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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關系倫理問題及其教學困境
公共關系倫理教學困境倫理從來不是公共關系教學的主要內容,從主流公共關系教材的體例結構可以看出,很少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公共關系倫理問題。這與公共關系的實用主義傳統有關。“公關發展重工具理性,輕價值關照。對于大多數組織而言,公關和廣告、促銷一樣,被視作‘逐利’的工具,其本應秉持的價值和理念被忽略。”此外,公共關系倫理教學的困難還在于倫理本身的特性,倫理泛指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不像法律準則有“他律”的強制約束,它主要依靠自律。一門學科的理論或職業方法、技巧可以通過傳授習得,但是倫理不是簡單的職業道德規范就能促成的,它根植于人的內心,需要體會、感悟,最終才能形成認同。而且在實踐過程中總會遇到各種情境性問題,對公共關系倫理的簡單理解,并不能應對復雜的情景問題。關于倫理教學,西方學者有過討論,認為情境對于倫理教學非常重要,有幾種教學方法被認為有助于提升學生對現實世界的情景化理解。第一,案例教學,給出一個公共關系案例,在分析案例的過程中,大家以倫理理論和規則為基礎,對呈現的問題和解決方式進行道德想象和價值評判。第二,模仿。模仿是有效的經驗學習方法,其目的不是考察學習者的知識和分析能力,而是通過模仿案例中的角色,喚起學習者的情感,再現真實生活。第三種教學法被稱作“故事講述”,讓學習者約訪公關行業的從業者,了解他們在實踐中遇到的公關倫理問題及其體會,并講述這些故事和自己的想法。以上三種教學法都有助于豐富學習者對公關倫理的認識和體驗,但學習者接受到的是間接的、過濾了的經驗,缺乏“以我為主”的直接參與,本文介紹的PBL教學法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二、PBL教學法及其在公共關系倫理教學中的運用
(一)PBL教學法概要
PBL教學法,也叫基于問題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典型教學方法,最初源于20世紀中期,是應醫學教育改革的要求而產生的。PBL強調把學習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讓學習者以小組合作的形式共同解決復雜的、實際的或真實性的問題,來學習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以促進他們解決問題、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7]PBL教學法認為學習應該是建構性的過程,而不是消極的、被動接受的過程,學習者可以根據他們所知道的內容建構知識。該教學法注重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鼓勵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積累相關工作經驗。教學中教師不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者,而是扮演指導者或幫助者的角色。其作用不是給學生提供參考答案,也不是回答學生的提問,而是啟發學生思考,引導學生提出問題,控制學生討論的范圍和時間,指導學生如何去查找有關問題的答案,記錄各學生的表現,以便明確不同學生的弱點所在并給予相應的幫助。具體實施步驟如下:第一,組織小組。把學生分為若干討論小組,為合作學習建立基本規則;第二,設計問題。問題是PBL的起點和關鍵,好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非結構化的問題,可以是學生自己發現的問題,也可以是在教師的幫助指導下發現的問題。而且越是新近發生的、真實的問題,越能激發學生解決的興趣。第三,呈現問題。PBL教學設計的問題是復雜的、非結構化的問題,有時候是模棱兩可的,這樣的問題很難被界定,而且有很多種解決的可能性,因此對于學生而言定義、細分問題,并找準問題的關鍵很重要。第四,自我學習,解決問題。在這一階段,學生們需要知道什么是他們已經知道,什么是他們需要學習的,分享信息,確定要完成的目標。著手研究,選擇最好的辦法解決關鍵問題。第五,總結、反思和評估。為提煉學生所學到的東西,有意識地反思問題解決的過程。反思每個小組是否明確了自己的任務,是否設定了恰當的目標,是否采用了合適的方法解決問題,評估各個小組和學生的表現。
(二)PBL教學法在公共關系倫理教學中的運用
【摘要】新工科建設是一項國家級工程教育改革計劃,對高校人才的培養提出了德才兼備的總要求,新工科培養的人才應具有家國情懷和工程倫理等綜合素質。為了達到培養本科生工程倫理素質的要求,文章探索在機械制造裝備課程中融入工程倫理教育,研究工程倫理教育有機融入該課程的方法,并探討工程倫理教育在該課程中實施的途徑。通過一個教學試點班的教學實驗,在工程倫理教育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將工程倫理教育融入本科生的專業教育是地方高校開展本科生工程倫理教育的一種可行途徑。
【關鍵詞】新工科建設;工程倫理教育;機械制造裝備
0引言
新工科建設是我國啟動的一項國家級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行動計劃,是我國主動實施的面向未來發展的高等教育改革,引領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改革[1]。新工科建設對高校人才培養質量提出了德才兼備的總體要求,新工科培養的人才除了具有前沿的學科知識和解決復雜問題的專業能力外,還應具有家國情懷、工程倫理、跨學科和系統思維等綜合素質[2]。工科大學生是未來工程師的主要儲備人才,培養工科大學生的工程倫理思維,提高他們的工程倫理決策能力,有助于他們能更好地承擔未來工程師角色責任以及在未來的工程活動中履行角色責任[3,4]。地方高校的新工科建設要與其現存的教育及教學改革密切結合[5]。機械制造裝備課程是高校機械類專業本科生的一門專業必修課,該課程的主要內容有金屬切削機床、機床夾具及金屬切削刀具的結構、設計原理和方法等。該課程的知識面較廣,與機械加工制造生產實際聯系緊密。高校圍繞該課程及相近課程展開了大量的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研究。王利等人[6]探討了教學中的一些不足現象,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措施。徐學林[7]擬出了在教學中實施項目教學法的新思路。楊赫然等[8]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等方面開展教學改革工作,在課程的思政教育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雖然機械制造裝備課程的建設和教學改革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在工程倫理教育方面的教學研究還比較少。本文從鹽城工學院的實際校情出發,選取機械制造裝備課程作為教研載體,嘗試將工程倫理教育融入專業教育,使本科生在專業教育中接受工程倫理教育,培養本科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工程倫理意識。通過機械制造裝備課程中融入工程倫理教育的教學實驗,探討在新工科背景下適應地方應用型大學的本科生工程倫理教育途徑。
1工程倫理教育現狀
20世紀90年代起,國內部分專家和學者開始關注國外開展的工程倫理教育。進入21世紀,工程界、教育界和政府相關部門對工程倫理教育的關注持續增強,最終形成工程倫理教育全面進入工程教育的一致意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于2018年5月了《關于轉發<關于制定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要求從2018級起開設工程倫理課程作為工程類碩士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課[9]。目前,國內大部分高校的工程倫理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層面,本科生階段的工程倫理教育還比較少。在本科生階段推廣工程倫理教育還面臨一些困難:(1)教材問題。由于本科生實際接觸的工程問題較少,對復雜工程問題的理解能力有限,而工程倫理問題常常隱含在工程問題中,通過對復雜工程問題的剖析方可探究工程倫理問題。因此,面向本科生的工程倫理教材不易選擇或編寫。(2)教師問題。部分教師對工程倫理教育認識不足,仍然停留在重視知識傳授,忽略素質培養的教育理念中。部分教師缺乏對工程問題中的工程倫理問題的積極思考,缺乏對工程倫理的深度理解,不能有效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教學。(3)學生問題。工程倫理教育是一種素質教育,需要學生具備一定的工程問題理念。因此適合在高年級本科生中開展工程倫理教育。然而高年級本科生面臨就業以及升學等壓力,如缺乏合理引導和考核機制,就比較難吸引學生認真學習,造成教育效果較差,有可能使工程倫理教育淪為形式教育。因此,為了有效地開展本科生的工程倫理教育,可嘗試將工程倫理教育融入本科生的專業教育中,以專業課程為載體,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工程倫理規范和理念,培養本科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工程倫理意識。該方法可作為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本科生工程倫理教育的一種教學方法。
摘要:法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能夠捍衛社會正義,并保障人權。在當代地方黨校的教育中,法學教育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法學教育的核心是法律倫理教育,目前,很多地方黨校往往忽視了這一點,沒有重視公平和正義的價值理念教育。本文針對目前地方黨校法學教育中缺乏法律倫理教育的現狀,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強化法學教育中的法律倫理教育的措施,從而使地方黨校的法學教育更加完善。
關鍵詞:地方黨校;法學教育;法律倫理;教育
在地方黨校的法學教育中,法律倫理是一門重要的課程。法律倫理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很多關于法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都屬于法律倫理的范疇。法律倫理的內容比較寬泛,包含法律制度的倫理,法律從業者的行為倫理以及職業倫理,還有常人的一般倫理。對于法律人來說,他們的倫理性在于,捍衛社會的正義以及保障人權,法律倫理教育是地方黨校法學教育的核心內容。
一、地方黨校法學教育中法律倫理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地方黨校法學教育沒有將法律倫理教育設置成目標
我國地方黨校在進行法學教育時,沒有考慮到法學教育自身的特殊性,而是將其當作普通的地方黨校教學的科目。在法學教育的課堂上,教師只是單純的向學生傳授法律的社會功能、體系、相關的概念以及法律的實施效果,而沒有注重對學生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的培養,同時忽略了法律倫理教育的重要性。雖然地方黨校中開設了思想道德教育、哲學教育等課程,但是這些課程屬于政治教育,主要向政治的方向引導,與法律倫理教育并不相同。地方黨校在對學生的綜合能力進行測評時,還是側重于對書面知識的掌握,導致學生普遍缺乏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21世紀,我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法律工作者的數量和文化素質都獲得了很大的提高,我國法官的數量已經從1981年的6萬人發展到2004年的19萬人,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法官達到51·4%;檢察官的數量從1986年的9·7萬人發展到2004年的12·6萬人,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檢察官達到44%;律師數量從1981年的8571人發展到2006年的13萬人,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律師達到70%。作為培養法律職業的后備軍,高等法學教育機構已經從1976年的8所上升到2006年的603所,每年大專以上法律專業畢業生的數量已經從改革開放前不足1000人發展到2005年超過10萬人。
從而大大改變了缺乏足夠的法律執業人員,已有的法律執業者文化素質低的狀況,為推進我國法制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但與此同時,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不少嚴重違背法律職業道德的法律事件,諸如許霆案、李莊案以及多起法官腐敗案件,這無形中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對于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司法職業隊伍而言,精湛的法律知識和嫻熟的法律經驗更重要,還是高尚的法律職業倫理意識更重要?在我們思考造成法律人違法的原因時,除了從其職業后的種種因素外,其職業前接受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狀況無疑與上述行為有著或多或少的抑制或催化作用。本文就此以準法律人(即獲得正式法律職業資格之前正在接受高等法律教育的高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其在校期間接受的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存在的問題為研究內容,力圖尋找破解的對策,以期為提升我國法律職業隊伍的整體倫理素養提供些許幫助。
二、目前我國高校法學專業學生司法倫理發展的趨勢及成因分析
(一)發展趨勢
1·去意識形態化
傳統師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教師良好的意愿和信念,而不需要他們對這種信念或基于這種信念產生的行為做任何價值判斷。在“信念倫理”指導下的傳統師德教育,具有強烈的目的指向性,能激勵教師展現自己的道德、智慧、勇氣、活力、創造力以及為理想犧牲的精神,曾經起到非常顯著的積極作用,為教師專業倫理教育留下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在我國教師職業的內外部條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現代社會,傳統的師德教育的局限日漸顯露。“信念倫理”指導下的傳統師德教育至少有兩個局限:一是教師個體為了良好信念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懷疑的、或至少是有風險的手段,還要面對可能出現、甚至是極可能出現的罪惡的負效應[1]。面對諸多教師體罰學生致殘致死的教育事件,單純質疑教師的師德水準是有失公道的,因為許多教師在“愛學生、發展學生”的信念指引下,認為只要擁有“愛學生”或“發展學生”的良好意愿,采用何種手段和方式,有何種結果都是可以接受的,不可能意識到“強迫學生學習”的手段和方式是不道德的,也不可能承擔“強迫學生學習”帶來的后果。二是在世界越來越呈現多元格局的當代,任何“信念”都存在實踐的風險,以及各種“信念”的相互沖突[2]。
“信念倫理”已經無法獨自構成指導教師專業倫理教育的基礎,亟須得到“責任倫理”的彌補和重構。責任倫理主要是指人們必須在顧及并負責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的前提下采取行動。依據韋伯的解釋,責任倫理者在評估行為的價值時不僅要考慮信念價值,還要考慮行動者對其行為后果的責任;而信念倫理卻是以信念價值為唯一的判準[3]。在“責任倫理”指導下的教師職后專業倫理教育以培養教師的責任承擔能力為目標,以促使教師在教育生涯中切實地承擔教育責任為歸依。就個體心理而言,責任承擔由三個要素構成:第一,個體把自己看作自己行為的根源;第二,個體必須看到在某些情境下,讓別人把他歸屬于某些情境下的反應態度是“公平”的;第三,個體對自我的看法,是以某種恰當的方式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4]。因此,在具體的教師職后專業倫理教育實踐中,應遵循以下策略:
培養教師的責任主體意識。維納認為:責任的推斷以因果關系為前提,事件的起因必須是行為者可控的[5]。要讓行為者為某種行為擔當責任,行為必須是行為者可以控制的,在這種控制限度內,行為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做或不做這種行為。只有教師把自己看作自身行為的根源,意識到他的教育教學行為是可以在有限范圍內由他自身自由選擇的,并和學生的發展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才能避免以“我是奉命行事”理由來逃避責任承擔。
.強化教師的身份意識。責任的承擔不僅僅是主體自身的事情,而且主要是以當時社會的客觀道德要求為標準的。教師應對自己教育教學行為負何種責任及在何種程度上負責,這本身是有一定的社會評判標準的,它反映著社會及其主流道德對教師職業的客觀要求。行為善惡的控制力,首先必須包含著社會道德標準在主體意識中的內化,否則,主體對其具體行為的善惡就無法控制,更不可能具有相應的控制能力[6]。因此,教師如果不能理解公眾對教師強烈的道德期待,接受并內化教師專業角色要求,認同自身教師的身份,就往往會以“教師也是人”的理由來逃避責任承擔。
培養教師的專業意識。責任的承擔是建立在教師的自我期許上的,在倫理決策過程中,“測試行為過程與我們的自我形象的適合程度如何”[7]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沒有教師“追求卓越”的專業意識,就很難有教師的理想追求,也就難以產生高層次教師自我形象和自我期許,就往往會以“教師就是一份普通職業”來逃避責任承擔。因此,教師職后專業倫理教育要培養教師的專業意識,消除師德是對教師的限制與壓迫的誤解,回歸教育工作和教師專業發展需要的本原,從而建立起對自己的高標準期待。
方法:從灌輸走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