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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風險投資的籌資機制

（一）政府適當出資引導，著力進行制度

供給政府適當出資參與風險投資有其合理性：一方面，高科技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投資所產生的效益往往超過企業和投資者自身所獲得的效益，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即“溢出效益”，理應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和引導。另一方面，在風險投資發展早期，由于風險投資的高風險性、長期性和復雜性，往往使社會資金不敢進入，政府出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高科技產業的資金需求，又會對社會資本參與風險投資起到示范和引導的作用。出資設立風險投資引導基金（母基金）是政府適當參與風險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在風險投資的籌資機制市場化導向創新中，政府應扮演制度供給者的角色。如制定風險投資活動參與者的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提供信用擔保、政府采購、種子資金、市場準入等政策，建立完善包括風險投資、知識產權、公司法、金融法等在內的法律法規體系，營造風險投資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

（二）適時放開和引導銀行、保險、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適度參與風險投資

從目前情況來看，因為風險太大，國家明令禁止銀行、保險、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參與風險投資。但從長遠來看，隨著機構投資者積累的基金規模越來越大，在保值增值的壓力下，尋找新的增長點成為必然。而在美國等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這些機構投資者早已成為風險投資的主體。因此，借鑒國外風險投資發展的成功經驗，政府在遵循審慎和保值增值的原則下，可以在適當時候考慮放開和引導銀行、保險、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適度參與風險投資。例如可以考慮先對這些機構投資者參與風險投資設定一個最高限額（如不超過5%或1%），允許從其自由資金中劃撥少部分參與風險投資活動，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放開。

（三）進一步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企業集團參與風險投資

我國許多業績良好的上市公司和企業集團面臨著進一步發展和二次創業的問題，風險投資為這些企業提供了一種新的資本運作模式，是產業資本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拓寬經營領域，提高本企業研發和自主創新能力，向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有效途徑。而且它們參與風險投資也有一定的優勢：第一，這些企業的資金實力雄厚且具有較強承受投資風險的能力。第二，在很多情況下，從事風險投資的企業本身就是高科技產品的主要用戶，這可以大大降低創新產品的試銷成本和市場風險，提高風險投資的成功率。第三，這些企業本身一般具備一定的研究開發能力，從事高新技術產業的風險投資，有利于降低風險項目篩選和評估的難度。第四，現行政策支持企業集團進行試點，一旦高科技產品開發成功形成優質資產，企業集團就可以方便地將優質資產轉入上市公司（許多企業集團都擁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兌現投資收益。因此，我國政府應適當調整和完善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法規政策，制定和出臺有關鼓勵性的措施，進一步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企業集團參與風險投資。

（四）鼓勵富裕家庭或個人進行天使投資

天使資本是風險資本的一種重要形式，在美、日等發達國家均有很好的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一部分家庭和個人富裕了，這些高收入者的“住房、汽車”等消費升級已經實現，且風險承受能力較強，這部分個人和家庭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的可能性較大。他們可以選擇股票、債券、期貨、證券投資基金等相對傳統的金融投資工具，但也可以選擇天使投資這一具有高潛在收益同時伴有高風險的新型金融工具。

（五）積極大膽地引進國際風險資

本國際風險投資是知識經濟時代對外投資的一種新形式。近年來，國外風險資本已經看到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巨大市場潛力，開始試探性地介入中國風險投資市場。引進國外風險資本，不僅可以增加我國風險資本的供給，而且可以帶來國外風險投資的管理經驗，能夠迅速培養和造就一批優秀的風險投資管理人才和創業人才。

二、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

風險投資的退出，是風險資本從風險企業退出實現價值增值的過程，是風險投資能否進入下一輪循環健康運行最重要的環節。風險資本退出的方式有主板或創業板IPO公開上市、股權或技術產權轉讓、企業收購、回購、清算等，其中創業板IPO公開上市方式使風險投資退出的最佳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風險投資的退出，就是風險投資的資本市場退出。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還不完善，創業板遲遲未推出和場外交易市場發育不良，主板和中小企業板上市門檻較高，嚴重阻礙了我國風險資本的退出。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創新，就是要積極推出創業板，發展場外交易市場，構建以風險資本市場為主體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運行機制。這與前面論述的我國高科技產業融資模式創新的相關內容是一致的。可喜的是，2008年十一大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出創業板提上了日程；場外交易市場的建設也在積極開展，如中關村非上市公司股份代辦轉讓系統的構建和推進，天津濱海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立三板市場的定位等。

三、我國風險投資的組織運行機制

風險投資的組織運行機制是風險投資主體的治理結構和風險投資活動的管理運作機制，由此將信息、技術、管理、資金和人才有機結合起來。具有代表性的風險投資的組織運行機制是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基金制，其中有限合伙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與風險投資活動是最為匹配的，效率最高的。有限合伙制也是我國風險投資組織運行機制創新的目標。有限合伙制的合伙人分為兩大類：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通常是養老基金、人壽基金、共同基金、大企業以及外國投資者等，負責提供投資資金的主要部分約99%，不從事具體經營管理，承擔有限責任。普通合伙人一般是由風險投資公司的經理人（風險投資家）來擔當，僅投入約占總額1%的基本資金，而主要以科技知識、管理經驗、金融特長等作為投入，承擔無限責任，并負責具體經營。至于報酬、存續期以及其他有關權限的分配問題則由雙方協商簽訂的合伙協議確定。對于投資收益，普通合伙人一般分配20%，有限合伙人分配80%，普通合伙人每年可從有限合伙人處得到相當于投資本金2%左右的管理費。此外，普通合伙人不能在有限合伙人收回其投資本金之前得到分紅份額。有限合伙制的存續期限為一個投資契約年（一般在十年以下）。有限合伙制之所以運作效率最高，其根本原因在于有限合伙制及其相關配套法律制度（主要是有限合伙法和稅法）在運營成本、成本和激勵機制上做出了獨特的安排，使委托———制度較其他組織形式而言更加完善，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投資運作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并給予委托雙方以足夠的激勵，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風險投資中的委托———問題，使有限合伙制在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上的優勢更加突出。當然，風險投資的組織運行機制創新要與我國國情相適應，所以，在建立有限合伙制的過程中，可以采取一些過渡形式（如信托基金制等），但最終還是要以有限合伙制作為目標。

四、我國風險投資的扶持保障機制

（一）通過“間接扶持政策”

實現風險投資扶持機制由“政府直接出資參與風險投資”向“政府間接引導社會資金參與風險投資”轉變與前面風險投資籌資機制創新中論述的相似，政府在扶持機制的定位上也是通過各種方式和政策進行“間接”的“引導”：一是充分發揮稅收鼓勵政策對風險投資者和風險投資機構的雙重激勵作用；二是借鑒國際通行的引導基金模式，為商業性風險投資企業的設立提供參股支持；三是通過政府信用支持和擔保，提高風險投資企業獲得信貸和債券的杠桿融資能力，進而提高其投資能力；四是政府可考慮設立風險投資損失補償基金，對風險投資企業的投資損失給予適當比例的風險補償，但主要投資損失仍需風險投資企業自己承擔。有了以上政策上的“間接扶持”，再加上通過完善相關法律和行業自律作為保障，政府無需再以直接出資方設立國有獨資或控股風險投資企業參與風險投資，可以實現向“間接”和“引導”扶持機制的轉換。

（二）建立完善法律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保障機制

風險投資的健康發展需要法律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保障機制，而不是行政手段的直接干預。我國于2003年出臺了《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但還未真正建立起適應我國風險投資實踐的完善細致的法律體系，需要進一步修訂《公司法》、《合伙企業法》、《證券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中不利于風險投資健康發展相關內容，進一步完善包括《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適時出臺《風險投資促進法》和《風險投資法》等專項法律，為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法律保障環境。此外，還需要結合風險投資的行業自律。我國已建立了中國創業投資協會及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些地方性協會，但是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其制度、體系和協會章程等以進一步明確職能定位和服務范圍，從而更好地促進風險投資企業、管理顧問咨詢公司、政府機構和其他社會中介機構間的信息溝通與合作，為風險投資的發展提供更好的軟保障。總之，風險投資籌資、退出、組織運作和扶持保障的機制創新，將消除制約目前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主要障礙，會進一步提高風險投資對高科技產業的貢獻水平和效率。

作者：劉復軍單位：內蒙古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