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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語文教學；輔助手段；情感共鳴

誦讀教學在初中語文課堂上一直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在每一次語文課堂上利用好誦讀教學，這必須引起每一位初中語文教師的重視。古典詩詞的吟詠、經典散文的朗誦，每一次富有感情的朗讀都有助于學生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關于誦讀教學如何在初中語文課堂上合理運用，筆者有以下心得與各位教師共同分享。

一、提升自我誦讀水平

初中語文教師在課堂中承擔著掌控全局的重任，他于課堂上的一言一行都在無形之中影響著每位學生，所以，開展誦讀教學，教師朗誦的功力也必須深厚，這樣才能對學生進行有益性幫助。誦讀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種藝術，如果語文教師在誦讀方面工夫了得，可以對學生進行點撥，使學生在誦讀過程中對課文節奏、語氣、感情等方面的把握準確到位，他們的誦讀水平就會取得飛速的進步。這不僅會使學生喜歡上語文課堂中的誦讀環節，他們在課下也可以隨時隨地展開誦讀活動，閱讀各種各樣的經典美文，對于學生語感的培養、人文素養的提升都頗有益處。語文教師在語文課堂上飽含感情的示范性朗誦，在加深學生對課文理解的同時，也會使整個語文課堂更加富有魅力，能夠緊緊抓住學生

的心。

二、分類誦讀經典篇目

入選初中語文教材的篇目各種各樣，有抒情性的散文、有古樸典雅的文言文、有短小精悍的古典詩詞、也有哲理性的小故事等，每一類文章的誦讀要求都各不相同。語文教師作為學生學習的引路人和指導者，應該對各類文章的誦讀方法進行統一的示范、指導。例如，對于《天凈沙?秋思》這樣的小令，就應該讀出秋風蕭瑟的意境中，天涯游子內心的那種愁腸與落寞；對于《蒹葭》這樣的愛情詩文，就應該讀出追求者對心愛女子求而不得之后內心的輾轉反側、上下求索；對于《背影》這樣感情深沉的親情類文章，就應該讀出兒子對父親所持態度的細微轉變。每一單元的文章基本都是同一類型的，所以，語文教師在教學中可以對該類文體具體的誦讀方法統一指導。

三、有效利用輔助手段

現代科技的進步，也為語文課堂的高效與有趣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多媒體教學已漸漸成為語文課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動的畫面、旋律優美的音樂、翔實的寫作背景，這些都豐富了語文教學課堂。朗誦教學也在逐漸享受著這些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在《背影》誦讀中，深沉的配樂可以使作者的感情得到讀者的回應，這時一位技藝高超的朗誦者或許會使學生被深沉的父愛感動得淚流滿面，那么這節語文課的三維目標之一的情感方面的要求也就順理成章地達到了。多媒體教學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優勢是，語文教師可以在網上下載一些名家誦讀的段落，給學生作示范性的誦讀，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教師誦讀水平不高的缺憾，畢竟教師不是科班出身，無法與名家相媲美。在初中語文課堂上對輔助手段的有效利用，對于學生誦讀水平的提高益處多多。

語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也要使那些經典性篇目深入其內心，對他們的感情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誦讀教學則是一種雖然緩慢但卻非常有效的方式，所以，每個語文教師都不能忽略這項教學方式在語文課具體教學過程中的運用。初中語文誦讀教學在課堂中的合理運用，是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過程，教師一定要在各方面努力，讓學生愛上誦讀、愛上語文課堂。

唐宋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要學詞，先需讀詞。詞原是配樂歌唱的樂歌，所以讀詞要放聲朗讀，才能感受詞特有的節奏感、聲韻美，如果只是默念，就難以體會詞的聲情韻味。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早就說過：“讀詞不成腔，不能知詞之韻味，不能知腔調音節之要處，故必得讀之訣而后可。”

既讀詞，就要選擇好的詞集來讀。讀什么詞集為好？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的經驗是：初當讀選本，以博其趣；繼乃讀專集，以精其詣。然而，古今詞選，汗牛充棟，哪種詞集最適合閱讀？這要看哪種選本符合閱讀需求。要成為賞詞、講詞、作詞的行家里手，讀詞，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弄懂字句的含義、典故的來歷、內容的要點，更要了解詞人立意構思的巧妙、篇章結構的精密、表現技巧的高超。而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詞簡釋》能滿足這種閱讀要求。

《唐宋詞簡釋》選目精當。唐先生曾編纂《全宋詞》《全金元詞》，集宋金元三代詞作之大成。在飽讀二萬余首唐宋詞的基礎上，披沙揀金，選唐五代詞五十六首、宋詞一百七十六首，薈萃精華，兼收眾美。藉此一書，即可了解唐宋詞史上不同風格流派的名篇佳什。

《唐宋詞簡釋》解析精辟。與一般注釋音義、闡明詞意的選本不同，此書專講詞的章法結構、表現技巧。唐先生不僅精于詞學研究，也長于詞的創作。他早年曾覃思精研詞的創作技巧，寫有長篇論文《論詞之作法》，論述詞的字法、句法、章法，對足以傳神的虛字、妙在含蓄的代字、善于描摹的疊字、關乎音響的去聲字和單句、對句、疊句、領句等句法以及設想句、層深句、翻案句、呼應句、透過句、擬人句的藝術效果，結合實例，做了精到的分析。既有豐富的詞作經驗，又深入鉆研詞法詞藝，故《唐宋詞簡釋》分析詞的章法結構和表現技巧就駕輕就熟、切中肯綮。讀罷此書，即可明了詞中直起句、開合句、重疊句、問答句、轉折句、層深句等句法之奧妙，詞人敘事、繪景、言情、寫人之種種技巧，詞作上濃下淡、上盛下衰、上聞下見、上晝下夜、上景下情、上實下虛、上昔下今等章法結構。詞的審美層次、詞的藝術奧秘，一經唐先生揭示，都豁然明朗。

其書語言精美。每則講析文字，長則一二百字，短則二三十字，無不言簡意賅。讀此書，不僅可領略作者語言的精美，也可學會評詞論詞的諸多術語概念。

唐宋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目前學術界有關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晉文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有學者指出“魏晉之文”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文。本文對章先生的有關論述進行梳理，繼續探討章先生關于“魏晉之文”的具體論述。

關鍵詞：章太炎 魏晉 文

錢基博先生稱章太炎先生“論文，右魏晉而輕唐宋，于古今人少許多迕”①。先生認為章氏論文“主張回到魏、晉”②。他們的依據都是章先生《國故論衡?論式》中的兩段話：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

“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

陳平原先生認為“在章氏看來，漢文、唐文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魏晉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長于持論。”③在論述中，陳先生也引用了上邊的《國故論衡?論式》兩段話，作為例證。

本人認為，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關于魏晉之文的論述，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體；不應該把章先生的魏晉之“文”的特點擴大至魏晉的“一切文體”中，從而認為魏晉的全部文體都長于“持論”。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除了保存在《國故論衡》（1910年）外，還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講稿中：《文學說例》（1902年）、《文學論略》（1906年）、《國學概論》（1922年）、《國學演講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也需要研究這些文獻。

一、 文之論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的“論”體，上邊已有所論述。關于章先生推崇魏晉“論”文原因的分析，有學者認為章先生選擇魏晉之“論”，是受時代影響，“維護自己的論點時，穩而有法度，批駁別人的論點時，銳而有條理，理由充分，厚實勁健，這樣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爭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處社會急劇變化、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這樣一個戰斗的時代，特別需要犀利的辯論文章”⑤。本人認為，除了上面的一個方面外，這和章先生的小學素養也有一定關系。

章先生小學功底深厚，幼年就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學習小學，隨后章先生在詁經精舍學習七年。在詁經精舍學習期間，章先生雖然也向譚獻、黃以周、高學治等先生問學，但是對其影響較大的還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學注重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圣人之遺經”⑥。

章先生在《文學說例》中明確指出小學與文學的關系：“爾雅以觀于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言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于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隨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為正文……而施于文辭者，尤習用古文，而怠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然則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為工，質言為拙，是則以病質為美也”。

語言使用最早有本義，后因新事物出現，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詞，是謂假借，新詞義為原來字義的引申義。章先生認為引申義為“表象”，引申義為“病”，“斯治小學與文辭者所由忿爭互詬”。小學家所治，乃考據本義，古字已非今字，容易產生歧義，而古義與今義的不同，是引申義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現引申義，詞義相同，就不會難懂，也不會出現詞義上的紛爭。“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

《文學論略》中的“辭尚直截，尚無蘊藉”、“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學說例》中“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的延續。

如果將上邊引述的話與《國故論衡》中文學部分進行比照，就會發現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之“論”文，是其小學素養，修辭立誠、反對浮華思想的反映。立論要“本名家”，“不欲本縱橫”，反對“汗漫”、“蘊藉”（溫藉）、“興會神旨”等，這與其《文學說例》中的“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反對“病”、反對文中的“表象”有關。

二、 文之體

在《文學論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特其體裁有異，故所以斷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辭，體裁各異”，圖畫、表譜、簿錄、算草皆有其體制。在推崇魏晉之“論”后，章先生還是堅持“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故論衡?論式》中，章先生還分析了“論”以外的文體：奏、疏、議、駁、詔、冊、表、檄、彈文。在這些論述中，對漢代趙充國的奏評價較高，“探籌而數，辭無枝葉”。稍后章先生評論了晉朝的奏，“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寧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覆事情矣”，并沒有給予像魏晉“論”文那樣高的評語，也沒有介紹魏時期的奏。在論述時，對漢朝的表作出了較高的評價：“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不僅褒獎魏晉之詩，還對其他時期的詩有所贊揚。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漢《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聲熙熙，悲而不傷，詞若游仙，乃足以做將帥之氣，雖《云門》、《大卷》弗過也。”

“往者《大風》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項羽，未嘗習藝也，然其言為文儒所不能舉。蘇、李之徒，結發為諸吏騎士，未更諷誦，詩亦為天下宗。”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講到了“數典之文”、“ 習藝之文”。數典之文包括“官制”、“儀注”、“ 刑法”、“ 樂律”、“ 書目”。 “習藝之文”包括“算術”、“工程”、“農事”、“醫書”、“地志”等五類，所列書籍也并非只有魏晉時期。并且章先生認為這些典籍“文都佳絕”。

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對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種文體進行分析，在分析時，章先生只是說出每個文體的特點，然后舉例說明，并沒有明確的指出該文體中那個時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晉之文的論述。

三、 文之氣

章先生有從整體上論述魏晉文風格的論述，但是也兼顧其他時期的不同風格，并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有這樣的論述：

“自陸機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氣，到了他變成優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致，使人生的。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崇賈誼、太史公，把晉人的柔曼氣度掃除凈盡，返于漢代的‘剛’了。”

“明人稱‘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為唐宋文體相同。實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

我們可以體會到，不能說是漢代文學好，或是晉代文學好，因為“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

在《國學演講錄》中，章先生認為“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文不論駢散，要以氣骨為主”。章先生先以“氣骨”、“氣”來分析歷代文章。他認為“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他贊賞《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跡”，“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

歷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國勢與風俗，每個時期的國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氣也不同。章先生認為漢文的浩汗之氣和漢朝的國勢、風俗有關。“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將帥者，往往而有”，“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跡，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國學概論》一樣，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也沒有提出是“剛”好還是“柔”好，本人認為這個問題可能和中國傳統“剛柔相濟”思想有關，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待繼續思考。不過，章先生沒有明確表態，我們也就不能斷章取義，認為章先生推崇魏晉南朝的“柔”，而舍棄周秦兩漢的“剛”。

結語：

通過上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不能簡單地理解，應該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對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論述也會不同。章先生雖然推崇魏晉的“論”，但并不是愛屋及烏，由此推崇魏晉的全部文體，忽視其他時期的文體。（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注釋：

①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4月，第69頁。

②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黃山書社，1996年12月，第210頁。

③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頁。

④ 董國炎，《章太炎文學觀考辨二題》，山西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禮，《論章太失的文學思想》，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雜文》卷一。

參考文獻：

[1] 章太炎，《國故論衡》，[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2]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國學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紹虞主編，《近代文論選下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4] 鄭振鐸編，《晚清文選下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5] 湯志鈞 ，《章太炎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6] 謝櫻寧，《章太炎先生年譜彰摭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唐宋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關鍵詞搜索；主題詞索引；網狀結構；范疇索引

中圖分類號：TN9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9

文章編號：1672-0407(2012）05-052-02

收稿日期：2012-04-01

一、引論

目前國內的絕大多數電子文獻目錄都是按文獻物質形態或學科基本門類編排的，由于分類方式相對簡單，每個類別下的文獻數量數以千萬計，面對如此海量的數據不可能逐條查看并從中選取，因而用戶在檢索文獻時主要采用關鍵詞搜索或主題詞索引功能。

關鍵詞搜索具有多檢索途徑的優點，而且對讀者來說具有更強的適應性[1]。但由于同、近義詞、上、下位詞等語言現象的客觀存在，容易發生遺漏或誤中。例如某用戶想要檢索關于“文學與地理關系”的文獻，如果他僅使用“文學+地理”作為關鍵詞，檢索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將達不到要求。首先，關于“詩歌與地理”“詞與地理”“文學與氣候”等方面的論文很有可能被遺漏，因為它們使用的是被檢索詞的下位詞，普通的檢索程序無法判斷它們的關系，這些文獻將被排除在檢索范圍之外；其次，“天文學與地理”“水文學與地理”等與檢索目的無關的論文可能也會被命中，摻雜在檢索結果中成為冗余。雖然采用預處理技術可以部分解決該問題，但這類語言現象難于窮舉。

我國索引學的研究事業從1991年起一直處于快速發展狀態，到了2005年以后開始平穩發展，可以認為索引學目前處于大發展與穩定發展的過渡期[2]。前人提出要規范化主題詞，并確定一種或二種索引形式作為推廣或希望采用的形式[3]。囿于目前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發展瓶頸，主題詞的選定與核對需要專業人士手工進行，機器只充當輔助角色。而且確定了主題詞集合之后還要將文獻逐一著錄，其前期工作與關鍵詞搜索相比顯著增加。經整理后，文獻的后續利用非常方便，檢索時數據漏檢和數據誤中問題都能得到較好解決。我國現行的主題詞索引主要分為漢語拼音字順型和分類—主題詞型兩種[4]。

《中國分類主題詞表》（第二版）在中圖分類法的基礎上將主題詞排列成樹狀結構，是一個不錯的嘗試。但由于人力、時間所限，枝葉未足夠細化。該表目前主要被應用于出版社或圖書館的書目管理中，而對海量的論文文獻卻很少使用。原因有二： 1.在線數據庫已經有一個比較成熟的著錄模式，一般都是按照學科類別、發表時間、出版社、期刊等進行著錄，而《中國分類主題詞表》在其領域內又非強制實施，因而缺乏主動向其靠攏的向心力；2.客觀地說，該主題詞表的編制目的也主要是面向圖書管理的，從一開始就就對論文類的文獻缺乏足夠的考慮，這也使它的使用范圍僅限于書目管理。

因此，我們不僅希望主題詞索引能在現有的在線數據庫中得到應用，而且認為其分類層次應該而且可以得到細化和深化。

二、文獻的著錄形式

文獻著錄大體分為以下兩種形式：第一種是以文獻的物理組織形式為基本參考，可以稱為“物理目錄”或“載體目錄”；第二種是以文獻所涉及的內容為基本參考，稱之為“內容目錄”。

（一）載體目錄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談及某段文字的出處，通常的表達是“出自某本書的第幾頁第幾行”或“某本書第幾章第幾節”，如果更具體一點，這里的“某本書”還要細化為“某出版社哪一年出版的哪本書（書名）”或“××雜志哪一年第幾期”。對文獻的這一類信息進行著錄，就是本文提到的載體目錄。采用它可以方便地找到某段文字、某篇文章、乃至某本書的物質載體。

（二）內容目錄

這是從古到今一直在發展，尚具有長足發展可能的目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人類對自身知識體系的總結。

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編纂的《七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以文獻涉及內容為劃分依據的目錄。該目錄將天下文獻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個類別，為后世的目錄編纂工作立了很好的榜樣。此后出現的各種史志目錄和類書，可以看成是我國目錄編纂工作朝著不同方向的發展。前者以書籍作為基本著錄單元，而后者以文辭作為基本著錄單元。類書中使用的范疇劃分方法，甚至可以看成是主題詞索引的鼻祖。傳統圖書館書目的基本著錄單元為書籍和期刊發行本，對書籍內部，尤其是期刊內部分屬不同領域和主題的單篇論文缺乏專門的目錄整理，目前這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在線數據庫代工。如果要對單篇的論文進行編目工作，一種面向研究內容或研究主題的分類方法勢在必行。而且基于維護的便捷性、修訂的時效性考慮，最佳選擇是采用電子版，并首先將其應用到各大在線數據庫中。

三、網狀結構的范疇索引設想

本文提出的面向研究內容或研究主題的網狀范疇索引可以采用以下兩個步驟進行實施：范疇構建和目錄指派。

1.范疇建構：根據目前的人類知識體系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研究狀況，建立按層次劃分的范疇體系；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思維模式，或者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觀察角度，允許同時存在多個不同的范疇體系。前文提到的分類—主題詞索引已經初步形成范疇體系，但其層次劃分還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和深化。例如研究單個文學家族的論文，除了按其研究對象所經歷的朝代進行分類以外，還可以繼續按地理位置和宗族世系詳細劃分為：六朝-陳郡-陽夏-謝氏-謝混/謝道韞/謝靈運/謝惠連/謝莊/謝朓、宋代-四川-眉山-蘇氏-蘇洵/蘇軾/蘇轍/蘇過、明代-江蘇-蘇州-皇甫氏-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以這種方式劃分之后，知識體系能夠更加清晰、明朗。

我們在文學研究領域建立“宋代-四川眉山蘇氏-蘇洵/蘇軾/蘇轍/蘇過”的范疇體系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研究蘇軾的單篇標記到“蘇軾”這一范疇之下，它和另一范疇體系（例如：文學家-宋代-蘇軾）中的“蘇軾”是等價的。這些范疇體系除了具有傳統樹狀結構的優點以外，處于不同體系的某些范疇之間還存在等價關系，因而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網狀結構。這種網狀結構比單純的樹狀結構更接近人類大腦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模型。

2.目錄指派：指為諸文獻匹配相應的范疇類別。指派的過程，就是對某文獻進行范疇標注的過程。這一過程可以由文獻的管理者完成，也可以由文章作者完成，還可以由讀者在文獻使用過程中完成。

同一文獻可以同時匹配到不同的范疇體系中。以《唐宋詞樂的發展變化與柳永蘇軾詞》一文為例，我們可以同時將它指派到“文學詞學柳永詞研究”“文學-詞學-蘇軾詞研究”“文學-文學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蘇氏-蘇軾”“文學-文學演變-詞的發展-唐宋詞”等多個不同的范疇體系中。此外，應以最小類、即深度為最深的范疇為匹配標準。以《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為例，在“文學-文學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蘇氏-蘇軾”這一體系中，只需指派到“文學-文學家族研究-宋代”這一深度。

四、網狀范疇索引的優點

這一目錄結構有以下幾個優點：

1.對樹狀結構的主題詞索引進行了細化和深化，并提出網狀范疇體系，符合人類的知識結構模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關鍵詞搜索帶來的漏檢和誤檢問題，提高了檢索的準確性。

2.同一文獻可以分屬多個類別，而且同一類別可以出現在不同的范疇體系中，這更符合文獻的自然屬性。雖然每一種文獻都有它獨特的寫作目的和研究對象，但當它的內容涉及多個學科時，就顯示出了多面性。傳統的圖書編目工作中，跨學科的著作難以歸類，傳統的解決方法往往是將該文獻著錄多次，這樣雖然解決了檢索的問題的，但卻給文獻數量的統計工作帶來了不便。而網狀結構的范疇索引的著錄工作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文獻進行的，不需要增加文獻的著錄次數，只需要給相應的文獻同時匹配多個范疇并標記之。

參考文獻

[1] 黃萍莉，關鍵詞索引與主題索引比較研究[J]，辭書研究，1994年第02期

[2] 邱均平，樓雯，我國索引研究二十年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索引學會成立20周年(上)，《中國索引》，2011年第4期

唐宋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眾所周知，文學創作是和創作主體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現了創作主體對客觀世界的審美體驗和認識。從古至今，創作主體在整個文學創作活動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古代文論始終將對創作主體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討創作主體的德才和學識、情操和稟賦等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這些因素與作家創作的關聯性與復雜性。本文集中探討的是中國古代創作主體的人品與文品的具體關系。“文德說”是中國古代作家論中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命題。它的實質是說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決定文學創作成就的高低，這在文學史上確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先秦開始一直為歷代文論家所重視并且不斷地加以發揮，“德”與“文”的關系隨著其內涵的發展也是在不斷地演變。

“文德說”就其源，起自先秦時期的言、德之論，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這里的“文德”，不是專門針對文人而言的，不專指作者，而泛指一種美德。《禮記•表記》中說“君子恥有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辭第二的思想，又強調了德、行、言必須統一。雖然“文德說”在先秦并不專指文學，卻對后世文學主體論的“德”與“文”的關系發生了直接的影響。漢代王充在《論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確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說：“《易》日：‘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日：‘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以文為操”，就是以禮樂規定的文飾為儀表，而這種禮樂規定的文飾是合乎道德規范的。在《書解》篇中又說到“人無文德不為圣賢”。這里將道德和文章看成一體，當然這一命題也引起了后世批評家們的爭議。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文人的感情意念通過文辭都充分表露出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文德”之論的文論家頗多。魏文帝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提出的“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成了一個時期評論文人無德或少德的理論依據。劉勰的《文心雕龍》除了有很多篇目論及文德之外，還有專篇論及文人品德，其論文人德行的專文是《程器》篇，借用《尚書•周書》上的比喻，說明人材要“貴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詞人那樣“務華棄實”，本末倒置，強調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養。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對于陶淵明的評價算是真知灼見，準確地論述了文與德的關系。陶淵明不僅詩品高潔，人品也一直為后世的人稱道，特別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蕭統不僅為他編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陶淵明的文品和人品，這也是歷史上最早的高度評價陶淵明詩品和人品的論文。

唐宋時期，古文運動興起，主張“文以明道”、“文以載道”，強調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對作家道德修養的要求更為強化。唐代的韓柳及其門人對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層的論述。韓愈在《答李翊書》中從古文運動的角度，闡述了學習古文須以“立行”為本，而以“立言”為表。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說明只有“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進入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達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練程度，并且還要再修養若干時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寫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時代，文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等的觀點，尤以宋濂為稱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寫作要崇實務本，合義理、事功、文章為一體的主張，認為文章的成敗高下不能僅僅從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從根本上著手，十分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縱向觀察，中國古代文論家都把“文德”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主體論的重要內容，認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養好的人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對于進行文學創作的主體而言必須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樣對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積極的意義。

中國古代文論中所出現的“文品”、“賦品”、“詩品”、“詩格”等概念，實質都是與“人品”對應而言的，以“立德”為創作主體的首要條件，古代文學創作中對創作主體德行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論對主體性的深刻認識，對自身人格及創作的關系的認識。文學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評價它的作用和價值，既不能采取絕對肯定的態度，也不能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而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學創作的成敗顯然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畢竟會有一個主導因素制約著，創作主體的品格是絕不容忽視的，主體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預先規定了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創作主體借其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因此表現主體的情志、個性、理想，始終是文學創作的基本特點之一。所以古代主體論對作家品格的重視，成為一個良好的導向，這使得作家不斷地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表現自己高尚的情操，這對社會風氣的加強、文學的發展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過分強調“立德”的作用，而忽視創作中的特殊性，這將無疑會阻礙文學的發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來衡量一個人的創作成績，這也是極不公允的。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創作主體既要重視道德修養，又要不斷在實際中開闊自己的學識視野、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堅持不斷創作、重視創作中的文辭表達，只有將這幾者緊密結合，才有好的文章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