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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學范文第1篇

以“社會人”為出發點，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馬克思經濟學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從本質上可被看作是一種制度經濟學理論。對制度的研究是經濟學的重點，也是特點。他把制度看作一種內生變量，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分析框架，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邏輯主線闡述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變遷。在西方經濟學看來，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層建筑范疇，討論了它們與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他沒有對非正式制度下過定義，但其對經濟倫理、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項內容，在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體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質

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誕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較晚，它們都伴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作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人類在通過勞動能動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經常具有集體性質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協調集體成員內部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在原始社會，作為對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動是一種制約、凝聚集體力量的行為。馬克思還發現，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發展的前提條件，但非正式制度與生產力的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時候會滯后或超前于生產力的發展。如處于奴隸制社會的古希臘的生產力水平遠落后于現代資本主義，但其文化繁榮至今令人贊嘆。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的本質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他看到了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對非正式制度的決定作用，同時也強調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從根本上闡明了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例如，馬克思把意識形態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適應一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觀念的上層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徑在于實踐。他還認為道德是反映一定經濟基礎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行為規范，調節著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實踐中的各種關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經濟發展

馬克思把社會制度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表現為生產關系并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制度，第二層次是表現為上層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產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發展。二者互相影響，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遷。當二者相融的時候，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發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規范等積極作用；否則，非正式制度將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

1.3非正式制度變遷

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為了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來闡釋人類社會變遷的規律和演變走向。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承擔者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個體組成的階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處于不同利益群體的階級當中，這種矛盾主要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決，一般是革命式演變。人的全面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進步為核心要素的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原因是階級矛盾。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尋求人類社會整體制度變化發展的規律，說明經濟發展對制度變遷的作用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

2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以“經濟人”為出發點，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等為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主要采用以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闡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研究涉及多個學派，限于篇幅，每個學派僅選擇若干個代表人物的思想來介紹。在諾斯以前，已有多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個或多個方面，但是它們一般被隱含在對制度的研究當中。

2.1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受亞里士多德和休謨等人倫理、美德、仁愛和同情等思想的影響，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國民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將慎重、勤勉、節約、同情、良心和自愛等看作市場經濟秩序不可缺乏的倫理道德基礎，認為社會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結果。馬爾薩斯認為人類應該由擁有相同點的習俗和政府來管理。穆勒闡述了習俗、慣例對市場競爭、產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響。韋伯采用歷史演繹的方法論，闡述習俗、歷史、語言等非正式制度與體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其理論體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認為的虔誠是人們在感性層面的理性選擇，可以促進資本主義向前發展。

2.2新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認為經濟人是一種脫離現實觀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價格機制作為核心，采用邊際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論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馬歇爾較早意識到社會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經濟主體，彼此間信任程度較高，有利于實現高度合作，地區經濟發展是區域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合作的結果。

2.3制度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2.3.1舊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基于對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該學派主要采用進化論、實用主義哲學和歷史主義等方法論，強調“歷史演進”，重視資本主義體制內部不同經濟集團的利益沖突，看到了技術變化引起的社會、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變。作為社會心理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歷史是進化或演進的，受到非經濟因素制約的經濟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為“流行的生活方式”、“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等。他認為法律和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約束，思想和習慣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種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樣，經歷多個階段動態的且不可預期結果的演進。非正式制度不是個體選擇，而是歷史演化的結果。源于對人類習慣和本性的考察，他認為經濟變遷中以技術和利益集團對抗為主要原因的推動導致不總是向進步方向發展的制度變遷，改變了人類的思維習慣，思維習慣同時也反作用于經濟變遷。作為社會法律學派的創始人，康芒斯認為制度起源于強迫的社會關系和自我意識。他首次區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觀點來闡釋社會的各種經濟關系。他認為社會組織由多種交易組成，包括沖突、依存和秩序三個方面的交易關系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各種利益沖突只能通過法律制度得到解決。雖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但是他對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關注。他認為制度可以理解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指出傳統、習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約集體行動，并把美德和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關鍵。他重點探討了習俗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闡釋了集體行動控制力的執行者問題，當執行者改變時，制度變遷隨即發生。

2.3.2新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采用制度和技術二分的方法論，艾爾斯的工具價值理論強調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他認為科學事實指引的人的行為是理性的，而由過去的態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極影響。他認為制度的核心是倫理道德、思想習慣和文化傳統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們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產物，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非正式制度。各種非正式制度經過演變，會形成固定的文化。這種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術進步和源于文化、習俗的制度是社會中存在的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前者的影響更加深遠。技術發展推動制度變遷，但其中的關鍵應該是形成一種把技術發展看作經濟發展核心的新的思維方式。

2.3.3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濟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機會主義等假設，并以利潤最大化、主觀效用和博弈論等為理論基礎。該學派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構建一個立足經驗史實的理論體系，把技術、市場規模、人口和產品等外生變量看作誘因，認為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功利的結果，以此來解釋經濟績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但諾斯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產力技術分工經濟活動方式交易（費用）產權（制度）結構（生產關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稱非正式約束）的概念由諾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們在長期交往過程中無意識形成的行為規則，包含風俗習慣、意識形態、道德觀念等。他認為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以及實施機制共同構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產生和變遷的關鍵，人們的行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約，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主體是追求財富或效用最大化的個體，變遷的根本動力在于個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變遷，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長期性、漸進性、遺傳性等特征，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漸進式的，需要較長時間。因為作為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非正式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諾斯認為，非正式制度是路徑依賴的主要來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響下與現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努力去維持現狀，這是路徑依賴的兩個主要原因。諾斯和凡勃倫都認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遺產一樣被繼承或發展，這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面解釋非正式制度較難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較難變遷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諾斯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經驗學習、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為橋梁，探討了認知科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力圖分析人在面對不確定時進行選擇并經常相信自己的行為的原因。

2.3.4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諾斯意識到非正式制度的演進性質是制度變遷漸進性的主要原因，但是無法進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論思想，采用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論，對諾斯的研究進行了拓展，探討了文化傳統、路徑依賴和制度績效的交互關系，深入論證了非正式制度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他指出文化傳統、家族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會發展演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論視角，青木昌彥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區分界限，側重從非正式制度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系系統。”他把制度闡釋為參與人自發實施的在策略互動中選擇的內生變量，認為參與人集體修正自身的信念，他們的決策反過來也會反作用于制度。他還從理論、實證及政策等層面，闡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與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論證了制度在個人選擇與經濟運行中的作用。

3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比較及啟示

兩大理論體系不是對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處。比如說，二者都立足于現實，發現了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標都是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當然，二者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下面將選取幾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3.1比較

3.1.1方法論的比較

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邏輯-實證的動態經濟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認為非正式制度的產生與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的發揮，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交互發生作用的過程，其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技術進步，其理論體系具有相當的邏輯和深度。西方經濟學是在假定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對某些表象的、阻礙經濟運行的非正式制度進行修正，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預先假設若干既定條件，通過邏輯演繹，不斷修正得出的結論，以使其符合現實情況。這種分析方法難以從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發揮的動態、辯證關系，使其理論體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質和起源

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基于經濟利益對非正式制度問題展開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質的區別。馬克思把人看作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對個人物質利益的科學規定與現實分析，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并非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其所處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約。因此，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其本質是適應一定生產力層次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西方經濟學脫離社會現實，把人界定為抽象的、單個的經濟人，僅僅偏重個人對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積極追求，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是歷史演化或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西方經濟學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理性選擇或歷史的演化，其本質是追求自由和個人主義的規則或契約等。

3.1.3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

基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價值和剩余權均應歸屬于勞動者擁有；基于邊際效用價值論，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本、勞動力、土地和企業家等要素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剩余權應歸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擁有。兩個理論體系反映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和差別。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并把人的全面發展看作非正式制度變遷的終極目標，以此得出社會發展變遷的規律和走向。西方經濟學把效率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認為非正式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結果，顯得比較膚淺。

3.2啟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補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礎，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發展的重要保障，影響和制約著非正式制度的變遷路徑和方向。經過變遷，有些非正式制度會轉化為“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會消失或繼續演化。除了“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還有一類是人們有意識地直接設計的“強制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約，共同作用于社會中的個體行為和經濟發展。當二者相容時，會約束、激勵個體行為從而節約交易成本，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將發揮消極作用，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中，正式制度變革一般通過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較快地強制實現，而非正式制度變革很難同步進行。當舊的非正式制度與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時可能較難融合甚至互斥，有時候舊的非正式制度甚至會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帶來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應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間的關聯性，在強制性的正式制度變革前構建緩沖機制，盡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時帶來的消極影響。

3.2.2積極推動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現實中，人并不總是單單追求利益，還追求在集體或國家中的認同與歸屬。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對經濟發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時候它是通過人在對經濟發展起作用。由于無形性、不確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非強制性的漸進式演變，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有時候會滯后或者超前于經濟的發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時滯和漸進式特點，一般來說，政府應該積極主動的進行引導，通過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資等途徑，促使一定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秩序的形成，提高社會成員的綜合素質，推動非正式制度變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要求，提高經濟績效。反過來，生產力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推動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3.2.3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廣泛存在，對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它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經濟功能的發揮一般要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并與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習俗、習慣等多個組成部分，它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恒定的而是動態變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總是積極的。如中國擁有豐富的非正式制度資源，歷來重視倫理道德、習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強調并引導個人對集體和國家利益的服從。直至今天，中國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勵個體等積極作用。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資源占有權力的差異等原因，政治或企業中的“裙帶”關系、不當的農村宗親觀念對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消極作用。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內涵、潛力，注意引導并發揮其積極作用，避免或減少其消極作用。

3.2.4借鑒兩大理論體系的科學之處，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理論基礎、方法論等差異，馬克思比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更具科學性和系統性。但是兩大理論體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為例，馬克思側重宏觀動態層面，忽視了微觀靜態層面，導致其分析框架的現實操作性受到質疑。諾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經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馬克思理論的不足。科學地評判、合理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有助于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4結語

馬克思經濟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邏輯起點;抽象勞動;人的本質

中圖分類號:FO-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460(2012)03-0026-08

馬克思經濟學范式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兩大理論體系的對立,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差別,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充分體現在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這兩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分歧點,充分吸收容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合理的基本內容,才能夠在西方經濟學本土化的重建中尋找到新的研究對象和新的方法論體系,經濟學研究才能解決時代所賦予的新問題。

一、經濟學邏輯起點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論體系,每一種體系都有各自的邏輯結構,因而必有一個邏輯起點。理論體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疇、命題等共同構建的完整的結構性知識,邏輯起點作為理論體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構成了研究對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疇,而且也包含了整個理論體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對于該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和基本的制約作用。

關于邏輯起點的特征,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曾提出三條質的規定性:

第一,邏輯起點應是一門學科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

黑格爾把最簡單、最抽象的“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所謂“純有”就是對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簡單、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這個概念可以看做是絕對物最初的、最純粹的,即最抽象的定義”。(1966:59)黑格爾以“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是與他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所分不開的。為了適合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方法的要求,開端必須是最單純、最抽象的東西。

第二,邏輯起點應揭示對象的最本質規定,以此作為整個學科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而理論體系的全部發展都包含在這個胚芽中。

黑格爾論述了邏輯學開端所包含的有與無的對立統一性,指出“純有”是有和無的統一。黑格爾說“開端包含有與無兩者,是有與無的統一;——或者說,開端是(同時是有的)非有和(同時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邏輯體系的開端中就已經存在,盡管還處于隱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狀態,但是已經蘊含了整個進程發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邏輯起點應與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起點相符合(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黑格爾在邏輯史上第一個提出了邏輯和歷史一致的思想,他說:“在哲學歷史上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也同樣是在哲學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不過在哲學本身里,它是擺脫了那歷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罷了。”(1980:55)黑格爾在論述了他的邏輯和歷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著特別提到了邏輯的開端,他說:“但這里須首先提出的,就是邏輯開始之處實即真正的哲學史開始之處。”(1980:191)

黑格爾認為必須同時滿足這三條規定性的范疇才能作為邏輯起點,這也是作為邏輯起點的基本要求。

對比分析黑格爾所提出的關于邏輯起點的三條規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條論述的是邏輯起點在學科體系中所處的抽象層次;第二條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關系的本質抽象一致性,即邏輯起點的抽象性應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應抽象過度;第三條則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歷史的社會關系的一致性,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應該看到,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邏輯學、哲學體系構建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是關于理論體系中邏輯起點的一般性特征的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眾所周知,馬克思就是從“商品”這個最簡單、最抽象的邏輯起點出發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利用商品作為邏輯起點展開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論述,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多樣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進而建構起經濟學全新的理論體系。置于經濟學研究的學科體系之下,關于經濟學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應該在黑格爾論述的基礎上,結合考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商品”作為邏輯起點進行理論建構的過程及經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關于邏輯起點的確立,馬克思認為,學科研究與敘述總體上應遵從“具體——抽象——具體”的邏輯結構。在具體研究中,馬克思分別采用了以本質抽象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

馬克思經濟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轉貼于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轉貼于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馬克思經濟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短期生產；長期生產；相融性

生產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和短期生產、長期生產概念是兩大經濟學體系中生產理論的基本概念。這兩組概念雖然在內涵表達和論證方式上有明顯區別，但這兩組概念所描述的生產形式在實現過程中則表現出明顯的相融性。

一、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生產剩余價值的相關論述

（一）生產剩余價值的兩種方法

馬克思說：“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絕對剩余價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相對剩余價值。”

（二）生產剩余價值的影響因素

1.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影響因素

關于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主要取決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長度一定在必要勞動時間以上，否則就不能生產剩余價值。馬克思認為，必要勞動時間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個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會縮短到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最低限度。同時，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無限延長。其最高界限取決于如下兩點：一是工人勞動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勞動日不能排擠恢復其勞動力的必要的休息時間。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還存在社會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滿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會生活需要。這些需要的數量和范圍由一般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所決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八章《勞動日》的第二至第七個問題中，馬克思論述了英國的工廠主對剩余勞動的貪欲、無法律限制的對勞動進行榨取的英國各個產業、日間和夜間的輪班制度，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為爭取標準勞動日而進行的斗爭。

2.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因素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要依靠與勞動力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相關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實現。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是通過單個資本家追逐超額剩余價值實現的。超額剩余價值，即是單個企業產品的個別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差額。這一差額的大小，取決于單個企業在生產工藝、技術裝備、管理效率等方面領先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業在以上這些方面越是領先于社會的平均水平，其產品的個別價值越是低于社會價值，該企業所獲得的超額剩余價值就越多。隨著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于必要生活資料范圍、從而構成勞動力價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價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所以，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價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馬克思從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三個時期，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具體形式的演變過程。

（三）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之間的關系

關于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說，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般基礎，同時是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起點。就生產相對剩余價值講，工作日起初就分為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這兩個部分。為延長剩余勞動，就要以較少的時間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從而縮短必要勞動。生產絕對剩余價值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使勞動的社會組織和技術過程發生根本變革。

二、西方經濟學關于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的相關論述

（一）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的含義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著作《經濟學》第二編《微觀經濟學：供給、需求和產品市場》第六章《生產和企業組織》中，對短期和長期做了如下的定義：“考慮到時間在生產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區分兩種不同的時期。我們定義短期（shortrun）為這樣一個時期，在該時期里，企業能夠通過改變可變要素，如原料和勞動，但不能改變固定要素（如資本）來調整生產。長期（longrun）定義為一個足夠長的時期，以至于包括資本在內的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得到調整。”

（二）短期生產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短期內，固定投入要素不變，隨著可變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會出現產出的邊際收益遞減現象。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表明，當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時，伴隨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續增加，新增加的產出越來越少。或者說，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時，伴隨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續的增加，其每一單位要素投入的邊際產量將減少。同時，薩繆爾森也承認，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一條可以被廣泛遵守的經驗性規律，而不是一種普遍真理。在論述短期生產時，薩繆爾森以日本的鋼鐵生產對于需求變動做出反應的可能方式為例，說明了短期生產的具體形式。譬如說“日本鋼鐵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爐生產能力的70%。現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亞的地震導致鋼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為適應鋼材的高需求，該公司當然可以延長工作時間，雇傭更多的工人，發掘工廠和設備的最大潛力。凡在短期內能夠得到調整的要素都稱為可變要素”。

（三）長期生產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長期內，當各類投入要素的數量增加時，會引起生產的規模報酬問題。所謂規模報酬問題，即是“投入規模的增加對產出量的影響”問題。薩繆爾森把長期生產的規模報酬問題區分為三種情況：1.規模報酬不變，所有投入的增加導致產出以同樣的比例增加；2.規模報酬遞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導致產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規模報酬遞減，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導致總產出以較低的比例增加。薩繆爾森分析了在長期生產中，引起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技術變革。薩繆爾森說：“自20世紀初以來，經濟史所記錄的美國的總產量的增長幅度超過了10倍。這其中一部分歸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勞動和機器。但是產量增長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技術變革”。技術變革是指生產勞務與物品的過程的改良，原有產品的革新，或者新產品的推廣。技術變革可以分為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兩種形式。前者是指對原有產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產技術，后者是指新產品或改良產品被推廣。并且，薩繆爾森認為，“產品創新比工藝創新要難以量化得多，但從長期來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經濟學》中，薩繆爾森同樣以日本的鋼鐵生產對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應為例，分析了長期生產的實現方式。在長期中，日本鋼鐵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產技術，鋪設軌道聯接，安裝計算機控制的系統，或者建造一個新的鋼鐵廠。當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調整時，鋼的產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會得到提升。最后，薩繆爾森概括了生產率、規模經濟和技術變革之間的關系：“生產率由于規模經濟和技術變革得以增長。規模經濟和大規模生產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成為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與短期生產、長期生產的相融性

馬克思經濟學中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問題，與西方經濟學中的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會生產的兩種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產絕對剩余價值與短期生產之間、生產相對剩余價值與長期生產之間，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響因素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一）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與短期生產的相融性探析

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現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要素的投入量。在實際生產中，這種生產方式是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增加雇傭工人的數量等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紀中期，這種生產方式是資本家提高產品數量，增加企業利潤的主要方式，也是企業間開展競爭的主要方式。由于資本家提高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增加其勞動強度會受到生理和社會因素的限制，所以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持續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傭工人的數量。企業所雇傭的工人人數，往往也成為衡量企業盈利能力和競爭地位的主要依據。在那些能夠很容易吸納勞動投入的行業，比如采掘業、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等領域，這一影響表現得最為明顯。西方經濟學中的短期生產理論，以與馬克思經濟學不同的話語體系再現了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薩繆爾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長勞動時間、雇傭更多的工人”為短期生產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短期生產的相融性表現在，它們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增加可變要素（主要是勞動要素）的投入而進行的生產。

（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與長期生產的相融性探析

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微觀基礎是單個企業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實現，來源與企業產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這一差額的大小，究其實質來源于企業的個別勞動生產率領先于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程度。單個企業個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同時發生。這就意味著，單個企業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從而整個社會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是以企業規模的擴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變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長為起點的。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和擴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固定要素投入規模的擴大，越來越依賴于采用先進的、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越來越依賴于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隨著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普遍的、持續的提高，與勞動者的再生產相關的生活資料生產部門，其產品的社會價值逐漸降低。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動者為自己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剩余勞動時間相應延長，從而全社會的一般剩余價值率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得以實現和增長。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的長期生產理論，不過是以不同的話語體系再現了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方式。在長期生產中，為了滿足市場需求的長期、持續的增長，企業會通過調整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量進行生產，以此獲得最大的利潤。長期生產的過程，既表現為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也表現為企業在生產中所使用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品、工藝的創新。薩繆爾森在其著作中例舉了日本鋼鐵公司通過“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產工藝，鋪設軌道聯接或安裝計算機控制的系統，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個新的鋼鐵廠”來滿足市場對鋼鐵需求的持續增長的實例。這一實例既體現了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也反映了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一實例既是企業長期生產的實現過程，也是企業通過提高自身勞動生產率獲得超額剩余價值，推動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過程。

可見，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和長期生產，都需要在較長時期內實現，都需要通過調整企業全要素的投入數量實現，都需要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中的有效應用實現，都需要通過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創新實現。這就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和長期生產的相融性。

四、研究啟示：實現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技術和具體方法層面的融合發展，是馬克思經濟學創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誠然，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明顯差異。就研究對象而言，馬克思經濟學把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西方經濟學把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為其研究對象。不過，在經濟學所涉及的研究范圍中，總會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疇、原理，兩大經濟學體系在研究這些概念、范疇和原理時，必然會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實上，部分國內學者已經注意到了兩大經濟學體系在具體的論證方法上的相通之處。遼寧大學楊玉生教授指出，在經濟科學中，經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疇，處理這些相同的范疇，就應該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楊玉生教授特別強調，就價格、利潤、工資等數量關系來講，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沒有根本的區別。

所以，從基本概念和理論，進而從具體的研究技術與方法上探索和論證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獨創。這種相融性已經在國內一部分知名學者中形成了共識。如果我們能夠以客觀的態度和開放的胸襟看待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兩大理論體系之間進行概念、范疇和具體研究方法的比較和轉化，就能夠在明確兩大經濟學體系在階級屬性上的根本區別的同時，對二者的科學性有更全面的認識。在這種認識的指引下，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主體，全面探索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共性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從而開拓和推動馬克思經濟學的創新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德）.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M].人民出版社，2008. 

[2]保羅·薩繆爾森（美），威廉·諾德豪斯 （美），蕭琛 主譯.經濟學（第17版）[M].人民郵電出版社，2007. 

馬克思經濟學范文第5篇

馬克思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全部經濟理論都建立在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這一理論通過說明什么是價值、價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勞動形成價值、這種勞動為什么要形成價值、如何形成價值等根本性問題，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是以商品貨幣開篇的，通過對商品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性質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使得勞動價值論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現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物。”，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商品的交換過程就是讓渡使用價值和實現價值的過程，具有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換，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個共同物，即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抽象勞動。正是這種勞動構成商品交換的基礎，體現著交換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與商品二因素相對應的是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由此我們認識到，生產商品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統一：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二者是同時進行的。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建立，科學地解決了什么樣的勞動創造價值、怎樣創造價值的問題，解決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的問題。勞動二重性理論，是理解經濟學的樞紐。

在從質上研究了商品后，馬克思又從量上了研究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揭示了商品價值量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勞動的自然尺度是勞動時間。生產同一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是有差別的，所以計量商品價值量只能使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微觀上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指生產一個商品的時間，從宏觀上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指生產這種商品的總量時所需要的時間。同時這個價值量不是一成不變的，“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商品的價值形式和貨幣的本質問題也是勞動價值理論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內在價值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得到表現。馬克思把交換價值作為價值的表現形式進行分析，揭示了內在于商品的價值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價值形式是如何發展的，貨幣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貨幣的本質是什么。

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

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葉，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發生了“邊際革命”，這標志著西方庸俗經濟學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的發生有其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政治上為了抵御工人階級的威脅迫切需要一種理論對抗馬克思經濟學，尤其是反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經濟上的原因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研究市場機制謀求經濟效益的需要。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為開端。理解邊際效用價值論對理解整個西方微觀經濟學有重要意義。

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

法國經濟學家孔迪亞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業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價值論，認為效用是價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費者因為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關于價值的決定，孔迪亞克認為，價值取決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決定價值的內容，稀缺性決定價值的大小。他還認為，一切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活動都創造效用，因而都是生產性的，按照這一思想，土地、資本和勞動都在生產中提供了生產，都應在共同創造的產品中得到其相應的份額作為報酬。

邊際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國經濟學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關于人類關系法則及由此導出的行為法則的發展》一書，建立了一套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消費理論。戈森認為人類行為準則有三個特征：功利主義，認定一切人類行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樂；強調消費和需求；運用數學方法，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各種理論結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結果，不借助于數學就無法判斷這些結果。戈森的消費理論有兩個基本要點，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遞減原理，認為隨著消費的商品數量的增多，雖然由消費產生的總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遞減。當商品消費量的增加未達到飽和點時，邊際效用遞減且為正數。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運用于消費行為而推演出來的。在收入有限消費欲望無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的貨幣所產生的效用等于別的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所產生的效用時，消費商品的總效用最大。在消費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不是總效用而是邊際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內容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石。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基本思想要點。

關于效用的本質、度量和比較。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效用是指商品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說，效用是指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所感受到的滿足程度。”“效用這一概念與人的欲望是聯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費者對商品滿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種主觀心理評價。”對于滿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并沒有給出準確的論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籠統地給出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兩種方法。效用度量問題是當代西方經濟學效用分析理論的一大難題。實際上效用之間是不能比較的，即使用序數效用論代替了基數效用論也是不能比較的。

關于效用函數理論。“效用函數表示某一商品組合給消費者所帶來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費者所獲得總效用的決定因素。效用函數理論認為所消費商品的效用量取決于所消費的商品的數量，消費者從所消費的各種商品中所獲得總效用等于各種商品的效用量的總和。

關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經濟學家利用邊際效用假說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實現效用最大化的條件、邊際效用與需求的關系以及邊際效用與交換的關系。在收入有限、消費欲望無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的貨幣所產生的效用等于別的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所產生的效用時，消費者的總效用最大。同時認為決定消費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邊際效用，而商品交換的均衡條件問題涉及到邊際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場商品交換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的基礎是交換雙方從買進的商品中獲得的效益大于賣出商品對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時市場交換便達到了均衡狀態。

作為價值理論的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而商品的價值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評價。該價值論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遞減法則基礎上的。邊際效用在量上與商品的數量呈反比，同時，邊際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為前提。

價值理論的比較與評論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個輕率的假定。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消費者從商品消費中獲得的滿足感，是一種純主觀的東西，這是無法度量的。與此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解決了商品價值量的計量問題：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無法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

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否則商品生產無法進行。對于這個問題，效用價值論認為，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對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勞動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轉移。至于他們認為的，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成功的解決了價值轉移問題。生產商品的活勞動創造新價值，物化勞動轉移舊價值，產品的價值由這兩部分組成，并通過交換得到實現，這樣生產和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

邊際效用價值論完全忽視勞動，極力貶低生產和勞動的作用，片面強調消費、需求、欲望和主觀心理作用。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它們在市場上和在整個經濟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消費是主要環節，生產過程僅僅起著從屬的作用。對于生產資料的價值決定，提出了“歸于論”，似乎生產資料本身沒有價值，只有消費資料的價值才能夠最終決定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格并不進入效用函數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價格是由效用函數推導出的需求曲線決定的，所以進入不了效用函數。但價格不進入效用函數說明價格不影響消費者對該商品效用的大小。這與事實上的消費決策是相違背的。消費者在做決策時不僅要考慮該商品的有用性，還必須要考慮商品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