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貿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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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貿易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貿易便利化；韓國；中國
“貿易便利化”泛指貨物跨國界移動時，如何在確保在實現合法管理目標的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從而減少相關的成本，使效率達到最大化。“貿易便利化”一詞在理解和運用上迄今尚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該詞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機關和貿易商處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組織所使用。
①貿易不平衡。中韓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雙方貿易逆差規模連年增長，以2008年1-5月為例，中國對韓進口466.4億美元，出口291.8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達164.4億美元。據相關數據統計，自1992年兩國建交到2008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已達2900多億美元，韓國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最多的國家。如此巨大的貿易對中韓貿易的合理健康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隱患。
②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由于中韓兩國經濟發展及產業重點的差異，韓國向中國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為資本及知識密集型產品，如技術附加值較高的通訊設備、高檔家電、精密儀器、以及汽車機零配件，而中國向韓國出口的產品卻主要是初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鋼鐵原材料、化工原材料、農業機械、重型機械以及諸如農礦產品、紡織服裝、皮革等。據統計，2008中韓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電子產品142.2億美元，中國對韓國出口電子產品僅86.9億美元。正是由于雙方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帶來了貿易結構的不合理。
2WTO貿易便利化規則對中韓貿易的影響
①促進中韓貿易的發展。我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簡化了貿易程序，減少了貿易往來中的糾紛，為我國贏得了許多商業機會。韓國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兩國之間強烈的貿易往來需求為兩國的貿易往來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是，由于中韓兩國貿易政策和經濟環境存在較大差異，兩國的貿易在近年來出現了較大的波動性。貿易便利化進程的推進，可以貿易往來中降低稅務執行費用、服務費用、處理程序的時間成本、商業機會成本等各項交易成本，為韓國在中國的投資以及出口，關稅等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并可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進中韓貿易結構改善。貿易便利化下出臺了一系列的新規則、新標準，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產業結構，面對便利化的國際市場貿易環境，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根據新規則、新標準制定新的企業戰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市場，我國經濟才可能獲得相應的發展。目前韓國企業對華投資目的正在并且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投資領域不斷拓寬,以內銷為目的的服裝加工業投資比重也在增加，中間產品也已成為中國對韓出口的主體。2008年中國對韓國出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長2.4%，根據統計，我國從韓國進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由占2005年對韓進口產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對中韓貿易結構的改善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3貿易便利化條件下優化中韓貿易的對策
①改善雙方貿易結構。要優化雙方貿易結構，首先要拓寬貿易范圍，實現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對中國而言，要注重加大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對韓國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打破“中國制造”的廉價印象，實現以質取勝，在復雜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乃至擴大市場份額。②擴大雙方相互間的直接投資。由于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相對于2007年，2008、2009年韓國對華投資件數、規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個數下降19.01%，實際投資下降7.89%，致使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收到了較大的影響，在2009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環境下，我國國應該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加大稅收優惠政策，，引導韓資根據產業結構和地區發展的需要，到東北地區、西北地區投資，加快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中國有實力的企業也要響應黨的號召，全力實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廠，促進中韓貿易均衡發展。
③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競爭力。對于中國這樣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的國家而言，要對參與國際分工做出戰略上的調整，積極準備產業升級，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強產學研合作與交流，致力于開展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傳統產業升級，進一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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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貿易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如何提高我國服務貿易水平，促進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做為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韓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一、中韓服務貿易的現狀
1 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中國服務貿易近年快速發展，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達91.9億美元，進口額達100億美元。中國的跨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到2005年增長了35.5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是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出口增速的兩倍。但中國的服務業起步晚基礎薄弱，雖然近10多年來發展速度增快，但與發達國家甚至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 韓國服務貿易現狀
韓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世界服業經濟升溫的影響。在服務貿易方面，韓國發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間，韓國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為超過10％，高于貨物貿易8.42％的增長速度。2006年韓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225.1億美元，其中，進口518.7億美元，出口706.4億美元，逆差187.6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4.9％，20.2％和37.4％。
二、中韓兩國服務貿易比較
1993－1999年，韓國服務貿易總額略高于中國，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額超過韓國，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是韓國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在服務貿易上均表現為逆差，但可以看出韓國的貿易逆差遠小于中國。1993年韓國服務貿易逆差是中國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卻是韓國的1.11倍，2005年韓國逆差明顯加大，為中國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表現為韓國高于中國。1993年韓國為14.08％，中國為10.33％到了2005年韓國為18.6％，中國為11.7％。
中國服務貿易增長的速度快于韓國，所以中國在服務貿易總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要想在未來的世界貿易中取得突破，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提升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發展地位，提高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
三、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
目前關于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較為零散。概括起來，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體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資源、文化傳統；公司策略與服務基礎設施等。
1 政府管理體制
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從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來看，韓國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韓國的服務貿易在這一方面的優勢在于政府制定了積極的服務業政策和規劃。
在中國，盡管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但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困境，仍嚴重制約中國服務業發展。當前中國服務業的問題在于政府監管過多，并且沒有獨立統一的管理機構。由于管理機構過多，手續辦起來也太麻煩，蓋章太多，程序太復雜。這種沒有獨立統一管理的機制，造成了我國服務領域的管理混亂、不利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通過借鑒韓國的經驗能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有所啟發。
2 健全法律法規
韓國服務貿易領域，金融服務，國際租賃業務，個人休閑文化服務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些領域韓國都加大了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韓國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提出振興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政策。為適應數字化信息時代的發展需要，近些年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等原法進行修訂，被廢止或修改程度達70％左右；為保護主要IT基礎設施，使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免于網絡攻擊，10個政府部門的96項設施被確定為核心戰略IT基礎設施，范圍涵蓋了金融、通訊、交通、能源及社會保障等部門。
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動下，出臺了《著作權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逐步健全。由于中國建立現代版權制度的時間不長，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還不豐富，現行的著作權法律制度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飛速發展的社會各項事業的要求還不能完全適應。各種侵權盜版活動普遍存在，嚴重擾亂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為嚴重的是將會阻礙服務產業的健康發展。
3 人才的培養
為了滿足服務業專門人才的需求。韓國決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億韓元，抓緊培養復合型人才。重點抓好電影、卡通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培養。同時，加強藝術學科的實用性教育，擴大文化產業與純藝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構建“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雙贏”的人才培養機制。
4 加大資金投入
目前韓國在加大對服務業研究投入的力度，對服務部門的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10％。我國服務業由于長期得不到重視，相關投入較低。這直接影響到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因此，資金支持能為服務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奠定基礎，增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第3篇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摘 要：近三十年來,國內學界研究金麗關系的論著逐漸增多,主要圍繞著關系史的梳理、重點事件的考述等展開,研究領域逐漸拓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缺乏對高麗遣使金朝問題的深入研究，對韓國文獻資料的挖掘不夠深入、運用不夠充分等。本文綜述學界近三十年來相關研究成果，企望對今后的進一步研究有所幫助。
關鍵詞 ：近三十年；高麗；金朝；遣使
中圖分類號：K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3-0004-04
高麗遣使金朝的研究是金麗關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然而，學界對金麗關系的研究尚屬薄弱，對金麗宗藩關系下的遣使問題，學界關注不夠。有鑒于此，本文以國內學界的研究為主，試對近三十年來高麗遣使金朝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概述，既是求教于方家,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一領域的研究動態,以期喚起學界對該課題的重視。鑒于筆者個人學識和收集資料的局限，難免有所遺漏，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金麗關系研究總論
國內金麗關系的研究，大多散見于中朝（韓）關系研究的相關著作中，問題主要集中在關系史的梳理上，間或涉及貿易、外交制度、禮儀的探討。
20世紀80年代，黃寬重《高麗與金、宋關系》[1]一文，是較早專門論述高麗與金關系的文章。該文運用豐富詳實的史料，對高麗與金的關系做了爬梳整理，對金麗關系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另外，黃寬重《高麗與金宋關系年表》[2]廣泛搜集史料，把高麗與金關系按年月日順序做了整理，將金宋關系與金麗關系對照，便于結合相關背景全面分析金麗關系的變化，是金麗關系年表的初步展現。王崇時的《十至十二世紀初女真與高麗的關系》[3]，則對金建國前女真與高麗的關系做了系統全面的梳理。
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界涌現出一批致力于研究中朝（韓）關系的優秀學者，在中朝（韓）關系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涉及金麗關系研究的有楊昭全、韓俊光的《中朝關系簡史》[4]，其中第六章為“遼、金與高麗之關系”，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對金麗關系進行了梳理，對金麗間遣使次數做了初步統計。另外，本書還對金與高麗的官方貿易往來，即所謂貢賜貿易做了簡單介紹。劉永智的《中朝關系史研究》[5]，第六編第六節“金代與高麗爭奪大同江以北的領土”，主要考述了金與高麗的九城、保州等領土之爭。
這一時期，主要運用《高麗史》與《金史》對不同時期金麗關系進行梳理的還有楊通方的《五代至蒙元時期中國與高麗的關系》[6]，何適之《論十二世紀初金與高麗的外交》[7]，《中朝關系通史》編寫組編著的《中朝關系通史》[8]，蔣非非、王小甫《中韓關系史（古代卷）》[9]等，這些論著大多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基本關系史實進行梳理論述，故多有重復。此外，還有樸真奭等編著的《朝鮮簡史》[10]，陳尚勝的《中韓交流三千年》[11]，這些著作由于體例限制，對金與高麗關系的介紹都非常簡略。
進入21世紀，隨著中朝（韓）關系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相關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金麗關系的研究也有所發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志江的《中韓關系史研究》[12]一書，上編“遼金帝國與高麗之關系”其中第四至八章按照時間順序，對金麗關系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對金與高麗的和戰、保州問題的交涉、雙方朝貢關系的確立、金麗間經濟文化的交流諸問題進行了論述，為我們清晰地梳理出金麗關系的發展脈絡。楊軍的《東亞封貢體系確立的時間》[13]，從東亞封貢體系的角度，對金麗外交使節往來的制度化特征進行了初步研究，對金麗使節往來進行了量化的分析。楊教授指出，遼金與高麗已經確立起封貢體系內的冊封朝貢關系，標志著東亞封貢體系的確立。這一全新的觀點，為金麗關系、東亞朝貢體系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付百臣的《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14]，以中朝宗藩關系研究為基礎，論述了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的確立、發展、完善和瓦解的歷史過程，作者力圖總結出中朝朝貢制度的特征與規律，并闡述其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影響，該書可謂中朝朝貢關系研究的補缺之作。其中涉及金麗關系的方面，作者從高麗對金朝朝貢、金朝對高麗遣使兩個方面，詳細梳理了金麗朝貢關系的史實，列出了《保州問題解決后高麗向金朝朝貢活動一覽表》以及《金朝遣使高麗一覽表》等。另外，還有孟古托力的文章《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關系中幾個問題考論》[15]，也有涉及金麗之間外交往來、使節禮儀等具體問題。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特點，開始有學者對金麗關系之間一些具體問題展開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可喜可賀的。魏志江的專文《遼金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16]，將遼金與高麗的經濟交流形式分為：朝貢貿易、使臣夾帶貿易、榷場貿易和密貿易四種。本文雖主要側重遼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但作者指出，由于金麗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史料匱乏，故依據高麗對金朝貢“一依事遼舊制”而加以推斷，得出金麗間經濟文化交流當不會遜色于遼與高麗的規模的結論。周峰的《論金世宗時期的金麗關系》[17]，以金世宗時期的金麗關系為研究對象，考述了金世宗對鄭仲夫之亂、趙位寵之亂的對策等問題，指出金世宗始終在維持金麗宗藩關系的前提下，盡量避免干涉高麗內政。趙永春，玄花的《遼金與高麗的“保州”交涉》[18]一文，針對遼金與高麗間的“保州”交涉這一重大問題，對史料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考述，并從“保州”交涉這一問題上總結出遼金對高麗“仁者”“友善”，高麗對遼金則“智者”“事大”的不同的外交政策。孫建權的《金麗交聘路線考》[19]，是針對金麗交聘路線考查的專文，作者利用金、高麗、宋三方史料來推斷高麗與金的交聘路線，主要考述了由高麗開京至金中都這一條金麗交聘的主要路線，同時兼及金初由高麗開京至金上京，金末由高麗開京至南京開封府等兩條路線的敘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國內高校碩博選題開始關注金麗關系研究，如朱曉樂的《高麗與我國遼金王朝外交關系略論》[20]，將遼金時期的高麗外交與東亞局勢結合起來，進行了細致分析。玄花的《金麗外交制度初探》[21]，從金麗外交制度的研究入手，對金麗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制度的內容、外交使節的使命及派遣，以及金麗間外交的禮儀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呂士平的《金麗使節貿易研究》[22]，將金麗使節貿易劃分為萌芽、發展、繁榮三個階段，指出金麗間貿易類型為貢賜貿易、私覿貿易、自由貿易和走私貿易，對金麗之間的貿易進行了深入研究。延邊大學博士林國亮的《高麗與宋遼金關系比較研究——以政治外交為中心》[23]一文，將麗金封貢關系分為發展、成熟、終結三個時期，按照分期梳理了麗金封貢關系，并對麗宋、麗遼與麗金的外交關系做了多方面比較，通過比較，作者指出麗金對封貢關系下的權利和義務已有明確規定，這種制度化的封貢關系是對前代封貢關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麻鈴的《遼、金與高麗的戰爭》[24]，曹中屏的《高麗發動爭奪曷懶甸的戰爭與麗金關系》[25]，孫希國、宋俊成的《試論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之間的戰爭》[26]、《金與王氏高麗的貢賜貿易》[27]，黃純艷的《宋代朝貢體系研究》[28]等論著在不同程度上論及金麗關系。
總的來說，金麗關系的研究雖然受史料缺乏的限制而無法深入，但近些年，學者們通過廣泛搜集中外文獻和碑刻資料，逐步將金麗關系的研究推向完善。
二、高麗遣使金朝研究
關于朝貢關系，韓國學者全海宗在《韓中朝貢關系概觀》[29]中將朝貢關系劃分為典型朝貢關系和準朝貢關系兩種類型，高麗對金朝朝貢屬于典型朝貢關系。張博泉先生在《金史簡編》[30]里也指出歷史上有兩種性質的藩屬國，一是屬于中國國內的藩屬，即地方民族政權；一種是中國國外的藩屬，但是在政治上同中國王朝有一定的君臣關系，高麗就屬于后一種。高麗遣使金朝是其維系與金朝宗藩關系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現在的金麗關系研究中，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薄弱。下面按幾個重要問題進行綜述。
（一）金麗朝貢關系的確立時間
高麗與金朝的朝貢關系何時確立，由于以不同的標準作為朝貢關系確立的標志，故學界存在不同的認識。主要有以下幾種：
1.高麗仁宗四年四月。此種觀點以高麗仁宗四年（1126），高麗遣鄭應文、李侯入金上表稱臣為金麗朝貢關系的開始。這是學界的普遍觀點，通史著作和大部分學者都持此說。如陳尚勝、孟古托力、楊昭全、周峰、麻鈴、付百臣、汪高鑫、張維華、曹中屏、玄花、黃純艷等。
2.高麗仁宗七年十一月。此種觀點以高麗仁宗七年（1129），高麗遣盧令琚、洪若伊入金進納誓表作為金李朝貢關系的真正開端。
楊昭全、韓俊光[31]指出，1129年高麗遣使入金進誓表之后，雙方關系轉為君臣之間的朝貢關系。此后高麗經常以賀正、賀節、進方物、賀登極以及告奏、告哀、吊唁等名義使金，金則經常以冊封、賀生辰、橫宣、告哀、吊唁等名義使高麗。蔣非非、王小甫[32]認為，雖然1126年高麗已向金朝稱臣，但遲遲未上誓書，也沒有行金朝年號，直到1129年進誓表，才標志著高麗正式成為金的屬國。魏志江[33]進一步指出，在金人看來，進納誓表是其行使對高麗宗主權以及由此確立金麗以貢關系為主要形式的宗藩關系的憑證。朱曉樂[34]、林國亮[35]持同樣觀點。同樣，呂士平[36]認為，高麗1126年上表稱臣，與金朝君臣關系雖已“既成事實”，然而朝貢關系只是初步確立，直到1129年高麗進納誓表，金麗外交關系才算是正式確立。
3.高麗仁宗二十年七月。此種觀點認為直到高麗仁宗二十年（1142），金正式冊封高麗王，以及高麗正式使用金朝皇統年號，金麗朝貢關系才算正式確立。
黃寬重[37]指出，即便是1129年高麗向金進誓表，實際上高麗并未誠心事金，在其國內民間的資料中，仍有并記宋金年號的，甚至有只記宋年號不載金年號的現象。作者認為，直到1141年，宋向金稱臣納貢，金的東亞盟主的地位亦定，高麗于1141年4月，遣使至金賀上尊號，1142年，金正式冊封高麗王，高麗正式奉行金皇統年號，高麗與金的封貢關系才正式確立。何適之[38]同樣認為，在1136年，金熙宗“頒歷于高麗”之后，高麗于1142年7月始行金皇統年號，才標志著以高麗對金朝貢制度為主要內容的金麗宗藩關系全面確立。
（二）高麗遣使金朝的次數
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的次數問題，學者們因掌握的史料、視角和統計方法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統計結果。
楊昭全、韓俊光[39]統計了1115-1234年高麗遣使金朝一共174次。陳尚勝[40]、汪高鑫[41]皆采納。對此，孟古托力[42]指出，楊昭全所統計的174次是不準確的，并根據《金史·交聘表》粗略統計為272次，同時指出仍然存在大量遺漏，應遠不止此數。
另外，楊軍在其專著《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史論》[43]中統計了1115-1214年高麗一共遣使金朝350次，平均每年3.5次。林國亮[44]統計了1127- 1212年為359次，平均每年4.16次。玄花[45]則統計了1142-1213年共197次。
（三）高麗遣使金朝的特點
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的特點，限于史籍記載的缺乏，目前學界尚未有對這一問題專門研究的文章，只散見于中朝關系研究的論著中，下面介紹幾種代表性的論著。
孟古托力在《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關系中幾個問題考論》[46]一文中指出，高麗作為金朝的藩屬國，依據傳統承擔一些義務，其中，按特定禮儀定期朝貢、國王接受冊封、使用金朝正朔等尤為重要。高麗常將多種使團同時派往金朝，這些使團各有專項任務和名稱，不能混淆，不可兼代，但可搭伴而行，同時被接見。正常情況下，高麗使節的專一性很嚴格。同時，作者對高麗使臣出使金朝的過程，如時間、貢道、貢品等做了簡單敘述，遺憾的是沒有進一步展開研究。至于高麗對金朝的遣使臣服，作者強調，高麗不僅僅是懾服金朝的軍事威力，而且也信服、崇拜金朝文化的發展和成就，所以高麗藩屬于金朝，進入以金為首的天朝體系，不斷遣使赴金。朱曉樂[47]在其碩士論文中采納此種觀點。最后，作者強調，對于金麗使節的研究，應該將《金史·交聘表》與《高麗史》關于使節的記載互補。
楊軍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史論》[48]一文中將金麗之間使臣往來分為兩類：一種是常規性的遣使，即高麗每年按慣例遣使4次，賀正旦、賀生辰、進奉使、謝生日使，同時指出，自大定以后，此種出使已經制度化。雙方間常規遣使的比例多為高麗4、金朝1，或高麗5、金朝2。一種是應對突發性事件的遣使，如對國喪的遣使，高麗要派出奉慰使、祭奠使，金朝則派出敕祭使、慰問使、起復或冊封，同時高麗針對金朝的遣使需要逐一派出回謝使臣。因此，楊教授指出，金與高麗之間不僅保持著穩定的朝貢關系，而且，雙方朝貢關系已經呈現出制度化的特點。
樸云龍的《高麗與宋朝交聘問題探討》[49]一文，對高麗遣往宋朝的使節的選派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總結，對分析高麗遣往金朝使臣問題具有借鑒意義。玄花的碩士論文[50]，運用前輩學者所使用的常使與泛使的概念，對金麗使節及其專任使命做出了分析。作者列出了高麗常使和泛使的類型，在高麗使臣的選任問題上，作者借鑒發展了樸云龍的觀點，認為高麗使臣的選派和金朝使節的選派一樣，無專任使節之官，皆臨時委任，且高麗多選能文知禮的人充當使節。作者指出，從使節個人角度而言，其與統治中心的關系越近，越易被派遣出使。遣使特點方面，作者認為雙方遣使已經制度化，有一系列象征金麗君臣關系的使節，且這些使節的派遣存在制度性的對應關系，高麗必須回應金國的使節。另外，該文還對金朝接見高麗使的禮儀做了介紹。
付百臣在《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高麗與金朝除保州投入人口問題外，并無太大矛盾，雙方禮尚往來朝貢表明了宗藩關系的象征意義。作者論及，由于金朝對高麗朝貢的鑰匙是求名不求利，在這種情況下，高麗大臣爭當朝貢使，遺憾的是，作者并未對使臣的特點與選任等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另外，林國亮的博士論文[51]，將高麗對金遣使與高麗對宋、對遼遣使做了比較研究，其中涉及遣使的頻率、使節的品階地位等問題。黃純艷在《宋代朝貢體系研究》一書中，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高麗與金朝朝貢關系的建立、高麗與金朝的使節交聘、受冊封與行年號、朝貢禮儀及文書格式等幾個問題做了敘述，是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研究的最新成果。
綜上所述,由于學者們的辛勤筆耕,近年來國內金麗關系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許多文章視角新穎，論述縝密,極具啟發性,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內學界對高麗遣使金朝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一方面多散見于中朝（韓）關系史研究的著述中，只是在梳理史實時附帶提及；一方面僅僅關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問題,缺乏系統性的分析與研究，故學界對于高麗遣使金朝的研究還比較分散，未能做到系統而深入。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學界對韓國方面的資料的挖掘還不夠深入，或者說還沒有充分利用所掌握的韓國資料，對史料的運用仍停留在《金史》《高麗史》《高麗史節要》，對韓國碑刻墓志資料的運用不夠。筆者相信，隨著資料的不斷發掘以及學者的不懈努力，今后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必將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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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貿易論文范文第4篇
第一，近年韓中經貿往來不斷加強，目前中國已經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韓國對中國的投資也大幅增長，由于韓中兩國在產業結構上的互補性等原因，韓中兩國開展自由貿易是現實的發展要求，這就決定了加快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第二，本文通過研究韓中兩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帶來的經濟利益，以及隨之產生的波及效應，本文認為fta的簽訂能進一步刺激貿易量的增長，實現自由貿易協定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第三，通過分析韓中兩國間目前在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方向上存在的分歧，本文認為，如果兩國在事前通過共同研究對敏感的碩士論文部分進行充分的討論，確認彼此的立場而準備解決方案，特別是在實際fta的協商過程中，加強相互協商，往雙贏(win一win)的方向推進，這時fta的推進可能性會有提高。
第四，通過分析韓中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對兩國具有代表性行業的影響，本文認為制造行業中，韓國的資本集約型部門和中國的勞動集約型部門將進一步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而農水產品的開放由于會進一步刺激其對韓國的出口數量，因此成為自由貿易協定中韓方的談判重點;服務業等部門的開放有利于維護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因此將有可能成為雙方商談成功的有利突破點。
韓中自由貿易的不斷加強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建立韓中自由貿易區仍存在一定的障礙，需要雙方進一步的努力和商談。在目前雙方的一系列關于韓中自由貿易協定的商討方案中，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通過有秩序、有選擇、有重點的簽訂相關協議，進一步切實推動韓中兩國貿易往來的發展。
首先，以政府政策為導向，推動兩國企業經濟、技術交流。
建立兩國自由貿易區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力量的主導和推動，從政策上提供導向和保障，另一方面，還需要大企業、跨國公司的參與、推動與合作。產業結構的差異使得貿易結構存在著互補性，兩國企業應加強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跨越交流障礙，突破傳統觀念的制約和束縛，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尋求更為基本的共性，，進一步增加相互之間的投資合作項目的數量和規模。這樣不僅可以使雙方合作更加深入，也能促進雙邊貿易的均衡發展，在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信任和理解，為解決兩國的紛爭和分歧創造有利的條件。
其次，尋求共同利益平衡點，對敏感問題進行特殊研究和處理。
韓中自由貿易協定的推進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兩國對各自敏感產業和部門的保護。因此，兩國在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過程中，可以從減少摩擦的角度出發，在初期階段首先將敏感產品目錄排除在外。但是，隨著自由貿易程度的加大，應該逐步減少除外產品數量。具體而言，在協議簽署的最初階段，通過排除敏感產品目錄給與對方敏感產業緩沖和調整的時間，然后逐漸階梯式降低甚至取消關稅，調整到雙方的利益均衡狀態，并減少由此產生的國家支出。這個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兩國必須加大資金投入，完善職業培訓，保證社會安定，并制定補償措施、地域開發措施等系列措施，以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第5篇
關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據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細分為經濟社會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早在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該叢書成為研究亞洲各國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寶貴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辦了《海交史研究》，成為國內該領域唯一的全國性純學術刊物，發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論文。鄭和研究也成為學術熱點之一。
對外經貿交流方面，近年來涌現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對明初封建專制的強化與實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貢貿易關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論述;①王慕民從區域史的角度出發，對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與日本、朝鮮等國的交往、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探討;②陳炎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生、發展及由此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展開了充分的研究探討;③此外部分學者從海外貿易的視角出發，對海禁政策下我國對外貿易的狀況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論述。④宋正海則從科技文化發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為系列叢書，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開始至2007年陸續出版了《海洋與中國叢書》，從海洋觀、漁業、漁民、信仰、貿易、經濟、海港、移民等領域闡述了海洋與中國、世界的關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關系，對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早。在二戰前便開始進行朱印船貿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開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國別史的約束，在歷史研究中導入對外關系、地域研究、周邊海域的視點。②1990年代以來，超越國家范疇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學界的青睞，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東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洲海域整體成為研究對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熱潮。在海上貿易體系方面，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④以西方近代化體系的視角考察東亞內部的體系，指出亞洲區域內各地通過朝貢體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內在聯系。之后日本學者提出了“亞洲間貿易圈”概念，⑤強調近代世界體系中亞洲的相對獨立性和近代東亞地區網絡重構等問題。在東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觀體系研究外，基于區域視角的研究也較為豐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時代的東海海域世界為研究對象，對以中國帆船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論述，指出這種以跨越海洋為條件的文化交流是東亞航海史上的一筆重要財富。⑥此外還有關于朝貢、貿易、倭寇、華僑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關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擺脫了過去傳統的以陸路視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從海域的視角反觀各大陸之間的交流，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值得借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還沒有完全超越意識領域中的“國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確立日本國家文化認同。對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周邊地區進行調查和比較研究，也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盡管海域研究的視角擴大到整個亞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為中心展開。通過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淡化中國在東海海域的影響力，以便突出日本在東海海域的主導地位。這就無法正確把握以海域為中心的東海海域文化交流的歷史。韓國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相似的遭遇，經歷了從海上貿易強國到閉關鎖國、空島再到海洋開發的歷程。從1990年代開始，韓國學界關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發點包含著將閉塞、消極的韓國史認識轉換為開放、進取的韓國史認識的目的。⑨因此韓國海洋史研究主要著眼于韓國國內，以國別史的形式進行。海洋史研究批評過去以陸地史觀觀察社會的片面性，強調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視角重新認識韓國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韓國海洋史》、姜鳳龍《刻在海里的韓國史》等。瑏瑠在海上貿易方面，曾經主導東亞海上貿易的新羅時期商人張保皋的事跡成為研究的中心，進行多次中韓國際學術會議，并出版有科普、學術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與高麗的貿易及商人的性格問題、海上交通航線、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較為活躍。①韓國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從研究的內容來看，主要側重于重新探討與海洋有關的歷史事件、貿易活動、英雄人物，重塑與海洋有關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過以海洋史為中心的韓國史的重塑，突出韓國在東亞地區的歷史地位，以史為鑒，實現海上強國之夢。曾經活躍于東海海域壟斷海上貿易的張保皋自然而然成為韓國海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由于這種定位，導致韓國海洋史研究在強調海洋史的國際性、開放性、外向性，擴大人們對韓國史視野的同時，其研究內容卻局限在一國史觀的框架內，無法從東海海域的視角反觀韓國海洋史。出于對傳統一國史觀的反思，中日韓三國海洋史研究導入海洋的視角，在擴大研究范圍的同時，試圖突破一國史觀的界限，重新認識歷史。亞洲貿易圈等基于海洋視角的理論，擴大了人們觀察歷史的視野，有助于我們擺脫西方史觀的約束，重新認識亞洲歷史。從海洋反觀東亞歷史的視角，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還未能擺脫一國史觀的影響，“國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動向
中國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義:海洋文化，是有關海洋的文化，是人類緣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化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②韓國學者則從空間概念出發提出了更加細化的海洋?島嶼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關注海的空間性的概念，島嶼文化是關注島或島的空間性的概念，另外還有海陸相交的濱海地區的沿岸文化。這些概念都是與海有關的文化，在空間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據議論的具體對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學者則指出東海海域內各地居民擁有共同的東海基層文化，提出東亞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學者所給出的定義和概念出發點不同，但都是圍繞著海洋與人的生活展開的。海洋文化是人類在適應海洋環境過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與物的往來、漁業文化、海洋信仰、價值觀等多方面內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僅需要宏觀領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還需要海洋人類學、水中考古、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國內關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從文化交流和民間信仰、民俗角度進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論著主要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編的《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系列叢書目前已出版6卷，從東北亞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討中國海洋文化;關注地區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論》等;⑤中韓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專著與論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間信仰研究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眾多研究成果。如《中國民間海洋信仰與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與海神崇拜、媽祖信仰與流傳、祭海習俗、儀式與傳統、祭海文化資源、多元性與綜合利用等多方面內容。區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出版有反映東海、山東、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發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關于東亞海神比較、地方海洋民間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為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從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與列島文化》等研究關注海與日本文化的密切關系，從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側重的是作為海洋文化主體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與親族組織、社會結構、民間信仰等人類學研究方法同樣在漁村田野調查中得到重視和應用。此外，考察漁民社會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類學自1970年代以來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漁業技術、信仰傳承、漁民三個領域，內容細分為魚類分布、漁撈組織、漁業權、漁村、漁民信仰、漁業打撈方法、漁具、漁村民俗等方面的調查與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⑥韓國海洋文化研究中較為活躍的是以島嶼為中心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態、漁業等方面。韓國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韓國漁村，在對漁村進行民俗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民俗學方面的論述。⑦個案研究以民俗信仰為中心展開，研究內容主要關注作為共同體信仰的民間信仰形態、作用等問題。⑧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研究院從2001年起出版島嶼海洋學術叢書，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專著，內容涵蓋了漁撈、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為最具代表性的韓國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韓國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學術雜志有濟州島大學的《耽羅文化》和木浦大學的《島嶼文化》。中日韓三國以民俗、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過實地田野調查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在傳統的漁業生產、生活方式及漁村日益消失的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進行搶救性的調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日韓兩國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較早，早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學術交流與調查比較研究。日韓比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與信仰的相似之處。漁撈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漁撈信仰為中心展開，包括船神信仰、海島堂祭等方面的內容。瑏瑠此外韓國西南海域、濟州島與日本沖繩地區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比較研究的熱點之一，出版有眾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主要是以觀音信仰、媽祖信仰為中心展開，探討海神信仰在東海海域的交流與傳播問題。②在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中，日韓學界往往以舟山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舟山作為東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為中日韓學者開展共同調查研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的典型研究對象。③對舟山地區的關注，反映出其在東亞海洋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體現在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與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國大陸先進文化與東海海洋文化接觸與交流的中間節點。隨著比較研究的深入，日本學界提出了東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為推進中日韓三國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視角。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組織“東方地中海基層文化研究”(2011－2012年)項目，組成由中日韓三國學者構成的共同研究隊伍，對中國泉州—廈門—臺海地區、日本沖繩—九州地區、韓國全羅道—濟州島地區的民俗與信仰進行人類學、民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在探討東海海域相通的基層文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三、東海海洋文化的再認識
隨著中日韓三國東海海域研究與交流的深入開展，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理念成為學界的共識。東海海域研究視角也從傳統的由大陸觀察海洋的視角，轉向立足于東海海域，從海域反觀沿岸國家與地區的文化交流的視角。研究視角的轉換，需要對東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體、文化傳播與共有等方面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以便能夠較為客觀地看待東海海洋文化。第一，東海海域的定位問題。在封建王朝時期，從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慮，東海海域是一個邊緣地帶，中央權力對東海海域往往鞭長莫及，權力無法到達海域的島嶼部。于是從山東半島南下到朝鮮半島、濟州島、日本群島、沖繩群島、臺灣島，再到浙江省的東海海域的島嶼部形成了所謂“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權力的薄弱與海路交往，使東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鏈接起來的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阻礙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國家政治權利滲透到東海各島嶼，民族國家意識得到增強，國民文化逐步取代了傳統地域文化的主導位置。東海海域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隨著中央權力的加強而被分割隸屬于各個民族國家范疇之內。第二，交流主體問題。海域交流的主體是包括海商、無國界邊民在內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之外，應重視這些處在社會基層的民眾的社會史，全面理解東海海域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資源。以明代東海海域的交流情況來看，明朝在東亞社會占據絕對的優勢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實施導致海域交流的邊緣化。正常的貿易關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權的打壓，轉向走私貿易。走私貿易在各地地方勢力的保護下得到了繁榮發展。來自中國、琉球、日本、朝鮮、葡萄牙、荷蘭等地的邊民活躍在東海海域，成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體。第三，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海域世界通過大海將各地聯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網絡。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使東海海域各個島嶼在文化傳承上具有相對的自律性。豐富的外來文化隨著海路交通網絡持續流入，并與當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東海海域居民共有著關于海的基本知識(如海流、季風、魚群走向等)，①在民間信仰、海上共同作業、勞動分工、生活習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諸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除了以海為生的生態知識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來自各地、操持著不同語言的海域民眾是通過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進行交流與溝通的。這一點對海洋文化研究，促進當代東亞地區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在傳統東海海域世界，中國大陸的先進文化不斷通過海路傳播到東海海域世界，在與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過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濃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