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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主要著眼于目前普法工作存在的三大矛盾，從分析矛盾出發，探討如何使法制宣傳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這三大矛盾包括：

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與法制理念樹立情況不容樂觀之間的矛盾

在法律知識與法律理念普及的問題上，法律知識的獲得并不難，難的是法律理念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養成。我們曾經認為普法就對法律條文的傳授，所以在歷次的普法活動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學到多少部法律，記住了多少法律條文，而忽視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國這種“至上而下”的法律宣傳方式是基于我國公民法律知識缺乏和法律意識荒蕪的現實，這種大規模的普法“造勢”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對法律感覺相對陌生的普通中國人的觀念，讓他們初步地領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這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法律條文再背得滾瓜爛熟，而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對公民法律意識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提高也還是于事無補。

2、人民群眾對法律知識的渴求與法律宣傳內容、途徑、手段過于單一之間的矛盾

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各種矛盾也將趨于多發和復雜，人民群眾對于法律知識的渴求也將越加強烈。盡管我們的法律宣傳取得一定成效，但還存在偏差，集中體現在：有些法律宣傳并不貼近人民群眾，沒有把人民群眾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對于與公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還不夠；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義務放在首位，較為忽視權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傳的形式仍然過于單一，依舊以傳統的“擺（擺攤法律咨詢）、講（講法制課）、賽（法律知識競賽）、考（法律知識考試）”為主，而忽視了公眾對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樣化。

3、全民法制觀念、意識的不斷增強與針對領導干部、國家工作人員普法還有差距之間的矛盾。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制意識得到了明顯增強，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明顯提高。但與此相對應，針對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的普法仍然有較大差距，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律素質依然不高，在嚴格、公正、規范、文明執法方面做得不夠，執法違法、執法犯罪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對社會法律秩序的嚴重破壞，使得一般公民對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固然這不盡是普法工作沒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確實反映出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治觀念淡漠，社會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漏洞，社會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決策和管理的意識不強。

二、如何解決上述矛盾，使法制宣傳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實踐：

1、要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樹立現代法制觀念、崇尚法治這一中心，在社會上真正樹立起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威

這里面的“漁”和“魚”分別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識和法律觀念、意識。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識不能替代法律意識，普及法律應該涉及更深的層次，既要解決普及法律知識的問題，更應當解決法律素質、法治精神的問題，只有這樣才是讓人民群眾自覺自動地學法守法的根本保證。為完成建設法治國家這一過程，必須樹立法制觀念這個核心。首先要倡導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動應該倡導法治反對人治，堅持依法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根治權力腐敗問題。同時需要人們用自己的行動推動政府行為受法制約?，F代法治以權利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資格和地位，強調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調動和發揮作為社會主體及法律關系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著眼于從人的內在需要出發來規范、調整和引導人的自覺的社會行動和行為，自覺地維護法律的尊嚴。憲法作為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質疑。因此，我們要繼續通過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重點學習憲法和基本法律，堅持把憲法的學習宣傳作為普法工作的長期任務，著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意識，樹立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基本觀念，提高依照憲法和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能力，實現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識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用法治來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2、樹立科學發展觀，著力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其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也應貫徹和體現這一原則，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普法教育工作目標之一。在法制宣傳教育的內容上，應把滿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加大與公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結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往在普法內容的選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頒布什么法律法規就一味地宣傳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圍相當濃厚，出現什么社會問題就向百姓“強行灌輸”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這絕不是我們進行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僅僅是“靜態”的法律條文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過傳遞各種法制信息，使社會政治、經濟和人們生活達到“動態”的法治普及。要承認和重視法制宣傳教育對象人群的個體特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內容。因為普法對象層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盡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適用于公眾的普遍的法律知識、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層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體等特點，在現代法律理念引導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內容。

與此同時，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率先垂范。曾在一本書中看到這么一段話，覺得很有道理：“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辦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秉公執法的行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傳教育，并且勝過上百次的說教。”對普通的百姓要讓他們知道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不是單純地強調法律義務，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權威和感召力，使人們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經濟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變被動地接受法律教育為主動地學習法律，使學法成為人們生活的內在需求。從歷次普法的實際效果看，宣教內容在過度強化實用性的同時缺乏其應有的針對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導致普法內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養的畸形和社會法治環境的變異。普法教育要以適應于公眾掌握、滿足公眾需要作為檢驗標準。

3、樹立創新思想，創新普法宣傳形式

形式創新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的實現手段，是實現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現實目標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動中，我們傳統的“擺、講、賽、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時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公眾對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樣化，普法不應該是單向灌輸，而應根據受眾的需要和心理特點開展普法，善于開發新穎的形式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

同時，現代社會法制宣傳教育的最終目的也要求將“靜態”的普法有機地融入公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動態”普法中。惟其如此，普法才能贏得廣大公眾的主動參與，把普法的單向灌輸關系變為雙向互動關系。公眾才會在接納法律知識的過程中理解傳授者的用意、理解法治活動、理解法治的對象、理解法律與自身及與未來的關系，受到法治思維方式和文化的感染，逐漸地擁有法治精神，逐漸地使法治精神融入到社會的主流文化之中，改善社會的法治文化氛圍。因此，我們必須突破慣性思維，改變法制宣傳教育形式的格式化，要在繼承和充分運用傳統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方式的基礎上，適應現代社會的新變化、新要求，創新法制宣傳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其一，在傳統形式與現代手段的結合上突出現代手段。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進入了數字和網絡時代，影視、網絡等傳媒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越來越凸顯在法制宣傳教育中的優勢和作用。我們要充分利用現代傳媒的優勢和作用，鼓勵、引導、支持有關傳媒辦好法制欄目、節目，圍繞人們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通過以案釋法、文藝作品等人們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識，宣傳法治精神，做到入耳入腦；其二，在集中教育和日常宣傳的結合上重視日常宣傳。誠然，利用各種紀念日進行大規模的宣教活動易于產生影響，營造氛圍。但是，法制宣傳教育更需潛移默化和點滴滲透，因而要注重日常宣傳教育；其三，在法制宣傳教育與法治實踐的結合上注重法治實踐活動。普法實踐證明，法制宣傳教育僅僅靠說教、灌輸來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是不夠的，要讓人們從法治活動體驗中增強法律意識，樹立法治精神。法制宣傳教育不僅是讓人們知道法律的內容，最終的目的是運用法律、參與社會法治實踐。所以，要引導和指導公民積極參與立法活動，領悟法律的本意；推進執法、司法公開，把執法和司法的過程變為法制宣傳教育的過程；強化和規范各類法律服務，把維權和排解糾紛的過程作為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法律意識的過程，使法制宣傳教育根治于法治實踐中。一次良好的法治實踐本身就是最好的法制宣傳教育，且效果遠遠勝過百次空洞的說教。

法制宣傳教育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需要全社會的關注、支持和參與。新的歷史時期社會法治要求更高，法制宣傳教育的目標更高。我們要重新認識和思考新形勢下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與時俱進，轉變觀念，不斷探索、創新、實踐，為建設法治城市，有效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