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是分析研究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理論，即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是由何種動力推動的理論。該理論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80年代之后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目前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理論基礎，在分析研究和解釋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經濟、財政政策在世界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中的作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已被公認為是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主流內容。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經濟增長理論的成長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長三個發展階段。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經濟學家就特別關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認為，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的數量；二是提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個增長途徑中，Smith更強調勞動效率對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他把勞動區分為生產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和不能生產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并認為生產性勞動創造財富，而非生產性勞動只消耗財富。所以，Smith認為，在勞動投入量中增加生產性勞動投入的比例將會促進經濟增長。

其次，對于如何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Smith認為主要取決于分工程度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提高，減少工作轉換所造成的損失，利于機器的發明，所以，分工使得單位勞動的產出量增加，進而導致收益遞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認為分工取決于交換，交換又取決于交換的能力，而交換能力的大小由市場容量加以刻畫。這樣一來，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場容量的制約。所以，Smith認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也會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總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資本積累對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由于這些因素都有賴于投資，而投資又受到利潤的驅動，因而以自由競爭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為Smith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所有這些思想，包括收益遞增、分工利于機器發明（技術進步）并導致勞動效率的提高、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為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論模型的綜述中所歸納的那樣，Smith的經濟增長思想涵蓋了分工、貿易（交換）、技術和制度（政策）四大類因素，所以說，現代新增長模型無不與這位古典大師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分工模型才與Smith思想有關。

Richado（1817）對于經濟增長的分析是圍繞著收入分配展開的。在考察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關系、變動規律以及影響這些分配比例變量的外部因素后，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認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產的產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土地上生產的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導致生產向肥力較低的土地上擴展。這就意味著，隨著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產出的增加越來越小，從而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現象。收益遞減趨勢使得土地上產出的價值提高，從而又導致勞動的工資上漲，進而使得資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潤降低。由于利潤是投資的引導器，致使投資下降，最終導致資本積累減少。同時，由于土地產出的價值提高，這將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而不進行投資，因此上述過程必將導致資本積累停止。

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在金融發展的度量指標上，考慮到廣東省農村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和金融統計數據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本文選取時間序列相對完整、可信度比較高的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年末余額(農村存款年末余額+農業貸款年末余額)與農村名義GDP的比率作為衡量廣東省農村金融發展的指標，記為A。在經濟增長的度量指標上，最能充分反應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能力的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通常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的方法有如下的區別:定期增長率和環比增長率;總量增長率和人均產出增長率;名義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本文采用人均農業名義GDP(農業名義GDP/農業從業人員數)作為衡量廣東省農村經濟增長的指標變量，將其取對數，用B表示。

(二)數據選取本文選取1992－2010年的年度經濟數據作為研究廣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數據基礎，文中的的農村存款余額為農戶儲蓄存款余額和農業存款余額之和，農村貸款余額為農村信用社貸款余額、中國農業銀行貸款余額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貸款余額之和，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選用人均一產國內生產總值實證分析所需數據如表1。

(三)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若直接用于研究，很容易出現“偽回歸”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目前最常用的檢驗方法為單位根檢驗。一個非平穩序列的一階自回歸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特征根。所以本文分別對A、B用EVIEWS軟件進行單位根檢驗，如表2，可以看出，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這就為接下來的檢驗提供了基礎。

(四)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是Granger(1987)所提出的，目前已成為了分析非平穩經濟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且通過線性誤差修正模型(ECM)刻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線性調整機制。而在現實經濟中的時間系列通常是非平穩的，我們可以對它進行差分把它變平穩，但這樣會讓我們失去總量的長期信息，而這些信息對分析問題來說又是必要的，所以用協整來解決此問題。因為A和B序列均為一階查分平穩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條件，在這里本文使用Johansen＆Juselius協整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說明A與B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就說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最后對兩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結果如表四。說明了在最優滯后期為2時，拒絕“B不是A的格蘭杰原因”，但不拒絕“A不是B的格蘭杰原因”。

中國經濟是一個巨大的修論。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自1980年以來年平均增長率為8.6％，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國家在這樣長的時間里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長。另一方面，香港恒生國企指數自1993年至今年7月已經下跌了1／3。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如果用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比例來衡量，中國這個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沒有效率的一個。在微觀層面上，如果一個企業持續虧損，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產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觀層面上，如果資源不斷流向這種企業，就缺少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兩種類型的低效率集中體現為銀行體系的呆壞賬上。外國分析家估計，中國銀行體系中的壞賬比例高達50％（為官方估計的兩倍），是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匪夷所思的：中國經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又是最無效率的。

人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看法由此產生眾多分歧。許多中國觀察家對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持疑。一些學者指出數據中存在大量相互不符，比如各省加總數字和國家統計數字之間的差異，比如偏低的能源消費數據與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成比例，等等。

但是，中國的統計數據經受住了嚴格的國際審查。摩根士丹利的謝國忠用可以證實的數據，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中國在過去20年中真實經濟規模確實擴張了5．5倍。這些數據包括快速增長的居民儲蓄，以及用中國貿易伙伴進口數據證明的快速增長的中國出口。

如果中國的增長是真實的，這種顛倒了經濟學傳統邏輯的增長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

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曾經也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其效率低下也是眾所周知的。前蘇聯解體后，經濟幾乎完全崩潰。現在，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只相當于中國的1／3。這種增長是真實的么？

一、幾個重大稅收政策問題：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意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央。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