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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創新
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完成農業的現代化改造。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升,現代農業對規模經濟的要求與現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間的矛盾將日漸加劇。如何通過現行土地制度的創新加速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土地制度創新的約束條件和方向選擇
土地制度不是某種因素、某種力量作用的簡單函數,它是某個特定時期特定政治、經濟及社會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土地制度創新必須充分考慮到制約其生成的種種條件。制約我國當前土地制度創新的主要條件有:
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始終被認為是決定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決定了土地制度不僅是農業部門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別是對于那些農業比重還很高甚至是國民經濟主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土地制度更成為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核心。鑒于我國整體經濟性質和土地制度在整個經濟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不能也不應當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從總體技術特征來看,我國尚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階段,廣大中、西部地區,傳統農業的特征還相當明顯。全社會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這個最原始產業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會勞動人口仍然只能從農業中得到就業機會。根據馬克思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的原理,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須與農業發展過度性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而不能超越農業發展階段去建構現代農業階段的先進的
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農業現代化是我國農業發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盡早實現的目標,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應有利于將農業生產導向現代化目標。鑒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以及工業化加速導致農業資源的非農轉移,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政府推動農業發展的首選目標。政府這一農業發展目標偏好,決定了它必然傾向于有利于上地產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選擇。增加農業生產收人,縮小農業生產與非農生產之間的利益差距,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追求的最現實的目標。上地制度的設計必須有利于滿足農民對收人增長目標的追求,這#才能使農民成為推動農業發展最積極的力量。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設計,既要有利于政府產量增長目標與農民收人增長追求之間的協調,又必須使它納人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早日實現的長遠目標的軌道。
第四、一種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終只能由農民在這種制度下的行為反映作出檢驗。一種可行的土地制度,不僅不能背離廣大農民的意愿,相反應當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在我國農業發展現階段,占有土地是廣大農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轉化程度低就是證明;產權不受侵犯是來自農民最強烈的呼聲,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民對過重負擔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經營是最受農民歡迎的生產組織形式,改革前后農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態度是最有力的說明。
土地產權制度的有效性,來自制度安排與其所對應的約束條件的協調性。針對不同的約束條件,只能實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國新型土地產權制度,只能在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框架內生成,并且只能是這些條件的內在要求處在耦合和均衡狀態時的產物。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空間是相當狹小的。它們決定了我國土地制度創新只能沿著如下方向推進;(1)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權能完善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也就是說,雖然對現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這種改革最好是集體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建構,而不應是對集體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經營不變的基礎上探求土地資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經營方式的改變,不僅背離了廣大農民的意愿,也會使政府糧食總量增長目標至少經受不確定性的風險。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設計
在理論界提出的各種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對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約束條件的考慮相對最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為我國現階段上地制度建構的主體模式。這一模式最積極的意義在于對家庭經營方式的充分肯定。這種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來農業家庭經營的成功實踐,并且可以從世界農業發展的普遍經驗中獲得支持,同時現代產權理論和農業發展經濟學中亦不乏理論依據。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對傳體體制下形成的土地集體所有的權屬關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態度,試圖繞過所有制通過經營形式的改善來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產權缺陷。不可否認,這只能延緩和積累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現有土地產權制度的不足進而刺激農業增長。
在現有土地制度創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創新意義。一方面它在集體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較好地實現了集體產權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為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經營提供了一條極富啟發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農民實實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滿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創新低政治風險的要求。不難分析,土地股份合制與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依賴的約束條件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協調的,因而它的出現受到理論界和決策部門的高度關
注。現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來的最突出問題,是存在著以合作化經營或集體化經營否定家庭經營的傾向。盡管其出發點是試圖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這種傾向還是值得認真反思的。因為農業中集體經營的低激勵效應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轉變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視作集體所有制的新型實現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論與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誤區,即忽視農業產業特性而試圖以集中化、統一化經營取代農戶的個體經營。因此,與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點,是試圖使家庭經營方式在土地產權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規模合理的基礎上繼續成為農業持續增長和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制度性保證。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過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設計的基本目標,是希圖在較易得到政府和農民雙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礎上,建構起土地合理流轉和有效集中的機制,從而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順利過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現代化指向和規模經濟偏好決定了其建構的主要條件是,農村非農產業應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業勞動力能夠實現較大規模的非農轉轉移,使目前緊張的人地關系與勞地關系得以改變。如果沒有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創造出相對寬松的人地比例關系,70%左右的農業人口依然凝固在農業上實現就業和維持生存及低水平發展,那么,以減小土地有效流轉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設計必然失去意義,以擴大農戶經營規模的投包機制亦無發揮作用的可能。
>地股份投包制建構條件表明,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二、三產業發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還不具備該模式普遍推行的條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國的建構,第一,在時間上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我國農業人口的比重還很高,農業人口的非農轉移任務還相當艱巨;第二,在空間上將由點到面逐步擴展,首先在二、三產業發展較快地區形成,然后隨著非農產業發展的地域擴張而逐步推開;第三,在農業發展戰略上,應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與加速二、三產業特別是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結合起來。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變遷的目標模式,而這一制度變遷的起點則是現行的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兩種制度模式之間能夠實現較好的銜接。其銜接過渡可以通過三個階段完成:
1、由農戶土地承包權向農戶土地股份所有權轉換階段。(1)認定目前集體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這種合理性的有效期限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據人口的變動而調整;(3)在承包權穩定化的基礎上,賦予農戶對經營的集體土地份額的股份所有權;(4)實行土地股份所有權和相應份額土地經營權的統一,農戶可以直接經營自己應占股份的土地。
我國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我國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包括:1、土地補償費。2、安置補償費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
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
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包括: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闡述了農村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和在土地征用時應補償范圍和標準。另外,根據我國目前在農村集體土地征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圍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補償制度完善,規范政府征地行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圍農村集體土地征用補償農村集體土地征用程序
我國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兩種,一是土地的國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我國農村土地征用是發生在國家與農村集體之間所有權的轉移,它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個人相應的補償后,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國家所有。
一、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
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區耕地又浪費嚴重。隨著人口的逐年增長,耕地將繼續減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土地管理法規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全面規劃,嚴格管理,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為。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中要做到這一要求,必須堅持:(1)加強規劃,嚴格管理,嚴格控制各項建設用地(2)要優先利用荒地,非農業用地,盡量不用耕地(3)要優先利用劣地,盡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監察和土地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切實制止亂占耕地的濫用土地行為。
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被征地單位必須無條件服從,這不但因為征用土地是國家政治權力的行使,而且因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國的最高利益,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體現,私人行使權利不得違背社會公共利益,而且在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抵觸時就得對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建設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因此應在貫徹節約土地,保護土地的前提下保證國家建設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
集體土地征用意味著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喪失,意味著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喪失,故用地單位應當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一是對被征用土地的生產單位要妥善安排生產,二是對征地范圍內的拆遷戶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適當補償,四是征地給農民造成的損失要適當補助。
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土地征用的補償并不是由國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單位支付,這是因為,國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該被征用土地建設項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單位則兼具這兩個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補償是合理的。用地單位的補償是一項法定義務,承擔此項義務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條件。用地單位必須按法定的標準,向被征用土地的集體組織給予補償。
二、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由用地單位支付補償費用。征用土地的補償費用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1、土地補償費,主要是因國家征用土地而對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損失給予的補償,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補償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補償費標準規定。
2、安置補償費是為了安置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并取得生活來源的農業人口的生活所給予的補助費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標準規定。
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處于生長而未能收獲的農作物等,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三、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這些規定都強調了征用的前提必須是為“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說,只為某個或某些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體土地的。但是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界定哪些建設項目用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項目用地不是為“公共利益需要”。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征地審批程序的規定,可以間接推斷出: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的城市用地范圍內,為實施城市規劃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礦山、軍事設施等建設項目確需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范圍外的土地,應當屬于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實上,為實施城市規劃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體的建設項目來使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往往是誰申請使用,就由市、縣人民政府按照規定出讓或劃撥給誰使用。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難把握。
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目前已查處的大量違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補辦手續。即使被查處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飯”為由,再補辦手續,做善后工作,最終實現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來,全國已發現違法占用土地案件4.69萬件,結案2.78萬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處分,62名違法責任人被移送司法機關,1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受處罰率僅為千分之幾。既破壞了司法的權威性,也沒有使違法者受到震懾。
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在對農村土地進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給予四種補償費: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前兩種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后兩種費用則是給地上附著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國家在對農村土地征用后,受償的主體主要是集體經濟組織,而個人承包經營農戶不能作為受償的主體,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中受償,失地農民不僅喪失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而且喪失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勞動力。加之沒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產和生活,造成農民失地又失業生活極度困難。
四、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們并不否認為了公共設施和公益事
業建設需要犧牲部分人或集體的利益,但不得不對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適用的范圍、征地的程序和損失補償產生了質疑。國家征用權的濫用和土地所有權的強制轉移,產生了明顯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補償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賣、出讓等形式高價轉移給土地開發商。把這一行為認定為了“公共利益”,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該行為使農民的私權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遠遠不及農民對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農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針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其中也涵蓋了一部分農民個人承包經營的集體土地。對農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和農民個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著“公共利益”幌子,以較低的補償強行征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體單方解除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強行征用農
民承包的土地。當農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會上便出現了一種新的群體-“失地農民”,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尋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們不斷地上訪、告狀,成為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征用農用地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先行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其中,經國務院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準權限內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超過征地批準權限的,應當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另行辦理征地審批。”這是征用農業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不按審批程序進行。我國的廣大農村中,縣、鄉、鎮政府對農村土地享有著絕對的權力,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屬于村集體所有,但縣、鄉、鎮政府部門卻是所有者主體的代表,同時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農村土地征用的決策上需要聽從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很多時候便會出現政府擅自占用土地、買賣土地等非法轉讓土地和越權審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占地的現象。由于農村土地征用費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種種原因被閑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
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補償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憲法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未規定應給予相應的補償。與憲法此規定相配套的法律規范對于補償制度的規定也不完備。如《環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種禁止性、限制性的規定,但卻未規定應當給予何種補償的規定。其次,補償辦法規定不合理、不科學,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征用前三年該地前三年的平均產值的六倍至十倍,對安置費的補償規定為最高不超過十五倍,兩者相加不超過三十倍。這樣的規定能否合理體現被征用土地的實際價值令人懷疑。據權威部門統計,
近三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補償到了農民的手中呢?
五、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
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
在實際征地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損害農民權益和農地非農化失控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導思想有偏差,目的動機不純,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無本買賣,以求盡快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加快建設,或者為了體現個人政績。其實,規范的征地制度應具備兩項基本功能,或者說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具備保障農民權益的功能,以確保農民在失地的同時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業、醫療和養老的條件;二是具備控制農地非農化趨勢的功能,將農地占用納入合理利用和保護有限土地資源、實現生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軌道。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學、合理、規范的唯一標準。只有以此為出發點,并作為實施征地過程的指導思想,輔以切實措施,才能確保在推進城市化過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確保農民權益和有效地實現耕地資源的動態平衡。
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國現行法規對“公共利益”的范圍未作出明確界定,這為任意解釋“公共利益”、擴大征地范圍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現“公共利益”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往里裝的情況。為了避免出現這類現象,參照國際上有關國家《征地法》的規定,有必要對“公共利益”的范圍作出明確限定,主要包括:(1)、國防、軍事需要;(2)、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需要;(3)、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及環境保護等建設事業;(4)、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機關,以及以非營利性為目的的研究機關、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公共利益”具有動態性,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帶來了一定難度。所以,應倡導、重視社會民眾的參與權、選擇權。對于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于社會和國家現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項目,如有關國民健康、市政基礎設施等,政府應嚴格按有關土地征收、征用法規辦事,而對那些由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所引發的符合社會、國家急需要的相對公共利益項目,尤其是有爭議的項目,則應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過采用公開、透明的方式,向社會說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體民眾討論、認同。
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
在對農民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過程中,政府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體,又是補償的主體。雖然,新修改的《憲法》對有關土地征用的條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對農民利益的保護,但政府在征地過程中的強勢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變,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權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對征地如何補償的決定權還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規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構成了規范征地制度,保障農民權益的關鍵。為此,首先要嚴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權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強化平等協商和監督機制。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體土地時,必須尊重農民集體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體地位。政府在對集體土地征收、征用的決策作出之前,必須與集體農民進行平等的協商,征得絕大多數農民的認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現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利益空間。它構成了濫用征地權力、任意降低補償標準的癥結。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規范、約束政府行為,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
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
筆者認為,農村土地征用事關農民的生存,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還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幾個步驟:其一應該加強對農村土地征用的審批程序。其二,應該增加農村土地征用的聽證程序。在農村土地被征用時,農民往往是最后一個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農村土地過程中的暗箱操作,應當增加聽證程序以聽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見,滿足他們的知情權,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強農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雖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無權決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對征地補償的確定及補償費用的分配及使用,卻有權進行參與,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是少數農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讓失去土地的農民參與決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監督征地使用單位對土地使用情況,如果被征土地被閑置,農民當然地有權申請恢復土地的耕種,如此不僅達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還更有利于保護國家有限的土地資源。
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農村土地征用補償如何完善是學者們一直關注的問題,《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補償標準中的“土地年產值”是個極不易確定的數值,各地差異也相當大,計算時主觀性很強,不僅增大了政府自由補償的隨意性,而且在實踐中征地的雙方多數時是達不成共識的。因此,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補償標準。現在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場價格來確定補償的標準才較為合理,讓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實了解土地征用,參與討價還價,如此才能滿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權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給予安置。應該在給予金錢補償的同時,對他們今后的生活給予安置。另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將一部分補償拿出為失地農民辦理保險,這也是維護他們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徑之一。第三,擴大補償的范圍。筆者認為在對農民的實際損失給予了補償的同時,還應該加入預期的利益。預期的利益當然是很難確定,但是可以從失地農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潤中予以確定,尤其是對于個人承包集體土地的農戶,承包期限還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們的預期利益更應該給予維護。
參考文獻資料:
1、《憲法》第10條第三款規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
3、《房地產管理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梁書文馬建華張衛國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
關鍵詞:失地農民,補償,完善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大量的農用地變為非農用地,大批農民變為失地農民,據統計1991 -2005年。全國共失地5084萬畝,已經有41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估計今后每年仍會有2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這些失去土地農民得到收獲的唯一途徑就是獲得補償,但我國現在補償制度存在種種缺陷,使大多數的農民陷入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境地,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改革現有的失地補償制度勢在必行。
一、現有失地補償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失地補償標準低,沒有體現土地使用價值,也沒有體現土地對農民的真正價值。
我國失地補償標準,計算采用的是“產值倍數法”即是《土地管理法》所規定:征地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前兩項的補償標準分別為該耕地前三年平均產值的6-10倍,和4-6倍,兩項之和,低限是10倍,高限是16倍,特殊情況最高不能超過30倍。但是這種根據土地原有用途計算產值,我國前對所征地的補償標準是所計算出的土地價格,是一種不合理的價格,它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不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一“產值倍數法”計算出的土地價格沒有反映土地的使用價值
土地是物質財富的承擔者,它的直接使用價值是農林,果,草等直接物質的產出和提供建筑物承載,它的間接使用價值是從事生產經營獲取利益。而現在產值計算方法的賠償僅是耕地的平均產值,即原有用途的使用價值,主要是種植業的產值,而忽略了土地的其它使用價值,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僅以普通的種植業的產出作為衡量標準,計算土地的補償價格,顯然不能反映出土地本身的使用價值,是一種偏低的價格。例如:在無錫經過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都市型農業的發展,有些農民從事農業的收益很快,最高的畝均凈收入高達5-6萬,經營少量經田而實現年收入8000元的農民大有人在,在制造,物流業,房地產等產業的發展中,土地的高價值功能是得更加引人注目,有的土地賣出了畝有幾十萬元,上萬元的天價,這與普通畝價千元是不能比的①。
第二“產值倍數法”計算出的土地價格,沒有反映出土地對農民的真正價值,是一種不平等交易。
由于土地稀缺性特點,地價日益上升,需求也日益緊張,而這種原用途的補償方法,使農民損失更大,生活難以維持長計。它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功能,更沒有體現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是一種完全與市場無關的政策性標準,耕地的年平均產值既不是土地價格也不是地租,而是以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代替生產資料本身的價值,掩蓋了土地資源的稀缺程度,以及農民群體對土地的依賴程度②。據統計,1998年以來,浙江省各地征地的補償費平均畝12164元,安置補助費每人2377元,經村集體留存,實際到農民手上的土地補償平均每畝7958元,安置補償費平均每人2078元,青苗補償費平均每畝498元,農戶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費總額(包括附著物及其實施補償總費)人均8828元,大部分農民對此不滿,因為這些補償費只能暫時解決農民的近期溫飽問題,如果今后就業困難農民的基本生活靠什么維持,更不用提農民的養老和醫療問題了。③
(二)失地補償方式單一,沒有體現出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原則
市場交易要求公平交易,雙方利益都得到一定滿足現在失地補償方式,大都采用貨幣補償方式,即貨幣補償是指征地方通過支付一定貨幣量,置換農民使用的土地,讓農民自己解決就業和生活出路的安置被償方式。免費論文。,但是對于失地農民來說,有限的安置費對他們的再就業,養老,醫療,子女的再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正口陳錫文所言:“農民失去土地以后,他當不成農民,而領到的那點補償金也當不成市民,只能是社會混亂”。張壽正認為:“失地失去的不僅僅是土地,還有就業崗位,居住方屋,生活保障以及集體資產等,從而失去維護農民生存和發展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和發展方式。”根據上海,浙江和四川廣元的調查顯示,被征地農民就業后職業穩定性脆弱,被征地農民既使就業,但仍然面臨著職業不穩定的問題,這種職業不穩定主題表現為重新遭遇下崗失業,調查顯示被征地農民因企業經營不善或破產,失去工作或下崗的比例達39.28%,職業不穩定也表現為就業人群中打臨時工的比例高達29.75%④。
(三)補償費用的分配不合理,違背了市場交易的等價交換原則
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要求農民因失去地土所造成的損失,應給予等價補償,但事實并非如此。土地二級市場出讓轉賣給使用者,可以從中得到一個很大的差價。據估算,計劃經濟時期的“剪刀差”讓農民付出了約6000-8000億元的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利用低價征地價出征,又使農民受了2億的損失。
1.地方政府權力定位不當,利用自身優勢謀利
土地征收過程中,土地補償費給集體經濟組織,第二項安置補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屬于農民。但由于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不明確,缺乏可操場性。農村集體在征地過程中的權利地位并沒有明確界線,在含糊的權利空間中,集體組織在利用自己的優勢參與對農地轉用租金的爭奪。許多縣鄉政府也參與了利益分配,結果層層截流,往往給農民造成大的損失。調查表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改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業后40%-50%,村級組織占25%-30%,農民占10%⑤。
2.村集體所有權主體虛置,導致農民財產權缺失。
我國《土地管理區》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而村委會是自治組織在法律上對集體經濟并不負責,也不具備土地所有者的身份。這就造成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虛無。根據產權經濟理論,在產權不清晰的情況下,產權被侵害,所引起的矛盾不容易表現出來,但如果產權界定清晰,產權一旦受到侵害,必然遭到產權主體的反對。因此這種產權不清,顯然不利于農民利益的保護。免費論文。
二、補償制度的完善
(一)提高補償標準,引入市場機制
1.土地要采用市場機制進行配置,并充分按照市場價格進行交換
無論城市土地還是農村集體土地,都要充分按照市場價格進行交換。在市場經濟條下,農民按照市場價格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同時自己的土地的失去也應按市場價格,以示公平。要徹底改變目前經濟條件下的不對價的補償關系,提高征地的標準。免費論文。同時失地補償費的計算應體現市場經濟規律,綜合考慮各地的實際情況和最低生活標準進行補償,這樣在市場達到均衡的農地征用的數量和價值,才是清除了失靈的最佳數量和價格,這既保障了農民的利益,也促進了土地可持性利用。
2、土地的補償價格,應體現土地的對農民的真正價值
關于我國地土補償原則,我國法律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實際上采用不完全補償的原則,這樣的補償無法反映土地的真正價值,這對失地農民是極不公平的。土地補償的費用體現土地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以及市場的供求情況,即要包括直接損失,又要包括其間接損失,醫療保障,養老及失業保險,子女教育保障社會穩定功能,這種損失包括失地農民長遠的就業和生活問題
(二)采用多種補償安置方式
國土資源部的有關文件中指出“失地農民的安置要以提供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對被征地的農民進行妥善安置是核心,鼓勵和支持各地積極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安置途徑”。因此,我國土地征收補償新方式的體系構建,要避免把農民強制性地拋出社會體制之外的尷尬情形。建議采用以下三種方式⑥:
1.債券或股權補償。對于綜合效益周期長,收益穩定的重點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建設征地補償,可以發放一定量的上地債券作為補償,或者以上地補償費入股參與經營,以保障和維護農民的利益把農民的上地補償費折成股份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農民作為集體的一員,享有的上地承包經營權和收益權不會因為土地征收而被剝奪。
2.置換上地安置補償,給子被征地農民相當數量和質量的宜農上地作為替代地補償,以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有時也稱作開發性移民。須注意的是,被征收的上地的地價與替代地的地價之價差應該補償給農民。這種補償方式在土地資源豐富的地區比較可行。這種安置策略對于解決目前部分征地農民的“退路”問題有一定價值,也可以減少將更多的征地農民突然地拋入現代社會經濟結構,從而減少政府籌措資金的困難和農民的不滿情緒 。
3.就業安置補償,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安置,就是讓使用該征收上地的企業吸收原來依賴該上地生存的那農民,作為企業的員工,這樣可以解決一部分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這種補償方式主要適用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情況,對高科技企業一般不具有操作性。另外,這也與現代企業關于用工自由的市場機制不配匹,失地農民即使進入企業后,也多數會因為不具有技術優勢等原因而被淘汰。因此,在征收上地過程中,政府應重視失地農民的技術培訓工作,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與工作能力從而適應社會與企業的需要。
(三)失地補償分配合理化
1.地方政府應有明確的合理分配的比例
根據法律的規定:在國家建設需要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代表國家將土地征用權,將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家所有,并將具有土地使用權按一定方式提供用地單位,同時,新的用地單位向原使用地農民和集體交付征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青苗及地上物賠償等,向國家及地方政府支付耕地占用稅,耕地開墾費,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征地管理費等。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應明確國家土地收益比例。
2.明確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界限,保證農民的財產權
土地是農民最大的財產,只有農民真正有處置財產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農民的收益,推進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通過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動,實現集體土地資產的充分顯化。通過和地方人民政府本著多產,少取放活的原則,確定合理的土地權益,其分配比例,要特別維護失地農民的利益。堅持公共目的用地,集體獲取補償費5-25%,農戶獲75-95%,經營性用地協商流轉接國家5%,集體5-25%,農戶70%-90%的比例,并將土地補償費交給通過契約建立的中介監督機構負責管理發放⑦。
工業化城市化和大型工程建設是我國經濟建議加速發展的根本途徑。而工業化,城市化和大型工程建設又必然產生失地農民的問題。而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征地補償制度,使失地農民生活窘迫,影響社會的穩定,所以必須改革征地補償制度,以加速我國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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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土地征收 公共利益 完善程序
土地征收是國家、政府為了公共目的而強制將集體所有的土地收為國家所有并給予補償的法律制度。土地征收的目的、過程以及方式方法都應當經過法律的明確規定,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法律規范都對該項制度有一定的規范,但是在實際的操作應用之中,土地的征收程序依然存在著缺失,這也就導致了農民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正當合理的保障,從而可能引發一系列的沖突、矛盾,阻礙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進一步完善構建土地征收制度已成為我國法制化進程推進的當務之急。
一、土地征收過程中存在缺失
(一)“公共利益”定義不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第4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法律條文明確了土地征收的目的以及條件,即是為了“公共利益”,國家政府可以通過強制征地的方式取得該地的使用權、所有權,這也就導致了農村集體喪失了該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要知道,農民大都依靠著土地來生活,喪失土地會給其造成長遠的利益損失,其有可能因為土地被征收而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來源。因此,國家政府在征收土地的過程中必須慎重考量。而法條之中所示“公共利益”的范圍就太過于寬泛,沒有明確指向何謂“公共利益。”從而導致國家政府機關任意以“公共利益”的需要為名征收土地。這將進一步擴大國家政府機關的權利濫用,以至于切實侵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
(二)政府權力過大,信息難以公開
由于土地征收是政府通過其強制力來進行,這也就導致了從征收決定的做出到征收行為的實施都是經由政府一手操作,雖然有聽證制度,但是該制度僅僅限于土地補償安置的范圍內,公眾無從得知有關土地征收決定的做出以及實施的具體細節。同時鑒于《征用土地公告辦法》(2001)第五條“征用土地公告應當包括下列內容:(一)征地批準機關、批準文號、批準時間和批準用途;(二)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權人、位置、地類和面積;(三)征地補償標準和農業人員安置途徑;(四)辦理征地補償登記的期限、地點。”的規定,公告條款并未要求說明征收行為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因此公眾無法如實得知征收的目的是否合理,所以也就難以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基于征收機關、監督機關都為政府部門,因此這種事后公告,很難保障被征收者的上訴權利。
(三)補償標準不一,補償過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從該條法規可知,我國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因地區不同而不同,補償的標準不完全合理。這項規定并未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考慮在內,同時也規避了土地增值這種必然性趨勢,將補償的標準定為“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勢必會侵犯被征收人的潛在利益,造成他們未來的生活乃至子孫后代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有些被征收人甚至因為土地被征收而導致喪失生活來源,從而降低了生活品質。這與我國所追求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美好愿望實屬相違背的。
二、完善土地征收過程中的正當程序
(一)確立征收的目的
我國土地征收法將征收的目的定為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未對其確切的指向性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有可能導致政府機關的權利濫用。而我國臺灣地區在對于征收目的的確立方面就比較詳細,“臺灣土地征收條例”第3條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征收私有土地;征收之范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二、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它公共建筑。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八、社會福利事業。九、國營事業。十、其它依法得征收土地之事業。”我國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也應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對于土地征收的目的加以適當的確立、規范,以此保證有法可依,從而限制征地機關的權利濫用,保障被征地人的合法利益。
(二)完善有效的聽證制度
根據我國《國土資源聽證規定》,我國土地征收聽證的適用范圍僅僅限于征地補償安置的聽證。對于土地征收決定的做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及征收的目的等等關乎被征地人切身利益的信息沒有具體聽證規范的實行。
同時,《國土資源聽證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告知后5個工作日內向聽證機構提出書面申請,逾期未提出的,視為放棄聽證;但行政處罰聽證的時限為3個工作日。放棄聽證的,應當書面記載。”要讓身處農村的被征地人在5個工作日內提出書面申請實非易事,而且他們極有可能無法確定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不明自己具體有何權利。因此,總而言之,為了保護被征收人的弱勢地位,聽證制度應該得到更好的完善。第一,擴大聽證內容的范圍,使被征地人得以明確知曉政府的征地行為是否符合征收目的。②第二,適當延長聽證申請時間,使被征地人能夠做好充分的準備。第三,完善聽證制度的回避程序。由于,聽證主持人等與相關利益有密切關系的人也都與行政機關相應的聯系,所以很難保證聽證的公平性。因此,完善有效的聽證制度是當務之急,值得有關部門納入考慮范疇。
(三)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機制
我國目前采用的是以貨幣補償安置為主,以產業安置為輔的土地補償安置。這無疑是有一定問題的。由于現今的經濟形勢,土地的價值越來越高,因此以貨幣來作為補償手段,無法保障被征收人的利益。從長遠來看,土地被征收之后,很可能意味著該農民的衣食住行都無法得到保障,而前期所進行的安置補助的貨幣補助無法確保農民的長期生機。
同時,對于耕地征收的補償,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這也是有問題的,由于耕地很大意義之上是“看天吃飯”的,因此,如若該地三年適逢干旱或洪澇,產量急劇下降,適用該條款是不恰當的。
論文關鍵詞 土地征收 補償 法律制度
一、我國土地征收補償制度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農村土地征收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全面,我國還沒有制定單行的《土地征收法》,而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主要有《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但補償相關內容規定較為籠統,缺乏可操作性,落后于社會發展現狀。
(一)征地補償的范圍較窄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以補償的原則性條文,我國對于農村土地征收的補償規定在《土地管理法》中,根據《土地管理法》第47條的規定,我國征地補償費的范圍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和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土地補償標準是按照土地產值的倍數進行的,這樣的補償標準顯然太窄了,只進行了適當補償,而不是完全補償,沒有考慮土地在被征收后的發展價值,農民重新就業成本和就業風險也沒有考慮在內。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立法來看,多采用征地補償標準市場化,不僅將征地所產生的直接損失納入補償范疇,而且對于間接侵害的損失補償也作了規定。
(二)補償方式單一如上所述,我國目前征地實踐中普遍采取的是一次性貨幣安置的方式,讓農民在失地后自謀職業,征地補償方式仍然比較單一,即使政府鼓勵農民自主創業,卻沒有提供相關的培訓系統以保證再就業,就業安置機制嚴重缺失。一部分失地農民拿到錢由于自身缺乏理財知識和消費觀念,很快便揮霍得一干二凈,或用于充當賭資或盲目投資,既失地又失錢,可謂禍不單行,前途堪憂。失地農民在流入城市后,由于文化知識水平、觀念以及就業技術能力方面的限制,他們在城市就業中處于劣勢地位,往往只能從事一些體力型勞動,毫無競爭可言。這樣的一次性貨幣補償安置忽視了被征地農民的未來生存問題。
(三)補償標準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這是我國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確定的法律依據,即以土地的原用途來確定征地補償費,實行的是“產值倍數法”。安置補助費一般為被征收耕地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如此低的安置補助標準,失地農民最多只能在省吃儉用的前提下維持大約六年,其后的生活可以說是毫無保障。另外,法律規定了年產值倍數范圍,卻沒有具體衡量標準,這就賦予了政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地方政府往往會可以壓低倍數以節省征地成本,違背了“運動員不能充當裁判官”的規則,作為利益獲得者的政府同時又充當利益分配者的角色,受利益的驅動,往往難以保證其公平性。
(四)征地補償程序形式化在現代法治理念中,完善、正當的程序是保證公權力良好運作的手段,在土地征收過程中亦是如此。《土地管理法》第48條規定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現階段有關聽證程序的規定,僅僅局限于征地補償安置方案,而就征地行為本身是否合法與合理,被征地農民無權要求聽證,提出異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事后聽證。所以即使對補償程序的聽證再完善,也是于事無補。
(五)補償款發放存在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土地征收補償款是否及時、足額發放到農民手中關系著農民基本生活、對農村社會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般來說,土地征收補償款就應當及時地足額地發放到農民手中。但事與愿違,這個看起來非常理所當然的事,在實踐操作中卻問題百出。就目前來看,補償款發放工作主要存在這以下這幾個問題:(1)給付農民補償款不及時。本來,在確定了土地征收補償款后政府應及時地將款項及時地發放到農民的手中,有的政府部門卻遲遲沒有落實,總是以各種原因克扣挪用,在補償款發放到農民手中的時候已經大幅度貶值了。(2)補償款發放監管力度不夠,克扣、貪污、挪用補償款的現象頻發。由于在土地征收補償程序中,一般都是由用地單位將補償款先劃入農村集體帳戶,然后由村委會將匯入集體帳戶的補償款再分發到各農戶手中。這樣層層截留,最后到達農戶手中己所剩無幾,由此引發的糾紛不斷。(3)某些村干部或農民通過虛設人口來套取土地補償款。一些村干部除了將代管的土地補償款直接挪用或貪污外,采取虛列占有土地人員的手法冒領補償款。而失地農民則多采用假結婚的方式以期獲得更多補償款。
二、完善我國土地征收補償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擴大補償范圍,按市場價格設置補償標準我國現行的征收補償范圍和標準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應從立法和實踐的角度來擴充我國征收補償的項目。在土地補償范圍上,多數學者認為應當從土地所有權擴大至土地使用權的補償,包括土地本身價格、土地使用權價值、地上附著物價格、社會保障價格和拆遷補償等內容。豍筆者認為補償范圍應該包括間接損失,具體應當包括以下幾項:(1)殘地損失、相鄰土地損失補償。土地征收必然會造成殘余地的損害,降低土地的利用率,如征收導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經濟的土地規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損失。(2)重新安置補償。土地被征必然要涉及到遷移的問題,那么補償款范圍需包適當的移遷費補償,其中包括建筑物和動產的遷移費補償等。(3)營業損失。被征收的土地大多不是荒廢的,除了普通的自給自足的耕種外,會用于農業經營活動。用于經營活動的土地在被征收后不得不放棄經營,本文認為,此處的補償范圍需擴展到營業損失,即在被征地上從事經營活動的投資補償與租金損失補償。
我們可以通過市場中介機構進行綜合評估,確定以公平合理的市場價格作為征地補償的標準,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是市場經濟發展所需。
(二)補償方式宜多樣化多渠道的補償方式能使土地權利人能得到充分的安置。筆者認為,補償方式可以加入以下幾種:(1)貨幣安置。包括一次性貨幣安置。分期和終身貨幣安置。目前主要是采取第一種安置方式,本文認為分期和終身貨幣安置比一次性安置更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采取后兩種方式可以避免因物價上漲帶來的弊病,定期根據物價上漲的幅度上調補償費。(2)農業安置。在土地資源豐富的地方可以采用這種方式,即給以被征地農民相當數量或者質量的土地,供農民發揮自身所長,繼續從事農業活動,或者轉換為其他農業方式,保證其生活水平不下降,這樣可大大減少其他就業的風險。(3)提供免費的職業技術培訓或提供工作崗位。土地征收補償就好比扶貧工作的開展一樣,與其給人以魚不如給人以漁,只有教授生存技能才能有效的脫貧。(4)企業補貼安置。因建造鄉鎮企業被征地后,如果沒有提供給農民進廠工作的機會,就應當定期地用企業的利潤來支付農民一定的生活補貼作為補償安置。上述補償方式可以彌補單一金錢補償的不足,改變我國農民謀生技能較低、進入城市后就業困難的局面,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活來源和長遠的發展問題,值得肯定和推廣。
(三)完善聽證程序由上可知,目前的聽證內容局限于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即只有在征收方擬定公布后被征收方才有權要求聽證。筆者認為,失地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應該得到保障。建議設立事前聽證,聽取被征地農民對是否征地的意愿,與廣大農民在自愿平等的情形下對補償方案的制定進行協商,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
(四)積極構建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建議建立專門的失地保障資金,以保障以下弱勢群體:(1)因失地且無法正常就業的農民。對這類群體進行及時的失業救濟補償,組織就業培訓,提高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引導他們根據自身的特長尋找合適的工作,同時鼓勵農民自主創業,并提供一定的小額資金貸款等政策上的優惠,必要時可由政府出面與征地單位協商提供工作崗位。(2)年老或者喪失勞動能力者及未成年人。年老及喪失勞動能力者根據當地的生活水平給予最低生活保障,未成年人則根據最低生活保障給以補貼直至成年。
失地農民由于喪失了農村身份而使得其在醫療方面從新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中被剝離出來,因此,政府應推進失地農民原來的新農村醫療保險與城鎮醫療保險的接軌,又或者通過有效的宣傳鼓勵失地農民購買商業保險,彌補因失去土地而無所依附的農民的損失。
(五)完善補償款發放制度1.嚴格執行補償款專戶專用,賦予農民充分的自治權。土地征收補償款應設立以戶為單位、標注戶主身份證號的征地補償專用帳戶,在法定期限內由銀行將補償款打到專用賬戶上,全部、直接發放給被征用土地的農民,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截留、克扣。這一做法減少了發放補償款的環節,可以從制度上防止村干部侵吞補償款的現象。土地管理部門要明確土地補償的收益主體,從而在農村征地過程中,跨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環節,由有關部門直接對被征地農民予以征地補償登記,直接與農民打交道,面對面與每家農戶進行交涉,讓農民及時了解自己的權利,行使自己的財產權利。而不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轉交或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之間分配,這樣才能避免日后糾紛的發生。在立法建議上,應賦予農民充分的自治權,必須明確規定全額支付的期限,如果在該期限內農民沒有得到應得的賠償則有權拒絕征地單位動用其土地。
2.地方政府應做好征地補償款發放的監管工作。地方政府應當要求村集體組織定期匯報征地安置補助費的管理和使用情況,并對此進行公示以方便被征地農民監督,對轄區內群眾的補償和安置情況定期應做匯總報告上級主管機關以期更好地跟蹤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