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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農民弱勢群體的憲法保護

（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李長健武漢430070）

[摘要]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問題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從憲法角度研究和實踐對逐步邊緣化的農民弱勢群體的保護，是解決農民問題最根本、最基礎的法源性問題，是法學工作者研究和實踐解決農民問題的邏輯起點。以此為背景，文章從平等權、自由權、選舉權、教育權和財產權等五個方面，對我國憲法在農民弱勢群體保護方面的現狀進行分析，指出了我國憲法對農民弱勢群體保護存在的五大缺失及其影響，再而尋找從憲法法源保護農民弱勢地位的答案。

關鍵詞：農民弱勢群體，憲法保護，政治人權，農村承包經營權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在一起的，我們稱之為“三農”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世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將使中國農業更加現代化，中國農村更加繁榮，中國農民更加富強。但我們更應該看到21世紀中國的復興、繁榮和強大，不解決十分突出的“三農”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問題，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現代化，中國法治化的社會理想也無從談起。正如“十五”計劃報告中所說：“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回顧歷史，我們很容易看到，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三農”問題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學者們所高度重視。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到的“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農村包圍城市”；從費孝通對“三農”問題的學院派研究到鄧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創造的農村承包制、農民自治等制度；從過去的“問題導向”性研究，到“政策導向”性實踐，再到“規范法治化”建設的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關鍵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實質問題是人權問題。誰解決好了農民問題，調動好了農民的積極性，利用好了農民這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力量作為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誰就會取得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我們應該看到，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了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social-vulnerablegroups）。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權益保護、社會競爭力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處于困難和不利的弱勢地位。黨和政府也非常重視農民問題，把農民問題作為社會建設的基本問題來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社會地位等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農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成功。但相對其他社會主體而言，農民的社會弱勢群體狀況仍未得到根本好轉，有些方面還更加顯得積貧積弱。一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實踐工作者也分別對“三農”問題中的農民問題從理論與實踐角度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但始終沒有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良方。法學工作者們在這研究和實踐中，更是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中，但大多數均未找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二十多年來的理論探討和改革制度設計，似乎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根本原因在于，這些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度設計大都陷入了把農民排除在外的思維定勢，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1]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正如筆者前文已述：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過去的一些法學工作者們之所以沒有真正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法律對策，就在于沒有從法律的源頭、國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尋找答案。近年來，一些法學工作者逐步意識到憲法保護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紛紛投入精力和熱情去進行相應的研究和實踐探討。他們認為：作為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最神圣的憲法，是共和國的立國之綱；他們希望憲法之母，一方面要嚴厲約束易于膨脹的權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護易于受害的弱勢群體的權利；他們更期盼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沒有權貴和賤民、富裕和貧困、工人與農民等區分；在共和國憲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憲法之母的高貴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權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