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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和”文化現代傳統多元主導
〔論文摘要〕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諧文化是和諧社會建設的理論支撐。正確把握和諧文化必須了解和諧文化的四個層面,它們分別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和諧、多元文化與主導文化的和諧、中國文化與國外文化的和諧。
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對和諧文化的研究不僅是理論指導的需要,而且是社會實踐的需要。和諧文化包括四個層面,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和諧、多元文化與主導文化的和諧、中國文化與國外文化的和諧。這四個層面從點到線,再由線到面,從縱橫兩個角度概括了和諧文化的多層次內涵。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文化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觀
摘要:發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學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力量型”科學,它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可以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界限作出貢獻。盡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對于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這取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程度。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智慧的發掘與利用關涉到中國現代和諧科學體系的建立與傳統文化的復興。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生態覺悟;“力量型”科學;和諧;中國現代科學體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理論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們提到科學,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學,它起源于希臘的理性科學,重視數學的運用與實驗的檢測,因而也稱為數理實驗科學。[1]西方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同時受西方近代文化觀念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希臘理性科學對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2]這樣,主體維度的價值訴求加上對物質力量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近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雖然在過去幾百年中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二十世紀的科學與技術卻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的核心思想和結論分別從宇觀、微觀和宏觀尺度證實了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局限性,且這種片面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4]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自然的關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都面臨著發展的瓶頸問題。和諧的生態覺悟、科學的前沿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范式,而這種新的科學范式的核心思想與東方文明中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科學將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摘要]校訓是反映中國教育的一面很好的鏡子。校訓從無到有、從不成熟到逐步完備,其自身歷史脈絡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傳統教育轉型為現代教育的歷程。校訓句式和詞語組合等形式的發展和變化,折射了中國教育由重傳統文化到重政治口號再到重教育自身規律的轉換過程。校訓內容從以往的注重道德修養的倫理性內容到加大“智力型”、“實驗型”等知識性內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揚現代教育理念,都反映了中國教育由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軌的歷程。
[關鍵詞]校訓;中國教育;變遷
蘊涵傳統文化和體現時代精神的校訓在其百年發展中變化較大,它的變化暗合了中國教育的變遷,折射了中國教育由傳統走向近代進而步入現代的光輝歷程。本文著重從校訓的歷史脈絡、形式、內容三方面的變化反映中國教育的變遷。
一、校訓的歷史脈絡折射中國教育的變遷
“校訓”二字不像“家訓”、“庭訓”,在我國古籍中已獨立成詞。古籍中雖有“校訓”二字,但并非詞組“校訓”本身,一經句讀,即可看出“校”和“訓”是各自成義的,且“訓”多為動詞。如《全唐文》提到:“……五校訓齊……”,意為五組軍隊訓練整體;《明史》卷十中說道:“其學校訓導未教生徒”,意為學校就是來教育、訓導那些未受過教育的學生。
我國古代雖沒有獨立的“校訓”詞組,但卻存在校訓的精神內核。《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南宋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揭示》和岳麓書院“忠孝廉節”等,雖說并非我們所指的校訓,但內容和形式卻為校訓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校訓效法的樣板和取材的“總庫”。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背景下的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一直以來都頗受爭議,時至今日也是學界熱議的問題之一。在筆者看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要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延續,就必須同現代社會進行摩擦碰撞,從而保證傳統文化的活力。中國傳統文化要實現向現代化轉變,在其轉變過程中,必須戒掉全盤肯定以及全盤否定的不利傾向。即在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不能在沒有進行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就進行照搬照抄,將中國傳統文化機械的復制到現代社會中來,同時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要克服這兩種傾向,就需要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幫助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向現代化轉變的目標。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為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提供方法論依據。首先,中國作為五大文明古國之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不僅其內容極為豐富,涉及面也極為廣泛,儒學這一文化符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它對我國人民的生活及思維方式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它主要倡導政治統一、社會安定、道德規范,仁政以治、發展教育和生產等,這些思想對于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不僅如此,儒家傳統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論調不僅是對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倡導,同時也是對創建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倡導,這些思想都能過在現代化的社會條件下繼承下來。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形成于封建社會,生產力條件低下,因而儒家思想所攜帶的小農意識、官僚意識以及宗法意識都極為濃厚。例如,儒家思想對于傳統及內傾心理過于注重,從這一點來說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卻有不利影響,極容易造成教條主義以及獨斷論調的產生;不僅如此,儒家思想“重實踐,輕理論”“多證悟,缺邏輯”的特點也極易造成經驗主義的產生。這些必然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的阻礙。不僅如此,在依據兩點論對我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過程中,同樣要堅持重點論,否則就無法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使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背景下得以更好的傳承和發展。例如,儒家倡導“以和為貴”,提倡保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墨家倡導“兼相愛、交相利”提倡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處,保持道德與功利的和諧統一;法家倡導在統一的格局內實現社會和睦;兵家有“先和而造大勢”“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之說;不僅如此,前任國家主席在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時也提出了“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路線„„這些言論都對和諧思想進行了肯定和宣揚。由此可見,堅持和諧思想自古以來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發展走向。為此,在實現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保證傳統文化現代化轉變方向的正確性。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受文化現代化發展要求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進行傳統文化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明確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的動力。自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系列西方思想逐漸傳入中國,外來文化的滲透為中國傳統文化轉型提供了外部動因。中國傳統文化自身所固有的包容性和認同性是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承載中華民族歷史思考的載體,同時也是將中國與其讓他國家區別開來的標志。在這個文化現代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并沒有被削弱。例如,不斷涌現出來的“漢服運動”“成人禮”等社會現象,都向我們說明了傳統文化被人民所肯定和接受。在筆者看來,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發展是可以在摒棄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進入現代化的。為此,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求都在不斷推動著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這也是其動力所在。最后,從現實來看,中國傳統文化要實現現代化的轉變,是需要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的。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西方文明涌入,人民開始了解西方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求富國之路的思維模式建立起來,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也有了新的發展路徑。隨后,維新派對于西方文化的大力引進,對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人民開始從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發展到學習西方政治制度。在這樣的動蕩時期,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較大的動蕩,“‘五四’運動”的爆發從思想觀念方面改變中國傳統文化,“民主”和“科學”的理論被提出并逐漸得到重視,據此開始,中國傳統文化歷經了一段被批判的時期。與此同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當時盛行的“全盤西化”的論調以及“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洗禮下,提出了新的論調——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隨后隨著這一主張逐漸被人民所認可并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勢頭也越來越好,同時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也引發人民的思考。自此之后,中國傳統文化在此種形勢的推動下也開始逐漸向現代化轉變。
二、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要實現現代化的轉變,勢必會經歷一段不斷地轉型、演變的過程,為此,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文化成果,同時也要隨社會、時代的變革而不斷開拓創新,這就需要馬克思主義對其轉變過程進行科學的指導,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運用,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劃分,從而幫助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為中華民族發展面向現代化的大眾文化而不懈努力。
作者:毛靜單位:鄭州旅游職業學院
摘要:中西方文化由于差異而進行的角力與更新發端于清末時期,鴉片戰爭成為關鍵點。戰爭的結果使得中西方文化開始交融和更新:西方文化逐步傳入中國,而原生態的傳統文化開始遭到質疑。中西方文化有相通之處,但不可脫離其發展的歷史背景來理解。深入分析鴉片戰爭前后中西文化在角力中更新換代的進步過程,能夠為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更新提供參考視角。關
鍵詞:傳統文化;鴉片戰爭;角力;更新回顧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歷史,清末的鴉片戰爭成為了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傳統文化以單向度的輸出為主要交流模式,這個特點持續的時間長,穩定性高。然而鴉片戰爭之后產生了顛覆性變化,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勁風急吹,使得中西文化產生了巨大的碰撞與沖擊,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角力,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更新提供了契機。
一、鴉片戰爭下中西文化沖突的特征
對于鴉片戰爭,中西方學者有著不同的稱謂。這反映出各自文化陣營關于此次戰爭目的的看法差異。中國學者一般將此次戰爭稱為“鴉片戰爭”,認為是反對走私的正義護國戰爭;而一些西方的學者則將其稱為商業戰爭,認為是為了打破貿易不公的局面。這種稱謂的差異,實際上源自中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這種沖突可以從兩個方面感受到,其一是戰爭的緣由,其二是戰爭結果。從戰爭的緣由來看,鴉片戰爭爆發的表面原因是清政府的禁煙行為,但深層次的緣由卻要從鴉片戰爭之前中英兩國的狀況來探尋。從十八世紀中期,清政府逐漸開始關閉沿海的海關,只剩下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并設置了諸多嚴苛條例。在此期間,不少商人請求開通口岸均被驅逐出境。此時的英國已完成了工業革命,其與日俱增的生產力水平急需廣闊的市文化場作為傾銷地。但是,正常貿易渠道受阻的情況下,走私活動卻很猖獗。清末時期英國在中國廣東海域大量走私和販賣鴉片,前后持續了二十多年。至道光年間,走私鴉片的數量已經超過四萬多箱,不但造成白銀迅速外流,同時使得中國人的精神和身體都備受摧殘,社會生產力及社會秩序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1838年道光帝派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令其至廣州禁煙。這一著名的虎門銷煙最終成為英國發泄不滿的突破口,引發了歷史上著名的鴉片戰爭,并以中國在1842年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為停戰代價。回顧這場戰爭始末,由于英國商人的鴉片通過走私渠道進入中國,清政府禁煙名正言順。但英國政府則認為他們是“為保護鴉片貿易而打起來的戰爭”。無論是中國還是英國,都認為自己為正義的一方。然而,實質上這是源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和沖突。費正清就曾經提到,鴉片戰爭的爆發緣由是中國沒有以平等的狀態參與到國際交往中,而英國卻以武力打破了這一現狀。一方面,在戰爭爆發之前,英國曾經派遣使團來到中國,以期達到通商的目的,不料卻以失敗告終。1793年,英王派遣其表兄喬治•馬戛爾尼來到北京覲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拒絕了馬戛爾尼有關開商埠減課稅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產豐盛,沒有與他國通商的需要。這一理由充分反映了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蔑視他邦的文化心理。乾隆之后的繼任者亦是如此。回顧兩者的社會背景,英國此時是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仍然留在封建社會不發達的經濟形態中。在這樣差異巨大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所生長出的文化,必然產生巨大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