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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倫理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文學理論教改 探究式教學理論 運用方法

文學理論作為中文系中關鍵的一門理論指導課程，課程內容具有顯著的抽象性，學科內容與學生現實生活有很大距離，造成文學理論發展滯后。在文學理論教學中，應用探究式教學方法，既可以培養學生學習文學的興趣，也能達到活躍課堂氣氛的目的，進而提高文學理論這門課程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

1突破教材章節格局的限制，科學設計教學專題

1.1培養學習者批判文學的能力

傳統文學理論教學在選擇教材中，通常都會選取具有權威性、嚴肅性的教學內容作為教學的依據。但是很多文學學者認為，在當前編寫我國文學理論教材中有很多問題。比如：著名的趙教授指出：國內文學理論教材中有很多問題，很難適應國內文學理論、文學教材的發展，改革教材是大勢所趨。有關實踐結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內容進行教學活動，一方面，不能根據課時要求，將各種理論知識講明白、講細致；另外一方面上，會引起學習者的反感情緒。所以，很多學者都主張突破教材內容章節的各格局，堅持從文學現象上考慮，以學習者知識需求為主導，對教學專題重新展開設計。教學專題應該考慮到引導學生主動思考文學活動，并具有較強的“探究性”，與培養學生動手能力相結合，將文學體系中各個知識點與學生現有知識體系、知識結構相結合。如：結合“文學活動”中四大分支，將文學教學內容分為文學創作論、接受論、本質論和作品論四大模式，在每一個教學模塊中都設定出一定的教學專題，在設計教學專題時，應考慮到學習者對天文現象感興趣程度，并針對性的進行培訓。文學活動本質論專業是培養學習者對文學認知的能力，讓學生提交出評論文學熱點的文章；文學創作專題結合培養學生文學寫作的實際能力，要求學生們積極和愉快的展開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專題注重于提高學生鑒賞文學能力，引導廣大學習者積極創作文學評論。

1.2設計教學專題

結合文學活動本質論這一板塊，并根據學生文學學習情況，設計出如下幾方面的教學專題：怎樣進行文學活動？文學到底對于我們生活有怎樣的作用？文學與哪種活動有關系？文學具有什么特征？結合文學創作論板塊，設計出文學創作體會談、名人創作體會談的教學專題。結合鑒賞和分析經典作品這一問題，文學作品論板塊與文學接受論板塊可以設計出如下幾種教學專題：文學倫理和情感、文學類型、文學作品的層次；文學語言特征；文學寫作風格。上述所講的在設計教學專題中具有三個優點：一是，結合文學問題，有助于調動起學習者學習文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廣大學習者深入探究文學；二是，既考慮文學理論知識體系是否完整、統一，也能與文學教學實際需求相符；三是，眾多模塊和教學專題促使整個教學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導教學者選擇教學模式。但還需要注意的是，在確定完教學內容后，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具體教學中，還需要結合學習者學習狀況、接受能力、知識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針對性的選擇或者修改教學專題。

2教學方式上注重“探究”的過程

2.1創設教學情境

探究式教學和傳統教學對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滿堂灌的教學方式，強迫學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漸進、逐層深入，注重用問題導入教學內容，因此探究式學習又被稱之為“問題導向式”的學習，而“問題”被作為研究和探討學習的核心。在文學理論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先提出問題，學生針對性的回答，這樣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學方法，顯然“探究問題”貫穿于教學課堂的始終。問題導向式的教學方法，不但能夠培養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而且還能將原本枯燥、乏味的問題轉變得豐富有趣，學生在思考問題中，也會與其他同學進行交流，這樣也在無形之間增加學生之間的友誼，促使他們更好的進行學習。如：“文學的真實”教學專題課堂活動應該這樣開展的：教師先對學生們講述《農夫觀畫的故事》，引導學習者主動思考這個故事到底在講什么？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發？大家在討論后得出：文學藝術的靈魂是真實性；教師在引導具體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變形記》，讓學生們思考和研究藝術具有的真實性與我們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實性有和差異？在教師的引導下，總結和歸納出藝術真實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師結合學生對藝術真實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藝術真實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與個別性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決這一問題，應了解“藝術概括”的含義；然后教師在結合老舍《駱駝祥子》、托爾斯泰《復活》”等例子，對概括藝術的規律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在講述實現藝術真實性這一條件時，特別是講到“合情合理”時，教師可引出王實甫的《西廂記》，其主人公杜麗娘“死了又活了”、“夢里又死了”的離奇、古怪的情節讓學習者思考：“為什么這一情節不是真的，很多讀者都信以為真呢？”讓學習者在思考后得出結論。所謂的問題主導式也就是從學生所感興趣的問題著手，對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學生在解決問題中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熱情參與其中，不但能夠達到活躍課堂氣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學質量，讓學生們在探討問題中學習知識。

2.2開展文學辯論賽

在21世紀的今天，人們對文學的認識越發深刻，呈現出多元性和開放性等特點。從某一種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學也就是要教學者將自我評價、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還給學習者，讓學習者主動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識。所以，在文學理論教學中，重視通過“多方主體交流”的方式，引發學習者們觀點相撞，這樣既可以挖掘學生對文學的興趣，也能夠加強學習者的實踐能力。在課堂上展開小型辯論賽作為觀點爭鋒相對的關鍵環節。如：結合“什么是文學”這一教學專題，教學者可以設計出三個辯論題目：“網絡文學與文學意義相同嗎？”、“文學是否會消失”、“文學藝術具有美丑性嗎？”，由于上課時間的限制，教師可讓學生自愿選擇其中一個辯題進行辯論，在辯題確定之后，將全班同學分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準備后，正方和反方分別挑選出三名陳詞總結人、三名陳述辯論人，其他學生可以在自由辯論環節中發言，辯論賽之后，每一位同學都要寫一份文學短片作業，字數不限。通過實踐表明，這種準備充分的小型辯論賽受到了學生們的一致認可和喜愛，同學們的參與熱情都很高，也準備了發言稿，在自由辯論時很多學生都積極、踴躍的發言，學生們在激烈的辯論過程中，不但將自身的看法勇于表達，而且也從對方辯友身上學到了知識。

2.3延伸對文學的思考

想要順利、有效的進行理論問題的研究，只靠在課堂上的時間進行思考和討論，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也只能停留在問題表層上，很難以深化理論。所以，注重收集課外的資料，探究式教學方式作為引導廣大學習者課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環節。但教師應注意到，收集資料并不是簡單布置或者告訴學生該收集什么資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個問題：一是，明確收集資料的目的，最好選擇開放性、有爭議價值的論題展開，教師應指導學生們如何收集資料、收集資料途徑等；二是，大力鼓勵和支持學生將自身的認知凝結成某種表現形式，做到這兩點后，才能確保學生在收集資料時有足夠的動力，才能達到提高學生思考、自學能力的目的。所以，在進行收集資料和延伸思考這環節時，需要學習者和教學者花費較大的時間和精力，在一些較為適宜的教學專題中才能著手實施這項工作。如：圍繞著“文學是怎樣發展起來的？”這一開放的、有爭議的話題，讓同學們進行課外自學，在課外自學后課上發表看法，鼓勵和支持同學們不要被教材內容幾種觀點所限制，要敢于發散自身的思維，主動思考自身對文學的發展有的看法。讓學生們在課下時間尋找在經典文學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跡，并了解他們的成功之處，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學。另外，在課堂后，讓學生分為若干個小組為古典詩詞配畫、配詞等，各個小組組長負責用PPT演示，進而將中國古典詩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現，這也就是一種較為可觀和典型的課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學生成績測評的靈活性

第一，期末考試方法應形式多樣，考試題不但有名詞解釋、填空題，而且還要有論述題、分析作品題，既考察了學生對文學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二，綜合成績的評定，學生平時成績包括如下幾方面：意識，個人得分、小組作業合作成績、參與辯論賽狀況、參與網絡平臺狀況等。學生所完成的平時作業，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饋學生自身所學的知識；另外一方面上，將記憶知識擴展到知識的應用。學生課堂活動參與狀況作為測評學生平時成績的主要依據，其主要部分結合教師打分，有時也安排小組成員間互相評論，每一次成績都將計入到學生最終期末考試成績中。

3結語

總而言之，在學習文學理論中，應用探究式教學方法，既可以達到強化學習者學習興趣的目的，也能夠活躍課堂的氣氛，將原本枯燥的課堂變得生動有趣。結合文學理論這門課程實際內容而言，探究式教學改革是正確的，想要順利有效完成改革，這不但需要文學教師堅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師長期堅持，進而提高文學理論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楊軍.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課探究式教學研究--以“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為例[J].商洛學院學報,2014,(5):76-78.

[2]呂佳.文學理論探究式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J].考試周刊,2014,(81):143-144.

科學倫理論文范文第2篇

經濟學方法論及其爭論從來都是經濟學領域不可避免的主題。該主題也引起國內學者的極大興趣并進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獻基礎上以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來統領方法論的發展邏輯，從而為解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及其方法論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關鍵詞

觀察-歸納邏輯；假說-演繹邏輯；證實與證偽；解釋性理論；邏輯批判

一、國內文獻及其缺陷

國內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進行了深刻的探討。

黃少安(1994)認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學的思維原理或方法；經濟學的技術方法。在邏輯主義和證偽主義上，張斌(1998)指出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經驗主義哲學基礎和方法論特征。蔡仲(1998)對證偽主義在經濟學方法論中的起因及其發展的歷史線索進行了探討。韓永進(1999)對波普的證偽主義及其對二十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進行了闡述和評價。桂起權(1999)認為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評價經濟學理論的一種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進行了比較分析，并(2002)扼要的闡述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脈絡和當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方法論上，林崗、劉元春(2001)對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制度個體主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制度個人主義將陷入“人與社會相互決定、無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則認為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方法論將出現整合的趨勢。在方法論發展問題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和進化經濟學在經濟理性、多樣性以及時間和過程等問題上的差異。楊燕青、吳佳(1998)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內。汪浩瀚(2001)認為主流經濟學的演進正出現方法論、范式轉換；為宏觀經濟學尋求微觀基礎；為微觀經濟學構建宏觀基礎；非主流經濟理論不斷融入主流；基本假設寬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將科學方法倫的發展劃分為四階段：前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并認為歷史主義方法論將取代邏輯主義方法論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的未來發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獻集中于西方方法論中的若干科學哲學問題而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分析邏輯或完整的解釋框架，從而給人以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

本文認為，關于理論的方法論必須回答下述四個構成遞進關系的問題：1.理論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樣的理論是正確的理論；3.什么樣的理論是有效的理論；4.理論是如何發展的。上述四個問題的遞進邏輯如下：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論是否正確？如果理論正確，那么理論是否有效？理論又是如何發展的？前三個問題關乎理論本身的科學性，第四個問題則關乎理論的發展問題。本文將遵循上述邏輯展開對理論方法論的論述。我們發現，上述邏輯為我們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狀況及其方法論問題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及其發展

（一）理論是如何形成的

顯然，我們需要理論來對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解釋。然而緊隨而來的問題是理論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我們是如何獲得理論的？

1.觀察-歸納邏輯及其缺陷

按照經驗主義認識論，理論的發現和形成來自于對經驗的觀察與實驗并進行歸納。穆勒(J.S.Mill)在《邏輯、推理和歸納體系》一書中對歸納邏輯作了系統的闡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觀察-歸納邏輯所隱含的一個難題：即單純由過去的經驗推斷未來在邏輯上是否可行。沒有什么正確的邏輯論證容許我們確認“那些我們不曾經驗過的事例類似我們經驗過的事例。”因此，“即使觀察到對象時?；蚪洺＿B結之后，我們也沒有理由對我們不曾經驗對的對象作出任何推論”。波普(KarlPopper)繼休謨之后重新提出歸納邏輯的缺陷。“理論，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論或期望，總是首先出現的，它們總是先于觀察?！比绻覀円恢蓖白匪?，可以追溯到越來越原始的理論和神話，“這里并沒有無窮倒退的危險。”最后我們將找到無意識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認為人生來就有期望，就有“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規則性。波普由此反對休莫將人類因為類似現象在經驗中多次重復而產生的認為類似事件今后還會發生的習慣、聯想和信念作為歸納法則的心理學解釋，波普聲稱，科學發現的方法不是歸納法，而是試探錯誤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駁的方法”或“演繹檢驗的方法”。

2.演繹邏輯的心理學基礎

然而波普對理論發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們生來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與知識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學或遺傳學先天所給予人們的并不是知識，而是人類頭腦的記憶和思維功能，人類根據大腦記憶的信息進行邏輯推理，即演繹推理，演繹推理是人們思考因果關系問題的唯一方式。歸納推理正是來自于人類頭腦的演繹推理能力，由此，歸納邏輯只是演繹邏輯的反面，或者更進一步說，歸納是一種演繹。

一旦我們將人類的演繹邏輯思維能力作為觀察和歸納推理的前提，觀察與歸納便不再僅僅是對事物屬性的“客觀”描述。觀察總是以邏輯演繹推理能力為基礎，這種演繹推理能力包括，對觀察的事物要問一個為什么，即尋求因果關系的答案，這一點是與目的性相聯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繹推理使人們能夠從觀察中推論出因果關系的結論，并根據演繹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識或理論。這樣，演繹邏輯成為歸納邏輯的前提，演繹推理成為問題的來源從而成為理論的源泉，而歸納推理僅僅是演繹推理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將邏輯演繹推理作為人類思考因果關系的唯一思維方式時，我們也將不得不放棄理論形成的觀察-歸納邏輯，轉而尋求基于人類生理和心理的、與人類演繹推理思維方式相一致的假說-演繹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說-演繹模型

觀察-歸納邏輯由于上述無法解釋的難題而被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假說-演繹模型”所代替。邏輯實證主義包括6項主要原理：1.科學論題的一致性；2.理論結構的有前提演繹模式，所有的學科都使用理論，這些理論可能被正式表達為公理、有前提的理論結構；3.間接驗證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斷都具有經驗主義的解釋，特別是包括概念的判斷。但這些判斷并非便是被認為“缺乏認識意義”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論被證實時，這些判斷也便被證實從而間接的獲得了認識意義；4.內涵實證原理（確認主義）：作為理論判斷的原則，理論是可證實的，則是科學的，從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決于可驗證性的程度。若經驗主義的標準不適用，則采用非經驗主義的評價標準如簡潔、優美；5.演繹列線邏輯和歸納或然性涵蓋科學科學解釋定律：所有的學科解釋必須采用演繹形式來表達；6.對稱命題：科學解釋和科學預言在邏輯推理結構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別是臨時性：科學解釋所描述的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學預言則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發生。在亨普爾和奧本海姆(1965)看來，這種對理論的邏輯結構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稱作“假說-演繹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做出預言。

邏輯實證主義者將公認的作為理論結構的三段論演繹推理的前提假設解釋為一種假說從而避免休莫難題，并通過上述間接驗證原理得以證實。這樣，假說-演繹模型重新獲得了經驗論的基礎，理論演繹前提來自于由經驗觀察和對這些經驗觀察的不完全歸納所獲得的假說。

（二）什么樣的理論是正確的理論

然而我們如何判斷我們所得到的理論是正確的理性呢？在穆勒看來，理論本身只要是從真實的假設前提出發進行邏輯推理得出，那么理論本身在任何場合都是正確的。凱爾恩斯(JohnElliotCairnes)認為，要否定經濟原則，必須要么否定其演繹的前提假設，要么否定理論本身的邏輯推理過程，但無論何時都不應將被否定的預言作為拋棄某項經濟理論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邏輯，要判斷理論是否正確，我們只需要通過邏輯實證來判斷該理論在從假設前提到邏輯推論過程中是否保持邏輯一致性。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對理論的邏輯正確性與經驗有效性作出區分，在討論理論的邏輯正確性時，我們既肯定凱爾恩斯將否定理論本身的邏輯推理過程作為否定理論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將否定前提假設作為否定理論的原因，事實上，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默認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設無關論(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論的經驗有效性時，我們才對理論演繹前提假設的合理性或科學性進行判斷。

如果理論不能保持邏輯一致性，那么我們稱該理論存在邏輯悖論。然而理論是否都存在邏輯悖論呢？羅素所說的邏輯悖論的普遍性只是一種可能性，雖然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最終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論演繹推理過程中將研究對象嚴格限定在假設范圍之內，對概念的應用也嚴格限定在所定義的內涵和外延范圍之中，那么我們將可以避免邏輯上的矛盾。一旦我們超出了定義所允許的假設和概念范圍，邏輯悖論就會出現。而一旦我們發現理論本身存在邏輯不一致或邏輯錯誤，那么就可以斷言，理論本身肯定是錯了。我們將這種通過尋找理論本身的邏輯錯誤來否定理論的方法稱為邏輯批判。在這里，我們仍然沒有涉及理論的有效性或經驗的證實和證偽。

（三）什么樣的理論是有效的理論

如果形成的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再考證理論是否有效。在這里，理論的正確性是指通過邏輯實證判斷理論在形式邏輯上的一致性，而理論的有效性則指通過經驗檢驗即證實和證偽來判斷理論與其現實解釋和未來預測是否一致，從而二者事實上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1.原理論對證實與證偽的拒絕

然而，如果經驗能夠支持理論，我們是否便認為理論是有效的，或理論被證實呢？而如果經驗不支持理論，我們是否便認為理論是無效的，或理論被證偽？證實的邏輯由于休莫難題而難以成立。波普證偽主義采用了休莫的非對稱性論斷進一步對歸納邏輯進行批判：如果A為真，則B為真；B假，則A假；因此，不存在證實的邏輯，而僅僅存在證偽的邏輯。波普由此對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進行否定：“應作為分界標準的不是可證實性，而是可證偽性，···一個經驗的科學體系必須可能被經驗反駁。”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也以充滿波普主義色彩的文字寫到：“事實證據從來不能‘證明’一個假說的正確性；它只能證明假說的不正確性?！?/p>

然而波普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論的假說-演繹邏輯結構而存在邏輯缺陷。“杜海姆認為沒有哪一個個別科學假說可以對之進行結論性的證偽，因為我們總是檢驗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說是和輔助的論證連結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永遠不能肯定我們所證實的或拒絕的是假說本身。這樣，任何假說都能夠不顧反對的證據存在下來。”。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駁斥性論題(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識到了證偽主義方法的這種困難，他寫道：“從事實方面看，永遠也不能得出對一個理論的結論性的反駁；因為人們總是有可能說實驗的結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斷言在實驗結果和理論之間存在的差異僅僅是表面的，這些差異隨著我們理解的進展而消失”。波普樸素證偽主義陷入尷尬局面：既不能構成證偽的邏輯，也不能構成證實的邏輯。

2.解釋性理論的證偽

按照假說-演繹邏輯構建的理論拒絕證實與證偽，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無法通過證實與證偽觸動到該理論呢？事實上，當我們進行經驗解釋和預言時，我們并非直接根據原理論進行，而是自覺不自覺的在原理論狹窄的假設前提和概念基礎上加入新的假設和概念以符合檢驗現實的要求，我們稱其為解釋性理論，用以對經驗事實進行解釋和預言，從而所有的經驗證實和證偽問題，事實上都是與解釋性理論有關而與原理論無關。

然而對于解釋性理論，證實的邏輯同樣是不存在的，而證偽的邏輯是否同樣不存在呢？由于解釋性理論在原理論基礎上新加入的假設或變量是經驗的或現實的因素而非定義式因素，因此證偽的邏輯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謂的不可駁斥性并不成立。這樣，當實際中出現了反例或根據解釋性理論進行的預言失敗了，我們就可以否定這種解釋性理論。然而否定解釋性理論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論，因為并不是原有的理論錯了，而是我們在應用原理論時即加入新的假設和變量構建解釋性理論時可能構建得并不恰當。只要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人們總是會在原理論的基礎上再加入新的因素來解釋那些反例。

（四）理論是如何發展的

當我們不能用經驗或歸納法去證實和證偽原理論，也不能用歸納方法去形成一種新理論時，原理論是怎樣被否定和被發展或新理論是怎樣產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對科學理論或知識的來源的回答是：通過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們自己的理論或猜測。波普聲稱，該回答概括了他所謂的“批判理性主義”的立場。波普關于理論增長的“四段圖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問題：指的是一種理論內部，或兩種不同的理論之間，或理論與觀察之間的沖突和矛盾；TT為試探性理論；EE為排除錯誤：通過觀察和實驗的嚴格檢驗，對嘗試性的猜想，假說或理論進行批判、反駁或證偽；P2為新問題。由于科學理論都是可以被證偽的，因此，科學知識的增長就是四個階段的永無止境的循環往復的過程。然而假說-演繹邏輯的結構導致波普樸素證偽主義既不構成證實的邏輯，也不構成證偽的邏輯。這樣，上述理論增長的“四段圖示”便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理論不能被經驗所證偽，那么人們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們所憑借的是猜想和反駁。這樣，在波普看來，科學發現依然是一種猜想、直覺和非邏輯過程的跳躍。

2.理論發展的邏輯：從理性批判到邏輯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義并未告訴我們如何批判。事實上，在前面采用假設和變量表示的演繹邏輯理論結構中，一個邏輯要求就是，作為模型的各個變量和參數必須相互獨立，從而使模型保持穩定并通過比較靜態方法來討論參數值的變動對變量的影響從而作出預言。這一點是通過定義式的假設來保證的。而對于解釋性理論，其理論結構是根據具體情況增加原理論模型中的假設和變量而得到的，正是這種根據經驗現實加入假設和變量對理論進行應用的方法，蘊含著解釋性理論邏輯矛盾的可能性，這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解釋性理論的正確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討論理論正確性時我們曾經指出，一種邏輯一致的理論在其假設和概念范圍內肯定不存在邏輯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設和概念的范圍就必然會產生邏輯矛盾，經驗證偽就會出現。當解釋性理論被經驗證偽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理論本身的正確性或邏輯一致性出現了悖論。解釋性理論的這種邏輯悖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否定(或肯定)原理論的方法，即邏輯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設和變量，我們轉而需要重新檢驗解釋性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或正確性，借助邏輯批判由解釋性理論指向原理論，而經驗證實和證偽卻無助于我們將問題指向原理論，因為經驗不可能檢驗最初的理論，而檢驗的解釋性理論卻可能是一種帶有邏輯錯誤的理論。邏輯批判要求我們指出解釋性理論中新加入的假設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變量與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即變量向量之間的相關性，并通過重新建立假設或對變量進行重新定義來解釋包含新變量的問題以保持解釋性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說無關論”：假設條件的科學性對于理論能否經受經驗檢驗而不產生邏輯錯誤同樣是重要的。

通過邏輯批判，我們可以在新理論的假設和變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導致邏輯悖論，從而可以比原理論更能夠邏輯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釋更大范圍的問題。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這種新理論就可以還原為原理論，或者說原理論只是新理論的一個特例。這樣，我們可以明確地斷言，這種新理論是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增長或理論增長。然后我們再檢驗新理論的有效性，如此循環。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把解釋性理論作為通過邏輯批判從一種舊理論到一種新理論的過渡階段。正是邏輯批判使科學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或牛頓所說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觀察建立在演繹推理的基礎上，它使理論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義上的直覺、猜想或非邏輯過程而變成非常的確定：只要我們知道原有的理論和所要研究的問題，依靠我們的演繹邏輯思維能力——即邏輯批判方法必然會使理論獲得發展。

3.理論發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種解釋性理論都可能帶有邏輯悖論，那么是否每一次證偽和邏輯批判都將導致一種新理論的產生？這一點顯然與科學史不相符。庫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證偽主義發起了反擊，一種理論一旦產生后將會是相對穩定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成為理論科學家解釋問題的基礎和應用科學家的有效工具，這就是庫恩所謂的規范科學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試圖將波譜的進攻性方法論(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庫恩的防御性方法論(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學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進步性質。與樸素證偽主義不同，人們并不是根據經驗證偽來否定原有的理論，一種舊的理論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或科學研究框架與之相競爭，該理論必須不僅能夠解釋另一個研究規劃所不能預測的事實，而且還要能夠解釋更多的能夠被經驗證實的事實。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更一般的理論來取代舊理論，以免出現科學的真空而使人們無所適從。

三、結論

上文分別回答了我們所提出的關于理論的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我們發現，上述邏輯為我們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狀況及其方法論問題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經濟學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論發展的邏輯而得到發展的，而其對方法論的討論則無非是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限于篇幅，我們不再進行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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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倫理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文化人類學，中國文化概論，教學

 

上世紀末，教育部將“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列為高等院校文化素質教育計劃。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選修的方式為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開設了這門課程。作為一門跨專業的基礎課程，“中國文化概論”正在成為大學生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現途徑。學界就“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性質、體系、內容、教學手段和模式等問題進行了諸多探索，推動了課程建設。然而，針對現代性危機下的大學生價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學術和教育理念的支撐下，甄選課程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方法切實達成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彰顯“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本質特征與價值，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擬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探討其理論方法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中的應用。

一、人類學理論方法及其課程觀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學科，在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管理的應用研究中發展起來，衍生出眾多的理論流派。人類學秉承的獨特理念和方法為文化和社會結構研究樹立了新的范式，并為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借鑒。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主客位描寫、田野調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較法等是人類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核心。

（一）文化相對論

文化相對論又稱文化相對性人文歷史論文，主張每一種文化都具有其獨有和充分的價值，對不同文化價值的評估應該是相對和平等的，沒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標準。提倡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將文化放置到具體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社會形態中進行價值評判。文化相對論打破了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的局限，“挑戰了既有文明的正統性。”[1]（p16）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堅持一直是人類學的宗旨，通過對異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尋求人類文化規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較中反觀和審視自身。引發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持續討論以美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的一體化與多元民族文化的沖突問題。

（二）文化整體論

文化整體論是指人類學對人類社會、文化整體性的認識，不同理論流派均秉持這一理念，都把其作為觀察人類社會文化的手段。文化整體論有三層含義：一是對文化做歷時性分析，關注文化的起源、演化、發展歷史和延續性，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歷史地形成的產物。二是從功能主義角度對文化做共時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體的關聯，通過對社會制度、經濟、宗教、神話、巫術等的綜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體系統。三是對人類生物屬性和文化屬性及其衍生現象的綜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體論（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體論為解釋文化的生成和變遷，以及文化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三）田野調查與民族志書寫

自從早期人類學者走出書齋，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調查便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學科標志，規范而嚴謹的田野調查是一個人類學者的成年禮。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個原則：“首先，學者必須懷有真正的科學目標，并且知道現代文化人類學的價值和標準。第二，他應當將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條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間。最后，他還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確定他的證據。”[2](p5)田野調查的具體方法有參與觀察、學習語言、結構訪談、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過田野調查所得的獨特書寫方式，是對某種文化進行描述、分析和解釋的過程和產品。它是一種文化解釋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闡釋方法，有對話民族志、實驗民族志等多種撰寫模式。

（四）主客位視角及描寫

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學問人文歷史論文，致力于對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馬文.哈里斯借用語言學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兩個詞，用詞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創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視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視角的觀點和描寫理論。主位指文化承擔者的認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來的、客觀的、科學的觀察，主位與客位視角的結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學的判斷和解釋。因此在田野調查中強調人類學者要“進得去，出得來”，既能切身體驗“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靜的姿態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論方法以最初用于異文化的研究擴展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課程研究也不例外。人類學有獨特的課程觀，認為學校“課程是人類文化的精華，是人類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 以人類學的視角定位課程，課程便是人類文化的集中體現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體化，是人們在學校場域中獲得全部知識經驗的實現途徑。開展課程的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探討課程內容的設計、多元文化課程、課程中的師生關系等問題。上世紀晚期，課程研究范式發生根本轉換，“從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的量化研究轉向以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方法論為基礎的立足于解釋學分析的質性研究，以個別科學為基礎的‘范式話語’轉向了以敘事為基礎的敘述性話語。”[4]從中可見人類學課程觀對課程研究的影響。

二、“中國文化概論?笨緯倘諶肴死嘌Ю礪鄯椒ǖ耐揪?

“中國文化概論”是一門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課程，在本質上更符合人類學者對課程的內涵和功能的定義，因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學生傳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特征及價值，培養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認同感，從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在教學實踐中融入人類學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學內容的篩選、教學方法的運用、課堂的構建與學生的參與和接受行為等均可在人類學視野中獲得新的啟示和發展。

（一）課程內容和知識選擇的多元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無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各類教材也層出不窮，以張岱年、方克立編和金元浦編《中國文化概論》等為代表。面對博大精深、龐雜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內容的選擇成了難題，高校和學界對這門課程的體系和結構尚未達成共識。各類教材大致將中國文化分為三大版塊進行闡述，第一塊是中國文化的發生機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塊是中國文化的多種表現形式，如典籍、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和傳統倫理道德等專題；第三塊是中國文化的特征和價值分析，包括中國文化的類型、特征、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系統等。教材之間的差異性基本上體現在對第二塊中國文化表現形式的取舍上人文歷史論文，無本質區別。這三大版塊按照文化的發生、表現和內涵的邏輯，描繪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難發現，這些內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層面，民族、民間和地域性的鮮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學課程應如何選擇內容和知識？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布迪厄認為課程應該是一種反思性實踐，課程實踐者應警惕和批判課程中隱藏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代表統治階級或主流社會的意志在課程內容選擇和課程實施過程中的文化專斷，以強硬、武斷的方式使學生接受強勢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國“中國文化概論”的課程內容設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專斷性，課程知識的一元化和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特征相違背。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多樣性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國地域遼闊，區域文化異彩紛呈。再次，中國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趨于一體化的今天，對不可復制的文化多樣性的堅守顯得尤為彌足珍貴，“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應擔負起在高校傳遞和傳承我國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民俗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內容，踐行教育人類學者倡導的實現多民族國家民族間文化交流和共同繁榮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跨文化比較視野

人類學整體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全面把握某種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內部元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也需要教師首先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系統，不僅構建各種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緊密聯系，同時也要關注中國文化的線性發展。我們在了解古代遺留的優秀文化傳統時，也要關注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熱點問題，如傳統文化的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設置專題進行討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際傳承的途徑，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發大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促使其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從而進行了解和探究其內涵的活動。而眾所周知，根據族群認同理論人文歷史論文，認同感的激發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動和族群邊界的場景中得以凸顯的。由此，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也應放置到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和背景中踐行，在與他者文化進行對比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課程中設置中外文化對比研究專題，以促學生從更為寬廣的視域理解和反思中國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認知其精華與糟粕。如在關于中國人民族精神和性格專題的教學中，筆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討論：“在你的感性認識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有什么區別，原因是什么？”引導學生從感性層面到理性層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異。很多學生認為西方人的獨立意識猶強，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國人重集體、西方人重個體的文化差異。筆者再引導學生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尋找原因，結合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柏楊《丑陋的中國人》等中國國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對中國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對話的視野中，使學生領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7]的真諦。

（三）參與觀察中國文化

在西方國家，田野作業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廣泛運用于教育實踐和研究領域。課程和課堂就是一個田野作業點，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書寫，一門成功的課程是行動和對話民族志的典型藍本。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參與觀察和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參與觀察都至關重要。

首先，教師兼有教學者和課程研究者身份，可通過參與觀察、結構訪談等方式融入學生的學習過程，?髡教學方法，還可撰寫微型研究報告與學生共享。如筆者在訪談中發現不同專業學生對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期待值差異，文學專業學生希望其是一個研究型課程，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則希望其是一個偏重知識性和實用性的課程，在教學中便根據專業需求適當調整教學內容。其次，有效課堂的創造需要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創造，對中國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體驗與感悟。因此筆者在教學中設置了田野環節，將學生分組，每組≡褚桓鑫幕專題，≡裉鏌暗愕韃榛蟯ü網絡、文獻和訪談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課堂上展示，其他同學參與評價和討論。學生們分別選擇了刺繡、生肖、飲食、對聯文化等小專題人文歷史論文，用圖片、視頻等豐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動的文化內容。學生們一致認為通過田野調查的文化體驗活動，真正掌握了活態的傳統文化，內化于心。相比純理論的課程，參與觀察法的運用使學生領悟到，體驗文化不僅是知識汲取，更是一種能力的獲得。在課堂營建中，教師還應注重主客位視角的轉換，豐富教學手段。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傾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體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進行價值中立的判斷。

三、結語

在人類學者看來，學校課程肩負著人類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全球一體化、網絡文化發達和現代性危機不斷涌現的現代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發揮在大學生中傳播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是一個長期的反思性實踐。運用人類學理論方法，轉變教學理念，改革教學內容和手段，僅僅是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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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倫理論文范文第4篇

一、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部分

李約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中一個頭等重要的組成部分。”（〔2〕，p．1）科學史的發展既影響文明史的進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約。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具備統觀人類文明的廣闊視野。這可以說是李約瑟研究科學史的指導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學及科學史的傳統，“文化”與“文明”在其廣義上可以混用，而科學技術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則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學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對“文化”概念作了基礎性的開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的整體。”（〔3〕，p．99）顯然，科學作為知識被排到了第一位。這個經典定義在西方具有深遠的影響。繼泰勒之后，弗雷澤（J.Frazer1854-1941）進一步從進化的角度提出了“巫術——宗教——科學”的發展模式，在西方科學史中引起廣泛地共鳴。比如，李約瑟關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觀點，便與弗雷澤的影響有關。（參見〔4〕，p．304）繼弗雷澤之后，馬林諾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進一步完成了文化學從古典研究到現代研究的轉折，他從泰勒的廣義文化著眼，打開了跨學科研究文化動態發展的大門，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體性。精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馬林諾斯基對于開拓科學史家的視野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科學史方面，薩頓（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學史導論》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約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將永遠是指引這方面研究的寶庫，同時也是提供資料的百科全書。”（〔2〕，p．42）《科學史導論》在內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總概述（以年代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猶太、穆斯林、印度、中國等）三，各門科學發展概述（數、理、化、生等）。顯然，這是一個既有“總”又有“分”；既有“塊”又有“條”的龐大體系結構。薩頓自稱：“我這部《科學史導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人類文明的首次概觀”?！拔遗磩澇鲆环拿鲌D，它盡可能地全面和精確，卻又足夠簡單；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細節，盡量濃縮，而又不有損于全面的看法?！保ā?〕，p．159）在這個設計的背后包含著他的科學史觀：“簡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6〕，p．29）

李約瑟高度評價薩頓的《科學史導論》還因為：“在一切關于科學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詳細地談到許多中國科學家和他們的成就的。……當然，該書采用的百科全書式的方法無法對世界的這一部分的科學發展給出一個連續的史實?！保ā?〕，p．42）薩頓不能做到的事李約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專門系統介紹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百科全書。在內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它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語言以及科學文化傳播、交流的概況。第二部分，科學思想史。它從哲學的角度概述了各家傳統對科學發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門科學史。它按數、理、化、生的順序依次介紹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結論。它集中探討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梢钥闯?，前三個部分與薩頓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種對應關系。仿佛李約瑟的SCC是薩頓《科學史導論》的一種縮影。第四部分則表明了，李約瑟在把科學史當作文明史來研究這一點上比薩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寫法在某些專業科學史家看來或許太過于廣泛。然而李約瑟卻不這么看，他認為：“在這部交響樂中并沒有一個多余的音符?！保ā?〕，p．1）這正好表明了其科學史觀的人文主義特點。

關于SCC基本設想，李約瑟指出：“它的對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不是科學家，只要從全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對科學史、科學思想史、技術發展史，特別是對歐亞兩洲的發展的對比情況感興趣就行了。因而本書的意圖是使內容廣泛到不遺漏重大史實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學術雜志上的論文那樣詳盡無遺，對最細微的情節都詳加考證……?！保ā?〕，p．6）這些話就象從薩頓口中說出的一樣！這種廣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風格正好能夠達到他們把科學史當作文明史來加以闡明的目的。

李約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參見〔7〕，p．23～p．24）比如，英國評論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譽為：“由一個人所獨立進行的歷史綜合與溝通各國文化的最偉大的前所未有的舉動?！狈▏茖W史家華德（P.Huard）認為：“李約瑟把科學和技術戲劇性地溶化在漢學中……這部書可以說是劃時代之作。”德國科學史家卡羅（OttoKarow）指出：“李約瑟在西方科學領域內開創了一個新的至今不為人所知的領域——中國文化史，為此他應得到我們的感謝?！泵绹麧h學家富錄特（L.CGoodrich）感嘆道：“李約瑟的閱歷及其思想之透徹，使人對他的研究及其結論產生最大的敬意。正是這樣一部書在改變著所有以后的中國思想史和整個世界范圍內的思想史。”從上述評論可見，SCC的確不是一部通常含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而是一部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壯麗史詩！

二、科學史具有溝通文理的兩棲特性

李約瑟認為，科學史不僅是文明史的組成部分，也是溝通科學與人文、社會的重要橋梁。因此，科學史的作者必須具備多方面的良好素養。在這一點上李約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劍橋大學先后得到哲學與科學兩個博士學位；他在英國先后榮獲皇家科學院和文學院兩個院士的稱號……正如魯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點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從不肯從他生活中擯除多種形式的人類經驗的任何一個方面?！保ā?〕，p．1）這種難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學史觀的心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從個性發生與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其科學史觀的形成。

斯諾（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兩種文化》中指出：“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粯O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麄儗Υ龁栴}的態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保ā?〕，p．3～p．4）此說雖然過于極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現實。李約瑟的家庭正好是這樣一個縮影。他的父親專長醫學，曾在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任教，后成為一名專職醫生。他的母親善長音樂，特別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會上流傳，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點被選為愛爾蘭的國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識，管教孩子也沒有默契。比如，父親要李約瑟早認字，母親為此大發雷霆……類似這樣的當面爭吵可以說是家常便飯?？梢娎罴s瑟從一開始就生活在“兩種文化”的沖突之中。

魯桂珍博士在《李約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對李約瑟產生了什么影響呢？一個敏感的少年的心靈，在力求達到它自己的平衡過程中，可能無意識地從這邊吸收一些因素，又從另一邊吸收另一些因素，實際上也正是如此?！梢韵胂?，這孩子企圖連結這兩塊陸地的努力，使他的心靈形成了永遠是在搭橋的狀態之中，永遠謀求調和，謀求使分裂的東西結合起來。”（〔8〕，p．13）確實，李約瑟的一生可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搭橋”。

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李約瑟寫到：“我自小就繼承了一種頗為靈感性的稟賦，即理論與浪漫性的結合?！保▍⒁姟?0〕，p．21）開始“我深為父親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所以有意識地模仿父親。但是后來我又覺得從母親那里也受益匪淺?！保▍⒁姟?〕，p．563）在父親的影響下李約瑟考進了劍橋大學，并有幸成為世界著名科學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學生。在霍普金斯的誘導下，李約瑟改變了原來打算要走的醫學道路，轉而研究生物化學并取得了成果。在母親的熏陶下李約瑟多才多藝：背詩、唱歌、跳舞、拉琴……可別以為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興，其中所包含的審美價值觀反過來也影響他的科研風格。即他不滿足于象父親那樣在狹窄的領域中埋頭鉆研，而更喜歡以廣闊的視野去思考問題。三卷本的《化學胚胎學》和大部頭的《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明顯帶有廣泛綜合的特點。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搭橋”：前者把化學與胚胎學連結起來開創了新的學科；后者把微觀的生化過程與宏觀的形態發生連結起來更是生物學中的一大創舉。

以廣闊的視野看問題，使得李約瑟的科學研究總伴隨著哲學的思考。從1925年到1942年，李約瑟編著并出版的哲學著作有：《科學、宗教與現實》、《人，一部機器》、《唯物主義與宗教》、《秩序與生命》。同期撰寫并發表的哲學論文有：“生物化學的哲學基礎”、“機械論生物學與宗教意識”、“生物學中的有機論”、“生物學哲學的最新發展”、“哲學與胚胎學”、“物質、形態、進化與我們”。從以上論著可見，李約瑟的哲學思想有一個從傾向機械論到傾向有機論的轉變。李約瑟在生物與化學之間搭橋，開始受到機械論的驅動，但后來卻被有機論所征服。這一轉變為他日后“皈依”中國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以廣闊的視野看問題，在科學與哲學的結合點上，李約瑟步入了一個新的領域——科學史。在這方面對他幫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學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學醫學、科學和文學三個博士學位的獲得者，精通醫學史、解剖學史、生物學史和科學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學史家。李約瑟有幸通過劍橋大學的化學史家帕廷頓（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紹認識了辛格夫婦，以后便成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約瑟讀到了大量的科學史著作，包括丹皮爾（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和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在那里李約瑟還同辛格夫婦討論了許多的問題，他們保持著終生的聯系和友誼。

在辛格的幫助下李約瑟開始在科學史方面初露鋒芒：從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圖本生理學與生物化學史》、《胚胎學史》、《近代科學的背景》等專著；先后發表了“生物化學的最新發展”、“從胚胎學史看科學發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等論文。為其日后寫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以上論著可見，李約瑟科學史的興趣有所改變：即從“專史”到“通史”；從“內史”到“外史”；從“科學與哲學、宗教”到“科學與社會”。其中關鍵性的影響來自1931年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李約瑟協助辛格（主席）籌備并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蘇聯代表的發言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特別是著名物理學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長赫森（BovisHessen）的報告《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一步開闊了他科學史研究的視野。1937年魯桂珍等中國留學生的到來，以其毫不遜色的才華使李約瑟為之震動，由此產生了了解中國文化、比較東西方科學發展的念頭。1942—1946年的援華之行，使李約瑟有機會與許多中國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深入地接觸，從而加速了他科學史觀的形成，甚至改變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學史東西方比較的三個問題

在李約瑟看來，科學史不僅是連結科學與人文的橋梁，而且也應當成為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梁。SCC正是這樣一座雄偉的橋梁。它充滿著東西方比較的色彩，通過比較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近代科學實際上包含了舊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象江河一樣奔向現代科學的大海?！保ā?〕，p．195）具體來說，李約瑟的功績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古代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到底有多少貢獻？第二，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第三，現代科學革命中的“有機自然觀”是否根植于中國？整部SCC正是圍繞著這三個問題而層層展開的。

回答第一個問題是李約瑟寫作SCC的主要動機，在“本書的計劃”中李約瑟強調說：“我們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歷史上各個世紀中，中國人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究竟作出了什么貢獻?！保ā?〕，p．41）提出這個問題基于這樣的現實：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寫的科學史，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而很少提及東方人的貢獻；另一方面中國人受儒家正統的影響，看重社會倫理，輕視自然科學，因此，不但沒有寫自己的科學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記載科學發現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薩頓雖然承認“光明從東方來?！保ā?〕，p．116）但其所指的卻并非遠東。而馮友蘭對中國的了解雖然透徹，可還是斷言“中國沒有科學”。（參見〔7〕，p．266）李約瑟竟然不受其影響，也可算是一個奇跡。

李約瑟的最大功績在于，從大量被儒家學者視為“異端”或“雜著”的文獻中；甚至于從人們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謠、詩歌、繪畫、雕像等）發現并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它們足以表明中國人在許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二世紀之間保持了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保ā?〕，p．1）英國記者坦普爾（RobertTemple）利用李約瑟收集到的資料，并在其指導下寫成通俗讀物《中國——發現與發明的搖藍》。其中列舉出中國古代科技的“100個世界第一”，讓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時便得以先睹為快地領略其中的點點滴滴。其實“100”只不過是一個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數字，作者的結論是：“在現代世界賴以存在的重大發明創造中有一半來自中國?！保▍⒁姟?〕，p．503）這一點連中國人本身也感到驚訝。

第二個問題的提出以第一個問題的解答為邏輯前提。即“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執了先鞭呢？”（〔7〕，p．7）李約瑟認為這是“比較科學史的領域中最誘人的一個問題”。也是“文化與文明史中一個最大的問題”。（〔7〕，p．56，p．36）正因為如此，李約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講、報告和著述中不厭其煩地一再發問，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為這個問題廣泛涉及地理、水文、經濟、政治、學術和習俗等眾多的相關因素。要理出一個頭緒決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結論）的出版也未必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被稱之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puzzl）

或許李約瑟的真正功績不在于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這個問題。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吸引著人們不斷加入討論的行列。盡管問題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議。（參見〔11〕，p．35～p．44）但即使是批評者也還承認：“李氏難題實際上已成為中國科學史這門學科的一面號召性的旗幟”，它“日益成為聯系多學科學者進行中西科學史比較研究的紐帶和橋梁”，并“成為促進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真正了解與溝通的一個文化生長點”。（參見〔11〕，p．35p．43）筆者認為，李約瑟的前兩個問題是不可分割的，它們構成一把鋒利的“雙刃劍”：一面橫掃“歐洲中心論”；另一面直砍“中體西用說”。其結果不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國人都大開眼界，進一步認識了對方，也反省了自己。這一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第三個問題與前兩個問題都有關系。李約瑟認為，東方古代科學的繁榮與西方近代科學的騰飛，同兩地自然哲學的傳統差異有關。具體來說，中國的“有機論”與歐洲的“原子論”在科學發展過程中分別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發展與傳播的過程。問題是這些古老的傳統與現代科學的關系如何？李約瑟有如下的概說：“中國的這種有機自然主義最初以‘通體相關的思維’體系為基礎，公元前三世紀已經由道家作出了光輝的論述，又在十二世紀的理學家那里得以系統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學根據一個機械的宇宙假設取得勝利是可能的——也許這對它們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識的增長要求采納一種其自然主義性質并不亞于原子唯物主義而卻更為有機的哲學的時代即將來臨。這就是達爾文、弗雷澤、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暈、普朗克和愛因斯坦的時代。當它到來時，人們發現一長串的哲學思想家已經為之準備好了道路——從懷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又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茲——那時的靈感也許就完全不是歐洲的了。也許最現代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認識的更多。”（〔4〕，p．538）

李約瑟首次為我們勾劃出一條有機自然主義東西接軌而連續發展的線索。其中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猜測：“萊布尼茲在哲學史上起了一個橋梁建筑師的作用”，（〔4〕，p．529）應該承認李約瑟的猜測是有根據、有道理的，只不過有機自然主義由東到西的傳播未必是一條“單通道”。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李約瑟的這種“尋根意識”在倡導現代觀念的科學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鳴。他們紛紛把目光轉向東方以尋求新的靈感和啟迪。在國內有人把它稱之為“李約瑟現象”。（〔12〕，p．49）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上面三個問題的提出和解答都與李約瑟的科學史觀密切相連。首先，李約瑟堅信古代科學的發展必然在文化整體中留下痕跡，一種偉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沒有科學。問題是怎樣把它們挖掘出來？其次，李約瑟堅信近代科學的興衰必然有其相應的社會、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討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學發展本身。問題在于怎樣從中理出一個頭緒？再次，李約瑟堅信現代科學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淵源。任何偉大的自然哲學傳統都不會輕易地喪失其生命力。問題是怎樣從眼花liáo＠①亂的叢林中尋得其根，從而發揚光大？李約瑟以其卓越的研究，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樣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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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倫理論文范文第5篇

案例教學方法本身有很多優點，但從教學的長期效果看，這種方法不宜過于頻繁地使用。一是在課堂上布置案例、討論案例、點評案例等程序耗時過長，而且課堂的知識總量相對較少，經常使用會影響到教師的授課進度以及教學計劃的完成。例如，“概論”課程，要講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系列理論問題，大量使用案例教學，會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二是學生參與案例分析、課堂討論的熱情會隨著案例課次數的增加而降低，甚至會產生厭煩心理，使動機與效果相分離。要吸引學生學習，提高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積極性，必須讓教學方法多樣化，將教授法、討論法、課堂演講等融入到教學當中。所以，依據筆者的教學經驗，案例教學還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講授法，遇到與實際聯系比較緊密的知識點，宜用案例教學方法，因為它能形象地說明問題;遇到抽象性比較強的理論知識時，則還是應當選用傳統的講授法。

二、案例教學形式的多樣性

案例教學形式要具有多樣性，教師在教學中要根據案例的不同內容，可采用多種方法進行教學。一是“廣播式”，即教師口頭介紹案例。其選材容易，使用方便。這種案例多半選取歷史故事、人物傳記。通過講歷史、講故事、講經歷，開展案例教學，二是“音像式”，即用多媒體設備播放案例。利用多媒體技術在課堂上呈現各種文字、聲音、圖像、場景、活動、動畫等進行教學。這種案例多選擇先進事跡，如感動中國人物視頻、身邊的感動、道德力量等。三是“討論式”，即每一個案例介紹完后，都要給學生留一定的討論題，通過案例討論、案例點評，使學生深刻理解其中蘊含著的深刻道理。

三、案例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

案例教學的實質是學生參與教學過程，實現師生雙向信息交流，重視學生的參與過程，采用適當激勵機制來引導學生參與到課堂學習中去，真正從學業、生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這也是案例教學成敗的關鍵。討論式教學有利于組織學生參與教學。教師組織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可根據討論的目的，班級人數的多少，學生能力的不同，采取多種討論形式，如全班討論或小組討論等。其中，教師是集體討論的組織者，由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相互交流，最后作討論總結。為了保證課堂討論效果，在討論過程中，教師要啟發學生積極思考，主動發言，及時引導討論的內容和方向，把握討論的時間進度。教師對課堂討論的實施計劃要做到心中有數，至少對以下的問題要有思想準備，討論的目的是什么?如何開始?哪些學生在課堂上發言?討論一個問題需要多長時間?討論的結果是什么等。在討論中教師應把發言中提出的問題，分析的觀點和解決問題的建議寫在黑板上，用以掌握討論的思路和結果。

四、案例教學與理論教學的同一性

案例教學與理論教學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從案例教學的角度看，案例是“理論中的案例”，從理論教學的角度看，理論是“案例中的理論”。二者是相互滲透的。因此，雖然在教學中選取的每個案例的內容是相對獨立的，只能涉及到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問題，與某一種或幾種理論發生聯系，但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科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使得我們選取的案例之間又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在教學中，案例主題的選定和教學計劃的安排要服從理論系統性要求，要把案例中的理論講清楚，并善于用案例幫助大學生更好地理解理論知識，將案例教學與傳統理論教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兩者的優勢，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