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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頻繁。根據危機爆發的先后順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國奧蘭治縣破產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機，1995年初英國巴林銀行倒閉和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巨額虧損，1996年底阿爾巴尼亞金融危機，1997年初英國國民西敏士銀行巨額虧損和年中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和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瀕臨倒閉，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經濟金融危機。這些危機往往都有涉及金額大，波及范圍廣，造成的損失嚴重的特點，它們的影響不僅是國內的也是國際的。大量金融危機使金融監管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按照金融監管所涵蓋范圍的大小，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金融監管簡單地說就是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管理。隨著金融創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金融監管的主體和對象日益擴大，狹義的金融監管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本文對金融監管擬采用一種廣義上的定義：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1]這一定義包括監管的目標、主體、依據、對象和方式等內容，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實踐的抽象總結。

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僅8個主要發達國家在世界1000家大銀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達55．5％。，他們在金融監管方面的實踐和經驗總結往往代表著金融監管的方向。[2]由于時代背景和經濟金融條件不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西方國家的金融監管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很值得我們研究學習。

二、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一）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理論的新趨勢

金融監管理論的爭論實際上是圍繞著要不要監管，如果要監管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監管展開的。它的發展變化以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發展變化為依托。對金融監管理論影響最大的兩大經濟學理論體系是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和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它們分別成為金融監管是放任自由還是加強政府干預的理論來源。20世紀30年代以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盛行并占據統治地位，金融監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則是凱恩斯主義獨領風騷的時代，政府普遍對金融活動進行干預。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得到“復興”，金融自由化理論也因此大行其道。進入90年代后，隨著大量金融危機的爆發，人們開始審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從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中尋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對金融監管理論發展的總體評述，不過，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特征，金融監管也不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經濟學的興起，金融監管理論呈現出以信息經濟學為分析范式的趨勢。信息經濟學認為在一般市場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完全的現象。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擁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給不充分、故意隱瞞真實信息甚至提供虛假信息。由于信息對于金融交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對稱還是信息不完全都會導致金融市場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損失。以“貸款人——銀行——存款人”這一關系鏈為例，貸款人與銀行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貸款人具有信息優勢，銀行很難確切地知道貸款人的真實狀況和貸款的具體用途及使用情況；而從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銀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銀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貸款人使用的狀況。這就有可能出現貸款人把風險或損失轉嫁給銀行，銀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風險或損失不適當地轉嫁給存款人，同樣，在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與債權人之間，也會出現類似情況。信息經濟學向人們說明，不僅僅是貸款人，銀行也有可能產生道德風險，這就改變了以往金融監管理論只對貸款人進行監管而忽略了對銀行監管的做法，使監管更為全面。作為對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理論的回應，2004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新資本協議（《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場監管）作為該協議的第三大支柱載入其中。

（二）西方國家金融監管實踐的新趨勢

金融監管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涉及的內容十分龐雜，并且各國在具體的金融監管實踐上更是差異明顯。因此，考察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必然遇到統一性不足而多樣化的困難。為此，下文將以監管的目標、主體、依據、對象和方式等內容作為分析框架，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做一些分析。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

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因此，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3]因此，筆者認為，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這一觀點的另一佐證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風險監管進行連篇累牘的論述，但對商業銀行如何從監管中獲取收益的論述卻顯得很不充分。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

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近年來，一些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例如，在歐元區國家中，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不復存在，有一半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另外，根據1999年各國中央銀行公開出版物顯示，只有35％的工業化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放在中央銀行內，而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則把銀行監管職能放在中央銀行之外。[4]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進，金融業務逐漸走向綜合化，分散的監管很難滿足金融業發展的需要，金融監管主體具有從分散走向集中的趨勢，但已經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銀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麥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國于1997年、澳大利亞于1998年成立了統一監管機構，并將其移出中央銀行。日本、韓國、新加坡相繼效仿，愛爾蘭、以色列、拉脫維亞、墨西哥、南非、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比利時都有類似改革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國家都從分散化監管向集中監管轉化。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監管并沒有被放棄。

3．監管依據的新趨勢

為了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每個國家都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經濟金融環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監管的法規作為金融監管的依據。毫無疑問，這些金融監管法帶有顯著的國別特征。但就西方國家整體而言，其監管依據卻有很大的共性。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頒布的“巴塞爾協議”和1997年9月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它們對穩定金融體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經成為全球通用的銀行監管文獻。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銀行經營復雜程度的不斷增加和風險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資本協議已經越來越滯后于風險監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經過長達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簡稱新巴塞爾協議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或巴塞爾協議Ⅱ）。新資本協議反映了現代金融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國際金融活動的游戲規則。例如，審慎合理的風險承擔、科學準確的風險衡量、充分有效的內部控制、科學合理的資本配置和風險敏感的資本監管框架。雖然目前很多國家還不具備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條件，但是隨著2006年底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十國集團①的實施,將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效仿。

4．監管對象的新趨勢

20世紀早期金融監管的對象主要是商業銀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涌現出了大量非金融機構，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場迅速膨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國銀行和其他跨國金融機構與日俱增，這些現象的出現都使金融監管對象日益變得多樣化和復雜化。

以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例，目前，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現在機構類型日趨多樣化，發展迅猛，并且其資產和負債規模所占的比重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銀行金融機構，其業務領域日益拓寬，在金融創新、資產重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銀行、證券、信托以及保險業務、長短期批發零售業務、政策性業務等都是相互分離的，使得非銀行金融機構更加多樣。因此，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濟影響和貨幣供給兩方面考慮，金融監管當局都不得不重視和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

5．監管方式的新趨勢

20世紀上半葉，金融學基本上處于定性分析階段。20世紀后半葉，金融界發生了兩次華爾街革命②，工程思維被引入金融學，標志著金融學進入了定量分析階段。一些人開始利用數學工具研究金融，進行數學建模、理論分析、數值計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動的內在規律并用以指導實踐。但是模型化監管雖然代表一種先進的管理方式，然而這一方式無法避免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道德風險問題。具體地說，這種監管方法可能會使銀行建立兩套模型：一套用于內部風險評價的模型，該模型不遵照監管當局的參數標準，而是采用該領域內的最新技術，用于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另一套模型僅僅用于決定監管資本，這套模型完全遵照監管者的要求而設定。也就是說，采用這種監管方法沒有辦法使監管者完全能夠證實被監管者上報監管當局的風險價值是否與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所確定的風險相一致。

為了克服這種缺陷，許多經濟學家在VAR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提出了對銀行資本監管的預先承諾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該方案的內容是：監管當局設定一個測試期間（例如一個季度），銀行在測試期初向當監管當局承諾其資本量水平（即下一個期間內將保持的最大損失值），為該期間內可能發生的損失做準備。在這一損失最大限額內，監管者不會介入，各機構自行管理和控制風險，如果在此期間任何一個時點違反了這一承諾，即損失超過了預定限額，監管者就會介入其具體活動，對其進行處罰。

預先承諾法能夠將銀行出于內部風險管理目的而計算出的風險價值同監管當局出于監管目的而要求銀行確定的資本要求有效地聯系起來。在預先承諾法中，每個銀行預先承諾的資本數量是根據其特有的市場狀況、經營環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場上業務水平作出的，因此解決了“一刀切”的問題。基于這兩點考慮，1995年10月31日美國清算機構的成員銀行在給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信中建議聯儲及其他監管機構考慮實施PCA方案。雖然這一方法尚未被納入巴塞爾委員會的正式文件，但從中可以看出未來金融監管的基本精神——內外監管相結合，但更注重金融機構自身積極作用的調動和發揮。

三、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國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他們對金融監管理論的探索和實踐代表著金融監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趨勢對國際金融界具有深遠的影響，也給我國金融監管予重要的啟示。

從監管理論上講，西方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時刻關注經濟學和金融學發展的新理論，并在實踐中善于吸收和應用這些理論。信息經濟學作為現階段金融監管的一個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國金融界應高度重視，在實踐中加強對相關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對稱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場的不公正。

從監管實踐上講，西方國家金融監管各要素的變遷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對我國金融監管具有借鑒作用。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對我國監管目標的啟示。安全優先、兼顧效率作為西方國家監管目標的基本原則，對我國尤其適用。目前，我國經濟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各種經濟金融制度還不健全，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來說，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仍然應該以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為首要目標。

二是對我國監管主體的啟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采用分業監管的模式，即銀行、證券、保險分別設置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加以監督管理。從全球看，雖然發達國家具有統一監管的趨勢，但多數國家（82％）仍然實行銀行、證券和保險的分業監管體制，有72％的國家的中央銀行仍然負責銀行、證券、保險的監管。[5]因此，我國不應該隨波逐流，而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金融監管體制。

三是對我國監管依據的啟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舊巴塞爾協議對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005—2006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國性銀行中，資本充足率達到銀監會規定的8％的銀行共計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實施新巴塞爾協議需要比較苛刻的條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數據庫的建設，熟悉新巴塞爾協議的人才的培養以及高額的實施成本等，我國目前及十國集團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頭幾年里，仍將重點實施好舊巴塞爾協議，并逐漸將“監管當局的監管”和“市場約束”納入商業銀行的監管體系，以期向新巴塞爾協議靠攏。

四是對我國監管對象的啟示。由于非金融機構、金融衍生品市場和跨國銀行及非銀行跨國機構在現代金融領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忽視對這些監管對象的監管或者監管不當，也會像商業銀行一樣誘發金融風險，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例如，中國第二大外幣債券發行公司——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GITIC）因為負債累累和支付危機于1998年宣布破產倒閉，引起海內外震驚。這提醒我國今后要針對金融監管對象的變化及時出臺相應的法律措施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管，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五是對監管方式的啟示。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先進的監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監管方式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監管、合規性監管和標準化監管。行政命令式的監管不利于發揮市場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敗；合規性監管是一種事后監管，經常會遇到想要“亡羊補牢”卻發現為時已晚；標準化方法最大的優點在于它側重于對風險的事前防范，通過評估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及時和有針對性的提出監管措施，但該方法實際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對當今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的風險預警能力?；谝陨显?，我國金融監方式要積極吸收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理念，逐漸向數字化模型化監管轉變，為以后更高級的承諾式監管做好準備。當然，實現這種轉變不能匆忙上陣，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走循序漸進的道路，防止不切實際的跟進并因此造成重大損失。

注釋：

①十國集團包括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英國和美國。

②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馬科威茨提出證券投資組合理論，第一次明確地用數學工具給出了在一定風險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資多種證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資方法，引發了第一次“華爾街革命”，馬科威茨因此獲得了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布萊克和斯克爾斯用數學方法給出了期權定價公式，推動了期權交易的發展，期權交易很快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主要內容，成為第二次“華爾街革命”。

參考文獻：

[1][3]韓漢君、王振富、丁忠明編著．金融監管[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2][5]白欽先．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4]李若谷．國際經濟一體化與金融監管[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6]孫忠，夏峰．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可能集中爆發[N]．中國證券報，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