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

[論文摘要]我國加入WTO后，金融開放的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提高，舊有風險進一步暴露，新的風險進一步產生。在對金融危機的種類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金融危機的形成機理進行研究，相信它對有關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研究將起到有益的幫助。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從16361637年荷蘭郁金香泡沫破滅到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從這些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來看，有些危機(如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在爆發之后可以使危機發生國的經濟迅速復蘇，而有些危機(如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卻使危機發生國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蕭條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因為資本賬戶的高度管制，亞洲金融危機沒有傳染到我國的金融市場，對其穩定性沒有造成重大影響。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金融體系具有良好的穩定性；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因為沒有參加比賽（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人為割裂），所以沒有輸掉比賽（國內金融穩定性未受重大打擊）。然而，時過境遷，這種僥幸或運氣恐怕難以為繼：第一，我國已經滯后于整體經濟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經提速，長期積累的隱性金融風險開始顯性化，并釋放其積累已久的破壞能量；第二，由中國加入WTO導入的金融開放，在建立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系的同時，也為國際投機商的攻擊和國際金融動蕩的傳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觸發國內金融危機。2OO2年中央黨校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總共涉及104名高級政府官員，當受訪者被問到什么是未來1O年內中國最大的威脅時，幾乎2／3的受訪者提到了金融危機。

二、金融危機種類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金融危機理論的不同之處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

馬克思對金融危機理論分析中，采用科學的唯物辯證觀，運用科學的抽象，在復雜的金融危機現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現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聯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運用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危機所發生的本質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馬克思經濟學在金融危機分析中側重于制度分析，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關系的考察來解釋金融危機產生的本質問題。早期西方經濟學中對金融危機形成理論大都從宏觀層面分析，運用歷史類比和簡單的實證描述分析方法。近年來由于微觀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們側重于對金融市場中微觀行為的理論分析并加以模型化，產生了四代貨幣危機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嚴格的理論推理分析和數理化、模型化分析。雖然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斷創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學唯物史觀，導致各學派在分析中往往側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過于強調個別因素，其結論往往只能解釋金融危機的形成的部分機制或某一類型的金融危機，缺乏全面和系統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機的目的不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從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和性質，認為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過剩及經濟周期危機問題。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的歷史現象，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現，運用政策手段去解決金融危機只是暫時的現象，并且金融危機的克服是以經濟蕭條為代價，這必然不符合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必然會被共產主義制度多替代。馬克思經濟學研究金融危機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機問題勢必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西方經濟學對金融危機的現象和機制的研究大都是對已發生的危機進行總結，他們主要研究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和傳導機制。雖然西方經濟學家也指出金融危機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是和實體經濟運行結合在一起的，但他們并未敢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而是從金融危機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調控手段來尋找解決金融危機的手段。

（三）對金融不穩定性的分析不同

論文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危機金融脆弱性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

論文摘要:從本質上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作為一種信用危機、道德危機,美國金融危機表現出其“傳染”的整體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處理危機的主導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一場系統性、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教訓深刻,值得吸取。應充分認清此次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國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一、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質疑

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利潤率長期趨于下降的解釋引發了一場爭論。在圍繞布倫納的爭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長機制》中，反駁了布倫納關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將日益走向蕭條和危機的觀點。阿格利埃塔認為：“布倫納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這并不能代表世界經濟的歷史。他的書雖然也涉及了德國和日本，但主要還是以對美國的分析來闡述他的全球觀點。”[2]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現了以小見大的問題。本•法因等人則從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方面進行批判和研究，認為“布倫納的理論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1）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積累的理論分析體現的是亞當•斯密和主流經濟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2）布倫納忽視了貨幣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視了生產和金融的國際化。”[3]

二、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與發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路易斯•吉爾和羅伯特•布倫納都跟隨約瑟夫•吉爾曼和薩恩•馬格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足跡,對利潤率的趨勢進行了經驗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識:第一,利潤率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從80年代初期起利潤率開始部分恢復,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現停滯。雖然以上學者都承認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是其研究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和發展。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Magdoff)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的文章，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戰后繁榮結束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和實體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脫離，這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福斯特和馬格多夫雖然也從實體經濟層面考察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但是他們不僅僅停留在實體經濟層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脫節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似乎超越了布倫納僅將當前經濟危機原因歸因于全球制造業過剩這一實體經濟層面。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將當今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業生產過剩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學者都是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角度進行論述經濟危機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學者則從布倫納論述經濟危機理論的另一個維度———生產過剩進行闡述其經濟危機的理論。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爾(Gil,l2009)都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工資不足造成的消費不足危機;是積累過剩與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的生產過剩危機[4]。他們從生產過剩這一角度論證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布倫納論證危機理論的路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他們沒有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視角出發去論證，沒有用更多的經驗數據進行闡述，相對于布倫納用大量數據進行論證顯得缺乏更強的說服力。以上西方學者都是從生產過剩或利潤率下降這兩個視角中的某一個進行論述的，和布倫納的危機理論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國著名學者克里斯?哈曼則從這兩個角度比較全面地發展了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他對發達工業經濟體(即實體經濟)所做的研究顯示，“自上世紀60年代末直至上世紀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潤率出現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紀90年代反復出現了突發的復蘇。但直至2000年，利潤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戰’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那個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認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認為“當前危機源于60年代末以來的利潤率下降壓力。資本主義體系對這一壓力的反應就是通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來提高剝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規模破產這樣的資本破壞,這些反應不足以維持利潤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產積累率的長期低下。積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雖然是暫時減緩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剝削率上升期的積累率低下,擴大了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商品的能力與市場吸收這些商品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生產過剩’并不是源于‘消費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6]。哈曼通過用實證分析，考察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論證了產品供給和需求之間差距的拉大最終導致了生產過剩。從這個維度講，哈曼的經濟危機理論與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對于生產過剩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兩者的論述則不盡相同，哈曼認為生產過剩產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雖然布倫納提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造成生產過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樣進行有邏輯的論證。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