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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黃金,時間序列,套期保值
一、研究問題及意義
金融危機以來,黃金價格走勢備受關注。眾所周知,黃金作為金屬貨幣,有著無法替代的保值屬性,是萬能的規避風險的金融工具。但是,一直以來,人們都將美元作為實際的“硬通貨”和結算貨幣。即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扮演著不可替代和復制的重要角色。但,世事難料,始于次貸危機的金融海嘯,使得美元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是在世界銀行峰會上提出針對美元地位的金融改革方案。所有的這一切都使得投資者將目光重新轉移到“金子”上。
在這種背景下,系統研究中國黃金的走勢,具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中金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23日,由中國黃金集團公司(原中國黃金總公司)作為主發起人,聯合其它6家企業共同發起設立。2003年8月14日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1億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成為“中國黃金第一股”。分析這種代表性強的典型公司股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司股票簡稱“中金黃金”,股票代碼“600489”。經過2006年股權分置改革和2007年以來非公開發行,目前,公司股本數為790,605.97股,按2009年12月31日收盤價計算,其資本總市值已達到460.77億元。其中,控股股東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的股權比例為52.4%。
二、數據的選擇及處理
本文選擇的數據是從2008年1月18日—2009年12月4日的周價格平均數。原因有二:
(1)中國黃金價格之前一直比較穩定,但從金融危機后,受匯率壓力和投機因素的影響,黃金價格較之前有較大的系統性差異。因此本文選擇08年以后的價格數做分析。
(2)為了減小回歸系數的置信區間,我們選取周價格平均數,而不是全部交易日的數據。
需要說明的是,序列中受到的一些波動行為的影響需要消除,如2009年6月5日,中金黃金股票每10股派送了12股,需在成交價基礎上放大2.2倍。
另外,由于節假日、停牌等因素,序列存在缺失值,本文采用移動平均法將缺失值填補,得到gfuture序列。用R軟件作出gfuture序列的散點圖。
三、建立模型
考慮到金融計量分析時,習慣做法對金融序列取對數,取序列名為lfuture。同樣作出散點圖,如下:
在業界,他親力親為,
成為客戶滿意的黃金顧問,
生活中,他瀟灑樂觀,
享受生活;
社會上,他大愛無疆,
默默付出。
傳統工科生的華麗變身
上世紀60年代,濃厚的教育氛圍渲染著整個社會,讀書對那個年代的學生而言是一件人生大事,當時的大眾風氣認為,男孩子學理工科才會有出息,這樣的說法一經流傳讓許多男生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理工科,成為傳統的理工科男,而學生時代的石家璐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
石家璐先生出生于上海,父母是北京人,50年代因父親工作原因,隨父母來港定居,并在香港的一家以普通話教學的學校開始學習。由于受傳統觀念影響,石家璐先生選擇了學習理工科,在中學畢業后,他前往美國一所理工大學專攻化工方面的專業。就這樣,石家璐先生開始了他傳統理工科的身份。畢業之后,石家璐先生并沒有選擇立即回港工作,而是留在美國一家化工廠實習,一次意外的工作調動,讓石家璐先生回港發展。回港發展十年期間,他偶然接觸到了酒店開發投資行業,剛接觸他就發覺自己很喜歡這個行業,于是他毅然決意離開化工行業,并開始投身于酒店的投資開發,而這一做就是30年。
2000年,石家璐先生創立了四通酒店開發投資顧問公司,談到之所以會開辦這家公司,石家璐先生表示這不是瞬間產生的信念。“還沒開這家公司之前,我在萬豪國際集團擔任中國區的開發部副總裁,負責大中華區的酒店開發業務,多次代表萬豪集團與投資方談判,接受委托酒店管理,談判過程中發現投資商對怎樣開發一座酒店,為什么要接受這個酒店品牌,要建設體量多大的酒店,這些關鍵事宜都是建立在誤解中,后來我就想,假如我是坐在談判桌他們的一邊,也就是代表投資商去協助他們談判并取得成功,一方面讓自己可以收獲到更可觀的經濟利益,同時也肯定會有更高的成就感,所以我就決定創立這家諮詢公司為酒店投資人提供酒店開發諮詢服務。”石家璐先生是聰明而又幸運的。當時的中國對酒店熟悉的專業人士并不多,酒店市場有待大幅度的開發,在這種情況下,石家璐先生抓住商機,幸運地在酒店開發與投資諮詢行業闖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石家璐先生也成為行業的佼佼者。
自稱保姆 被稱軍師
三國時期,劉備放下身段三顧茅廬邀請孔明出任自己的軍師,這足以看出軍師的重要性。石家璐先生亦起著同樣的角色,他是一座酒店的開發軍師,是酒店開發的指明燈,明確酒店的定位和未來發展方向,也是一座酒店在開業后是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石家璐先生作為酒店開發和投資的黃金顧問,一直在整個酒店開發中起著軍師風范,但是他卻一直謙虛地著稱自己是保姆。“我只是一名保姆,牽著投資方的手,帶著他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將酒店按照市場的需要建設好,直至開業。”
為了更明確的讓我們了解酒店投資開發顧問的性質,石家璐先生耐心且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我們解釋,“中國正處‘改革開放的時期’,在中國的酒店投資人很多,但是大多投資人都不知道如何把酒店正確地開出來,在真正接觸酒店后才發現經營酒店是件很復雜的業務,而我們的作用就是協助投資商提前想到將來會出現的困難,并提供解決方案,在開發的過程中,向酒店投資人提供全天候、全面性、全程跟蹤的酒店開發諮詢服務。”
“比如有位房地產開發商在某個城市買了塊地凖備開發房地產,但用地規劃指定需要開發一座高星級酒店,那這位投資人當務之急是應該決定開發什么類型酒店?如何經營?用什么品牌?酒店的體量應該多大?我們的服務是首先替客戶按照市場、地點去進行相關調研,之后按照市場數據替客戶做出酒店開發策劃,包括‘四定’。‘四定’即一定體量,即設置客房數量和配套量;二定質量,酒店的素質是三星、四星、五星還是白金五星;三定管理,酒店是應該自己管理還是交由第三方專業管理公司去經營管理,若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去管理,就要決定交由哪家管理公司是最適合項目、最適合投資方,哪家酒店品牌最適合這個酒店;四定經營方向,酒店該如何經營,是商務酒店、旅游酒店、會議酒店等通過‘四定’我們會向投資方做出具體解釋,若投資方接受這些建議,然后我們會推算出一個‘經濟可行性分析’,預測該座酒店的投資額、客房平均房價、入住率、其它營銷額等,并評估酒店的投資回收期。”
“第二個階段是委托酒店管理公司,我們會推薦一些在市場拔尖并活躍的酒店管理公司名單,也把他們的強弱項提供給投資方進行詳細分析,并協助投資商談判管理合同的條款。由于我們掌握酒店管理公司的市場管理條件與底線,有我們參與的談判大多數是以底線條件完成的。”
石家璐先生應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熟練的掌握了酒店行業的每個環節,他的客戶對他中肯評價更能體現他的價值。“客戶經常會對我說,‘老石,有你在,我心就踏實了’,這句話對我的鼓動力是很強勁的,它促使我更用心做好我們的諮詢工作。如今,四通酒店的老客戶都成為了我的朋友,他們都會經常給我介紹生意,可以說四通的生意百分百是老客戶介紹的,是靠‘口碑’的。我們四通的服務目標是‘提供給客戶高出他們認為滿意水平的服務’。我們的服務方式是‘把客戶明天要的服務,在今天就送到他的跟前’。”
石家璐先生的成功不僅在于專業、服務周全,而且經營原則也分不開。石家璐先生說:“我們并不是接受所有上門的項目,而是選擇可以協助成功的酒店項目。我們還會看酒店項目是否有機會成為自豪的案例。我們每次接受委托的項目都是親自參與,我不會在接受了委托后就把項目丟給公司的同事去做,自己坐視不管。自始至終我們都是提供出最好的服務給每一個客戶”。
石家璐先生自稱“保姆”,是因為他幫助投資商處理每一個細節,同時做到了讓投資商無憂慮的開發投資酒店,做到全面性、全天候周全服務;酒店開發策劃是酒店邁出的第一步,作為酒店開發顧問,石家璐先生是要有遠見,又能為投資商出謀劃策解決身邊的問題。在自己眼中他是保姆,而在所有投資商眼中他是“黃金軍師”。
解讀成功 奉獻社會
作為行業的黃金顧問,經過石家璐先生提供開發諮詢的酒店項目皆取得了成功,這也成為他引以為豪的職業生涯。“深圳星河麗思卡爾頓酒店是我非常自豪的一個項目,我們協助了業主鎖定市場定位,把原先的酒店計劃提升為白金五星級,減低了總投資額,縮短了投資回收期,更難得的是說服了一個國際超級豪華型酒店品牌進入深圳市場接受委托管理,業主非常滿意。”
“還有就是上海2010世博村的項目,在我們戰略調整的情況下,不僅替政府省下大筆經費,還盡用了各項目的優勢,達到了更高效益。還有其它的一些項目都是我非常滿意和自豪的,這是客戶對我的評價,也是我自身的評價。”
事業如此輝煌,讓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他是成功的,但是石家璐先生對成功卻有著自己的解讀,“成功不是比較,而是一種自我滿足,我成功并非因為現有的財富,而是想要做的每件事我都完成了,并且能使自己很滿意。”
石家璐先生不斷地學習,在62歲時,他獲得了香港理工大學酒店旅游學院的錄取,開始修讀酒店旅游博士學位。香港理大的酒店學院是在國際享有名氣的,在全球提供酒店旅游課程的超過3000家大學中排名第二。石家璐先生的博士課程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年,完成了他必修的九門課程,取得了平均分3.9(滿分是4.0)的驕人成績。2013年1月將會開展他的博士論文階段,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是全世界旅游學術界中最有名氣的學者McKercher教授。石先生預期用兩年半的時間完成他的博士論文,而領取博士文憑之日也正是他的68歲生日。
正是這份篤定的心態,石家璐先生日益忙碌工作,只為給客戶最好的服務。在收獲事業的同時,石家璐先生不忘回饋社會,全心投入到服務社會中。
“從小,我就喜歡幫助人,在學生時代我也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并擔任學生會干部,”也許是因為俠義的品行,致使石家璐先生被獅子會的“四出”精神所感動,決定加入到獅子會這個大家庭中,在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域多利獅子會,石家璐先生積極參加活動,在獅子會的服務期間,由于石家璐先生的出色表現,曾任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域多利獅子會會長,用行動履行著獅子會的“We Serve”宗旨,多次幫助社會困難人群,默默奉獻,以域多利獅子會的名義并自己捐助善款幫助了貴州多所鄉村小學。
專業認真的態度為他冠上了黃金顧問的頭銜,他不驕不躁,繼續用著自己的原則和職業精神服務于酒店投資開發業;他的繁忙職業生涯卻成就了一座座充滿價值的酒店,如同金子一般,稀有、價值高。
【石家璐先生主要職務及履歷】
祖籍北京,出生于上海
自1951年開始在香港居住
2000年創辦四通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酒店開發與酒店投資諮詢服務
為超過100座高星級酒店提供了開發諮詢服務
曾任萬豪國際有限公司開發部副總裁
參加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35年
關鍵詞:企業年金;監管;機構監管;功能監管
企業年金是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分擔養老保障責任的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是對抗老齡化危機、家庭小型化趨勢、長壽風險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然而企業年金計劃運作過程中面臨的風險紛繁復雜,因此,要達到保障企業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建立高效率、高效用的監管機制尤為重要。
一、我國企業年金監管的現狀
(一)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的現狀
自2004年兩法施行以來,我國企業年金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期。到2005年底,我國企業年金積累基金為680億元;到2006年底,達到910億元;2007年企業年金的全年增量為400億左右,積累基金達到1300億元。然而,在監管方面卻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二)我國企業年金監管的機制
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監管采用機構監管的模式。所謂的機構監管,即按照企業年金運營中涉及的機構的類別設計監管機構,不同的監管機構分別管理各自的金融機構。根據企業年金運營所涉及的主體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職能范圍,企業年金的監管主體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主要負責企業年金立法和執法的監管、負責經辦機構資格的確認等;銀監會,負責托管銀行的監管;保監會,負責監管保險公司;證監會,負責監管信托公司、投資管理公司;財政部,主要負責監管企業年金方面的稅收政策。這種根據機構職能分工負責的機構監管模式,在現實的操作中存在著諸多問題。
(三)我國企業年金監管機制存在的問題
1.存在監管盲區以及監管重復的現象。
監管主體過多,包括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政府主體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審計署等;非政府主體有行業協會、中介機構以及受益人等。這些主體之間的合作,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不能使監管發揮其最大的效用。
2.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以及受益人自我監管缺失
在年金監管的過程中,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的定位不明確,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職能;而委托人以及參與繳費的職工也缺乏安全與權益意識,每月繳費后,不再過問企業年金的運作情況,使得企業年金的運作缺乏受益人的自我監管。
3.企業年金擔保機制不完善,受益人利益缺乏最終保障
《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建立的投資管理風險準備金,為企業年金基金提供了第一線的擔保方式,但擔保的水平很低。除此之外,我國并沒有其他的基金擔保制度,一旦年金基金發生投資虧損,風險準備金無異于杯水車薪,無法保障受益人的利益。
二、發達國家企業年金監管方面的經驗
(一)美國企業年金的監管機制
美國的企業年金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分別對不同層次的退休金計劃進行監管,同時,主要有三大組織機構來負責處理退休金的監管:國內稅屬、勞動部、退休金和收益保證公司。監管的主要法規是ERISA法案(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和IRC法案。在ERISA之外,美國的企業年金還受到稅收法、保障法、1947年全國勞動法、TaftHartley法案的部分管制。
(二)英國職業年金計劃的監管
英國養老金制度的監管機構有:國內稅收收入局;職業年金監管局;政府收益相關年金計劃;職業年金咨詢局;金融服務局。此外,英國還建立了兩大輔監管機制:一是建立"吹哨"機制,引進專業裁判或者仲裁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可以對受托人的不當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二是建立"成員抱怨"機制,實際上是鼓勵廣大成員通過該意見表達機制,直接將自己的意見或者不滿反映給監管者或監管機構。法律方面,主要是受1986年的《金融服務法》和1995年的《養老金保險法》的監管。
(三)日本企業年金的監管機制
在日本,對企業年金監管的部門主要有兩個:一是厚生勞動省和金融服務機構。在監管模式方面,日本的監管模式從定量限制監管逐步向"審慎人"規則方向發展。在法律規范方面,主要遵循《勞動標準法》、《公司稅收法》、《員工養老金保險法》、《DB養老金法》、《DC養老金法》。此外,近年來在簡化法規的驅動下,通過注冊的養老金保險公司、工會、員工養老金協會進行間接監管的作用正日益提高。
三、對改善企業年金監管的幾點建議
結合著我國企業年金監管存在的現行問題,借鑒國外美國、日本、英國的經驗,我認為,企業年金應在一下幾方面完善。
(一)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轉變
所謂的功能監管,就是基于金融體系基本功能二設計的更具連續性和一致性的,能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協調的監管。在功能監管框架下,各個監管主體關注的是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及其所能發揮的功能,而不是金融機構的類型和名稱。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從總體上監管,而在具體的操作方面,銀監會負責監管托管事務,保監會監管賬戶管理事務,證監會監管投資管理事務。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監管過程中起著領導的作用,是法定監管人。
(二)中介機構的監管
明確行業協會以及中介機構的定位,加強信息的披露。通常情況下,企業年金計劃的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財務報表和基金財務報表必須接受獨立審計機構的審計;受托人必須聘請外部精算師對其償付能力進行評估;各機構必須經信用評級機構的評定。中介機構與行業協會要公正的進行并加強信息披露。此外,要建立企業年金的行業自律機制。這一點要借鑒英國的"吹哨"的機制和"成員抱怨"機制。自律監管要依賴于某些重要專業人員的監管。
(三)受益人的自我監管
提高受益人的安全意識,建立受益人的意見表達機制,加強受益人的自我監管。受益人的意見反映了受益人的要求、希望和不滿,是促進基金經理人改善經營管理以滿足受益人要求的動力。所以,建立受益人的意見表達機制,既是監管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激勵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建立企業年金基金的擔保機制
在這一點上,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養老基金擔保公司。養老基金擔保公司資金來源于年金計劃發起人的繳費、年金基金的部分投資收入以及年金基金擔保公司托管的計劃資產,比較可行。并且,通過賦予養老基金擔保公司一定的監管職權,能夠完善監管機制,提高監管的效率。我們國家的企業年金現在處于發展的黃金時段,建立企業年金基金的擔保機制是必要而迫切的。
參考文獻
[1]華金輝.企業年金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海南金融.2005.8.
[2]單美姣.我國企業年金監管制度的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本文由中國收集整理。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關鍵詞]一戰;中國棉紡織業;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正處于初創階段、發展嚴重滯緩的中國棉紡織工業帶來了意外的機遇。1914-1922年,中國棉紡織工業在產業規模、市場份額、地域分布等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顯著的發展,不但結束了多年的蕭條局面,而且為其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于19世紀60年代初發端于繅絲業和毛紡織業。棉紡織工業雖然到19世紀末期才誕生于東南沿海,發展迅速,并發展成為近代紡織工業的主導部門,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棉紡織工業發展史不僅是經濟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樣不可或缺。它代表一段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著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和新興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及變化趨勢。重新審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現今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一部棉紡織工業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縮影,個中不僅有創業的艱辛,蕭條時期的慘淡經營,也有高速發展帶來的卓越成就和喜悅一一其典型性是不言而喻的。
自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機械棉紡織業的蓬勃發展,棉紡織史的研究工作日益展開。主要著作有方顯廷的《中國之棉紡織業》,葉量的《中國紡織產銷志》,全國寶《中國棉業問題》等。1949年以后,學術研究更迅速地走上正規。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學術思想日漸解放,百家爭鳴的氣氛不斷濃厚,早期研究角度比較保守、經濟理論基礎薄弱的情況也在逐漸改善。不僅研究著述的經濟理論基礎增強,研究范圍也更加廣泛。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周秀鶯的《第一次世界人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鄭友擺的《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杜詢誠《日本對舊中國的投資》、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嚴中平編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姚賢鎬《中國對外貿易史資料》等都是棉紡織史研究中的代表性著述。不定期刊物《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資料匯編》和紡織專業著述《中國近代紡織史》的出版,更表明了紡織史研究的專業性在不斷加深。
一戰時期,我國棉紡織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王艷慧在《一戰期間中國民營工業的發展研究》中對一戰期間我們棉紡織業的發展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文章說,大戰爆發以前,中國的棉紡織品市場主要被英國產品所占領,大戰爆發以后,英國因忙于戰爭,向中國出口的棉紗數量明顯減少。民營棉紡織生產的外部壓力明顯有所減輕,并出現了較大的發展。這一時期,在空前豐厚的高額利潤刺激下,出現了民營資本創建新紡織廠的熱潮,紗錠、布機等生產設備的增長非常迅猛。1914-1922年民營資本共創建新廠44家,擁有的紗錠數由1914年的503104枚增加到1922年的1632074枚,擁有的布機數在同期內由2566臺增至7817臺,都增加了兩倍以上。而同期內民營紗廠的紗錠與布機占全國紡織業的比重,也各自從52.62%增至66.24%,從51.39%增至61.73%,分別都有大幅度上升,發展速度可謂空前。[1]
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后中國棉紡織業發展的原因,彭紅英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原因》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包括棉紡織業在內的中國民族工業在20世紀20年代得以發展的原因,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洋貨進口的劇烈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具體到紡織業來說,1915年到1918年我國的面紗進口總量從2685528擔下降到1131631擔,從而創造了民族資本紡織廠產品暢銷和獲得厚利的好機會。此外,針對棉紡織業建廠發生在一戰結束后的原因也做了論述,文章認為,一方面,新建規模較大的新廠需要相當時日;另一方面,歐戰期間,英美紡織及其的生產也受到限制,且運輸也極困難,所以紡織廠建廠是1921-1922年。[2]張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中認為,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人戰爆發。中國棉紡織工業在戰爭的炮聲中開始了新紀元。一戰發生以后,英國棉制品不能繼續東來。中國和遠東其它地區及東南亞各地原本由英國占據的機制細棉紗布市場隨之出現了空白。一向以發展海外市場為主要目標的日、印兩國棉紡織業遂逐步轉向爭取這一新市場。由于兩國棉紡織業本身水平有限,無法同時控制新、舊市場,因而不得不減少粗棉制品的生產和出口,于是給生產20支以下粗紗為主的中國棉紡織工業讓出了很人一部分產品市場。[3]孫長斌在《一戰時期中國經濟變化與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長》中認為,一戰的爆發使得歐洲列強在華投資整體下降,為民族資本的增長創造了發展空間。一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德國失去了全部的對外投資。歐洲列強在華投資的整體下降,造成中國國內的投資需求出現了新的發展空間,為民族資產階級擴大自身投資領域和份額創造了條件。[4]此外,嚴國海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民族企業發展的宏觀環境》中提到,一戰之后,尤其是“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民族企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棉紡織業尤為突出。期間,華商紗長盈利迅速提高,如民族資本集團榮家申新一廠,1916年至1922年7年間,所獲純利共287萬余兩。[5]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棉紡織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京都大學森時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業的黃金時期》說,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棉紡織業,就紗錠而言,在1930年代超過了500萬錠,列意大利之后,排名世界第九位,到1927年,中國機紗出口量超過進口量,由機紗絕對進口國成為出口國。[6]史建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十年間中國手工業的轉型》中指出,1914年一戰爆發后,中國現代機器紡織工業進入黃金時代,農村手工紡紗業隨著機制紗的推廣漸漸衰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機。[7]
歐美日以及臺灣學術界對近代棉紡織史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臺灣學者趙岡的《中國棉業史》是此類研究的代表作。而歐美日憑借良好的經濟、學術基礎,很早就已開始涉及中國棉紡織業的研究,多年來出版了人批的論文和專著。比較而言,日本在資料收集整理上的成績比較卓著,而歐美在經濟理論上的運用更勝一籌。主要有褪口弘的《日本對華投資》、(美)雷麥的《外人在華投資》、(法)白吉爾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這些文章著作的內容幾乎涉及中國棉紡織工業史的各個方面,代表了該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
綜合來看,國內外對棉紡織史的研究成果是很突出的,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寬,新經濟理論被人膽嘗試引用,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不斷深入。但另一方面,學術研究的不足之處仍然存在。特別是國內,對棉紡織業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觀層面,缺乏從微觀層面對如棉紡織專業這類微觀問題進行研究,現有的研究成果多流于表面,部分研究成果缺乏具體的經濟數據支撐。而對第一次世界人戰時期棉紡織工業的研究仍側重于其局限性,而對其發展情況失于關注。而國外的學術研究雖然綜合成果卓著,但在一戰時期中國棉紡織工業發展的問題上過分強調外力的作用,忽視了對內因的挖掘。筆者認為,從時間上來看,一戰時期是近代棉紡織工業成長過程中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期,具有許多獨特之處,應該受到更進一步的重視和研究;從研究對象上,棉紡織工業的研究也不應被包括于民國經濟史、、近代工業等專題的研究之中,這樣難免有礙于對棉紡織工業自身發展軌跡的把握―棉紡織工業突出地位的取得實非偶然,而是社會、經濟、歷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可以認為,近代中國具備了發展棉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然而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這種優勢的研究尚待深入。
參考文獻:
[1]王艷慧:“一戰期間中國民營工業的發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大學,2008年。
[2]彭紅英:《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原因》,《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第19卷,第3期。
[3]張靚:“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