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文本分析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文本分析范文第1篇

任何材料的翻譯，譯前通讀全文并進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語文本的前提。旅游景點材料，是一種內容包含有地方歷史與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與小說、詩歌、政府報告、產品廣告等其他類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還是有某種文本分析模式作為依據呢?德國功能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諾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們需要一個能夠適用于所有文本類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語文本分析模式，可以應用于所有的翻譯任務。她認為可以建立一個無須參照源語或目標語特征的以翻譯為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筆者則認為，一種模式可以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但譯者認為分析因素可根據個人主觀意愿有所取舍與側重。這正是本文旨在說明的焦點。

二、文本分析理論

翻譯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國學者凱瑟琳娜·萊斯(Katharina Reiss)、費米爾(Hans Vermeer)創建的德國翻譯功能理論及萊斯的功能文本類型理論。在語言學家布勒語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礎上， 萊斯把語言功能與文本聯系起來，根據交際功能范疇把文本劃分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達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類型[2].

在篇章語言學和文本類型理論基礎上，諾德提出了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為譯者提供一個分析源語文本的模式，運用于所有的文本類型和翻譯過程。

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強調對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準確闡釋，解釋語言、文本結構及源語言系統規范的關系，為譯者選擇翻譯決策提供可靠的基礎[3].相對語篇結構語言學派的文本結構分析，諾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為詳細全面，對源語文本中的文內外因素進行分析。諾德將源文本中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分為“文外因素”和“文內因素”,文外因素包括發送者、發送者意圖、接受者、媒介、交際地點、交際時間、交際動機、文本功能八個方面。文內因素包括主題、內容、預設、文本構成、非語言因素、詞匯、句子結構、超音段特征八個方面[4].這些因素的排列順序可以改變，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復進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會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為其模式不變相當具體，對各類翻譯問題的解決均有導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選自于荷蘭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編著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兩篇城市介紹文章。按照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進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從整體來看，此文本為呼喚型旅游文本，文本實現了喚起讀者的關注、興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夠呼喚那些喜歡訪尋古跡、游覽名勝旅游者的探訪興趣。因此譯文要實現作者的意圖以及傳遞信息的目的，在歷史材料和景色的重點翻譯上，就要信息簡潔，語言得體又優雅，信息重點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的語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歷史概況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譯時，要仔細分清事實型信息及呼喚型信息，考慮語言的統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處理語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風格。

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看，讀者要獲得的是歷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體現城市魅力特點的呼喚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喚型相結合的文本。翻譯中，語言要簡潔又古雅，句子要簡短優美，盡量使用歸化策略，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尊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注重讀者和文本的交際融合。

(二)文本內因素分析

此兩篇文章主題明確，重點內容描述扼要，作者圍繞主題來展開的細節和重點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這部分為例，從語篇結構的角度來分析文本的基本結構和復雜結構。文本分為“導入---城市概述---特寫描述---精彩描述”四個部分，不斷深入提供細節的發展語篇。時間、空間和細節描述是此翻譯中需要細細處理的信息，并要選擇最適合的結構來組織信息和內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歷史變革，是典型的時間發展順序，明確采用時間發展的結構來編織信息和語言。翻譯時既要關注結構，也要關注時間為軸的信息。圍繞Ragusa 歷史的主題，以具體時間為軸來編排的信息細節，具有“時間---人---主要變化---特點”的思維和路徑，并使用遞進機構和平行結構等其他結構。翻譯時要嚴格控制好這些結構和語言。

文本中主位和敘位推進的結構和語言處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從“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敘位變成主位來推進。信息的連貫和銜接是翻譯時的關鍵。

從語言上來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長句及右推進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細節和信息擁擠的情況。翻譯時，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語言要歸化，化長句為短句，信息要有序組合。

四、翻譯策略

英語與漢語各有其獨特的句式結構，翻譯時句式轉換，才符合行文表達習慣，避免譯文出現翻譯腔。以下從《環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選譯例來說明翻譯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語是樹型結構，十分清晰地體現各種復雜的層次關系;漢語是竹狀結構，習慣于用平面性的單層結構來表達意思。翻譯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復合句翻譯時折分成幾個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譯文：在巴爾干戰爭期間中，杜布羅夫尼克遭受到塞爾在維亞人的炮轟，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強烈抗議，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里的共同文化遺產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譯文：614 年，當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這塊領地，當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個巖石島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羅夫尼克的老城區遺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譯文：1921 年，希臘和土耳其人交戰，大約有五千希臘人不得不離開小亞細亞，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調整

英語與漢語的信息編排順序存在明顯差異。英語突顯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陳述放句首，在主從復合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漢語突顯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構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進程鋪展。敘事在前，表態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譯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調整，將英文中置句首的突顯信息，調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結構和信息模塊的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譯文：1834 年，雅典成為希臘首都時，居民幾乎所剩無幾。

當新的統治者國王奧托從巴伐利亞來到希臘時，僅有四千人居住在衛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譯文：希臘獨立戰爭之后，這個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麗城市之前，經歷了十四場戰爭，經歷了德國軍隊的占領及讓人恐懼的內戰[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譯：一貫以憤世嫉俗稱著的劇作家喬治·蕭伯納也異乎尋常地被這座激發熱情，他曾將這座城市描述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結束語

旅游景點材料，是信息與呼喚型文本。翻譯時，運用諾德的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對源文本的文內與文外因素進行分析，通過對主題、內容、結構及語言等方面的分析，促進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實現，提高翻譯的質量。

參考文獻

[1]李明棟.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論、方法及教學應用[M].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1.

[2]郭瑞娟.文本類型理論與旅游資料英譯[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20)：98-100.

[3]郭尚玫.簡析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J].北方文學，2012(11)：116.

文本分析范文第2篇

一、引言

后現代社會理論研究的核心觀點是拒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理論，尊重以實踐者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理論和研究的異質性。同樣，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十年來后現代旅游研究也愈發地傾向于探索游客的個性化和特殊興趣導向。尤其是隨著派恩和吉爾默（Pine&Gilmore）的體驗經濟理論的發表，探索游客的體驗特性幾乎成了所有后現代旅游學者的核心目標。

旅游體驗是指在與旅游目的地互動的過程中，游客的主觀心理活動的變化。這一變化充斥于旅游的方方面面，而且動態地影響游客的情緒乃至行為意圖。縱向上，旅游體驗開始于游客接觸景點廣告和宣傳冊等場外文本并著手制定旅游方案從而形成對體驗的期待，在現場體驗結束后，還將通過旅游照片和紀念品，故事講述等場外延續文本來影響體驗記憶的形成。橫向上，現場旅游體驗發生于游客與構成旅游世界的所有現場文本之間的互動，這些文本不但包括景點的主體物，而且囊括了服務人員、同行者、其他游客、本地居民，甚至天氣、溫度等所有的情境變量。這些所有的現場符號交織在一起，通過游客的感官形成格式塔式的總體形象，影響著游客的情感和認知的變化。由此可見，現場旅游體驗可以理解為游客接收現場的旅游文本，并對旅游文本進行釋義的符號解讀過程。

但是基于游客有限的認知能力，接收全部的旅游文本幾乎不可能。游客只能選擇性的識別現場的符號，并形成自己獨有的現場文本。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解釋了旅游體驗的異質性。因此，若想通過符號解讀的觀點來研究旅游體驗現象，不可避免的要清楚影響游客自我文本形成的要因。

趙毅衡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一書中，提到了影響文本接收者文本識別和解讀的兩個特殊概念，分別是伴隨文本（co-text）和接收者的元語言（meta-language）。其中伴隨文本作為跟文本主體一起出現的社會文化約定符號，和文本主體緊密的交織在一起，引導著文本接收者的文本感知和解讀。但是，作為一個嶄新的概念，伴隨文本還未引起旅游體驗，乃至旅游符號學學者的重視。另一方面，現有的旅游符號學研究者，大多著眼于符號學的方法論特性。既，通過符號學來解讀承載旅游體驗現象的各種文本（照片、紀念品等），而鮮少有人把旅游體驗看作符號解讀的過程來探索旅游體驗的本質。鑒于此，本研究采用一個定性分析的視角，來探索旅游體驗中游客對伴隨文本的知覺和解讀，從而驗證用伴隨文本理論來探索旅游體驗的可行性。

本研究設定了一個范圍較小的研究案例：赴韓中國留學生的遺產旅游體驗。馬康納（MacCannell）把跨文化旅游者定義為‘追尋異國文化符號本真性的朝拜者’。因此從某種角度上來講，探索游客對象征著民族文化的遺產符號的解讀是研究旅游符號學基礎理論的最為便捷和顯著的方式。另一方面，近20年來，后現代游客對異國文化的追求日益增加。以2013年赴韓旅游的外國游客為例，31.6%的外國游客有過訪問韓國故宮的經歷；20.4%的游客被調查有過訪問韓國博物館經驗。因此，研究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對于國家的外匯收入的增加，乃至國家文化形象的傳播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深刻意義。此外，本研究選擇赴韓留學生為標本，不止是因為中國留學生的日益增加和消費力的增長、留學生的VFR游客吸引效果和國外中國留學生旅游市場的擴展以及成熟化，同時考慮到留學生在跨文化遺產旅游中的代表性（相對較高的跨文化認知和較低的民族優越感）以及資料獲取的便利性（較低的語言障礙以及反復多次后續資料收集的可能）和資料分析結果的效度（研究者作為局內人展開文本分析）。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框架

（一）符號學和伴隨文本

符號是通過客觀的媒介來傳達人類主觀意識形態的道具。維科（Vico）在《新科學》一書中提到，人類把外部世界的存在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解讀，從而得以建立自己的主觀心理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生活體驗是人類把社會經驗和行為當成一種特殊的語言，并通過解讀這種語言的意義，從而構建獨有的心理世界的所謂‘經驗的符號化’的過程。換言之，體驗的本質是人類與充斥著整個外部世界的符號之間的互動。而符號學，則正是研究這種互動的一種跨學科的學問。

范梅南（vanManen）指出，符號學是構成主義文學研究和意義論的基礎。趙毅衡在解釋符號學的理論形成時也提出，符號就是承載意義的外部表象，而符號學則在某種角度上可以稱之為意義學。由此可見，符號學的研究對象簡單的可以概括為一種研究符號的意義生產和解讀的學科。而在研究符號的意義生產和解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探索意義生產和解讀的環境、社會文化背景、所使用的道具和法則。在這一系列的探索過程中，符號學衍生出了各種新的形態。例如研究意義生產和解讀過程中的人腦活動的認知符號學、研究廣告傳媒環境中符號傳達的廣告符號學、研究旅游體驗過程中的主客互動的符號互動論等。因此，符號學首先是一種跨學科的科學，其次符號學的應用范圍之廣使它成為一種具有廣泛適應能力的實用學科。

現代符號學的發展可以大體的歸結為兩個方向，一個是以索緒爾（Saussure）為代表的語言和結構主義符號學方向，另一個是以皮爾斯（Peirce）為代表的邏輯修辭符號學方向。幾乎發端于同一時期的兩大理論方向為20世紀符號學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索緒爾把符號學命名為‘semiology’，并提出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二分概念。能指被定義為符號的表象、屬性和功能；相應的，所指被定義為符號的意義或概念。以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為基礎，巴爾（Barthes）擴展了符號學的范圍，提出語言可以擴展到生活中的各種指示物，并以印有向法國國旗敬禮的黑人軍人的照片和埃菲爾鐵塔為例，區分了外延能指、外延所指、內涵能指和內涵所指的概念，并指出符號的內涵意義代表了一種‘神話（myth）’，并因此發展了神話學理論。

皮爾斯主張符號是說明客觀現象和意義之間關系的幾乎所有的社會表象。皮爾斯重新定義了符號的概念為‘something that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to someone in some capacity’，并提出構成符號的表象（sig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ant）的三分法。表象大致相當于能指，而對象和解釋項則分別代表了符號的自帶意義和符號接收者的解釋意義。由此可見，比起索緒爾學派的以符號的意義生產為中心的研究，皮爾斯同時考慮了符號的意義生產和符號接收者的意義解讀。皮爾斯的三分法為使用符號學研究人類認知和生活體驗奠定了基礎。既，人類體驗社會生活的過程即是人類接受周邊由符號組成的文本并解讀的過程。

因此，如果把體驗看成人類通過符號與周圍世界進行溝通（communication）的互動過程的話，至少有三個基本要素的存在：分別是符號發送者、符號接收者和符號信息。符號發送者負責給客觀表象進行意義賦予（coding），被賦予意義的符號在特定的背景下以文本的形式向符號接收者傳達符號信息，符號接收者通過自己的元語言對符號信息進行釋義性解碼（decoding）。而符號接收者解讀的意義并非完全與發送者的意圖一致，接收者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文化背景，以及文本的附加信息等共同影響著文本的接收和解讀。前者通過影響接收者的元語言而影響接收者的信息提取和解讀能力，后者作為被傳遞信息的伴隨文本影響接收者的信息接收方向和解釋方式。

趙毅衡認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系’。這些被攜帶信息或是潛在的，或是顯性的。這些伴隨的文本或是在文本生產過程中被附加，或是產生于文本被接收的特殊環境下，它們與主文本緊密的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殊的‘互文（inter-text）’狀態被接收者感知并解讀。伴隨文本攜帶了從文本信息被生產到被解讀的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context），若是沒有這些伴隨文本，符號接收者將難以正確解讀符號發送者的意圖，甚至出現符號誤讀或者漏讀的情況。尤其是當符號接收者和發送者處于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或是不同的時間維度時，伴隨文本的缺失將預示著主文本信息的傳遞失敗。

趙毅衡總結了3類6種伴隨文本的存在。顯性伴隨文本是跟隨主文本一同被傳達的表層文本。它包括了副文本（para-text）和型文本兩種類型。其中副文本是指對文本進行總結性說明和特性歸納，以及價值闡釋的伴隨文本。例如書籍的標題和出版說明；美術作品的印鑒；商品的商標和價格標簽；藝術品的作者說明和官方證明書等等。副文本往往讓符號接收者形成先入為主的觀念，從主觀層面上影響接收者的符號解讀。型文本是另一種必備的顯性伴隨文本，用于連接形成文本的各個符號之間的‘組合’關系，籍以說明主文本的體裁，類屬和風格。認知心理學者認為人類對于未知事物的學習是基于對已知存在的分類（category），由此可見型文本直接影響著符號接收者的符號認知和學習。

第二類伴隨文本被定義為生成性伴隨文本或者是前文本（pre-text），是指在文本的生產過程中，留下的各種時代背景和文化痕跡.任何文本或構成文本的符號的生產都無法脫離廣范圍的社會文化語境。換言之，符號生產者想要傳達的文本信息，本質上是自身對當前社會文化等意識形態的認知，而符號生產的過程則是把這種認知客觀化并希望同他人共享的過程。由此可見，文本的釋義不可避免的要放在文本生產的文化大背景下進行。

第三類伴隨文本產生于符號接收者的解讀過程中，因此被定義為解釋性伴隨文本.它包括元文本（meta-text）、鏈文本（link-text）和先后文本。元文本是用于解釋文本的文本。它不受屬于文本生產者的主觀意愿的影響，而是在文本傳達過程中所出現的有關文本的社會性評價。鏈文本是指文本解讀時接收者所能知覺到的相關文本。包括和文本共存的其它文本、文本所處的環境、文本的相關作品等等。文本很少單獨被接收，通常文本的接收必然伴隨著環境的‘噪聲’。這些噪聲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接收者解讀的復雜性、豐富性和正確性。趙毅衡指出，上述的幾種伴隨文本必然會隨著主文本出現，而先后文本并非必然出現。先后文本被定義為主文本的‘仿作、續集、后傳’等。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就是文學作品的后文本，而文學作品則是電影的前文本。

伴隨文本是通過文本信息把生產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接收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相連接的紐扣，是被動接收的文本解讀語境和文化制約。通過伴隨文本，接收者可以準確地理解生產者的意圖，若失去對伴隨文本的正確接收，不可避免的會引起文化誤解，甚至偏見。以跨文化旅游為例，若導游未能準確地向游客傳達各種關于文化符號的伴隨文本，必然會影響游客的文化認知，從而影響游客的跨文化體驗的品質。

（二）旅游體驗的符號學研究回顧

旅游體驗研究經歷了日常生活體驗和旅游現場體驗的再分化，旅游體驗的多樣性和旅游體驗的主觀性等三個階段。后現代旅游學者則更多地把旅游體驗視為一種日常生活現象，承認旅游體驗的因人而異的特性并試圖從現象學的視角探索旅游體驗的主觀性。因此如何探索旅游體驗的主觀性以及開發一個有效地旅游體驗研究方法成了旅游學界共同面對的課題。馬康納用符號學的視角擴展了旅游本真性理論來探索旅游體驗現象，他指出旅游者是追尋符號本真性的朝拜者，旅游者不但在旅游現場解碼各種現場符號，而且在場外也通過接觸各種符號信息（maker）來加深自己的體驗。這些符號共同組成了體驗的舞臺（stage），而游客關心的恰恰是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連接的穩定性。能指和所指間的穩定連接被視為客觀（object）的真實存在；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連接基于旅游者的主觀判斷則被視為構建（constructive）的真實。繼馬康納之后，卡勒（Culler）從一個批判的觀點解讀了游客的符號追尋現象。他指出，旅游者妄圖追求符號的本真性，卻偏離了客觀本真性的本質，反而滿足于各種‘虛假’的復制品。厄里（Urry）則從游客的視角，提出游客體驗的本質是對具有意義的旅游符號的凝視（gaze）。劉（Lau）則反駁了馬康納的‘makerassignifier’的觀點，他認為從索緒爾的二分法的視角上，馬康納混淆了能值和所指的概念，而卡勒和厄里則是馬康納錯誤理念的荼毒者；作為反駁，克努德森（Knudsen）指出馬康納的旅游符號研究的基礎是皮爾斯的三分法而非索緒爾的二分法理論，他并且提到，皮爾斯的三分法是探索旅游體驗的適合的方法。

意識到用符號學來開展旅游體驗研究的可行性，學者開始著手于旅游符號學的發展。

一部分學者試圖通過符號學的視角研究旅游的表征問題。帕爾默（Palmer）通過探索遺產景點的符號意義，指出遺產是國家和民族的‘語言’符號，象征著民族文化的性格。在文化符號的研究上，赫伯特（Herbert）通過分析文藝旅游者的遺產旅游體驗，建立了遺產景點的建構（遺產表征）和消費（意義解讀）模型。

艾特納（Echtner）通過對符號研究理論的綜述，提出了旅游符號學研究的六個步驟：分別是選擇共時的文本信息；細分化文本單位；記錄文本單位的出現頻度；分析單位間的組合關系（相互連接性）和聚合關系（可替代性）；建立一個全面的文本模型并理解各單位間的連接規律；最終得以洞察文本的外延含義和內涵。艾特納的文本研究技法為分析旅游者的文本信息（照片，微博，日志等）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案。

利特爾（Littrell）通過探索國際旅游者對購買的民族紀念品所賦予的象征意義，指出民族紀念品被賦予不同的象征性，而代表著游客現場體驗的延伸。同樣的，金（Kim）也指出，游客的紀念品購買象征著不同的意義賦予，同時，他還指出，伴隨著購買情境的不同（禮物或自己用），對游客來說，紀念品則象征著不同的意義。同樣以探索旅游情境中的符號意義為目的，斯奈彭格（Snepenger）和他的同事從一個廣義的角度探索了旅游地的場所意義。他認為，空間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場所，正是因為它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快樂意義、實用意義、消費意義、社會意義），而游客的場所體驗動機，更多的是來自于場所意義和自我（identity）的一致性。

比起國外旅游符號學研究的愈發成熟，國內的研究尚處于一個初期發展階段。在2005年出版的《旅游體驗研究：走向實證科學》一書中，謝彥君總結了旅游體驗和旅游符號學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用符號學探索旅游體驗，以及旅游體驗中文化釋義的可行性。并總結出符號解讀的四種可能（正讀、誤讀、忽略、放棄）。作為國內旅游符號學研究的基礎文獻，該書為之后旅游符號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樣作為旅游符號學研究者，彭丹從一個符號互動論的角度探索了旅游情境中，主客之間的交互體驗。她指出，作為旅游現場的表演（performance）參與者，游客、地區居民和旅游從業者不但通過角色扮演生產著各種符號，而且凝視著對方的身份、角色、行為和地位符號。伴隨著對該類符號的解讀，個體調整自己的符號生產，從而實現了旅游現場的符號互動體驗。孫洪波則從構建的角度上闡釋了由時間符號、空間符號、社會符號和景觀符號組成的‘旅游世界’的存在。

縱觀國內外的旅游符號學的發展，意義論和分析旅游文本的符號學方法論成為了旅游符號學研究的主流。相反，鮮有學者把符號學直接應用于旅游體驗研究。依據研究者的個人知識，桑托斯（Santos）是唯一從真正意義上，提出了應用皮爾斯三分法探索旅游體驗的可行性的學者。但是他的研究并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提取赴韓留學生的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中伴隨文本的作用效果，來探索使用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解讀旅游體驗的可行性框架。因此，本研究選擇了韓國‘5大宮’中的宗廟和昌慶宮作為研究對象。

宗廟是供奉朝鮮時期歷代國王和王妃（包括后來追尊的國王和王妃）神位的具有儒教性質的祠堂。是大韓民國最精致、最莊嚴的古典建筑之一。宗廟被指定為史跡第125號、宗廟正殿（國寶第227號）、永寧殿（寶物第821號）、宗廟祭禮樂（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第1號）、宗廟祭禮（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第56號）等也被確定為大韓民國文化遺產，由專門機構負責管理。1995年12月，宗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昌慶宮是韓國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員的居所。也被譽為磨難最多的宮殿。壬辰倭亂時期的昌慶宮被毀于戰火，光海君1616年重建；1790年再次被燒毀，純祖34年再次重建；1907年，日帝強占時期被日本人改建為動植物園，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復了宮殿原貌。

宗廟和昌慶宮見證了不同背景的韓國歷史，因此具有特殊的韓國文化遺產代表地位。

（二）研究標本特性

本研究參考了宗廟和昌慶宮的主要訪問人群，從資料收集的便利性、分析的效度和代表性的層面上選取了有效標本中國留學生21名作為調查的參與者。為了保證小范圍標本的妥當性，21名研究參與者包含了多樣的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統計特性。

21名研究參與者中男性11名，女性10名；宗廟體驗者12名，昌慶宮訪問者9名；赴韓留學兩年以下的4名，5年以上的3名；年齡分布在19歲到27歲之間。其中包括博士1名，語言學習生1名。另外人文社會學科（經營、新聞放送、貿易、經濟、英語英文）、理工科（消防）、藝術科（視覺設計）和自由專業學生各有1名以上。考慮到韓國文化的特殊性，本研究的標本中還包含了2名朝鮮族留學生。

為了保證研究的道德性，本研究的全過程中省去了研究參與者的個人信息，只通過字母和數字的混編（宗廟p1-p12；昌慶宮q1-q9），以及專業標識的方式來區分研究參與者（如，p1，消防）。同時為了保證研究的妥當性，本研究的標本中沒有包含旅游相關專業的學生。

（三）研究流程簡述

作為一個定性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通過研究者參與觀察和深層面談的方式收集資料。為了掌握第一手現場資料，研究者在旅游現場收集標本的一般信息并請求面談。面談地點選擇在旅游景點附近安靜的咖啡店，并采取一對一深層面談的方式。為了防止研究參與者的疲倦以及考慮到信息的充分獲取，每位參與者面談時間被控制在30-40分鐘之內，面談的全部內容被錄音。面談采用研究參與者自發描述的方式進行。參與者被要求以講故事的形式講述自己的旅游體驗，在參與者的講述過程中，為了減少研究者的主觀誘導，研究者只采用‘為什么、然后呢’等引導性詞句進行交流。

收集到的錄音被整理成文本資料。資料分析采用托馬斯（Thomas）推薦的一般歸納法。以趙毅衡的伴隨文本三分法為基礎，資料經歷了開放式編碼、次級核心概念編碼和核心概念歸納三個階段。為了保證歸納的妥當性，歸納信息邀請了兩名旅游專業的中國留學博士和一名旅游專業的韓國教授進行妥當性評價，評價的結果直接反饋于最終歸納結果中。

四、分析結果

（一）顯性伴隨文本

1、副文本

在研究參與者對遺產旅游體驗的描述中，對副文本的描述幾乎出現在故事講述的最前期，并且伴隨著對構成主文本的各個符號的解讀（‘宗廟不是韓國僅有的幾個世界級文化遺產之一嗎？當然要來看看。要了解一個國家，了解它的文化遺產無疑是最直接有效地手段。’（p4，新聞放送））。研究者還發現，體驗者對副文本的認識多數是來源于導游的說明或者指示牌上的文字描述（‘導游說這個正殿是韓國的國家級文化遺產，有著悠久的歷史。所以我特別留意了一下。’（p1，消防））。由此可見，副文本是伴隨著主文本的最直觀和顯性的文本。副文本不但幫助體驗者正確的解讀符號的意義，而且引導著體驗者的選擇性知覺。

不但如此，研究者發現體驗者習慣于把副文本當成構建符號本真性的信號（‘那上面寫著這是韓國的寶物多少號，給人一種很真實的感覺。雖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品，但是既然有那樣的指示牌，我就當它是真的了。’（q1，語言學習））。研究者認為，造成這種副文本依存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跨文化旅游中異國體驗者多少存在著對本地文化的認知不足。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本真性追求的需求，體驗者不得不依存于副文本的‘解說’，由于無法判斷符號的客觀本真性，這種本真性的感知幾乎是構建性的。而且體驗者能準確地判別這種本真性的‘虛假’（‘導游說是什么寶物，什么道遺產、國家遺產的。那我們也沒法判斷他的真假。他說是就是吧。’（p9，自由專業））。

2、型文本

趙毅衡把型文本歸類為浮現在主文本外面的顯性文本，在研究者的分析中，這種文本幾乎是被體驗者的潛在意識所知覺到的。型文本既可能類似于副文本，由導游或者指示牌進行引導性說明（游客主動詢問導游宗廟的用途（來自研究者的參與觀察）），也可能來自于游客過去的知識和經驗。

事實上，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研究參與者都會提及自己的比較體驗（comparativeexperience）。作為中國游客，研究參與者更多的把在國內的類似經歷與當下的體驗相比較，推斷體驗對象的類型（‘中國也有宗廟，畢竟都是起源于儒家文化，雖然格局不太一樣，但是內容差不多，都是用來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語英文））。

研究者把參與者的型文本解讀進行歸納，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型文本的解讀。一類是場所（遺產地）或符號的用途；另一類是對場所設計類型的解讀。其中對用途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對場所用途的解讀和對構建總文本的符號的用途的解讀（‘那東西韓語叫deme啊。中國故宮好像也有類似的，盛放救火用水的。’（q4，經營））。而對場所用途的解讀又可分別橫向比較解讀和縱向比較解讀，橫向比較解讀是游客把場所跟類似的其它場所進行比較從而進行認知歸類的過程（‘中國也有宗廟…都是用來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語英文））；而縱向比較則是比較不同的兩種場所，而進行認知學習的過程（‘我也去過韓國的景福宮，和這里完全不一樣。很簡單，用途不一樣。’（p4，新聞放送））。對場所設計類型的解讀在本研究中。主要體驗在對遺產建筑設計符號的解讀（‘韓國的建筑講究跟自然地協調，到處都是樹啊草的；中國的宮殿更講究皇家的威嚴，高端大氣，建筑連綿。’（q5，貿易））。

不管是哪種型文本的解讀，無疑，型文本可以被看作最重要的伴隨文本。因為它直接作用于文本接收者的解讀方向。

（二）生產性伴隨文本：前文本

作為對遺產符號的解讀過程，遺產旅游體驗中的前文本解讀直接作用于解讀者的解讀過程中。作為文本生產過程中的廣范圍的社會文化背景，遺產文本的前文本揭示了遺產的創作背景。正如任何小說的創立必然反應創作時代的現實，遺產文本同樣屬于時代文化的‘復制品’。

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中，游客對前文本的知覺來自于訪問前的知識或者經驗，以及導游的解說或者現場指示牌的說明。對于前者來說，跨文化游客受到文化距離（culturaldistance）的限制，無法直接地把前文本作用于文本解讀，大多數的游客知覺到的前文本只是通過對韓國文化形象的淺顯理解加上國內對韓國歷史的集體認識而形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韓國文化不都是模仿的中國儒家文化嗎？你看那宮殿，連名字都沒改。’（p5，朝鮮族））。這種刻板印象大多數是負面的，因此也影響到游客的整體評價和解讀的深入（flow）。作為留學生的特殊性，一部分在韓國滯留時間較長的留學生具有相對比較豐富的韓國文化認識，因此較能夠客觀地評價韓國歷史（‘高麗時期的王信仰佛教，朝鮮時期的王信仰儒教。所以在建筑設計上可以看出很明顯的儒教風格。但是還是保留了一部分佛教的東西，比如那個塔。’（p2，英語英文））。這些之前的知識和經驗形成了解讀者的事前前文本。而導游的解說則作為現場前文本直接作用于游客的符號解讀（‘導游說那里曾經被日本人毀了兩次。太憤怒了。日本人還不承認戰爭，這里就是證據。’（p1，消防））。

綜合來看，如果把符號看作文化意識形態的具象化的產物，那么前文本無疑為解讀者的符號解讀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但是在跨文化旅游體驗中，前文本表現出事前前文本和現場前文本兩種狀態。這其中事前前文本作為游客的主觀記憶，正面的前文本和負面的前文本影響了游客的符號評價和解讀深入程度。

（三）解讀性伴隨文本

1、元文本

元文本是關于文本的文本。旅游符號世界的元文本則是關于旅游場所的社會性評價。這種社會性評價包括了其他游客的口傳、網絡上的旅游日志（‘我們語學院的老師提起過這里。因此我來之前特意上網查過關于這里的信息，大致了解這里是韓國歷史和民族的象征。’（q1，語言學習））、游客朋友親人的推薦（‘我朋友來過。那會還跟我看照片來著。當時給我講了，沒留下什么印象，還得自己親自來。跟聽人講感覺完全不一樣。那會兒不覺得有什么好看的，現場的氣氛確實不錯。’（p4，新聞放送））。

由此可見，元文本強烈影響著游客的訪問前期待。特別是在SNS等社交媒體越發普及的現代社會，元文本被更便利的接收。從而更廣泛的影響游客的符號尋找和解讀方向。

另一方面，游客在符號解讀過程中也在生產著元文本（‘那個雕刻確實很有意思，我拍下來直接發到微信朋友圈了，很快就有人問我在哪。我跟他們說了這里，他們說下次也來。’（q9，經營））。

2、鏈文本

鏈文本是跟主文本同時被游客接收的‘參照物’。鏈文本雖然不能直接的作用于游客的符號解讀，但是它提供了一個解讀的大環境，因此影響著游客解讀時的心境（‘我只能說韓國的景點開發做的太好了。這么一個繁華的城市中心坐落著這么一片古建筑群，整個城市好像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博物館。’（p5，朝鮮族））；（‘昌慶宮后山腰上可以看到宮殿的全景，甚至可以看到遠處的南山塔。南山塔跟昌慶宮融合為一體，沒有一點違和感。’（q3，經營））。由此可見，遺產旅游體驗中的鏈文本接收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游客對同一類屬的其它遺產景點的同時接收，從而形成一種格式塔式的整體感知；另一種則是不同類屬的其它符號被融合入遺產文本，作為遺產文本的一部分影響著游客的心境。

五、研究結論和局限

本研究以赴韓留學生的遺產旅游體驗為例，探索了一種伴隨文本式的旅游體驗分析方法。以趙毅衡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基礎，本研究通過歸納的定性研究方法成功捕捉了顯性伴隨文本、生產性伴隨文本和解讀性伴隨文本三類核心概念（圖1）。

（一）本研究用符號學的理論框架直接作用于旅游體驗研究，從學術角度上：

1、本研究再次證實了用符號學直接探尋游客體驗現象的可行性。此外，從伴隨文本理論的視角上，本研究證實了符號學研究的實用性。既，雖然現象學研究多是采用主觀的定性分析技法，但是利用符號學可以充分降低定性分析的主觀性，使現象學分析趨向于客觀化。

2、本研究探索了跨文化的遺產旅游體驗。研究結果表明，跨文化遺產旅游體驗是解讀‘它’文化符號的現象。因此若想準確地探知旅游者的體驗性質，不可避免的要同時探索旅游者的文化社會背景和符號的文化社會背景。

3、本研究采用了趙毅衡的伴隨文本理論。分析的結果表明，伴隨文本是游客和旅游文本互動的接入點和紐帶，若想準確地用符號學剖析旅游體驗現象，對伴隨文本的分類和提取是不可或缺的。而這一點，在過去眾多的旅游符號學研究中都被忽視了。

（二）從旅游開發者的角度上：

1、本研究證實了留學生旅游體驗的特殊性，尤其是留學生比普通外國游客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識的特性。在留學生旅游市場不斷成熟和發展的今天，我們建議旅游開發者把留學生旅游當成一個特殊目的（specialinterest）的旅游市場來對待。

2、同時證實了跨文化遺產旅游的特殊性。作為吸引國際游客的重要符號，我們建議旅游開發者從利用遺產符號來擴散國家文化形象的角度上設計遺產旅游。尤其是開發免費的、高質量的導游服務系統以及現場多媒體解說系統，以通過伴隨文本的準確傳達達到幫助旅游者解讀遺產符號的目的。

（三）本研究出于探索的目的開發了旅游體驗的新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種局限。

1、為了資料收集的便利性和分析的信賴性，本研究選擇了一個較狹窄的研究標本。這不可避免的影響了理論的一般化。因此今后的研究應該考慮更多元化的旅游體驗情境，從多個角度證明本研究結論的可行性。

文本分析范文第3篇

20世紀60年代至今，英國有關教育的法律相對較多，其中有關“繼續教育”“培訓”“技能”“就業”的法案主要包括：《2009年學徒制培訓、技能、兒童與學習法案》（第22章）《2008年教育與技能法案》（第25章）《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第25章）《2000年學習與技能法案》（第21章）《1992年繼續教育與高等教育法案》（第13章）《1992年繼續教育與高等教育（蘇格蘭）法案》（第37章）《1986年產業培訓法案》（第15章）《1985年繼續教育法案》（第47章）《1982年農業培訓董事會法案》（第9章）《1982年產業培訓法案》（第10章）《1981年就業與培訓法案》（第57章）《1973年就業與培訓法案》（第50章）《1964年產業培訓法案》（第16章）。

現以《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為例，從法律文本角度對英國職業教育立法進行分析闡述。該《法案》共分為四個部分，即英格蘭學習與技能委員會；繼續教育機構；行業培訓征稅；其他及一般性規定，《法案》細分為34個條款。《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在開篇即表述了該法案的目的和宗旨：即 “制定與英格蘭學習與技能委員會相關的條款；制定與繼續教育部門內機構相關的條款；制定與行業培訓征稅相關的條款；制定與由高等教育法人實體組建并投資于公司及慈善組織相關的條款；促進教育與培訓領域議會措施的執行；并建立連結組織”。

主要特點

行文上立足于對以往法案修改

從《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的行文方式來看，該法案立足于對以往職業教育相關法律的“修改說明”式表述。具體說來，《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在行文中涉及到如下相關法案：對《1982年工業培訓法案》有關條款的修正、廢除；對《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有關內容的參照；對《1992年繼續教育與高等教育法案》有關條款的修正、廢除；對《2000年學習與技能法案》有關條款的修正、廢除；對《2002年教育法案》有關條款的廢除；對《2004年兒童法案》有關條款的廢除；對《2006年威爾士政府法案》有關內容的參照；對《2006年教育與督查法案》有關內容的廢除。這種情況表明，《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頒布時，此前頒布的相關法案并沒有失效，而是根據新的形勢和需要對原有內容進行了修正、增加或者廢除。

表述上關注事件及行動措施

《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第18（C）條“區域委員會指南”中明確提出：“（1）委員會的每一個財政年度都必須針對各個區域委員會制備指南。（2）指南中必須包含區域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能過程中需要完成的目標。（3）指南中必須設定各區域委員會每個財政年度的預算。（4）委員會必須咨詢地區發展署及當地機構關于該指南事宜。（5）完成以上第（4）款所述咨詢并修改（如有必要）該指南之后，委員會必須向區域委員會發放指南。” 可以看出，為使法律文本內容更具操作性和理解性，英國職業教育條款內容對有關事件進行了詳細的規定，盡可能地考慮到了事件的各種可能性，并規定了相應行動措施。

結構上單獨提供說明性注釋

《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在附件部分的“修正”中詳細闡述：《2000年學習與技能法》修改如下。在第1條（5）（英格蘭學習與技能委員會在英格蘭所要履行的職能）的開頭插入“除非《2007年繼續教育的培訓法》第11、12或13條另有規定”。在第3D條（委員會核心及附加權利的責任）第（6）款（“當地學習與技能區域”的含義）中，用“”替代“一個區域”到結尾所有用語。在第152條（指令和規定）中第（2）款的后面插入以下內容――“（2A）第（2）款不適用于其中包含第（2B）款適用規定的法定文件。（2B）第18A（2）條中第一條規定必須在其草案提交國會大廈并獲得批準之后才可以制定。”可見，為便于對法律文本的理解，《2007年繼續教育與培訓法案》單獨提供了說明性注釋，體現了英國職業教育立法技術的科學性和嚴謹性。

啟 示

注重立法過程延續性

英國職業教育的立法并不謀求一次立法解決大多的問題，而是針對上一階段存在的問題和經驗及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進行下一階段的立法，或是根據某階段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問題對該階段的立法進行修正，立若干修正案。其立法在注意適時性的同時，也注意法律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表現在前后法案的繼承性很強，后法都是對前法的修改或補充；法案的連續性還表現在前后法案所體現的教育規律上，即教育的發展層次是由低到高、由淺入深、由點到面。由此可以看出，英國職業教育法案具有延續性或漸進性，它是一個相互聯系又前后照應的立法過程。

注重立法內容的可操作性

英國職業教育的各個法案，不僅包含指導性的原則規定，而且包含具體實施的詳盡條款，包括要解決的問題；要達到的目標；需采取的措施；款項的數額、期限、責任等。條款規定得十分明確具體，文字表述嚴格、邏輯性強，對法案所使用的術語提供了清楚的定義與詳細的解釋，不容易產生歧義，便于實施。這種條款的詳盡性使立法具有明顯的可操作性，其實施必然更具有效性。

注重立法技術的科學性

文本分析范文第4篇

一、社交網絡文本與短期股市行情之間的內在關聯

從當前實際來說，社交網絡已經發成發達，就以我國實情而言，已經出現了數量豐富的社交媒體，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等。這些社交媒體聚集了數十億用戶，說明很多用戶同時使用著其中多個社交媒體平臺。從股市行情預測來講，社交網絡文本與其存在一定的內在關聯，這是需要形成認識的。

第一，關信息，甚至是公布企業財報等重要數據。這些文本信息，會對股價走勢形成直接影響。如果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取這些文本信息并展開相應的操作，便可以從股市中獲利。

第二，社交網絡中包含了大量的股票投資者，這些投資者會在社交網絡上自己對一些股票的看法，或者是對股票的評價。投資者在網絡上的發言，會形成一種情緒，這種情緒要么對股票保持積極的支持態度，要么體現出消極的態度。投資者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出來的情緒，會影響到其后續操作。如果消極情緒大，那么可能出現拋售股票的行為，這容易導致股價短期下跌。相反，如果情緒積極，那么可能出現搶購，容易導致股價短期上漲。

第三，在社交媒體上，除了與股票相關的企業公司和投資者之外，還有一類人的存在，那就是分析專家。從當前的社交媒體來看，有很多分析專家通過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對股價走勢的看法。這些分析專家，有些是真有水平，分析合理；有的則是濫竽充數，會誤導投資者。分析專家的分析，也會給一些投資者決策帶來影響，從而在短期內影響股市行情。

二、通過社交網絡文本預測股市短期行情的策略

據實而言，股市行情和社交網絡文本之間，切實具有一定的內在關系，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通過社交網絡文本，來對短期股市行情合理預測，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一）搜集社交網絡文本信息

要利用社交網絡文本來對短期股市行情進行預測分析，那么首要條件，就是搜集到足夠數量的社交網絡文本。數據分析的準確性和數據量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數據量越大，數據分析的準確性就越高。利用社交網絡文本來判斷股市行情，那么就需要搜集到數量足夠多的文本信息，在大量的樣本中，才能準確分析出背后隱藏的信息。同時，在搜集社交網絡文本信息的時候，要突出目的性，也就是要從不同的層面出發，搜集不同的文本信息，具體來說主要涵蓋三個方面：一是企業社交信息，二是投資者文本信息，三是專家預測分析，四是政策信息。搜集這四個方面的信息，進行綜合判斷，這樣才能夠提高短期股價預測的準確性。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重點關注企業信息和政策信息的搜集，這是影響股價走勢的根源，同時也能影響投資者情緒。

（二）分析文本信息判斷行情

在搜集社交網絡文本的基礎上，還需要對這些文本信息進行分析，判斷短期內的股市行情。根據實踐經驗來看，企業信息和政策信息，是影響短期行情的重要因素。比如2020年5月21日，中芯國際通過社交媒體澄清一則利好公司的謠言，導致股價跳水大跌6%。企業的這類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對股價造成很大沖擊。所以，在分析中，就要制定相應的標準，對搜集到的各類社交網絡文本信息進行分析判斷。這一過程的實現，可以借助大數據技術進行。大數據技術具有強大的數據信息分析能力。通過網絡技術搜集社交文本信息之后，就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來分析這些文本信息，提煉出其中的有效信息，并且依據信度來判斷數據信息真實性，從而對市場行情進行預測。

（三）基于行情指導短期操作

通過社交網絡文本分析預測短期股市行情，根本目的在于把握股市行情走向，從而對短期交易操作實現指導，能夠從股市中獲利。所以，這就需要基于短期市場行情的分析，來對短期交易操作進行指導。一般來說，短期操作要順勢而為，行情看漲則做多，行情看跌則做空。同時，要根據社交文本信息分析，對看漲或看跌的概率進行計算，概率越高，操作額度就可以越大；相反，概率越低，則說明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不高，短期操作就要非常謹慎了。

文本分析范文第5篇

物理教材 科學方法 顯性化 文本分析

一、問題提出的背景

我國物理新課程不僅重視幫助學生掌握物理知識，而且越來越重視學生對科學方法的掌握。為此，近年來有很多關于科學方法顯性化的研究和呼吁。所謂科學方法顯性化是教材在隱性使用科學方法建立物理知識的基礎上，通過標示所使用的科學方法、對科學方法的內涵進行闡述、組織學生使用和訓練科學方法等手段，更加明確地、顯性化地進行科學方法教育，引導學生掌握科學方法。

那么，我國物理教材在科學方法顯性化表征上做得如何？有哪些經驗和不足呢？對此，本文進行了教材文本分析，我們相信該研究對于教材的編寫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二、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高中物理教材必修1、必修2和選修3系列為研究對象，共計7本教材，分析內容包含前言、各章節及習題等部分。

2.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編制數據分析記錄表、對照分析教材進行統計分析。

首先，確定科學方法的種類。文獻研究發現，科學方法的分類標準不同、類目多樣，本文主要參考邢老師的分類方法，并考慮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做了補充，如在一般科學方法中加入科學探究法，在實驗方法中加入近幾年教材中新出現的計算機模擬方法，最后，一共解析出24種基本的科學方法（參見表3第一列）。

我們對這些科學方法查閱大量資料，以確認其準確、全面、相互不交叉（即不出現一種具體的操作被歸入兩個科學方法的情況）、定義規范、方便理解[1]。然后，我們以這些科學方法為指標對物理教材進行分析以確定每一類科學方法出現的次數和顯性化程度，尤其注意在物理知識點的建立、引申和擴展中，以及“鍵”（知識點與知識點之間的連結處）位置[2]等要點處確認科學方法使用情況。

其次，確定科學方法的體現方式和顯性化水平層次。教材在處理物理知識時會體現相應的科學方法，通過文獻研究和預調查，我們發現有以下四種體現方式：滲透使用，教材在講解物理知識時滲透某種科學方法，但不明確指出其名稱、不進行解釋說明，該方式只是隱性使用，并沒有進行顯性化處理;命名，教材明確給出該種科學方法的名稱;講解，教材解釋或講解該科學方法，如解釋科學方法的內涵、總結其特點、給出一般性定義、舉例說明、給出使用注意事項等，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組織使用，教材組織學生使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或訓練學生掌握該方法。

上述方式表現出的顯性化水平是不同的，我們把它們分為以下四個水平層次（見表1）：

表1 科學方法顯性化分層表

從表1可以看出：當教材只是隱性使用科學方法時，教材并沒有進行顯性化處理，稱為零水平層次;水平一層次是在使用該科學方法處理物理知識時明確給出名稱，但是不講解其內涵、不訓練使用該科學方法，需要學生自己體會總結或者查閱資料來學習，因此其顯性化水平較低;水平二、三層次的顯性化程度更高。本研究在解析教材時采用該指標體系來分析科學方法顯性化處理的方式和水平。

再次，編制文本分析表。本研究根據以上分析指標編制了“科學方法顯性化分析記錄表”（見表2）作為文本分析的工具。

表2 科學方法顯性化分析記錄表

最后，整體分析教材科學方法顯性化表征的系統性。循序漸進是教學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應該是評估教材編寫質量的一個指標。由于本研究涉及整個高中物理教材，因此，本研究可以對高中教材編寫的系統化進行分析。

3.研究工具的信度檢驗

對于本研究工具，研究者進行了信度分析，請三名物理教學論研究生分別獨立使用該工具對同樣的物理教材進行分析，發現三者一致性較高，按照“評分者信度”的計算方法，達到0.928，表明本研究工具具有較高信度。

三、研究發現

1.研究數據的呈現

我們對人教社高中物理必修1、2和選修三系列共計七本教材進行分析，整體數據如表3。

2.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統計表3，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各類科學方法在高中物理新教材中出現的總數目合計為950次，相比于高中物理知識點數量，次數非常多，表明教材編寫時重視使用和體現科學方法。

第二，從出現的次數來看，各類科學方法在教材中使用和體現的情況差別很大，直接定義法出現的次數最多（353次）。一般來說，當教材中出現新概念時，需要通過直接定義來進行解釋，該數據表明我國高中物理教材中出現的新知識是比較多的，教材信息量大。教材體現圖形圖像法的次數排名第二（100次），表明教材注重采用直觀、易讀的方法來展示物理內容。其次為觀察法（78次），表明教材在引導學生對生活現象、實驗現象的觀察、分析方面，較為重視。之后為歸納法（66次），表明教材比較注重引導學生思考、建構知識，逐漸改變了傳統教育過于注重直接講解灌輸的教學方式。隨后是比較法（46次），表明教材注重引導學生思考、辨析來建立知識。體現較多的其他科學方法依次是近似估算法（45次）、分類法（34次）、科學研究法（30次）、計算機模擬法（29次）和演繹推理法（27次）。

這10種方法的總次數占85%以上，說明教材編寫者認為這些方法是物理學中基礎的方法，應該進行一定的科學方法教育。

第三，從“顯性化數目”來看，較為明顯的依次是：圖形圖像法（42次）、科學探究法（22次）、計算機模擬方法（21次）、近似估算法（16次）和實驗驗證法（13次）。表明教材注重對這些科學方法加以顯性化處理，試圖引導學生重視這些方法。

第四，從“顯性化比例”來看，較為明顯的依次是：科學探究法（73.33%）、計算機模擬法（72.41%）、實驗驗證法（56.52%），其他方法，如圖形圖像法、近似估算法、理想化模型法、理想化實驗、控制變量法、比值定義法的顯性化比例都超過了25%，表明教材在使用這些科學方法時注意加以顯性化處理，試圖引導學生重視該方法。

第五，從“顯性化水平層次”來看，各類科學方法的顯性化水平層次是不同的。處于水平一層次的科學方法有2類，分別是理想化實驗法和歸納法，表明教材在使用這些科學方法處理物理知識時明確給出了這些方法的名稱，讓學生了解。處于水平二層次的科學方法有2類，分別是等效法和其他類別中的反證法，表明教材對這些科學方法直接進行了講解，這是在講解物理知識之外直接講解科學方法，便于學生理解該方法的內涵。處于水平三層次的科學方法有11類（參見表3第8列），表明教材注重組織學生使用這些科學方法來解決問題，這種訓練更有助于學生體會、應用科學方法。其中，科學探究法、實驗驗證法、計算機模擬法、圖形圖像法和近似估算法等科學方法在教材中是多次組織學生使用和訓練，表明教材更為重視這些科學方法的教育。

第六，從科學方法顯性表征的系統化設計來看，教材顯得比較弱。數據顯示有8種科學方法涉及到四個水平層次（參見表3），教材對此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循序漸進式或系統化的設計，主要表現在：先隱性使用、再講解該科學方法的內涵、然后再組織學生使用該方法。可以看出，這樣的系統化設計更有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該方法。

還有五種科學方法處于水平三層次的顯性化表征，教材多次要求學生使用這些方法進行學習活動，但是始終沒有講解這些科學方法的內涵。從系統化設計的角度來說是有不足的，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先給學生講解清楚這些方法的內涵，再組織學生使用更有利于學生掌握。

3.本研究的結論

通過對高中物理教材進行系統的文本分析，發現：我國高中物理教材在講解和建立物理知識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體現科學方法，蘊含著豐富的科學方法教育素材。從使用次數和顯性化水平來看，教材著重體現的十四種科學方法（參見表3）。教材采用滲透使用、命名、講解、組織使用四種方式來體現科學方法，其中，滲透使用只是隱性的，并沒有進行明確的科學方法教育，而后三種則是顯性化的表征。教材對不同的科學方法采用的顯性化表征方式不同、水平層次也不同，有些給出了講解、訓練使用等方法教育的設計，不過在系統化設計上還有不足。

四、本研究的啟示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物理教材中的科學方法種類繁多，在教材編寫和課堂教學時，可以考慮初中、高中、必修、選修等不同性質特點分出主次，對于各類方法應該區別對待。

第二，鑒于科學方法類目較多，在教材中體現的次數也非常多，建議教材編寫時注意提示師生，如可以在前言或者附錄中給出科學方法分類，以及重要科學方法，便于學生整體把握。

第三，對于一些重要的科學方法，如科學探究法、圖形圖像法、觀察法、歸納法、控制變量法等，教材應該加以系統化設計，從隱性使用、到講解該科學方法的內涵、然后再組織學生使用該方法，循序漸進、系統化的設計更有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科學方法。

第四，物理教材中蘊含著豐富的科學方法教育素材，應該引起教師的重視，教師在分析教材時不僅要重視其中的物理知識體系，還要善于挖掘其中的科學方法，重視科學方法的教育。

――――――――

參考文獻

[1] 肖驍，邢.高中《物理課程標準》中的科學方法顯化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