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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義風格的產品可以批量生產,并且價格低廉,適合廣大民眾的需求.但它在設計過程中犧牲了民族性、地方性、個性,一心只追求共性。現在是工業化向信息化轉型的一個過渡階段,從長遠利益來看,產品必須有個性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在設計中,從國家、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民族審美情緒同現代設計的某些因素結合起來,形成獨特的設計體系,是設計的一個發展趨向。在這方面,日本人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并沒有什么重要的設計活動。從1868年的明治維新運動以后才開始自己的現代化運動,逐漸進入工業化時代。日本用了很短的時間,從1953年前后開始發展自己的現代設計,到80年代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設計大國之一,不但日用品設計、包裝設計、耐用消費品設計達到國際一流水準,連汽車設計、電子產品設計這類學要高度技術背景和長期人才培養的復雜設計類別,也達到國際水平,使世界各國對日本設計另眼相看!
日本設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它的傳統與現代雙軌并行體制。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夠在發展現代化時能夠完整地保持,甚至發揚自己的民族傳統設計。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設計以來,它的傳統設計基本沒有因為現代化被破壞。這與政府對傳統設計的重視與扶持不無關系。
“傳統是開拓和發展人類生命的原動力。” 現代與傳統,是一對相互矛盾的范疇,而日本的現代設計卻以其獨特的民族特征躋身世界設計強國之列。日本獨特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歷史,孕育了別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櫻花、和服、俳句與武士、清酒、神道教構成了傳統日本的兩個方面——菊與刀。在日本有著名的三道,即日本民間的茶道、花道、書道。提起書法,相信不少人會認為它是中國獨有的一門藝術。其實,書法在日本不僅盛行,更是人們修行養性的方式之一。日本人的傳統神道信仰使日本的傳統藝術在崇尚自然外還帶有特別干凈、整潔的特點;而日本人對佛教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儉樸、單純并且喜愛非完整、非規則的美學特點,精神上則推崇內斂,自我控制,自我修養。日本的風俗畫,版畫浮世繪主要描繪人們日常生活、風景、和演劇。在亞洲和世界藝術中,它呈現出特異的色調與豐姿,歷經三百余年,影響深及歐亞各地,十九世紀歐洲從古典主義到印象主義諸流派大師也無不受到此種畫風的啟發。
從歷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時間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權崩潰、明治維新開始后,日本進入了“文明開化”時期。在這個時期,日本按照11個世紀前全盤接受中國文化的方法引進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要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本國的和外國的歷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對日本文化起過作用,日本在變化,但是卻從未真正脫離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日本戰后的設計發展與其戰后經濟增長迅速并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的歷程是分不開的。日本政府、企業通力合作,建立了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國內市場,從而促進日本設計的成熟。政府對設計的大力扶持,企業對于設計的高度重視,是促成日本設計發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創建松下電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訪問美國后便積極推動日本工業設計的發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業設計部。之后各產業界均在自己公司內部相繼設置設計部門,積極改善產品設計,使產品打開世界市場。日本的現代設計自上世紀50年代起開始大力發展,此時的日本設計家試圖將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觀念照搬到自己的設計當中,卻顯得笨拙、生硬和膚淺。隨著現代設計走向成熟,他們發現融合了日本民族藝術傳統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日本設計的一個非常重要特點是它的傳統與現代雙軌并行體制,一種是比較民族化的、傳統的、溫煦的、歷史的;另外一種則是現代的、發展的、國際的。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夠在發展現代化時完整地保持,甚至發揚了自己的民族傳統設計。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發展設計以來,它的傳統設計基本沒有因為現代化被破壞。這與政府對傳統設計的重視與扶持不無關系。綜觀日本的設計總體,可以把這兩種設計特征大致歸納如下:
1. 傳統設計——這是基本基于日本傳統民族美學的、宗教的、講究信仰的、與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因此,是民族的設計傳統。這類設計,主要針對日本國內市場,并且有相當程度不僅僅是商品設計,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傳統設計在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通過很長的時間,不斷洗練,達到非常單純和精練的高度,并且形成自己特別的民族美學標準。
2. 現代設計,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日本現代設計—— 日本的現代設計是完全基于從外國,特別是從美國和歐洲學習的經驗發展而成的。利用進口的技術、為出口服務是日本現代設計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和目的。日本現代設計從國內來講,大幅度地改善了戰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西方式的、現代化的新生活方式;對國際貿易來說,日本現代設計使日本的出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出口貿易,為日本產品出口樹立了牢固的基礎,為日本設計樹立了非常積極的形象,把戰前日本產品質量低劣、設計落后的形象一掃而空。現在,日本設計是良好設計的同義詞,日本制造是優秀產品的同義詞。因此,可以說日本現代設計是為日本人民的現代生活方式、為日本出口貿易服務。
日本傳統中有幾個因素是它與現代設計迅速接軌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傳統審美思想中受禪宗的影響推崇少而簡約的風格,并且因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視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經掩飾的材料,裝飾性地使用結構部件,完全暴露并體現結構,這種特性與現代設計的要求不謀而合。
第二,在日本,典型房間的面積是用榻榻米的塊數來計算的,一塊稱為一疊。傳統的商店店堂設計為五疊半(8.91平方公尺),茶室常常是四疊半(7.29平方公尺)。鋪設組合時,依榻榻米的數量而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在生活中他們形成了以榻榻米為標準的模數體系,從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長期對基本單元為設計中心的習慣,這使他們很快接受了從德國引進的模數概念。這也正是現代設計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領土狹小,人口密度大,長期以來狹小擁擠的居住環境使日本民族喜愛小型化多功能化的產品,重視細節并喜愛裝飾功能部件。而現代的國際市場趨勢恰恰是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攜式、多功能化。這些傳統的觀念非常順利地融人現代設計中,成為別國所難以具備的特點。在日本很少看到色彩張揚,制作昂貴的廣告畫面。正因為整個民族都懂得如何節約,所以他們會將心思用在產品本身的研究上,努力將產品做到完美,這樣做的目的是為盡可能用產品來說話,而企業也無須太多的在廣告或者推廣上做過多的競爭,也同時為國家節約更多的資源。
另外,日本現代設計強調集團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個人出名,以集體的成就而驕傲。企業內部力量比較容易得以集中。這也使得日本的設計可以飛速地發展。
日本平面設計師被永井一正分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為龜侖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則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嵐威暢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崗瑛子、淺葉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條喬支等。
在第一、二代設計家中,最為突出的是龜侖雄策和福田繁雄。
龜侖雄策在日本被稱為國際設計大師的第一人。他的畫面具有強烈而又穩重的色調對比,對每一細節一絲不茍地精細刻畫,表現出日本傳統工藝美術所具有的典雅而細膩的審美情趣。1964年,他負責東京奧運會平面設計項目,包括標志,海報,視覺傳達系統等,他在整個設計中貫穿了日本國旗中紅色圓形——所謂太陽的符號,把這個圓形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5個圓環聯系在一起,取得既有民族特征,又有準確的國際認同的效果,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系統設計中的杰出作品。事實上也正是以此為契機,日本設計家開始確定他們的國際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為其他國家所熟知的平面設計師。福田作品突顯魅力的法寶,是對錯視原理的精到掌握和應用。他善于運用圖底關系、矛盾空間等錯視原理,使其作品大放光彩。他的設計風格幽默生動,設計思維既繼承了日本傳統中追求典雅的風格又反映了追求間接新奇的日本現代設計新潮流。他總是棄舊圖新,并系統地將各種創意、革新加以融會貫通。力圖以各種圖形矛盾性的復合,引導觀眾產生設定的聯想,在看似荒謬的視覺形象中透射出一種理性的秩序感和連續性。福田繁雄既深諳傳統,又掌握現代感之心理學。他的作品緊扣主題、富于幻想,同時又極其簡潔,并善于用視幻覺來創造一種怪異的情趣。在廣告設計方面成就斐然,主要代表作有1976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廣告招貼畫》,1976年《76'奧林匹克運動會紀念章》等。
出生于1930年的田中一光,十分喜愛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縱橫線條和簡單幾何圖形,同時對包豪斯發展起來的國際語匯和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風格非常感興趣。他把構成中的面和空間作為設計的核心,他采用方格網絡作為平面設計的基礎,以達到高度秩序性和工整性的效果,他采用色彩鮮艷,跳躍的幾何面組成形象,色彩往往比較接近,達到色彩和諧的目的。他于1961年設計的戲劇海報充分反映了其設計風格與特征。
第三、四代設計家則從攝影、電腦等方面獲得了更多表現上的自由,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然而他們的作品中同樣滲透著日本的傳統文化精神和審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設計作品有著明顯的民族風格,色彩具有很強的戲劇性、分離感和張力,把裝飾色彩、變形形體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現與色漸變手法融為一體。他不但繼承了日本文化中肅靜、悠遠、清雅、柔和的風格,還將這種風格更進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實。提煉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內涵。以日本傳統的空靈虛無的思想為精神根底,帶有日本自古以來清愁的色調,追求其中浮現的優美和冷艷的感情世界。佐藤晃一作品設計表現有很多跳躍的地方,像日本的一種短詩--俳句,語法、字句、節奏凝練而跳躍的含蓄,在沒有著筆的空白處,會感到非常的魅力。在日本的許多平面設計中你會感到好像雪花靜靜地飄落。沒有同時代西洋設計作品中的那種暴力感,沒有沖突與,沒有草野氣,多是細致的、平靜的抒情,以冷澈的筆觸,平和的神情,冷淡中描繪了一個夢與現實分不開的世界。
傳統風格的住宅同樣為日本人所鐘愛。不少日本人即便住在公寓樓里,也要把一個房間裝修成鋪著榻榻米的“和室(日式房間)”。不少賓館提供“洋室(普通客房)”和“和室”兩種選擇,“和室”價格一般更高。松下公司為未來日本人設計數字智能化住宅,也沒忘記留出一間榻榻米的房間。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屬東亞儒教文化圈。由于歷史的淵源,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雖然在文化深層上實際上是大異小同,但在處理傳統與現代設計的問題上,為同樣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系統。日本政府重視傳統工藝美術與傳統文化,重視設計的傳承和教育,日本的設計師對待傳統文化,更多地從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來考慮,運用傳統的理念,現代的元素和構成手法,走在了設計的前沿,這些不能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日本對于歐洲現代設計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比如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大師威廉·莫里斯、美國的格林兄弟和家具設計家古斯塔夫·斯提格利、美國建筑大師弗蘭克·賴特的早期設計,都有明顯的日本傳統設計的影響。
日本的平面設計風格,特別是江戶時期發展起來的浮世繪風格,對于歐洲“新藝術”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從阿爾封斯·穆卡到英國的比亞茲萊,其插圖風格都具有濃郁的日本裝飾繪畫特色。因此,可以說,日本在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與西方的設計關系是一種互相學習、互相補充的關系。各方都在對方的設計中找到合理的內容,因此也都積極地吸收,成為自己設計發展的重要借鑒。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下,面對外國文化和現念的沖擊,如何保護和利用傳統文化,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成為日益凸顯的問題。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對文化的重視只會不斷加強,設計中帶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們求得歸屬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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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文學論文范文欣賞:
《淺析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學與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語言學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語的視點》一書中指出的,“語言正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離開文化的視點考慮語言就無法看到真正的語言”,而文學正是社會文化的集中體現,每一階段的社會文化都會衍生出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因而對于文學的學習,在高年級的日語教學中就格外的重要。對于有一定日語基礎的高年級學生,為了更好的進一步提高日語學習的水平,不僅僅需要加強文法知識的學習,同時還需要加強對日本文學的學習與理解。
[關鍵詞]日本文學;日本文化;語言學;思維方式
當前,在高校日語本科教育階段高年級,大部分學校都開設了日本文學這一課程。教學內容多為日本文學史簡介和日本文學作品的選讀。然而在實際的教學調研中,卻發現不少學生對這類課程的興趣不高,認為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學習對于日語的學習沒有太大的幫助,因而忽視了這門課的學習。以下通過對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對今后的日語學習者起到一定的指導意義。
眾所周知,語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離開文化的視點考慮語言就無法看到真正的語言。正如瑞士的語言學家索旭爾所說,語言是人們所進行的普遍的言語活動,其中又可以分為社會的側面ラング和個人的側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的語言卻不盡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個國家的社會的側面,即所謂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體到日語來說,如同橋本進吉博士說的那樣,“日本民族使用的語言是日語,作為日本民族自身的語言來說,只能是日語。正因為如此,日語可以理解為日本民族的語言”。上田萬年也曾說“國語是帝國的藩屏”。那么日語作為國家的語言,自然就伴隨著日本人的主觀感情,帶有排外的情緒。可見,日語語言的學習離不開對日本民族,日本社會的了解。而文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學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會生活特點和民族的文化傳統等,因而日語的學習離不開文化的學習,而文學就恰是架在語言和文化間的橋梁。
首先來了解日本文學和文化間的關系。日本社會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經歷了奈良,平安,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江戶,一直到發展到近現代。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這一點通過文學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日本,每個時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學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從樸素的上代文學,到纖細優美的中古王朝文學,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學,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學,進而到受西方文學影響深遠的百家爭鳴的近現代日本文壇。換言之,日本文學史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一部濃縮的日本歷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學以其特有的各種方式記載了這一文化變遷與發展。在今天的日語學習中,大家都不難發現日語中有大量的漢字繁體字和變體字的存在,當然這些字中有同形同義的,也有同形異義的,甚至還出現了一類特有“和制漢字”。然而日語中的漢字的用法和意義和漢語不盡相同,要學好這些詞單靠機械的記憶肯定是不行的。學習的過程中,大家如果結合日本文學來學習,就會變得簡單很多。
日本上代文學的產生就始于奈良時代漢文的傳入,日本社會才從口承文學走向記載文學,也才有日本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記》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對漢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隨著樸素的《萬葉集》的問世,出現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雛形——萬葉假名。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開始了初探。然而隨著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日語也開始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從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語,日記,到中世的隨筆,近世的俳諧,近現代的小說等形式多樣的文學發展,日語也經歷從漢文,到萬葉假名,和漢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漢字等,在文學中都可以找到它們的發展蹤跡。由此可見,日本文學的學習有利于加強對日本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學習日語。
此外,從日文文學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要想學習好日語,必須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心理,否則很容易將文法用錯場合,或聽不懂日本人隱藏在言語中的真實意圖。在這舉出一個教學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寫兩位從山口縣來到東京的學生在東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覺,即沒有腳踏土地的感覺。很多學生學習這篇文章后覺得內容很可笑,紛紛會有這樣的疑惑,“沒有腳踏土地,難道天天是飄在空中的么”,“難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這樣的疑惑的產生,是對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的一種誤解。其實沒有腳踏土地的實感,只是日本人對于處于喧鬧繁雜的大都市的一種壓抑的感情的表達。然而,日本人為什么會有如此強烈的壓抑感呢?這與日本人的親植物性的心理和纖細敏感的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過對植物的描寫來表達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詞和季語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語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見日本人的對植物和自然的親近與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語》中的很多章節,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稱來命名,比如桐壺,帚木,夕顏等。芳賀失一先生曾這樣說過:“將
人事和自然比較的話,從人生很容易聯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達對人生的思念。”正因為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有這樣強烈的親自然性和親植物性,才會有今天的“不能腳踏土地”的苦悶,在東京這樣高樓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觸自然接觸植物的機會少之又少,滿眼望去的都是現代化都市的建筑,沒有了自然的實感的一種苦悶心情的表達。毫不夸張的說,日本文學是日本人思維習慣與思維方式的一部活的辭書。
再次,日本文學的學習與日語語言學的學習和研究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學的學習研究簡要說來,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類:一是詞匯的變化發展,而是文法的變化與發展。今天當我們要對日語詞匯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義進行研究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真實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從朝日新聞或青空文庫等地方搜集資料。所謂的青空文庫,便是集合了文壇大家的從古至今的文學作品文庫。能被人廣泛的傳誦閱讀的文學作品,無論思想上還是語言的運用上都是經過了無數次修改提煉后考究的語言,因而,無論是作為日語學習者的示例,或是作為日語研究者的語料,都是相當具有價值的。例如,對格助詞“が”的學習中,對于在現代文中既可以來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詞,很多日語學習者對這個很難理解,因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詞“是”之間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語的主格助詞“が”在一些場合可以和所屬格助詞“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學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則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來代替。對于這樣特殊的情況,很多日語學習者頗感疑惑,但如果有學過日本文學的學生,應該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學中,《萬葉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為主格助詞出現的,而是作為所有格助詞出現的。緊接的平安文學的早期,日本文學中第一部物語《竹取物語》和日本文學第一部日記《土佐日記》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詞,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語》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為主格助詞的用法,至此慢慢發展演變為今天的主格助詞,但也還保留了其作為所有格助詞的一些用法。
綜上所述,大家不難看出日本文學在日語學習中的重要作用,不僅在于學生更加形象生動的理解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而且對于了解日語本身用法和意義的演變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一言以蔽之,為了要提高日語學習的精準度,就必須要對日本文學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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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語境;日語詞匯;跨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1-0075-02
恩格斯曾說“詞匯是語言的建筑材料”。①詞匯是語言學習的基礎,是構成語言系統的支柱,是語言系統中的核心知識領域,因此,詞匯教學研究是外語教學研究中的一個關鍵領域。而傳統的日語詞匯教學側重強調字面意思的解釋,忽視詞匯的文化內涵,致使學習者難以扎實掌握詞匯,同時也存在基本詞匯掌握扎實,實際交流時卻出現表達差異的情況。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將文化滲透到語言教學中。隨著語言研究的不斷深入,關于語言與文化研究及教學的專著與論文日益增多,提倡外語教學中加強文化滲透的研究也不在少數。而其中將文化與詞匯聯系在一起加以探討的研究較少,因此筆者嘗試從文化語境視角出發,在參考相關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文化語境與日語詞匯的關聯,希望能為日語詞匯教學提供些許參考。
一、關于語境和文化語境
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首先提出語境這一概念。他認為語言是人們行為的方式,語言與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語言不獨立于語境而存在。語境與語言有密切關系,語境對理解語言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識,起一定的解釋性作用,同時也有一定的制約性。之后英國著名研究語言學家弗斯對語境研究又進一步深入,將語境概念引入語言學,提出語境理論。韓禮德完善了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斯關于語境的思想,從語言的功能出發,提出系統功能語境理論。他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上下文語境。中國語言學家胡壯麟將語境分為語言語境,亦稱為上下文語境(指語篇自身的結構及邏輯連貫);情景語境(指的是語篇所涉及的具體場景,事件及參與者);文化語境(語篇所涉及的文化、社會背景等)。申小龍指出,語境包括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語言因素指的是言語交際的上下文。非語言因素包括說話的背景和情景。背景指的是百科知識(常識)、特定文化的社會規范以及交談雙方之間的關系等;情景包括交談的主題,交際的程度、時間、地點。②可見,研究者從不同領域和學科視角對語境做了界定,雖然目前尚沒有一致的界定,但大都包含語言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三個層次。
胡壯麟先生指出文化語境是語篇所涉及的文化,社會背景。眾所周知文化的涵蓋范圍極廣,既有衣食住行,又包含在特定環境中所形成的處事哲學、價值取向、道德觀念、、思維方式和語言形式等等。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在特定語境和情境中使用的語言也會受到其社會文化的影響,深深地烙上文化印跡。因此語言的學習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化語境視角下組織語言教學也是尤為必要的。
二、文化語境視角下探討日語詞匯的必要性
早有研究者指出“各種民族文化對本民族語言的文字,語法,語音,詞語都有深廣的影響,其中尤其是詞語,是語言諸要素中最為敏感,內涵最為豐富的部分,也就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點的部分。”③而詞匯以外的其他諸語言要素對文化的體現較少。邵敬敏早在1992年便指出“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是不均等的。好比陽光照射,陽的一面照得到,陰的一面則未必。反映在語匯(甚至包括文字)上最濃烈、明顯、突出、集中,而在語音、語法上比較清淡……”④日本學者角田太作則明確地說:“一般的に言って、音聲、音が文化を反映しているとする根はoい。”⑤可見詞匯最能表現文化的差異及特點,不同民族的文化通過不同的語言加以表達。例如日語中關于魚的詞匯特別豐富,這反映了島國日本魚文化特別豐富多彩。漢語中有關親屬稱謂的詞匯較其他語言豐富,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每一種身份的親戚都有特定的稱呼,如女性長輩就有“姨媽,姑媽,嬸嬸,伯母,舅媽”等稱呼,而日語中只有“おばさん”,英語只有“anti”,這充分現了漢語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心理影響,較為重視家庭觀念。因此日語詞匯教學實踐中應有意識地加強日本文化知識的傳授,特別是詞匯所蘊含的文化背景的講解,使學習者能夠更好地理解詞匯,順利進行跨文化交際。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詞匯之間也很難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如日語中的“女流作家”,表示對成功女作家的褒獎和稱贊,而在漢語中“女流”包含貶義,是對女性的輕視,不尊重。這起源于中國長期的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あなた”一詞雖然大致相當于漢語的第二人稱“你”,但具體使用范圍卻跟漢語相差甚大。日語中あなた一般用于關系比較親密的人之間,不用于長輩,尊長等身份地位較高的人。同時該詞還可用于處于戀愛中的少男少女之間,婚后的日本婦女稱呼自己的丈夫等。所以,因此在語言教學中必須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理解詞匯內涵,否則會給學生造成學習和理解上的障礙。
目前日語詞匯的教學現狀也要求詞匯教學中需要導入文化因素。以筆者所在學校――濟寧學院為例,我校開設的日語課程分別為面向英語專業學生的第二外語課程和面向計算機科學系對日軟件外包方向學生的專業基礎課程。兩個專業的日語詞匯教學均存在較多問題。教師迫于課時少,教學任務重的壓力,詞匯教學中局限在音、形、義的講解上,較少講授和語言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學生將主要精力用于專業課學習上,對于日語詞匯重視程度不夠,傾向于死記硬背。同時學校整體學習日語的氛圍不夠濃厚,缺少諸如日語角,日本文化講座,日語廣播等資源。由于以上一系列不利因素,學習者普遍反映日語詞匯難記,隨記隨忘,掌握不牢固;或者在運用已掌握詞匯時,因使用場景不對導致語意和表達的差異。
正如胡文仲指出的“只學習語言材料,不了解文化背景,猶如只抓住了外殼而不領悟其精神。”⑥日語詞匯不僅僅是音、形、義的簡單匹配,它是承載文化信息的元件,不同的文化風貌會反映在不同民族的語言中,所以日語詞匯教學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語言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統一。
三、文化語境下的日語詞匯教學方法
基于文化語境與詞匯的緊密聯系以及日語詞匯的教學現狀,日常詞匯教學中教師應有目的,有意識地進行文化意識培養與文化知識的導入。日語詞匯教學應在講解過程中滲透日本文化知識,要求學習者能夠理解詞匯中蘊含著的文化內涵,從而能夠在異文化交流中減少摩擦,更好地實現跨文化交際。
1.中日文化對比法。中日兩國自古以來文化交流久遠,兩國文化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異。利用對比法講授日語詞匯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日詞形相同,詞義相同的詞匯。如山、水、川、人、學校、nL、部L、一、二、三、豚、貓、犬、心理、感、高い、Sしい等,此類詞匯在日語中所占數量較多,多用漢字書寫,主要是一些人名、地名、方位、物體名詞,心理感覺等詞匯。學習此部分詞匯可以借助漢語優勢能夠更好更快地學習。二是詞形相同,詞義部分不同或完全不同的詞匯。該部分詞匯詞義存在擴大或縮小甚至感彩不一致的情況。“愛人”在漢語中是已結婚的夫妻互相稱呼對方的說法,而在日語中“廴恕敝蓋槿恕⒘等嘶頡扒楦荊情夫”,如果在日本朋友面前介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使用“廴恕本突岵生誤會。通過對比分析的教學方式能夠有利于學習者掌握詞匯的含義,也能夠避免學習者在使用詞匯時出現混淆。
2.情境交際教學法。通過設計營造特定情境、人物、事件幫助學生進入相關角色,重現現實情景進行交流。日語教材大多編排使用場景對話,教師可將詞匯的文化切入點在情境引入并讓學習者運用到模擬場景中反復練習。如設計打電話場景,要找的人不在時接線員可以說“~~は今席を外しております”通過場景演練學習者可以熟練掌握“外す”的用法。通過此方法還可以發現學習者在實際生活中會出現的偏誤。如いい、けっこう既可表示接受,贊同等肯定意義,又可表示拒絕,反對的含義。通過不同情境的對話可以讓學習者體會到這兩個詞匯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含義,從而能夠根據不同語境靈活準確地選擇恰當詞匯。
3.直觀感知文化法。對于特定文化詞匯,教師可以通過圖片、幻燈或者視頻進行直觀展示。比如在學習“すし”時,運用圖片展示“すし”的制作原料、類型,也可播放視頻讓學習者了解“すし”的制作過程,甚至可以讓學習者參與到“すし”的制作過程中。通過一系列展示學習者能夠直觀感知“すし”,深化對“すし”的理解,提高對日本文化的興趣。通過直觀感知文化的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從而找到提高日語教學效果的新方法。
由于詞匯本身承載著豐富多彩的文化,所以詞匯既是語言要素更是文化的要素。教師在了解中日兩國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在詞匯講解中比較分析兩國文化差異;創設情境對話,讓學習者在實際場景中體會詞匯的文化含義;通過直觀感知文化的方法將文化因素導入詞匯教學。教師只有立足于文化語境視角,切實將文化和詞匯有機結合才能提高日語詞匯的教學質量,增強學習者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注釋:
①符小軍.日語詞匯教學[J].科學教育論壇,2005,(22).
②魯暢.語境視域下的日語詞匯教學策略[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8(3).
③④⑤轉引自李慶祥日語詞匯與文化――日本人的「(sみ)志向與「野菜のミニ化[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7,128(1).
⑥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參考文獻:
【關鍵詞】專業日語高級教材跨文化交際體裁題材
1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專業日語教育,由以往單純重視語言教育,轉向重視語言和社會文化內在聯系,出現了著眼于社會文化,自然環境以及異文化交流的動向(修剛2008)。專業日語教材的目標和內容,曾經經歷過重視知識,重視理解到重視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三個階段的變化(曹大峰,2011)。2001年,《高等院校日語專業基礎階段教學大綱(改訂版)》當中,第一次提出“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的目標。2010年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計劃綱要》中提出,“加強國際理解教育,推動跨文化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的方針。正是在以上日語教育和日語專業教材迎來轉折期的過程當中,2005年,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新世紀高等學校日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教材《日語綜合教程》應運而生。
2007年9月,天津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率先采用該教材作為高年級精讀教材。隨后在天津開設日語專業的12所高校當中,共有七所高校采用了該教材作為日語精讀的主教材。但是,遺憾的是,至今為止,關于《日語綜合教程》專業日語高級教材的內容方面的研究還很欠缺。特別是從語言社會學的視點圍繞新教材的文化社會特征展開討論的研究尚不多見。
分析專業日語教科書的研究,一般重點放在詞匯,語法上,分析專業日語教科書的題材和體裁的研究不多見。專業日語教材落后與時代,脫離社會現實,脫離生活實際的問題,已經被研究者清楚指出。因此,教材的體裁和題材是改善教科書的方向,基于以上原因,針對教材的體裁和題材內容,詳細分析和考察的實證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專業日語教材的發展的新趨勢,將會具有以下三種含義,第一,改變教科書模式,固化概念,變為具有靈活性和流動性的,寬泛的學習資源概念。課堂資源與課外資源統一在一本教科書上。第二就改變了教師與學生以往的教育與學習的模式,即所謂的單方向教和學的固化模式。雙方向互動,教學雙方協助互動,教師的作用是由主導向輔助的方向轉變。
語言教材變成文化教材,更加強調語言的應用和作用,語言從主導地位變成輔助位置,詞匯,語法和句型,作為技巧更依靠一級考試的影響。教材內容,話題和討論。重視跨文化交際的信息和受眾意識,在忘掉母語語境當中進行教學活動。以往學習詞匯,語法和句型等語言知識為主要目的,教師主導,教室內的教學活動轉變為學習者在掌握語言知識的基礎上重點加強異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上。利用遠近法,從橫向縱向等方面構筑大學專業日語教學模式。
本研究的目的,以我國沿海大城市天津各高校專業,日語高級教材《日語綜合教程》(第五冊)當中的課文以及課外讀物,作為分析研究對象,從語言社會學視點出發,利用語言教育與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和探討該教材所選文章的體裁與題材的內容特征,及其對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作用,為今后編寫日語高級教材提供實證分析素材,為日語專業一線教學提供有益的參考。
2 日語高級教材的特征
首先,從該教材編著成員的構成陣容來看,以在京津滬獨立設置的外國語大學為中心,集中了清華,復旦等我國一流大學日語教學與研究的頂尖級專家(注)。然后,從教科書的內容來看,如表1所示,教材當中的各課課文題目,其原作的體裁與題材,出版年代以及被日本中小學語文課本選用的比例等等信息,反映了該教材的所具有的代表性,科學性和專業性的特征。以下就以上內容進行簡要說明。
注釋:以上一覽表根據《日語綜合教程》(第五冊)結合網上信息制作而成
3課文題材內容及特征
第一項內容,從教材課文和課外讀物的體裁來看,隨筆所占的比例最高,達到了33%,隨后是小說,說明文和游記,比例均為17%。童話和議論文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另外,隨筆的廣義概念應該包括散文和游記,所以散文的比例應該占到課文全體的50%。第一項內容,從教材各課的題材內容來看,所涉及的題材領域空間廣,歷史跨度長。她們包括了自然環境,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社會文化,科學教育,建筑文化,童話故事,人物傳記;涉及到了生物學,建筑學,語言學,社會學,環境學,文學,建筑學等眾多學科。表現了人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說明了如何理解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
第二項內容,從課文原作的出版年代,以及在日本學校語文課程中的使用情況來看,《日語綜合教程》(自然第五冊)的文章,一般集中在從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之間。而且,幾乎全部出自日本中小學校語文教科書的內容。因此,教科書的選材內容,一方面可以與日本母語語言教育保持同步,為日語專業學生參加日語能力水平一級考試,也為學生留學日本,以及報考日本的大學提供借鑒和參考。甚至說能為將來升入研究生院,從事日本語言和日本文化專業領域研究,起到啟示和引導的作用; 另一方面,日語專業在非母語情境下開展教學,教師的日本文化理解程度,直接影響學生掌握日本語言和文化背景等知識要點,完成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目標。如何實現新教材的教育目標,保證新教材的教育質量是今后長期的課題。本研究的深層意義也正是在于此。
第三項內容,從課文內容題材的具體表現來看,描寫日本自然界景物與人的自然感覺的作品較多。以下舉例說明。例如,在《大海里面有母親》(第一課)當中,作者將自己對大海的愛和對母親的愛緊密結合,“我為了獨自一人能盡情享受大海的喜悅,選擇了四等船艙”。因為“文明的舒適感常常會切斷和大自然的直接接觸”。揭示了人欲與自然共生,必須與自然親密交流的哲學。在文章最后作者明確點題:“大海啊!在我們所用的文字(漢字)里,你的里面有母親。”
又如,在《日式庭院》(第四課)一文當中,作者把庭院看作是位于室外,但對室內氣氛也會產生不小影響的居住設施。作者認為庭院的作用在于:“院內凈是雜樹,反而更能敏感地反映出四季應時的變化,讓人感到非常愜意。望著這些,往往會使自己焦躁不安的心情平靜下來。” “力求庭院內能反映四季的變化,并在凝望庭院過程中尋求庭院的最大意義,我總覺得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庭院感受”。這種感受,“歸根結底,來源于不把自然當做要征服的對象,而是當成可以親近的環境的日本式的自然觀。”
再如《紅山櫻》(第七課)的作者描寫專業攝影師拍攝紅山櫻時的敬畏之心。“不管怎么拍也拍不出像樣的”,“每當看到這種景色的時候,(我)覺得把她收進照片這樣小小的方框里簡直是太傻了。但只好下跪了,背著三腳架來回跑動”。攝影師常常被東北和北海道的櫻花的頑強所震驚。他認為:能夠拍到最好狀態的櫻花一年之中只有一天,在那一天之中又只有一瞬間。他早晨一個人與山中的櫻花面對著的時候不由得想:“啊!現在,只有我和櫻花兩個人共享著時間和空間。(中略)。如果(我)叫一聲“呀”,她也會回一聲“呀”的感覺。她那種不匆不忙,滲透到我的心靈深處,有一種把我潛藏在心中的疙疙瘩瘩徹底溶解掉的感受。”
綜上所述,本稿以日語專業高級教材《日語綜合教程》(第五冊)作為分析研究對象,從語言社會學視點出發,分析和探討該教材所選文章的體裁與題材的內容社會文化的特征,及其對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作用。由此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直接體現作者個性和同時反應社會時代風貌的隨筆和散文比率最高,因此,日語專業學習者可以隨著作者以其真實體會日本社會文化,猶如親身感受作者的經歷。散文體裁不單純是記事寫景,即景生情,將日本人在此時此景的心境,通過文學手法濃縮提煉和升華,概括出日本文化固有的特征。第二,從課文題材內容來考察,描寫日本人與大自然親密接觸,觸景生情,抒發熱愛自然,敬畏自然思想感情的篇章尤其印象深刻。人與自然,人與植物的溝通與交流,反映出自然是有生命力,有感情的世界,人為自然動情,動心和動容。這種全身心的體會自然的活動,不單純是把自然當作身體外部喜歡的對象,而是變成身體內部的東西加以呵護。這一點值得教育和學習者細心體會。第三,正是基于《日語綜合教程》選材內容原因,學習者通過學習該教材,有望在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方面得到提高。但是同時,教師的日本文化理解程度,以及語言教學傳統意識的轉變程度,直接影響教學質量。因此,最為今后的研究課題,應該對該教材的課文連同課外讀物一起,展開更加詳細具體的綜合性考察,摸清和解明教材整體理念和教學目標,為日語專業高年級教學實踐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文化差異 語言學習 日語
引言
語言是社會工具,它既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又是人們學習和掌握文化的一種工具。語言與文化的這一關系,構成了學習第二語言的一個重要方面。語言與文化相互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同樣的詞語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習俗背景下所產生的語義與效果不同,一個民族的傳統習俗及歷史文化對其語言的影響相當明顯。如“情緒”一詞,日語可以表示“情調”之意,但是現代漢語卻無此義,漢語可以說“生產情緒很高”,日語卻無此說法。單純了解日語的語言、語法規則和掌握一定量的詞匯并不意味著能夠真正用日語順利地進行交際。因為交際的有效性已經不僅取決于語言形式的正確與否,更要考慮語言形式所涉及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內涵。
語言與文化的“研究熱”也推動著語言文化教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將文化視為“行為”, 以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為目標, 這種做法很好地革除了傳統的外語教學中常見的“啞巴外語”和“聾子外語”的弊端。語言教學與文化背景知識的結合,應該貫穿于外語教學的始終,貫穿于外語教學的各門課程中。如何在教學中處理好語言與文化二者的關系,實際上是一個如何以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指導教學不斷提高外語教學水平的問題。
一、外語與文化關系研究綜述
Canale & Swain(1980) 將交際能力一分為三: 語言能力、社會文化能力和交際策略;而被交際法有關論文經常引用的“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簡稱ACTFL)關于外語能力標準的暫行規定”(ACTFL Provisional Proficiency Guidelines)更是明確地將“文化修養”規定為“ 聽、說、讀、寫”之外的“第五技能”,即聽、說、讀、寫、社會文化能力。國內學者在論及語言文化教學時也經常采用“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或“外語教學中文化因素的處理”等論題。這充分說明,雖然文化在外語教學中的重大作用已為人們所普遍認同,但人們還是習慣于將文化作為外語教學的一個附加部分來處理,并沒有將文化真正引入外語教學中去。
著名語言文化研究專家Kramsch在其1993年出版的《語言教學的環境與文化》(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一書中,提出了新的看法,她認為, 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應定位于“提高意識”(consciousness raising),而非讓學習者變得越來越“外國化”,是要通過外國文化學習的“跨文化對話”讓學習者具備跨文化的交流意識和理解意識(cross-cultural awareness),做到母語文化與第二文化的互動( interaction);必須使學生“具有語言的得體性的意識”,或稱社會文化能力,當然,這不意味著削弱語言能力。
二、日語學習中主要體現出的文化差別
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社會變遷、經濟生活、意識形態等相關事物都有其鮮明的民族性。而這種民族性將深刻影響其語言系統,形成具有本民族特點的語言。其實在自然界中任何客觀事物實際上是沒有區別的,但特定集團的人在進行客體化表述時,加入主觀意愿,用自己的語言創造出具有不同分類的世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文化。由此也可以逆向思維,把語言這種表象作為文化的載體來探究文化本質最有力的手段。
(一)傳統習慣差異
日語中關于父母同輩親戚的稱呼只有兩個,即有男女區分的“おじさん”和“おばさん”。而在漢語中卻有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等明確而詳細的稱呼。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家族”對普通中國人的重要性,以及權利、義務觀念對人的深遠影響等特質。此外,在稱呼上,日本以縮小輩分之差表示敬意,而在中國卻以擴大輩分之差表示敬意。
中國的“干杯”與日本的詞匯“干杯”有些區別,中國的“干杯”是全部喝掉,日本的是喝一點。又如,日本人同事或朋友之間一起吃飯時,付款時都“割勘”,即我們所說的AA制,即使共同請客,也是個人付個人的賬,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公開算賬、掏錢,甚至是戀愛中的男女朋友也不例外。如今,在日本,“割勘”不僅表現在共同餐飲時的付款方式上, 而且幾乎表現在所有共同消費的行為之中。
(二)文化觀念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