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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哲學論文范文第1篇

盡管古代思想家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其中大多數人都傾向于認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聯系和相互作用關系。從《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淮南子》的“萬物有以相連”;程顥的“人與天地一物”(《遺書》卷十一);直至戴震的“人物與天地,猶然合如一體”(《答彭進士允初書》),都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人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至于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問題,《易大傳》提出的見解最為精湛。作者一方面主張“先天而天弗違”(《文言》),即根據自然規律去引導、開發、調整自然;另一方面又提倡“后天而奉天時”,即努力去適應自然。這種觀點既肯定了人對自然的能動改造作用,又強調了人的一切作為都不可違背自然規律,而必須建立在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

哲學領域關于天人關系的上述見解勢必會對傳統養生文化產生深刻影響,這一方面是由于養生學直接以人體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則在于傳統養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學作為自己的深厚底蘊。事實上,天人關系也確實在中國養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視為傳統養生文化賴以生成的哲學基礎。

早在中國傳統養生理論的奠基作《黃帝內經》中就明確指出:“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經水》)又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可見古代養生家在天人關系學說的影響下,已經直觀地感覺到人類處在天地之間,生活于自然環境之中,只能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類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也就與自然萬物之間存在一種相通相應的關系。所謂“人與天地相參”,強調的正是人與自然的統一關系。這種統一關系在傳統養生文化中,至少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得到充分印證。

1.人體的生理過程與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存在同步關系。《靈樞》提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這就是說,人體的生理活動會隨著四季的交替而發生生長、收藏的相應變化。《素問?金匱真言》還認為:“東風生于春,病在肝”;“南風生于夏,病在心”;“西風生于秋,病在肺”;“北風生于冬,病在腎”。意思是說,人的內臟的生理功能分別與四季不同的風向相聯系,不同季節的風向往往會引起相應的內臟器管發生一定的病理反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體的生理過程是與自然界的運動變化相同步的。

(2)人體與自然萬物同受陰陽五行法則的制約,并遵循同樣的運動變化規律,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人身法天象地,悉與天地造化同途。《素問》:‘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已閉。’又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故天地有晝夜晨昏,人身亦有晝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間寒暑之推遷,陰陽之代謝,悉與天地胥似。’”上述觀點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視為一個大宇宙,把人體當一個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間存在著一種息息相關的對應關系。

(3)人與自然萬物有著共同的構成物質。我國古代哲學家大多認為“元氣”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物質。《老子》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就是指陰陽二氣沖蕩而化合成萬物。人類作為自然界的萬物之一,同樣也是由“元氣”化生而成的。《素問?寶命全形論》所說的“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正強調了人和萬物一樣,都是天地之氣合乎規律的產物。事實上,在傳統養生理論,特別是《黃帝內經》中,人的生命過程,包括生、長、壯、老、死等各個階段,都被歸結為“氣”的發生和聚散的必然結果。

也許正是因為古代養生家充分認識到了人與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統一關系,所以無論在養生理論或實踐方面,他們都極力主張把研究人體與探討自然統一起來。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素問?舉痛》),正是上述主張的典型概括。

科學發展史曾經一再告訴人們,任何一門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哲學,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認識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學認識方法的性質又會對該學科的理論及實踐產生深刻影響。考察中國養生文化史可以發現,“天人合一”的觀念幾乎滲透到了其中的每一個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與“人道”或自然與人事是相通、相類和統一的。也就是說“天人合一”論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貫通的;二是天人相類,認為天人在形體性質上都是相似的。如《呂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陰陽所化生,故天人同類而相應。這便是古代養生家探討人體奧秘的理論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在養生領域一般轉化成一種關于天地與人體各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彼此對應的所謂“天人大小宇宙”理論。古代養生家往往依據這種理論,從觀察宏觀的外在大宇宙入手,來指導探索人體的內在微觀“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參同契發揮》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虛吾心,運吾神,回天關,轉地軸,上應河漢之昭回,下應海潮之升降,天地雖大,造化雖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環列,皆為吾攝入一身之中,或為吾之鼎器,或為吾之藥物,或為吾之火候。反身而觀,三才(日、月、星)皆備于我,蓋未嘗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黃帝內經》對人體構造的認識,更是明顯地帶有“天人合一”哲學觀念影響的烙印。《靈樞?邪客》稱:“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總之,在《黃帝內經》作者看來,自然界這個大宇宙有什么,人體小宇宙也就必然會有一個部分或一種機能與其對應。這種對人體奧秘的認識,今天看來盡管包含了不少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測成份,但它的產生對于傳統養生理論和實踐方法的確立,無疑提供了一種直觀的理論依據。

其次,“天人合一”的觀念為傳統養生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哲學依據。我們知道,在傳統的養生理論中,陰陽五行學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這種學說的產生,恰恰是以“天人合一”的觀念作為自己的哲學依據的。《類經?陰陽類》稱:“道者,陰陽之理出;陰陽者,一分為二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故陰陽為天地之道。”意思是說,陰陽是自然界的總規律,是世間萬物的綱領。既然自然界這個大宇宙都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產物,那么根據“天人合一”的哲學理論,自然會推導出人體這個“小宇宙”也必然要受陰陽法則支配的養生觀點。所謂“天以陰陽而化生萬物,人以陰陽而營養一身”,實質正是“天人合一”哲學理論在人體陰陽學說中的具體展現。陰陽學說如此,五行理論更不例外。《素問?天元紀大論》說:“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這里的“五運”即“五行”。作者明確把“五行”當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提了出來。“五行”即然是自然萬物的普遍規律,依據“天人合一”理論,也就自然適用于人體。于是《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進而推論:“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素問?天元紀大淪》則講得更為透徹:“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這就表明,無論“陰陽”或是“五行”學說,“天人合一”觀念均在它們的產生過程中起了哲學依據的重要作用。

養生哲學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從分析陰陽學說的具體內涵，及其在中國傳統養生學中運動鍛煉的實際運用入手，闡發陰陽學說對體育健身理論的啟示，如神與形、動與靜、性與命等陰陽對立面的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對體育健身理論建設的啟迪，進而提出遵循陰陽中和原理應是體育健身理論建設的必由之路.

1陰陽學說概述

陰陽學說是古代人們認識與解釋宇宙一切事物的一種宇宙觀與方法論，屬于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它建立在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內含辯證法思想.陰陽學說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產生于陰陽二氣，世界萬事萬物均是在它的作用下滋生、發展、變化.古代思想家從對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長久觀察中發現，一切事物存在著相互對立的正反兩方面，就用陰和陽這個概念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并認為陰陽的對立和消長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陰和陽，既可代表相互對立的事物，又可用于分析一個事物內部存在著的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進而認為陰陽的對立和消長是宇宙的基本規律，正如《易經》所說:“一陰一陽謂之道。

同時，古人認為，原始渾沌之氣是有形和氣兩個方面，萬物生于氣而成于形，形散而復在于氣.萬物終始生滅，循環往復，演化無窮，無不在于形和氣的變化.古人用陰和陽表述形氣之間的演化關系，闡明宇宙間萬物運動變化的最高規范便是陰陽兩極轉化的太極原理，陰陽矛盾運動成為宇宙間物質運動最基本的形式.誠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

按照陰陽學說，陰和陽代表著相互關聯的事物屬性，凡屬靜的、有形的、內在的、向下的、寒冷的、晦暗的、衰退的均屬于陰;凡屬動的、無形的、外在的、向上的、溫暖的、明亮的、亢進的均屬于陽.正常情況下，陰陽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對立、互為依存、互相轉化、互相消長.當陰陽雙方動態協調平衡，則萬物有序生生化化，在人體則表現為陰平陽秘，身體健康.反之，當陰陽失衡，則表現為逆亂和災害，在人體則表現為疾病，一旦陰陽失衡無法逆轉，則陰陽離決，出現死亡.陰和陽是事物的相對屬性，因而存在著無限可分性.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為陰和陽兩類，任何一種事物內部又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而每一事物中的陰和陽的任何一方，還可以再分陰陽.這種事物既相互對立而又相互聯系的現象，在自然界和人體中是無窮無盡的.陰陽的對立統一，互根互用，消長平衡和相互轉化等，說明陰和陽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是孤立的、靜止不變的，而是相互聯系、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

2陰陽學說在傳統體育健身中的運用

陰陽學說是中國傳統體育的重要指導思想，在如何指導人們進行體育健身、養生方面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可貴的探索，這對我們今天構建現代體育健身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概括地來講，陰陽學說在傳統體育健身中的運用主要從以下幾個原則來體現:

2.1既要養形，更要養神

從陰陽學說來看，形神兼養才是科學的，從人體生理機能來看，調節神經系統的功能對人體健康起的作用更大.《太上御覽》中指出:“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神是人的感覺、意識、精神思維活動的總稱，也是人體身心狀態的外在綜合表現.神為一切生命活動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把養神作為形神這一對陰陽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是真正把握實現健康的關鍵.現代體育健身理論主要側重在形體運動鍛煉方面，并形成了自身的一整套完整的體系，通過增進運動器官機能和內臟器官功能，雖也能有效地改善人的神經過程和心理品質，即“身體健全，情感斯正”，但其對人的神，也即精神世界、心理品質等的作用畢竟有限，只能是副產品.而養生學把神經系統功能調節作為養生之要旨，有“首要養神，其次養形”之說，并創編出許多相應的鍛煉理論和方法，如反省、放松、寧靜、心齋坐忘、養神法、修心養性、仁者壽等.重視養神也是對現代體育衍生的各種流弊的糾偏途徑.

2.2動靜兼修

動與靜是體育健身手段兩個大的方面，只有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是不科學的、不完整的.現代體育運動強調和追求的只是“生命在于運動”，都是利用形體的運動鍛煉來增強體質，增進健康.而養生學強調動、靜結合，以靜為主，主要是以安靜調養人體的精神思維活動為主要途徑來保養生命，延年益壽.如老莊主張清靜無為和《黃帝內經》認為:“恬談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善養生者養內”;陶弘景認為:“靜者壽，躁者夭”.唐代孫思邀主張“少思、少念”以靜神，明代《養生四要》提出“慎動”的養生觀.傳統養生學有一條主線就是動以養形，靜以養神.動以養形在傳統養生學中是處于從屬地位，主要是適宜的勞動、導引運、按蹺和仿生運動、武術、太極拳、動功等.動以養形特別強調適度，《黃帝內經》強調“形勞而不倦”、“不妄作勞”;華陀指出:“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這都說明健身鍛煉的運動量要適當，避免過大的運動負荷對機體的損害.這與現代西方體育的“更快、更高、更強”的競爭意識與參與意識有較大的區別.動與靜對健康與延年益壽的作用的爭論歷來沒有平息過，兩者都有許多實際的例子作支持，從陰陽學說來看，動與靜的選用不可偏廢，應結合個人的身心特點和年齡、時間、環境、現實條件來合理選擇健身方法.

2.3性命雙修才是好的健身方法

性是指人的性格、精神、心理等意識活動的基礎和本原.命是指人的體質、體格、血肉物質等機能活動的基礎和本原.性與命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人體的生命，故性命又可理解為生命.性屬陰，命屬陽;性乃神，命乃精;從身心而論，性乃心，命乃身.好的健身方法應是性命雙修，既能修心養性，也能強健體魄，增進健康.陰陽可以互根互用，消長轉化并達到一種動態平衡.修心養性和運動鍛煉都能增進健康，延年益壽.現實世界也各有支持的例子，但運動鍛煉并不必然地提高人的心性修養，體魄強健的人，也并不一定是修養很好的人，粗淺、鄙陋大有人在.只有對性與命都給予同樣的關注，即對人的品德、修養和強身健體給予同樣重視，才能做到陰陽平衡，去掉偏頗的流弊.修性以煉神為主，特別是意識的鍛煉和控制，重在精神;修命以煉精、煉氣為主，特別是體液的鍛煉和調節，重在身體素質的鍛煉.性命雙修就是使精神意識狀態與軀體生理機能均達到最佳境界，遵循的是陰陽平衡、形神合一、心身一體的生命整體觀，這對體育健身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3遵循陰陽中和原理應是體育健身理論建設的必由之路

主席說過:“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只講一點論”.從人類為了追求健康與延年益壽來看，有養生學和現代體育等諸多理論學科和方法體系.從陰陽學說在人體方面運用來看，動屬陽靜屬陰;命為陽性為陰;形為陰神為陽;臟為陰腑為陽;血為陰氣為陽等等.現代體育理論和方法更多的是從動、命、形等方面來研究，是基于西方醫學和西方哲學與文化所產生發展的一門學科.強調“生命在于運動”，主張機體的運動鍛煉和承擔一定的運動負荷，與中國的傳統養生學有較大的區別，從陰陽學說所論證道理來看，這是不全面，有失偏頗的，是形而上學的一點論，而養生學卻正好彌補這方面的缺憾.人的身心是一體的，既要有形體的運動鍛煉，也應有精神、心理的靜養修煉，這樣的體育健身理論才是全面的、合理的、科學的.目前我國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正在蓬勃興起，體育健身思想和理論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創新，新的體育健身理論正在形成中.

陰陽學說對陰陽矛盾斗爭的發展變化規律的揭示較為徹底，同時也對陰陽的和諧統一加以探索和闡明.陰陽和諧既是矛盾運動規律，又是生命之原理，還是事物穩定性的保證.《易經·乾·傳》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乾道變化即天道變化.天道規律的變化，也就是一陰一陽對立統一規律的變化，也因此才使萬物各得其生命和屬性，萬物各得其生命和屬性乃是陰陽對立面正而不偏“大和”的結果.也唯有保持陰陽正而不偏的這種合和，才會使其自身能繼續存在而不夭折.所以程頤解釋說:“‘保’謂常存，‘合’謂常合”，所謂“大和”，就是陰陽對立面力量均衡無偏勝，矛盾雙方處于和諧統一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事物可以得到穩定的發展，故日“乃利貞”.陰陽不相同的對立面卻能“和”在一起達到“以相濟”，起著互補的作用.矛盾雙立均衡而互補，具有同一性，才能發揮生之功能.矛盾雙方的這種“大和”狀態又叫作“中”，所以“大和”又稱作“中和”.《黃帝內經》不拘于陰陽某一方，不偏動不偏靜、不偏命與性，而是追求和，也即陰陽的平衡，和諧統一。

尚中是中國古代傳統的行為準則，中即正，正即中，尚中就是要求恰如其分地掌握宇宙的法則和規范，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中與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中是恰如其分，切中其理，和是陰陽協調，和諧制化.中與和皆是天地萬物的本性，而中為理，和為表;中為因，和為果;中為質，和為文.事物合于中正，方可能和調制化;從陰陽學說看來，大和和中正是事物的理想狀態，如果陰陽雙方能夠保持中和，則事物即可長久.

養生哲學論文范文第3篇

文/李俊德

朱良春,男,漢族,生于1917年7月。原任江蘇省南通市中醫院院長,現為該院技術顧問、南通市中醫研究所名譽所長、中醫內科主任醫師、客座教授。朱老認為《內經》所說的“恬淡虛無”即是最佳的養生方法。

好多老同志在離退休后,都希望健康長壽、歡度晚年,前來尋求長壽保健之道,我每以“動可延年,樂則長壽”八字贈之。要活就要動,運動可以促進血液流暢,增進體力,加強抗病防御機能,從而達到延年的目的。但動要適度,不可超量。孔子說:“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法國哲學家盧梭也說過:“教他如何生活,不要教他如何躲避死。”要想延年益壽,就要熱愛生活,保持樂觀。

生命在于運動,運動則可延年。我每天生活節奏較緊湊,無時間去練氣功、打太極拳,但堅持上下班騎自行車,外出活動也騎車,這是一種不占時間的鍛煉方法。每天早晨或晚上做5-l0分鐘四肢活動的自由操,即左右擺動四肢,用手指梳頭發,然后兩手擦面部、摸耳翼,左右緩慢轉動頭頸,這樣能使頭目清爽、兩腿輕健,減少面部皺紋,控制頸椎病。

少睡多用腦,健腦抗衰老。長期以來,我每天只睡六七個小時。睡得太多,人的精力易于懶散。美國心臟病專家韓明發現,每晚睡10小時的人比睡7小時的人,因心臟病死亡的比例高一倍,因中風而死亡的比例則高出35倍。失眠時不要急躁,全身放松,聽之任之,恍恍惚惚,也可起到同樣的睡眠效果。我長期堅持“每日必有一得”的習慣,如果哪天沒有什么新的見聞或心得體會,晚上就無法入睡,常常要翻閱書報、雜志,有了新的所得始能酣然入睡。我先后寫了六部書、140多篇醫學論文,絕大多數都是擠時間寫的,我以此為樂,精神有所寄托。

“世人欲知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人是處在矛盾之中的,不順心的事經常遇到,但我從不懊惱、耿耿于懷,對名利之爭一笑了之,泰然自若,真正做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

我經常用生黃芪煎沸,去渣后加入薏苡仁、杞子、百合、綠豆同煮,早晚食之,有益氣健脾、解毒防病之功。我還長期服用六味地黃丸,自覺對延緩衰老有一定作用。

我以規律的生活和樂觀的情緒來獲得自己的健康。說到養生之道,《內經》的“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既概括又具體,實是至理名言。我認為,不論采用哪種養生方法,關鍵在于堅持,一定要持之以恒,始可收效。

與長壽無緣的九種人

文/王建

1.嗜煙如命的人:吸煙對人體多種器官都可以產生危害,嗜煙如命的人更容易早逝。

2.經常酗酒的人:酒精可以對肝臟造成危害,經常酗酒會傷肝損脾,故容易早逝。

3.心胸狹窄的人:心胸極度狹窄,嫉妒成性,動不動就大發脾氣,易患身心疾病而早逝。

4.生活無規律的人:生活沒有規律,又不講養身之道,容易導致多種疾病而早逝。

5.常愛吃藥的人:身體稍有一點不適,便藥罐不斷,甚至多種藥物同時服用,結果往往會顧此失彼,甚至引起諸多不良反應而易早逝。

6.有病硬熬的人:患病后不及時上醫院就診,任其發展,往往易使輕者變重、急者變慢,失去良好的治療機會,甚至導致嚴重后果而早逝。

7.心情憂郁的人:心情長期憂郁,悶悶不樂或悲哀過度,以及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的人,既傷志又傷身,故容易早逝。

養生哲學論文范文第4篇

好多老同志在離退休后，都希望健康長壽、歡度晚年，向我詢求長壽保健之道，我每以“動可延年，樂則長壽”八字贈之。要活就要動，運動可以促進血液流暢，增進體力，加強抗病防御機能，從而達到延年的目的。但動要適度，不可超量。孔子說：“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法國哲學家盧梭也說過：“教他如何生活，不要教他如何躲避死。”要想延年益壽，就要熱愛生活，保持樂觀。

生命在于運動，運動則可延年。我每天生活節奏較緊湊，無時間去練氣功，打太極拳，前些年一直堅持上下班騎自行車，外出活動也騎車，這是一種不占時間的鍛煉方法。現在每天早晨或晚上做5～10分鐘四肢活動的自由操，即左右擺動四肢，用手指梳頭發，然后兩手擦面部、按摩耳翼，左右緩慢轉動頭頸，這樣能使頭目清爽，兩腿輕健，減少面部皺紋，控制頸椎病。

少睡多用腦，健腦抗衰老。長期以來，我每天只睡六七個小時。睡得太多，人的精力易于懶散。美國心臟病專家韓明發現，每晚睡10個小時的人比睡7個小時的人，因心臟病死亡的比例高一倍，因中風而死亡的比例則高出35倍。失眠時不要急躁，全身放松，聽之任之，恍恍惚惚，也可起到一定的睡眠效果。我長期堅持“每日必有一得”的習慣，如果哪天沒有什么新的見聞或心得體會，晚上就無法入睡，常常要翻閱書報、雜志，有了新的所得始能酣然入睡。我先后寫了6部書、140多篇醫學論文，絕大多數都是擠時間寫的，我以此為樂，精神有所寄托。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古人有句衛生歌這樣說：“世人欲知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人是處在矛盾之中的，不順心的事經常遇到，但我從不懊惱，耿耿于懷，對名利之爭，一笑了之，泰然自若，真正做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

養生哲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嵇康的《琴賦序》有著豐厚的理論內涵與價值。一是對以往音樂題材作品“危苦”、“悲哀”風格的概括。二是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的功能觀。三是麗藻與情理兼善的主張。

聲有無哀樂，是正始時期重要的玄學論題。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連帶他的《琴賦》因為是這一論題的代表性著作而備受后人關注，其中《琴賦》更因為其勾通文、樂的特性而屢為文論家所贊賞。何焯即云：“音樂諸賦，雖微妙古奧不一，而精當完密。神解人微，當以叔夜此作為冠。”(《文選評》)劉熙載在《藝概》中也深為感嘆地說：“賦必有關著自己痛癢處。如嵇康敘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者同語。”其實光《琴賦》前的那篇短序，也堪稱好文，不僅真情畢現。也不乏理論意義，茲作簡要分析。

先看序文：“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并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干。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輟敘所懷，以為之賦。”這篇序文的理論內涵，大體說來，有這樣三個方面：

一是對以往音樂題材作品“危苦”、“悲哀”風格的概括。關于音樂題材的作品，嵇康在指出“歷世才士并為之賦頌”的同時。又說“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并進一步將這種“體制風流”概括為：“以危苦為上”、“以悲哀為主”、“以垂涕為貴”。嵇康之前。確有不少人寫過音樂賦，相傳為宋玉所作的《笛賦》不說，單漢代就有枚乘的《笙賦》(據馬融《長笛賦序》)與《七發》、王褒的《洞簫賦》、劉向的《雅琴賦》、傅毅的《琴賦》、馬融的《長笛賦》與《琴賦》、侯瑾的《箏賦》、劉伯康(劉玄)的《簧賦》(據馬融《長笛賦序》)等。它們確實表現出尚悲的共同傾向。枚乘《七發》將音樂寫成“天下之至悲”。已開此先例。接下來王褒《洞簫賦》說：“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嘴毅《琴賦》云：“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郁滯。”馬融《長笛賦序》道：“甚悲而樂之。”侯瑾《箏賦》說：“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感悲音而增嘆，愴嚬悴而懷愁。”莫不以悲為尚。可知嵇康對以往音樂題材作品“危苦”、“悲哀”風格的概括是合乎賦史實際的。

此間原因。除“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韓愈《荊潭唱和詩序》)這一普遍規律外。楚聲、楚歌、楚辭悲怨風格的影響也不可忽略。項羽為虞姬，劉邦為戚夫人，李陵為蘇武所唱楚歌皆為顯例。就物質材料言，楚聲歌曲主要使用絲竹樂器，而“絲聲哀，竹聲濫”(《禮記·樂記》)、“絲竹之凄唳”(《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適合于演奏悲怨凄惋、悱惻纏綿之樂曲。楚聲及其悲怨風格的影響不僅及于漢樂府，也關乎整個漢代音樂的特色。所以漢恒帝聞奏楚琴凄愴傷心。贊日“善哉!”漢順帝上恭陵，聞鳥鳴而悲泣。言“絲聲若是，豈不樂哉!”郭建勛師《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論及建安文人悲歌心態的成因時曾指出“悲歌心態之所以成為建安文士的普遍心態，與漢代以來‘以悲為美’的音樂特色也存在不容忽視的聯系。”

建安以來，不特辭賦，詩文也屢屢表現出此種好尚。如繁欽《與魏文帝箋》云：“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凄入肝脾，哀感頑艷。……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文選》卷四十)潘岳《金谷集作詩》曰：“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文選》卷二十)陸機《擬東城一何高》道：“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文選》卷三十)

然而在嵇康本人看來，“危苦”、“悲哀”之尚是不解音聲的表現。因為嵇康是主張“聲無哀樂”的，他也反對“一致之聲”與“偏固之音”。所以在自己的《琴賦》中對前人的“體制風流”有所改變，比如寫琴木的生長環境，便一改漢人賦極狀其險惡、荒涼、凄苦之狀的寫法，將桐樹置于雄奇、幽美，“自然神麗”的環境里。以醇和雅潔之尚取代凄楚危苦之好。寫音樂的效果也不同于前人之賦一味以至悲為尚，而是說其既可使“懷戚者”傷心。也可使“康樂者”歡愉，“和平者”怡悅。有著更為豐富多彩的審美內涵。

后來庾信的《哀江南賦序》中有“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的句子，顯然是從嵇康《琴賦》序變化而來，這種否定之否定。無疑是刻意的強調。

二是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的功能觀。肇始于孔子，發展于荀子，完成于《樂記》的儒家音樂美學思想。與倫理修養和政治教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孔子一開始就提出了“盡善盡美”的標準，《樂記》則更進一步強調：“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在儒家看來，“禮”、“樂”的根本在于“同民心”而達“王道”，所以《樂記》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因此，有“德音”、“溺音”，“樂音”、“音”之分。有“君子之樂”與“小人之樂”之辨。

《樂記》中“聲”、“音”、“樂”也成了三個不同的層次：由“聲”到“音”再到“樂”不僅是一個藝術生成的過程，也是一個知民心，化民心而后“治天下”的過程。就精神層面言。“樂”和“禮”一樣還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有關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學思想。

漢代音樂賦大多受儒家樂教思想的影響。王褒的《洞簫賦》云：“聽其巨音，則周流泛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癔，順序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作者顯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來作賦的，他把聲音比之為慈父、孝子、壯士、君子。可以讓貪婪的人變得廉潔，讓兇狠的人變得仁善。體現出了鮮明的“移風俗、美教化”的儒家“樂教”思想。侯瑾《箏賦》稱頌箏音“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于箏者矣。”馬融《長笛賦》說：“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圣哲姓益。況笛生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贊，悲夫!”傅毅《琴賦》道：“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而密親。”莫不表現出鮮明的樂教思想與頌美精神。

與儒家的音樂功能觀不同，嵇康把音樂欣賞與個人的修道養生聯系起來，認為音樂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可以“肆志”、“廣意”，可以讓你“處窮獨而不悶”。

嵇康“聲無哀樂”說，將音樂歸本于自然之道，認為“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這無疑從根本上否定了儒家傳統的功利主義樂論。而嵇康自己關于音樂功能的觀念，其實又是在相互關聯的道家、玄學及個人有關養生的實踐與體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琴賦》里說：“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郄。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性絮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情情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及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要使精神得到保養。就必須“懲躁雪煩”、“體清心遠”，以期“曠遠”、“淵靜”、心氣和平。再看其《養生論》：“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平和。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也。”“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后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唏以朝陽，綏以五弦，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后樂足，遺生而后身存。若以此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在嵇康看來，養生之道。一在“唏以朝陽”、“呼吸吐納”以養形，一在“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以養神，以達到與自然合一的平和境界。但人世難免有憂喜之遇與愛憎之情，因而琴又是解脫精神困擾，尋求心理平衡的重要工具。嵇康所論“琴德”，實已近于道家。至成公綏《嘯賦》，則全為道家了：“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語。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19巨僻，仰天衙而高蹈。邈娉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文選》卷十八)

三是麗藻與情理兼善的主張。從表現手法來看，王褒《洞簫賦》、馬融《長笛賦》都極盡鋪陳之能事，嵇康對此不滿，因為它們“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從嵇康自己所作的《琴賦》來看，其中既不乏華美形象的語言，又有對音樂情理的獨到闡發。這應該得益于嵇康個人的才情稟賦與魏晉思辨學風的影響，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便是專門討論音樂思想的哲思之作。在這篇文章里，他也不滿漢人對音樂的單一理解，認為：“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眾情邪?”嗍當然。賦體的鋪陳形式與玄學思辨的有機結合。更便于實現其贏藻與情理兼善的主張。此后的成公綏。在其《天地賦序》也強調了麗藻與深思融匯的重要：“賦者，貴能分理賦物。敷演無方。”這應該是文體代變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