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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刑事案件，學會辯護，是高校法科學生的一個學習目標。也是診所法律教育的任務。建立和利用刑事法律援助的實踐平臺，是完成這些目標和任務的基礎和條件，因為“診所教育最關鍵的界定要素是它是一種以經(jīng)驗為基礎的學習。”沒有刑事法律援助實踐，刑事診所課程的教學效果將大打折扣，實踐教學的目標就可能落空。經(jīng)驗告訴我們，診所刑事援助的進路選擇非常重要，在目前法制背景下，應著重明確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刑事診所學生參與訴訟，出庭辯護，明確身份定位

診所學生一般都沒有律師資格，出庭辯護，法律允許嗎?以何種身份辯護呢?這種質疑直接影響學生刑事援助的進路，不僅是思想認識問題，而且是實踐操作問題，必須首先明確。

我們知道，在刑事訴訟中，除刑事被告人自行辯護外，還可委托他人辯護，或接受指定辯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guī)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jīng)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可見，指定辯護的辯護人應當是律師，診所學生一般不具有執(zhí)業(yè)律師的身份，因此不能作為指定辯護人進行辯護。但從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學生作為公民，接受委托而充當辯護人，出庭辯護，法律并不拒絕。《刑事訴訟法》第32條確定的委托辯護人包括：①律師；②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jiān)護人、親友。這一規(guī)定清楚地表明，在委托辯護的案件中，辯護人不限于律師，如果由人民團體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非律師的公民同樣可以接受委托而辯護。所以說，“委托辯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委托律師或其他公民擔任辯護人，協(xié)作其進行辯護”毫無疑問，非律師的公民應包含年滿18周歲、經(jīng)過法律專業(yè)訓練的診所學生，除非他是“正在被執(zhí)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誠然，《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沒有賦予公民直接接受被告人委托而辯護的權利，進入訴訟的渠道相對狹窄，但允許以公民的身份辯護卻是明白無誤的，至少沒有禁止性規(guī)定。

《人民法院組織法》則從法院保障被告人辯護權實現(xiàn)的角度，對委托辯護人的范圍及產(chǎn)生方式有更寬泛的規(guī)定。該法第8條規(guī)定：“被告人除自己進行辯護外，有權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或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或經(jīng)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jiān)護人為他辯護。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其中“經(jīng)法院許可的公民”可以是被告人或其近親屬、監(jiān)護人委托的公民。也可以是人民團體或被告人單位推薦公民。依循這一規(guī)定，刑事診所的學生可以徑自接受刑事被告人及其家屬的委托，只要經(jīng)法院許可即可辯護。刑事診所的學生因此在刑事援助方面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廣的空間。

依據(jù)上列法律的規(guī)定，刑事診所學生有權以公民的身份參與刑事訴訟，出庭為被告人辯護，開展刑事援助實踐。認為診所學生沒有律師資格，無法或不能刑事辯護，否則構成違法的看法，是對法律規(guī)定的誤解。不當限制乃至堵塞診所學生出庭辯護，為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做法，沒有法律依據(jù)。

(二)立足刑事診所的實際，合理選擇援助案件

毫無疑問，不是有援助需求的刑事案件都適合作為診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援助案件，尤其是需要出庭辯護的案件，應當慎重選擇，這不僅影響到個案援助的效果，也關系到刑事診所課程的發(fā)展問題。

經(jīng)驗告訴我們，刑事診所在援助案件的選擇上，一是要避免貪大。客觀地講，學生在能力與經(jīng)驗方面總會有欠缺，多方面的擔心也會給學生造成較大壓力，面對重大或復雜案件，他們有限的能力會再打折扣，從而難以充分地維護刑事被告人利益。勉強為之，效果不佳，不僅是法律援助的失職，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在損害被的刑事被告人權益，也有悖診所教育宗旨。二是要避免片面地追求強烈的社會反響。診所教育的本質在于“幫助學生培養(yǎng)經(jīng)驗式學習的能力以及憑借經(jīng)驗進行反思的能力，即高等技能。”因此法律援助首先是診所教育的實踐教學平臺，本身不是目的。忽略經(jīng)驗學習的本旨，選擇案件不以是否適合學生并應獲得援助為標準，而是過分看重所謂社會反響，甚至追求所謂轟動效應，把援助變成作秀，其結果往往是事與愿違，甚至產(chǎn)生負面的社會反響，無論于法律援助還是于診所教育本身，都是一種損害。

刑事診所課程的實踐教學和法律援助，應該從小而簡單的案件做起。輕視、不屑以致拒絕有援助需求的“雞毛”小案，不是理性選擇。相對小而簡單的案件，除了學生的能力較能勝任，能夠較充分地維護被人的利益外，其有利之處還有：①由于量多分布廣，案件的可獲得性強。基此，既能給有需要的刑事被告人援助，又能較好地保障診所教學有實踐資源，使課程實踐具有持續(xù)性；②這種案件同樣能達到經(jīng)驗性學習的效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實體內容和程序過程上，小案與大案并無本質差別。在援助中，學生同樣能得到經(jīng)驗，而這種經(jīng)驗恰恰為重大、復雜案件的處理奠定基礎；③“拾遺補缺”，使更多的被告人得到刑事法律援助。在律師相對關注大案援助。無力顧及小案的情況下，由診所學生補位，在客觀上與律師援助形成“社會分工”，這是維護各類刑事案件被告人權益，全面推動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也為課程的建設和持續(xù)進行創(chuàng)造了更廣闊的空間。基于上述認識，刑事診所應該主要將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作為法律援助的對象，實現(xiàn)經(jīng)驗教學和法律援助的雙贏。

(三)聯(lián)手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人民團體，尋求合作

雖然學生可以公民身份代為辯護，在法律上沒有根本性的身份障礙。但學生僅以公民身份參與訴訟，出庭辯護，還是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懷疑，客觀上成為一種障礙，會減損學生刑事援助的參與度和效果。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尋求與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人民團體的合作，把學生的刑事法律援助融入政府和人民團體的法律援助之中，非常必要。

合作與融入的一個重要的進路，就是讓學生獲得政府法律援助機構援助人員的身份，使他們實施的法律援助成為政府法律援助活動的組成部分和具體體現(xiàn)。考慮到刑事診所首先是一門課程的定位，加之學生在學的時間有限，流動性較大，同時也受體制的制約。目前，以法學院已經(jīng)建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為基礎，設立政府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獲得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授權，在授權范圍內開展刑事援助工作是相對可行的做法。由此，診所學生既是法學院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者，又是政府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的援助者，身份得到“補強”。當有援助需求的刑事被告人及其親屬提出出庭辯護的援助請求時，法律援助中心暨工作站便可委派診所學生，以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的身份實施援助，滿足申請人的要求。一方面診所學生實施援助的身份容易得到各方的認同，便于出庭辯護；另一方面也便于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對學生刑事援助活動的指導和監(jiān)督，使之規(guī)范開展。這樣做，也符合“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yè)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jīng)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的立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政府法律援助力量不足的問題，延展了政府法律援助的范圍。

與人民團體的合作是診所學生參與刑事訴訟，辯護的另一個可選擇的進路。基本做法是與當?shù)氐墓睬鄨F、婦聯(lián)等人民團體的法律援助機構建立和保持聯(lián)系，使診所學生成為這些組織可資利用的法律志愿者。在有需要時，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2條的規(guī)定，診所學生接受人民團體的推薦，實施援助，出庭辯護。

上述合作關系的建立，使刑事診所的法律援助能夠“借力發(fā)揮”，課程的實踐性教學也搭建起更大的平臺。而學生援助身份的“補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乃至消除了診所學生在身份上受到的質疑，為他們較為順當?shù)剡M入刑事訴訟創(chuàng)造了條件。

(四)與法院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獲得法律所允許的支持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guī)定，非律師身份的辯護人，“經(jīng)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可見，在獲得案卷材料、會見在押被告人方面，法院并無必須向非律師身份的辯護人提供便利的義務。為便于依法進入訴訟，確保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渠道暢通，獲得會見被告人的機會，必須高度重視與相關法院的溝通，爭取支持，把診所課程中出庭辯護的刑事援助實踐落到實處。

為使溝通富有效率和持續(xù)進行，一方面要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充分說明診所教育的教學模式，在刑事法律援助上與之達成共識，得到他們的對刑事診所課程實踐性教學和學生出庭辯護，開展刑事法律援助的認同和支持。客觀地講，在觀念更新，審判制度改革逐漸深入，法律援助已經(jīng)成為檢察、審判、司法行政等機關的共同責任的今天，這種認同和支持是完全有條件獲得和實現(xiàn)的，關鍵是行動。另一方面要著眼于“長效機制”的建設，盡量避免一案一溝通的做法。因此不妨采取“重點建設”的方式，將刑事診所課程的援助案件相對集中于某些法院，與之形成長期而較為固定的合作關系，使溝通常態(tài)化。除了便利參與刑事訴訟，出庭辯護外，還可借助這些法院的渠道，向在押而未聘請律師的刑事被告人傳遞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并獲得委托辯護意愿的信息反饋，最終確立委托辯護關系。換言之，溝通與合作，還有利于獲得刑事援助的案源。

與法院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形成法律允許的合作關系，是刑事診所課程建設和持續(xù)運行的重要保障。

在現(xiàn)實法制環(huán)境中，刑事診所課程的實踐教學及學生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一定空間，但相當有限，集中體現(xiàn)在學生的援助身份問題上。通過立法，明確賦予診所學生參與刑事訴訟的特定身份，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前提和基本路徑，對此我們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