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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在最近的一項關于鄉村宅基地糾紛的研究中,接觸到大量民事訴訟檔案,在閱讀法律卷宗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訴訟當事人雙方在提出權利主張時所表達的事實,常常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且都會提供相關的人證、物證,這使人產生無所適從的感覺。從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盡力尋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實,以使糾紛獲得公平的解決,法官所關心的是“法律事實”。而法律人類學者所關心的是糾紛及其解決機制背后的秩序邏輯,是一種“社會事實”,但具體到一個訴訟案件,法官對法律事實的選擇也可能成為學者所關心的社會事實的一部分。蘇力認為:“中國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實爭議處理稱作定性……中國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在處理事實爭議時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在現有的制定法概念體系中為這些帶刺的事實安排甚至擠出一個合適的位置。”[1](p221)蘇力的分析頗具洞見,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基層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的角色選擇問題,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但我更為關注的是司法實踐背后的法秩序問題,因此會透過所謂法律事實的爭議去揭示其中蘊涵的社會事實。

關鍵詞:民事訴訟檔案社會事實

黃宗智關于表達與實踐的區分,盡管在關于清代司法的研究中由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得出結論——清代司法具有保護產權的性質,但這一區分對于解讀民事訴訟檔案仍然有相當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民事訴訟中的法律事實部分更多的是一種表達,而表達也是一種現實,與所謂的客觀性現實存在著一定的背離。黃宗智在關于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的研究中,揭示了表達與實踐的不一致性,正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強烈地影響了共產黨的選擇和行動[2]。這里所說的階級斗爭的表達與實踐的背離,本身也成為農村階級斗爭實踐的組成部分,比如共產黨以階級斗爭話語在過程中進行政治動員,即已成為不可分割的部分[3]。因此,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的界分只是相對的,而民事訴訟檔案所呈現的表達與實踐之間的背離則更為突出,這也是黃宗智對民事訴訟檔案珍愛有加的原因。他認為:“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闡明習慣性實踐和官方意識形態二者的邏輯,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邏輯,它們本身尤其便于尋找一些隱含的原則和遵循的邏輯……法律檔案記錄為我顯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實的證據和虛假的證據、真相和虛構之間的關鍵性差異。”[4](p269)盡管存在著當事人基于自己的權利主張(準確地說,是“利益主張”)而提供虛假證據的情況,但即使雙方當事人的主張

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實證據,也仍然會存在表達與實踐的背離,那是因為關于公平和正義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人當事人的話語中,以此為基礎的法律事實的建構自然表現了相當程度的表達的不確定性。

基于對司法實踐與民間習俗關系邏輯的問題意識.黃宗智更多的是關注法律檔案中顯示的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實際上是法律事實與社會事實之間的差異。我的問題意識的側重點是在地方性秩序場境中揭示民事訴訟的多元化實踐面相,因此我會更傾向于將民事訴訟檔案中法官和當事人關于法律事實的表達也視為法律實踐的一部分,無疑會在相對化的意義上消弭法律事實與社會事實的差異,盡管這種差異是存在的。

做表達與實踐的區分,仍然是一個理論的邏輯,可能會妨礙對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的理解。就我所接觸的宅基地糾紛的民事訴訟案卷看,庭審記錄和法官庭外調查所反映的當事人和證人對于事實的表達,已經很難做法律事實與社會事實的二元界分了。與其如此,倒不如將其視為法律實踐的連續性整體,以在社會事實的多維視野中透察其內在的邏輯。我閱讀案卷的一個感觸是,當事人和證人的話語表達實際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性秩序的主要側面,他們的聲音在我的研究文本中必須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把他們打發去度假”或作為自己建構結構式概念的“人質”。這就不僅是檔案資料的解讀問題,而是在方法論層面上如何運用資料的問題了。這里,可以進一步厘清兩個問題,一是民事訴訟當事人作為地方社會成員的表達和社會記憶本身就構成關于地方社會的想像,因而也成為地方性秩序場境的組成部分;二是可以通過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轉向“敘事文本”,盡力發現隱藏在社會事實深處的當地人的社會主體性,

民事訴訟檔案中當事人的表達有諸多相互抵牾之處,我們也無法以法官的角色去做法律事實的剪裁,以公平的判決分清是非,更何況在實際的糾紛中根本無法分清誰是誰非。因此.研究者的任務不在厘清是非,而在于透過當事人的表達來揭示地方社會秩序的邏輯。陳春聲對鄉村故事與傳說的史料解讀視角.對我解決這一問題有相當大的啟發:“在是否更接近事實真相的意義上爭論口述資料和本地人記述的學術價值,是沒有價值的。研究者的責任不在于指出傳說中的事實的對錯,而是要通過對百姓的歷史記憶的解讀,了解這些記憶所反映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是如何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積淀和形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口述資料和本地人的記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鄉村歷史的事實和內在脈絡。”[5](p31-32)也不妨將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表達看做是一種帶有口述史資料性質的歷史記憶,特別是在老宅基地糾紛中,當事人往往以“痛說革命家史”的方式來“說事”,以圖實現自己的利益主張。就此而論,此類資料確也反映了利益分配機制層面的部分事實,而民間故事、傳說則附會了更多的理想、信仰意識。但作為口述史的不同形式,上述資料的意義則是相通的,不能簡單地以研究者的邏輯考證其對錯,而須將其放到充滿“當地感”的地方社會歷史場境中去揭示其所象征的意義世界,即是“把當事人的行為歸位到他們的生活史中,再把他們的行為歸位到他們所屬的那個社會場景下的歷史中。個人生活的敘述,是相互關聯的一組敘述的一部分,它被鑲嵌在個人從中獲得身份的那些群體的故事中。因此,我可能不會像蘇力那樣就一兩個案件進行法律社會學分析,而是將案件及當事人的表述置于當地社會的歷史脈絡中加以把握,這離不開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那種對地方社會歷史的體驗。

口述史方法還可以幫助研究者實現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轉向敘事文本,以發現久已湮沒的當地民眾的社會主體性。在現代性的分析性文本中,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作者話語霸權式的理論邏輯的推演,而民眾的聲音則聽不到了。口述史并不是簡單的資料搜集方法,其頗具革命性和顛覆性的意義在于,通過有意識地記錄下人民大眾自己的表達,讓老百姓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歷史的磁帶上留下自己的聲音。“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了人民。它在展現過去的同時,也幫助人民自己動手去構建自己的未來”[6](p327),進而充分凸顯人民大眾的社會主體性。這里所說的社會主體性可能有兩重含義:其一是在文化人類學方法論層面上.主位與客位的關系原則、參與式觀察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要求研究者對當地民眾保持相當程度的“理解之同情”;其二,在此基礎上,也必須承認在地方社會生存的人們才是地方社會歷史的主人,當然這和群眾史觀尚有相當大的理論距離,茲不祥論。

近年來興起的新文化史方法,對此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周錫瑞比較了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以為社會史“在其更接近社會科學形態上的一個特點是關注塑造和限制人類行為的社會制度,卻傾向于否認個體行動者的力量,而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處在于它給予了歷史行動者以聲音和主體性,因此幫助他們成為歷史過程的動

因,不光是歷史過程的人質”[7]。當然,就我的閱讀經驗,還很難說新文化史范式從根本上否定或替代了社會史范式,但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我們確實也可以融二者之所長。黃宗智結合訴訟檔案的史料價值深有體會地說:“訴訟檔案,它同時包含了有關表達與實踐的資料、有關結構與抉擇的資料,它要求我們同時從文化史和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考慮法律制度。”[8]地方民眾的社會主體性不是抽象的理論原則,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場境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得以自然的流動.研究者的任務只是盡力發現并以敘事文本的方式盡量呈現其內在的邏輯。在此,既不是結構決定論,也不是話語決定論,而是打破二元疆界,展現地方社會法律實踐的多元而又模糊的面相。[作者簡介]張佩國(1966—),男,山東成武人,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社會史和法律人類學研究。

參考文獻:

[1]蘇力.糾纏于事實與法律之間[A].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2]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到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A].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張佩國.山東老區與農民日常生活[J).二十一世紀,2003,(4).

[4]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A].賀照田.學術思想評論:第五輯[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5]陳春聲.鄉村的故事與國家的禮史——以樟林為例兼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方法問題[A].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6][英]P·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7][美]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A].中國學術:第一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8]黃宗智.中國法律制度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A).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