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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互聯網發展愈發迅猛，而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金融理財也方興未艾，第三方互聯網支付加基金的產品不斷衍生，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全新的金融理財體驗。然而，也正因互聯網金融理財的全新性，我國在此領域還存在大量真空地帶，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健全，無法為互聯網金融理財行業的發展提供明確的制度規范，導致大多數互聯網金融理財主體對自身定位不準確，出現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給消費者的權益保障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同時也阻礙了互聯網金融理財的可持續發展。對此，我國應當加快完善互聯網金融理財行業的法律法規，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核心構建法律體系，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理財；法律制度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傳統意義上的金融理財行業正發生著巨大的變革，互聯網同金融行業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聯網金融理財這一新興行業，憑借全新的用戶體驗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面對這一全新領域，如何加快相關法律建設、規避其帶來的風險已成為當前金融監管機構主要的發展內容。

一、互聯網金融理財的特點

（一）高收益低門檻

傳統的銀行理財對于消費者參與的門檻較高，其資金投資起點動輒五萬元、十萬元，而互聯網金融理財所設置的投資門檻遠低于傳統的銀行理財，甚至可以說是沒有門檻。因過低的門檻限制使得廣大消費群體可以將自己手上的數額較小的資金投入到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上面，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互聯網金融理財還具有高收益的特點。當前，我國銀行向個人儲戶提供的最高存款利率受到國家政策的限定，其活期存款利率一般保持在0．3%或者0．35%之間，儲戶在銀行存款所獲得的利息較低。而大多數互聯網金融理財主體參與了銀行存款協議，其利率的高低不受國家政策的限制，故而其存款利率較銀行利率要高很多，因而消費者將資金投入到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上會得到較高的收益。［1］

（二）流動性強

當前，大多數互聯網金融理財主體都采用“T+0”模式，主要有兩種及時贖回的方式，其一是將資金轉出至互聯網賬戶，前提是在金額不超過固定限額的情況下，可以將資金直接轉出或是用于消費。其二是提現至銀行卡，相當于基金的普通提現，主要適用于電腦客戶端，按照“T+1”模式直接提現，提現金額又分為兩類，一類是金額不超過五萬元的，可以在自然日24點之前到賬，另一類是金額超過五萬元的，需要在提交申請的第二日24點之前到賬，而手機端的用戶在日累計不超過五萬元的都可以在兩個小時內到賬。［2］

（三）個性化服務

互聯網金融理財經營主體大多秉承著開放、平等、協作的經營理念，其產品服務突破了傳統的面對面交易模式，采取在線的群體參與、互動溝通服務模式，在商業模式上實現了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組織，通過互聯網技術的大數據分析，深度挖掘相關數據、尋找和發現潛在用戶，并根據其實際需求提供個性化的優質理財服務，有效滿足了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3］

二、完善互聯網金融理財法律制度的實踐策略

（一）明確市場進出的法律制度

完善互聯網金融理財法律制度要先明確互聯網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市場進出法律條件。首先，明確基金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市場準條件，提高審核的規范性，在借鑒國外成功的監管經驗的基礎上，同時充分考慮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對基金公司進入市場的申請實行許可制度，即按照相關規定提交材料，并由我國相關機構對其從業人員的資格、業務范圍、風險控制等內容進行全面細致的審核。［4］其次，明確經營主體的退市條件，并加強對其退市程序的審核力度。要求經營主體必須經完稅、清算債務等程序后方可退出市場，加大對失信企業的違規懲罰力度，完善全國企業的信用信息系統，以防失信企業在退市后換個地區又重新上市。

（二）完善加強市場運行法律監管機制

首先，建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風險預警機制，切實防范風險，一旦出現風險時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補救，同時將風險補救全過程及時公布給消費者。當風險到達難以控制的地步時，應當立刻停止其產品的銷售，并為消費者開辟一條維權的綠色通道。同時，健全存款保險制度，由銀行牽頭成立相關保險機構，金融理財主體按照相關規定為消費者的存款進行投保，一旦金融理財產品出現問題，應當立即啟動存款保險制度，向消費者支付部分準備金。［5］其次，受限于互聯網金融理財業務的虛擬性、隱蔽性，相關監管機構對于經營主體身份的認證等監管存在一定的困難，一旦出現相關違約行為，難以有效追究其違約責任，因而，我國相關監管機構應當盡快完善全國性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信息登記，詳細記錄經營主體的相關信息以便隨時查詢。此外，互聯網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交易數據和操作記錄是我國相關部門進行監管、責任追究的主要證據，但當前大多數交易數據和操作記錄都是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的，而電子數據又極容易被篡改甚至偽造，其內容的不確定性勢必會影響監管效率以及后續的追責。因而，我國應當加強電子證據鑒定技術力量的建設，增加相關鑒定機構，擴充鑒定人才。同時將篡改、虛構電子數據的行為納入法律范圍，加大其違法成本。［6］

（三）健全經營主體民事責任制度

首先，明確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民事責任。第三方支付平臺作為受托人，同消費者之間具有委托關系，當未能完成相關委托內容或因違反合同義務對消費者造成一定的利益損失時，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有義務賠償消費者的直接損失以及可得利益的損失。而基金公司與消費者之間屬于信托關系，因主動承擔保護消費者資金安全的責任，如若因自身過錯造成消費者相關利益損失的，應當主動配合相關機構的調查，并按照一定比例賠償消費者利益損失。［7］其次，明確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舉證責任。根據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在出現民事糾紛的情況下，經營主體應當承擔相關舉證的責任。但由于經營主體在金融理財過程中往往處于積極主動的地位，為確保消費者權益，防止經營主體篡改、偽造證據，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由經營主體自己證明在理財過程中，其自身行為沒有過錯或已盡到自我責任，如若舉證不能，則反推定其存在過錯。

（四）加強消費者保護措施

首先，加大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經營主體的權利限制。消費者在購買理財產品、享受相關服務過程中具有個人信息依法受保護的權利，經營主體不得隨意向消費者征集個人信息。因而，相關機構應該要求金融理財主體依法、正當收集消費者個人信息，并明確最低的使用限度，禁止其未經消費者允許隨意發送信息，同時還應當將信息保密納入法律內容，嚴禁互聯網金融理財主體向第三方提供、銷售消費者個人信息，如若發生違法行為，對相關負責人追究法律責任。其次，暢通消費者依法維權渠道。消費者在對于自己在互聯網金融理財過程中出現的財產損失享有求償權，但其因自身條件的限制而導致其在維權的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因而，應當拓寬消費者依法維權的渠道，開通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多方面維權渠道，并積極向消費者公布投訴問題的處理進程。［8］

作者:宋細蓮 單位:南昌理工學院電子與信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