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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在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國居民中的貧困現象也有顯著減輕。這種不平均增長和貧困下降并存的狀況，主要是改革以來實現了高經濟增長，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在“餡餅”不斷做大的基礎上發生的

【正文】改革前的我國居民收入情況1956～1978年，我國是一個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平等的因素。原因有三：在制度上，生產資料公有化后，居民除了少量儲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外，幾乎沒有財產收入；在政策上，決策者所追求的目標是社會公平；我國文化傳統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觀念束縛。雖然均等化程度很高，但仍隱藏存在著一些不平等的因素：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實物補貼性分配（如糧棉油），城市居民享有，而農民居民并不享有，職位補貼性分配（如住宅、汽車、電話等）高度不平等；工資長期凍結，造成青年一代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平等中存在著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著平等的狀況，說明了當時我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復雜性。改革前我國收入分配中的主要傾向是強調公平而忽視效率，再加上一些貌似公平的不公平的因素，導致經濟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激勵機制，造成生產上的低效率，這便構成了改革前我國居民收入的起點和背景。改革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改革初期鄧小平就指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在政策目標上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加強激勵機制，提高效率，在做大“餡餅”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實踐證明，總的趨勢是按照改革初期提出的目標發展的。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抽樣調查：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城鎮居民收入從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是老問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期呈縮小的趨勢；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則呈擴大趨勢。把全部居民收入高低分等，1988～1995年，鄉村居民集中分布在低收入組，城市居民集中分布在高收入組。農村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使少數企業雇主很快進入最高收入組；但企業雇員仍然慢于城市的中高收入組成員。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是爭議問題關于區域間收入差距及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在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我們考察了農村區域間和城市區域間收入差距的變化情況：1988～1995年，農村東、中、西三大地區的人均收入均有明顯增長，東部最快，中部次之，西部緩慢。沿海和內地城市的人均收入也有明顯增長。沿海內部和內地內部的收入差距都有所擴大。數據表明：農村區域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程度要顯著地高于城市區域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程度。財產收入差距是新問題居民的財產收入，特別是城市居民的財產收入增長很快，而且分布也頗為不均等，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新問題。城市居民財產收入從1988年占個人總收入的0.49％上升到1995年的1.3％。住房補貼和自有住房租金估價這兩項變化最為明顯。住房商品化等于一次性地將公有財產轉化為個人財產。除自有住房租金估價外，我國目前個人財產收入的形式主要有利息、紅利、租金等。據統計局資料，個人儲蓄利息收入，1978年僅6億元，而1995年則達3000億元。90年代以來，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增長迅速，戶均金融資產從1990年末的7869元增加到1996年6月末的14715元，增長87％。分布極不均衡，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戶的戶均金融資產，為最低20％家戶的12倍。高收入階層和尋租活動是難題高收入階層的問題一直引起社會強烈反應，如何弄清高收入階層的規模及其實際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困擾著人們的一大難題。社會案例調查的缺陷，是對全國的代表性不清楚；抽樣調查的缺陷，是許多高收入人士根本進行不了抽樣調查的樣本。據溫州的一項調查研究數據，一般私營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百萬元資產的私營企業主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調查，我國年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的已有100萬戶。這些新富起來的人，主要是由私營企業主、合資企業管理人員、出場費很高的歌星、影視明星等10多類人員組成。目前，還無法對租金的分布和流失問題進行準確的研究。但一般都認為，租金的分布是極不平衡的。改革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改革以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是一個復雜的任務。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用經濟增長或發展來解釋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根據西蒙·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即使作為這一假設例外的臺灣經驗，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獲得了收入分配上比較平等的結果，也是集中探討經濟增長同收入分配的關系，即探討經濟增長是否會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1、經濟增長或發展。城市非國有經濟的較快發展（同國有經濟相比）和農村非農產業的較快發展（同農業相比）是引起收入差距擴大的兩個強有力因素。2、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由于我國采取了漸進改革方式，在體制轉型中出現了雙重體制的布局，再加上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使得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中發生了許多無序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收入差距的擴大歸罪于經濟改革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改革所付出的代價或成本。3、經濟政策及其變化。除了上述經濟增長和體制變遷以外，經濟政策及其變化對收入分配的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對于收入差距擴大的價值判斷和社會反應一種意見認為，改革以來我國的收入差距盡管在擴大，但尚不超過合理的區間，還不能說已經出現明顯的“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經濟增長的代價之一，如果能控制在保證社會穩定和正常運行的范圍，可以接受。1996年世界銀行報告認為：“將工資、收入和財富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的程度是轉軌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因為讓市場決定工資會創造出提高效率的激勵因素，而這種激勵因素對于成功的改革是至關重要的?！绷硪环N意見認為，國際上通常的看法是：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屬于中等程度的貧富差距，而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了0.4。這樣，在短短的10幾年間，我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甚至超過了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因而是值得令人憂慮的。我們的兩點看法：第一，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不平等的程度時不能簡單化；第二，對于收入差距擴大，必須區分是暫時現象還是長期現象。我們的一些建議：（1）必須深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轉型期的種種無序狀態所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問題；（2）必須發展經濟，做大“蛋糕”，才能為公平分配和減輕貧困打下牢固的物質基礎；（3）政府應通過稅收和福利發揮再分配進行調節、縮小社會貧富不均的有效功能。改進收入分配狀況是改革和發展大業的一部分，應當引起的高度重視。上述是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或收入不平等增長情況。值得指出的是，同時期我國的貧困也有顯著減輕。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目前的4500萬以下。這種不平等增長和貧困下降并存的狀況，主要是改革以來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在“餡餅”不斷做大的基礎上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