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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論文范文第1篇

目前我國新聞學或者相近專業有600多個辦學點，根據各個大學的基本性質以及創辦新聞學專業的前提分析，我們可以把目前高校新聞學專業分成四種類型，這四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在實驗室建設現狀上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對技術和實驗的依賴性，因此實驗室都比較完備而且具有較大的規模。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聞學專業大多是依靠學校既有的相關的理工科專業，一般都比較注重實踐性，對技術性強調比較多。從實驗室建設角度看，理工科型學校各種實驗室比較完備，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聞學專業共享使用，或者適當改造適應新聞學專業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實驗室建設經費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領導經常接觸各種層次實驗室建設的報告，這種報告經常涉及到大宗的經費，相比而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使用的經費是相對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準。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但是由于過于依賴技術，他們能站在技術的前沿，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理論的把握。這應當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2.文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這種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一般最開始都是掛靠相關的文科專業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較濃厚，理論建設比較完備，科研上也比較突出。但是客觀地講，實驗條件是非常有限的。這一方面體現在文科型學校科研和教研經費相對有限，另一方面體現在學校始終把新聞學專業定位為一個文科型專業，在新聞學專業投入上相當有限。這使得新聞學專業在發展上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其實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資金辦好新聞學專業，還是可以產生相應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如果領導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將大有可為，我們將在后面做進一步分析。

3.綜合性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對于綜合性院校來說，后起的新聞學專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從生存空間上講，學校領導一般都會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當的物力和人力，這使得這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一般起點都比較高，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都會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國產生相應的影響。在這種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新聞學專業一般在理論研究和實務探討上能夠做到雙管齊下、齊頭并進，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4.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例如體育院校創辦的體育新聞專業、財經院校創辦的財經新聞專業、農業院校創辦的農業新聞專業、外語院校創辦的國際新聞（涉外新聞）專業等。這些新聞學專業創辦單位往往結合自身的專業優勢，將自身的專業和新聞學結合起來，打造復合型人才，在業界也有著較好的影響。因為要打造特色，學校也往往能夠在新聞實驗室建設上投入相當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相比較而言，外語學院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偏向文科性，有點類同上面談及的第三種情況。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能夠把自身優勢同新聞學結合起來，學生的就業市場一般比較廣闊。不過目前專業院校新聞專業存在的問題是，教師在教學時存在兩張皮的狀況，也就是懂新聞的老師不太懂體育、經濟等專業，懂經濟、體育專業的老師又在新聞傳播方面少有研究，這一點是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投入上的思維誤區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在四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中，文科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相對來說是比較差的。例如場地非常有限，經費投入有限使得實驗器材相當短缺，實驗室也缺少專人管理，這已經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個瓶頸。

文科型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和相關人士存在相應的思維誤區有著密切關系的。根據具體情況，我們認為，這種思維誤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聞學專業作為一個文科專業，不需要有太多的實驗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聞學專業最開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創辦起來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圍的確為新聞學專業的成長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為這種情況，有些領導就認為，既然新聞學專業依托中文專業或者其他相關專業，就應該強調學生多寫多練，有相關人士就曾在公開場合這樣說過：新聞學專業是依托強大的中文系創辦起來的，你們應當發揮中文系的先天性優勢，讓學生勤寫多練，至于實踐操作，等他們到媒體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現在媒體雖然每年都會招聘一定數量的年輕人加盟自己的隊伍，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強調工作經驗，強調動手能力。試想，我們的學生一沒有工作經驗，二沒有動手能力，怎么找到一個好工作，繼而彌補自己在學校學習過程所存在的實踐操作上的不足？雖然我們在教學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虛擬性實踐操作環節，但是這只能相對緩解實踐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聞學專業投入大經費是否值得？

的確，對于一個學校來說，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師范院校應當堅持自己師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師范專業始終只能充當師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想法的存在，使得決策者在新聞學專業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們的考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全國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聞傳播相關的專業，我們的新聞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可能和別人競爭（何況有很多媒體寧愿招聘名校的非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的新聞學專業是不可能辦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們是以師范院校為主體的，各院系之間的老師許多時候還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聞學專業同其他專業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對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師范型院校，本來在教學科研經費上就比較緊張，沒有必要耗費太多人力和物力來將這樣一個專業做得非常好。正是這樣兩方面的考慮，學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聞學專業上。

三、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的產出分析

目前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風起云涌，很多學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強大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爭取使得自己學校的這個新辦專業能夠在同級同類學校中占據一席之地，進而在新聞業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決策者在思維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誤區，就會使得文科型新聞學專業發展相對艱難得多。

實驗室建設是新聞學專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實驗室辦好，學生才能學以致用，教師才能把理論闡釋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目前很多職業技術學院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很容易得到媒體的第一認同感就是這個原因（當然，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在媒體很快就顯示其后勁不足，這是因為理論功底過于薄弱所導致的）。因此，學校加大力度建好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將會產生比較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我們自己為例，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聞學本科教學單位，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性優勢，如果能夠抓住這一點快速發展，其未來前景將非常可觀。如果喪失這一最好發展時機，以后發展將會更加艱難。目前學校對我們新聞學專業的支持力度相對有限，最主要是在考慮實驗室建設的投入和產出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認為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是一個高投入，基本上沒有什么產出的“買賣”，在“教育經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今天，有這方面的考慮是應有之意。但是我們想說的是，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在產出上絕不是無所作為，相反，它極有可能產生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甚至是其他專業或者學科門類所無法替代的。

1.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新聞學專業雖然主要是面向內地招生（每屆五六十名學生中，海南籍的學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學生在海南學習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學生會把海口作為自己擇業的第一選擇地。如果學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學生在學校能夠把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加上專業教師和海南本地媒體的友好往來，我們的學生留在海南媒體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學生就業形勢好，這無疑成為招生宣傳的一張名片，會促使更多的優秀學生選擇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作為自己求學的地方，這樣海南師范大學的生源質量進一步提高，無疑會一定程度上提高學校的整體辦學水平。相反，假如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學生因為動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那就會相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些本來打算選報海南師范大學的學生會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與之擦肩而過。

2.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經濟效益

新聞學專業實驗室也能給學校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這也可以體現在幾個層面：

第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如果比較完備的話，學校各個層次的宣傳可以借助新聞學實驗室這一平臺得以完成。這樣，一方面給學生提供了很多實踐性平臺，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把理論和實踐結合，更早進入媒體操作角色，另一方面還可以節省不少經費開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體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這給新聞學專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方面，海南各媒體目前在設備上是非常緊張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和相關頻道或欄目合作，將部分制作場地搬至我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進行，收取相應的機器使用經費，這些經費一部分可以用以實驗室的維修和保養，另一部分可以進一步適當擴大實驗室規模。第二方面，國家廣電總局現在正在各級廣播電視媒體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離”的原則。這無疑給社會上的民營廣播電視機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相關的條件成立一個廣播電視制作公司，制作相應的廣播電視節目出售給廣播電視播出機構，這將是一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

3.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相關聯性

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事實上，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既能夠給學校帶來社會效益，又能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兩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們借助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立相應的影視制作機構，一方面給學校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如果我們能夠走出思維誤區，加大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的投入，新聞學專業是可以做大做強的，然后，新聞學專業將用其產生的巨大的社會效益和可觀的經濟效益來反哺學校。這樣，我們的新聞學教育才能真正實現投入和產出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發展的快軌道。

新聞學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密爾；自由主義；積極的自由；中國新聞實踐

一、密爾自由主義基本觀點及時代語境

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自由觀是西方理性傳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論自由》中強調了思想自由和個體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題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其言論自由思想的集中體現，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經典的關于新聞自由的辯護詞”。…對于思想討論的自由，他圍繞真理和真理的利益進行了辯護。首先，他認為這種自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保證；其次，這種自由是我們確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討論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變得完全、全面的條件。此外，密爾在書中還強調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他在把人的行為劃分為涉己和涉他兩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傷害原則作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的準則。他主張“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者”。

每個思想家都是他們時代的孩子。密爾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根本的轉變：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古代社會以縱向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等級次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正被現代社會水平方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密爾認為，當時世界上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即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不適當地延伸。經濟上，生產的社會化和有序性使得個人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個人獨立性開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貿易中變得重要起來。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權利，直接決定了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的新社會運轉的有效程度。因此，密爾深切地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的建立并不能“自動地”保護個人和少數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確地提出一個界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的準則。

由此，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指出“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把以往僅限于個人與國家間關系的政治自由擴展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他格外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對“多數的暴虐”和“習俗的勢力”有著高度的警惕和譴責。

相比之下，現代自由主義新聞思潮自傳人中國的那天起，就由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行著本土化改造。“立人”與“立國”，“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命題在五四以后的現代中國始終構成一對張力，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沖突也隨著形勢的變遷，跌宕起伏地拉鋸在現代報人的內心。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題是“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因其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課題交織在一起，故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外，還有“面對強權的”，而顯然后者的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自由主義新聞思潮雖歷經風風雨雨，但始終未能成為時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學者中村正直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由于種種原因，將“社會”譯成了“政府”，將“個人”譯成了“人民”，嚴重背離了密爾《論自由》的主題。而他的誤譯則直接影響到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密爾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問題，也變成了“政府”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密爾的“限制社會暴虐”主題，則變成了“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的問題，㈣致使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國一直缺乏正確理解的傳統。

隨后，由于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自由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被人們簡單地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加以拋棄了。這也影響了我們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實踐。

二、密爾的自由觀對當代有啟迪意義的兩個方面

當前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早已建立，我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在深人進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實。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當前我國市民社會日漸成熟，個人權利、民主、自由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當下的語境，認真解讀這份寶貴的精神資源對于當代新聞實踐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其中，密爾的積極自由思想和他對于自由討論的態度這兩個方面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

1．關于密爾的積極自由。

在新聞自由的理念認識層面，大多數人只看到密爾要求社會對個人實行最小干預這一消極方面，而忽略了密爾對于積極自由的論述。在下面兩個問題上，中國傳統思想容易形成認識誤區，應該厘清。

(1)自由是和社會聯系的，不是純粹個人的，因此贊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對“霸道的自由媒體”。

密爾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的，但他又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做了修正和補充。按照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最終通約成的簡單的快樂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樂，如何將這樣的快樂與共同體的福利聯系起來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而密爾通過修正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這一困境。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區別，而且還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僅僅從量上考察快樂的做法是荒謬的。人是具有高級官能的，不同快樂之間是不能通約的。精神的快樂遠遠高于肉體的快樂，所以，“做一個不滿足的人總比做一個滿足的豬要好些，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總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價值并不在于人與動物共有的感性肉體的，人有人的快樂。密爾承認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純真的私人間相互關愛的感情和對公眾利益真誠關心的感情。”而人類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就源于此，人類獲得一切高貴快樂的動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價值彰顯出來。因為個人最終的價值要體現在對社會利益的貢獻上，而社會利益的增長又源于全體精神的進步，精神進步的前提是個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擁有了自由，才會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會充分發揮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關愛他人、關愛社會中達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樂，并推動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以，社會幸福以個人幸福為基，個人幸福又以個人自由為基。密爾把個人自由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福祉聯系起來，從而賦予了自由以積極的意義。

正是在此基礎上，密爾從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發，明確了個人自由的限度。他進一步指出，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起來，統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國族的利害和意志時，國族無需對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政治權力不再是一種必要的惡，而是一種具有某種積極價值的工具，可以積極地發揮作用，擴大個人的自由機會，增強個人實現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論有礙于社會，則應對其加以限制。密爾的新聞思想其實已經包含社會責任理論的萌芽，對今天的新聞實踐有著重大意義。

我國長期以來的情況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錯誤地夸大了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也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推進自由的積極作用。有種偏激的說法就認為，新聞媒體和政府是天生的敵對關系，只有跟政府對著干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表現。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效應。就業、醫療、房價等多座大山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衍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些人將矛頭直指政府，導致政府的信譽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種對公權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權力的對立面，不加分析地“大聲疾呼”。然而應該看到，當理性思維受到情感的過度影響時，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言論自由不是新聞媒體的一己私利，不是隨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特別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簡單地視為言論自由。媒介不應拒絕政府合法、適度的干涉，在商業化的今天，新聞工作者尤其必須加強自律，謹守職業道德。媒體權力如果惡性膨脹，勢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媒介人員應該認識到新聞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進步和共同體福祉相聯系的，只有在推動社會真正進步的過程中，言論自由才能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個人積極行動不僅是權利，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因此，鼓勵張揚個性，反對“自由而沉默的大眾”。密爾不僅強調自由與權利，同樣也強調責任與義務。“凡顯系一個人義務上當做的事而他不做時，就可要他對社會負責，這是正當的。須知一個人不僅會以其行動貽患于他人，也會因其不行動產生同樣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要他為此損害而對他們負責交代，都是正當的。”

他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在密爾的理想中，新聞自由不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認為“至于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其實是一個樂觀的偽誤”，只是因為在悠悠歲月中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過迫害。而提出這些當時所謂的“異議”，“這乃是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對其同胞的重大服務”，對于公認意見有所爭議的人，“我們要感謝他們，要敞開心胸傾聽他們，還要為此而感到營晚，因為有人替我們做了否則我們自己也應當做(只要我們對自己信念的確定性或生命力還有所關心的話)而且做來還要費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流弊和個人權利意識的缺乏，我們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對于反抗政治強權的作用，卻忽略了個性自由對于自我發展的必要性和對于社會整體進步的義務所在。我們應該看到，個人行為自主原則不僅具有工具的價值，其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密爾認為，首先它是個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個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個人不斷的選擇中才能得到鍛煉，所以個人行為自主也是個體和人類的精神成熟和健康發展的條件。再者，個人行為自主也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相當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困難不在于達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們一般對于這個目的本身漠不關心。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們普遍地沒有個性，沒有表達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論自由就必定只能成為少數人的奢侈品，決不可能被全社會公認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如果政府鼓勵人們暢所欲言，人們說出的竟是同一個聲音，這樣的社會是多么可悲啊。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需要有個體性和自由精神的張揚。

所以，防止社會多數運用權力強迫個人的行動，只是保衛自由的消極一面。從積極方面講，還要鼓勵私域中的個人按充分張揚個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個社會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寬容程度，從而使個人生活沖破狹隘的政治維度，在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內多元地展開，開拓出人類更為豐富的生活維度。只有這樣，才能一方面防止權力對自由的破壞，另一方面又保衛了個人的活力和創造性，培養出真正全面發展的人，而全面發展的人反過來又成為捍衛自由的戰士。在《論自由》的篇尾，密爾就針對政府是否有必要為了人們的好處而替他們辦事或叫他們辦事提出了反對理由。他的《代議制政府》就是這一主題的進一步闡發：親身參與政府實踐，是個人教育的主要階段。

在維護積極的自由、鼓勵個性方面，新聞媒介應該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為公民教育的平臺，這所“沒有圍墻的學校”應該積極刊登一些開拓眼界、砥礪思想的材料。同時，它也應當成為公共論壇，承擔討論沖突的功能，鼓勵不同意見的交鋒。

2．激情、理性與寬容——密爾關于自由討論的態度。

在新聞自由的實踐操作層面，密爾在自由討論問題上提出了討論的態度和道德問題。這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聞界注意的。

密爾對于公眾討論應持有的態度，簡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寬容三個詞來概括。他說，要是反對者在題目上表現了任何強烈情感，攻擊有力而動聽，從而把對方逼得很緊，那不算是一種觸犯。日㈣相反，要是堅持一種意見，就必須把我們的情感投入其中。當我們真正執著于某種觀點時，我們肯定會憎恨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他寧愿要這種情緒，也不要冷漠的性情與意見。因為沒有某種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討論應該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則。下列一些錯誤做法是算得上觸犯的：“似是而非的進行論證、對事實或論據予以壓制、把案情的各項因素舉陳錯誤、或者把反對方面的意見表述錯誤”。還有一般所謂無節制的討論，“那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他并且特別強調應同等地建議雙方都停止使用它們，甚至應更多地反對得勢意見使用這些手法。最后是寬容。他在論證真理被壓抑時說到“為知識方面的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這一點源于他對思想討論自由原則的辯護。他并不要求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只要求我們試圖理解與容忍他們。

這樣的討論態度正是目前我們新聞媒體所缺乏的。如果沒有寬容，理性批評和合理責難的條件就會被摧毀。我們可能不贊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輕視別人的意見，也可能帶著激情爭辯、攻擊、拒絕與責難，但我們不能壓制或者傾軋異己意見：因為壓制和傾軋將毀滅善惡，這等于是集體性的道德與理性自殺。新聞報道與評論中不乏飽含強烈愛憎、吸引眼球的語句，但大部分卻是狂歡式的喧囂以及對于“對立人物”(社會公認的)群情激憤的口誅筆伐。而難以見到的是對于嚴肅的公共議題的平等理性的討論，難以見到的是對于思想信念的發自內心的辯護和思想碰撞的鮮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記者，其激情應該來自于對于信仰理想的忠實追隨，來自對于國家社會的“匹夫有責”，來自對于底層社會的“鐵肩道義”。這樣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爾說對于無節制的討論，“人們只是在對待得勢意見時要限制他們的使用，至于使用他們去對待不得勢的意見，則不僅不見一般的不贊成，而且還會讓使用者博得所謂真摯的熱情和正義的憤怒等類的稱譽。”糾㈣須知，在這樣一種集體無意識中，歧視就獲得了可怕的正當性，比如對馬家爵“殺人魔頭”形象的塑造。這也是媒體所必須警惕的假借公眾輿論實行的“媒介審判”。美國近年來閉庭訴訟案數量的上升也無不出于這一顧慮。

新聞學論文范文第3篇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新聞學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綜觀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針對新聞話語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聞寫作”、“寫作風格”等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和書籍，其實是關于新聞話語語言規則方面的研究。而對新聞話語的批判性研究又多側重新聞話語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從文化的角度認識新聞話語在社會認知、社會交往及社會權力等方面的功能。作為“語言系統與文化環境的交匯點”，對其研究不應該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為這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的。本文主要探討新聞話語的文化符號學向度。

新聞話語的策略性規則可謂多種多樣，因為題材與體裁的不同，以及傳播語境的不同，會側重于其中幾種策略性原則。

不過，記者運用此策略性規則而不是彼策略性規則，也有主觀因素的影響，即記者傾向于使用該策略性規則，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會自覺不自覺的與記者所在報紙的風格相符因為記者不能直接發表其新聞話語的文本，而是通過所在媒體機構的編輯。記者、編輯等都是新聞傳播者，因為“記者從事新聞報道，必須同他所工作的媒體保持價值觀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風格也多少代表著一個國家新聞話語的風格。

一、新聞話語的社會認知功能

（一）事實認知

提供信息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麥奎爾在《大眾傳播理論》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關世界上的事件和社會情況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報紙新聞也不例外。

在現實生活中，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個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發生沖突和變化。個體無法到達每一個現場，親眼見到或者親耳聽到事件發生的過程。但是，人們卻很關心個體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個體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們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聞則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因為新聞注重時效性，其在第一時間，傳播事件的最新情況因為新聞具有可信性，大多數新聞是客觀真實的報道因為新聞的可接近性，現代科技的發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復制成為一種可能……這些都使新聞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價值觀認知

受眾希望新聞能夠最大限度地提供有關事實的信息，并對該事實作出判斷，以實現觀望周圍的世界、并盡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動能夠適應周圍世界變化的可能。但是受眾又不滿足于新聞只是信息的載體，特別是當媒體數量激增、受眾越來越容易接近獲得信息的媒介時，新聞信息繁蕪而不易輕易作出評判。受眾開始依賴于媒體顯性的或隱性的觀點，新聞也就不再只是傳達信息的媒介了。新聞開始向個性化發展或者提供獨家報道或者提供獨到見解。這兩種形式都是實現價值觀認知的最有效形式，價值觀的認知即意味著對某一種觀點的認同。

二、新聞話語的社會交往功能

（一）內部社會整合與互動

我們己經了解到，新聞話語能夠實現人們對社會的認知，包括事實的認知和價值觀的認知。但是，新聞話語的社會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聞話語的傳播者還希望人們據社會認知而作出反應接受之。因為“告知和勸服是新聞話語傳播的兩個層次，前者要人們理解傳播者對某個事件或情境的敘述，……期待受者建立與敘述者所預期的一模一樣的文本再現情境模式后者則……期望將隱匿的言語行為獲得受者的接受，從而實現報道的價值和意義。”

（二）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交際是指通過解決跨文化交際中的矛盾與問題，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簡單地講，跨文化交際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之間的交際，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所發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際障礙，防止交際摩擦，拓寬視野、促進文化交流。

新聞話語通過不同形象的塑造，實現受眾對對象國的認識。這種認識將影響并引導受眾實際社會生活，或者以“競爭的態度”，或者以“敵對的態度”，進行跨文化交際。

三、新聞話語的社會權力功能

（一）新聞話語是權力的象征

從新聞傳播者個人來說，新聞話語對事實的傳播具有突出其中一個方面的特點就一個國家來講，新聞話語側重于某一類事實的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對受眾的影響是，“多數情況下，報紙可能不會成功地影響人們怎么樣考慮問題，卻能有效地決定人們思考什么問題。”

當社會中某一集團或階層掌握新聞這一媒介的時候，勢必會側重于報到有利于集團或階層利益的新聞事實或是不利于其他階級利益的新聞事實，作為“對新近發生事實報道”的新聞因此而傾向于對一定層面意識形態的提升。這種提升作用，使新聞話語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識乃至行為規范的能力。

（二）“話語權”與“話語霸權”

新聞話語的權力功能是指就新聞話語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的，容易與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現的“話語權”，也是當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應用的一個詞。

作者的理解是，話語權是指個人或集團發表意見、觀點的權力。也就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具有言論自由的權力。但現實生活中，言論自由的權力已被狹隘化在媒體上發表言論的權力。因為大眾傳媒以其廣泛的受眾和重大的影響力，成為發表意見或觀點的一個重要媒介，所以成為爭奪話語權的重要資源之一。

而在全球傳播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概念是“話語霸權”，即“當傳媒的話語權過度發揮時，其話語權就成為一種霸權”。這是因為一定的大眾傳媒代表著某一集團或階級的利益，所以該“集團的話語權”構建起傳媒的“話語統治權”，這種話語統治權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體的傳媒空間，并以其覆蓋能力，消解其他集團的話語力度。根據大眾傳播學的“知溝理論”，發達國家—如美國—在全球傳播中，憑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體資源，使新聞流通呈現單邊性，并因此出現新的殖民行為—通過新聞話語等大眾傳媒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

結束語

通過研究中發現，“新聞話語”的研究，提供了認識新聞及新聞傳播新的角度。作為語言系統與社會環境交匯點的新聞話語，必須遵守語言的構成性規則，如普利策新聞獎作品須遵守英文的語法要求，中國新聞獎作品須遵守漢語的語法規則，否則新聞話語根本無法傳播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屬性。一定社會文化下的新聞話語，也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以客觀的和發展的眼光對待兩種形式的新聞話語，才能促進文化上的心理認同，使新聞話語更好地建構一個文化上的自我，發揮其豐富的社會功能。

除語言學、文化學外，新聞話語的研究可能會涉及更多的學科知識，故已吸引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者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隨著越來越多學科知識的融入，也將不斷擴大新聞學的研究范圍，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1]姚里軍《中西新聞寫作比較》（第一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3月．

[2]俞香順《傳媒語言社會》（第一版）新華出版社．2005年3月．

新聞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媒介融合趨勢給應用型新聞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從媒介融合趨勢對應用型新聞教育的內在要求出發，探討現行新聞學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從調整課程體系、改進師資結構和實驗室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新聞人才的路徑和建議。

“媒介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興作業模式。在信息傳輸通道多元化的當代社會，“媒介融合”把報紙、電視臺、電臺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手機、手持智能終端等新興傳播通道有效地結合起來，資源共享，集中處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然后通過不同的平臺傳播給受眾。近年來，這種新型整合作業模式已成為國際傳媒業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趨勢亟需復合型新聞人才

媒介融合對整個媒介生態帶來顛覆性的變革，其中人才戰略是改革的重點。高校的新聞學教育，必須關注并適應這一變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廣博的知識儲備，不斷改革新聞學教育，培養適應未來市場需求的媒體融合復合型新聞人才。

追溯起來，用“融合”（Convergence）一詞來描述媒介的發展狀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媒體實驗室創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互聯網的日益興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這一術語逐漸成為描述媒介發展趨勢的通用概念。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現出多樣化的視角。這些研究可以說鋪展到了與媒介相關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涉及到媒介經營與新聞傳播的各個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論研究日趨繁榮的進程中，新聞媒體的媒介融合實踐也日趨興盛。2000年，美國媒介綜合集團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聞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國新聞界公認的進行媒介融合試驗最早的也是比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國、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多個國家的百余家傳媒機構都相繼開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與實踐，并逐漸形成國際傳媒業的新潮流。

國際傳媒業媒介融合理論研究和新聞實踐的發展，呼喚著復合型新聞人才。曾到美國作訪問學者的中國人民大學蔡雯教授，在總結美國比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聞傳播業需要兩類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體傳播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高層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編輯。[1]第一種人才很難通過短期培訓培養出來，只能在媒介競爭中大浪淘沙磨練出來。第二類人才的主要特點是技術全面，能夠同時為報紙寫文字稿件、為電視拍攝新聞節目、為網站寫稿。第二種新聞人才是可以通過系統的培訓培養出來的。新聞院校可以也應當承擔起第二種人才的培養任務。2005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世界上設立了第一個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專業。目前，美國很多新聞媒體、新聞院校和媒介組織都在進行這類培訓，讓文字記者學習攝影、攝像技術，報紙編輯學習音頻、視頻編輯技術和圖表制作等。力圖通過人才戰略的實施，在未來的傳媒競爭中搶占先機。

近十年來，國內媒介融合大勢乍起，但媒介之間的融合主要還是在報紙與網絡之間，廣播、電視與網絡之間的單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華社、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煙臺日報傳媒集團等先行者，開始進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與實踐，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他們在探索與實踐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復合型人才。

與業界的探索實踐相呼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學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學者首先向國內介紹了“媒介融合”的相關理念與實踐；2007年，南京大學金陵學院在全國首設新媒體專業方向，開展了媒介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踐；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合作，成立了我國高校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但是，與國外新聞教育的改革相比，國內新聞院系的改革相對比較緩慢。學界對是否需要從新聞教育的角度對媒介融合的趨勢進行回應，至今仍有爭議，主要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應該努力培養學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適應各種媒體的要求；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不可能培養什么都精通的人才，這樣會讓學生什么都會但什么都做不好。[2]總的來看，雖然還有研究者對媒介融合的人才培養目標持疑慮的態度，新聞教育界針對媒介融合趨勢的教學改革仍處于探索階段。但是，對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趨勢及早做出主動性反應和調整，在人才培養體系上未雨綢繆，終歸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做法。

二、現行新聞教育與媒介融合內在要求的不相適應

面對國際傳媒業方興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國現行的新聞教育在教育理念與新聞實踐上，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新聞教育要超前把握，開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須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勢，認真解析存在的問題，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決方法。

筆者認為，現行新聞教育實踐，在應用型專業技能教育與媒介融合教育的內在要求之間，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學生多技能學習與有限學時的矛盾。我國現行的新聞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體分專業進行專門性教育的學習方法。各新聞院系的學生，基本上是4年時間學習一種媒體的傳播知識與技能。要使學生畢業后適應媒介融合的工作環境，則要求他們在4年時間內掌握多種媒體的傳播知識與技能。如何處理好學習內容與學習時間的矛盾，是培養媒體融合復合型人才亟待解決的問題。精通某一媒體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涉及的內容很廣，既需要廣博的基礎知識和相關的專業知識學習，也需要專業技能的培訓與實踐。大學四年時間，要求學生掌握并精通紙質媒體、廣播電視媒體和網絡、手機等多種媒體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顯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現有師資隊伍與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老師的知識結構和綜合性媒介素養的差距。目前，承擔新聞教育的教師，大部分是從學校畢業后任教的。他們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單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識和技能，缺乏對多種媒介融合貫通教育的媒介素養。即使部分從媒體轉到院校的老師，此前的媒體實踐也主要集中在單一媒體，同樣缺乏綜合媒介素養。二是媒體的實踐經驗不足。大部分教師是從學校到學校，對新聞業界的現行變革狀況了解不夠，媒體實踐經驗特別是多媒體融合的實踐經驗明顯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師擔當的現行課程體系與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聞專業的課程體系，基本還是按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設置的。老師在教學中，也是按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進行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組織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與單一媒體實驗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聞實驗室依然是按照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分門別類地設置實驗室的，如攝影實驗室、電視非編實驗室、報紙排版實驗室等。媒體融合教育，要求實驗室的設置也能實現多媒體融合，使網站、音視頻、掌上媒體及傳統紙媒通過一體化的管理流程，實現多業態、多時段的生產、與運營，而不再是過去各種媒介各自獨立的實驗室。

三、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新聞人才的可行性路徑

未來媒體的主流傳播形態必定是多媒體融合的傳播形態，新聞學教育應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維定勢，主動適應未來市場發展的需求。針對現行應用型新聞教育與媒介融合教育內在需求的不適應，我們不妨變換一種思路，從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討應用型新聞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一）改革課程設置，變單一教育為全媒體教育

針對學生多技能學習與有限學時的矛盾，高校可以“一專多能”為導向，對新聞教育專業培養方案進行改革。在4年的大學教育時間內，可以讓學生集中精力學習和實踐某一媒體的知識與技能，對其他媒體的知識與技能則依據學生自己的愛好和可能，以選修課的形式，讓其選修涉獵。對“一專”的媒體，要求學生能熟練地掌握其專業知識和技能，達到“精通”的目標；對“多能”的媒體，則只要求學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曉其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大學一、二年級可以集中安排通識課程和專業基礎課程，并完成各專業的初步技能課程，使學生在入學之初，在培養媒介基本素養和綜合素質的同時，即對各媒體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樹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第三學年，則可以設置專業方向課程。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將來可能就業的方向，選擇專業。對所選專業方向的知識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設置相關課程和實踐體系。與此同時，以選修課的形式，讓學生對其他專業的課程進行選擇性學習，達到“一專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師的綜合素養，培養全媒體教師隊伍

要提高師資隊伍的綜合素養，當務之急，是要引導教師清醒地認識當前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培養超前把握的責任意識，逐步樹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礎上，要引導教師深入研究新聞業界的變革與發展。運用新聞學與傳播學理論，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論建構、技術支撐、體制架構和運行機制等，對媒介融合實踐進行綜合分析和理論歸納，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

針對媒介融合教育的內在需求，要充分發揮各位老師的業務專長，使其在培養學生“一專”的知識和技能上發揮作用。講授專業課的老師要有計劃地“走出去”，進一步了解當前業界的變革和發展狀況，及時將最前沿的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學生。與此同時，要大力改革新聞教育的課程體系。在大一、大二階段，可以嘗試在專業基礎教育上將各媒體打通，同一門課程試行多個老師講授多種媒體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課則要突出“精通”意識，引導學生在精通某一媒體的基礎上達到對其它媒體更深層面的認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體界限，構建以媒體融合實驗室為中心的實踐基地

要從媒體融合教育的需要出發，建成與未來市場發展相適應的全真教學實驗室。要大力開發基于全媒體資源庫的多種媒體業態融合的實驗室管理系統，使網站、音視頻、掌上媒體及傳統紙媒通過一體化的管理流程，實現多業態、多時段的生產、與運營，而不再是過去各種媒介各自獨立的實驗室。媒體融合實驗室要實現全媒體一站式全流程運作，以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媒體融合意識和操作能力。在教學實踐中，要努力把課堂和實驗室變成解讀與創新媒體融合的模擬試驗田，緊跟業界媒體融合的創新實踐，培養合格的“一專多能”型全才。以媒體融合為導向，培養“一專多能”式復合型人才，是新聞學教育亟待解決的課題。它期待著更多的探索與實踐進行破題攻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