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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哲學原理論文范文第1篇

長期以來，高校哲學教學在教材、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哲學應堅持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深化改革，探索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舊”模式，即以“哲學原著”、“哲學史”和“專題研究”替代“哲學原理”、“哲學原著”和“哲學史”，并走向對話，將“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相結合。

關鍵詞:

哲學;教學改革;實踐觀點;論壇哲學

建國以來，高校哲學教學屢經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各高校展開了許多探索，展望未來，改革應當在多方面同時著力:在內容上逐步強調實踐觀點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為靈活多樣、豐富多彩，同時突出教學中的交流與對話。

一、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哲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教材、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教材問題體現在“千書一面”，尤其是本科和專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在實際授課過程中師生普遍反映內容上較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編寫較為靈活，狀況相對較好。教學內容方面，表現為陳舊過時，吸收新成果較少，且“講壇哲學”多于“論壇哲學”，即講授多而討論少。教學方法方面，表現為僵化死板，教學藝術欠缺，重視觀點灌輸而不重視講清道理。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只是哲學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問題，而應當放在整個哲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中去認識。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其實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共性問題，在其他哲學二級學科中也同樣存在，甚至也是當代中國所有人文學科共有的問題。但由于哲學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為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的公共課，問題反映的更為集中和明顯。出現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學教育觀念的偏頗，即長期將哲學教育混同于知識教育或知識傳授，這種現象在所有人文學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長期以來，我們不注意區分人文學科與其他知識性學科的教學特點，也不注意區分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教學特點。就哲學而言，即表現為統編教材、統一體系，強調共識的內容而引入新內容少，多采用灌輸教學而討論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專科生教學中甚至還普遍使用客觀考試方法，大量以客觀題形式進行考核，以致于哲學被作為客觀知識體系而非哲學。［1］

二、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逐漸形成了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核心范式和建構原則來展開哲學教學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學者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一新的社會實踐，深入解讀了馬克思哲學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東歐的啟發，其對社會存在理論、社會批判理論、實踐觀點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學的研究視野;三是中國學界關于實踐標準的討論，關于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關于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不斷深化。［2］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學問題都是以社會歷史和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其具體哲學觀如世界觀、自然觀、辯證法、認識論、價值觀都在實踐唯物主義視域中得以呈現。實踐觀點在哲學教學體系中是一種哲學范式，是其邏輯起點和內在線索，也是其理論態度和方法論原則。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讓學生學會以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哲學教學既要回到哲學的本真，也要回到現實世界，不回到哲學的本真，就無法把握哲學的精神實質，不回到現實世界，就無法實現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統一，這兩個回歸都以實踐觀點為基礎。相對于解釋世界，哲學更重視改變世界，世界自身發展出了“人”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終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變世界即實現兩個尺度的統一。改變世界的途徑是人的實踐，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通過人及其實踐，既改造客觀世界，也在改造主觀世界，從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實現有機統一。同時，哲學作為“以人為本”的唯物主義哲學，必須在對人所處時代及面對現實問題的反思中前進和發展，不關注現實問題和時代特點，哲學勢必失去生機和活力。因此在哲學教學中，必然要回到現實世界，教導學生學會以哲學的基本原理獨立思考和解決現實問題，使學生自覺樹立而非被迫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實踐觀點作為哲學教學改革的首要觀點，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個具有綜合性、當代性和開放性的哲學教學體系。“綜合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原則，打破原有的哲學原理、哲學史、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等課程的壁壘，將從屬于不同分支學科的內容圍繞當代社會發展的實踐主題加以有機糅合，形成整體。“當代性”是指將哲學的基本原理延伸至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語境中，融入現代觀點，關注現實發展。“開放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建構原則，充分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將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充分涉及或展開的基本原理根據實踐需要加以詳細闡釋。［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國哲學教學主要沿用了哲學原理、哲學史和哲學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學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對于普及哲學的基本理論具有重要歷史作用和意義。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原理課對于哲學的概括是相對偏狹和貧乏的，從而導致“不原也不全”的情況。因此，有些學者呼吁用“哲學專題研究”來替代“哲學原理”，以保持開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學原著、哲學史、專題研究的“三新”模式，這是哲學教學改革的有益嘗試。但同時也應看到，這種新模式未必適合于從本、專科到研究生教學的所有階段，對于研究生教學尤其是博士生教學，這種模式較為合適，因為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已經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但本、專科生本身理論基礎并不扎實，如果采用哲學專題替代哲學原理，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較為有限，未必能夠理解專題講授的精髓，教師自身的學術素養也未必能滿足專題教學的需要。所以本、專科階段是否采用專題講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檢驗。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學原著課的作用就更為凸顯，因為原著能夠直接體現哲學的本真涵義，相對于哲學原理更為全面和準確。但同時，在眾多的經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學原著可分為早期著作、部分讀書筆記和札記手稿、論戰性著作、成熟而比較完整的論著等四類。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最適合作為原著課基本教材，原因是這兩部著作論述全面成熟且難度適中。［5］但考慮到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本專科和碩士階段，以這兩部著作作為原著課教材是合適的，但在博士生階段，考慮到博士生所應具備的哲學思維和創新能力，則以《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兩部著作作為原著教材更為合適，這兩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學張力，也是近年來高水平哲學論文頻繁引用的重要文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更有助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維，提高創新能力。

四、走向對話，將“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相結合

在哲學教學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對話是必然的趨勢，對話既指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也指哲學與其他哲學乃至其他學科的對話。哲學不僅是社會批判理論和實踐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實踐唯物主義，因此教學中主體與客體———即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是對話的基礎，這就勢必改變以往灌輸教育中教師主動而學生被動的局面，而是雙方都主動思考和討論，從而調動主客體雙方的積極性。哲學本身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其發展歷程也是與其他哲學思想甚至自然科學頻繁交流和論戰的過程，哲學的歷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價值性而確定的，而真理性和價值性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這種交流和論戰，因為這使哲學能夠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思想，如果哲學乃至的各類二級學科不去面對這一現實問題，固步自封，就有喪失傳統思想陣地和輿論陣地的危險。因此，哲學既要與傳統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進行對話，也要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進行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進行批判和借鑒，最終使學生在各種思想的比較中真正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對話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論壇，也有人將這種交流模式稱之為“論壇哲學”，反之將傳統的課堂教學稱之為“講壇哲學”。近年來，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都很流行論壇，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論壇哲學”取代“講壇哲學”，這是狹隘和急功近利的觀點，“論壇哲學”和“講壇哲學”應當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論壇哲學”能夠活躍學術氛圍，但觀點雜亂，并不具備“講壇哲學”的嚴整性，過度強調“論壇哲學”只會導致思想的混亂，反而無益于大學生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與哲學教學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對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的目標、措施進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學教學完整的規律和實際。這些改革不僅對教師也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夠實行將極大提高大學生對哲學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嘗試的。

作者：謝連生 單位:江西理工大學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基金項目:

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人才培養專項(編號13YD019)參考文獻:

［1］汪信硯．關于我國哲學教學改革的思考［J］．哲學動態，2003，(5):3．

［2］袁貴仁，楊耕．哲學教學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下)［J］．哲學研究，2011，(11):16．

［3］豐子義．哲學教學體系建構的實踐觀點再析［J］．哲學動態，2013，(12):8．

馬克思哲學原理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教育；教育哲學

中圖分類號：G4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1-050-02

前言

“這是一個脫節的時代”。當我們跨入新全球化的門檻，工業文明主導的平臺隨時代變遷而行將摧毀，傳統工業資本主義世界和工業社會主義模式日益衰敗和消亡。面臨著即將來臨的后工業社會，初露端倪的知識經濟，以及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包括后結構主義、后實用主義、后資本主義、生態主義、批判的解釋學等等）轉向的沖擊，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表達的哲學，必定在重構專屬自己時代的哲學中，在重構專屬自己時代新的問題領域時，在新的視野里向世人充分展示和創造自己時代的當代性，以此作為回應。17世紀的認識論哲學至今雖仍深植于現代社會，但隨著20世紀末發生的后現代哲學的轉向、存在主義的轉向等等，哲學研究比以往都更看重人的存在，更關注人的生存、人的全面成長意義以及探究個性潛能全面發揮的原則、途徑。這一哲學的轉向，也必然會引發教育哲學研究領域的變化。

一、教育哲學及其定位的探討

海德格爾曾說，我們常年累月地研究大思想家的論文，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在思，甚至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已準備去學習思。這種研究哲學的活動最為頑固地給我們造成假象：我們在“弄哲學”就是在思。“弄哲學”使即定的哲學知識取代應有的自為的創造性知識，思被盲從所代替。思的缺位，對前人未思、未聞、未說的東西也就難以作出創造性的發問。因此，他認為哲學應拋棄單純形而上的追求，更應是一門“實踐的哲學”。這里欲表明的是人的活動本身具有目的的前置，目的的規劃，目的的修正和目的的實現等因素，體現了人的主體性活動的價值、取向和特征；哲學自身的每一個觀點、概念、范疇和原理不僅來自實踐，不僅接受實踐的檢驗和豐富，而且還由于實踐的作用不斷修正自己，充實自己，力求達到與實踐的發展相同步或相同向，并且不斷追求對于實踐進行預設、構建、規劃和制約。這方面，教育哲學更應接引這一思想的推力，金生教授在《教育哲學是實踐哲學》一文曾說，教育哲學發展之真諦在于不簡單借用現成哲學原理一樣，不提供規范的原則與理論，而是努力激發人們的教育良知與教育智慧，激發人們對教育智慧的熱愛與追尋，激發人們追求教育之真理，捍衛教育之本真，激發人們的教育精神與熱情，從而激勵并指導人們的教育實踐。

然而就我國教育哲學的發展和研究現狀而言，當前一些研究還僅僅局限于譯介與推廣西方教育哲學思想理論，缺乏對這些理論進行有效的反思與批判，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理論的本土化；在挖掘我國古代教育哲學理論遺產上，文化沉醉似乎更勝于實踐關注，并未能很好地做到古為今用；其二，在研究方向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還存在思維盲點，教育哲學滿足于自我欣賞，其批判性、反思性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對教育現狀和問題的思辨和批判不夠，忽視了教育哲學對教育的相關性。

按照杜威的定義，“教育哲學是最一般意義上的教育理論”，它并不同于教育哲學知識，它是個未定型的東西，有多少哲學觀，就有多少教育哲學的生長點。《教育哲學引論》一書的突破則在于，本書一開始所定下的基調，就是，教育哲學的研究中不是僅僅把哲學當做方法，把教育哲學變成一種方法論的學說，它不僅要對教育問題作出理論的說明，提供教育理論導向，而且又要切實地去參與教育實踐，融和在教育實踐中。這里的“實踐”不僅包括“教育實踐”，還融會了“社會實踐”和個體的“生活實踐”。該書面向實踐轉換了探討的視角，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換是以特別是馬克思本人有關教育經典文本解讀作為支點的。馬克思的歷史觀（現實人的實踐活動是考察現實人及其現實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原點）在讀者面前并未顯得老套和拘謹，而是作者通過與中西方哲學與中國教育歷史和現實流變的對話，馬克思哲學精神被賦予了當代價值和時代意義，讀者重新認識固有精神的激情和欲望得以激活，同時也為全面認識和理解教育哲學提供了一個更為生動而又豐富的思想文本和交流平臺。

作為一種新的論述方式，該書的突破還表現在，書中既對教育基本問題進行了獨到闡述，同時又對中國當下教育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實然性探究，創造性地在實踐――教育――社會三維架構中揭示出教育的發展規律，把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堂皇引入到理解教育、反思教育的視野之中，使讀者有種發自內心去蔽后的澄明感。該書還對教育中所涉及的人、社會等一切價值和文化形態做了反思性批判和批判性反思，在透析現代社會的變遷基礎上重構起教育生活的知識基礎和價值觀，使人的認識發生了從潛在到顯現、從模糊到清晰、從零碎到系統的深刻轉變。

上述這些與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哲學導論》一書中的見地有相近之處，即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跳出以往只研究“教育一般問題”的經院哲學巢穴，回歸到批判性反思和反思性批判教育中任何一個真實的具體的問題，并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教育哲學的學科性質上，應強調實踐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價值性。嚴格意義上講，這種突破的實現導致了人們對于教育中各種關系認識的再度調整，也導致了人們對于教育哲學研究價值的重新定位。

二、教育究竟是什么

“解決教育是什么的問題，這是教育的前提與基礎。” 借用文學上的一句話：一千位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一千位教育研究者，就有一千個應然性教育本質。教育的本質，簡而言之，是哲學在特定情況下的實踐實現。從現有諸多對“教育”概念的表述和詮釋中，我們不難發現，教育本質的探討已陷于“教育應當是什么”的價值判斷和各自教育理念追求的抒發。這種循形式邏輯定義規則的方法，使所抽象的“最一般”，無法適應特定的教育環境。“應然”的多與少或增與減，其實并不能帶來“實然”的改變。這種教育“應然”化的探討成為遮蔽教育本質的一塊云彩。

“哲學的核心必定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個人。只有以人的個人生活為起點的思想才是有價值的。”]這一異乎鮮明的見地，對于教育哲學的研究探討同樣適合。如果說，真正的哲學是一種關于此在（人）的根本問題的不斷探索與發問，那么，教育哲學則是對教育中未思、未聞、未說的根本問題的創造性的探索和發問。舒教授在書中指出，認識教育本質，須以人的實踐、人的需要為前提，教育必須反映人的本質，人的社會，存在的目的，即解放人的本質力量。理解教育本質，中心在于認識、注解人本身。基于超越以往教育本體論研究的狹隘思維，舒教授把存在的“人”作為他本書研究的出發點，探討培養人之所以為人之所感、所思、所想、所做、所為、所說、所行過程中蘊涵并且體現出來的大道。他不止一次地講到：“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要以人的需要為基本出發點，人的需要又是多方面、多層次，是自然性、社會性、精神性的綜合，最終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因此教育活動是培養人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進而推動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種認識教育本質的方式的意義在于，使讀者與作者深度相遇于文章的字里行間，個體性地親證“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是解放人的潛能，促進人自由本質的實現”，最終轉化為一種純粹的個體經驗。

馬克思就人的本質曾做過這樣精辟的闡述，“人的本質并不是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于人的本質這樣經典性的表述至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其一，人的本質在于它的社會性。其二，人的本質是“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不是社會關系的一方面。其三，人的本質是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即人的本質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固定不變的。舒教授以人作為構造其理論的價值參照，但又不孤立地談人。關于“人”的認識，舒教授即避免了唯理性，同時又沒有過分夸大非理性的作用，而是把受教育者、教育者看成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把人的存在看成是自然性、社會性、精神性的統一。他說，“以現實的人為前提來認識教育，發展教育，從而就把教育看做是人的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它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是關注人的現實的需要，又是實現了人類發展的需要；是民族的區域的，又是開放的無限制的。”

舒教授以自己特有的詩思，往返于歷史與現實的教育現象之間，引領讀者從表象出發，在現實圖景中，深入分析教育生活中知識基礎觀念形成的歷史過程和歷史過程背后的現實力量，并把這種思想的考察深入到對社會實踐的考察，以此來評價和判斷前者的社會和思想條件在社會生活中的適應性。借助于他多年對教育哲學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哲學中“人”的概念，厘清教育領域的一些基本關系和省思教育領域的一些基本現象，揭示出這些最簡單、最普遍、最基本的知性概念理性抽象后互相作用的流程，形成了讀者對清楚理解和恰當表述問題的機理和判斷標準，使讀者在此教育研究的思維領域得以敞明。由此，這樣一種新的研究思維，也就突破了傳統教育哲學研究的保守瓶頸和科學理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三、《教育哲學引論》的重要主題――人

教育、社會與人的發展是《教育哲學引論》一書的重要主題，該書講到，人是現實社會中的人；人是教育目的，是人自身發展的目的，人發展目的的實現不能離開社會環境；在教育――人――社會的視野中，即關懷社會，也關懷人的發展――人的個性發展；社會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而人的發展，歸根到底也就是社會中人的發展。顯然，作者是偏向于人的發展的。那么，人的發展成為教育以及社會追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又是何以可能呢？在作者看來，“教育的人是現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人。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而人的社會本質只能在歷史和文化的發展中生成。基于此，教育成了社會的教育，把教育的個人需求提升為社會需求，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性的教育需求上升為教育對社會與人類的發展的需要，從而使教育的崇高性得到彰顯。”

近代以降，教育學興起之時，關于教育中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關系，一直存在著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之爭，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個人本位論分為以盧梭為代表的的個人本位論、以愛倫?凱為代表的自由教育類型和新人文主義性質的個人本位論三種類型。這一系統之間盡管有論述上的差異，但卻表現出大致相近的價值傾向。它們基本上都主張尊重個體生命的價值及人格的尊嚴；強調個性的存在價值及個性自由自主、充分發展的重要性。與個人本位論拆開社會本身單獨對待人的發展不同，以西方“社會學派”為代表和以凱新斯泰納為代表的極端國家主義或國家本位傾向的社會本位論的宗旨是，一定程度上都強調社會要求個人或是個人順從社會的單向運動，社會成為了首要因素。應該說，人的發展與社會內在聯系的一致性并未在個人本位論和社會本位論那里保持適度的張力，相反，人從存在的整體中抽象、分離出來作為發展的主體，或是孤立地將他人與人、社會與人的發展割裂開來，這也就必定造成本已存在的人和社會的異化更趨異化。

馬克思早已對社會本位論和個人本位論各自的偏執作出過批判，“社會與個人，不是強調要以誰為本位，而是著眼于人的生存活動的需要，在解決人的主體性的過程中，統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成為個人活動的基礎與載體，也只有人的活動，才能成為社會。如此，社會又成為個人本質力量釋放與實現的空間。” 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也離不開人，這是因為社會的存在是以人為起點和標志的。其次，人是社會結構成分中的主體要素。第三，社會的變化發展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這其中的許多客觀規律須通過人的意識活動才能實現。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社會是人的社會。個體自我只有置身于一個開放的社會環境中，保持與外界不斷的信息交流與碰撞，從外部世界充分吸取營養，才能造就生動而獨特的個性。

教育是一定社會中的教育，有關教育是什么的理想和爭論很難有脫離社會教育作為社會生存和延續的活動，其必然反映社會主流思想觀點和價值觀，而這些思想觀點又主導著其對教育的態度和由此態度引發的教育活動。教育追求的是具體的、個體的人的發展，那么，真正架構起教育、社會和人的發展三者立體交會的契合點又在哪里？是繼承文化？是健全人格？是自我實現？還是改造社會？舒教授主張，應在他們之間保持一種平衡，而不是走極端，以避免對真理認知的偏差。他提出把培養人的自我認同作為堅持以“人”為核心并統整教育、社會與人發展的著力點。這一主張建基于個體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存在者，其需要得到尊重與滿足；使自己與他人、自然及自身建立良好的關系；個體能夠正確、客觀、公正地評價自己及他人；在與世界的交往中是自己的主體能力得到有效表現，并最終完成自我解放。

總之，舒志定教授的《教育哲學引論》一書創生了教育哲學的新質，它所提供的這種新的研究范式必將成為一股推動中國教育思想發展的新的動力。

參考文獻

[1]舒志定.教育哲學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金生.教育哲學是實踐哲學[J].教育研究，1995，(1).

馬克思哲學原理論文范文第3篇

一、中國公民社會理論研究興起的背景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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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哲學原理論文范文第4篇

1醫學檢驗技術專業成人高等教育專科

1.1課程的設置

廣東醫科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專業成教專科開設的課程有英語、計算機應用基礎教程、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醫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人體寄生蟲學、流行病學、臨床檢驗基礎、生物化學檢驗、寄生蟲檢驗、微生物學檢驗、免疫學檢驗、血液學檢驗等19門課程。限選課程開設有醫學史、應用寫作、簡明哲學原理、社會醫療保險、組織學與胚胎學、實用醫患溝通與技巧、社會醫學、臨床醫學概論、醫學統計學、實驗室管理、康復醫學等11門課程。

1.2課程的時間安排

本專業以業余形式實習三年，總學時為1920學時，畢業學分為120學分，分為6個學期進行組織教學和學習，其中畢業實習20周，每隔3周回學校1次，進行實習答疑，病例討論和畢業考試前的理論復習。

1.3課程設置學時統計

表1廣東醫科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專業成教專科課程設置分類表

2課程設置的問題

2.1課程體系設置依然存在“普教化”現象，課程時間分配不當

    多數成教院校或培訓機構的課程設置沿襲本單位的普通高等教育課程內容，反映出現行的成人高等教育處于一種“普教化”的狀況。比如，公共基礎課程與他們從前學過的課程內容重復性高，而且這樣的課程帶來的實踐作用并不大，不如把時間分配到更加實踐應用價值的課程上。專業基礎課程學時占30%，比專業課還要多，雖然畢業實習的時間安排長，但是實習內容的大部分時間安排并不清楚，不夠具體。成人高等教育與普通本專科教育大有不同，普通本專科生在課程學習之前，一般對相應課程的了解幾乎是空白的，屬于從頭學起，應以掌握課程基本內容、重點內容為主要學習目標。但成教學生則不同，他們一般已經在工作崗位工作一定年限，甚至有的已經工作超過十年，具有豐富的臨床醫學工作實踐經驗，如果僅對其進行科班式的課程學習，很顯然是不適應其自身能力水平，也不能使其學習掌握其最需要學習和提高的技能。

2.2對于論文撰寫技能方面的培養不夠重視

廣東醫科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專業成教專科與寫作相關的課程只有應用寫作一門，雖然安排在第一學期的限選課內，但是學時較少，到學生畢業的時候，需要運用到畢業論文撰寫時估計已經忘記得差不多，課程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許多成教學生由于需要晉升職稱，有論文寫作的需求。可在實際教學中發現，多數成教學生不具備學術論文寫作能力。通過論文寫作訓練，可以鍛煉學生的文獻查閱、分析統計、前沿知識整理等多煩方面的水平，在此階段對其進行論文寫作培養，不但有利于順利完成畢業論文，還可以增強其科研能力，為完成學術論好準備。

2.3實驗課程忽略了培養醫學檢驗技術創新型人才的重要性

    在成人高等教育課程安排中雖然有安排實踐課，并且實踐約占教學課程的一半學時，但是，實踐課程的內容依然是理論課程所對應的實踐課，不夠新穎，不夠貼近臨床實踐。當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競爭主要是創新型人才的競爭，而創新型人才的重要特點是具有先進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能力，新穎的實踐課教學內容也可以作為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一種方法。作為醫學檢驗技術專業這一技術性專業，更加應該注重創新，例如在檢測方法上如何更簡便快捷，檢驗試劑的研發，提高檢測結果的靈敏度和準確性等。

2.4對于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醫學人才意識不強

    從成人高等教育醫學檢驗技術教程表里可以看出，在通識公共基礎課程里只設置了英語和計算機基礎兩門課程，相對于該專業的本科教學中，缺乏了馬克思基本主義等政治理論的學習課程，成為一個盲點。對成人教育培養的雖然成人學員一般年齡偏大，大多數人政治上比較成熟，世界觀基本形成，但是他們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也比較大，對于高等教育表現出只在乎能否考試及格、能否拿到文憑，而忽略教育的本質，甚至為了考試及格，作弊現象層出不窮，因此，在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課程中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必不可少。

2.5對學生培養目標和綜合評價方面不夠具體

多數院校均要求醫學成人教育的教學內容、考試均需達到普通高等教育同樣的標準。但成人教育學生由于其自身的年齡、工作經歷、職稱等條件與在校本專科生差異很大，完全照搬普通本專科的培養目標是不合適的。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和評價方式不利于檢測學生的綜合學習效果和能力，不能達到檢驗學生應有學習水平的目的。成教專科對學生培養目標較為籠統，對于人才培養特色方面不夠突出，并沒有設置培養掌握某方面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專才”課程。成績綜合評價比較單一，只有期末考試一種形式，對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不夠強，老師對學生的情況缺乏了解，使得教學質量難以提高。

3對策

3.1調整課程體系

成人高等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不同，應要求他們具有較高的理論知識水平和較強的實踐工作能力。因此課程內容應該更傾向于深入提高學生理論基礎和對新知識和新診療手段的了解和掌握的能力這些方面的，加深學生對知識深刻而完整的理解，提高對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同時可以設置一些新方向的課程，更新學生的知識，提高學生在檢驗的檢測能力，例如，醫學檢驗技術專業本科教學中增加了細胞形態學方向等課程。

3.2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

    實驗課是理論教學的主要補充，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途徑。壯大和優化隊伍，既要有一支專門型的科研隊伍，又要有一支業余型的科研隊伍，充分發揮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開設綜合性和設計性實驗課，在實驗教學中，一方面增加能鍛煉學生綜合能力的創新性、綜合性實驗課。一方面為促進學生的科研精神和學習的動力，可以在教學管理中增加創新學分項目，并要求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必須獲得幾個創新學分。將實驗教學與科研培訓結合起來。題通過進行模擬課題申報、答辯等形式訓練學生查閱論文、進行課題設計、撰寫申報書等方面的技能，親身參與科學研究，訓練科研思維，激發創新精神和培養動手能力。

3.3重新合理分配各科學時

明確教育重點，精選教學內容，以理論教學為主，實驗教學為輔，更新知識，重點講授，提高教學效率和質量。根據教學培養目標和學生的實際應用情況，重新調整各科學時比例。目前許多科目的培養不能體現出成人教育學生的“成人”性，各科學時分配不合理。一些偏基礎的科目如生理學、生物化學、有機化學等應該適當減少學時數。對于學生專業性較強的學科如生物化學檢驗、免疫學檢驗、病原生物學檢驗等應該增加教學時數。而對于分子生物學檢驗這樣近幾年有較快較大發展的學科除了增加教學時數外，還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行必要的指示擴展。

3.4樹立全面教育質量觀

要實現成人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提高成人教育的質量，進行政治思想素質教育是關鍵問題。按實際情況，適度的、有重點地選擇講授理論和醫學倫理知識。著重引導學員正確處理好文憑和水平的關系、工作與學習、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幫助學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通過加強醫德醫風教育，增強成人學生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方面的知識，集體觀念、法制觀念，改變部分人對“一切向錢看”的觀念和降低“紅包”現象發生。還可以結合目前社會上的熱點醫療問題，例如不斷發生的惡性傷醫事件、醫生辭職事件等，幫助學生樹立適合當前社會的醫患關系觀。

    3.5教學方式多樣化

    教育技術的發展極大促進了當前的教學方式多樣化，成人教育的教學方式也應該作出相應改變。除了基本的課堂教學模式外，應當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利用網絡教育的開放性特點，突破教學的時間空間限制。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網絡視頻教學、微信平臺教學等。其中網絡教學開展時間較長，許多學校已經建設好網絡課程資源庫，可以進一步加強資源庫建設，盡量多采用網絡教學模式，以解決成人教育學生工作和學習時間的矛盾。微信平臺教學是基于微信公眾號建立的學習模式，還可以結合目前比較流行的微課、微視頻等方式進行教學，是近年來新興的一種學習方式，值得進一步完善和推廣。

馬克思哲學原理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專科層次；小學教育；課程設置

小學教育是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奠基階段，新世紀所需人才的許多素質都是從小開始培養的。小學教育的改革要求對思想觀念、教育教學目的、課程的內容選擇與編排、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反思與改革。

一、基礎教育改革對小學教育專業課程設置提出的挑戰

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指出：“師范院校和其他承擔基礎教育師資培養和培訓任務的高等學校和培訓機構應根據基礎教育課程的目標和內容，調整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和課程結構，改革教學方法”。這就需要改革目前小學教育專業的課程體系，使之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和諧發展，從而更好地體現師范院校為基礎教育服務的性質。

（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注重課程的綜合性

目前小學階段設置了品德與生活、體育、藝術（音樂、美術）、綜合實踐活動等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打破了傳統基礎教育課程中分科教學過早、容易造成知識割裂的局面，以全新的形式來對學生進行培養，使他們能夠對知識，對世界形成整體認識。小學教育課程的這種變化趨勢必然要求小學教育專業課程設置隨之變化，要求專科層次小學教育專業加強通識教育課程比例和重組專業課程，培養“全科型”師范生。

（二）基礎教育課程強調課程的實踐性

現今在小學高年級開設綜合實踐活動類課程，包括研究性學習、社區服務、社會實踐及勞動與技術教育。綜合實踐活動課的設置是為了給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提供與社會生活貼近的機會。強調學生通過實踐，增強探究和創新意識，學習科學研究的方法，發展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增強學校與社會的密切聯系，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基礎教育的這種變化給小學教育專業提出了新的課題，因為目前小學教育專業活動課程設置較少，以專業理論居多，很少有讓學生自己動手、主動參與的實踐活動課程，教出來的師范生只懂理論，不懂操作，必須加強小學教育專業的實踐活動課程的設置。

（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重點之一是轉變學生的學習方式

針對基礎教育課程實施中過于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狀，新基礎教育課程倡導以“主動參與、勇于探究、交流與合作”為特征的新的學習方式。這就要求小學教育專業加大教育類課程的比重，同時對教育類課程進行整合，加強教育類課程與小學教育實踐的聯系。

二、當前我校小學教育課程設置的不足

（一）從課程形式上來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必修課多，選修課少

在所開設的課程中，必修課仍然占有絕對的地位，選修課的學分占到總學分的比例過小。可見，課程雖有彈性，但彈性依舊很小。大學教育應當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個性發展，并且小學教育專業要培養的是基礎寬厚、適應性強的小學教師。所以，提供足夠的按條塊進行分類的選修課是十分必要的，這樣可以保障留出足夠的空間，讓學生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愛好修讀相應課程，開闊視野，發展個性。

（二）從課程內容性質上看，通識類課程內部結構不盡合理

小學教育專業（專科）開設的通識類必修課，雖然所占課程總量的比例不小，但除去英語、計算機、體育外，其余全是馬克思哲學原理、思想概論、法律基礎等方面的政治類課程，而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方面的課程只在公共選修課中有所體現，門類少且不成體系。過于強調政治思想類的課程，對其他通識課程不夠重視，這樣的設置是與該專業所設培養目標中期望學生掌握寬厚的基礎知識的初衷不一致的。小學教育專科專業應當加強各方面通識課程的建設。

（三）教育類課程欠缺針對性

專科小學教育專業有必要適當壓縮一些理論課程，在此基礎上結合小學教育的特點，以必修、選修、微型課程等多種形式，開設一些綜合性的課程。在教育類課程的設置上，可以開設兒童少年衛生學、小學班級管理、小學綜合實踐活動、小學語文（數學）課程與教學論、小學語文教學技能訓練等必修課程，提供了小學生心理輔導、小學生情緒心理專題研究、小學語文教學案例研究等多門選修課程。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深入地了解小學教育教學工作，增強工作后的適應力與創造力。

（四）實踐類課程缺乏

專科層次小學教育專業的實踐課程，只有教育見習、實習和畢業論文三種形式。第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教育見實習的時間過短，而且實習時間偏晚。學生一方面很難對小學教育教學工作有真切的體會與認識，不利于專業思想的建立；另一方面也很難得到充分的鍛煉，不利于將所學理論知識與小學教育實際相結合，理論學習與實踐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

三、小學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構想

（一）準確進行專業定位

1.培養目標定向在小學

小學教師有專門的專業范圍――小學教育；有其特定的服務對象――處于兒童期的小學生；必須掌握專門的知識技能――從事小學教育必備的教育學、心理學知識、所教學科的基礎知識，較高的教育教學技巧以及一定的音體美技能等；有公認的倫理規范一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心，善待孩子，以及活潑開朗、機智耐心等專業個性品質。

2.學科專業定格在專科

大專院校小學教育專業屬于高等教育體系，五年制專科層次小學教育專業以優秀的初中畢業生為生源，小學教育專業應達到專科教育的一般水平，也就是說，它必須具有高等教育各專業的一般特征，即在學術層次上它必須達到專科教育水平的要求，其學歷層次要比原來的中師學歷高一層。

中師以初中畢業生為生源，學制三年，其課程設置基本為分科必修課程。其特點是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專業情感，強調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尤其是“三字一話”（鋼筆字、毛筆字、粉筆字、普通話）等教師基本功的訓練。

（二）正確處理課程關系

1.通識類課程、學科類課程、教育類課程的關系

三者的功能不同，可以這樣認為，通識類課程是課程體系的基礎部分，學科類課程是課程體系的實體部分，教育類課程是課程體系的條件部分，任何一方都不能取代另一方。三者在課程體系中的比例結構取決于教師培養的類型。我們認為，小學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應加大教育學科課程比例。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識與專門技能的比例與受教學生的年齡成反比。從這個意義上講，小學教育專業比中等教育專業師范性更強。小學教師比中學教師要具有更高的教育、教學水平和藝術。

2.必修課程、選修課程的關系

必修課程體現“綜合培養”，加強基礎。選修課程體現“有所側重”，加強深度，發展專長。具體操作時，在低年級主要開設必修課程，高年級后增大選修課程比例。這樣由“基礎”到“分向”到“專長”，以“基礎”為重點。選修課程在總課時中的比例要比師范其他專業要高。

3.學科課程、活動課程的關系

從理論上講，學科課程與活動課程相輔相成。首先，兩類課程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以實現學校培養目標為自己根本任務;其次，兩類課程在內容上具有互補性，具體表現為不同內容的知識互補、不同形式的知識互補。最后，兩類課程在學習話動方式上具有互促性，具體表現為學科課程中的“接受學習”和活動課程中的“從做中學”互相促進。但在同一課程體系中，二者應為主次關系。學科課程為主，活動課程為輔。按照學科課程為主、活動課程為輔的原則構建的課程體系比較合理，才能發揮較強的整體功能。

參考文獻：

［1］施良方.課程理論――課程的基礎原理與問題［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