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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犯罪概念思考分立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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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犯罪概念思考分立化論文

我國刑法一直使用的統(tǒng)一犯罪概念應當分立,按照社會危害性性質、程度實行犯罪行為分類,可劃分為重罪、輕罪、刑事過錯。犯罪概念分立的價值在于,使社會對犯罪的評價標準更為清楚、明確,使犯罪概念的總標準和犯罪構成具體標準相銜接,為刑罰處罰個別化、多層次化提供基礎。

犯罪概念在全部刑法中是指導性的概念,刑法中幾乎所有新問題,都是以犯罪概念為基礎和前提的。縱觀我國刑法理論界對刑法中犯罪概念五十余年的探究,其主要方向是放在對犯罪本質——階級性、犯罪的定義和特征上,即以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犯罪的精辟論述為基點摘要:“犯罪——孤立的個人反對統(tǒng)治關系的斗爭,和法一樣,也不是隨心所欲地產生的。相反,犯罪和現行的統(tǒng)治都產生于相同的條件”(1),“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2),從而徹底擺脫了舊法學的桎梏,實現了刑法理論的根本變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犯罪的階級本質和產生發(fā)展消滅的歷史規(guī)律,確立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三大特征。以1979年7月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條規(guī)定為標志,確立了犯罪的定義和劃分罪和非罪界限的總標準。1997年3月14日,修訂后的刑法第12條基本沿用了這一犯罪概念和定義,為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設和發(fā)展,也為建立科學的刑法學體系和深入探究犯罪和刑罰的關系,指導司法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和社會狀況迅猛變化,各種新的犯罪現象亟待探究,需要法律規(guī)范進行調整。但是,由于刑法典的修訂任務繁重,刑法理論界對犯罪類概念的探究停滯。和此同時,罪刑法定原則寫入刑法典后,刑法修訂時來不及遐顧和疏漏之處的新問題逐步顯現。“假如犯罪的概念要有懲罰,那么實際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懲罰尺度”。(3)為了適應國際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發(fā)展的大趨向和國內司法實踐的需要,使我國刑罰的尺度更加準確,使罪和刑更加相當,也使刑罰處罰達到最佳的社會效果,我們應當對我國刑法犯罪概念的類別劃分加強探究,將我國刑法和刑法學中一直使用的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分立,即按照社會危害性性質和程度實行犯罪行為分類,設立分立的犯罪類概念。參考國外立法例和結合我國實際,犯罪行為可劃分為重罪、輕罪、刑事過錯三大類。依照刑法可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是重罪;依照刑法可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輕罪;依照刑法可判處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或者適用保安處分、免予處罰的是刑事過錯。

一、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和犯罪分類

犯罪分類,是指按照一定標準將犯罪劃分為若干種類。在刑法理論上,對犯罪有許多種分類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兩種摘要:一是按照犯罪的構成要件來分類;二是按照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性質和程度來分類。作為犯罪概念的分類,是指按犯罪行為一定社會危害性的性質和程度所進行的犯罪分類。采用這種分類方法并將其納入犯罪概念之中,使犯罪概念不僅僅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且從社會學、犯罪學的另一高度,使其真正成為劃分罪和非罪的界限,成為熟悉和區(qū)別各類犯罪、違法和過錯行為的性質、程度的總標準。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多將犯罪按行為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法益的侵害程度分為幾類,如重罪、輕罪、治安(違警)罪等。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1條規(guī)定摘要:“法律以違警刑所處罰之犯罪,稱違警罪。法律以懲治刑所處罰之犯罪,稱輕罪。法律以身體刑或名譽刑所處罰之犯罪,稱重罪。”《英國刑法匯編》第二章犯罪分類和其罰則之普通規(guī)范第20條規(guī)定摘要:“每一犯罪不為叛逆罪,即為重罪或為輕罪”。1941年《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條規(guī)定摘要:“凡法律規(guī)定單獨處監(jiān)禁或拘役,或者監(jiān)禁、拘役任選一種并科罰金,或者監(jiān)禁和拘役并科罰金的違反刑法的行為,均認為是犯罪;凡法律規(guī)定單處拘留或罰金或者兩者任選一種,或者拘留并科罰金的違反刑法的行為,均認為是違警罪”。另外,在一些國家實行犯罪分類,采取分立的犯罪概念中,使用了刑事過錯或刑事罪錯的概念(通常是指可判處剝奪自由刑1年或6個月以下刑罰的行為)用以代替稍微犯罪行為概念,并將其作為犯罪概念分立化——犯罪行為分類的類別之一種,規(guī)定在刑法中。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論中,比較傳統(tǒng)的觀點是重視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而相對忽視對犯罪概念進行分立的探究,甚至將犯罪分類同資產階級法律概念的形式主義相聯系。前蘇聯聞名刑法學家特拉伊寧就曾說過,當法律提供了犯罪的實質概念時,犯罪的形式標準就失去了意義。蘇聯從第一次制定刑法典開始,就實行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東歐一些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1950年代以前曾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1950年代初就都取消了,而仿效前蘇聯,給犯罪作了一個統(tǒng)一的立法定義。我國1979年制定和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也一直使用的是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

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形勢開始發(fā)生變化。在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刑法中,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逐漸讓位于分立的犯罪概念。如保加利亞1969年刑法典,把犯罪分為了兩個范疇——嚴重的犯罪和不太嚴重的犯罪。嚴重的犯罪指那些被法律規(guī)定將剝奪自由不少于3年的行為,不太嚴重的犯罪指那些按法律規(guī)定要被剝奪自由3個月以上,限制自由3個月以上或罰金5000茲羅提以上的行為。按法律規(guī)定,剝奪自由少于3個月或罰金少于5000茲羅提的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

我們知道,刑法首先注重的是犯罪行為,然后才是犯罪的主體情況。犯罪構成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根據,為了區(qū)分不同的刑事責任,就有必要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這是實現責任個別化、層次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嚴格區(qū)分罪和非罪、此罪和彼罪、罪輕罪重界限的必然要求。實行犯罪分類,能有區(qū)別地認定犯罪,為恰當地適用刑罰提供明確的標準和界限。二、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價值和功能功能

分立的犯罪概念和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相比較,對犯罪的本質和特征在闡釋上并不發(fā)生改變,其價值在于使社會對犯罪這種反社會行為的否定評價標準更為清楚明確,使犯罪概念這一界定罪和非罪、違法、過錯的總標準和犯罪構成具體標準相銜接,為刑事責任追究、刑罰處罰個別化、多層次化提供基礎。因此,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功能功能在于摘要:

1.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可使立法者更加有區(qū)別地去評價各種犯罪行為,如實施犯罪時行為主體的罪過形式是故意還是過失、行為所造成的客觀結果的嚴重程度等各種犯罪情節(jié);使司法工作人員更加細致地去區(qū)分犯罪行為中危害性程度的各種細微之處,更加準確地適用刑罰。

2.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對刑罰的適用產生重大影響。將全部犯罪分為重罪、輕罪和刑事過錯,對刑罰將產生實體法律后果,為輕罪和刑事過錯規(guī)定出更為便利的服刑制度,可更廣泛地適用緩刑、剝奪自由刑以下的刑罰和剝奪權利刑、社會公共勞務刑等刑罰,以及各種形式的免予刑事處分。

3.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對刑罰的執(zhí)行產生重大影響。犯罪概念分立后,因稍微犯罪被判刑的人的勞動、改造、教育,都可專門進行。如匈牙利刑法典規(guī)定,因刑事過錯被剝奪自由應在普通管束的改造地服刑。這種剝奪自由刑,答應被判刑人在改造場所地界內自由走動,受監(jiān)督和監(jiān)管的程度最輕。對那些因實施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稍微犯罪而被判刑的,有許多國家都規(guī)定可以在半開放的剝奪自由場所服刑。我國監(jiān)獄也逐漸在實行少年罪犯、過失罪犯、傷殘病罪犯等分關分押,給予較多的自由和照顧。這樣,重罪和輕罪的犯人分關分押,避免交叉“感染”,有利于輕罪罪犯接受改造,有利于其將來服刑期滿后重返社會。

4.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不僅廣泛地涉及許多實體法律后果,而且還影響到程序法的各個方面。對輕罪或刑事過錯的這一類犯罪的審理,訴訟程序可按簡易程序進行或實行普通程序簡化審理。在案件審理中,除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外,可以不要辯護人、公訴人,并可實行獨任制審理,等等。這樣做,既可加快案件的審理進度,有利于審判工作,使其及時、簡便、易行,也有利于被害人和被告人,社會效果也好。

5.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有利于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和非凡預防的目的。刑罰的威懾功能不在于它的殘酷性,而在于犯罪后被刑罰處罰的不可避免性。及時準確地對各種嚴重的和稍微的犯罪給予制裁,以震懾社會上一般違法人員,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并使之順利地回歸社會,是從根本上減少和預防刑事犯罪的重要辦法。

三、犯罪概念分立化一度成為東歐各國刑法發(fā)展的趨向

在犯罪概念分立化新問題上,東歐各國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其中以匈牙利最具有代表性。匈牙利1950年以前適用舊的法典,實行犯罪三分類摘要:犯罪、刑事過錯、違法行為。1950年代受蘇聯刑法理論的影響,給犯罪制定了一個統(tǒng)一的實質性概念。由此,違法行為列入行政法規(guī);刑事過錯一部分納入犯罪名目表中,另一部分轉移到行政違法行為的有關規(guī)定里面去。1961年匈牙利刑法典保留了犯罪統(tǒng)一概念。1971年又重新分出了刑事過錯概念,這一決定被后來的1978年刑法典采用。匈牙利現行刑法典實行犯罪二分類——犯罪和刑事過錯?!缎傺览谭ā返?1條規(guī)定摘要:“(一)犯罪或刑事過錯都是犯罪行為。(二)犯罪是指故意實施的法律規(guī)定要處兩年以上剝奪自由刑的行為。所有其他行為都是刑事過錯?!?/p>

20世紀60年代,除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外,前蘇聯和歐洲其他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犯罪概念都向分立化發(fā)展。民主德國刑法典將犯罪行為分為犯罪和過錯,并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法定刑幅度作為這種劃分的根據。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制定的刑法典,除寫進了犯罪概念外,也寫進了過錯概念。1961年1月1日起施行,1972年增補,1974年修訂的《蘇俄刑法典》,將犯罪分為嚴重犯罪、一般性犯罪。波蘭則將犯罪分為三類,即摘要:嚴重的犯罪,處不低于3年剝奪自由刑;一般犯罪,處低于3年剝奪自由刑;稍微犯罪,可免除處罰。其他東歐國家對犯罪的分類同波蘭相似。

當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刑法理論認為,根據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性質和嚴重程度對犯罪進行分類是合理的,這比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更有利于準確地區(qū)分刑事責任。犯罪概念分立之后,把犯罪行為分成幾個范疇,絲毫不會改變犯罪概念本身的實體內容,也不會使其失去法律意義。相反,犯罪行為分類恰恰是反映各種行為不同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一種手段。正如T·霍爾瓦特(匈牙利)所述摘要:“犯罪統(tǒng)一概念的分立化趨向,正是當代社會主義各國刑法的一個特征。在一些國家中,分出了兩個范疇,而在另一些國家中,則分出了三個犯罪范疇。將犯罪分為幾個范疇的根據,是通過法定刑反映出來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罪過程度。將犯罪分為幾種范疇,并不意味著就要制定出某種非凡的、跟過去為犯罪統(tǒng)一概念制定的法律辦法不同的調整規(guī)則。實施刑事過錯的法律后果,實際上仍然是實施犯罪的那些后果。絕大多數刑事過錯都要導致刑罰的適用。按嚴重程度對犯罪分類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解決那些因追究刑事犯罪的責任而產生的各種新問題,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爭的效果。和此同時,還為更廣泛地利用不涉及刑罰的人道的刑法手段提供了可能性?!?4)

作為當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刑法改革和發(fā)展的兩大趨向——犯罪概念分立化和犯罪的非刑事化,其意義是重大深遠的。就犯罪概念分立而言,它從如何評價要受到刑罰處罰的危害社會行為的性質和程度出發(fā),從另一個側面闡釋了犯罪概念,是對社會主義刑法理論中犯罪概念的豐富和發(fā)展。同時,刑法理論探究成果對各國的立法活動顯示出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東歐許多國家和前蘇聯的刑事立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紛紛吸取和采納了犯罪概念分立化的成果,并將其在刑法條文中明確加以規(guī)定。刑法理論探究的重大成果一經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立法固定下來,就對各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實踐和發(fā)展發(fā)揮著巨大的功能。盡管后來經歷了“蘇東劇變”,但許多規(guī)定仍延續(xù)至今。

四、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發(fā)展需要犯罪概念分立化

我國1979年刑法制定頒布后歷經十余年,其間國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跨越了三大步。為適應客觀情況的變化和司法實踐中和各類犯罪作斗爭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22個決定、補充規(guī)定,對刑法進行了修改、補充和完善,并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進行了修訂。97刑法正式施行以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飛速發(fā)展。但同時,社會差異的拉大導致社會矛盾尖銳突出,引發(fā)犯罪率穩(wěn)中有升。刑法修訂時來不及調整或隱含的一些新問題逐步顯露出來,已越來越引起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的注重。筆者早在1996年全國刑法學會樂山會議上就提出,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不修改,許多刑法理論界已成熟的探究成果難以吸收入刑法之中,政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適用刑法時也難免造成困難和困惑。主要表現在摘要:

1.刑法修訂時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未修改,確定的“中改”方案中,原刑法基本框架不變,擬納入刑法修訂的十大新問題之一——保安處分沒有容身之處。行政處罰法制定時,未將勞動教養(yǎng)等作為行政處罰方式進行規(guī)定,刑法修訂時保安處分又放不進去,最終被掛在空擋上?,F在勞動教養(yǎng)適用范圍在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被暫定名為“行政強制性教育辦法”,這種教育辦法可剝奪人自由達3年以上,其懲罰的嚴厲程度超過許多主刑和附加刑,且無法可依。假如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分立,設定為重罪、輕罪和刑事過錯,而在處罰對應部分,對刑事過錯和輕罪之一部分則可設立和適用保安處分,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幾十年來勞動教養(yǎng)“有名無分”的尷尬狀況,給我國刑法整體框架結構提供最基本的理論支撐和基礎2.我國刑法使用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難以充分實現刑事責任和刑罰處罰的個別化、多層次化。當前,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導致人們行為的多樣化,犯罪的內容、形式和手段都已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一些嚴重違法、不正之風和工作中的失誤和稍微犯罪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綜合性、多層次的違法和犯罪組合結構,需要在性質認定和處罰上相應有一個多樣性、多層次化的刑事法律調整規(guī)范。同時,國際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發(fā)展的趨向,也提出了刑罰處罰的個別化和非刑事化要求。我國刑法一直采用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使人們一提到犯罪就認為是“十惡不赦”的行為,使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難以被接受。另一方面,一些稍微犯罪往往不被人們警惕,甚至有不少為其說情、開脫。由于法律對犯罪危害性程度規(guī)定的層次不明確,對行為人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也未體現出明確的層次,一些剝奪權利刑、資格刑,提供社會勞務刑等刑種難以在刑法中規(guī)定,在對一些稍微犯罪進行處罰后效果并不是很好。現實中稍微犯罪較嚴重犯罪的比例大得多,但司法機關近年來在適用刑罰上,使用管制、拘役、單處罰金、沒收財產等較輕的刑罰并不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稍微的犯罪,尤其是一些稍微經濟犯罪并未被定罪處罰。形成了以罰代刑,以黨紀政紀、經濟、民事處理代替刑事處罰的突出情況。

3.我國刑法使用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使刑法理論界一些成熟的探究成果難以納入刑法,造成刑法總則、分則脫節(jié)。幾十年來,刑法理論對一般犯罪構成和非凡犯罪構成的探究已經比較成熟,但由于犯罪概念沒有程度和層次區(qū)分,在故意犯罪形態(tài)中,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適用缺乏明確標準,致使在司法實踐中對分則具體罪名的適用產生困難。如盜竊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一般盜竊未遂,依據司法解釋不罰,只有重大盜竊未遂才予追究。一般盜竊預備、中止就更不構成犯罪,那么詐騙、搶奪呢?司法實踐中由于刑法對何種預備犯罪應追究刑事責任不明確,也就出現了殺人、爆炸、綁架、投毒預備也無人過問。世界上許多國家明確重罪的預備、未遂、中止才處罰,我們可以借鑒。實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將犯罪劃分為重罪、輕罪、刑事過錯,對犯罪預備、未遂、中止;對共犯中的從犯、脅從犯;對又聾又啞人或盲人犯罪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甚至不罰,均可劃分出一個標準。另外,用刑事過錯作為稍微犯罪的概念能為社會廣泛接受,“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只不過這種過錯的嚴重性已達到應承擔一定刑事責任的程度而已。

4.我國刑法實行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使幾十年來刑事政策的制定實施處于矛盾之中。改革開放以來,從1982年《嚴懲嚴重危害社會主義經濟的罪犯的決定》,1983年《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的決定》,直至2001年全國治安工作會議的部署,“嚴打方針”貫穿二十余年刑事政策的始終,確保了我國社會治安的穩(wěn)定。雖然每次“嚴打斗爭”都是指向某幾類嚴重犯罪,但因為刑法中沒有重罪、輕罪的劃分,難以完全做到重罪重處、輕罪輕罰。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時難以體現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個別化和層次化,也導致人們對“嚴打”方針產生疑慮,甚至遭到刑法理論界一些人的質疑。刑事政策不是藝術,而是一種反映國家同犯罪作斗爭的戰(zhàn)略和策略的實踐。刑事政策作為一種國家活動,不能脫離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和司法斗爭實際,是同犯罪作斗爭的科學總結。同時,刑法創(chuàng)制是和犯罪概念相關聯的,立法者將某種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不是憑空想象,而是根據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因此在確定犯罪概念時,要保證國家社會對應給予刑罰制裁的危害社會行為的否定評價標準體系清楚明確,應當將統(tǒng)一的犯罪概念修改為分立的犯罪概念,使刑罰處罰達到個別化和多層次化。對嚴重犯罪實行“嚴打重罰”,對一般稍微犯罪則實行輕刑化并結合一些非刑事化處分辦法,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嚴打”和輕刑化、非刑事化相結合的刑事司法之路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相輔相成,并適應國際刑事司法改革發(fā)展趨向的刑事司法制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要: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56.37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要: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6.416.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要: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140.

〔4〕蘇聯科學院國家和法探究所.社會主義刑法的當展趨向〔Z〕.徐曉晴譯.西南政法學院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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