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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防和解決大學生諸多心理問題的需要。目前的大學生主體上是健康和諧、積極向上的,但依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不乏心理方面的問題,例如過于依賴網絡,長期脫離社會現實,承受和克服挫折的能力越來越弱,受到挫折后自怨自艾、自嘆自惜、自責自恨,更有甚者還出現輕生的行為。大學生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思想困惑日趨嚴峻,不僅影響了大學生的個體身心健康,而且也影響了國家高級優秀人才的培養。這些存在于大學生群體中的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會的重視,越來越多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覺扮演“滅火人”的角色,即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告誡警示等,盡管如此還是忽視了問題發生的源頭,沒有重視和提高大學生自身的心理防御能力。其實,大學生自身都具有某種積極的力量,他們自尊自立、求知欲強,重視自我發展,有進取心、愛心、同情心等,可以說,積極是大學生固有的重要本性。這些積極力量的發現與培養為大學生實施積極心理教育、培育積極心態、建立積極心理防御機制提供了成功的可能。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夠及時發現大學生存在的積極力量,并對這些積極力量予以鼓勵、培養和發展,那么大學生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預防并克服存在的心理問題,抑制并消除消極心理,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生存在的心理問題和思想困惑。
(二)完善和發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需要。心理健康教育作為高等學校德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密切的關系,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內容和要求。積極心理學的興起與發展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更有效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方向指導和思想保證。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鑒積極心理學的成果,將積極心理學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在一起,融會貫通,以對大學生進行正確的思想引導為切入點,豐富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指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
二、積極心理學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與借鑒
將積極心理學整合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關注大學生身上的積極力量,可以從價值取向上、方法上和實踐上三個方面達到兩者的統一,從而為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借鑒。
(一)價值取向上,尊重個體,以人為本。在價值取向上,積極心理學注重培育人的積極力量,追求個體的自我塑造能力,充分尊重個體,并善于挖掘個體固有的積極潛能。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這種價值取向不僅符合當前大學生要求自主自立的心理,同時也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該遵循的一個價值取向。這種尊重個體發展的價值取向可以充分認識大學生的個性特征和個性心理,更好的引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堅持“以人為本”,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積極效果。
(二)方法上,積極借鑒,正確引導。積極心理學注重研究個體積極心理體驗,并利用這種體驗幫助個體獲得自信、發現自身潛能,這一點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供借鑒,即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在方法上注重肯定與鼓勵,糾正大學生思想問題的同時更加注重發現學生優秀品質、“灌輸式”說教的同時更加尊重學生個體想法、“引導式”教學的同時更加重視學生自我體悟。積極心理學不僅注重對個體的肯定,同時也研究如何通過各種訓練觀察個體的積極正向品質。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借鑒一些積極心理學的方法和成果,注重教育方式的科學化、民主化和人性化,豐富和發展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從而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兩種愛國觀的起源
狹隘民族主義的國家是通過暴力掠奪和征服而來的,需要有集中的權力來維持統治和存在,同時,本民族國家和其他民族國家之間是對立的關系,相互斗爭而產生更為強大的民族國家是宣揚狹隘民族主義的統治者的主要觀念。統治者一方面需要人民維護本民族的生存和利益,對外采取各種偏激的行動來表現自己的愛國情感。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借此控制人民的思想,在內部鞏固其統治地位。從歷史上看,只要有暴力和征服,就勢必出現狹隘民族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這是統治者用以侵略和維持統治的外衣,而人民則在不知覺中成為被掌控的對象。不同的愛國觀通過教育傳播,最終在人民的意識中形成,因此不同的教育觀念,也會對人們愛國觀產生重大影響。
2.自由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愛國觀下的大學生思政政治教育觀念
教育是有目的的、有計劃的活動,在人的身心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比起遺傳素質和自發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教育對人的發展的影響力要大得多,教育把遺傳提供的可能性與環境所提供的后天條件充分結合起來,促進人意識的形成與發展。針對大學生處于青年價值觀和認識觀的關鍵階段,高校教師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結合兩種愛國觀的不同特點,有針對性的對學生開展教育工作。自由主義者在教育觀念上依舊強調人的自由。其中典型的教育理論有人本主義教學理論以及建構主義的教育理念。人本主義者認為,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應該是個性充分發展的人,是自主發展的人。教育并非是指導性的,而是幫助和促進型的,教育的作用是為受教育的對象提供資源,由教育對象自主選擇、自由發展。建構主義者則主張,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對于世界的理解和賦予的意義卻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教育不能把概念作為預先決定了的東西交給受教育者,不以社會性的權威去壓服教育對象,受教育者對知識概念的接收,只能由他們自己以自身經驗為背景,來分析知識的合理性。故此,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教育中,人民愛國情感也是自主選擇的。人民不受政府宣傳的“主流思想”左右,而是理性客觀地看待個體和國家的關系,根據自身的體驗來決定個體對國家的情感。而狹隘民族主義者則要求牢牢掌控國家的學校教育。學校是專門的教育機構,政治功能是其一項重要的功能。與社會中其他影響因素相比,學校中所傳播的政治文化一般是社會中的主流政治文化,即統治階級的政治文化。受這種政治文化的影響,人們容易形成與統治階級相一致的思想意識,從而自覺地維護民族國家所謂的整體利益。狹隘民族主義正是看中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對人民灌輸以“愛國”概念,同化民眾思想,打著“愛國”旗號掩蔽其統治的本質。更有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隔絕外來的文化和知識,使民眾置身于無從選擇的境地。教育本是使人能更好、更全面地發展,而推行狹隘民族主義的國家卻完全違背了教育的初衷,利用教育推行其所謂的“愛國觀”宣傳,達到維護統治者地位的目的。此時,教育已成了統治人民的手段,而非服務人民的方式。
二、自由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愛國觀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導
1.自由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愛國觀的比較
自由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同為意識形態,都是政治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都反映一定經濟和社會關系以及階級或階層的根本利益,以哲學、宗教、政治、法律和經濟思想等形式表現出來。這兩種意識形態之下愛國觀作為政治意識在基本性質方面也有相同之處,它們同是時代的產物,是在一個國家特定的文化和歷史中誕生的,具有時代性。其次,這兩種愛國觀皆會對社會成員的思想、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具有調整性和指導性。但是,兩種愛國觀也有著根本不同。自由主義的愛國觀以公民個人為出發點,將國家視為契約條件下的工具,強調公民在私人財產和利益得以充分保護的前提下,自發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狹隘民族主義的愛國觀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將國家視為民族的象征,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成員被民族意志統一情感,被要求對國家絕對忠誠。
2.兩種愛國觀對現實問題的態度
關鍵詞 湖南《大公報》 新聞輿論 引導
中圖分類號G219 文獻標識碼A
“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與非理智的成分。”新聞學者王雄將輿論細分為公眾輿論和新聞輿論。新聞輿論是一種高度自覺的、理性的、趨于平衡的自為意見表達系統,它擺脫了公眾輿論通常具有的不確定性、混亂性、盲目性、偏狹性和情緒性,而達到一種確定的、有序的、條理化的、自我負責的認識層次。而輿論引導就是用新聞輿論引導公眾輿論。故一份報紙要對社會公眾輿論進行引導,它本身必然具有二定的輿論觀。
湖南《大公報》是湖南省民國時期辦報時間持續最久的一份民營日報。1915年9月1日由劉人熙、貝允昕、李抱一、張秋塵、張平子等創辦,它是因主張反對而從《湖南公報》中分離出來的,貝允昕、李抱一、龍兼公、朱讓丹、陶菊隱等都是清末新式教育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五四”政治運動和思想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他們所主持的湖南《大公報》在湖南的中充分發揮了報紙的宣傳與鼓動優勢,積極引導公眾輿論,促進了湖南的深入發展。
湖南《大公報》在“五四”中形成了自己的輿論思想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報紙是公眾進行思想交流的媒介。《大公報》總經理貝允昕在六周年紀念辭里說:“人之心一理,而人之事不變,其所恃以為交通之利器者,厥惟言語。文字者,無聲之言語,新聞紙者,有體格之文字……人之生也,非與人人相交接,則無以為生……顧利害之顯,諸事者易見,而是非之衰,諸理者難明。是是非非,是謂輿論。新聞紙者,又欲羅列其具體之事實,而即以闡示、抽象之公理也。”這里明確指出報紙是人們賴以進行思想交流的利器,輿論則是社會上關諸“利害”的事。報紙則是對輿論進行報道并闡示其中所含的公理。二,報紙為輿論機關,有代表輿論改造輿論之職。報紙主筆龍兼公在《報紙和輿論》一文中,指出報紙不等于輿論,但和輿論“關系密切”,歸納出報紙與輿論的三種關系:“報紙創造輿論”,“報紙代表輿論”和“報紙改革輿論”。即輿論可由報紙創造出來。報紙發表某種新思想新主張,得到群眾的贊同而漸漸成了一種輿論;代表輿論是指社會上有某種輿論,報紙于適當機會替他宣布出來。有時加以批評表示贊助的意思,報紙替輿論作喉舌;改革輿論是指報紙認為某種輿論有錯誤或不妥當適宜之處,把他糾正起來,并能成功……并認為改革與創造輿論為要。這種報紙和輿論的觀點已和現代新聞輿論觀的“制造、引發、引導輿論”相一致了。關于報紙的功能,則認為“人有恒言,皆日報紙為輿論機關,所以監督政府指導國民。”至于輿論監督的方式,則認為“有先時之輿論,如天將旦而鶴鳴;有應時之輿論,如秋已至而蟬噪。”可以看出《大公報》同人輿論觀:報紙所載,即新聞輿論不等同于社會輿論,而是經過報紙編輯主筆等經過了精心選擇的部分社會輿論;并以此輿論引導社會輿論最終對社會公共事物施加影響,對政府事務施加監督。《大公報》主筆的關于報紙輿論的認識與現代新聞學學者王雄的觀點是一致的,即“新聞輿論是通過媒體所表達的社會輿論”。因為他們對新聞輿論功用及報紙的社會角色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我’之所言,蓋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為懷,無所自私……”雖然本報“迭受摧殘楚辱,同人再接再厲,絕無怨無尤人之意……吾人既發大愿心,以言論為救國覺民之具。寧使言而不用,毋使知而不言……其于覺民牖世之言論本旨,不其左哉……”其“本旨”是鮮明的,有力的。
所謂新聞輿論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大公報》認為在輿論宣傳“到了真理大明,疑點盡釋的時候,(民眾)不但絕不懷疑,并可以由創造改革(輿論)的結果變成一同化的新輿論。”實質上就是用新聞輿論去改造和同化公眾輿論,以《大公報》的立場和觀點去改造公眾的立場和觀點,簡言之,就是導致公眾“態度”的改變。湖南《大公報》為了達到形成“一同化的新輿論”的目的,使公眾態度有所改變。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一、樹立正面形象、確立話語權威
湖南《大公報》一開始就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1915年9月,劉人熙、貝允昕、李抱一、張秋生、張平子、龍兼公等反對《湖南公報》仰承袁氏鼻息,憤而辭職另創辦《大公報》,聲明“‘我’之所言,蓋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為懷,無所自私,故號大公”在創刊詞《本報宣言》提出辦報宗旨,其一是反對帝制維護共和。認為主張復辟君主制度,“實不啻提倡革命,當然為法律所不容?”其二便是反對黨爭,主張報紙“中立”。“今日之新聞……或根據朋黨系統,或附屬政治之機關……(本報)絕不肯步此二者后塵。唯以大公無私之本懷,發表中立不倚之言論,據事直書,有聞必錄。”其秉筆直書,大公無私的態度為全省人士所敬仰、歡迎,一開始就在廣大受眾中確立了其“大公”的形象,使《大公報》銷量大增,不及一月發行四五千份,不數月躍至萬份。
同時,湖南《大公報》將自己定位于民主自由的斗士與專,制政府的受害者,從而爭取民眾的同情與支持。湖南《大公報》因為敢言人之不敢言,屢遭封刊與搶劫。“曾有一日之內遭劫七次”損失巨大。1917年6月,傅良佐督湘,湖南省內戰爆發,傅在長沙宣布,其“戒言辦法”的第一條就是禁止一切“危害”時局的集會、結社、新聞、雜志、圖畫和告白等。湖南《大公報》依然不顧,堅持“有聞必錄”。于1918年7月16日轉錄北京報紙所刊載的馮玉祥在常德獨立的消息而獲罪于傅,被封停刊將近一個月。復刊后,該報依然如是,并且“特大加改良,添聘訪員加發快電,以期新聞確實消息靈通”。不止如此,在報紙送審后,被刪減的消息所留下的空白,報社故意不補,而留下空白,即“開天窗”,以示抗議。及至1919年4月21日,開“天窗”處共計138處之多,其中天窗最多的一天有四、五個。被刪的既有評論也有消息。報紙上的“天窗”是對專制的一種無言的抗拒,對扼殺言論自由的一種憤慨,并以這種沉默的方式博得受眾的同情與支持,達到不言之妙處。同時,湖南《大公報》并不因為獲“罪”停刊而放棄與軍閥專制的當局的斗爭,而是振臂直呼,要求民主,要求言論自由。
此外,湖南《大公報》廣泛聯盟,以獲得最大的社會支持力量。湖南《大公報》在7月18號復刊的報紙上說:“同人等不自量力,于此次出版后,總想繼續前此固有的精神,把它發揮光大起來。負一分創造代表改革(輿論)的責任,甚望國中輿論輔助匡正之。”由此可見,他們認為獨木難撐,只有獲得國中輿論同心輔助,方能真正完成其創造輿論、代表輿論與改革輿論的責任。為此目的,湖南《大公報》與湖南各宣揚新
文化的進步團體保掙緊密聯系。首先表現在密切關注各社團活動并辟專版以報道。如健學會之成立、活動及數次演’講,《大公報》都有詳細報道,對于其演講辭更是一字不落全文刊載,為其傳播新思想而張目。其它如青年會等,對其消息也是有聞必錄。還有就是直接參與社團活動。如《大公報》以報館的身份參與湖南公團聯合會,直接加入反抗張敬堯政府的斗爭,以報紙為陣地宣傳該公團的宗旨、目的。同時,為排除公團內分歧,聯合力量,還以評論方式指導公團行動:“全國聯合會與各界聯合會,多義雖異,其為救國之動則同。且公團聯合會正在籌備成立。對于新團體加入,想必歡迎。至謂公團二字,不及各界二字之廣,則與公團人商榷變更,未始不能容納。若欲公團之外,另組各界聯合會,表示一種平民的精神。分道揚鑣,同歸殊途。只要有切實可行之辦法,我贊同。總之,救國運動,系在同心協力,共赴一的。動于感情,爭執意氣,殊無謂也。”湖南《大公報》還讓館員或撰述員以個人身份參與到各社團,協助并影響這些社團的各項活動,從而擴大湖南《大公報》在各團體中的影響。如《大公報》館外撰述員、何瞻岵(叔衡)、李、彭璜等都是主要會員;彭璜同時還是湖南學生聯合會主席,1925年正式成為報館編輯人員和執筆人。何瞻岵所辦湖南《通俗報》被張敬堯封刊后,湖南《大公報》冒著被封的危險,披露張敬堯明以積欠經費迫使何叔衡“奉令解職”,暗中為言論壓制,大聲疾呼“無故撤換主持之人,又不令其脫然畢事以去,何足以鼓舞人才為國家效力也。”湖南《大公報》主筆李一景僑、彭璜、龍兼公更是文化書社主要社員。他們參與文化書社各項社務;最早在《大公報》上刊布文化書社的宣言書《發起文化書社》和綱領性文件《文化書社組織大綱》等等。還大量刊登文化書社的新書廣告,如《新青年》的廣告,使文化書社從一開始便和《大公報》緊密結合在一起。
正是湖南《大公報》在社會話語體系中樹立了自己權威引導者的形象而使其對輿論的引導具有社會效應,才真正達到了“牖民智”,引導國民走自新強國的道路。
二、善于捕捉、追蹤報道社會熱點事件和問題,準確地將媒體議程和公眾議程相合榫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巴黎召開世界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列席會議。國民都希望在巴黎和會上解決中日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以獲得國家領土的完整。民間各界紛紛發表意見,提出種種方案,聲援和會,為中國代表做后援。湖南《大公報》抓住契機,從1919年1月25日以《歐洲和會議開會矣》為題開始報導和會進程,一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之前,詳細報道了我國內各界關于山東、青島問題解決的提議。以及和會會議上的解決方案。其中刊載了廣州周嘉坦等發表的致國內各團體書――《國人對于歐洲和會之要求》,提出取締歐戰以來中日兩國間“由強迫及引誘而締結之一切條約、密約及此類合同協定”,廢除中德兩國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要求無條件歸還青島等。國民外交協會在湖南《大公報》上連日發表重要文電,要求“廢更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及-以威逼利誘或秘密締結之條約合同”,提出“改正關稅稅制,以自由制定為原則”等等。一時間,民眾輿情日益高漲。《大公報》順應輿論,一日之內,發表有關山東問題的消息最多達38條之多。在確定力爭山東、青島為報道中心議題之后,《大公報》將其提到新聞輿論引導工作的中心位置。不僅僅是詳細報道各界輿情和巴黎和會消息,還充分利用本身的信息資源和文化資源,對消息做出詳盡解釋和令人信服的評論。當巴黎和會將山東問題議決,讓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_的一切權利之后,《大公報》一日之內發表《山東從此已矣》的權威消息,同時配載龍兼公的評論《嗚呼,山東休矣》,正式告誡湖南人,日本是“竊珠還櫝”,山東省是“名存實亡”,進而指出“政府猶時以靜待解決,聒吾民而莫之或悟。”開始號召、引導湖南民眾行動起來為爭國權而斗爭。湖南《大公報》明確提出:“國家到了現在地步,盡怪外人,也是無益,專靠政府更未見得靠得住,現則大家都低頭落眼,只等死期嗎?不是不是……雖然到著死地,也要掙扎幾下,才是道理。……大家當自己拿出真實力量出來,才能打破這劫,創開一條生路。……聽說山東發起十人救國團,辦法頗為得當……”在此號召下,長沙各界為爭國權發起了國貨維持會,抵制日貨。
美育是通過審美活動,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陶冶情操,豐富精神生活的教育。美育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在這方面,我國有良好的傳統。孔子是先秦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回答弟子的提問時說: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2]113孔子在這里講到的四個人,是春秋時的大夫。孔子說:“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克制,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用禮樂加以修飾,這樣也就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人了。”他們分別代表著“智、仁、勇”和“藝”,如果一個人將四者集于一身,其人格也就完備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非常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孔子還主張將禮、樂、詩、書、射、御“六藝”列為學校教育的科目,其中各項都包括了美育的內容,體現出了他全面發展的思想。
當今世界已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新的經濟形態對人才提出了全面發展的要求。發展每個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和廣博的文化修養的高素質人才,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指導思想。美育可以很好地體現高校素質教育的宗旨,可以使人的各種潛能得到平衡地發展。席勒就講過,美育的目的不是單獨地促進某一種心理功能的發展,而是通過在內心中達到審美狀態而使各種心理功能達到和諧。他認為美育雖然不能對認識和道德帶來直接現實的成果,但是,它卻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展提供了可能的基礎。它可以促進個體平衡健康地成長和提高個體的綜合素質。我們從培養學生全面發展這個意義上來講,美育為大學生各種能力的充分發展和平衡協調提供了基礎。因此,美育對促進大學生素質全面發展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美育對德育的促進作用
德育是培養人性和提高道德境界的教育,中國傳統的德育教育是通過審美來替代宗教,從而建立這種人生最高境界的。美育是一種可以完善人格,提升人性的教育;它可以促使學生的人格趨于完美。它通過感性化的、富有趣味性的教育,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在超道德的審美境界中,不自覺地儲備了能跨越生死、不計利害的道德實現的可能性,最終達到健全人格的目的。先生就極力倡導以美育代宗教,他在《美學原理序》中說:“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期能夠將這種愛美之心因勢利導之,小之可以怡性悅情,進德養身,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何以見得呢?我們試反躬自省,當讀畫吟詩、搜奇探幽之際,在心頭每每感到一種莫可名言的怡適。即此境界,平日那種是非利害的念頭,人我差別的執著,都—概泯滅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片天機。這樣我們還不怡性悅情么?心曠則神逸,心廣則體胖,我們還不能養身么?人我之別、利害之念既已泯滅,我們還不能進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還不能治國平天下么?”[3]143蔡先生在這里告訴我們,人們通過審美活動可以達到一種自由超越的境界,審美也可以成為主體心靈的依托。這樣,美育便對道德的形成具有了促進的作用。
當今社會,大學生的道德觀面臨著來自各個方面的沖擊和挑戰,如果能夠通過美育引導他們經常經歷審美體驗,就會讓他們逐漸形成一種審美的人生觀。一方面可以把道德由他律變為自律,另一方面能有效地補充學生人生信仰的缺失,使學生的心理結構不斷趣于完善。21世紀,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不斷豐富,欲求和倫理道德的矛盾顯得更加突出,通過美育可以較好地協調二者之間的矛盾,美育對培養大學生道德能力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美育對智育的互補作用
人的思維一般分為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美育的思維方式多側重于形象思維,智育的思維方式則側重于邏輯思維。通常情況下,藝術家的藝術創作主要使用形象思維,科學家在發明創造時主要使用邏輯思維。無數事實證明,如果藝術家在進行藝術創作時只側重于形象思維的運用,而沒有邏輯思維的參與,沒有理性思維對作品整體的指導和把握,也很難將作品組織得完美。同樣,科學家在科學研究時,也離不開形象思維在科學發現和創造中的聯想和啟發。李政道先生就講到他的科學研究工作和他對音樂的愛好有很大關系。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說他的科學工作與從事音樂工作的夫人有很密切的關系。這樣看來,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這兩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簡單地把它們并列起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偏廢任何一方,都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實際工作。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在科學研究中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我們對大學生進行美育教育,可以較好地培養他們的形象思維能力,是對他們的科學思維、智育思維的很好補充。
此外,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感觀對主體的頓悟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形式美的規律是貫穿各種形態的基本因素。就像在技術工藝里,形式美的規律可以得到自由運用一樣,在科學研究中常常由形式美而滲入到對宇宙終極結構的關注中。這不僅符合客觀規律,而且也包含了人們對主觀和目的性的追求。它也是科學技術里的審美要素,是科學美。以美啟真就是通過感性、直觀、領悟、靈感等非邏輯形式的思維來引導和啟迪,從而促進學生形成直觀感悟能力,使學生心理結構中理性成分通過審美活動達到內化。所以,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專業素質培養的同時不要偏廢對他們的美育教育,否則既有損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也會影響到他們對所學專業知識的掌握。
新時期高校美育實施的主要途徑
第一,開設美育理論選修課程。美育理論課程主要包括美學、藝術史、藝術評論等方面的基本知識。目的是使學生了解美學、美育、藝術基本知識,使大學生理解“什么是美”“什么是藝術”“如何審美”等有關美育的基本問題,為學生的審美活動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第二,開設藝術鑒賞選修課程。藝術教育是學校實施美育的主要途徑和內容。如果沒有藝術教育,也就沒有審美教育,因為藝術是審美的集中體現,藝術鑒賞又是學生了解藝術的重要渠道。大學藝術鑒賞課的目的是把美學從“象牙塔”里請出來,使它走進具體的藝術鑒賞活動中來。通過欣賞經典藝術作品,幫助、指導學生感受其中“美”的意蘊,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審美價值取向。鑒賞課程可以包括文學欣賞、音樂鑒賞、美術鑒賞、影視鑒賞等。要保證高校美育的實施,開設切合大學生實際的藝術選修課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第三,開設美育實踐課程。美育實踐課程是理論課程、鑒賞課程的繼續和深化。學生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選修一至兩門藝術實踐課程,在教師的指導下,有計劃、有目的地深化其知識學習和技法訓練,使學生在實踐中,更好地感受和理解藝術。豐子愷在《豐子愷論藝術》中講到:“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藝術。故藝術非專科,乃人所本能;藝術無專家,人人皆生知也。……出‘藝術’之深宮,辭‘藝術家’之尊位,是則事事皆可成藝術,而人人也皆得為藝術家。對稚子而教之習藝,執途人而與之論美,談言微中,亦足以啟發其生知之本能,而歸復其人生之常情。”[4]26其大意:藝術是屬于全民的,每個人都可以談論美,都可以學習藝術。美育實踐課程就是將審美融入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使美育成為具有很大延伸性的學生自我教育的過程。這里的美育實踐課程培養的是全面發展的新一代大學生,它與培養專門藝術人才的美育實踐課是不同的。
第四,加強美育在學校教育工作中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各個學科的滲透。美育除藝術教育外還可以通過許多其他途徑來實現,如欣賞大自然的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到美術館博物館參觀優秀的藝術品等。大學生還可以通過豐富多彩的課外審美活動及各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為欣賞美、表現美、創造美提供更加廣闊的實踐機會。美育媒介的范圍也很廣泛,它涉及到學校教育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各個學科。培養學生審美能力的任務不僅是藝術類課程的責任,也是學校所有其他課程的責任。我們可以通過多媒體教學手段,充分利用圖片、音樂等來挖掘各學科中的美育素材。也可以充分利用學生社團的力量,進行美育內容滲透,使學生在形式多樣的課余生活中得到美的熏陶。
[關鍵詞] 大學生;思想教育;人文關懷
愛是教育的基礎,沒有愛的教育是失敗的教育;情是教育的生命,沒有情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因此,要使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就要求我們加大情感投入,增強教育中的人情味,充分發揮情感在教育中的先導作用,達到以情動人的目的。本文擬研究的人文關懷就是一種充滿愛和情感的現代教育理念和取向,一切從人自身出發,以人自身為中心,重視人的價值,強調人的尊嚴,注重從人的精神層面去關懷人,讓人的生命自由健康成長,以人的幸福和全面發展作為終極關懷。
一、人文關懷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義
1、人文關懷是時代精神的呼喚
1.當前我國經濟處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取得了顯著成績。在燦爛輝煌的經濟成績背后,日益嚴重地暴露出與現代社會不相容的人的問題。人們的精神生活、個性特長、道德信仰等被漠視、被踐踏,人的主體性逐漸喪失,不少人失去精神與靈魂家園。高等教育也迷失了方向,被當作謀取優越職業的敲門磚,片面注重教育和引導大學生不斷地求知,掌握技能,以順應于社會,讓功利主義的泥淖模糊了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這一高遠目標,遺忘了高等教育自身。
2.高等教育也在沉痛的反思中走出了認識的誤區,認識到培養完善人格的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中突出人的本位,實現從“學會學習”到“學會生存”、“學會關心”主題的轉換,也就是要求當代教育必須彰顯人文關懷,弘揚人文精神,關注人類的生存命運,教育學生關心自我生存本身,關心他人,關心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并在此關心中實現人性的回歸與完滿。在此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把眼光投向對當代大學生的人文關懷上來,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因此,人文關懷是人類文明的召喚,是人的價值全面自由實現的召喚,是時代精神的召喚!
2、人文關懷是大學生自身發展的現實要求
人文關懷的理念是從當代大學生生活本身的實際需要出發,結合大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實際狀況提出的。大學生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在年齡上處于青年期,在生活經歷上涉世未深,其心理發展有明顯的不穩定性,正處在心理成長期,是一個極其敏感的群體,其內心體驗極其細膩微妙。因此,大學生特別渴望心理關懷和人文關懷來緩解或解決他們內心的沖突與矛盾,以慰藉他們心靈的孤獨。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按照大學生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體現人文關懷,他們才會覺得得到了尊重,得到了理解,得到了真情,得到了關懷,才能夠在輕松和諧的氛圍中進行思想交流,接受思想教育,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預期效果。
3、人文關懷是回歸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需要
現實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進行地是與大學生真實生活并無關聯的活動,主要是以知識為中心而不是以參與學生生活為基本線索,強調學生的記憶,學生面對知識點為中心而組織起來的平面化教材和冷面的理性教化,只能是被動地接受其中灌輸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就是一種人文關懷,體現著深刻的人文精神。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本,就是要回歸生活,倡導人文關懷。不符合這一點,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取得實效性。因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勸導學生真誠地去做與其現實個人生活毫無關涉的活動,去獻身于個人生活世界之外的某個目的。學生個人生活本來并非為了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質,相反,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質是為了更好地生活。所以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實施人文關懷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要求,才能取得實效性。
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實現途徑
根據科學發展觀的教育理念,今天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在繼承和發揚過去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人文關懷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主要是在價值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環境上,始終慣徹“人文關懷”。
1、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念上慣徹“人文關懷”,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價值。
2、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中滲透人文精神教育,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內容。
3、改革教育方法體系,實施有效的人文教育方法。
4、加強校園環境建設,營造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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