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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體系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農村，衛生資源，配置

 

1引言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征，包括醫療資源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源享有與分配存在著嚴重不平衡，致使城鄉差距日益增大。雖然近年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了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對減輕農民因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提高農民健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前我國衛生資源配置的城鄉差距仍然過大。如何縮小城鄉衛生差距，合理配置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實現城鄉衛生的均衡發展，讓農民也能享受到和城鎮居民同樣的優質醫療衛生服務，全面提高我國農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和生活質量，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之一。

2衛生資源配置的內涵

衛生資源是社會在提供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總稱。衛生資源配置是指衛生資源在衛生行業(或部門)內的分配和轉移(流動)。其有兩層含義：一是衛生資源的分配，稱為初配置，其特點是衛生資源的增量分配；二是衛生資源的流動，稱為再配置，其特點是衛生資源的存量調整。衛生資源配置的內容主要有衛生機構的設置、醫院床位、衛生人力、衛生設備和衛生經費配置等5個方面。

3安徽省農村衛生資源配置的現狀

近年來，安徽省政府為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優化農村衛生資源配置，提高其效率和效益，滿足農村居民多層次的健康需求，提高農村居民健康水平，不斷加強對農村地區衛生資源的投入，使得農村衛生資源配置方面有了顯著改善，農村衛生資源總量不斷增長。2005—2009年，鄉村醫生和衛生員數量共增加0.2萬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數持續增長畢業論文ppt，已由2005年的614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4651.7萬人，增加了4037.7萬人；截止到2009年末，新農合參合率已達到93.57%，有效地減輕了農民就醫的經濟負擔，改善了農民的就醫狀況，提高了農民健康水平。

在村衛生室總量方面則呈遞減趨勢，且減幅比較明顯。2005—2009年間村衛生室數量由2.3萬個，下降到1.9萬個，共減少0.4萬個。究其原因在于近年來在優化農村衛生資源配置方面，安徽省堅持“控制總量、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提高質量”的原則，結合各地的鄉鎮區劃的調整、交通條件的改善和農村衛生資源的現狀，調整農村醫療衛生資源的布局，對原有的村衛生診所進行了整合中國。并按照《安徽省農村醫療衛生機構設置指導意見》的要求，原則上一個行政村設置一所村衛生室。衛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可以不設衛生室，人口少的鄰近行政村也可以聯合設置衛生室。因此，近年來在村衛生室總量方面有所下降（見表1）。

表1 2005—2009年安徽省農村衛生資源配置情況

 

年份

村衛生室

（萬個））

鄉村醫生和衛生員

（萬人）

農村有醫療點的村

占總村數的比例（%）

參加新農合人數

（萬人）

參合率（%）

      2005

2.3

4.7

95

614

—

  2006

2.2

4.6

96

1384.8

—

  2007

2.1

4.4

96

3602

85.7

  2008

1.9

5

96

4523.9

90.12

  2009

1.9

4.9

96

4651.7

醫療衛生體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醫療衛生水平；省份；主成份分析法；健康

一、背景

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組織包括了該國家內所有保障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治療疾病和受傷的人員、組織、系統和過程。我國醫療與上年（數據發表年的上年，下同）比較，醫院增加1061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增加16294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增加91個。 醫院中，公立醫院13542個，民營醫院8437個。醫院按等級分：三級醫院1399個（其中：三級甲等醫院881個），二級醫院6468個，一級醫院5636個，未定級醫院8476個。醫院按床位數分：100張床位以下醫院13136個，100-199張醫院3426個，200-499張醫院3402個，500-799張醫院1158個，800張及以上醫院857個。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32860個，鄉鎮衛生院37295個，診所和醫務室175069個，村衛生室662894個。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56671個，比上年增加1064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3484個，其中：省級31個、市（地）級399個、縣（區、縣級市）級2796個。已設立衛生監督機構3022個，其中：省級31個、市（地）級385個、縣（區、縣級市）級2538個。

即使在建設速度如此快速的條件下，仍然避免不了省份之間的發展速度問題，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市，醫療衛生硬件設施建設速度相對快一些。并且由于人才流動，導致各省從事醫療衛生的人數不同，導致了各省之間的差異。以下我就將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出各省醫療衛生的狀況。

二、數據分析的過程及結果

本次使用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統計年鑒。為了反應我們所想要的結果，我們提取了醫療衛生機構數、衛生人員數、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村衛生室個數、衛生機構床位數、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鄉鎮衛生院診療人次七項數據。樣本為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從各主成份的特征值、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可以看出第一主成份的貢獻率為74.831%，第二主成份的貢獻率為16.159%。前兩個主成份的累計貢獻率達到了90.990%。因此，對第三主成分以后的主成份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用前兩個主成份可以很好的概括這組數據。

表1給出了未旋轉的因子載荷矩陣從前面的分析可知，用前兩個主成份就可以概括這組數據，所以應該提取兩個公因子t1，t2。

我們設主成份的特征值分別為，分別求出t1、t2。在這里我們給出公式：

t1=（X1/， X2/， X3/， X4/， X5/， X6/， X7/ ）

（這里的Xi是第一主成份中的數據）

t2可以通過類似的方法求出。

最后求出：

t1=（0.4063，0.4247，-0.1062，0.3858，0.4269，0.3902，0.4002）

t2=（-0.1871，0.1777，0.8670，-0.2558，0.0602，0.3216，0.0997）

由主成份向量t1，t2可以看出第一主成份中X1，X2，X4，X5，X6，X7的系數較大，第二主成份中X3系數相比其他數據很大，遠遠超過其他指標的影響。因此可以把第一主成份看成由醫療衛生機構數、衛生人員數、村衛生室個數、衛生機構床位數、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鄉鎮衛生院診療人次所刻畫的反映整體醫療衛生的綜合指標；第二主成份單獨看成由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的影響指標。

對應的主成份得分表達式為：

y1=0.4063X1+0.4247X2-0.1062X3+0.3858X4+0.4269X5+0.3902X6+

0.4002X7

y2=-0.1871X1+0.1777X2+0.8670X3-0.2558X4+0.0602X5+0.3216X6+

0.0997X7

接下來將我們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然后帶入到是自中計算得出各主成份得分y1，y2。

三、結論

從表3中得出的數據我們不難看出河北、山東、河南、四川的第一主成份得分^高說明這些城市的整體醫療衛生水平較高。、青海、寧夏得分很低，說明水平有待提高。北京、上海第二主成份得分較高，說明衛生技術人員所占比例較高。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北京、天津這兩個一線城市的第一主成份得分較低，但是第二主成份得分較高。這兩個一線城市的分析結果可能不是太準確，有可能是我們分析的數據還不夠全面。

參考文獻：

[1]陳方櫻.數據分析[M].機械教育出版社：陳方櫻，2014.

[2]駱向兵.我國醫療衛生行業政府投入管理制度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駱向兵，2014.

醫療衛生體系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醫療社會保 小康社會 城鄉

1 建立新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

1.1建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社會穩定的需要

農民工由于文化、技能水平低，在城市難以進入收入較高且比較穩定的崗位就業，多數人收入微薄。農民工進城的主要目的是打工掙錢，改善家庭經濟條件，他們即使受到疾病侵擾，面對昂貴的醫療費，大多不會及時就醫診治。一旦病情加重，面對高昂的醫療費用，少數農民工會鋌而走險，無形中給社會穩定埋下了不穩定因素。我國現行城市醫療社會保障是以二元戶籍制度為依據，只針對城市人口實行，并以單位為依托，以有固定單位和工作穩定性較強的人群為主要實施目標。因此，廣大仍屬農村戶口、流動性強的農民工群體被排斥在外。實事上，農民工是城市中各類疾病的高發群體。農民工工作環境差、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是傳染性疾病和心腦血管疾病的多發群體，健康狀況處于危險之中，生命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其醫療保障問題成為社會穩定過程中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當農民工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就業有了保護， 強烈的逆反情緒就會得以緩和， 犯罪案件也會因此大為減少， 這樣就能增加社會穩定因素促進社會的穩定。

1.2建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需要

“看病貴”、“看病難”己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一大社會問題。問題的癥結在于是否有一個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全民醫保的建立正是解決“看病貴”問題的一個好辦法。一旦所有民眾都獲得了醫療保障，醫療費用就可以在所有人之間分攤，而不是僅由病人負擔，對每一個病人來說看病自然就不貴了；低收入者也不會因為費用問題而對醫療服務望而卻步；保障的組織者也就成為醫療服務的購買者，醫療服務買賣雙方市場力量對比不平衡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1].目前相對于城市來說，農村醫療保障覆蓋面窄，保障程度低。農村居民個人醫療負擔與其實際承受能力不相適應。然而優質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衛生基礎設施總量不足，水平較低。建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使農村人民也能和城市人民享受同樣的醫療社會保障。我國的城鄉的醫療保障公平性有待于進一步的改善和加強，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必將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民的醫療保障達到較高的水平。

1.3建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需要

建立醫療社會保障，應該給農民國民待遇，但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不等于“城鄉統一”[2]。農民進城務工， 主觀上是為了增加收入、擺脫貧困， 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現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工業化中期，具備了由二元結構向更高水平一元結構過渡的條件。社會保障作為這種結構轉換一個方面的內容，就是要通過“城鄉統籌”逐步走向“城鄉統一”。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結構轉換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發達國家大多曾為此跋涉了約半個世紀。所以，在今天立即實行社會保障的完全“城鄉統一”無異于拔苗助長。政府是舉辦國家社會保障計劃的主體。但問題是，如果我國馬上就實行完全“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計劃，政府有無足夠的財力來負這個責任呢？這幾年在進行城鄉統籌就業、農村養老保障和農村醫療保險方面的試點，效果都不好。工作的阻力恰恰來自農民，農民對此普遍不理解、不熱心，甚至公開抵制。因此，現階段社會保障工作，要分清輕重緩急，循序漸進，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實現城鄉醫療社會保障的一體化。

2 建立我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

2.1建立健全我國農村醫療社會保障

建立穩定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逐步改變傳統的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方式。進一步完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 擴大報銷額度， 減少報銷審批程序。這需要政府加大資金的補貼力度以充實醫療保險基金[3]。

建立健全我國農村醫療社會保障可以加強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支持，擴大農村投資。我國農村處于長期的貧窮階段，農村經濟發展落后，資金來源不足，必須憑借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等外來資金的注入才能更好的發展。為了提高資金使用的規模效益。資金投入應優先投入到條件較好、具備一定實力的鄉鎮，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增強經濟發展能力，強化其對周圍鄉村的輻射、帶動功能。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城市資金投向農村，特別是結合農村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豐富的農產品，設立農產品加工企業，使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4]。

建立健全我國農村醫療社會保障可以完善轉診制度，合理分流病人。資源分配時制定相應的傾斜政策，使其流向農村、社區及初級醫療機構，積極開展社區初級醫療衛生保健，充分發揮各級醫療保健網的作用，尤其要充分利用初級醫療機構，為更多的人提供服務，緩解目前大醫院就醫困境，也可以節約就醫份費用，充分利用衛生資源[5]。

建立健全我國農村醫療社會保障必須加強全科農村衛生人才的培養。要發展農村衛生事業，需要教育動員一批醫科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去，充實農村衛生機構。具體可以采取教育動員，政策優惠，機制靈活的方式吸引與留住醫科大中專畢業生人才。通過報效國家，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的思想教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認識，教育引導大學生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實現自己的理想價值[6]。

2.2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農村城鎮化醫療社會保障體系

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在制定基本醫療的統籌層次和保障水平時，要綜合考慮收入差異，確定有彈性、有差別、有地區特點的繳費標準，因地制宜、因人而異，不搞一刀切。

二元社會體制下城鄉有別的衛生服務供給方式所導致的國家對農村的衛生服務供給嚴重不足，客觀上加大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成本，使農業這個弱勢產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使農村和基層政府在提供超過自身財力的衛生服務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債務。為適應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要求，農村衛生服務的供給應由依靠農村和基層政府提供轉向以國家提供為主的政策目標[7]。要加大國家投入力度，要把衛生資源公平地分攤于城市和農村，同時建立農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實現農民在衛生服務領域享受到和城里職工同等的國民待遇。

2.3讓困難企業、弱勢群體和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滿足多層次醫療消費需求

困難企業及其職工不能像普通企業那樣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因此享受社會保險待遇成了問題，影響了社會保障覆蓋率的擴大[8]。解決這個問題，可采取分類別、分程度、多渠道參加社會保險的辦法，即根據不同的繳費能力，采取不同的辦法，制定不同的待遇標準。例如基本醫療保險，對于有部分繳費能力的企業，可實行住院費用統籌和保一定的病種；對于完全沒有繳費能力的企業，地方財政有負擔能力的，可由地方財政出資，建立住院統籌基金和保一定的病種；地方財政沒有負擔能力的，在單位組織、個人自愿、政府同意的原則下，可采取個人繳費形式參保，建立住院統籌基金或保一定的病種。農民工一般應以個人參保為主，并要防止他們的逆選擇風險，例如年輕健康時設法逃避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年老多病時積極參加基本醫療保險。解決辦法有：繳費以社會平均工資為基數，消除因收入不確定帶來的風險；享受社會保險待遇有一個等待期；繳費只有達到一定年限，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才能享受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險待遇[9]。

由于社會醫療保險方式有其相對獨立性，相對于整個醫療保障體系建設而言，社會醫療保險是整個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構成，具有與基本醫療保險不同功能的另一種保障方式。總之，基本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應相得益彰，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

2.4醫療社會保障輔助電子系統的建設

隨著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普及，各種信息系統開始投入使用。建立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醫療保障信息系統，注冊公民個人帳戶，該帳戶的號碼與每個人的居民身份證號碼一致，由國家衛生部統一電子化管理。這樣，公民無論到國內任何地方工作，都可以按規定由雇主和自己向個人帳戶注人當時工資一定比例的社會醫療保險金，并可按規定程序和條件領取杜會醫療保險金[10]。

2.5突出政府在醫療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主導作用

衛生部部長陳竺強調，強化政府責任與投入，確立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主導地位。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幅度增加衛生投入，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政府投入兼顧醫療服務供方和需方。事實上，百姓企盼醫療衛生服務應由政府主導，其本意是希望政府對醫療衛生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從而更好地實現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政府的責任是什么？應該是出資、籌資、監管和政策支持，而非親自辦醫。因此，實現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的關鍵雖然是籌資方式，但在組織形式上，則更應強調競爭性。■

參考文獻

[1]孫波.我國城鄉醫療社會保障公平問題研究.大連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32.

[2]張德元.“城鄉統籌”不等于“城鄉統一”[J].社會科學報，2003（10）：21.

[3]王慧霞.社會保障與和諧社會[J].人文社科，2007，8：137.

[4]陳少暉， 廖添土. 新農村建設與財政支農機制創新[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105-108.

[5]許可，胡善聯.完善醫療社會保障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1995，8：412-414.

[6]程孝文.試論新農村建設中的衛生人才培養策略[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7，4：269.

[7]李長江.新農村運動：城鄉一體化[J].農村經濟， 2005（7）：7213.

[8]羅元文，趙文祥.建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4，10（5）：27-32.

[9]鄭功成.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未來發展[J].勞動保障通訊，2003，（3）：22-27.

醫療衛生體系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農村醫療衛生屬于公共產品,正處在一個市場失靈的領域,正是公共財政發揮作用的范圍。文章在論述公共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的經濟理論基礎之上,分析了我國目前農村醫療衛生方面財政支持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醫療衛生;公共財政;政策建議

農村醫療衛生保障體系的建設,是我國全民醫療衛生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可或缺的內容。發改委在《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提出,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的方針,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健全制度體系,加強監督管理,創新體制機制,鼓勵社會參與,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不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由此可見,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標是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農村醫療衛生服務具有較典型的公共產品特征,正是一個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此時,僅依靠市場機制難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福利。政府對農村醫療衛生保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共財政作為支持政府行使其職能的主要手段,需充分發揮其資源配置功能。反思當前公共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支持中存在的問題,探討公共財政如何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更公平、更有效率地發揮其作用十分必要。

一、公共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理論基礎

市場經濟環境下,常常存在公共產品、外部性和信息失靈等市場失靈的情況。公共財政的基本出發點是“市場失靈”的現實,其理論核心是“公共產品”理論,其關鍵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確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和活動空間。從公共財政來看,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以市場失靈為存在前提和范圍的,即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范圍和領域,政府不必介入,而市場機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范圍和領域,才是政府公共財政的活動范圍。

公共財政的存在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如果把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采取的干預、調控和其他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無形產品都看作是政府部門提供、生產的“公共產品”,那么“市場失靈”和“公共產品”理論實質上是從不同角度來說明同一問題的。衛生領域正是存在市場缺陷,是市場失靈的領域。主要表現在衛生服務中的信息不對稱、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保險市場的缺陷以及衛生服務的外部性。許多衛生服務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不可能由市場提供,是公共財政支出的范圍。同時,對衛生領域的投入能提高效率和促進社會公平,不致于讓部分人因為貧窮而不能享受基本的健康權,是公共財政實現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職能的要求。

二、公共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存在的主要問題

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和財政體制的變遷,1980年后我國的衛生體制也由計劃經濟醫療衛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醫療衛生體制過渡。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下,政府將醫療衛生等眾多具有社會公共服務性質的行業推向了市場,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而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公共財政的衛生籌資系統存在的問題,在農村醫療衛生方面問題尤為突出。

(一)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規模分析

衛生總費用是一定時期內全社會用于醫療衛生事業方面支出的總和,反映了一個國家醫療衛生的總體水平,由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和個人衛生支出構成。這三者間構成比例的不斷變化反映了各方在醫療衛生支出方面責任分攤的變化。而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則是衡量一國衛生投入的總體水平,標志著一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投入的高低。表1反映了1980年以后我國衛生總費用的構成變化。從表1中可以看出,體制轉型以來,我國衛生總費用支出數量急劇增長,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由1980年的143.23億元,增長到2006年9843.3億元,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3.15%上升到2007年的4.52%。但是,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而發達國家如英國為8%、德國為11%、美國則超過了15%。因此,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衛生投入在總量上嚴重不足。而且,從衛生總費用的構成看,不難發現,政府的衛生預算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36.2%下降到2000年的最低點15.5%,再到2007年的20.3%;個人的衛生支出在1980年僅是21.2%,而到2001年卻高達60%,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45.2%。可見,體制轉型以來,衛生總費用雖在快速增長,但政府和社會的衛生支出比例基本是逐年下降,個人的衛生支出比例不斷增長,表明政府和社會的衛生支出責任在減少,而個人的衛生責任卻越來越大。這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各國的實踐來看,都是很不合理的。一般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會不斷增長,政府的衛生支出也應不斷提高。

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衛生費用構成時,發現問題更為嚴重。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12.54%下降到2002年的6.23%,而個人衛生支出比重由1991年的80.73%上升到2002年的89.11%,12年間上漲了8.38個百分點,年均上漲0.7個百分點;而同期農村衛生費用占衛生總費用支出的比重一直低于40%。可見,占我國總人數70%以上的農村人口享受到的公共財政衛生支出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醫療衛生費用要自己承擔,加之農村收入低、醫療價格不斷上漲,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的大量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二)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結構問題

1.政府間醫療衛生支出不均衡。農村醫療衛生服務包括的種類很多,如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農村醫療保健服務等,依據產品的競爭性、排他性和外部性,農村醫療衛生服務基本屬于純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提供財政支持是財政的責任。通常,外部性越強的公共產品應由高端政府負責投入,地區內、外部性弱的公共產品由低端政府負責投入。我國政府間衛生投入責任劃分,縱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醫療衛生支出十分不均衡;橫向上,各省級政府之間衛生投入差異性明顯。以2006年數據為例,國家財政衛生總支出為1320.23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支出1296億元,占國家衛生總支出的98.16%,中央財政支出24.23①億元,僅占不到2%,這與體制轉型以來,我國政府在衛生領域形成的分級管理、分級投入,本級財政只負責本級衛生機構,農村地區形成了以縣為主的衛生財政投入體制等衛生政策相關。這種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在農村醫療衛生投入上的差異,加之分稅制下我國縣級財政收入的缺乏,造成我國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投入的嚴重不足。而且在這種以地方政府負責籌資的醫療衛生政策下,由于各省市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能力上的差異,進而導致各省市在衛生領域財政投入水平的差異明顯。橫向上,在現行衛生投入責任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下,因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的差異,導致各省市人均衛生投入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我國各省之間人均衛生經費差異比較大,以2007年為例,人均衛生經費財政投入,北京為728.43元,而湖南僅有93.15元,是北京的八分之一,這種巨大的差異在其他年份同樣存在,且差異更大。可見,以地方政府負責衛生籌資的政策加劇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省市之間在衛生服務上的不公平性。2.城鄉間衛生支出不均衡。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政府衛生投入結構在城鄉間呈現非均衡性,加劇了城鄉間衛生服務的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衛生總費用城鄉分配不均衡以及政府衛生事業費分配的城鄉不公平。以2004年為例,58.2%的農村人口衛生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34.9%,而41.8%的城鎮人口衛生支出卻占衛生總費用的65.1%。農村人均衛生經費只有301.6元,而城市衛生經費為1261.9元②,是農村人均費用的4倍多,如果考慮收入水平的話,農村人口的醫療衛生費用負擔相對城市人口將更大。雖然隨著城市化的進展,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占據了城市的部分衛生資源,但短期內城鄉間衛生總費用構成的非均衡性難以扭轉。這種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加劇了衛生服務獲得的不公平性。財政用于衛生的投入,更加側重于城市,城鄉間衛生資源分配很不公平。

(三)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效率分析

我國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入總量本來就偏少,而且這些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農村醫療衛生領域并未產生較優的效率,主要體現在:政府農村醫療衛生投入資金缺乏科學的運作機制。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投入資金運用效果缺乏科學的考核、監測指標體系,缺乏資金運用效果的信息機制和改善資金運用的決策機制,造成農村醫療衛生財政支出資金的不足與浪費并存,農村衛生發展重硬件建設、輕軟件建設;重房屋設備的更新、輕人才的培養和管理;重一次性投入、輕經常性維護,使農村稀缺的衛生資源不能發揮最大的健康效益,政府有限的資金用于養人,而不能用于改善服務。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技術、服務和管理上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村衛生服務需求的變化,不適應農村醫療市場的激烈競爭,服務質量下降,服務能力萎縮,大部分面臨著生存危機,已經嚴重影響了農村衛生發展和農民健康目標的實現。

三、公共財政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政策建議

(一)增加對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的公共財政支持

要實現“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發展目標,要求醫療衛生事業的目標應走向全民健康保障,目前只面向部分人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僅違背了公平性原則,而且成本很高。加強對欠發達農村地區的低收入人群的公共醫療衛生投資不僅是出于公平的考慮,也是最具有效率的。因此,加大財政農村公療衛生支出的比例,增加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規模是十分必要的。

根據公共財政原則,基本公共衛生支出應主要由本級財政和上級財政共同負擔,但由中央政府決策支出將使得社會福利水平更高。因為中央政府考慮了每個決策對全國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某個地區的影響,把所有的外部性都內部化了,再加上地方政府稅收權力和財政收入的限制,難以支付公共衛生系統的建設,所以中央政府能夠提供最優的公共衛生支出。除此而外,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農村衛生投入應納入政府的總體預算,以防止地方在農村醫療衛生投入上的隨意變化和壓縮,保證基本醫療和保防工作的正常經費。

(二)建立農村醫療衛生的專項轉移支付制度

農村醫療衛生公共投入不足的一個因素就是地方財政的困難,而地方財政尤其縣鄉財政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分稅制,尤其是省以下分稅制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因此,要在分稅制的框架下,明確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財力,使三者達到一個合理的配置,尤其要盡快把省以下的財政體制推進真正的分稅制的軌道。但在各地方分稅制體制的設計中,在合理配置財權之后,必須再配之以合理、有力的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制度,以確保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的地區的財力與其事權大體相一致。這是因為在我國,基層政府擔負著直接向70%的居民提供大部分公共服務的任務,但由于基層政府的財政困難,尤其是貧困地區縣鄉財政缺口十分巨大,根本不能保證向本地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只依靠縣、鄉鎮政府的力量建設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事業,是不現實的。因此,為了實現各地農村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均等化,要加強中央政府向農村基層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尤其是要建立對農村醫療衛生的專項轉移制度,通過加大農村醫療衛生專項資金,控制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總量,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防止基層政府對醫療衛生轉移支付資金的濫用和壓縮。但是,由于中央專項撥款一般要求地方配套資金,這樣恰恰給發達地區提供了便利,而對貧困地區來說,專項撥款越多,反而給地方財政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對此,中央財政可以根據政策目標和某些特殊的因素,給予一些地區以非對稱性專項撥款,比如對于民族地區、困難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建設,每年可從中央財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通過非對稱性專項撥款的形式予以扶持,使那里的農村居民盡早享受到一般標準的醫療衛生服務和達到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三)轉變公共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補貼方式

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的衛生投入主要集中在服務供給方(醫療衛生機構),衛生服務的需求方(農民)補貼很少。這種補貼機制是適應傳統時期農村普遍缺醫的現實情況而建立起來的。而目前,大部分農村地區缺醫少藥問題已經解決,主要的困擾是沒錢看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政府原有的補貼模式也就失去了意義。因此,除對少數醫療機構缺乏的偏遠地區,政府加大對醫療服務機構的資金支持外,其他地區的醫療機構盡量交給市場來調節,通過市場競爭提高服務質量、降低價格。政府轉而補貼服務需求方,支持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建設,增強農民購買醫療和抵抗疾病風險的能力。

(四)改進農村衛生服務公共財政投入方式,提高產出效率

醫療衛生體系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衛生經濟道德風險

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的醫療衛生費用持續增長，個人和國家的負擔沉重。醫療衛生服務的特點，使其價格和數量都有增長的內在趨勢。控制衛生費用的不合理增長，不僅要控制價格，還要規避保險中供需雙方的道德風險。

近年來，伴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的醫療衛生費用持續增長，2007年的衛生總費用達11289．5億元。衛生總費用的快速增長，既說明人們對健康人力資本的投資和重視，也反映出國家和個人沉重的財政和經濟負擔。醫療衛生費用增長的原因，除了供求變化因素外，市場機制本身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筆者分別從價格及數量兩方面進行闡述，并提出治理醫療衛生費用過快增長的對策。

1醫療衛生服務的特點使其具有價格上漲的內在趨勢

1．1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作為一種引致需求，醫療衛生服務是人們面對疾病風險時的必然選擇。通常情況下，基于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效用的重要性，人們在購買醫療衛生服務時對其質量信號往往更為關注，而對價格相對并不敏感。供、需方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導致需方無法自主決策，也就無從根據價格信號來進行選擇。此外，健康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且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各國通常提供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產品的白付價格，使居民的需求更加缺乏價格彈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研究者利用不同資料對醫療服務需求的價格彈性進行了估計，絕大多數結果顯示價格彈性在．0．1與一0．7之間。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意味著價格的提高會引起供給者收入的提高，醫療機構或醫生有提高價格的內在趨勢。如果沒有政府的價格規制，市場機制自發決定的醫療服務價格會處于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相對于基本平穩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近年來我國的醫療保健消費價格指數逐年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看病貴”問題的嚴重程度。

1．2先進診療技術的使用。相對于有限的醫藥衛生資源，人們的健康需求卻是無限的。隨著支付能力的提高，人們傾向于購買診斷、療效更確切但價格更為昂貴的高科技產品高科技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服務質量和人的生命價值，但卻導致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使醫療衛生的總體價格水平有上漲的內在趨勢。此外，病人的爭奪也加強了醫療機構間的質量競爭，從而強化了技術對價格上漲的推動作用。如，2002年．2006年間，我國衛生機構擁有的100萬元以上的設備從l，7萬臺逐年增加，分別為2．25、2．46、2．89、4．05萬臺。

目前，我國對醫療衛生服務實行以成本為依據的政府指導價。在現有定價體系不完善的制度約束下，當產品的人力資本定價太低，無法彌補其生產成本時，醫院就傾向于替代或多使用其他物化資本，如藥品、大型設備等，不但使患者最需求的高質量的醫技服務供給不足，而且造成資源浪費、不合理用藥以及醫源性疾病的發生等。

1．3產品的非標準化。醫療衛生服務具有非標準化產品的特征，其產品質量除了和醫生的專業基礎有關，更與其臨床實踐和經驗積累相關。當前，高質量醫療資源供給的相對不足除了會加劇價格上漲的內在動力外，還會因增加患者其他方面的成本(等候時問、紅包等)而導致真實價格水平的上漲。

圖2為1990年一2006年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門診病人人均醫療費的發展趨勢對比，部屬醫院最高，省屬醫院次之，二者均高于縣屬醫院的費用水平。此外，住院醫療費的發展趨勢也表現出同樣的特點。表1則反映了2006年我國不同級別的醫院中常見疾病人均住院費用的不同，‘不同病種的價格水平確實是級別越高的醫院費用越多。

2醫療衛生服務的特點使其具有數量增長的內在趨勢

2．1較低的需求收入彈性。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增加。如人們的壽命延長，老齡人口的需求增加；生活水平的改善，使疾病譜發生改變，慢性疾病的治療需求增加等。此外，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疾病的機會成本更大，人們購買醫療衛生服務的支付意愿更強。因此，醫療衛生服務是一種正常商品(normalgoods)，需求的收入彈性較小。

在實證方面，大量研究也表明：醫療衛生服務是一種低收入彈性的必需商品。如DIMatteoL計算的收入彈性為0．77，Ariste計算的收入彈性為0．88吲，徐偉發現醫療衛生的收入彈性為0．95。低收入彈性的特點使醫療衛生服務具有數量增長的內在趨勢。

2．2需方的道德風險。醫療保險能幫助居民更好地抵御疾病風險，最小化疾病可能帶來的損失。然而，由于患者與保險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需方的道德風險使醫療衛生服務具有數量增長的內在趨勢。保險的存在會使投保人的行為發生改變，如某些有益的預防疾病險的健康投資減少，特別是投保人經濟條件較差時。在我國農村，如果保險只報銷疾病診療費用而不報銷預防保健費用，就會使農民主動進行預防保健的動力不足，一旦患病則花費更高。

此外，由于保險使醫療服務產品的真實價格降低，在特定的收入水平約束下，消費者傾向于消費更多數量的產品，如使用更昂貴的藥品、采用更先進的設備進行診療、延長住院時問等，具體表現為有醫療保險的人小病大治、住院日延長等。

2．3供方的道德風險。由于醫患問的信息不對稱，醫生具有一定程度誘導患者需求的能力，使其消費大于合意數量的醫療衛生服務，即醫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supplier-in-duceddemand，SID)。如VictorR．Fuchs研究發現，外科醫生數量占人口的比重增加10％，人均利用外科手術增加3％同。還有研究發現，以每年平均就診次數而言，按服務量計酬的醫生組的病患，高于領固定薪水醫生組的病患。SmartJ．Peacock運用澳大利亞的醫療衛生數據，發現隨著醫生供給的增加。變得更有影響力。我國醫療領域的SID也是廣泛存在的，如我國每百急、門診中住院比例從2000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3．8。由于住院費用高于門診費用，醫生有誘導病人住院的傾向。

SID的本質是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中，醫生作為不完美的人的機會主義傾向。特別是在不恰當的制度下，會加劇醫生的這種道德風險。此外，疾病治療效果的不確定也會影響產品的供給數量。目前，我國疾病發生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分擔市場缺失，醫療糾紛中的“舉證倒置”，使醫生面臨較大的風險。為了降低風險，避免民事訴訟，醫生會通過增加各種檢查項目以明確診斷，降低誤診率。這種自衛性醫療(defensivemedicine)客觀上也導致了醫療衛生服務消費量的增加。

3治理我國醫療衛生費用過快增漲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