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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準備金因為其貨幣乘數效應而會給社會金融及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往往是中央銀行慎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我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的6%逐漸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內竟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躍然成為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本文旨在對我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及效應進行了分析，揭示了存款準備金在我國貨幣政策中的作用。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制度貨幣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準備金因為其貨幣乘數效應而會給社會金融及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往往是中央銀行慎用的貨幣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的西方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有逐漸趨于零的發展趨勢，而我國卻恰恰相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的6%逐漸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內竟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躍然成為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

一、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

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并進行資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銀行一定數額的資金，金融機構按規模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一般來說，實施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一旦獲得儲戶存入的存款，就須將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為貨幣管理當局的中央銀行。這種貨幣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說的存款準備金制度。

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為了保證銀行券和客戶存款的兌付。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它正演變為央行調控金融機構存款派生能力和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一制度下，商業銀行等存款機構通過存款準備金賬戶進行資金清算和流動性管理，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率可以影響金融機構信貸資金供應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

有研究認為，完整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的內涵不僅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和調整，還包括所需繳存的金融機構、不同類型存款(資產)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作為存款準備金的資產類型、存款準備金的計提方式、存款準備金是否付息與(付息時)付息利率的確定和調整，以及違反這一制度的相關罰則等。但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和調整仍然是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核心，也是本文闡述的重點。

存款準備金制度具有較強的告示效應。存款準備金比率升降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預示圖，中央銀行調整準備金比率是公開的、家喻戶曉的行動，并立即影響各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頭寸。因此，調整準備金比率實際上是中央銀行的一種有效宣言；存款準備金制度有強制性。存款準備金比率一經調整，任何存款性金融機構都必須依法執行；另外存款準備金制度通過決定或改變貨幣乘數來影響貨幣供給，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巨大波動。因此存款準備金制度通常被認為貨幣政策的一劑“猛藥”。

二、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功能演變

依據存款準備金制度在我國貨幣政策操作體系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其功能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1984-1998年：中央銀行籌集資金手段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1984年，最初設定的目標是為人行籌集資金，用以支持信貸結構從而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為大型建設項目融資。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人民銀行從而中央財政獲取資金的重要手段之一，與此相對應，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支付相對較高的利率。

(二)1998-2004年：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業拆借市場的恢復運行，改變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我國基本上構建了間接型貨幣政策操作程序架構，存款準備金制度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難以在短時期內成為我國調節銀行信用總量的有效工具，所以為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頻繁應用的主要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期間存款準備金率經歷了三次調整，其中1998年3月21日，央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七大項，核心內容有二：合并備付金賬戶與準備金存款賬戶；將存款準備金率由13%下調至8%。

(三)2004年至今：一般性與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與支付清算保證

面對2003年來我國出現的經濟過熱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過熱特征，央行創造性地將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結構性調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將銀行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與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等指標聯系起來，從而實現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金融監管職能的有機結合，也創造性地發展了對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屬性。

特別是2006年7月至2007年末，由于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為了防止經濟由過快向偏熱發展，央行頻繁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僅2007年年內上調竟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率也由2004年的7%調至2007年末的14.5%。存款準備金制度已經成為央行經常使用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三、近期我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分析

2006年7月以來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上調主要針對流動性過剩問題，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對資金的流動性進行回籠，對整個經濟實施宏觀調控，防止經濟由過快向偏熱發展，防止通貨膨脹。

1.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信貸規模激增

據統計，截至2006年11月，銀行人民幣存貸差已達11萬億元，銀行手中可供使用的信貸資金空前泛濫，截至2006年9月各項貸款合計為221035186億元。對于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來說，出于自身收益的考慮，在流動性嚴重過剩的壓力下，商業銀行的放貸熱情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銀行完成重組和IPO這種融資的增加實際上是資本金的增加，擴大了商業銀行信貸的杠桿效應，可以使銀行的新增貸款成倍增長。如果不把流動性控制在適當水平，銀行過度擴張貸款的壓力會再度上升信貸規模將出現高速反彈，這勢必會加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過熱現象。

2.國際收支順差矛盾突出

中國海關總署1月11日的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全年中國進口總額9558.2億美元，出口總額為12180.2億元，累計貿易順差為2622億美元。2007年末國家外匯儲備已達15282億美元。高額貿易順差及外匯儲備形成了巨額的外匯占款，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投放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3.固定資產投資及房地產投資過熱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6年前3季度，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為61800億元，同比增長達28.2%，增幅比上年同期高0.15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為10062億元，同比增長達21.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7.3%，增幅雖比上半年回落2.15個百分點，但依然比去年同期加快1.2個百分點，指標仍在高位運行。

4.公開市場業務及再貼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來，為了對沖由于購買外匯而增加的基礎貨幣，中央銀行加大了在貨幣市場進行債券正回購、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等公開市場操作的力度，但這一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在對沖持續剛性增長的外匯占款時，受到了一定限制；而我國目前的再貼現率已經較高，上調再貼現的空間有限。由此，提高準備金率成為中央銀行可以動用的較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四、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1.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的預期效應

2007年1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34萬億元，從理論上看，存款準備金率每上升0.5個百分點，可凍結資金約1700億。而2007年1月之后存款準備金率經9次上調，由9.5%上調至14.5%，累計上調5個百分點，凍結資金約1.7萬億，而依據貨幣乘數的原理，在理論上央行可以凍結的資金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業銀行的資金總量，防止信貸資金泛濫，緩解控制流動性過剩問題。

此外在三項貨幣政策工具中，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果更加直接、作用范圍廣、政策時滯時間短、央行調控的主動性更強。而且存款準備金率具有非常強的告示效應，存款準備金率的一再上調表明了中央的調控態度與調控決心，進而間接影響微觀個體的投資預期。

2.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應局限性

首先，金融創新弱化了存款準備金制度作用的力度。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作用的基本原理是中央銀行調高或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相應減少或增加，從而收縮或擴大信用。這里，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條件是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相對固定，這樣才能對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做出反映。金融創新破壞了這一前提條件，由于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的創新，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創新業務和創新工具輕而易舉地通過貨幣市場調整其超額準備。超額準備彈性的增大，使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力度減弱。

其次，政策的時滯效應影響了存款準備金制度調控的短期效果。從國內經濟形勢過熱，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強，到央行意識到必須采用一定的措施進行調整，是一種認識時滯；從認識到央行決定采取實際行動，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所需要的時間是此項貨幣政策的內在時滯；而提高了存款準備金以后，到對宏觀經濟活動發生影響，取得效果，需要更長的時間，即外部時滯。一般情況，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馬上引起最終目標的變化，需要通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慢慢影響各個單位的經濟行為，從而對政策的最終目標產生影響。另外由于政策的時滯效應又可能帶來矯枉過正的副作用。

再者，國際收支順差沖銷了存款準備金的調控效果。流動性過剩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內問題。在國際國內因素綜合作用下，我國仍面臨著巨額貿易順差的壓力。而外匯占款會在很大程度上沖銷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的緊縮銀根的效果。

因此，鑒于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以及國內外金融市場形勢的整體變化，單純的依靠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難以實現緊縮的貨幣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還應輔以多種貨幣政策，積極推進我國利率及匯率改革，以更好地控制資金的流動性，使宏觀經濟能夠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鑫，張玲.《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緣何頻繁化》.《商場現代化》，2007，2.

[2]張敬國，王曉紅.《近年來存款準備金在貨幣政策調控中作用的變化》.《經濟研究參考》，2006(95).

[3]黃詩城.《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政策評析》.《發展研究》，2005(5).

[4]王麗.《試析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政策效果》.《商業經濟》，2005(6).

匯率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現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層面，即匯率的機制和匯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質有所不同，但相互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其次是名義匯率水平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人民幣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但這種提法并不嚴謹。因為匯率的市場是國際外匯市場，中國目前不是可兌換的貨幣，也不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實際是無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因此實際上需要從政府的意愿來決定匯率機制(exchangerateregime)問題。

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通常認為有九種匯率制度，1.自由浮動，2.管理浮動，3.目標區，4.一籃子釘住，5.爬行釘住，6.可調節釘住，7.真正固定釘住，8.聯系匯率制，9.貨幣聯盟。關于匯率機制的分析，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迄今為止的實證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匯率機制無關緊要，即所謂“匯率機制的中性假設”。國際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匯率機制好的討論并沒有定論。國內的討論中有一些觀點認為浮動匯率機制要優于固定匯率，而且認為這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實際是不了解國際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數十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并不影響人們承認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歐盟內部實行貨幣聯盟對于歐洲經濟的發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理論界很多人認可的是“兩極化”觀點(即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所代表的浮動匯率機制，和聯系匯率和貨幣聯盟所代表的固定匯率機制)，而不認同“中間匯率機制”(即上述第(3)，(4)，(5)，(6)種匯率機制)。所有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實行過不同的匯率機制。因此國際上近年有研究認為，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采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續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固定匯率機制的主要好處有兩點；

1、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有利于貿易和投資。

2、提供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信用的固定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目前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固定匯率也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匯率政策，實際上即使對于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中國實行固定匯率機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角度來看，改變匯率機制會增加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不利于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宜“退出”為好。

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民幣匯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這個結論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當前國內國外的討論中如此表態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要好的多。

這次表態還澄清了概念上的問題，即中美的雙邊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的多邊有效匯率，和實際多邊有效匯率(有效即指多邊，因此有時也常省略)對于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關討論中的常見現象。人民幣對于美元目前是釘住，但對于其他貨幣是浮動，因為美元對于這些貨幣的匯率是浮動。因此如果說在刺激經濟的特殊時期有特殊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即在一定時期我們實行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只對中美匯率可以成立，對于其他匯率是不成立的，對于實際多邊有效匯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討論是從多國的角度討論了進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情況，這樣分析對于反駁那些只談中美貿易，并認為只要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逆差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議論是合適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對于一個國家的貿易情況的評估就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實際上除了歐美市場外，中國還要面對其他的貿易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對美出口會擠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實際上所有具有制造業能力，同時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的對美出口都對美國制造業的工人產生壓力。所以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多邊的問題，而不是雙邊的問題。

但也要認識到，僅僅從貿易角度分析匯率問題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不夠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實。因為如果只談貿易，一旦貿易的形勢發生變化，現在有利的數據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較科學的分析是從國內國外兩個均衡來分析人民幣的估值問題，這樣是比較全面的分析，能夠更加有力的體現中國的利益。所謂外部均衡是指經常賬戶平衡(或國際收支平衡)，所謂內部均衡是指物價穩定前提下的充分就業。如果從這樣全面的角度分析問題，人民幣維持對于美元穩定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成為抗擊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

匯率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對外貿易;匯率風險;防范

進出口貿易是典型的涉外經濟活動，企業在外貿業務中要收付大量的外匯或擁有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和債務，故涉及外貿活動的企業受匯率變動的沖擊更為顯著和直接，面臨的匯率風險也更大。

一、匯率風險的形成機理

(一)匯率波動引發匯兌風險 在外貿業務中，從最初的合同訂立到最終的貨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若外幣升值，進口企業支付既定的外幣數額要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而若外幣貶值，則出口企業收進既定數額外幣結匯時可得的本國貨幣更少了。雖然以外幣表示的款項數目沒有變化，但反映到企業的收益水平上，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能遠遠超過企業進出口業務所獲得的利潤。

(二)匯率波動產生利潤風險和市場占有率下降風險 當人民幣升值時，在匯率完全傳遞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的外銷價格如果與貨幣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國際市場上此商品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那么出口的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擔一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利潤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價格，則會直接導致其出口利潤下降。他們只有自己承擔大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而無法向外國進口商轉嫁，因此，當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現實背景加劇了出口廠商的利潤風險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風險。

(三)匯率波動導致折算風險 在我國，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賬面資產上不僅有人民幣資產而且有外幣資產，但其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都要統一折算為人民幣來表示。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資產負債表中某些項目的價值也會相應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遠遠小于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幅，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而言，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匯率變動將強化企業預期并影響其業務拓展 現實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對出口企業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業務拓展。在企業預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其可能會通過提價來確保正常收益，但當進口國的貨幣購買力保持穩定或出現對內貶值時，提價的結果將使得企業損失大部分客戶，進而導致經營困難。

(五)匯率變動可能導致企業價值變動 人民幣匯率改變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價值發生變動。比如，對于我國外貿企業而言，如果基于公司價值的層面，在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走勢下，以未來美元現金流的現值衡量的企業價值，將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水，從而 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能力及投資價值。 二、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遞增態勢，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因此逐漸積累和放大。

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程度可由方差計算的波動率和幣值變動幅度來綜合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匯改初期的微幅波動之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程度逐漸上升趨勢。2005年匯改至年底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僅為0.0001，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2006年的波動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動率進一步擴大至0.017，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6.9%。這就意味著，在2007年，如果企業沒有做任何匯率風險的防范措施，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使其利潤率減少6.9%以上。而從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幣兩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2.1%。對于那些習慣了在國際市場上靠薄利多銷維持生存的國內企業而言，這種匯率變動的風險已經對其敲響了警鐘。 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相比，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呈現出雙向波動的走勢。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這段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07，而對歐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15，可見國內企業對歐洲貿易的匯率風險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方向并不固定，匯率風險更難確認。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幣對歐元朝著貶值方向演變，至2007年末，已貶值到1歐元兌換10.65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3%。這就意味著，那些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國內進口企業，匯率變動已經使進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這幾種匯率的統計性質。 表1數據表明，人民幣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匯率波動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基于標準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幣與港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小，與英鎊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與歐元匯率波動幅度也比較大，與美元和日元匯率波動幅度基本相當。

由于這幾種貨幣都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使用的幣種，波動幅度的增加顯然是我國貿易商必須面對的交易風險。 上面的計算僅僅揭示了已經發生的風險程度，而將來要面臨的匯率風險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從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會持續擴大，升值速度也將繼續加快。

一方面，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繼續增加。盡管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但受到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體制方面的約束，國內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國內產能的主要方式，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國持續施加升值壓力。歐美等國為保護本國利益或轉嫁國內危機，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我國放寬匯率波幅，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很難維持小幅微升的走勢。此外，國內的緊縮貨幣調控以及由此引發的升值預期，也會促使人民幣匯率繼續走高。因此，未來的匯率風險程度還將有所上升，成為企業外貿活動中面臨的首要風險。

三、匯率風險的后果評估

從目前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未對我國外貿總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005年至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2.9%，進出口貿易盈余更是增長了157.4%，這說明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升值，但我國企業的成本優勢仍然較為明顯。而且很多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人民幣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料進口成本，兩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另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增強，可以積極采取合理措施規避匯率風險。

但是總體的波瀾不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負面沖擊。由于特定行業的貿易模式區別較大，匯率波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中，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潤出口行業將受到影響。

紡織企業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斷減弱。然而，對于那些技術和資本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如電子、機械、冶金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利潤率相對較高，且議價能力較強，能夠在合同中增加合適的價格條款規避風險，人民幣升值對其的沖擊相對緩和。 此外，近年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也比較快，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大規模，2007年末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189多億美元。表面上看，進入我國的外資既能獲得投資收益，又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真可謂一舉兩得。

但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從我國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上早已體現出來，從2011年到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幅為28%，而從2005年到2006年，這數值已經下降到15%，從2006年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14%。這說明，人民幣不斷升值并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為一旦投資者將其外幣資產換成人民幣資產，等若干年后再兌換回去時，可能面臨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帶來的損失。

因此，人民幣不斷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預期顯然會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另外，已經獲取相當投資收益的外資也會在各種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國。它們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投資收益，分享了我國經濟調整增長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幣升值，它們也獲得了升值帶來的好處，正所謂一舉兩得。因此，不斷加速升值的人民幣很可能促使它們盡快匯出以實現收益。 四、匯率風險的控制措施與建議 針對上述幾種主要的外貿風險，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風險控制的措施與建議。

( 一)合理選擇結算貨幣 在對外支付中，應多使用軟貨幣，而在收匯時則應多使用硬貨幣;在對外融資中，應爭取使用軟貨幣以便減輕債務負擔。從目前的國際貨幣走勢來看，美元將會延續弱勢，而歐元的強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也將持續升值趨勢。因此，要力爭在對外貿易中以美元作為支付和融資的貨幣，而用歐元作為收入結算的貨幣，尤其是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另外，還要注意保持外幣資產與負債的幣種匹配。

(二)積極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發達國家，外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市場的金融工具進行保值操作是規避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最常用的方法。匯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匯遠期、外匯期貨以及外匯期權。這些現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業的外貿風險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而我國企業對此還相當陌生。外貿企業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外匯避險工具。在匯率波動幅度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外匯專業人才，不斷積累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以便在匯率發生波動時采取適當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潤。

(三)擇機確定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我國出口企業在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時，可適當提高出口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當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時，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口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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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牛晉玲.進出口貿易中外匯風險的防范[J].世界經濟情況，2005(9).

匯率論文范文第4篇

自從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和與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掀起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幣應該升值以來，國內外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報告和文章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本文不想對已經發表的觀點進行重復論證，也無法對所有的觀點進行總結。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試圖對前一階段討論中涉及的一些焦點問題作一個梳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理論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筆者的觀點是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這樣，在三角之間，根據一國經濟發展需要，不尋求完全的自由和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完全獨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選擇固定匯率，可以在一個新的框架下獲得三角之間的兼顧之效果。

匯率論文范文第5篇

自2005年7月23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釘住單一美元。目前，有關人民幣匯率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對外貿易方面（如盧向前、戴國強，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的分析。

國外有關匯率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成果并沒有一致的結論。Kohlhagen（1977）的回歸檢驗結果表明：20世紀60年代，歐洲主要國家（英國，1967；法國，1969；德國，1961，1969）的匯率貶值或升值都對美國外商直接投資水平有著系統的影響，盡管存在著資本管制。Cushman（1985）則區分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兩個概念，并通過經驗實證的方式對美國和五個主要工業國家的年度直接投資水平進行分析，得出實際匯率的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正向影響效應。而Froot和Stein（1991）進一步將市場信息不對稱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發現美國1970－1980年涌入的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應歸功于同一時期疲軟的美元匯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過匯率對出口的價格和數量的影響分析，得出匯率波動性的增加對出口企業的價值有著正向影響效應，也使得出口策略較直接投資更有吸引力，即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逆向影響效應。Aizenman和Joshua（1993）區分了名義變量和實際變量對經濟的沖擊，得出了在名義變量沖擊之下，匯率的波動性與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存在正向關系的結論。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匯率貶值對外商直接投資沒有任何大的或顯著的影響；但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卻具有正向影響效應。Dewen-ter（1995）放棄了過去的經驗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水平作為研究變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資與國內投資的比值作為實證檢驗的變量，并基于美國1975－1989年的數據得出：匯率水平與外商投資的相對水平在統計上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關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專家伊藤隆敏等人對亞太經合組織各經濟實體（不含中國）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經濟實體貨幣貶值10％以后保持經濟穩定，則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增加量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據上面的分析，國外針對匯率升、貶值及其波動幅度與外商直接投資間關系的研究結論可謂眾說紛紜，并未形成一致的結論。有的認為匯率貶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有的認為匯率波動的激烈程度影響著外商直接投資，但究竟是“正向還是負向”影響，又有著不同的答案；還有的認為，不論是匯率的貶值，還是匯率的大幅波動都對外商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國內針對人民幣匯率專題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匯率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上，而涉及匯率與資本流動項目關系的研究尚顯匱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結論大多一致，即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有利于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陳華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幣貶值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這種促進作用一般要在貶值后1－2年內才明顯地表現出來。孫雷和楊舜賢（2005）認為，如果人民幣在可控的范圍內升值（即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對FDI在不同的產業分布方面可能會產生如下影響：那些針對國內市場的、高附加值的高端產業的FDI將可能增長；已往以加工出口為主的外來工業資本，將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繼續留在中國將呈上升趨勢；對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領域外商投資將可能有正面影響。張誼浩（2003）運用我國1978年至2000年的數據，實證檢驗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指出長期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陳浪南、王瑞餛和林海蒂（1999）對中、美、日三國匯率變動與FDI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的升值會引起流入我國的FDI減少。國內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問題：（1）缺少實證檢驗的驗證，多數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的解釋。（2）選取的樣本數據多為年度數據，造成樣本點過少，在統計上缺乏可信度，影響實證結果。（3）人民幣匯率往往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代替，但當時這一匯率是固定不變的，忽視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4）缺少單位根檢驗，使得一些非平穩數據直接被用來回歸，這會產生偽回歸的結果，影響結論的可信度。

基于國內研究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國內一致得出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的結論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檢驗。本文運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數據，以保證樣本數據達到統計上的要求，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以避免偽回歸的結果，分析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及其波動性與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

二、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

本文樣本區間為1995－2004年共10年40個季度數據。其中，REER的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測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員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IMF對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的定義為：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經本國與所選擇國家間的相對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調整的名義有效匯率，它是本國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與所選擇國家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加權幾何平均的比率與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的乘積。計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慮：一是由于名義匯率的變動并不一定引起實際匯率的同方向變動，而實際匯率變動才是引起經濟變量的主要原因。這樣，一般的人民幣匯率，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基本穩定的名義變量，使得其匯率作用難以顯現。二是均衡匯率是一種政策目標的真實有效匯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數據較難獲得，且獲得的途徑不一樣，數據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數據來源（IMF）更為可靠，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幣對主要國家貨幣加權實際匯率更能綜合反映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FDI和GDP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經濟統計快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并做了一定的調整而得到季度數據。由于中國FDI和GDP季度數據具有很強的季節規律性，因此需對其進行季節調整，消除季節因素影響。季節調整使用的方法為移動平均調整法。用FDI／GDP來替代FDI這一變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減輕FDI變量的趨勢因素，因為FDI和GDP大致有著協同的趨勢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緩趨勢項，把握總體規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水平。為了反映匯率波動的聚類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計算匯率波動水平的方法，即實際匯率變動率的移動樣本標準差的方法：

其中，為保證匯率波動的聚類性同時又能得到足夠多的數據，初步將m定為8（Abdur，1993）。這種估計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波動水平的總體移動。

對于FDI／GDP和Vt數據分別乘以100，以表示它們變動的百分比。

（二）數據分析

傳統的回歸分析技術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即要求該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滯后階具有相同自協方差。然而現實經濟中的許多變量序列是不平穩的，根據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對非平穩的隨機變量進行回歸可能導致“偽”回歸結果。為了避免回歸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方法——協整檢驗，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的時間序列向量分別是非平穩的，而它們的某種線形組合卻是平穩的，則這兩個（或兩個以上）序列向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長期穩定關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單位根的兩個變量之間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本文將首先對所取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再進行協整檢驗，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

1．單位根檢驗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檢驗數據的時間序列特征。ADF檢驗基于以下方程：

滯后期k值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同時考慮殘差的非自相關性。

結果表明：中國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統計值的絕對值均小于10％（或5％）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的絕對值，即不能拒絕原假設，所以這些序列是非平穩的，存在單位根。因此，不能繼續進行協整檢驗，否則會產生偽回歸的情況。而經過一階差分之后，這些序列所得的ADF統計值的絕對值均大于1％（或5％）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的絕對值，表明這些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即它們是I（1）數列。因此可以繼續對這些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檢驗I（1）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的一般方法是E—G兩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對向量進行協整回歸，然后再對協整回歸所得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E—G兩步法得到的協整參數估計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強有效性。由于中國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數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所以直接進行第二步：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回歸。

首先，分別檢驗REER對FDI／GDP以及Vt對FDI／GDP的協整關系。分別對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殘差的回歸序列，設為resid1和resid2，進行單位根檢驗，所得的ADF檢驗（滯后期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結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對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要大，表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因而，REER與FDI／GDP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說明了中國匯率水平的變化對外商直接投資無長期的影響關系。而Vt對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還要大，則說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Vt與FDI／GDP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中國匯率的波動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不存在長期的影響關系。

既然REER與FDI／GDP之間、Vt與FDI／GDP之間都不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再對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由于匯率波動的激烈程度Vt是通過REER計算得來的，因此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先檢驗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得出的結果如表3。

從表3可知，Vt和REER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在此基礎上，進行三者協整關系分析。

對REER、Vt和FDI／GDP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殘差的回歸序列，設為resid3，對其做單位根ADF檢驗（滯后期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結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與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要大，表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間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匯率升貶值和匯率的波動幅度之間并沒有一個穩定的長期關系。

三、結論

通過計量模型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包括水平變動和波動劇烈程度）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與外商直接投資并不存在長期影響關系，而人民幣匯率水平變動對外商直接投資也無長期的協整關系。并且實證結果進一步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人民幣匯率水平變動與外商直接投資三者之間也不存在協整關系。這說明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更多的是投資性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外商直接投資看重的是潛在的市場發展空間以及良好的投資獲利前景），而非投機性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更多的是取決于匯率波動下所帶來的收益的變化）。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是對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肯定。強勁的經濟增長趨勢、良好的投資環境、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等等，都帶動著外商直接投資在不斷增長。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資是虧損的，但從占領中國市場先機目標出發，也不會影響其對中國的投資。因此，中國政府并未涉嫌操縱人民幣匯率水平來獲得不公正利益，更沒有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強烈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得益于整體經濟形勢，而非人民幣匯率的低估。

另外，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類型來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業。這些企業都是兩頭在外企業，即企業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國外進口的，而生產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材料進口的成本，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升值并不會顯著地減少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前我國大額的外商直接投資并非匯率的低估而產生的。

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建立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我國匯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選擇更為重要。當然，由于中國現行匯率制度的獨特性，上述的分析結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約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關于匯率與外商直接投資間的關系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這也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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