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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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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23.4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試將其放置在古代文學背景中，旨在從其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梳理出其總體特征，于學理上探尋其自身的變異脈絡及與它時段文學的內在聯系，呈顯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發展歷程；文人集團

魏晉南北朝是指東漢建安年代到隋朝統一約 400 年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國家分裂，政局比較動蕩，以致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動蕩又導致了集團間的權利之爭，使許多有志之士懷才不遇，甚至遭受殺身之禍，是歷史上少有的恐怖時代。誕生在這一時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呈現出獨特的特征！

1 魏晉南北朝文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特殊的階級地位，使其擁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社會力量，他們壟斷政治，世襲貴族，這樣就造成了寒門庶族沒有仕進的機會，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這種社會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庶族強烈抗爭士族控制政治權利、傾瀉不滿的現象。

1.2 就思想狀況而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后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隨著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價值觀、生活觀，社會倫理觀不斷產生，哲學的本體論、思辯邏輯不斷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學、佛教和道教都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歷時約 400 年！

建安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開端，這一時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還有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描寫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為主，詩風大都慷慨激昂，悲壯但剛健有力，史稱“建安風骨”。

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學。這一時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處在魏晉換代之際的正始文學，被司馬氏掌權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響。這一時期的文人面對政治的黑暗，選擇了老莊的“無為而治”做消極抵抗，這一時期的文學也真實的反映了現實，只是與慷慨悲壯的建安文學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學大多是憂生的嗟嘆。

兩晉文學又分為東晉文學和西晉文學。

東晉文學時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在語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這一時期對門閥制度的抗議、寒士不平之鳴的作品尤其突出，成為富有光彩的亮點。東晉文學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園詩，山水詩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謝靈運和齊代的謝眺。最有成就的田園詩人則是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擅于從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詩意，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這個時期還出現出現了南北方發展不均衡的現象，這一點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體現，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摯純潔的愛情生活，風格清麗婉轉，而北朝民歌則反映著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深重苦難，風格粗狂剛健，這些都與當時南北方的社會現實有關。

3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

南北朝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文學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文人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文學創作的規律，也就是對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了相當的認識和把握，進入相對自由的創作狀態，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3.1 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地重要標志：

一般來說，所謂文學自覺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文學從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二是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和認識；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而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地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學開始脫離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轉為非功利的供人欣賞的藝術形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了個人的行為，可以自由的抒發生活體驗和情感，使文學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儒家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在此時幾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漢代的大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演化為抒情小賦，作家開始在小賦中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寫出了獨特的感情內蘊。

（2）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樣式趨于精致化。在這一時期五言古詩得到長足發展，并趨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體得以確立，并為唐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齊梁時期，更是創作出了一種新詩體即“永明體”，這種詩體是律詩的前身，梁陳時期出現的宮體詩擴大了詩歌的領域，體現了新的美學追求。

3.2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文人集團活躍：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普遍受到重視，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進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動，成為了一種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動，文人集團因此形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被后人稱道是建安時代以曹氏父子“三曹”為首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集團和魏末晉初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此外，還有西晉時候一權臣賈謐為首包括陸機、左思等人在內的“二十四友”、東晉時以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游、齊代的“竟陵八友”

還有梁代的帝王太子們各自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人集團，這些文學集團間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和演變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刺激了文學的興盛和發展，而且文學集團在舉辦活動中的相互影響，使文人思想發生碰撞。常常會產生新的文學思想，使文學風格多樣化，刺激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實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它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并且對后世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北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山東聊城252000）

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大體可分為碑刻、墓志、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北魏書法是一種承前啟后的過渡性書法體系，對當時的隋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主要對造像題記研究綜述。

一、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尤其佛學，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東晉以后，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于尺牘。南派以王羲之為宗，承江左風氣，多以書牘見稱；北派以索靖為宗，繼中原古法仍存隸意，以碑板見稱。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說的“魏碑”。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如宋代歐陽修在其著作《集古錄》一書中也有講到當時北魏石刻風格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再如近現代的步連生先生的《龍門北魏窟造像藝術探源》中就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等進行探析研究。以及1985年出版的董玉祥先生的《龍門石窟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與發展》也進一步講述了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并且由于北魏的歷史人文環境背景都可以在史書上得以考證查詢，故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并無更多的空間去研究探討。

二、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基本上就是關于一些宗教的文章。北魏時代，鮮卑貴族和親強地主大興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發愿的記錄一一造像記則應運而生。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法家、書法研究者的觀點基本一致。宋代書法家歐陽修在其書論《集古錄》中就陳述過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宋代趙明誠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文字內容也有所提及。以及后來清代中期的黃易、孫星衍等書家都對北魏造像題記中的內容文字有所研究。到了清代末期康有為著作的《廣藝舟雙輯》更是對北魏造像題記文字做了詳細的考察研究。我們的北魏造像題記也受到外國書法愛好者的關注，比如1907年秋，法國漢學家沙畹對龍門石窟做了調查，于1909至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國考古圖錄》，于第二卷中公布了大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圖片，并將550副造像題記的文字翻譯成法文，并做了考證。1902至1920年，許多日本學者也考察了龍門石窟，先后出版了一些綜合性圖集。于1941年出版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著作的《龍門石窟之研究》對前人對龍門石窟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并且公布了大量的照片、圖片、拓片、拓本并對各個石窟內容文字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到了民國時期，國內學者對龍門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關百益《伊闕石刻圖表》，該表收集了若干照片和拓片，并以簡要的表格形式進行說明解釋各個石窟的名字及其銘文，是近現代國內學者研究龍門石窟重要的參考資料。當然建國以來我國書法家、文字學家等也對北魏造像題記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探索，比如1959年出版的劉汝醴先生的《關于龍門三窟》，以及1985年出版的溫玉成先生的《古陽洞研究》和1987年出版的宿白先生的《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以及1985年出版董玉祥先生的《龍門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于發展》等都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有所講解，并且基本上講解內容都是佛教相關的文字且多為發愿祈福的文字。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并無過多的研究空間及研究內容。

三、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與其他魏碑比如墓志、碑刻等藝術風格基本相似的，但是造像題記更顯刀刻之美，更顯大氣磅礴之氣場。北魏書法風格主要體現它的金石氣并且書法中帶有漢隸韻律。

對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風格的研究歷史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清朝中期以前的書法歷史中，書法學習者并不把北魏碑刻尤其是造像題記作為學習效法的對象，當時人們并沒有發掘出北朝碑刻的藝術價值，直至清代中后期，北朝魏碑書法才逐漸發展起來。在清代中后期的阮元、包世臣等書法家開始著重的研究北魏魏碑的書法藝術，繼而研究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阮元所作《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均有提到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特點的描述。以及后來清代末期的康有為著《廣藝舟雙輯》中提出尊碑之說，特別尊崇北朝碑刻并且提出了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書法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現當代國內學者關于龍門石窟研究的代表性論文中，從書法角度對北魏造像題記進行專門研究的很少，但也有幾篇，比如孫貫文的《龍門造像題記簡介》、李玉昆的《龍門碑刻研究》等論文作品從書法的角度進行了初步研究。李玉昆主要對龍門造像題記、龍門碑刻的形制、書寫形式。刻工等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討。李玉昆還指出，龍門造像題記的刊刻是先在石頭上打上紅格子，然后再書丹，石工按丹書刻出，而格子有的刻出，有的沒有刻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刻出的紅格子已經不見，只見其文字。孫貫文在《龍門造像題記簡介》主要講到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題記著錄、錄文與訪拓，第二部分為題記中各種資料的說明。以上著作的觀點基本都是根據造像題記的年代背景進行藝術化分型，并且總結出的藝術風格基本一致的。簡單講就是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現代學者華人德在2003年上海書畫出版的《六朝書法》中講解了造像題記的刻工的文化背景，以及題記字體風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以整個北魏造像題銘書法藝術風格為研究方向并無多大的探索空間，但如果以一副造像題記為主體去研究其的書法藝術風格空間還是很大的。況且由于北魏造像題記碑刻有很多傳世作品并沒有人逐一分析研究，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單一作品進行書法藝術分析是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的。

由于本文選擇的題材涉及范圍過于廣泛，故文中涉及的書法家、學者比較多，所以并沒有把每一位學者著作觀點進行詳細的注解，只對重點觀點進行解析。

參考文獻：

[1]《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2]陳振濂：《歷代書法欣賞》，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

南北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大明宮； 地域性景觀文化； 高臺建筑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egional landscape,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that som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scenic spots have been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s and design of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al theory around Xi’an have been carefully observ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Xi’an Tang Daming Palace located in and its repair in protectio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books and articles.

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e; high-platform building

中圖分類號：P90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根據專家的分析和論證，未來西安中心城市發展模式為：“九宮格局，棋盤路網，軸線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間布局模式。其中“軸線突出”是指“長安龍脈”南眺終南山，北望渭水，是縱貫西安南北的一條城市主軸。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南望遠觀南山的巍峨。從大明宮含元殿到大雁塔這條盛唐時保留下來的南北軸線，在今天仍然作為西安重要的景觀軸線。

唐大明宮到大雁塔南北軸線示意圖

唐大明宮遺址保護圖

1 西安城址選擇的淵源

1.1西安地區的地形特點是東南高而西北低，與關中平原西高東低的地形特點略有差異。

1.1.1西安地區的城址選擇經歷了由西南到東北，又折向東南的轉移過程。

在地勢地貌圖上，我們可以發現，由于秦嶺山脈在西安城南折向東北去，造成西安地區的地形東南高而西北低。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發源于秦嶺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都受到了這種地形特點的制約，縱貫西安東南地區，趨向西北入渭。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區的平原，使其成為東南、西北向的長條形。

2 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

2.1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歷史

唐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龍首原上，在唐代是長安城三大宮之一。大明宮平面略呈梯形，面積約3.2平方公里。宮墻周長約7.6公里，四面共有11座門，已探明的殿、臺、樓、亭等基址有40余處。宮南部為前朝，以自南而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為中心組成。

大明宮北部的內廷中心為太液池，周圍有三清殿等多處建筑基址分布，內廷西部有朝廷宴會和接見外國使節的麟德殿。規模十分宏偉。199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2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構架

2.2.2麟德殿遺址

麟德殿位于大明宮西部，建于唐麟德年間。建筑面積達12300多平方米。遺址中出土大量黑色筒瓦，還有少量的琉璃瓦片。臺基周圍出土很多螭首石刻和石望柱殘塊。階道鋪有蓮花方磚，這是其他遺址所少見的。

2.2.3大福殿遺址

大福殿是唐大明宮內大型殿堂之一。殿址位于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內。現存夯土臺基東西長70米，南北寬50米，高約5米，總占地面積約11600平方米。

2.2.4凌霄門遺址

凌霄門亦名青霄門，是大明宮北墻偏西之門，位于玄武門以西355米處。考古探測為一個門道，距宮城西北角195米。遺址在炕底寨村東北隅。

2.2.5玄武門與內重門遺址

玄武門是大明宮北面的正門。位于北垣中部略偏西處，西距宮城西北角538米，東距東北角597米。在考古發掘之前，看不出門的形狀，只是在兩側有類似土丘的夯土基座。

唐大明宮宣武門復原圖

門址范圍很廣，發掘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玄武門只有一個門道，基座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34.2米,南北寬16.4米，兩側為高起的夯土門樓基座。周圍砌有磚壁，與門基兩端相接的一段宮墻。門東面保存最高處有3米，寬約5米，較當時地面略高。南面兩側鋪有蓮花方磚，與門道的磚壁及散水相連。玄武門以南的東西兩側是廊廡建筑，與南邊內重門相接。內重門在玄武門南20米，是與玄武門相對的一較小的門，門兩側筑有寬僅2米的夯土墻，向東西分別距20多米處北折與北城墻相接，即對玄武門呈環抱的形式。

2.2.5重玄門遺址

唐大明宮重玄門和玄武門復原圖

重玄門遺址位于玄武門正北夾城處，距玄武門156米。保存得比較好，門道兩側的門樓基座高出現在地面4米多，呈馬鞍形土丘，中間低處是門道。門道東西長33.6米，南北寬16.4米。夯土心，外砌磚，兩側還保存著柱礎和墻根灰底,門樓基座兩端都比玄武門加寬和延長了許多，寬5.2米。門洞中段，有道青石門檻。門檻兩端各有枕石，每道門檻之間相距2.45米，門洞之上有門樓。

2.2.6三清殿遺址

三清殿遺址位于大明宮西北隅，大明宮鄉炕底寨村東北角，是一座高臺建筑，為宮廷道教建筑之一。臺基北高南低，現存高度為15～12.6米，平面呈凸字形，北寬南窄，南北長78.6米，東西寬北部為53.1米，南部為47.6米，面積達4000余平方米。

2.2.7清思殿遺址

清思殿是唐敬宗時所建，位于東城左銀臺門內，南北長228米，東西寬33米。

2.2.8唐太液池遺址

太液池又名蓬萊池，位于大明宮北部居中地帶。初鑿于貞觀或龍朔年間。開元后期，玄宗曾命在太液池兩岸筑望月臺與楊貴妃賞月，臺高百尺。池中有蓬萊山，山上有太液亭。

源自史書中的唐大明宮太液池

太液池面積約1.6萬平方米，分為東西兩池，中間有渠道相通。太液池水源引自南來的龍首渠。有暗渠與宮外相通。沿岸回廊與附近宮殿建筑，都根據地貌特點，著意布置，錯落有致。遺址在今大明宮鄉孫家灣村西南。

2.3大明宮遺址的修復

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自強東路以北、玄武路以南范圍內，修復計劃將重點發掘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等殿堂遺址和重玄門、玄武門等宮門遺址。大明宮遺址保存比較完整，埋藏豐富，是唐代建筑研究的珍貴實物資料。

3一些建設中蘊含著的地景文化理論

3.1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

中國傳統地景文化理論的發掘，中國的先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以及形成的自然哲學觀。我不知道高臺建筑是不是符合地景文化理論的基礎，但是總感覺到之所以這樣利用天然地勢甚至是人工夯土建造的土臺上的建筑，彰顯著一種膜拜與尊貴。甚至有一種防御的功能。

古代高臺建筑

高臺建筑利用天然的土臺或人工夯土的土臺，在其上建造宮殿和樓閣。最高的土臺有20米，一般都在5米到15米。建筑高臺能使人感到莊嚴、尊貴，既可登高遠望、眼界開闊，同時也利于建筑本身的防潮濕和通風。高臺的做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利用天然高臺，一種是人工夯土高臺，有的則在山坡處利用山半腰中突出的臺地，也有的是在山頂上建設廟宇。人工夯土高臺，多用于廟宇和宮殿的內部，或者用于城市建筑。建造獨立的高臺，臺的四周多用磚墻砌到臺頂，以使高臺整齊。一組建筑中，或者一個城市里的高臺建筑大都是重要的建筑物，可使整個建筑群有高有低、此起彼伏，有一種錯落有致、波瀾壯闊的變化。

4小結

地域性景觀文化在我國整個建設歷史中，從始至終貫穿著她的精華，現在游歷或者翻看歷史上保留下來的完整的或者點滴的遺址，有關運用到地域性景觀文化理論的古跡仍舊散發著她巍峨、莊嚴的光芒。

參考文獻: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的文化寓意.范艷輝，趙曉輝，句建國.《華中建筑》2011年第07期.

中國古建筑知識問答.張馭寰.《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特征描述. 百度文獻.

大明宮遺址.百科名片.

南北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河北是宋遼對峙的前沿地區，在宋遼金考古中的區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遼金時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的發現，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重要資料，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一、宋遼金時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頻發戰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屬宋，北部地區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刻于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超級秘書網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12期；b.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73年5期。

南北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關于對秦直道的研究，據考古與歷史學家講，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關于秦直道的記載最早出現于《史記》，司馬遷只有寥寥幾筆：“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傳》曾傳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難再找到更為詳細的記錄說明，更談不上研究了。隨后的兩千多年里，幾乎沒有人再關注秦直道的意義，秦直道隨同黃沙一起淹沒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紀70年代，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教授撰寫《陜西軍事歷史地理》時，寫有《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一文，為秦直道研究開拓了新領域。隨后，除1987年陜西省地方志編委辦曾組織史志工作者考察過秦直道之外，再沒有人對秦直道做過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召開了“中國?秦直道與草原文化研討會”，這是我國首次集中進行研究秦直道的專門會議，主辦方總共請來了北京、陜西、甘肅、內蒙古地區對秦直道有研究的專家學者約160余人共同出席會議。最初參與研討的專家接到主辦方邀請之時異常驚喜，畢竟這是關于秦直道的第一個研討會。同時，許多專家學者也希望通過此次研討會發表自己的最新觀點，同時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這次會議上，眾多專家都對秦直道的研究和保護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會上，形成了《關于加強對秦直道遺址鄂爾多斯段研究與保護的建議書》及《關于秦直道遺址鄂爾多斯段的評價意見書》兩項成果，明確了秦直道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對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此外，在主辦方的主持之下，與會的眾多專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與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結集出版，也就是捌門現在所看到的這本彌足珍貴的《秦直道探索與研究》。著名歷史學家、北師大教授王子今說：“這本書的出版，凝聚了眾多專家的心血，同時由這么多的專家匯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尚屬首次，且規模大成果豐。這與東勝區文化部門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他們聯系專家，準備資料，籌備會議，編輯論文，進行了諸多繁瑣復雜的工作。僅僅是將這么多研究人員聚在一起開這個研討會，即是大功一件，可謂功不可沒。”

自漢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遺忘了，某些干道雖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將它與秦直道聯系起來。自從上世紀70年代，史念海先生實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發表之后，學術界才重識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討會上，論文集的出版，為秦直道的保護提供了許多可行有效的意見。我們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盂家灣村)，南至秦都咸陽軍事要地云陽林光宮(今陜西淳化縣)，穿越14縣，長達700多公里。路面最寬處約80米，一般寬有20米左右，要對其進行保護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遺址保存較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境內，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歷來各級領導班子都較為重視這一文化遺存。1989年，東勝境內的秦直道被東勝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該段秦直道遺址被人民政府公布為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2003年開始，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著手保護秦直道遺址東勝段，投資800多萬元，2005年7月建設落成了秦直道遺址博物館，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復原沙盤，并征集了一批秦漢時期的歷史文物，邁出了秦直道文化開發的第一步。參與“中國?秦直道與草原文化研討會”的眾多專家學者，都極為欣賞東勝區的這一做法。秦直道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可謂一舉多得，既保護了秦直道遺址和遺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體的宣傳場地。秦直道遺址博物館的建立，讓秦直道成為中國第一個以道路為主體的遺跡國保單位。由此可見，這個見證華夏文明奇跡的秦直道，這份祖先給鄂爾多斯人留下的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其文化品牌價值是無可替代的。

這本論文集可謂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長，以“中國?秦直道與草原文化研討會”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為主，共收錄了全國各地專家學者的學術論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學術分量相當厚重。書中不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歷史文化觀照》，還收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辛德勇的《秦漢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宋超的《直道與漢匈戰爭》、北京大學文博學院高崇文院長的《試論匈奴民族的發展與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孫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題》、陜西歷史博物館周天游的《秦直道的價值與保護其遺址的意義》、北京大學歷史系程龍的《論秦始皇靈柩何以經九原歸咸陽》、甘肅慶陽市博物館李紅雄的《略論秦直道修筑的時代背景及其歷史作用》、包頭教育學院廖文俊的《秦直道與九原地望》、陜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內秦直道與南北文化交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發展研究所郝誠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與昭君出塞的旅游價值》等多篇質量較高的學術論文。這本書第一次將近30年間數十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開筑與通行的重要歷史意義。書中對于其走向、規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考論，提出了許多新的創見。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漢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一文中，總結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對于秦直道中段西線與東線的認識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直道在秦朝時已經修成，到了漢武帝時代仍然繼續使用，可見秦人所筑直道，不僅按計劃完工，而且工程質量也相當完善。他認為《蒙恬列傳》所謂“道未就”，應是指秦代規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輔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對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宮，辛德勇教授也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有關秦直道的考古調查收獲，如鮑桐《鄂爾多斯秦直道遺跡的考察與研究》、姬乃軍《陜西省延安市境內的秦直道》、賀清海《旬邑縣石門關近側大型秦漢遺址真偽辨析》、張泊《子午嶺秦直道考察手記》等，也收入到了這本論文集中，形成了對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較全面的檢閱，也為學術界進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

關于秦直道中一些長期困惑世人的問題由此也得到了解決。總體上說，此論文集的出版，為學術界共同研究秦直道問題提供了條件。王子今教授興奮地說：“這本論文集的出版讓在場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結果，了解了同行們的進展，知道了自己應該往哪個方向去研究，讓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彎路。”追根溯源，如今有這么多的專家來關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國?秦直道與 草原文化研討會”的召開和《秦直道探索與研究》的出版之外，還因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條重要的邊防供給線，也是一條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數民族交流的大動脈，與長城共同構成了北部邊疆的重要防御體系，有著與長城同類的文化層級和品牌價值，有著與長城同樣重要的歷史教學、科學普及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多重功能，在歷史上曾為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進步作出過特殊的貢獻。現在我們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歷史價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歷史沿革以及測繪、建造方法、道路規模、使用維護、附屬設施等最直接的、無法替代的珍貴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術信息價值。秦直道的開通，便利了中原內地與河套地區的交通往來，成了內地通往北疆的大動脈，不僅對秦抵御匈奴，鞏固北疆，加強北方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后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秦直道遺跡以及沿線的古城遺址，對于我們研究秦漢北方地區的歷史，特別是匈奴的戰爭史、交通史、通訊史和民族關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歷史信息價值。秦直道同時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橋梁，西漢末年，昭君和親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沖溝，不僅展現了本地區兩千年來水土流失的情況，而且斷面上路基墊土層下壓著的秦代原生地層，也真實地記錄了這里秦代當時的地貌地質情況。

當論文集《秦直道探索與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通過此論文集，專家學者們還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通過觀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學考察的新氣象：一、秦直道的開通和應用，在中國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并作為典型性的標范，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二、對于軍事交通的發展歷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現出里程碑式的意義。通過對其在兵員和軍需物資的調運、軍事情報的傳遞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總結有意義的歷史經驗。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視角關注秦直道，也可以獲得有意義的發現。比如有學者進行過秦直道沿線扶蘇傳說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發掘中，秦直道文化遺址還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遺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價值，同時還保留了生態學和環境考古學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縱貫南北，沿線民俗的交融點，也成為民俗史學者和社會史學者矚目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