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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范大學專科范文第1篇

“項目孵化”――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輔導能力培訓

“項目孵化”是最早開發的教師培訓項目，特邀高等學校和國家科研院所的教授專家擔任指導教師。

培訓目標：在科技專家的指導下，通過模擬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項目的實施過程和交流總結自身指導中學生開展科技項目研究的實踐，強化高中教師的科學素養和科學觀念，使其初步具備指導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活動輔導的能力，并在此過程中轉變教育教學觀念，增強對教育工作和教師職業與使命的理解。

培訓內容：由教育觀念、學科發展動態、科研能力訓練等3部分組成。其中科研能力訓練是重點，占2/3的培訓課時，包括科技項目選題、撰寫開題報告、撰寫科技論文、論文答辯與評價4個模塊。

培訓方式：注重師生互動、民主參與、重在實踐；所有學員按學科分班、班內分組，以小組為基本學習單位；廣泛采用個人作業、小組討論、大組交流、集體報告、教師點評、案例分析、情景模擬、個人總結等合作學習的方式。

培訓學科和時間：培訓一般設數學、物理與工程、化學、生物（動物和植物）、計算機、地球空間科學、環境科學等7個科目；時間分短期（1周集中面授）和長期（2年3輪，面授+網絡跟蹤指導）2種；每年暑假由科教中心與相關省市科協和教育行政部門合作舉辦。

“聚焦課堂”――新課改背景下教師執教能力培訓

“聚焦課堂”是全國最具影響力的教師培訓項目，聘請上海市各學科優秀特級教師、參與國家課標研制的專家、社科專家、教育科學研究人員等為指導專家。

培訓目標：旨在幫助教師理解新課程改革的要求，探討新課程背景下的“好課標準”，解決與課堂教學相關的各種具體問題，從根本上提高教師的執教能力。

培訓內容：突出和教師日常工作的相關度，強調培訓內容的針對性、實用性和有效性。整個培訓周期設計為2年3輪。其中首輪為1周左右的集中培訓，主要解決教師對課標和教材的理解和教學設計問題；第2輪為定期的分片區研討，主要通過聽隨堂課和課后的交流研討，對教師的課堂教學進行個別化的診斷和點撥；第3輪則是在一所具體的學校開展“同課異構”的教學研討活動，由不同地區的不同教師“同備一節課、共上一堂課”，在真實的課堂上“以課會友”相互切磋。

培訓方法：整個設計依據教師學習成長、觀念轉變和能力提升的規律，一方面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宏觀到具體、循序漸進的認識規律，通過層層遞進的情境設置，幫助學員有層次地轉變和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提供一種相對比較長期的跟蹤指導，為一線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持續有力的支持。

培訓學科：面向高中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體育、美術等各學科的教師；以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學期由科教中心統一安排培訓計劃。

“通用技術”――課程開設能力培訓

“通用技術”是課題組針對普通高中增設通用技術課后學校相關師資和設備嚴重匱乏等問題而開發的教師培訓項目，特邀工程技術領域的專家擔任指導教師。

培訓目標：幫助學員充分認識高中開設通用技術課程的重要性，提高其對通用技術課本質、內容和特點的認識，了解通用技術課的教學、評價和考核等基本方法，強化教學實務訓練，提升學員的教學能力，促進學員間的交流和溝通，拓寬教學視野，為其進一步交流搭建平臺。

培訓內容：針對困擾學校課程開設中的問題和教師的實際需要，培訓主要設計了技術教育的本質與內容、產品設計流程和原則、技術課的評價與考核、通用技術實驗室建設和課程開發、實地考察等5個模塊的教學內容。

培訓方法：主要采用專家引領、實踐操作、學員互動、教學觀摩、自制教具、參觀訪問等方式。

培訓學科和時間：培訓對象主要是在普通高中擔任通用技術課程教學任務的教師；每次培訓為期1周；由省市教育部門提出申請，與科教中心合作舉辦。

培訓特點

和教育系統常規的高中教師培訓相比，科教中心組織的教師培訓項目有以下一些主要特點：

專家團隊層次高、陣容強

秉持“科教合作”的理念，借助華東師大的教育科學研究優勢、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的科技專家資源和上海市中小學課程改革先行起步的經驗基礎，科教中心把一大批學有專長、經驗豐富、熱心科學教育事業的教授、專家、特級教師等組織起來。他們中有科技專家30多人、中學特級教師近40人、教育科學工作者20多人、人文社科學者和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10多人。這些專家不僅有深厚的專業背景、很高的學術造詣、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在與教育科學研究人員的合作中，逐步熟悉了教師培訓工作，了解了培訓規律和方法技巧（如培訓環節設計、課堂氣氛調動、培訓節奏把握、現場控制、即興點評等），成為目前國內難覓的高層次、多學科的優秀指導專家團隊。

特別強調培訓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培訓項目的生命，它從3個方面得以體現：一是所有的培訓項目在內容設計上都非常強調針對性，事先都會通過問卷調查和教師訪談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教師的需求和困惑，在培訓課程與教師的日常工作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從而激發教師的學習興趣，真正從“要我學”變為“我要學”。二是根據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所有的培訓都以工作坊（workshops）為主要形式，大量采取案例分析、模擬學習、課堂討論、小組合作、全班交流、學術報告或講座等方法，重在創設情境，強調教師的參與和投入，以促使教師在與他人充分互動的過程中，積極參與相關問題的界定、分析與解決。三是考慮到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涉及個人教育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系統的艱苦轉換過程，要讓教師在這個過程中保持不斷學習和持續改革的動力，必須有外部指導力量的持續跟進支持，一些培訓項目都逐步發展為2年3輪的設計周期。對培訓有效性的強調，使科教中心組織的培訓活動得到了教師們“累，但值”的共同評價，每次培訓結束時學員評價滿意率均在95%以上。

注意發揮培訓學員的輻射作用

由于科教中心自身的培訓能力有限，如何讓優質培訓資源產生更大的輻射效應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作為一個高校科研機構，科教中心一直主動尋求與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合作，注意將自己的培訓活動與教育實踐工作者的需求對接。科教中心舉辦的培訓活動一般都會要求培訓單位推選骨干教師參與；培訓結束后也會要求學員返校后通過“全校匯報”、“教研組活動”、“上示范課”、“校本同課異構”、“教學競賽”、本校和本地區“聚焦課堂”等多種方式，積極輻射培訓成效，努力將參訓學員的個人收獲變成整個教研組乃至全校、全地區教師的集體共享。

華中師范大學專科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民工 就業區域 代際差異 二元Logistic模型

引言

農民工即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地域特征直接影響著農民工的數量、從事的行業、及工作的情況。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集中于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區域自身，如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收入差距、制度等因素的研究較多。例如，佟文英（2003）指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地區間的經濟差別是人力資源區域流動的主要動力，勞動者一般傾向于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我國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中西部內陸地區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流動。陸慧、李東（2008）利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對蘇北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的影響，認為經濟發展速度、人均收入對該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有反向作用，即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人均收入越高，對該地區勞動力流入的阻礙就越大。蔡（2000）研究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傳統的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潛在的轉移行為，制度障礙對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阻礙依然存在。蔡、都陽、王美艷（2003）指出，我國嚴格的戶籍制度是阻礙城鄉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肖嚴華（2007）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指出，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阻礙人口的跨城鄉區域流動，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各區域的負擔不公平，加劇了地區差距，進而阻礙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并指出，我國城鄉及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導致我國大規模人口遷移與人口流動的主要驅動因素，從而使我國人口流動呈現出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的特征。

也有學者從微觀角度對勞動力區域流動進行了分析，例如趙耀輝（1997）利用四川省農戶調查數據，分析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多為年輕、未婚、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作用非常顯著。劉金海（2005）基于湖北山村的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認為，區域差距直接影響著農民的就業行業和經濟收入，鄉村農民的非農就業格局可以反映我國經濟格局、行業布局和發展重點。趙力濤（2006）研究認為，教育促進了農民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教育收益率升高的重要機制歸因于從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向高收入的非農業部門流動，教育程度高的人在獲得非農就業機會方面有明顯優勢。丁孟春、李泓欣（2009）從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現狀出發，分析了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過程中存在的創業方式、資金短缺和自身素質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王春超（2010）基于珠三角的廣州、深圳、東莞、珠海等四座典型城市實地調查數據，重點研究了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個人經濟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業工作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對農民工流動就業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中的年齡、婚姻狀況等變量、個體經濟特征中的名義工資、實際工資水平、儲蓄比等變量，家庭人口因素中向家庭匯款數額、子女是否隨遷等變量多種因素對農民工的流動就業傾向具有顯著影響。羅瓊（2013）在新生代農民工大量返鄉的形勢下，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地區政策環境、地區經濟環境等創業影響因素，并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以江西省為例，從農民工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江西省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數據來源與樣本統計描述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選取了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2個縣，每個縣150份樣本數據，共得到樣本1800份。參照目前大多數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本文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視為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在全部1800份有效問卷中，老生代農民工有815人，占樣本總數的45.28%，新生代農民工有985份，占樣本總數的54.72%。

（二）江西省農民工就業區域總體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總體狀況，如表1所示，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內的人數為186人，所占比例達到22.8%；選擇在江西省外的人數為629人，所占比例達77.2%。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人數為256人，所占比例為26.0%，選擇在省外的人數為729人，所占比例達74.0%。

（三）不同特征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代際差異分析

1.性別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如表2所示，對老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就業選擇省外的比重為61.7%，比女性的38.3%高出23.4個百分點。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有56.4%的男性選擇省外就業，女性這一比例為43.6%。從上可知，就男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要大于新生代農民工。

2.文化程度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兩代農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出現了較大差異，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明顯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顯著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數為初中及以下文化，其比例為94.2%，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僅為1%，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則多為初中及高中文化，其比例到達75.7%，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為15.6%；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兩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與省內趨勢相似（見表3）。

3.婚姻狀況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多數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內就業，其比例為62.5%，而這一比例對老生代而言只有3.8%；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未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為57.3%，而老生代的未婚比例僅為6.8%，兩者差異也很大（見表4）。

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計量分析

（一）變量說明及模型構建

本文選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是一種對因變量數據假設要求不高，并可以用來預測具有二分類因變量的統計方法。農民工就業區域分為省內和省外兩個選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pi 為因變量為1的概率，β0、β1、β2…βi為自變量x的系數。因變量設置為二元選擇變量，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為0，在江西省外的為1；自變量是兩代農民工個體特征和社會特征相關變量，個體特征變量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婚姻狀況，社會特征變量包括戶籍人口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和住房間數（見表5）。

（二）實證分析

考慮到兩代農民工的代際差異，因此將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分別構建模型進行分析，并進行對比，其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據模型結果可以看出：

1.年齡。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分別在10%和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正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經歷豐富，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下降，同時對家庭的歸屬感，使得他們傾向于離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年齡越大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而新生代農民工年紀輕，精力旺盛，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外界充滿向往，正處于事業創造期，他們更多傾向于到省外較發達的地區就業，增加實踐經驗，增長見識，學習新的知識技能，且省外就業機會多、選擇多、工資相對省內高，因此，年齡越大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相對更大。

2.性別。性別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相對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較于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男性的抱負更大、責任更重，因此，男性農民工在選擇更多的省外就業的意愿更大，而女性由于個人自身因素或心理因素，更傾向于在省內就業。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對單一，多是集中于小學和初中水平，對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明顯。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更為多元化，雖然初中水平的較多，但以逐漸向高中發展，大學專科及以上的人數也逐步增加，文化程度的多樣化影響到了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的選擇，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不同，他們就業選擇的方向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選擇機會越多，可能越是傾向于選擇更為適合自己的工作，相對于省外就業較高的競爭壓力，他們更愿意在就業競爭壓力較小的省內就業，且他們多是在省內學校讀書，人力資源或社會網絡更為豐富，具有生源地的優勢，更有思想覺悟高、抱負大的人，要留在自己家鄉，回報社會，為家鄉的建設貢獻自己力量。總之，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機會和資源更多的省內就業。

4.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配偶者達到90%以上，相對于無配偶老生代農民工來說，婚后子女多，家庭責任重。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60%左右未婚，40%左右已婚，具有可比性，結果顯示，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外的可能性越大，已婚的則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大。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婚齡時間不長，孩子年齡尚且年幼，為了照顧家庭，并顧及孩子撫養和上學的問題，他們更加傾向于選擇離家近的地方就近工作。而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自由，負擔較輕，需要顧慮的問題少。

5.戶籍人口數。戶籍人口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戶籍人口數越多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多的老生代農民，意味著家庭責任重，不管是要贍養老人還是撫育孩子，所以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在省內就業，工作的同時以便于照顧家庭。

6.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老生代農民工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多為1人或2人，所占比例分別為43.7%和37.8%，總計高達81.5%，老生代農民工年齡偏大，相應子女年齡較大，加之兄弟姐妹多，可以相互照看，父母外出可以較為放心。此外，子女年齡19歲及以下意味著成長和教育支出最多的階段，老生代需要爭取更多收入來支付這些費用，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工資更高的省外，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7.住房間數。住房間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住房間數反映了家庭生活水平，住房間數越多，說明生活水平較高，有閑置的資金來改善家庭居住狀況、提高生活水平。老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多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等重體力行業，而女性從事于餐飲、零售等服務業的體力勞動，就江西省而言，省份不發達，相較于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省內的就業領域較窄，選擇較少且工資不高，而在省外發達地區，工資普遍比省內高，老生代農民工將多年在外打工的工資帶回家中，改善居住條件。同時，這也激勵他們更愿意在省外就業獲得高工資，因此，住房間數越多，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因為年紀輕，缺乏資本積累，還沒有掙足夠的錢來改善居住狀況，住房也多是由父母出資建造，因此，家庭住房間數不能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狀況。

結論

本文在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回歸方法分析了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通過模型的變量值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對于老生代來說，年齡越大、戶籍人口數越多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越多、住房間數越多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性別、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文化程度越高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年齡越大、未婚的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住房間數等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

無論是老生代還是新生代，有配偶者比無配偶者省內就業可能性大。文化程度、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年齡、戶籍人口數、婚姻狀況和家庭生活狀況影響著老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

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論，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啟示，如對傾向于省內就業的兩代農民工提供多渠道就業創業機會，進一步為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省內創業創造良好、寬松的環境，以創業帶動就業。例如浙江省安吉縣投入數百萬元，創辦了“淘寶網”農村創業基地，以此引領農村勞動力走網絡創業之路。又如針對年齡大、已婚的老生代農民工進行實用技能培訓難的問題，地方政府農民工就業指導部門要開發多種方式方法來促進農民工與企業之間的溝通。不過本文只是簡單的討論了農民工個體因素及其家庭因素對其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沒有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勞動力市場需求、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這些因素對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具有影響，進而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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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慧，李東.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研究[J].企業經濟，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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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嚴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J].江淮論壇，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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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金海.農民非農就業的區域與行業特征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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