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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范文第1篇

關鍵詞：大學生；消費；消費心理；消費觀念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時代信息化的極速發展，當代大學生的人數日益增多[1]。在消費方面，大學生群體的消費總額越來越大，其消費心理與消費觀念對其同齡人群甚至整個社會群體的影響也越來越大[2]。因此，我們有必要去了解現階段大學生的消費情況，分析其消費心理，并隨時關注大學生消費理念的變化，加強探索其變化的原因，從而開展相關的學習指導，引導大學生們建立一個健康的價值觀、消費觀、人生觀。本研究通過對某醫學院校臨床醫學專業2009級大學生消費心理的分析研究，旨在初步了解當代大學生消費心理的特點，并探討其消費理念的影響因素，從而為進一步開展相關的消費心理指導提供依據。

二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整群抽取某院校臨床醫學院2009級臨床醫學專業全部420名本科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為2012年10月~12月。

（二）研究方法

采用橫斷面研究的方法，使用統一設計的調查問卷，遵循尊重、知情同意、保密的原則，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在班級內發放調查問卷，填寫完畢后，立即回收。

（三）研究內容

問卷包括：調查對象的一般人口學特征、消費行為及消費心理特征。

（四）質量控制

調查問卷經過反復設計、論證和修改，以確保問卷設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調查員為接受過統一培訓的大學生。調查問卷現場回收后，由調查小組負責人審核，對無效問卷進行剔除，對合格的問卷統一進行編號。

（五）統計分析

問卷經EpiDatav3.1進行雙機錄入，檢核、校對后，建立數據庫，用EXCEL2003和SPSS.16.0進行數據分析。

三結果

（一）一般人口學特征

本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420份，回收問卷417份，回收率為99.29％。剔除7份調查信息遺漏超過50%以上者，有效調查表410份，有效回收率為97.62%。男女性別比為0.63：1；漢族348人，占94.05％，其他民族22人，占5.95%；家庭居住地為城市的226人，占66.00％，城鎮的88人，占21.84％，農村的49人，占12.16％；學費為4800元者229人，占55.85％，5600元15人，占3.66％,16500元114人，占27.80％，其他情況為52人，占12.68％；學生家庭月總收入2000元以下者61人，占14.99％，2000～5000元者171人，占42.01％,5000～10000元者126人，占30.96％,10000元以上者49人，占12.04％；學生每月生活費800元以下者114人，占27.80％，800～1000元者139人，占33.90％，1000～1500元者118人，占28.78％，1500元以上者39人，占9.51％。（見表1）。

（二）消費心理的特點

本次問卷調查有5道題涉及到消費心理的特點。大學生在某項消費時，考慮價格高錢不夠用者110人，占26.89％；考慮該商品實用性者275人，占67.24％；考慮該商品的檔次16人，占3.91％；其他8人，1.96％。購買過程中，最注重產品的品牌有50人，占12.20％；最注重質量有270人，占65.85％；最注重外形美觀有53人，占12.93％；最注重價格的有26人，占6.34％；其他有11人，占2.68％。消費中對于”勤儉節約”的理解,贊成”勤儉節約”是一種美德，永遠不會過時，有177人，占43.48％；贊成一定范圍內可以提倡“勤儉節約”，有213人，占52.21％；贊成”勤儉節約”以前曾經有用，現在已經過時，有12人，占2.94％；其他選項6人，占1.47％。大學生的消費觀念中,選擇量力而行，不能入不敷出有330人，占80.68％；選擇不能只講吃穿，娛樂休閑也很重要，有37人，占9.05％；選擇只要自己喜歡，價格貴賤無所謂，有22人，占5.38％；選擇講究品味，追求個性，選擇品牌，有8人，占1.9％；選擇分期付款，超前消費，有2人，占0.49％；選擇有多少花多少，作月光族，有10人，占2.44％。在消費理念中，選擇物質者35人，占8.56％；選擇精神者78人，占19.07％；選擇物質精神并重者292人，占71.39％；選擇不知道者4人，占0.98％。（見表2）

（三）大學生消費觀念及其影響因素

消費觀念是指人們對待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導思想和態度以及對商品價值追求的取向[2]，主要分為理性消費和非理性消費。本次調查選取4道能夠反映消費理性與否的題目（消費時節省程度，支出的記賬頻率，生活費的分配規劃，盲目花錢的頻率），賦予分值總分Y，發現Y大小與人數呈正態分布趨勢，從而將Y分為二分類變量，0為理性消費人群（小于等于8分），1為非理性消費人群（大于8分的）。以消費理性與否作為因變量，探討消費理念與居住地，父親文化水平，母親文化水平，父親職業，母親職業，家庭月收入，月消費總額6個因素的關系。經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比較得出，家庭月收入、月總消費額兩項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家庭月收入和月總消費額亦是消費觀念的危險因素，OR分別為OR=1.279（95%CI：1.045~1.565）和OR=1.714（95%CI：1.415~2.077）。居住地，父親文化水平，母親文化水平，父親職業，母親職業，與大學生消費觀念無統計學關聯（P＞0.05）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3），最終篩選出月消費總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月總消費額為消費觀念的危險因素，OR=1.753（95%CI：1.399~2.198），居住地，父親文化水平，母親文化水平，父親職業，母親職業，家庭月收入與大學生消費觀念無統計學關聯（P＞0.05）

四討論

“消費”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廣義上指“人們為了滿足生產以及生活的需要，進而對物質資料消耗和使用，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而當代大學生的消費則主要指生活消費[3]。根據本次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本校大三學生家庭月收入大部分都能多于2000元，學生的月生活費平均在800至1000左右，其消費水平與2013年中國大學生生活形態研究報告中所提到的中國大學生人均月消費支出945.6元相符合[4]。在消費心理特點方面，大學生群體較其他社會群體有很大不同：他們追求個性，倡導新潮，具有較強的購買欲望，并在消費時會有情緒化表現[5]。根據本次調查結果，能夠體現出這些特點，并且我校大學生消費心理總的特點是：大多數大學生的消費重視產品的質量、實用性和價格，其消費心理是相對理性和成熟的；多數大學生追求物質精神并重的消費觀念。在消費理念方面，家庭月收入和月消費總額越高，大學生的消費理念表現為越不理性，這種現象可能與以下兩方面有關：首先，由于大學生處于較年輕的年齡階段，他們心理還尚不夠成熟，得到過多的生活費而缺乏有效的計劃和控制。他們會追求時尚而盲目消費，心理上的攀比趨勢會逐漸加強，因而造成不理性消費的觀念形成。其次，大學生的生活費大多依賴于父母，其經濟獨立性觀念并不強烈。家長每月給予的生活費相對穩定，即使出現不夠花的情況，父母還是會給予支持，這使得大學生形成了依賴心理。大學生在消費時沒有太大的顧忌，使得其經濟獨立意識薄弱，逐漸形成不理性消費的觀念。基于以上的結果，學校在日后的教學中，應加強對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正確引導，并培養學生們形成獨立經濟意識，合理計劃自己的消費支出，使大學生們的思想逐漸成熟，消費更加理性。

作者:李鑫 彭洪 張微 鄭曉榮 張琳 李彥坤 趙亞雙 單位:哈爾濱醫科大學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參考文獻

[1]林梅.當代大學生消費現狀調查,成因分析及其對策設計——基于S市若干高校的調查數據[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7(2).

[2]劉珺.大學生消費現狀的心理學分析——以中南大學為例[J].神州,2011,11:091.

[3]于霄鳴.消費的哲學解析[D].河南大學,2011.

新冠肺炎范文第2篇

關鍵詞：薪酬契約；運氣； 非對稱性； 股權性質； 薪酬委員會

作者簡介：韓金紅（1979-），女，河北深縣人，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新疆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公司理財與資本市場研究； 劉西友（1981-），男，山東費縣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會計學博士，主要從事公司治理與會計基本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4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2-0095-05收稿日期：2012-03-07

一、文獻綜述

薪酬契約是作為解決經理人委托問題的有效治理機制，對其簡單而過度地干預可能適得其反——薪酬管制不僅無助于高管與普通員工之間薪酬差距的縮小，而且可能迫使高管消極怠工偷懶成性、或者拆東墻補西墻以職務消費增長補償顯性報酬的減少。國內外學者針對上述復雜問題，從各種角度展開了分析，并試圖對其進行解釋。本文考察管理層權力理論對高管人員薪酬不降反升、升多降少現象的解釋力。

契約理論認為，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為了使兩者的利益一致，委托人應該將人的報酬與最終產出聯系起來，并設計一個合理的聯系程度，在滿足人激勵兼容約束和參與約束的情況下，最大化委托人自身的利益（holmstrom，1979）。然而，上述作用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薪酬契約是否有效，包括薪酬契約制定過程和執行過程是否有效。管理層權力理論認為，由于公司治理結構存在一定的缺陷，公司的董事往往遠離管理層，從而很難對管理層進行直接的監督，相反需要依賴管理層。這客觀上導致了公司管理層在很大程度上能影響甚至決定自己的薪酬。基于此，管理層有強烈的動機使得薪酬契約符合自己的利益，并朝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制定和執行。管理層權力理論在國際上正成為解釋高管薪酬水平、薪酬業績相關性和敏感度、薪酬結構及其變化乃至企業績效的重要變量。

從管理層權力理論出發，bertrand 等（2001）（以下簡稱bm）認為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實際上為高管人員贏得了為自身制定薪酬的權力，一方面是高管可以往董事會里填充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因為薪酬制定的復雜過程，使得管理者有機會對這一過程施加強大的影響。bm指出人們試圖通過高管薪酬的設計來解決契約理論，實際上高管薪酬自身就是委托問題的產物。此外，其提供的經驗證據證明高管薪酬與公司層面的業績相關，同時也與外生的客觀因素（如油價、匯率或行業整體業績）有關，兩位研究者將這類客觀因素定義為高管不可控的運氣。garvey等 （2006）（以下簡稱gg）則認為bm的結果可被解釋為高管因為承擔了額外的市場系統風險而得到了回報，因此其結論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結果才能予以支持。gg認為如果高管可以為自己定薪酬，那么只有在有利于高管切身利益即行業業績下降時才將行業業績作為基準。他們進一步區分了好運氣和壞運氣，發現相對于好運氣發生的情形（行業整體業績上升），壞運氣發生（行業整體業績下降）時運氣對薪酬的影響更小（壞運氣的到來會減少高管薪酬）。

本文沿用bm、gg的方法，以不受高管控制的行業整體業績作為運氣的變量，研究高管薪酬與運氣是否顯著相關，并進一步考察股權性質和董事會下屬的薪酬委員會對高管薪酬與運氣之間關系的影響。筆者研究發現，高管薪酬與運氣呈正相關，但這種關系呈現出非對稱性，即高管因為好運氣（行業整體業績上升）得到了額外的報酬，卻躲避了壞運氣（行業整體業績下滑）對其的不利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這種非對稱性只存在于國有控制的公司，但薪酬委員會的設立可以有效抑制這種非對稱性。

本文的貢獻在于在一定程度上

釋了金融危機背景下，盡管公司業績不佳，但高管薪酬水平卻只升不降、升多降少的現象。本文區別于bm、gg的地方在于：首先，由于我國股權激勵方式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我們以會計業績作為高管業績的變量，而沒有采用股票回報；其次，我們研究了不同股權性質下高管薪酬與運氣關系的差異；再次，在中國特有的政策環境下，檢驗了薪酬委員會對薪酬與運氣關系的影響。

二、研究假設

契約理論下高管薪酬被假定用以解決問題。根據這一理論，高管薪酬與高管不可控的但可觀測到的外部沖擊（本文定義為運氣）沒有顯著相關關系，如果將薪酬與運氣相聯系，不會增強激勵效果卻可能增加契約本身的風險。然而現實卻往往背離了這一理論。

管理層權力理論被越來越多地用來解釋與高管薪酬有關的問題。在一個沒有任何股東具有控制權的上市公司中，董事會中的董事也面臨著委托問題。這些董事自身的任命、薪酬以及未來的職業發展都可能與企業內的高級管理者緊密聯系，這使得在某種程度上董事與高管人員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一問題的存在破壞了董事會在解決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關系時所處的立場。同時，董事對高管的評價嚴重依賴于企業的運營信息，而這些信息恰恰都是由高管層下轄的財務和人力資源部門提供的。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即使面臨著市場壓力和法規限制，高管人員也會用各種方法從企業中獲取租金。bm、gg均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管理層權力理論的解釋力。據此，筆者提出文章的第一個研究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高管薪酬與運氣顯著正相關。管理層權力理論認為高管團隊有動機和能力為自己制定薪酬。gg發現高管人員的薪酬因運氣不佳而遭受的損失比由于好運氣而得到的收益少25 %～45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管理者權力分不開。他們同時認為，只有當有利于高管切身利益即行業業績下降的情況發生時，才將行業業績作為基準。在我國資本市場上，從高管大案要案頻發的現狀可以觀察到，高管的權力使得高管有動機也有能力為自己或高管團隊制定薪酬標準。所以，筆者有理由認為，高管薪酬與運氣的關系存在非對稱性，即壞運氣導致的高管薪酬的下降幅度要小于好運氣帶來的高管薪酬的上升幅度。據此，筆者提出文章的第二個研究假設。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壞運氣（行業績效下滑）導致的高管薪酬下降幅度顯著小于好運氣（行業整體績效變好）帶來的高管薪酬上升幅度。一方面，在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國有上市公司高管作為內部人對上市公司有很強的控制力，與非國有性質企業的高管相比，企業的興衰與他們的關系并不密切，因此國有企業的高管有能力也有動機自定薪酬；另一方面，具體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國有企業主管部門具有“獎優不懲劣”的傳統，國資委在《關于加強中央企業負責人第二業績考核任期薪酬管理的意見》中提出，企業效益下降，企業負責人年度薪酬（基薪與績效薪金之和，下同）不得增長，并視效益降幅適當調減；企業負責人年度薪酬增長幅度不得高于本企業效益增長幅度。這表明當公司業績下滑時，高管可能面臨的僅為薪酬不增，調減的幾率很小，而且要視不同情況適當調減。脫離國情的“天價薪酬”導致公眾的抨擊，政府出臺相關“限薪令”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薪酬契約是作為解決經理人委托問題的有效治理機制，對其簡單而過度地干預可能適得其反——薪酬管制不僅無助于高管與普通員工薪酬之間差距的縮小，而且可能迫使經理人或者消極怠工偷懶成性，或者拆東墻補西墻，以職務消費增長補償顯性報酬的減少，甚至走向貪污公財、挪用公款的不歸路。方軍雄（2009）從薪酬-業績敏感度的視角提供的證據顯示，中央政府控制的企業其高管薪酬具有“粘性”（其含義同于本文所表述的非對稱性）。業績型報酬除了會衍生出高管對業績指標加以操控進而實現個人報酬的最大化等機會主義行為之外，更為直接的是，高管可能以區分業績增減的情形來設計其業績型報酬合同以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最近公布2009年度財務報告的一家st公司，其2009年度發生巨額虧損2.9億元，但是高管的薪酬依然大幅增加，平均增幅為10.29%。據以上分析，筆者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

h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中高管薪酬與運氣的關系存在非對稱性。bm認為在公司治理較弱的公司，高管薪酬與運氣關系的非對稱性現象

更突出。與高管薪酬有關的公司治理措施方面，薪酬委員會的作用非常關鍵。2001年8月中國證監會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該意見第五條規定：“如果上市公司董事會下設薪酬、審計、提名等委員會的，獨立董事應當在委員會成員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2007年年報統計數據顯示：滬市上市公司中92%的中央企業建立了薪酬委員會。管理者運用權力自定薪酬的程度取決于薪酬委員會是否設立，以及是否有效發揮作用。所以我們預期，薪酬委員會的設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緩解國有企業中高管薪酬與運氣關系的這種非對稱性。據此，筆者提出第四個假設。

h4：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國有企業，設立薪酬委員會可以有效抑制高管薪酬與運氣關系的非對稱性。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

新冠肺炎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非現場監管；信息化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3 — 0157 — 02

隨著外匯管理改革步伐的加快，國家外匯管理局通過簡政放權，提高貿易投資的便利化程度，有力促進實體經濟高速發展。但由于目前市場主體的自我約束程度不夠，加之外匯管理的配套系統功能不強，造成外匯交易市場風險加大。目前，實現市場主體自主發展與外匯管理約束的和諧發展，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寓監管于服務之中，交易風險可控的外匯管理體系，在外匯管理的信息化，以及非現場監管智能化方面實現新的突破，才能不斷擴展外匯管理內涵，提升業務綜合監管能力，更好地服務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當前外匯業務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

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在向行為主體監管方向邁進，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建立一個符合“服務高效、監管審慎、風險可控”的外匯管理體系難度較大，主要問題是目前外匯業務監管系統信息化程度不高，在內部資源共享、外部橫向聯合、工作效率考核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一）各業務部門“獨立作戰”現象突出

由于歷史的原因，各外匯業務部門普遍存在關聯度不夠，數據共享不足，信息資源利用不充分的問題。主要表現是同一業務主體的資本金運用、外匯貸款、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由不同外匯業務部門采用不同的外匯監管系統進行管理，雖然經過系統整合，大部分外匯信息已實現共享，但利用率還不高，不能滿足主體監管需要。另外，結匯后人民幣資金流向、購匯人民幣資金來源的監管問題一直是外匯管理的“短板”，因為人民幣資金的使用往往反映的是企業資金的真實用途，監管環節的缺失制約了外匯管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二）監管的“不作為”現象較多

外匯業務監管系統在開發初期側重于業務辦理，其事后業務監管功能不能及時跟上當前職能轉變的需要，容易出現非現場監管功能弱化的現象。在此情況下，部分外匯指定銀行出于自身經濟效益等原因，不能嚴格履行“代位監管”的職責。主要表現是主觀上不作為，不能積極主動糾正或制止違規業務發生，甚至還有銀行業務人員“指導”企業或個人打政策球，為違規辦理業務提供方便之門。行業的不正之風會引起的“逆向淘汰”效應，嚴重影響銀行執行外匯管理政策的積極性。

（三）違規“成本”低影響政策執行力

由于目前缺少全國統一的違規責任追究系統，一些外匯違規信息不能夠及時準確曝光和處理，形成企業或個人的違規成本相對較低現象。例如，在個人外匯管理過程中，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分拆結售匯，針對出借個人年度結售匯額度的個人，雖然可以將其列入“關注名單”限制其再次辦理結售匯業務，但是對于我國大部分長期不需要辦理結售匯的個人來說，此種限制并無太大實際意義。不正常現象長期存在而得不到應有糾正，相關責任人得不到應有的懲戒，也就不能夠引起社會公眾的足夠重視，最終結果是導致外匯管理政策在執行效果方面打了折扣。

（四）資源共享度低影響工作效率

從近年發生的外匯違規案例看，很少是孤立發生的事件，辦案過程中往往需要多個部門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任務。外匯業務核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真實性”核查，業務人員僅憑肉眼審核紙質材料真偽的做法已不能適應當前信息化建設發展要求。例如，外匯管理部門經常需要審核企業提供發票的真實性，而發票種類繁多，且不是所有的發票都能在網上查詢到真偽，靠手工識別不但工作量大且效果難以保證，如果外匯管理部門與稅務部門實現信息交流則監管效率會飛速提升。

（五）績效考核標準不夠客觀公平

績效考核是績效管理過程中的一種手段，分為主觀考核方法和客觀考核方法。目前，針對外匯業務人員的考核主要采用主觀考核方法，由上級考核部門或同級紀檢、內審等部門根據一定的標準設計的考核指標對被考核者進行主觀評價，優點是靈活方便，而不足就是缺少了量化的指標體系，考評過程中不可避免摻加了考核者的主觀性和感彩，所產生的考核結果雖然能做到局部公正，但在有地區差異的大范圍內就會顯失公平，限制了績效考核應有的作用。同時，主觀考核由于量化程度低，其結果也僅是在本單位或一定范圍內公開，公開的信息完整程度也不夠，不利于其他人取長補短和共同進步。

二、信息化是提升監管水平的有效途徑

主體監管和分類管理是國務院對所有監管部門實施監管的要求之一。近年來，外匯管理在進出口收付匯核銷管理、外匯指定銀行分類考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實踐，受到社會和業內的充分肯定。而深度整合現有系統資源，是解決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各自為政問題的重要手段，是實施主體監管的重要途徑，是提升外匯服務質量的有效方法。

（一）本外幣應實現聯合監管

外匯管理部門可結合監管業務實際，將企業和個人正負兩方面信息提交給征信管理部門，并納入企業基礎信息數據庫管理。例如，個人參與分拆結售匯的不良記錄，可以影響其貸款、稅收、保險等額度的確定，那么個人出借個人年度結售匯額度的違規成本將迅速加大，從而警示個人遵守外匯管理條例，減少個人分拆結售匯行為的發生。實現本外幣聯合監管，不但可以豐富征信系統數據庫內容，為金融機構、借款人和擔保人提供信用信息服務，而且可以實現外匯局與人民銀行的信息共享，實現本外幣聯合監管，進一步促進涉匯主體的合法經營，維護良好的外匯市場經濟秩序。

（二）信息交流合作應成為主流

外匯管理部門應加強與稅務、海關、工商、公安等部門的溝通，加強信息交流，積極探索與其他監管部門的信息共享和政策聯動監管機制，積極爭取到在外匯管理過程中必需的被監管主體信息。隨著國內企業和個人對外交流活動的增多，外匯業務信息將深入平民大眾的生活，外匯管理工作跨部門交流合作會越來越多，建立定期組織的信息交流會議機制十分必要。同時，進一步發揮社會中介機構在監管信息披露、信用評級與咨詢等方面的作用，全方面、多渠道開展信息交流合作活動。而中介機構必須是按照法律法規、規章或受政府的委托，遵循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實施社會性、技術性、執行性、服務的社會組織。在信息交流過程中，充分發揮中介機構的服務、監督、鑒定、公證等功能，以彌補外匯管理部門在人力資源和相關專業技術方面的不足，更好獲得非現場監管所需要的真實、全面、客觀的信息和專業協助，為外匯監管工作提供客觀科學、準確的決策輔助依據。

（三）績效考核要實現信息化管理

為了提高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效率，可以根據工作實際，探索建立業務監察考核系統，對業務部門辦理外匯核準、審批的流程從始至終進行監控。基本做法是從各外匯管理部門業務數據庫中實時提取業務受理、業務核準過程、業務辦結情況等信息，按文件規定的辦理時限開始計時，臨近辦結日期進行提示，超過法規規定的日期還未辦結的進行督辦，對于未按規定留存相關資料、未按規定時限辦結且無正當理由的進行問責。評價的指標有人均業務量、人均業務辦理效率、轄區的各項評價指標的環比、同比，地區間的比較等。監察部門對業務部門的再監管及全系統的績效考核，必將推動整個外匯管理系統的服務效率水平提高。

三、綜合監管平臺是控制風險的有效工具

加強各外匯管理部門之間資源共享和業務合作，實現外匯業務的信息化是提高外匯管理效率的必由之路，而建立規范統一的綜合監管平臺則是其關鍵環節。

（一）強大的數據關聯度可提高分析功能

根據外匯業務的特點，利用現有的統計監測系統和數據綜合利用平臺，在已有的統計分析和監測預警功能基礎上，針對外匯資金流動特點，不斷加強相關業務數據之間的關聯。一方面，要與人民銀行各業務部門建立外匯管理本外幣一體化監管機制，打造本外幣數據綜合利用平臺，制定數據接口規范，實現業務數據實時關聯。另一方面，要發揮金融系統優勢，加強與地方政府的相關聯監管部門合作，進一步完善協調機制，增強在數據信息共享、情報交流等方面合作，進一步增強對涉匯主體的監管合力和威懾力。例如，提高數據關聯程度，就是要使同一企業的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外匯業務信息，不但可以在各自的業務系統相互鏈接查詢，還能實現本外幣一體化的業務總量和業務發生額的對比分析等，切實提高業務系統的綜合統計監測和分析水平。

（二）全口徑監管體系將提高“真實性”監測能力

綜合監管平臺要實現健全的監管體系，不但要有現行資本項目、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個人項下等外匯業務相關信息數據，還要延伸監測的范圍，實時監測涉及外匯業務的人民幣的使用情況、涉匯主體的經營狀況、高級管理人員基本情況等，從而構建全方位外匯資金流動監測體系，提高綜合監管分析能力。例如，1筆外匯資金，從匯入國內進行國際收支申報開始，經過劃轉、分拆、結匯等環節，到結匯變為人民幣，這一整條資金流向要全部納入綜合監管平臺形成完整的監控流程，而最終人民幣資金流向，往往是資金的實際流向。因此，通過外匯監管流程的進一步延伸，將極大提升外匯業務“真實性”監管能力。

（三）實時業務溝通協調能形成強大監管合力

隨著外匯業務改革推進，外匯局與銀行之間需要進行監管協調的工作越來越多，協調結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外匯業務監管合力強弱。各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主要通過外匯局提供的平臺進行溝通，隨著銀行“代位監管”職能越來越多，對外匯管理平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以個人外匯業務為例，目前外匯指定銀行在各自的電子銀行中設立了“關注名單”，列入“關注名單”中的個人將停辦其在該行的自助結匯業務，但各行的“關注名單”不能共享。外匯局利用綜合監管平臺將各家外匯指定銀行的“關注名單”進行綜合管理，同時協調各銀行執行統一口徑的“關注名單”，將會有效避免被A銀行列入關注對象而轉道B銀行再辦理外匯業務的情況發生。

新冠肺炎范文第4篇

三尺崗亭吟唱人生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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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不是一位詩人，不能用漂亮的詩句謳歌我的事業；我不是一位哲人，不能用深邃的哲理體現我的價值。我是長永高速公路一名普通的收費員，今天走上這個講臺，與其說是參加比賽，不如說是借這個小小的講臺說一說我們三尺崗亭酸、甜、苦、辣的人生。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曾用少女特有的夢想構筑過美好的未來。1997年畢業后我滿懷憧憬來到了長永管理處，誰知，不久就讓我嘗到了苦頭。

一次有個司機交費時，把本來是好好的十元鈔票，吐上一口唾沫交給我，我拒絕接收，他卻說：“這不是錢嗎？如果不收，我就沖過去了，莫怪我抗費。”沒辦法，我忍氣吞聲收下了。時隔不久，又有一個中巴車司機把車停到了我的收費窗口，手里拿著一張鈔票，晃來晃去，當我伸手接錢時，他猛地一下抓著我的手，并說：“美女，你長得這樣漂亮，為何到這里收費？不如在我的車上當個售票員，我保證你收入比現在高得多。”更有甚者，是我在馬坡嶺站收費時，一個當地司機橫豎不交錢，并罵我們要錢不要臉，揚言要沖我們的攔桿。我走出收費亭，一邊繼續給他講理，一邊用半邊身子擋住車子，但這個司機不管三七二十一，加大油門就沖過去了，我被撞倒在地，右臂鮮血直流……事后雖然逃費司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是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我開始反思，是不是走錯了道？入錯了門？工作的熱情明顯低落了。父母親得知后也想給我換個工作。后來領導找我談話，談了些什么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些大道理。不過這些大道理也管用，那確實，一個年輕人，哪能碰到一點挫折就打退堂鼓呢？經不住一點磨難還能取到真經？

不過讓我心靈受到震撼的還是我的一個同學從部隊回家探親。我們向他，你在部隊最高興的是什么？他說最高興的事就是見到人。哪一下我們懵了，我差一點說，我最煩心的事是見到人。還沒等我們回過神來，他解釋說，我守的那個山頭只有一個小小的崗亭，崗亭里就兩個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都是四目相瞪，太寂莫了，寂莫的會讓人發瘋！我們說，那你就早點回來吧。他笑了，只說了四個字：我是軍人。我知道，是軍人特殊的職業賦予軍人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使命賦予軍人特殊的追求。可我們不都是同齡人嗎？都是懷揣抱負的年青人嗎？況且，我們的崗亭不知比他那個崗亭要好多少倍，那么，我該怎樣在自己的崗位上擔負起責任？退縮，那無異于是戰場上的一個逃兵！

打那以后，我重新振作精神，把三尺崗亭當作磨練人生的大舞臺，我發誓不僅要做一名技術熟練、業務精湛的收費員，更要做一名傳遞溫馨、傳承文明的使者。

記得有一次，一位司機因不滿收費而故意刁難我，將車停在車道上不交費，還罵罵咧咧的，我面帶微笑，一次、二次、三次，一共六次向他敬禮，司機終于被感動了，不但交了費，而且還笑著說：“我算服你了，以后我再也不為難你們了。”還有一次，一輛桑塔納小車開出我們收費站不到20米，突然濃煙滾滾，我大叫一聲：“不好車子著火了！”我和幾位收費員急忙拿著站里的幾個滅火器，跑到車子周圍進行撲救，經過數分鐘的戰斗，火苗終于撲滅了，司機感謝不盡，司乘人員也連稱我們是英雄。

春去秋來，寒來署往，如今我在這個三尺崗亭已經十年了，十年，3650天，這樣的一次又一次不知還有多少。我和我的同伴就是這樣，我們用公平正義高懸利劍，用誠信友愛化解危機，為打造平安高速、和諧高速而默默地奉獻著。是啊，是單調了一點，是少休息了一點，是委屈了一點，然而我們說，值！

歌德有一句名言：“你若要喜愛你自己的價值，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小草被人歌唱，在于它奉獻一片新綠卻不求索取；青松被人贊美，在于它正直挺拔卻不擇地勢；蠟燭被人傳頌，在于它燃盡自己卻給別人帶來光明！他們都是奉獻者，在奉獻的同時，也得到了一份為人謳歌的價值！是啊，我們的小小三尺崗亭，它為國家聚集財富，為社會播灑文明，這不就是它被謳歌的價值嗎？朋友們，讓我們響應胡總書記的號召，牢記“八榮八恥”，努力凈化靈魂，在三尺崗亭里唱響更加輝煌、更加燦爛的人生！

謝謝！

[徐佐林修改]

新冠肺炎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司薪酬 審計費用

一、引言

近年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的研究中，對于薪酬政策的研究不斷深入，對其與某一具體影響因素及財務行為關系研究也進行了積極地探討。我國關于審計費用的相關研究發展較晚，證監會于2001年頒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范問答第6號——支付會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對于收費類型及其確定方式、披露格式等進行陳述，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財報中就會計師事務所的費用支付情況進行公告，同時企業內部審計委員會薪酬的規范也在逐步展開，由此，審計費用的各方面規則在不斷發揮作用。薪酬政策和審計是現代公司的兩個重要的公司治理機制，各自發揮不同的解決委托沖突能力，合理的公司薪酬政策對于激勵和保留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薪酬從來都是同社會的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相聯系的，相對完善的公司薪酬政策利于解決社會沖突，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成分較大，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更同管理層的政治前途有著密切的聯系。審計的開展是對被審計單位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進行審查和評價。對于兩個問題的關注都不斷得到研究深化，但是對于這兩者之間的交叉關系研究卻是罕見，大部分的學者研究沒有得出其顯著的關系，Engel（2010）第一次通過調查審計委員會報酬和審計費用將先前不同的文獻聯系起來。此后， Engel， Hayes和 Wang（以下簡稱為 EHW，2010）通過對審計委員會和公司審計費用之間的調查研究邁出了兩者聯系重要的第一步，并嘗試努力對薪酬政策的相互影響提供理論分析。根據委托理論，公司經理人和股東由于“信息不對稱”傾向于實現各自不同的利益函數，薪酬激勵政策可以使董事、監事、經理有足夠的動力來提高企業的治理水平，他們為了讓自身的薪酬水平得到更有利的保障，必然要求高質量的審計來驗證和強化管理，導致了審計費用的增加；同時股東方基于監督經營管理責任的完成也要求提高審計質量。雖然公司薪酬政策和審計費用之間的經濟聯系尚缺乏研究，但是兩者之間存在著聯系，本文從理論基礎和現有研究結論入手，分析其相互影響關系。

二、公司薪酬政策與審計費用研究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