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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制度設計，籌資模式

一、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現狀分析

我國目前進入了老齡化時期，65歲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過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21世紀中國老齡化有加劇的趨勢。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令人堪憂，三級醫療網絡瀕臨解體，鄉鎮衛生院1/3基本癱瘓，1/3僅能維持生計，1/3能夠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農民抵御重大疾病災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造成了我國分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國家對城鄉間醫療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鄉居民面對的是統一的藥品定價和醫療服務費用，造成了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有研究表明，醫療消費在中國農村有著奢侈品的性質，農民對醫療存在著潛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約，醫療需求的滿足尚處于從屬的地位（衛龍寶，2005）。有以問卷形式對中國內地六省310個村莊進行了直接入戶方式的調查訪問，結果顯示，有79.7%的調查對象反映，他們所在村莊存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岳書銘，2005）。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中國農村的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的戶數占了很大的比例，該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別為21.61%和33.4%（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4）。更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的不同地區，疾病導致了20%～70%的貧困（jiang ，2004）。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醫療制度能夠提高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公平性，這一點已經得到研究證實。合作醫療能為大多數農村居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與自費看病相比，參與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在花費相同成本的條件下能享受更多的醫療衛生服務。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中國10個貧困縣進行的調查，合作醫療覆蓋的低收入人群比沒有參加合作醫療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率，他們的經濟負擔（個人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占其總收入的比重）也相對低。這表明合作醫療提高了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資金籌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另外，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演進，發現合作醫療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且執行層有歷史經驗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總結經驗，少走彎路。根據[2003]3號文件《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的規定，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保大病即在農民患大病的時候給予醫療費用保障，防止農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貧困，有利于實現衛生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農戶之間的合理分配。這種觀點認為，農村民眾更加關注醫療合作制度對大病的保障程度。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會的綜合績效和社會整體福利，同時也是農民當前所需要的。關于保大病還是保小病這一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所爭議，筆者認為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議

下面分析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構建簡單評價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維坐標體系，分別以x軸表示參合的居民人數，y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z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社會用于醫療保障的全部資金；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q（社會總體福利效益）；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中，把從消費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的一個額外的數量中所獲得的額外的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定義為邊際效用，假設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0時，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0；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則，確定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之間的函數關系z=yb，其中（0b，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a/b）b，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為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上的積分，q1（社會總體福利效益）=abb1-b.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醫療保障的覆蓋面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a×b，其中a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人數與全體參合居民人數的比值（0q2.結論為實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比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更能夠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機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過小、制度缺乏可持續性。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設立了嚴格的起付線，只有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治療費用才能納入補償范圍。而1993年和1998年兩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中國農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劉軍民，2005）。這么低的受益面顯然無法激勵農民積極參加，而且這種設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們獲取以預防、初級保健為重點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在自愿參加的條件下，即使參加以后也會有人不斷退出，最后造成制度無法持續。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同時真正影響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許多農村居民因無錢醫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充分考慮我國不同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差異，采取不同的醫療制度安排，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實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確保把農村居民中無力支付合作醫療費用的低收入者納入到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當中。

四、籌資措施

從2006年開始，國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合”農民的補助標準，中央財政的補助標準由目前每人每年從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增加10元，這樣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而農民繳費標準不變。然而，即使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醫療保健的費用支出，全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醫療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發達地區120～270元，經濟欠發達地區100～119元，經濟貧困地區60～99元（王向東，2004）。農村醫療費用仍然存在較大缺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目前民眾關注的一個焦點，農村醫療保障費用的籌措成為推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發展的瓶頸。

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業對工業貢獻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表現為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以及城市擴張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理應成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擔者。自從全民所有制企業更名為國有企業后，農民對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積累貢獻被淡化，在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呼吁保護工人權益的同時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農民成分。由于國家具有強制力和財政資源的支配權力，所以以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為行為主體的工業反哺農業行為的政府反哺，應當是工業反哺農業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學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實現機制和社會化反哺實現機制，認為工業反哺農業應當視為農業對工業的早期投資所形成的歷史投資的一種“期權收益”和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給農業的生態建設基金（朱四海，2005）。農業應當獲得對工業的歷史投資所形成的期權收益以及農民應當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利潤分紅，同時農業應當為提供生態產出而獲得工商業提供的生態投入及生態建設的基金。

農業為工商業提供生態產出，工商業為農業提供生態投入，生態消費者支付生態生產成本，這就是工業化背景下分攤生態責任的基本邏輯、基本思路。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有不斷惡化的趨勢。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成本不斷提高，生態環境的惡化主要是由于工業化的進程造成的。工業對農業有負的外在性。工業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耗費、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種種后果。農業在承受工業發展帶來的生態惡化惡果的同時卻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補償。單純對生態環境的作用而言，農業對工業具有正的外在性，農民在進行農業生產的同時，不僅在從事生產實際的農業產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農村和城鎮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農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創造的良好生態環境的同時并不能阻止城鎮居民享受，因而農民無法向城鎮居民收取應該得到的生態建設資金，城鎮居民無償地享受了由農村居民生產的良好生態環境。所以應該由國家強制執行這一操作，以實現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的生態建設基金。這樣不僅可以為農村保障制度進程的推進籌集到所缺乏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總成本，有效解決外在性導致的無效率。當工業對農業存在負的外在性時，工業的邊際社會成本大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差額就是邊際外部成本。工業為了實現行業利潤最大化需要行業平均價格等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而有效的生產應該是行業平均價格等于邊際社會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了社會總成本。同樣道理，農業對工業的正的外在性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社會總成本。所以發展農業必須從過去單純注重其經濟意義向經濟意義和生態意義并重的方向轉變，工商業必須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生態建設基金。

社會化反哺機制是對政府反哺機制的補充。社會化反哺就是發揮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體，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給，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反哺需求，實現反哺目標，并對政府反哺進行補充和完善。

醫療保障制度范文第2篇

關鍵詞：醫療保障制度 改革 價值理念

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最為艱難的部分。日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合作課題的研究報告正式公布。報告中將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比作了“夾生飯”，對我國醫改的現狀作了深刻分析，明確提示我國的醫改已陷入政府、醫患不滿意；中高低各收入階層均不滿意的窘境，深戳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現象。實際上，這些問題的癥結全在于不科學的制度設計，重點是還未形成一套基本的醫療保障價值理念。社會價值理念的確定有助于把握公共管理制度設計的大方向。科學的制度規劃源于科學的價值理念。

1 我國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體現公平優先原則

具體、有效地推進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是全面貫徹和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步驟，也是保障全體國民基本醫療費用支出安全的客觀要求。

其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求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公平和效率間關系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考慮到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程度，公平和效率間就不存在單一的對應關系，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關系往往存在明顯差異。就當前的醫療保障市場形勢來看，我們應該堅持公平有限，效率兼顧。其二，醫療機構經過市場化改革后，在市場的導向下，大中醫院的硬件條件和醫療技術不斷提高，而鄉村醫院始終在艱難維系，有的甚至瀕臨倒閉。國家醫療保障政策也向大中型醫院傾斜，使城鄉醫療資源分化更加明顯。當前，國內大城市承擔著80%的醫療資源，其中30%的醫療資源被大醫院占據。其三，近幾年，政府逐漸縮減對醫療機構的投入，低價藥開始提價，但政府并未增加藥品漲價的補償，醫療機構自負盈虧，不得不將利潤放在運營目標的首位。而醫療機構不同于其他經濟主體，市場化運作勢必使醫療服務提價。比如，部分醫院為提高醫療利潤，紛紛購置最好的醫療設備。而設備到位后為了回本，又相繼推出各種不必要的醫療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醫療資源浪費現象，并且使原本緊張的醫患關系更加僵化。

鑒于此，政府如何在醫療保障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貫徹公平優先的價值理念，構建公共保障體系，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呢？筆者認為：醫療保險工作是醫療保險政策的核心，緩解了我省城鄉居民特別是特困群眾“因病返貧”和“因病致貧”的問題。醫療保障行業應該著力抓好專業人員隊伍建設，補充具有醫學專業背景，有醫學臨床工作經驗，通曉醫改政策的人員作為醫保工作的專業審核人和經辦人，并加強對他們的培訓。要加快節奏，強力推進信息化建設，盡快完成管理“六網合一”和就醫“一卡通”工作。要定期對醫保費用和不合理醫療行為進行結構分析，并上報相關部門，加強對醫療機構的制約，規范醫療行為。要形成合力，規范各級醫療機構。加強對診療、用藥等行為的檢查，提高抗風險能力，增強醫療保險制度的公信力和可持續力。同時，鼓勵更多的醫療機構參加醫療保障，鼓勵醫務人員參與購買個人醫療責任保險；積極探索完善醫療保障的產品，鼓勵、引導醫療機構集中投保醫療場所公眾責任險、醫務人員意外傷害險、醫療意外險、財產險、火災公眾責任險等保險，形成綜合性的風險保障計劃；完善保險經辦機構盡早介入醫患糾紛處置的機制，加快醫療保障理賠體系建設，但個人仍需少量付費，以免浪費。特困群體自付部分可減免。

醫療領域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仍需要政府的行政干預，以保證市場秩序有條不紊。政府應該堅持“公平優先、效率兼顧”的基本原則，巧妙地平衡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為確保公眾公平地享受醫療保障，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適當干預藥價調整，投資建設平民醫院，照顧特困群體，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的問題。

2 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則

2.1 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該更多的關注各主體的需求，合理的平衡各個主體的利益，爭取各主體的理解和支持。由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醫療機構和醫患之間實際是一種供需關系，或者說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我們在設計醫療保障制度時，“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主要基于醫療機構有效的工作來實現。換而言之，在醫療保障體系中，醫療機構屬一個主體要素。在醫療保障服務項目中，醫療機構是提供服務的一方，而醫患則是接受服務的一方。醫療保障制度順利實施，是醫藥企業維系日常運營活動的一個重要前提。惟有醫療、醫患和醫藥行業正常運作，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才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才有可能實現醫療保障基金收支平衡。由此可見，協調好各方利益應該是醫療保障制度設計必須考慮的問題。

2.2 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該能對各個利益主體有制約作用。醫療保障行業市場化改革中難免出現誘導逐利行為。市場上醫療服務需求越來越大，醫療服務行業對效益的需求日益膨脹。醫療機構、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供方誘導需求的現象普遍存在，可見醫療保障行業要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仍面臨諸多考驗。但是，對醫療保障行業的投入不能中斷，醫療技術應該朝著低成本方向發展，這樣才能在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上最大限度滿足醫療行業的需求。

2.3 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體現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主導作用。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自建立之初到現在，參保人數穩步增加，截至2012年末已經覆蓋了96%的人口，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整體上實現了全面覆蓋。

基本醫療保險整體上實現全面覆蓋，并不意味著基本醫療保險能夠保障國民的全部醫療費用支出安全，這是由基本醫療保險的定位決定的。國民就醫的部分費用還沒有被基本醫療保險所報銷，部分人群的特殊醫藥服務需求的費用還不能被基本醫療保險所報銷，部分人群因病致貧、返貧的情況依然存在。因此，國家應該在保持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面覆蓋的同時，倡導全社會大力發展補充醫療保險。我國的補充醫療保險發展歷史較短，但是種類較豐富，目前主要包括公務員醫療補助、大額醫療費用補助、企業補充醫療保險、職工互助醫療保險和商業補充醫療保險這五種形式。在基本醫療保險全面覆蓋的情況下，補充醫療保險的發展將有助于直接減輕參保人員的醫藥費用負擔，間接地減輕基本醫療保險的壓力，推動醫藥產業的發展和多層次醫療保險體系的形成。

3 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推動誠信體系的建立

堅持誠信體系建設與責任體系建設相結合，在全市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切實加強農村食品藥品市場監管，充分發揮農村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網絡在農村集體聚餐報告、偏遠地區假劣食品藥品案件舉報等方面的作用。堅持誠信體系建設與日常監管相結合，研究制定餐飲食品、藥品、醫療器械、保健品、化妝品日常監管“黑名單”制度，逐步完善了信用體系評價。建立“黑名單”企業市場退出機制，通過日常監管和專項檢查，對發現的“黑名單”企業每兩個月曝光一次。

同時，該市還通過公布12331舉報電話、設立舉報箱、聘請社會監督員，廣泛征求意見建議，接受社會監督，采取有力舉措加強對監管人員和經營者、消費者的教育引導，努力做到執法規范化、管理科學化、工作標準化、宣傳經常化。

建立穩定的醫療保障誠信管理制度。堅持誠信體系建設與責任體系建設相結合，健全“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的醫療保障責任體系，同時配套完善“黑名單”制度，通過日常監管、專項檢查和群眾舉報，對發現的“黑名單”的當事人每兩個月曝光一次。同時開通舉報電話、設立舉報箱、聘請社會監督員，廣泛征求意見建議，接受社會監督，采取有力舉措加強對監管人員和操作者的教育引導，努力做到執法規范化、管理科學化、工作標準化、宣傳經常化，讓“失信成本”遠遠高于“守信成本”，讓失信者承擔相應的風險。

從本質來講，醫療保障誠信缺失屬于違約操作。在市場經濟運作中，當違約效益高于守約效益，有不少經濟主體往往被利益驅使而選擇違約操作。而我國現行的法制體制僅僅以補償損失來處罰違約行為，對毀約者或違約者缺少威懾力。鑒于此，在設計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應該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來倡導誠信經營，并對誠信缺失的單位或個人予以嚴厲處罰，弘揚正氣，運用法律武器為醫療保障制度正常運行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張梅紅.試析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J].科協論壇（下半月），2007（01）.

醫療保障制度范文第3篇

作為社會保障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醫療保障制度對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促進社會穩定和體現制度公平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國家，由于國情不同、人權狀況不同，以及歷史和文化理念的差異，形成了各有特色的醫療保障制度。對具有代表性的四種醫療保障制度進行簡述和比較，并就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與改革提出了見解。

【關鍵詞】

國際比較；社會醫療保險；國家醫療保障；商業醫療保險；儲蓄醫療保險

從整個國際社會來看，醫療保健制度的改革一直是當今世界衛生發展中的熱點。現有資料表明，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醫療保障制度有四種：國家醫療保障制度、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市場主導型醫療保險和儲蓄型醫療保險。這在許多學者的文章中都有介紹。雖然各國由于經濟狀況、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別，所實行的醫療保障制度也有所不同，但判斷一種醫療保障制度的優劣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1）制度結構與運行機制；（2）國家與市場作用；（3）效果評估。參照這些標準，本文試圖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醫療保障制度以及我國醫療保障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和評價。

1制度結構與運行機制

由于各國醫療保障觀念差異及政府作用不同，各模式的醫療保障制度結構存在明顯差異。

英國政府實施的國民衛生服務體系覆蓋了醫療保障的方方面面。1946年頒布的《國民衛生服務法》規定，無論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無論個人支付能力大小，都可以同樣得到免費的全方位醫療服務。國民衛生服務體系內部，分為提供方與購買方。提供方包括醫院和部分醫院聯合托管組織和制藥公司（私有），購買方包括衛生行政當局（即醫療保險機構）和部分全科醫生，兩者分別掌握總經費的70%和30%。英國也有補充性的商業醫療保險，它們規模不大，在整個醫療保障體系中只起很小的補充作用（見表1）。

德國的醫療保障制度分為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兩種。其中社會醫療保險強制實施，保險對象包括收入在一定限額以下的所有在職人口以及退休人口、失業者、農民等，包括投保者家屬。該制度由三方供款，并實行自治，其醫療保險機構聯合會、醫療保險簽約醫生及其聯合會以及州醫院協會均為自治機構。病人享受醫療服務，也需自負一定比例費用。社會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了90%以上的人口，再加上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全國共有99.5%的人口享有醫療保障。

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是社會醫療保險、社會醫療救助和私營醫療保險的混合體。其中社會醫療保險又分為住院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兩部分，分別采取強制實施與自愿實施的不同原則，對65歲以上老年人以及殘疾人等特殊人群實行保護。這兩項計劃的資金來源于各方的社會保險供款、政府補貼及基金投資收益等，一般由政府委托私營保險人具體實施。私營保險人通過與醫療供方簽訂合同，由后者提供醫療服務，私營保險人則負責接受費用單據并向政府保險機構索償。商業醫療保險業可分為非營利性醫療保險組織和私營健康保險公司兩大類。前者以藍盾和藍十字協會為代表，近些年還出現了醫療與保險機構合一的組織，如健康維持組織和優先提供者組織等。

新加坡的醫療保障制度可分為強制醫療儲蓄、社會醫療保險、社會醫療救助三個部分，各部分均由政府機構管理實施。第一部分是保健儲蓄計劃，是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組成部分。該制度覆蓋所有在職人口，雇主、雇員雙方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供款建立保健儲蓄基金，用于支付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員的住院及部分門診費用。第二部分是健保雙全計劃和增值健保雙全計劃。這兩個計劃旨在幫助解決參保者大病或慢性病的醫療費用。它們屬于社會保險性質，但采用自愿參加原則。健保雙全計劃按照起付線和共付比例制，對投保者住院及部分門診費用給予償付。第三部分保健基金計劃，由政府出資設立基金，對無力支付醫療費的窮人給予醫療補助。在新加坡，病人門診醫療需自付50%的現金，其余由政府補貼。

2國家與市場作用

醫療服務和保險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由于醫療產品的異質性以及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醫療消費的數量和質量不是供求雙方競爭的結果，而是主要取決于供方。考察醫療保障的上述四種模式可發現，英國與美國分別代表了國家干預力度最強與最弱的兩極，而德國與新加坡則處于此坐標的中間。

英國政府在醫療保障方面承擔了建立醫療制度、提供醫療費用、經辦醫療機構、雇傭醫務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等一系列職能。與此對應，醫療市場機制在英國僅發揮了微不足道的作用。無論是民辦醫院還是商業醫療保險的市場份額都很小。美國政府在醫療保障方面作用要小得多。崇尚自由競爭的美國各級政府在醫療保障方面的主要職能是制訂法律、法規，監督執行。政府雖為部分人口建立了醫療保障制度，但制度的具體實施則委托私營保險機構進行。因而，私營醫療保障機構占據了龐大的市場份額，在醫療保障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德國醫療保障堅持國家、雇主、個人三方負擔原則，國家在醫療保障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建立醫療保險制度框架、實施醫療保障宏觀調控及提供醫療保險資金等方面。德國的私營醫療保險占有部分市場對強制性醫療保險起著補充作用。新加坡的醫療保障制度較多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僅定位于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與不足。政府頒布法律建立強制性保健儲蓄制度，直接實施醫療社會保險與醫療救助，并直接擁有部分醫療機構。

3效果評估

有關學者，根據效率、公平性、改革成效（適應性）政府責任和

基本框架5項績效指標對英、德、美和新加坡四種代表性醫療保障制度進行評價（見表2）。結論為德國的醫療保障制度的總績效最高，尤其是它的公平性、效率、政府責任指標。這在我們新一輪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是值得借鑒的。

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衛生服務效率不高。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社區醫療服務，但是由于醫療資源和財源都由國家統一管理分配，以致造成難以實施全面而有效率的衛生服務。因此，在醫療覆蓋方式、住院等待時間、醫療糾紛處理等方面都存在較多問題，醫師的積極性也不夠高，總之，名義上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英國、瑞典等國家，衛生服務效率相對都較低。（2）醫療費用上漲過快。當前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關系是基于契約關系上按照醫院或開業醫師實際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數量來支付醫療報酬，這種制度本身就具有醫療費用可能無限上升的特點。而醫療費用上漲又不得不調整保險費比率或者提高國民就診時分擔醫療費用的金額，這是當前醫療保障制度改革與發展的世界性難題。雖然像美國等國家實行了多種支付方式，包括采用診斷分類標準體系，但問題并無根本解決。

4對中國醫療保險的思考

4.1實現政府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

在新的醫療保障制度中，政府應加強醫療保障領域再分配的力度，切實承擔起初級衛生保健及對貧困人口的醫療救濟職能。后一職能可效仿新加坡保健基金的形式實施。醫療保險領域，應繼續強化政府的立法及監管職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醫療服務領域的國家干預。中國傳統的政府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較好地保證了人民的醫療服務需求，英國目前的國民衛生服務制度也同樣以較低的成本達到了較好的保障效果。因而，應當繼續保證國家對醫療服務供給的主體地位，這恐怕比其他任何控制供方道德風險的方法都更有效。當然，應適當引入一些競爭性私營醫療機構，并鼓勵國有醫療機構間展開競爭。同時，采用共同保險等形式，強化個人在社會醫療保險中的職責；改革社會醫療保險機構的費用償付方式，采用按人頭付費、總額預算以及按病種付費等科學有效的付費方式；大力發展商業醫療保險，以促進競爭，提高效率。

4.2增強制度設計的公平性

政府介入醫療保障制度范圍大小、再分配力度強弱對于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有重大影響。英德正是通過實施較大范圍的國家干預較好地保證了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而政府再分配作用乏力，主要依靠市場機制調節的制度則很難保證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美國與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里我們需要借鑒社會醫保的模式，既要讓個人、社會與政府共同承擔衛生保健的責任，也要從根本上解決衛生經費投入不足的問題。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首先是要解決公平性的問題，具體講就是如何使全民都納入到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之內。為此，必須切實解決政府的衛生保障經費投問題。

參考文獻：

[1]馬宏坤，吳玉華，張福利.對我國醫療制度改革的啟示.醫學與哲學，2002，23（5）

[2]和春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際比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8

[3]WHO數據.http：//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EN_WHS2013_Part3.pdf

醫療保障制度范文第4篇

一、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歷史和現狀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企業職工的勞保醫療制度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公費醫療制度，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又在農村發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些都對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保障職工健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卻暴露出了很多的缺陷。主要體現為（1）由于企業規模不同、效益不同、職工隊伍年齡結構和健康狀況不同，醫療費用的負擔很不均衡；（2）是這種制度導致的醫療費用不合理支出越來越多，企業和國家的負擔越來越重，最終使國家、企業和職工都受到損害。

數據顯示，從1978年至1988年，我國職工人數上漲30%，而同期的醫療費用卻上漲414%；人均醫療費用上漲310%；1988年以來我國醫療費用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大大超過同期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但是1992年以來醫療費總額的增長明顯鈍化。自1991年至1994年職工的總醫療費增長分別為17%、18%、23%、21%。與工資總額同期增長率13%、19%、25%、35%相比，人均醫療費的增長1992年以后也低于人均工資的增長，1994年甚至低于消費價格指數25%的漲幅。北京、上海等一般被認為醫療費增長較快的地區，實際上醫療費增長也都低于工資增長，甚至天津、遼寧等國有企業集中的地區醫療費增長不足10%。

這種相對鈍化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醫療事業總體投入不足、嘗試性改革抑制過渡消費、國企經營狀況的惡化導致的無力負擔、醫療消費的改革的敏感性相對較低。種種原因說明了一點事實——我國城鎮職工的醫療消費水平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得到相應的提高。這種國民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長此以往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現實中，由于人口老齡化、科技進步、疾病譜的變化以及人們醫療需求提高等原因造成醫療費用的上升,所有這些都沖擊并推動著原有的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革。

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內容

國家進行多種形式的醫療保障改革嘗試自1994年開始，在九江和鎮江試點進行以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為基礎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1996年在全國57個城市擴大試點。1998年《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簡稱《決定》）以來，1999年、2000年，國務院以及國家有關部門又陸續出臺了系列文件，進一步完善了醫療保險政策體系，已初步形成以《決定》為主體，以10多個密切相關配套政策為支撐的政策體系，這標志我國基本醫療保險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這一政策體系為全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提供了統一的政策依據。

改革的目標是自1998年起用3-5年的時間，以建立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為核心，在擴大覆蓋范圍、提高社會化服務水平、完善基礎管理的基礎上，建立多層次的城鎮醫療保險體系，根據人口和經濟特征，通過多種形式解決醫療風險，滿足不同人群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

首先，全國城市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據財政、企業和個人的承受能力，保障職工基本醫療需求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本著“基本水平、廣泛覆蓋、雙方負擔、統賬結合”的基本原則，實現三個轉變，即由福利型轉變為保險型，由包攬型轉變為分擔型，由自保型轉變為互濟型。

其次，以自愿的原則，發展補充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是相對于基本醫療保險而言的，包括企業補充醫療保險、商業醫療保險、社會互助醫療保險和社區醫療保險等多種形式，是基本醫療保險的有力補充，也是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相結合的辦法是由我國的國情、國力決定的，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財政困難、企業效率不高，所以為了使醫療保險既能發揮保障生活和安定社會的作用，又能適應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具體需要，宜實行多種保障模式。

三、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層次影響

醫療保險的性質是國家和社會為社會成員提供的用于患病、受傷、年老的治療費用、服務和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是由國家立法強制實行的非盈利性的社會事業。它作為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穩定器，無論對于體制的順利轉軌，還是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都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體系是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又是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性舉措之一，是我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目標之一。因此，對于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這項涉及方方面面關系和億萬職工利益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盡力做好。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到1999年，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覆蓋率為81％，失業保險為72％，而基本醫療保險不到10％。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例，從1998年全國醫療保險改革方案出臺至去年上半年，職工基本醫療參保人數僅有1396萬人，而此時全國的失業人口就達1120萬人，其中95％以上的職工都不能得到基本醫療保險。同時，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總數也達到1176萬人。如果這部分人群的就醫難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或缺乏正確的處理和引導，容易引發社會不滿情緒的滋長和蔓延。所有這些要求各地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分散決策、因地制宜，也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

四、改革中存在的難點及主要操作策略

醫療保障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制度設計，籌資模式

一、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現狀分析

我國目前進入了老齡化時期，65歲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過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21世紀中國老齡化有加劇的趨勢。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令人堪憂，三級醫療網絡瀕臨解體，鄉鎮衛生院1/3基本癱瘓，1/3僅能維持生計，1/3能夠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農民抵御重大疾病災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造成了我國分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國家對城鄉間醫療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鄉居民面對的是統一的藥品定價和醫療服務費用，造成了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有研究表明，醫療消費在中國農村有著奢侈品的性質，農民對醫療存在著潛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約，醫療需求的滿足尚處于從屬的地位（衛龍寶，2005）。有以問卷形式對中國內地六省310個村莊進行了直接入戶方式的調查訪問，結果顯示，有79.7%的調查對象反映，他們所在村莊存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岳書銘，2005）。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中國農村的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的戶數占了很大的比例，該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別為21.61%和33.4%（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4）。更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的不同地區，疾病導致了20%～70%的貧困（Jiang，2004）。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醫療制度能夠提高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公平性，這一點已經得到研究證實。合作醫療能為大多數農村居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與自費看病相比，參與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在花費相同成本的條件下能享受更多的醫療衛生服務。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中國10個貧困縣進行的調查，合作醫療覆蓋的低收入人群比沒有參加合作醫療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率，他們的經濟負擔（個人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占其總收入的比重）也相對低。這表明合作醫療提高了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和資金籌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另外，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演進，發現合作醫療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且執行層有歷史經驗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總結經驗，少走彎路。根據[2003]3號文件《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的規定，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保大病即在農民患大病的時候給予醫療費用保障，防止農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貧困，有利于實現衛生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農戶之間的合理分配。這種觀點認為，農村民眾更加關注醫療合作制度對大病的保障程度。補助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醫療費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會的綜合績效和社會整體福利，同時也是農民當前所需要的。關于保大病還是保小病這一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所爭議，筆者認為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議

下面分析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構建簡單評價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維坐標體系，分別以X軸表示參合的居民人數，Y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Z軸表示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社會用于醫療保障的全部資金；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的曲線積分表示Q（社會總體福利效益）；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軸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軸所構成的二維平面中，把從消費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的一個額外的數量中所獲得的額外的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定義為邊際效用，假設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0時，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0；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則，確定Y（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醫療費用）與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之間的函數關系Z=Yb，其中（0b，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A/B）b，社會總體福利效益為Z（社會平均單位參合人員福利效益）在X（參合的居民人數）軸上的積分，Q1（社會總體福利效益）=AbB1-b.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醫療保障的覆蓋面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a×B，其中a為患大病或住院的參合居民人數與全體參合居民人數的比值（0Q2.結論為實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比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醫療保障模式更能夠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機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過小、制度缺乏可持續性。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設立了嚴格的起付線，只有大額醫療費用或住院治療費用才能納入補償范圍。而1993年和1998年兩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中國農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劉軍民，2005）。這么低的受益面顯然無法激勵農民積極參加，而且這種設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們獲取以預防、初級保健為重點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在自愿參加的條件下，即使參加以后也會有人不斷退出，最后造成制度無法持續。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同時真正影響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許多農村居民因無錢醫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充分考慮我國不同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差異，采取不同的醫療制度安排，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實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確保把農村居民中無力支付合作醫療費用的低收入者納入到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當中。

四、籌資措施

從2006年開始，國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合”農民的補助標準，中央財政的補助標準由目前每人每年從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增加10元，這樣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而農民繳費標準不變。然而，即使政府給每位農民補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醫療保健的費用支出，全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醫療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發達地區120～270元，經濟欠發達地區100～119元，經濟貧困地區60～99元（王向東，2004）。農村醫療費用仍然存在較大缺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目前的一個焦點，農村醫療保障費用的籌措成為推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發展的瓶頸。

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業對工業貢獻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表現為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以及城市擴張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城市理應成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擔者。自從全民所有制企業更名為國有企業后，農民對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積累貢獻被淡化，在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呼吁保護工人權益的同時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農民成分。由于國家具有強制力和財政資源的支配權力，所以以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為行為主體的工業反哺農業行為的政府反哺，應當是工業反哺農業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學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實現機制和社會化反哺實現機制，認為工業反哺農業應當視為農業對工業的早期投資所形成的歷史投資的一種“期權收益”和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給農業的生態建設基金（朱四海，2005）。農業應當獲得對工業的歷史投資所形成的期權收益以及農民應當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利潤分紅，同時農業應當為提供生態產出而獲得工商業提供的生態投入及生態建設的基金。

農業為工商業提供生態產出，工商業為農業提供生態投入，生態消費者支付生態生產成本，這就是工業化背景下分攤生態責任的基本邏輯、基本思路。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有不斷惡化的趨勢。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成本不斷提高，生態環境的惡化主要是由于工業化的進程造成的。工業對農業有負的外在性。工業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耗費、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種種后果。農業在承受工業發展帶來的生態惡化惡果的同時卻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補償。單純對生態環境的作用而言，農業對工業具有正的外在性，農民在進行農業生產的同時，不僅在從事生產實際的農業產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農村和城鎮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農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創造的良好生態環境的同時并不能阻止城鎮居民享受，因而農民無法向城鎮居民收取應該得到的生態建設資金，城鎮居民無償地享受了由農村居民生產的良好生態環境。所以應該由國家強制執行這一操作，以實現工商業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的生態建設基金。這樣不僅可以為農村保障制度進程的推進籌集到所缺乏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總成本，有效解決外在性導致的無效率。當工業對農業存在負的外在性時，工業的邊際社會成本大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差額就是邊際外部成本。工業為了實現行業利潤最大化需要行業平均價格等于行業邊際生產成本，而有效的生產應該是行業平均價格等于邊際社會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了社會總成本。同樣道理，農業對工業的正的外在性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無效率，增加社會總成本。所以發展農業必須從過去單純注重其經濟意義向經濟意義和生態意義并重的方向轉變，工商業必須為獲取對農業生態產出的消費而支付生態建設基金。

社會化反哺機制是對政府反哺機制的補充。社會化反哺就是發揮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體，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給，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反哺需求，實現反哺目標，并對政府反哺進行補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