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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俗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程抱一；小說；中國文化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入選法蘭西學院，成為40名被譽為“不朽者”終身院士之一。自1635年法蘭西學院建立以來，程抱一是唯一一位亞裔院士。這不僅僅是因為程抱一先生在美學和文學領域做出的巨大成就，同樣還是一份對程抱一先生為促進中法兩國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貢獻的褒獎。然而，直至今日，程抱一先生在小說領域也只有《天一言》和《此情可待》兩部小說。作為詩人和美學大師的程抱一先生之所以投入到小說領域，顯然是因為小說所能承載的信息更大，所涉及的領域也更為廣泛。因此，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說中容納了其詩歌和美學評論中無法展現的中國民間風俗。做為中法文化擺渡人的程抱一先生通過其小說創作不僅更大范圍地把中國美學介紹到法國，同時也讓西方領略到了中國民俗文化的無限魅力。

一、小說中的中國民間藝術

做為美學家的程抱一先生首先是以民間藝術的角度來描寫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例如小說中就多次描寫了中國傳統戲劇的表演。“中秋節時，一個京戲班子……‘林沖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戲，發現演員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現不同的時空！……總之，并沒有真正存在的時空，有的只是一個在舞臺上活動的人，時空因他而生。”i以上可以明顯發現，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說中，對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描寫往往是為進一步地發掘其內在的美學理論而做鋪墊的。小說中還多次提到一些傳統的民間隱士或藝人，如“道士”、“隱居老畫家”等等。作者對這些民間藝人的聚焦并沒有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寫和行為上，而是借助主人公在與這些人物的對話，展現在某一領域中的藝術理論上。例如在與“隱居老畫家”重逢之時，作者直接省略了與老畫家的日常相處的時間，也省略了對老畫家的外貌及性格描寫，而是用了大量的筆墨來紀錄老畫家與主人公天一的對話，如小說中老畫家所說的“我唯一能教你的是中國悠久的傳統。”ii通過老畫家之口，作者詳細闡述了中國傳統繪畫思想。作者繞開對中國傳統繪畫技法的描寫，而是上升到精神層面，強調中國繪畫虛空、元氣及宇宙之間的關系。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對中國民間藝術的描寫顯然是對其美學作品的補充，而與理論化的美學作品相比，小說的受眾無疑更加廣泛，也更加有利于實現作者做中法文化橋梁的理想。

二、小說中的中國民間風俗信息

除了民間藝術之外，程抱一先生小說中還大量描寫了中國傳統民俗風情，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小說展現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民俗習慣。例如《天一言》中的叫魂，與土霸王鮑老爺喝酒，茶館喝茶等場景形象生動地把中國民間傳統文化展現給了法國讀者。以茶館喝茶一節為例，作者分別描寫各種茶客的形象，有演丑角的演員，高雅的茶客，還有頭發花白的老戲迷，把聽戲前在茶館喝茶的習俗通過各類人物的表現生動地刻畫出來了。

第二，小說中大量中國民俗物品，為法國的讀者再現了中國人的傳統生活，而且用語并無理論書籍的單調。實物方面的主要有官府衙門、古廟寺院、后花園、閨閣等意象；日常行為上有祝壽、把脈、算命、燒香拜佛等意象；傳統節日有包粽子、賽龍舟、七夕鵲橋相會、中秋賞月、重陽登高等等。我們選擇一段服飾描寫來看，“通常，和所有人一樣，他穿著一件道袍。那一天，為了趕路，他穿了一身短身衣服：緊身上衣，長褲，身上掛了一條寬布帶，里面縫了個錢袋，外面掛著個鐵碗。”“只帶了些衣服和日用品，針灸用的銀針，草藥，還有幾本道學的書，整個用個棉布一包，外面還裹著層防水的油紙”iii，這樣的描寫并無堆積的術語，簡單的語言為法國讀者直觀地描寫出了一個遠游道士的形象，讓他們更加接近道家哲學思想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現。

第三，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讀者還不時地能讀到許多閃爍著民眾智慧的中國民俗語言。諸如，“Faire ce que l’humain peut, laisser le Ciel faire le reste?”（盡人事知天命）；“ce qui ne doit pas venir ne viendra pas, et ce qui doit venir viendra”（不該來的不會來，該來的一定會來）；“ses paroles lui passent par les oreilles comme du vent”(她的話對他來說就是耳邊風)；“quand on survit à une calamité, on conna tra le bonheur plus tard”（大難不死，必有后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良藥苦口”，“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佛陀燭光不怕風”，“老天有眼”等等。雖然對于中國讀者，這些句子不過是生活中的平常用語，可是在法國文學卻是首次亮相，對法國讀者而言，充滿了無窮的吸引力，可以說，通過這些生活氣息十足的俗語，中國人的普通生活觀念也開始與法國讀者的生活觀開始碰撞和交流，對于加深法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無疑是有重大意義的，同時這些句子也必將豐富法國自身的語言、文化和民族智慧。

在小說創作中，作者無法忘記文化媒介的身份。也正因此，程抱一先生在小說中自覺地載入了許多中國文化信息，有些地方甚至是刻意為之。比如小說中的人物名稱都是用漢語的讀音，這是因為，在中國，名字的意義在于用語音包含了取名者的理想，在兩本小說中，男主角“Tianyi”名字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理想，“Daosheng”也暗含了“道生萬物”的中國宇宙論的思想。女主角“Yumei”“Lanyin”（玉梅、蘭英）名字中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都是善與美的化身。而這一切文化內涵是無法直接譯成法語的，即使直譯也必然會損害意義。因此，作者寧可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陌生和阻礙，也絲毫不愿破壞其中的中國文化精髓。從這一取舍中，我們也能看出作者在法語中再創造中國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感。

綜上所述，程抱一先生正是借助于小說這樣一個以敘事為核心的文體，從更為廣闊的角度把中國民俗文化介紹給了更多的法國讀者，實現了其作為中法文化擺渡人的理想。作品中無論是中國民間藝術還是風俗人情，作者都能從更為深層的美學和哲學角度進行解讀，使得這兩本小說與作者其他的美學和詩歌作品一起成為了法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化重要渠道，在更廣泛的領域促進了中法兩國文化的交流。（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注解：

中國民俗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民俗學 創新 民俗志書 理論 實證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俗學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體現出了諸多創新性的內容和形式，本文重點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創新內容。

一、民俗志書寫創新

將民俗志作為民俗學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對其產生的新的要求。書寫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條件，因此必須從書寫上對其進行根本性改變。民俗志文字的表達并不要求嚴格參照于民俗興起時的文字風格，并且要求較少固定式填充資料的書寫方式，這需要書寫者在工作時能夠對其進行多樣化的塑造，如書寫的表達意境、文章風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與日俱增的現今社會，劉鐵梁通過不懈研究，為民俗志樹立的準確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進積極的倡導，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學研究中發揮范式的主導作用。在2004年時，由北京師范大學所參與的民間民俗文化遺產傳承工程中，劉鐵梁教授作為首要的負責人與其他師生對試點展開研究，作為試點的為北京市門頭溝區，通過學者及學生們的調查和研究，為該區的民俗文化保護提供極具實踐意義的方案，同時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較為規范的書寫形式，進而隨著研究深入而最終形成具有標識意義的書寫理念。該理念也逐步成為了保護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書寫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遺產傳承工程深化進行，為東城區、懷柔區、西城區、昌平區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幫助，在實踐的過程中，劉教授及其他學者所提出的書寫理念獲得了不斷補充和升華，最終成為了中國民俗志書寫的統一制式。

二、民俗記錄和研究形式的變化和獨特作用

北師大教授劉鐵梁在研究時發現了民俗記錄和研究形式的變化，以此基礎上對“記錄民俗學”進行重新的等位。劉教授認為“民俗志并不能單純的作為記錄載體，而是應幫助科學的研究為整個民俗學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從目前民俗學的研究方式上來看，作為研究資料的民俗志不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資料，其本質上已然具備著一定的認知。雖然劉教授在其學術論文中并未明確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備的規范性作用，但是從其對民俗學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對民俗學的各方面影響，已然決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為此類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將其應用于規范和引導民俗學發展的范式，雖然在民俗學的發展中期并非獨一無二，但是民俗志的獨特作用將作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寬了民俗學的實證性研究

從其他方面而言，專注于民俗學的實證性研究進步速度令人驚喜，同時在實際應用中也取得不錯的成果。實證性的研究對民俗學內容的拓展以及基礎建設都有著較強的實踐意義，需要獲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學者鐘敬文先生在該方面也有著非凡的成就，在神鬼傳說、故事和歷史研究中，均發表的杰出的論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類神話》是從多個方面對神話故事中所出現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中日民俗間故事比較泛說》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對民俗學的學術領域有著較好的借鑒意義。而在這些著作的背后，鐘敬文先生晚年之時由于身體原因，只能夠通過指導研究生對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和補充，在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著鐘先生的心血。學者許鈺對傳說和故事、陳子艾對民族風俗、張紫晨對宗教和戲曲等研究，結合鐘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學術成果，共同構建了目前民俗學實證領域。

四、民俗學的理論創新不斷涌現

民俗學的內容涉獵較為廣泛，在學術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論和歷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針對于我國民俗學的研究文獻已有一定的積累，如我國已故的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曾發表《把我國民俗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關于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等論文，更是參與到現行民俗學教材《民俗學概論》、《民俗間文學概論》的編寫之中。學者董曉萍的《民俗學導游》、趙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27―1937）》、蕭放的《〈荊楚歲時記〉研究》等在我國民俗學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與此同時，從事于教育一線的工作者，也已論文的形式對民俗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評價。

在民俗學恢復之時，其傳統性和理論體系的研究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并隨著研究步伐的不斷深入，該類研究方式也將更加受到重視。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選取論文的方向和針對問題的意識也常有相關類型研究的出現，如黃濤的《民俗間語言現象的民俗學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圍和傳統性上所進行的研究，其創見性令人觀止。再如朝戈金的《口頭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賈放新作《普羅普故事學思想研究》等對國外民俗學的研究著作，在理論的研究中有著不俗的造詣。

五、結束語

民俗志書的書寫創新、民俗記錄和研究形式的變化和作用、拓寬了民俗學的實證性研究以及民俗學的理論創新不斷涌現都體現出來民俗學的不斷發展和變化。這也和中國經歷的快速發展和繁榮有著緊密的聯系。

參考文獻：

[1]余悅，王俊暉. 改革開放 30年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理論形態[J].江西社會科學，2008（11）.

[2]烏丙安.民俗學理論創新的必由之路[J].江蘇社會科學，2010（10）.

[3]高丙中.中國民俗學三十年的發展歷程[J].民俗研究，2008（3）.

作者簡介：

中國民俗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新晨

(四)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中國民俗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 本文以我國花卉文化為例，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旅游活動日益頻繁的今天，為了使絢麗多姿的民俗文化傳承下去，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就要發掘民俗文化所包含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并宣揚這些文化內涵。

一

俗話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同化下，在旅游活動的負面影響下，民俗文化的純凈性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為了使多樣的民俗文化傳承下去，必須對民俗文化的文化內涵進行發掘及宣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常重視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保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體會議根據IV委員會的報告通過決議）指出：“人類的共同遺產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的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利益予以承認和確定。”［1］而各國民俗文化的多樣性正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反映。

民俗及民間風俗，是廣大民眾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現象，具有民族性與地方性的特征。［2］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區的歷史發展軌跡，也是一個地區或民族文化不斷發展創新的根源。但在經濟全球化、旅游活動日益頻繁的今天，民俗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如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已不再愿意穿著本民族的服飾；按古規，苗族的蘆笙在每年春種秋收這一段農忙日子里是不能吹奏的，可在貴州雷山縣的一個苗族村寨，倘若來了旅游團隊，不論什么季節，只要付上300元左右的人民幣，就可以觀賞到全套表演。［3］從中也引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做好民俗文化的傳承工作，從而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樣化？要使民俗文化在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傳承下去，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發掘并宣揚各種民俗文化中的文化內涵。下面就以我國花卉文化為例加以說明。

二

在我國的民俗文化中，花卉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1.桂花與民俗文化

關于桂花，漢晉以來，有月宮桂樹之說。《太平御覽》引《淮南子》云：“月中有桂樹。”進而有吳剛在月中伐桂的傳說。比喻科舉考中為月中折桂、蟾宮折桂，且作為成語，至今使用。月亮和桂花的傳說還演化出中秋賞桂、飲桂花酒的習俗。［4］

桂花除了與中秋節相關，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彝族剪紙中就有桂花的圖樣。［2］

2.與民俗文化

重陽節的包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重陽節也叫“菊節”、“節”，重陽節與有關的民俗有賞菊、簪菊、飲菊酒、食菊糕等。

《燕京歲時記·九花山子》記載：九花者，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庋廣廈中，前軒后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4］可見清代賞菊的盛況。至今，每逢金秋時分，我國一些地區仍有有展覽。

唐李欣《九月九日劉十八東堂集》詩：“風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惡酒，湯餅茱萸香。”宋代《乾淳歲時記》記載：“都人是日飲新酒，泛黃簪菊，且各以菊糕為饋，以糖肉秫面雜物為之。”［4］在這些記載中可略見古時重陽節飲菊酒、簪菊、食菊糕的風俗。

重陽節與的關系如此之密切，是與我國民眾所創造出來的的文化密切相關的。被認為是辟邪之物，《續齊諧記》云：“汝南恒景隨費長房游學，長房謂之：‘九月九日，汝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飲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雞犬羊牛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5］因傳說有此辟邪之功效，所以重陽節簪菊、飲菊酒、食菊糕等習俗一開始不免有辟邪的意思。發展至后來，簪菊有了裝飾的作用，而飲菊酒、食菊糕則與其保健作用更多地聯系起來。有藥用價值。《神農本草經》將列為百草上品，認為“久服利血，輕身耐老延年”；的藥用價值更被追求長壽成仙的道教借用，認為是食之可以不老的仙品，東晉道士葛洪《神仙傳》云：“康風子服甘，柏實散，乃得仙。”［5］

除了與重陽節聯系密切，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壯族的壯錦花紋圖樣就有等紋樣。［2］現在，茶也是大眾普遍飲用的飲品。

3.牡丹花和民俗文化

牡丹的栽培歷史早在魏晉南北朝時就已有記載。傳說唐朝武則天冬日醉酒，令百花開放，唯牡丹抗旨未發，被貶洛陽。牡丹不懼，不畏權貴，不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正與中華民族的氣節相吻合。［6］牡丹的國色天香，更寓意富貴吉祥。錫伯族的門框、窗、屏風、相框上所雕繪的圖案就多有牡丹。壯族的壯錦也有“鳳穿牡丹”等圖樣。土家族織的土花被面的花紋也包括了“蝴蝶撲牡丹”、“四鳳抬牡丹”等。［2］

4.其他

除此之外，在我國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是彝族剪紙的圖樣，也是苗族蠟染的主要圖樣；象征傲雪高潔品質的梅花是彝族剪紙的圖樣；象征愛情和幸福的羊角花（即杜鵑花）是羌族人民的最愛，也被羌族婦女廣泛應用為挑花和刺繡的花卉圖案。［2］

三

在我國民俗文化中，花卉包含著濃厚的文化底蘊。要做好民俗文化的傳承，避免經濟全球化及旅游活動等對民俗文化的沖擊，就要在發掘這些民俗文化的同時，做好民俗文化內涵的宣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1.避免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多樣性

經濟全球化沖擊著多彩的民俗文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發掘并宣揚民俗文化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很有意義。比如，現在情人節的玫瑰花、圣誕節的圣誕樹等西方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在我國年輕人中間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中秋節的桂花、重陽節的等中國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卻在人們心目中慢慢地淡化。長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民俗文化被同化的現象，同時失去本國民俗文化的底蘊，也失去民俗文化創新的根本。在中秋節、重陽節這些傳統節日來臨之際，如果報紙、電視等媒體適時宣揚桂花、等內在的民俗文化內涵，有條件的公園適時組織桂花展、展，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將會起到有益的促進作用。

2.避免旅游活動對民俗文化的沖擊

在我國的一些旅游地，“旅游經營者們往往對旅游者持一種迎合的態度，旅游者喜歡什么，他們就提供什么，藝術品、手工藝品，甚至某些建筑樣式和風格都以游客的趣味為標準，缺乏恰當的引導和可貴的守護精神”。［3］這樣做的后果，就是造成民俗文化的扭曲、失去真我，旅游者看到的也不再是真正的民俗。在旅游活動中，應讓旅游者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并使旅游者了解這些文化的內涵。在廣州的茶樓喝茶應可以喝到茶，而不是八寶茶；去彝族看到的剪紙中應有石榴、桂花、梅花圖樣，而不是玫瑰花的圖樣；欣賞羌族的挑花和刺繡應可以看到羊角花（即杜鵑花）的圖案，而不是郁金香的圖案。而且，導游應講解相應的花卉的民俗文化內涵。這樣，游客不僅會對當地的民俗文化有所了解、尊重，認識多樣化的民俗文化，而且當地的民俗文化會得以傳承、繁榮。當然，在避免旅游活動對我國的民俗文化的不良影響的同時，也要尊重外來游客的民俗文化，就拿來說，在德國、法國等國家，是葬禮上用的花。［7］如果在接待來自這些國家的游客時，遇到旅游地適逢展，或預計參觀壯錦時會看到花紋圖樣等情況，都需要導游事先向游客說明我國的民俗文化，說明絕非有心冒犯，并征求游客的意見是否去參觀，以表示對外來游客的民俗文化的尊重。

我國的民俗文化絢麗多姿，要在全球經濟化的大潮中，在旅游業蓬勃發展的現代，避免民俗文化逐漸式微，甚至消亡；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樣性，并不斷繁榮，就需要我們發掘出民俗文化的內涵，讓人們了解民俗文化豐富的內涵。這樣，處于這種民俗文化氛圍的當地人會珍惜本地的民俗文化，發展本地的民俗文化；而慕名而來的旅人則會欣賞到地道而多彩的民俗文化，尊重這種民俗文化。如此，民俗文化才能保持其多樣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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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忠軍主編.中外民俗［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2，4，141，140，136，143，142.

［3］姜建春.民俗旅游對民間文化的負面影響［J］.泰山學院學報，2010，（32）：123-124.

［4］喬繼堂.細說中國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80，186，200，203-204.

［5］尹曉紅.的雅稱及其文化含義［J］.漢字文化，2009，（6）：80.

中國民俗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暨南大學位于白云山下，是中國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府，也是中國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百年風云，造就了這所華僑學府異于其他高校的自由開放之學風。

國際學院是暨南大學的華僑聚集地，該學院的學生部分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以及臺灣地區，另一部分來自其他48個國家。內地學子在這兒其實是“少數民族”，100人左右的班級，內招生大概只有25人。“一開始可緊張了，雖然是同學，但文化不同，生怕糊里糊涂犯了忌諱。”內招生文文在開學前特意了解了一下其他文化，生怕因為文化沖突而惹下麻煩，“但開學后發現同學都很好相處，大家在溝通中互相了解。比如和馬來西亞的朋友相處時不要談論宗教和人種，韓國同學喜歡談論文化，來自印尼的同學喜歡開玩笑，和緬甸的同學在一起時一定要遵守‘男右女左’的原則……”

國際學院的課程中除了國家規定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其他課程都是用英文授課，寫論文也要求用英文。其課堂教學模式自由靈活，幾乎可與港澳的高校媲美，課上大家相互交流，課下相互合作完成作業，學習氛圍非常活躍。

“中國文化節”和“國際文化聚暨南”是暨大最大且最具特色的兩個校園活動。在這樣的盛會上，外招生們詫異于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內招生對國外豐富多彩的生活充滿了向往。“潑水節”是泰國、緬甸等國家的傳統節日，對他們意義重大；保加利亞玫瑰節則是透過文化活動表現保加利亞人民勤勞、智慧和好客的品格；意大利威尼斯狂歡節更是家喻戶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埃及聞風節是埃及人祈愿世界祥和的節日……眾多節日，時間雖不相同，暨大卻通過“國際文化聚暨南”將它們展示了出來。無論老師、同學，校內人、校外人，均可參與。一位2008級的緬甸女同學說：“這是我們傳統的節日。每年的4月13日到16日是緬甸的新年，緬甸人通過潑水來慶祝，這個活動寓意洗掉罪惡、重新做人。我以為過不了了，沒想到還很盛大、很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