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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辨訴交易在中國

效率和公正是刑事訴訟中的兩大目標，同樣也是檢察機關適用三個代表的直接要求，刑事訴訟任何一項改革都與兩者緊密相連，或為公正或為效率，但是兩者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在檢察改革中存在一個優先序列的問題。

從比較法的角度，效率與公正優先序列在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差別，大陸法系公正優先，英美法系效率優先，這一是源于兩大法系在實體法與程序法關系是的處理，大陸法系重實體輕程序，在理念上傾向于對實體公正的終極追求；英美法系講求對務實型的司法，更為注重程序法，在理念上傾向于遲到的公正為“非公正”。二是源于控辯審三方力量的制度安排。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是師承前蘇聯而來，間接的師承應是與前蘇聯同源的德國，也就是說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基本屬于大陸法系，在刑事訴訟中采取職權主義。現代刑事訴訟改革應當采取何種價值取向？效率與公正必須兼顧，問題在于二者優先序列的選擇，筆者以為，從中國的目前的法治背景來看，應當將效率列為優先兼顧的目標。筆者試從辯訴交易的角度來具體分析。辯訴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產生于19世紀的美國，至20世紀70年代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可而獲得合法性，如今已成為一項光為普及的實踐，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居于主要地位。辯訴交易是指，刑事案件在法院開庭審理前，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與被告方進行協商，以控訴方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在法庭外就定罪與量刑問題進行討價還價而形成的一種制度。

在進入21世紀后，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體制轉型時期，也即正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不穩定性，這已成為共識。在法律角度，犯罪案件增多與有限的司法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司法機關辦案壓力增大，訴訟周期延長，訴訟效率低下已是不爭事實，司法公正實現的實效大打折扣。此外，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入團伙犯罪、智能化犯罪、等案件日益增多，為案件的偵破以及有效追訴造成了嚴重困難，而我國能夠用于偵查破案的技術力量嚴重不足，技術手段也明顯不適用打擊犯罪的需要，加之我國法律對提起公訴和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較高，越是罪行嚴重的案件，越難以及時偵破或者難以及時得到公正處理。

而且隨著程序法制的不斷發展和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偵查機關的一些傳統取證手段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以控辯對抗制取代法官審問制的審判方式改革也使得普通審判程序的效率相對下降，而新增設的簡易程序因利用率非常之低，沒有起到立法者期待的對普通程序的配套作用，簡繁分流的立法預期沒有實現。以我國目前的狀況來說，國家撥給司法機關的經費遠遠不能滿足辦案的需要，而且以我國的刑事訴訟規則和實踐中的做法，由于某些環節發生問題而導致一個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十分普遍，這就造成了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增加司法人員數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現實性，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而采用快速便捷的訴訟程序就成為必然，借助訴訟程序以盡快處理案件，化解矛盾，增進社會成員對司法制度的依賴與信任，無疑是務實的態度。筆者認為辯訴交易所具有的辯訴協商機制值得我們借鑒，將辯訴交易機制引入我國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辯訴交易的內在價值追求是效率，即動態的公正。解決辯訴交易的關鍵在于突破一個觀念的誤區：公正能否討價還價？公正分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判決的形成是一個實體公正經程序公正修正的過程，真正的公正既要講求確認的事實無誤，更要講求刑事責任追究的及時與迅速。公正是多層次的，有最高層次、較高層次、一般層次、較低層次、最低層次的公正，辯訴交易實現的是較高層次的公正，是相對的公正，而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檢察機關所搞的暫緩起訴，追求的也是相對公正。引入辯訴交易，不能認為是對公共利益的損害，而是有助于實現效益最大化，實現最大限度的公正。辯訴交易可能犧牲正義造成放縱或冤枉的憂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應辨證的看，正義是多元性的，是開放性的，傳統的正義觀“有罪必罰”固然是正義的重要內容，但辯訴交易使漫長的訴訟過程變為快速的處理，這也是公正，處罰雖輕但效果好，對于真誠悔罪的人、比較容易改造的人，法律效果、社會效果都是好的，不是單純的對正義的犧牲。

從辯訴交易的三種類型即減輕指控、撤銷非直接相關的指控和量刑建議來看，效率是辯訴交易的終極追求。不顧效率的強求公正只能導致司法機關不堪重負。歷年來，我國“運動戰”式的“嚴打”不僅難以實現社會治安的根本好轉，而且給懲治犯罪的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難度，形成了惡性循環。實際上從法律上看，這與刑事訴訟中的資源平均分配相關，為什么不能對大部分案件采取簡易的處理方法，而對少數案件配置本已稀缺的司法資源呢？

在我國，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提起公訴，有人提出“國家”與“個人”怎么能討價還價呢？筆者認為現行的普通程序簡易審就是一種交易，程序可以交易，實體為何不能交易呢？辯訴交易充分發揮了控辯雙方在處理案件中的積極性，對約束目前某種程度失控的司法權有特殊意義，而且辯訴交易所體現的理念是有積極意義的，即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對抗，不是不可調和的，而可以通過蘊涵了平等價值理念的協商機制來解決，這是刑事訴訟民主化發展的表現。是對被告人程序主體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體地位的觀念。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引進辯訴協商機制，對于改造我國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革除傳統刑事訴訟理論中純粹的專政與被專政、追究與被追究的訴訟理念，構建法治化刑事訴訟理念，重塑訴訟公正觀念，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另外，辯訴交易可以有利于我國長期實行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貫徹執行，真正體現鼓勵被告人認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認罪和懺悔，有利于其回歸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坦白從寬，牢底座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反常現象。事實上，“坦白從寬”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大大降低了被告人認罪的積極性，導致被告人形成抗拒的極端心理，不利于對犯罪人的改造。

而且在當前的司法改革中，法官、法院的作用日益明顯，其地位在上升，權利也在增大，這顯然是樹立司法權威，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相反，檢察權卻在明顯的萎縮，這種狀況在實踐中演化成法官的“權力濫用”。在這種形式下，引進辯訴交易，發揮控辯雙方的協商機制，對于防止司法權的過度集中具有重要意義。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有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礎，一是司法最終裁決權，二是控審分離原則。但是在辯訴交易下，這種裁判中心的理論受到事實上的挑戰和沖擊，而且辯訴交易實際上確立了一種即不同于對抗制也不同于職權制的新的訴訟模式。這對于擴大檢察權，限制法官的權力，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當然，必須對我國現行的檢察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實行檢察官個人負責制，如果現行檢察體制不進行改革，那么即使立法上規定了辯訴交易制度，檢察官在實踐中恐怕還會“新瓶灌老酒”，起不到應有效果。

筆者認為，在司法改革中出現的許多新生事物，大多是很難尋找到現成的法律依據，那么是墨守成規呢？還是與時俱進？在司法改革中也應堅持“三個代表”，以現行法律沒有規定，而否定和抹煞辯訴交易的應用價值，是一種最輕而易舉的行為。筆者認為，當前最好的辦法，還是讓立法機關授權或通過最高檢授權某些地方檢察機關名正言順的進行辯訴交易的司法改革，允許在一定范圍內突破一定的條條框框，在不違背立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依據現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進行改革和創新，積累經驗，更好的推動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