繞金融產品的定價展開，與商品市場的研究方法殊途同歸，再加上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大規模的數字化計算變得相對輕松，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理論或命題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滿足。第三，動態經濟學的發展使得人們在專注微觀行為主體動態選擇理論的同時對于動態均衡的研究產生了極大需求。
三、證偽主義哲學影響下的現代金融學方法論
在波普爾關于證偽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猜想與反駁》問世后，特倫斯•哈奇森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進行了批判:“很多科學分支給出的最終命題往往不是純粹的邏輯和數學命題的附屬物……即便對于那些能夠‘最終’斷定一個命題‘絕對真偽’的‘終極’檢驗的談論也是毫無意義的。”雖然該思想被后來的弗里德曼等人認為是極端經驗主義，沒有在“先驗”和“經驗”之間做這種考慮，但仍然為現代經濟學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礎。在證偽主義傳統的影響下，金融學者開始關注金融理論的內在實證性、可證偽性和金融理論的評價標準等問題，對金融學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引起的金融危機頻發，學者們開始關注現代金融理論發展中對不確定性及其蘊涵的風險問題，將研究重心轉向預測及對預測結果的處置策略而非單純的解釋和說明現實，特別注意金融理論預測的證偽性。在該理論發展方向下，行為金融、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演化金融理論對現代金融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1.行為金融:對個體理性假設的證偽金融學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如何實現最優化，組織怎樣安排生產并進行投融資決策，以及在各主體的交易互動形成合理的市場價格均衡體系。從理性經濟人和有效市場假設出發，利用一般均衡和無套利分析，借助現代數學工具，MM理論、EMH理論、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經典的原創理論構造抽象的數學、計量模型來得到參與者最優的決策方式及均衡價格。金融學理論體系的演繹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場異像或者說是“反常”經驗導致現代金融“研究綱領”的保護帶的進化，各種新理論對主流金融假設的修正既是增強對金融市場異像的解釋，同時也著眼于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場異像沖擊的努力，行為金融應運而生。行為金融理論認為個體有限理性，市場上非理性行為非隨機，系統性的群體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價格不能恢復理性，從而市場非有效。行為金融借鑒現代心理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領域成功運用。心理學方法側重探索個體決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計量學則從實證的角度檢驗心理因素的影響，對未來價格做出預測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學: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進一步修正隨著經濟體所在國家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金融所處大環境的復雜性逐漸顯現，各領域間的互動更加頻繁。為進一步研究特定經濟社會制度背景下金融趨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學將交易成本作為重點研究對象，支持個體有限理性，認為個體會同時追求財富和非財富最優化，而且個體行為存在機會主義傾向。可以視為對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進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產權和制度為理論范疇，深入研究個體間的相互關系，強調對生產關系的探索，主動對個體間關系進行約束、協調。這一新范式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視野，更加注重金融學在所處經濟環境中發揮的作用，對現實問題具備更強的解釋能力和前瞻性指導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在證偽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現代金融學研究方法的關鍵詞可以總結為:“勇氣”、“耐心”和“高瞻遠矚”。科學經驗表明，“證實”遠遠比“證偽”容易實現，因為后者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現代經濟學家不是企圖駁斥可以檢驗的預測，而是經常滿足于證明現實世界符合他們的預測，這樣就用容易進行的證實來代替難以進行的證偽，所以敢于邁出“任重道遠”的第一步需要十足的勇氣。有人曾指責當代經濟學家更樂于講述證偽主義，但不愿意實踐證偽主義，不愿意建立那種存在潛在被證偽的理論，也不愿意將有可能被證偽的內容拿出來面對事實，即使科學命題是無法被證實的，對其進行不斷修正而逼近真理的過程需要我們充分的耐心。弗里德曼等人將證偽主義與經濟學方法論相結合的理解推向了新的高度。數理模型的高度理想化與現實相去甚遠，金融市場異像對理性經濟人假設構成現實挑戰，噪音交易理論謀求對該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重要考察的還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對均衡價格形成機制具有全新研究范式的博弈論框架則對人的理性又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些挑戰都傾向于開始重視多樣化高不確定性的金融風險對未來決策的影響。因此，在證偽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添加些許實用主義色彩更符合當今的時展需要，高瞻遠矚才能運籌帷幄，達到金融市場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韓玉姝單位：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