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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局部知識/權力/科學哲學的政治學

【正文】

一、實踐的解釋學特征

長期以來，科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下述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一個解釋行為對自然科學是否是至關重要的？解釋概念和解釋學循環是否僅僅適合于人文科學？在社會科學里，一個有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主張，在嚴格的或強的意義上，解釋指人類行為。狄爾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自然需要說明，人則必須理解。新狄爾泰主義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區分。如泰勒相信，對于科學，必須要在“我們的目的、愿望、活動的直接視野之外把握它們?！盵1]因此，即使自然科學是解釋的，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在對科學史的研究中，對泰勒的這種區分方式表示懷疑。他認為，自然現象也與文化相關。

勞斯同樣反對泰勒的區分。首先，他贊同泰勒如下說法：我們使用語言來描述、促進和從事各種社會實踐，因此把社會實在從這種語言中抽象、提取出來加以確定，這是做不到的。勞斯指出，泰勒的說法也同樣適合于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理實在。離開了具體的歷史范疇和實踐，科學家就沒有也不能獲得關于事物的知識。勞斯堅持，科學家所面對的自然總是由各種對于研究活動有意義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勞斯指出這種區分界線依賴于兩類涇渭分明的范疇。在一類范疇中，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而對于另一類范疇，人僅僅是物體（物理對象）。這意味著，兩種學科的劃分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劃分。正如瑪麗·赫西曾經指出的那樣：“在進化論、生態學或遺傳學的研究中，把與技術控制相關的模式同與人類的自我理解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事?！ㄒ驗椋┱侨缦吕碚摲懂?，像進化、選擇、生存，受到人關于自身的觀點的影響?！盵2]勞斯堅持，自然科學的解釋離不開人對自身的理解。

近年來，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的解釋學傳統由于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的非難，逐漸喪失其正統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釋學的道路。在英美科學哲學那里，解釋學和實用主義彼此加強，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實用主義的各種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釋學普遍化。在勞斯看來，普遍解釋學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理論解釋學，一是實踐解釋學。對于分析哲學家來說，一個解釋的陳述更像是翻譯(translation)。所有的知識，包括實踐的知識，一定要在語言（包括理論預設）中表達出來。真理是一個元語言的斷言。理論解釋學摧毀了解釋學傳統對自然科學的人工語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類交往的日常語言(ordinarylanguage)之間的區分，堅持日常生活的常識和科學知識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實踐解釋學那里，解釋被確認為是一種開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論或信仰的翻譯；解釋學關注一個人是怎樣生活的以及對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語翻譯成其他語言。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后期維持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對世界和對我們自身的一種理解，這種解釋由我們每天日常的實踐闡明，因此那些試圖揭示我們實踐的意義和實踐自身的活動，都是解釋。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強調解釋學不是指解釋的方法論，而是指解釋自身。解釋的可能性不是來自基礎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勞斯認為，“這種存在方式同維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風格’相類似?！盵3]其次，勞斯力圖澄清對海德格爾“理解”(understanding)觀念的某些誤解。這在英美哲學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爾的“理解”被認為是某種神秘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它隱藏在實際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為深奧而神秘、無法獲得的真理。勞斯為海德格爾辯護：“如果我們必須堅持表面的和深奧的真理這種隱喻，那么海德格爾所談論的東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總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識，它總是處于我們不能選擇也不可能選擇的可能性領域之中。相反，根據理論解釋學，理解則是對世界的理論知識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礎的信念和價值必須被假設出來，以使其他人能夠理解和斷定正確或錯誤，但是把哪種信念和價值設定為基本假設則沒有確切的標準。最后，勞斯認為，理論解釋學的解釋關注“事實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確表達事物中反映出來；實踐解釋學則重視“有什么關系”(whatmatters)，在有意義的生活中反映出來。

總的說來，在普遍解釋學的兩種形式中，勞斯持實踐解釋學的觀點。他贊同海德格爾為現代科學哲學提供的實踐活動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爾在其早期著作《存在與時間》中，試圖取消科學，至少部分地從實踐解釋學中取消科學。這是勞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海德格爾依舊依賴理論為主的傳統觀點，給科學分派一種獨特的本體論角色。相反，勞斯致力于研究科學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學研究就是對局部的、生存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實踐的把握。在勞斯看來，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實驗室之外的知識的推廣只能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即，要把我們在具體情況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們關于理論的知識，也要以這種實踐的、局部的把握方式來說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識

勞斯立足于歐洲大陸哲學意義上的批判，提出科學知識實踐的、解釋的特性，意在反對以理論為主的科學知識觀。這種觀點認為知識普遍有效，普遍知識是科學研究的目的，科學的應用是普遍知識在具體場合下實例證明。“理論的理解旨在達到一種置身事外的視點(disengagedperspective)”。[4]脫離我們的日常需要、利益、興趣、牽掛等。理論的理解是沒有視點的，它超越一切具體的社會場境，導致理論知識與修辭學之間的經典區別。理論知識的內容是抽象的、非具體的(disembodied)，無論為誰擁有都是一樣的，理論知識是通過具體的實踐和技術而發現和評價的，但是這種實踐和技術與理論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對于科學的理論說明，有重要意義的不是發現和評價科學論斷的實際環境，而是它們的合理“重建”。

勞斯以科學實踐分析為根據，否定對科學知識統一的普遍說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這樣的說明有任何意義，主張科學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這種知識當然可以轉移到實驗室之外，轉移到其他各種情景中。但是，對這種轉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過運用橋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給理論變量取具體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識論斷在各種不同的具體場景中取得應用例證。這種轉移必須理解為改制(adaption)一種局部知識以創造出另一種局部知識。我們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局部知識，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識，或局部化的知識意謂什么呢？勞斯認為，至少有三個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識只有在具體的場境(context)、特定的說話場合中產生和形成，而且，知識在其他具體場境中運用和推廣，也是局部的。人們不能指望通過這些各種各樣的再生產，知識還能始終保持不變。沒有普遍有效的知識，正如Fuller所說：“即使給出有關知識特性的一些基礎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統一觀點，甚至某一主張在時間、空間中的重復傳播，亦不擔保其能保持始終不變。”[5]

其次，知識的再生產和再解釋是受人類認知局限性制約的。認知心理學家和心靈哲學家提醒我們：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種適用的知識或我們感興趣的知識，是受人類認知范圍的限制的。沒有終極的知識或真理。最后，知識的生產和流通是通過社會團體組織起作用的。Fuller的“學科知識”(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學科是怎樣一方面產生有意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問題；知識學科在科學家、研究者中間，以及知識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間建成了統一戰線，他們證明認識論的權威，保衛其認識論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識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說得好：“即使承認在其他的社會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認識論的承諾，這種承諾也是制造權威斷言的一種權力，是掩蓋權力分布的一種形式。”([5],p.10)從這個方面來說，Fuller較接近?？?。后者關注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規訓權力技術，它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勞斯認為，基于上述考慮，傳統的科學認識論和科學哲學的范圍已大大地擴展了。任何知識都是局部知識，“知識不再自我限定為與脫離實際的主張相關，而是關注另外一些問題：對科學研究的經濟支持和應用、教育的各個方面、知識化的勞動市場、知識在不同領域的傳播和推廣以及知識、權威和權力的相互依賴?！盵6]所有這一切都同政治學分割不開。

勞斯論證科學知識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論不是一個語句系統，不能認為它的應用可以用演繹的方式推演出來；理論就是實踐，研究就是行動，它們都處在具體的場境之中。（二）實驗室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獨特性，必須重新確定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在我們的科學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個科學活動的局部領域中，標準化的工具或科學成果才有意義，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識的動力學

正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無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擁有的東西，是能夠通過流通相互傳播和交換的東西；知識的內容獨立于特殊的具體場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歷史本文(txets)和話語。勞斯認為，以這種方式理解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理想”[7]，因此它拋棄了歷史，忽略了復雜的科學的實踐領域。勞斯把這種傳統觀念稱作“認識論的統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關于權力分析中反對傳統的“政治上的統治”(politicalsovereignty)，認為現代權力的運演并不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觀念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勞斯認為，這兩種統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論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永久性的權力。在那里，沒有控告、上訴，也沒有懇請、商談。

勞斯提出對科學知識的動力學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統的科學知識觀。在他看來，知識是能動的(dynamics)、異質的(heterogenous)。知識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換的東西，知識是由不同的（或異質的）彼此競爭的聯盟相互調節的過程?！爸R并不單獨地或短暫地與一個陳述、一種技能或一種模式聯結一起，知識的認識論地位依賴于與其他許多實踐和能力(capabilities)的關系，特別是依賴于這些關系被修復、改變和擴展的方式。……把某個東西看做知識，就是把它看做進行各種活動的一個來源（不管是在將來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種各樣知識的‘應用’(application)中。在這個意義上，‘應用’一詞引人誤解。因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并不是首先獲得知識，然后才去運用它；知識必須被看做在運用中以各種方式解釋的某種東西。）”([7],p.1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識并不是一種永恒占有、固定不變的東西。知識具有比單純信念更復雜的暫時性。知識、知識的接受與評價都處于這種流通之中。新知識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賴于后來工作的解釋和使用?？茖W工作不斷地重新組織以利于后來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論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學知識總是處于“競爭”(contested)之中。這與?？聢猿值臋嗔偸敲媾R“對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勞斯認為，一旦我們認識到知識僅僅通過其再生產和流通而存在，沖突或斗爭(conflict)的重要性就變得很明顯了：斗爭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識領域。知識在斗爭中產生和發展。斗爭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術、更精密的儀器和更精確的理論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確的或不真實的假說；同時，這些更新的知識反過來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問題。因此，哪里某種知識得以產生和發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擴張。相反，沒有挑戰、斗爭，就沒有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哪里舊的對抗或斗爭消失了，哪里的知識也就停止了增長。

關于知識的斗爭問題。勞斯指出，斗爭或沖突也不能歸之于傳統經驗主義范圍。知識受抵制也能夠由對動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對軍隊力量的興趣、無線可賺等問題引起。這種因素在傳統認識論那里被區分為科學知識的外部因素，以有別于知識的內部因素。只有依據標準的方法論，遵循知識領域中理性的統治規則，才算得上是“內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識及其動力學特性削弱了知識的內外區分。所有那些關于研究材料、設備、程序、撥款、職員、技能的發展等因素都構成了投資和贊助某種知識主張的知識的真正發展。因此一個物理學家可能討論特殊的實驗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對他的對手：更便宜、較少冗贅、能充分利用職員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資撥款、有更可靠的學科文獻基礎、更適宜的各種實驗、更少泄露輻射……這些不同的局部的關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確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識。因此，“知識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7],p.156)Fuller在《社會認識論》一書中持類似的觀點。他把正統認識論的錯誤比做“教科書的謬見”(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經濟、認知（或科學）等等脫離實際經驗地介紹給學生，好像它們是截然分開的領域，而事實上它們是重復的分類。如家庭的分析，不僅是作為政治生物學的手段，讀者可能發現家庭的分析也是一個經濟統一體。因此，正統知識觀的內外區分是不恰當的。

不僅如此，動力學的、非統治的(nonsovereign)認識論還強調知識的生產性(production)。這與?？碌臋嗔Ψ治鍪且恢碌?。在知識的生產（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出現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膽固醇、高纖維素、適當的T-cell含量）、財富的新形式（最明顯的是獲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壞力量（如軍事力量）。這種科學知識及其相關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斷擴展并不僅僅是補充的、附屬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識流通和證明(validated)的內在方式。勞斯由此得出結論：“存在無數的真理，但沒有本質的真理；同樣，存在多種科學知識，但沒有本質的科學知識。”[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學事業是不存在的。但勞斯同時指出，我們反對從一個中立的立場去評判真理和知識，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真理主張都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提出。知識主張(claims)是歷史的、社會的、在具體背景中確立的。而且這種認識論的背景總是不穩定的，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知識劃界和知識結構也不斷受到挑戰和部分修正。因此，認識論的聯盟總是和權力與政治聯盟緊密相聯的。重視這種關聯并進而詳盡考察權力及其在科學實踐中的運作，目的并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貶低知識或科學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為知識和真理而戰，把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公正地置于其中。

勞斯對科學哲學的政治學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學、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學理性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勞斯理性觀的積極意義表現在：

(1)科學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適一切的準則或方法；而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多種多樣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沒有一個客觀的立場，而是與其他種種非理性的因素如權力互相關聯的；這種關聯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強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靜止的，存在于某個地方等待人們去認識或獲取的東西；它是動態的、流通的，充滿矛盾和斗爭。

因此，不同于正統的科學理性觀，勞斯主張局部的、具體的實踐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沒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識和普遍真理。

勞斯科學觀的積極意義還在于使我們認識到，科學不是一個理論的陳述系統，而是一個實踐的領域；不是普遍的理論說明，而是同局部場境緊密相關的策略干涉。實驗室的實踐和儀器設備及相關知識、特定的計劃和精確的技術以及工作環境、資金來源、權力斗爭等都構成一個知識。這里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我們承認知識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是相關聯的，兩者共同構成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這并不表明知識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起作用。應該很明顯，兩者對知識的構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盡管外部因素有時顯得至關重要。勞斯的上述分析，其意義應當在于不是要堅持正統的知識內外的區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認識到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它們截然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平等地對待是矯枉過正的行為。各種因素之間的差別并沒有一個普遍的法則可以遵循（如內部因素決定知識之所以為知識；外部因素對知識只能起推動或阻礙的作用），而是一種局部的差別：有時某一因素可能構成知識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時則可能成為不相干的東西。勞斯的錯誤在于，他把知識的內外區分摧毀之后，賦予所有構成知識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認為知識及其聯盟之間的斗爭的勝負與知識的正確或錯誤幾乎沒有什么關系，把權力斗爭放在決定性的位置上，從而走向絕對化。

【參考文獻】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6]JosephRouse,PolicingKnowledge:DisembodiedPolicyforEmbodiedKnowledge,Inquiry,34,p.357.

政治學論文范文第2篇

說到“理念”的歷史淵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看來，“理念”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是永恒不變的，是普遍、絕對和必然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批判與繼承，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為推動知性產生到超越經驗的純粹理性；黑格爾在《小邏輯》里將理念稱為“自在而自為的真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1]；……等等。在上述歷史線索中不難看出，“理念”一詞在唯心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內涵也隨著唯心主義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

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三、理念與制度的結合

就目前來說，理念與制度的結合主要沿著三條線路展開。第一，理念在制度化過程中的作用。這一線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轉變成為有形制度的，對此舊制度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轉變成了制度設計就是最好的釋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協商、對話、主體際的溝通以及集體認同中的作用。這一線路闡述了理念對政治行動者的偏好、利益觀、價值觀等發揮著決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這一線路有效地解釋了制度變遷中的動力問題。通常情況下，理念與政治制度績效之間會存在一定的“摩擦”現象，這是政治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力。亨廷頓在1981年的《美國政治：不和諧的許諾》中指出：推動美國政治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績效之間存在著摩擦，當兩者之間的距離非常大的時候，它就能推動制度變革，向政治理念倡導的方向發展[4]。具體來說，首先，理念通常描繪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未來狀態，它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差距激勵政治精英進行政治變革，并為政治變革提供了行動“藍圖”。然后，在制度變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現“去功能化”傾向，它們無法再為政治行動者提供穩定的預期，在這一時間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進一步細化下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對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戰。在上述的條件都已具備的情況下，隨著舊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喪失，理念為新的制度設計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從而實現了理念對政治精英行為的約束和對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維護，詮釋了理念引導下的制度變遷的全過程。

摘要:“理念”一詞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其回歸與發展為當代政治學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視角與研究路徑。其中，理念與制度的結合很好地彌補了制度變遷理論中動力不足的缺陷，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

關鍵詞: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理念制度

參考文獻：

[1]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政治學論文范文第3篇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國內文藝學界為人所知離不開兩位海外華人學者的引介和推廣。一是謝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涉及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遜在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爭來抵消舊的階級戰爭，這不僅因為文化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里，文化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場所。謝少波認為，這是一種“新葛蘭西式的反霸權政治”，也是對后現代微觀政治的修正。二是張旭東，他是從意義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文化政治的，認為文化是一個“意義生成結構，人依賴于這個意義結構來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問文化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追間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但此書并不以文學理論為論述對象，而著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劉象愚等人譯介的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倒是對國內的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馬爾赫恩認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義將文化超越于政治的傳統看法，發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川孫盛濤的《政治與美學的變奏:西方文藝基本問題研究》將西方從“階級意識”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追溯到盧卡奇和葛蘭西，依據就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開通向美學的道路，使政治與美學的關聯納人文化研究領域的思想大平臺，政治與美學的關聯更加細密而自然。馮憲光的《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也引用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但他認為，正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的后現代時期，西方的文學批評才提出了“文化政治”問題。從“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論的著作還包括:陳永國的《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后現代語境中的詹姆遜》、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吳瓊的《走向一種辯證批評: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趙國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并未關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論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沒有達成一致。

當然，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從總體上注意到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特征。童慶炳等人對文化研究影響下的西方文論政治化問題，有兩點概括和擔憂:一是它們的“反詩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文化研究學者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價值立場，“這就是突出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與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評是一種‘文本的政治學’，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一權力關系，它基本上是伊格爾頓所說的‘政治批評’。他還注意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生態理論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論的繁榮，正是文化政治賜予文學理論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結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一書為“文化政治”概念編寫了一個簡短的釋義，認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權力關系，具體包括性別政治、陽性政治、視覺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類別，所以，批評、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身份研究、性別研究等批評理論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點。周憲也撰文指出，當代西方文論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也就是從純學術向“學術政治”的轉變，其結果是將傳統的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文論還原為意識形態的建構物，把任何文學研究都看作是“理論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將文化政治文論形態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第三次轉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國情還值得商榷③，但他認為文化政治一維的加人對于面臨全新語境的文學理論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實際。本文認為，以上對文化政治文論的概括性論述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現狀的不足

總的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政治對文藝理論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與西方文論關系的研究在國內有所展開，但是，尚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1.因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復雜，文藝學甚至政治學界至今都沒有對其做出一個清晰的梳理，運用起來相當隨意和混亂，這必然會影響對文論政治化問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政治學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提高政治課堂教學的實效性,要重視改進課堂教學模式,從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入手,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為主要目標,努力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讓學生在短短的45分鐘內既輕松愉快地掌握課堂知識,又潛移默化地培養和鍛煉學生的能力.

如何提高政治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是每個中學政治課教師非常關心和必須面對的問題。尤其在今天，中學生的價值觀念、道德面貌和心理素質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更給思想政治課教學增加了難度。從學生成長方面來說，政治課確實起著其他學科不能替代的作用。而要提高中學政治課堂教學的實效性，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恰當引證，啟發學生積極思考

大家也許都有這樣的體會，如果政治課教學就是老師教條條，學生背條條，是激發不了學生興趣、激活不了學生思維的，當然教學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而要激活學生思維，增強教學效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寓教于樂”。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寓教于樂”活動，使學生感到無比的樂趣，能夠在輕松愉快中增長知識，增長才干。如用學過的知識組織辯論會、演講會、故事會、哲學小漫畫創作展評、社會調查等。尤其是辯論會和哲學小漫畫創作展評非常受學生的歡迎，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極高，一開展這樣的活動，笑聲此起彼伏，學生收獲很大。由于政治課以其深刻的理論內容涵蓋自然、社會、人文各個領域，這就要求教師應有多方面的知識素養，要廣識博覽，取精用宏，恰當引證，才能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如在講授”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時，向學生朗誦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首短詩：“要想當美國總統/需要有一種多么好的耐性/逢人拍肩裝熱情/嬰兒臉蛋親又親/初選會上假惺惺/如醉如狂募美金/火車旅行站站停/到處演說念選經/電視廣告頻露臉/天花亂墜獻殷勤。”通過這首短詩，學生對資本主義國家“選舉”鬧劇便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而報以一陣嘲笑。如果沒有這首短詩的形象描述，僅靠教師抽象的講述恐怕難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再如在講述辯證法的普遍聯系的觀點時，朗誦一首西方人的短詩《釘子》：“丟失一個釘子/壞了一只鐵蹄壞了一只鐵蹄/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國家。”幾乎不費口舌，就能使學生對這一哲理豁然貫通，而且印象深刻。在這方面，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警句格言、寓言故事都可加以擷取，供我所用。同時，也可以運用直觀教具，如：電影、電視、錄像、錄音、投影等教學手段，調動學生一切視聽感覺，使抽象的知識盡可能地具體形象、生動，這樣可促進學生理解知識，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形成良好的內驅力。如講初一《思想政治》“孝敬父母”這一節時，教師可以先放《常回家看看》這首歌，在歌曲所營造的氣氛中開始本堂課。又如講初二《法律常識》時，教師可放一些案件審理的錄像，學生根據錄像的內容用已學過的知識解開謎團。同時通過對具體案件審判過程的觀看，使學生對法庭的環境布置、合議庭的組成、法庭審判的程序等整個審理過程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并在法庭審理錄像播放結束后，讓學生和教師、學生之間一起就開庭審理的案件進行廣泛的討論，提出有關我國法律和法庭審理方面的疑問，這樣可以學到不少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大大增加了課堂教學的實效性，既能較好地達到教學目標，又能對學生進行生動的道德、法制方面教育。

二、立足教材，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應該看到：創新能力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一般能力”中升華而來的。特別是對中學生而言，他們處在打基礎的階段，根深才能葉茂，務實才能出新。因此，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能力是至關重要的。真正想提高一節課45分鐘的效率，不僅是讓學生掌握知識，而且還要以培養學生的能力為目的。需要教師吃“透”教材，加深理解。政治課是一門嚴肅的學科，來不得半點馬虎。在教學中一定要理清頭緒，深入理解，句句吃透，層層分清。如講“物質”這個概念，可把它劃分為以下幾層：(1)哲學的“物質”概念，不是其他學科對“物質”的解釋。(2)“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說明物質是第一性的，是客觀的。(3)“能為人的意識所反映”，說明意識對物質具有反作用。這里“能為人的意識所反映”不等于“已為人的意識所反映”。它只表明意識能夠反映物質，不是意識已反映了物質。(4)“客觀實在”，是對實實在在的物質的具體形態的抽象和概括。分層理解的目的，是讓學生細細領會，這樣一個抽象難懂的概念就牢牢地烙印在學生的記憶深處了。再如有些學生在預習“整體和部分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時，“當部分以欠佳的結構形成整體時，這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大惑不解。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可用電腦制作一個《拉力》的動畫，上課用多媒體播放。動畫的內容就是兔子、大雁和魚兒同拉一輛車，兔子在地上往前拉，大雁起飛往空中拉，魚兒往水里拉，大家都出了力，流了汗，但是車子沒有向前進。如果讓三只兔子都往同一方向拉這輛車，也出力、流汗，車子一定會拉得飛快。看完動畫以后，學生恍然大悟，都深深地被哲學的道理所折服。原來是當部分無序、欠佳、方向不對、目標各異的結構形成整體時，各部分原有的性能得不到發揮，力量削弱，甚至相互抵消，就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然后還可因勢利導，比如就我國的“神舟”五號飛船載人成功這類事例，可向學生提出“飛船是一個人生產出來的嗎”？學生都清楚，這是千千萬萬個人團結協作、齊心協力、共同攻關的結果，由此，學生更能明白“人多力量大”、“團結就是力量”的真正內涵。同樣建設小康社會，也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這樣就能把哲學的道理嵌在了學生的靈魂深處。

政治學科是一門綜合性課程，內容非常豐富，含有大量信息，而客觀世界中存在著更為紛繁復雜的信息，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以“講、讀、練、動”為基本課型，在訓練學生基礎能力的基礎上，不斷整合知識，培養學生的認知能力、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學生鑒別、選擇、獲取、處理信息的能力。在課堂教學中，要善于聯系書本知識(即間接經驗)和生活實踐(即直接經驗)，努力培養學生獲取、篩選信息的能力，面對豐富多彩的社會現實和五花八門的各種信息，能夠分清良與莠、是與非，從而辯證地關注時政，客觀地認識生活，科學地預測未來。

政治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場域，前言課，策略

 

新課程教學改革給中學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方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和變化，如：充分運用案例來呈現理論知識，使課程的學習趨于生活化、現實化；突出“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方式的培養等。然而，要在教學中順利實現這些變化并非易事，特別是對高一新生來說尤其困難。

一、場域變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就政治學科本身而言，初、高中兩個階段差別較大。首先，從教材來講，與初中的社會學科相比，高中政治教材不但是獨立編制、自成體系的，而且在知識性、理論性、系統性、綜合性等方面都有很大變化；其次，從考試方式來講，與高中閉卷考試不同，初中階段期中、期末考試直至中考，社會學科都是開卷考試的，這直接導致“學校忽視、家長輕視、學生無視”等現象的出現，進而割裂初、高中政治課學習的有效銜接；最后，從教學目標來講，初中教育主要注重基礎知識的積累，而高中教學則更加重視能力的培養。鑒于上述問題，隨著教育場域的變化（即學生的學習環境和網絡，本文主要指初中學習環境和網絡向高中學習環境和網絡的轉變。），如何上好高中政治前言課對于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教師教學的有效性，貫徹和實施新課程改革的目標，實現高中政治課教與學的可持續發展等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二、場域變遷后的前言課現狀

對于高中政治前言課，在現實教學中，很多教師并不重視教育教學論文，究其原因大多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沒什么可說的，內容、具體的學習方法可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展開；其二，內容不怎么重要，幾乎沒什么考點，講不講無所謂；其三，課時較緊，把寶貴的教學時間花在“前言”上，不劃算。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很多學生對高中政治課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初中階段的思維，在實際教學中筆者發現，有不少學生還在向教師詢問高中政治考試是不是還是開卷考試？課本內容是不是背背就行了？單從這一方面來講，學生對高中政治課的認識就存在偏差和誤解，學習方法仍固守在原有的思維印記中。因此，作為高中政治課的處女之行，上好政治前言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究竟前言課該怎么上？筆者通過個人的教學實踐，把前言課的教學策略進行展現。

三、場域變遷后的前言課教學策略

（一）、激發興趣 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是推動學生學習最有效的內驅力，也是推動學生獲得能力的一種強烈欲望。

措施一：在高一《經濟常識》前言課中，筆者出示了“緣聚政治課”的課題，學生的注意力馬上被這一課題所吸引。因為這樣的課題容易從情感上拉近師生、生生之間的距離，產生心理上的互動效應。接下來讓學生對于今后政治課的期待暢所欲言，并對老師的教學提出設想，從而更好的加深師生交流，從感性上提高了學生對于新老師、新課堂的期待和興趣，使今后的教學達到一個事半功倍的效果。

措施二：學生強烈的求知欲來自對新奇事物的追求。生動形象、趣味盎然的感性事例不僅能幫助學生理解教材，寓教于樂，更能在培養能力，陶冶情操的過程中讓學生體驗樂趣。我以“在暑假生活中你都了解了哪些時政？最感興趣的國內外大事是什么？”這一問題作開場白，引起同學們一片熱議；我接下來提出要求：首先讓每個學生獨立思考兩分鐘，寫下來；然后形成四人討論小組，相互交流，共同商定一個主題；最后確定一位代表發言，班級分享和評價。在該互動活動中，獨立思考是為了使每一位學生都能主動參與，避免學生的依賴性。組內交流，共商主題，就是防止在“所謂”的討論中漫無目的的“閑聊”，給學生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是在共同解決一個問題”。除此之外，也給學生一個先期導向，讓學生初步感知到高中政治課“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方式的重要性，因為這一環節直接關系到班級對小組的評價。這一過程解決了課堂秩序和課堂討論、有效學習和過程功能的矛盾，使兩者有機結合起來。

措施三：結合各小組的發言，對教學內容的呈現形式進行了變化，將備課過程中準備的一些假期中國內外發生的時政新聞以課件的形式呈現在學生眼前。其中涉及內容廣泛，圖文并茂，既有經濟現象，也有政治現象、文化現象，學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筆者進一步追問：“在上述現象中，哪些屬于經濟現象？”此時學生們會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辨經濟現象中，興趣被完全激發出來了。

這一過程教師側重于對學生學習過程的引導，重視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學生不是被動的、消極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積極的知識探究者教育教學論文，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這樣就充分調動了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學生的時間和能力。為在以后的學習生活中，同學們養成關注時政，關注生活的良好習慣奠定了基礎。

（二）、理解內容 明確學習的重要性

這節課在知識點上，要完成“經濟”這一抽象概念及經濟知識重要性的教學。特別是“經濟”概念，它就是一條知識脈絡，貫穿《經濟生活》的四個單元。如何突破？

措施一：如何識別經濟現象呢？學生們不約而同地回答：“與錢有關的現象。”一方面，肯定學生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下發《家庭經濟生活問卷調查表》，通過實際問題的真實體驗得出，我們的經濟生活離不開物質資料的生產。很自然地過渡到本框的學習內容上，從而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錢能干什么？”，“錢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干什么？”，“如何花錢？”，“如何掙錢？”，“如何管錢？”。這些問題貼近生活，與實際關系密切，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求知欲望，紛紛給出了意見，在此及時回歸教材，讓學生結合教材當中對于經濟概念的解釋，從具體到抽象，達到明理的效果，課堂生成較為自然。接著，讓學生運用這一概念，去理解分辨哪些時政新聞屬于經濟現象，又從抽象到具體，這樣一個演繹過程，使學生將理論知識又還原到現實生活中，真正讓其感受到學習高中政治課的有用性，提高了教師教學的有效性。

措施二：講述本地現實生活中（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實經濟故事：被人們喻為“江南雞王”、“老板的加工廠”――浙江不老神食品有限公司的品牌發展歷程。短短的十年來，已在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的160多個城市開設“不老神雞”連鎖店，有專賣店600多家，不老神造就了28個百萬富翁，實現6000多人的就業。是全國農產品加工業示范企業、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也是一家全國性的連鎖經營企業。讓學生從身邊的故事中體會我們的生活離不開經濟知識，經濟知識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幫助，而且讓學生感受經濟知識有用、不難，有研究價值，初步感知這一經濟現象背后蘊藏的經濟知識，從而產生以經濟專業的視角思考經濟問題的需求，為學生今后主動學習《經濟生活》打好基礎。至此，學習《經濟常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比教師單純講述該課程的重要性效果明顯。

（三）、掌握方法 注重教學的有效性

高中政治課教學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具有復雜情感的人，前言課所要實現的目標不但要煥發學生學習的濃厚興趣，強烈的求知欲望，還要培養學生對經濟知識重要性的感性認識，激發學生對經濟現象的理性思考，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對社會經濟現象有全面的、深刻的認識的情感需求，通過講述不老神的故事，讓學生在情境中體驗經濟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以及公民更多的社會責任教育教學論文，并將其轉化為理想信念，提升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由此真正實現思想政治課的學科價值。

前言課的教學還要讓學生對高中《經濟知識》的學習內容、學習方法、評價方式等有所了解，從而實現被動接受到主動探求的轉變。因此在教學過程就學習方法適時導入。向學生提出以下建議：（1）課前預習，完成教材知識的梳理。（2）課堂上積極思考，提出困惑，發表觀點，參與小組活動。（3）關心時政，理論聯系實際，能為教學提供很好的材料。其實，這里不僅是為學習《經濟常識》導入方法，也是為整個高中階段政治課的學習導入了方法。

一節課要完成以上目標，必須增強教學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不需要太多的教學信息資料，但必須典型，因此教學資料的選擇很重要，這是情境創設，激發興趣，引導思考，現成探究的最主要的前提。不需要有很多的課堂問題，但應該有一組邏輯性較強的啟發性問題，既能節約時間，又有很強的針對性。

高中政治《經濟常識》前言課，從學科教學來說，是整個高中階段政治課的第一課，言的能否激發學生的興趣，言的能否感受到學習的意義，言的能否引導教學的行為，關系到整個高中階段政治教與學的可持續發展。愿我們一起開好頭，上出前言課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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