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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被動語態；非限定動詞；名詞化；長句

一、廣泛使用被動語態

根據英國利茲大學John Swales的統計，英語科技論文中的謂語至少1/3是被動語態。這是因為英語科技論文側重敘事推理，強調客觀準確。第一、二人稱使用過多，會造成主觀臆斷的印象。因此盡量使用第三人稱敘述，采用被動語態，例如：Electricity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y and daily life.（電被廣泛用于工業和日常生活中）；Many alkaloids have been obtained by synthesis.（目前已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獲得許多生物堿）。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應當注意機器的工作溫度）。而很少說：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你們必須注意機器的工作溫度）。

二、非限定動詞應用多

如前所述，英語科技論文要求行文簡練，結構緊湊，為此，往往使用分詞短語代替定語從句或狀語從句，使用分詞獨立結構代替狀語從句或并列分句，使用不定式短語代替各種從句，介詞十動名詞短語代替定語從句或狀語從句。這樣可縮短句子，又比較醒目。

（一）動詞不定式

不定式雖然不能單獨做謂語，但它畢竟是動詞的一種形式，因而保留有動詞的某些特性。不定式有一般式、進行式、完成式和完成進行式四種。英語科技論文中一般式出現頻率最高，完成式次之，進行式和完成進行式出現較少。例如：Other problems to be solved are those of moisture，air and warmth.（要解決的其他問題就是濕度、空氣和溫度）；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age of the earth by study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alt in sea water.（通過測定海水中鹽的濃度，有可能估計出地球的年齡）。

（二）分詞

分詞和不定式一樣，雖然不能單獨作謂語，但仍然保留原有動詞的某些性質：可以用狀語來修飾；及物動詞的現在分詞可以有自己的賓語；有時態和語態的變化。例如：A force acting on a body may change the motion of the body.（作用在物體上的力可以改變該物體的運動）；Having finished the test，they began to study the result（做完實驗后，他們開始研究實驗結果）；This is a clear case of electricity being converted into heat.（這是電能轉化為熱能的明顯例證）。

三、大量使用名詞化結構

大量使用名詞化結構（Nominalization）是科技英語的特點之一。因為英語科技論文文體要求行文簡潔、表達客觀、內容確切、信息量大、強調存在的事實，而非某一行為。科技英語中名詞化句子可作主語、賓語、介詞賓語、表語、賓語補足語、定語、同位語和狀語等，換句話說，除了不能擔任謂語外，可以用作句子其它一切成分。例如：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 on its own axis causes the change from day to night（地球繞軸自轉，引起晝夜的變化）；The neutrons and protons form the core of the atom.（中子和質子構成原子核）。名詞化結構使復合句簡化成簡單句，而且使表達的概念更加確切嚴密。又如：Archimeds first discovered the principle of displacement of water by solid bodies（阿基米德最先發現固體排水的原理）。句中displacement of water by solid bodies系名詞化結構，一方面簡化了同位語從句，另一方強調displacement這一事實。

四、長句特殊作用

為了表述一個復雜概念，使之邏輯嚴密，結構緊湊，英語科技論文中往往出現許多長句。根據長句的結構特點大致可以將它們分為兩類：由于從句多而構成的長句和由于并列成分多或長而構成的長句。

結構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融資結構；治理結構；激勵與約束；監督機制

一、引言

融資結構是指企業的權益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它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權益融資與債務融資的比例關系;二是公司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的比例關系;三是各種資本的構成關系。而公司治理則是一套制度，用以支配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益關系的團體—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經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青木昌彥，錢穎一，1999)。融資結構不但反映了企業的融資風險和融資成本，影響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經營績效，而且決定了公司治理機構。Williamson(2001)指出，在市場經濟下的公司中，債務和股權不僅僅被看作是不同的融資工具，而且還應該看作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哈特(1998)甚至認為，給予經營者的控制或激勵并不十分重要，至關重要的問題可能是要設計出合理的融資結構，限制經營者以投資者的利益為代價，追求他們的自身目標的能力。

有關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由來己久，并且取得很大成果。但是，這些研究把銀行等間接融資和債務直接融資對公司績效以及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排除在外，僅僅考慮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股權結構，則未免有失偏頗。筆者從融資結構對委托關系的影響，融資結構如何影響控制權爭奪等因素，來考察融資結構與公司治理的關系。

二、融資結構選擇與治理結構形成的內在機理

在一個典型意義上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企業利用外源融資(包括債權和股權融資)將產生成本，即公司的融資結構是企業問題的金融體現。融資結構對委托關系效率的發揮，并關系到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配，進而影響與決定著公司治理結構的模式。在此，可以將融資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這一內在聯系歸結為一條邏輯關系鏈:融資方式—資本結構—產權特征—治理機構。

股權融資對公司治理結構產生的影響的內在機理在于股權融資所引致的“用手投票”與“用腳投票“機制。公司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主要集中在出資者手中，當股東在對公司經營狀況不滿時可以“用手投票”來實現對公司經理的監督，主要方式包括通過董事會對經理人員進行干預、接管。而股東對公司業績和管理效率不滿的另一途徑是“用腳投票”，公司股票的大量拋售，不僅給公司經營者帶來極大的市場壓力，而且為敵意接管創造了條件，接管的發生極易導致現任經理的下臺，即使只是潛在的接管可能，也相當于向公司經營者傳遞了一個警告信息。但必須指出的是，股權融資的分布狀況(集中還是分散)對公司治理結構有著決定影響。股權的集中降低了集體行動成本，避免由于股權過度分散而帶來的“搭便車”問題，有利于公司治理機制的發揮。與股權融資相比，債權融資在優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獨特性，甚至可以彌補股權融資的不足。

債權融資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1)債權對企業經營者不當經營作為的約束機制。哈特等人的研究認為，債務約束是作為一種硬約束，公司債務比例的上升會增加公司破產的可能性，而破產意味著控制者會失去公司的控制權收益。因此，債務會使公司經理承諾在未來支付的現金流以償還債務本金和利息，從而減少了經理可用于享受其個人私利的現金流，以抑制經理的過度投機行為。(2)債權人采取相機抉擇的治理機制。當公司資不抵債時，債權人可以對公司進行重組或清算來解決問題。由于債權人集體行動的問題，債權人對公司的控制是通過受法律保護的破產機制來完成的。(3)公司債務數量可以反映公司的經營狀況.。羅斯(1977)通過其信息傳遞模型說明了這一點:由于經營者與外部投資者之間存在關于公司收益不對稱信息，外部投資者把較高的負債水平視為公司高質量的一個信號，而低質量的公司無法通過發行更多的債務來模仿高質量的公司。

詹森和麥克林認為，公司最優資本結構應建立在權衡兩種融資方式利弊得失的基礎以使總成本最小。成本是指達成和執行這些協議的成本，其中，債權成本隨負債比例的提高而增加，而股權成本則隨負債比例的提高而遞減，因此存在著使總成本最小的最佳負債比率的可能，極小值所對應就是公司的最優融資結構。

如圖二所示，假定一公司外部融資規模為K，其中股權融資為E，債權融資為B，即K=E+B。用b代表債權融資占外部融資的比重，即b=B/(E+B)。設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成本均為b的函數，CE代表股權融資成本，CB代表債權融資成本，總成本CT(b)=CE(b)+CB(b)。橫軸代表企業負債比率，縱軸表示成本，CE(b)曲線表示股權融資成本變化軌跡，CB(b)曲線表示債權融資成本變化軌跡，CT(b)表示總成本變化軌跡。當企業所有外部資金來自債務時，債權融資成本最大，成本降為零。債權融資比重下降，股權融資比重相應提高，當外部資金全部來自股權融資時，股權融資成本最大。當債權融資比重為b*時，總成本最低，此時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比例為最優融資比例。

所以現代融資結構理論認為，融資策略是防止企業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有效工具，利用不同的股權和債權配置方式來保護所有者利益，其核心是通過融資機構的合理設計來改進股東和企業經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金融契約的無效率問題。

三、日美企業融資結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

由于受到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諸多因素的長期影響，目前主要存在著兩種融資結構與公司治理模式。一種是英美模式，即以證券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并由此決定的市場導向型外部控制的公司治理結構;另一種是日德模式，即以銀行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并由此決定的關系導向型的內部控制的公司治理結構。

由于融資模式的差異，公司治理結構的確立與運作效率，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金融中介的地位以及金融法規和監管政策的設計。以英美為代表的外部控制治理模式的形成與存在的基礎是公司股權的高分散性，于是單個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自然從直接過渡到間接方式，即“用腳投票”機制來對董事和經理進行激勵和約束。這種外部控制模式的公司治理重視對所有權的約束力，股東對經理人員的激勵與約束占支配地位，且這種激勵約束機制的作用和效率是借助市場機制發揮的。以日德為代表的內部控制模式的形成和存在的基礎是股東相對集中，特別是股東之間的互相持股和銀行對公司的持股，這樣為股東和債權人對公司進行直接控制創造了可能性。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制度，強化了公司債權人對公司的控制與監督能力，這種法人治理結構的特點是強調股東和債權人對公司的直接控制，而且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債權人有較高積極性參與公司重組，從而保證公司的穩定經營和長遠發展。

兩種融資結構與公司治理孰優孰劣，一直在國內外學術界存在較大的分歧。20世紀80年代，主流觀點認為日德式的融資結構與法人治理結構，法人股東和公司管理層長期合作有利于推進企業長期發展;英美以證券市場為主導的融資結構，容易導致經理層的短期行為。但到%年代，尤其是東亞危機之后，學術界認為英美融資結構模式更優越，因為這一體制市場發育完全，強調投資者利益保護，有利于企業的資源配置。近年來，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影響，兩種治理結構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機構股東的迅速發展，使人的支配形態發生相應改變。這種變化被杜魯克(1991)稱為“看不見的革命”，指出以退休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已經成為公司的控股機構，導致原有所有權和權的分離產生了逆轉，并標志著貝利和米德提出的人資本主義在消失。英美企業正由經理人事實掌握全權，不受制約的“管理資本主義”，向由投資者控制、監督經理層的“投資資本主義”轉化，開始注意治理結構中“用手投票”的監督功能。而日德公司融資結構開始向銀行信貸與證券市場融資共同發展的方向演進，并且注重“用腳投票”的監督功能。由此可見，企業融資結構優化過程中，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開始呈現出由股權和債權共同決定的特征。

四、優化我國企業融資結構的政策建議

我國國有企業低效率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阻礙。造成低效率的原因有多種，但最根本的是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內在缺陷。而造成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內在缺陷的根本癥結，在于傳統的經濟體制與融資體制。由于改革的“路徑依賴”效應，融資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企業所有者控制權殘缺，企業內部人控制嚴重，法人治理機制功能失效，債權保障機制未能有效建立，市場機制對經理人的約束機制嚴重弱化，進而成為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最重要的體制因素。為加快國有企業機制轉變，重塑市場經濟下的微觀基礎，目前應以融資制度創新為契機，大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優化企業的融資結構，在融資制度設計上充分發揮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在企業資本結構中的互補，實現融資結構中的良性互動、協調配合的市場機制，以發揮股東和債權人在企業治理中的積極作用。防止日德企業融資結構中因銀企關系過度親密，造成的銀企信用關系扭曲而導致的融資風險，同時也要避免英美企業融資結構中因股權過度分散而帶來的“內部人”控制的傾向。

(一)強化銀行債權在企業相機治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國國有銀行系統已經逐步建立和規范了一套信用評級制度和指標體系，基本實現了事前監督功能，但是在事中和事后監督方面相對薄弱。在此，我們可以借鑒日本主銀行體制中的事前、事中、事后相機抉擇的治理機制，通過引進商業銀行的“相機治理”機制，把商業銀行作為國有企業債務資金的提供者和企業經理之間激勵與制衡的一種制度安排。為實現相機治理的制度安排，必須進行國有銀行的產權改革，使國有銀行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硬化對國有企業債權約束。同時，完善我國的《破產法》等法律法規，以適當的破產程序為依托，強化債權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二)發揮資本市場的公司治理改進功能

結構論文范文第3篇

根據這份報告的數據，目前深圳賓館酒店總量有近500家，四、五星級酒店有近40家，與上海、北京、廣州等城市處于同一水平，但是在過去一年，深圳各級酒店的平均房價卻遠遠低于上述城市。據統計，2005年深圳賓館酒店的平均房價為326元，其中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為654元、四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為393元、三星級酒店平均房價為268元。而相比較，上海五星級酒店的平均房價達到1400元左右，高出深圳一倍以上。業內人士表示，深圳市賓館酒店的客房價格在全國幾十個主要城市中處于倒數第四、第五的水平，這與深圳酒店行業的發展極不對稱。

同時，這份數據還顯示，房價低下并不是深圳酒店業面臨的全部問題，去年深圳的賓館酒店入住率只有62%。由于平均房價低下，入住率上不去，2005年深圳賓館酒店營業收入為55.41億元，利潤總額為2.37億元，利潤率僅為4.24%。深圳市飯店協會的相關人士表示，這還是深圳酒店利潤率較高的一年，與國際飯店業相比，這一數字的差距十分明顯。

針對這份數據，一些酒店經營者表示，這幾年，深圳酒店業發展速度遠遠高于過夜游客數量增長速度，導致目前深圳酒店行業供求的失衡。

據了解，在賓館酒店業總體上處于“三低”的局勢下，深圳酒店業的增長卻絲毫沒有一點減弱。根據深圳市旅游局相關人士介紹，深圳星級酒店正在進入一個建設高峰期。目前深圳在建及待評的星級酒店超過30家，預計到2007年，深圳的四、五星級酒店總數將增加一倍，其中五星級酒店將達到27家，四星級酒店也將達到40家。

在這些新建的星級酒店中，不僅有喜來登、希爾頓、凱賓斯基、萬豪、雅高等在國際上響當當的酒店管理公司，也有錦江、粵海等本土大牌酒店管理公司。

除此之外，深圳目前還有在建或即將建設的3家“超五星”酒店，一家是華僑城酒店集團投資的“華僑城大酒店”；另外兩家是深圳星河集團在CBD引進美國萬豪酒店集團旗下的頂級超豪華酒店品牌“麗思卡爾頓”，以及華潤中心二期引進美國凱悅酒店集團的“君悅酒店”。

有業內人士表示，與大肆擴張的星級酒店數量成倍增長相比，深圳旅游接待人數并沒有大幅提高。以2005年為例，深圳市旅游局統計的數據顯示，該年深圳接待的旅游人數約為5800萬人次，同比增長約為5.76%。業內人士表示，在總體旅游人數并沒有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深圳酒店業的數量增加已經過快了。

但是，一些世界著名的酒店管理集團卻持另一種觀點，進軍深圳的法國雅高、喜達屋等酒店管理集團紛紛表示看好深圳的酒店業市場前景。這些酒店投資與管理公司表示，隨著深港一體化，WTO開放領域的增多以及香港迪士尼樂園效應，都會給深圳酒店業帶來廣闊的前景，在香港酒店出現價格高且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毗鄰的深圳成為分流的最佳選擇。

喜達屋一名高層管理人士表示，盡管深圳目前酒店業競爭激烈，但是這與他們進入這個市場并不矛盾。這名管理人士認為，“價格競爭只是一個比較低端的競爭方式，我們希望引入高層次的酒店管理服務，來吸引高端客戶”。

結構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資本金;資本結構;原則方法

一、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營性投資項目資本金(以下稱”企業資本金”)是指在投資項目總投資中，由投資者認繳的出資額，對投資項目來說是非債務性資金，項目法人(企業)不承擔這部分資金的任何利息和債務;投資者可按其出資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權益，也可轉讓其出資，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它是企業作為法人存在和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活動的前提，是決定企業償債能力、承擔債務風險的最低限度的擔保，也是聯結投資者原始產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的物質載體，所以，投資項目即設立企業必須要有一定數額的資本金。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也可以說是自有資本(資本金)和負債資本的對比關系。從財務融資理論來看，50年代以來，資本結構一直是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三大主題(資本結構、投資預算、股利政策)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結構作為企業的價值構成，隱含著企業一系列結構問題，是企業預期收益——資金成本——財務杠桿——籌資風險——產權分布——籌資時間——籌資空間等系統綜合概括的結果。資本結構的確定是企業的在籌資中財務杠桿、籌資成本與籌資風險等各要素之間尋求一種合理的均衡。資本結構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償債和再籌資能力，決定企業未來盈利能力，因而成為企業財務形象的重要指標。

從企業資本金和資本結構概念的闡述中可以看出，資本金是形成企業資本結構的基礎，資本金比例是決定資本結構的最重要因素。反過來也可以說，最優資本結構的確定是最佳資本金比例確定的重要依據。無論如何，現代企業財務管理從企業財務狀況、經濟效益出發，采用科學的測算方法，對與資本結構相關的諸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確定和選擇企業最優資本結構，并始終使企業的資本結構保持最適當的狀態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二、原則和方法

現有的判斷和衡量企業資本結構是否最優的基本定量標準或方法各有長短、各有側重，都無法建立描繪一種能使財務杠桿利益、財務風險、籌資成本、企業價值等之間實現最優均衡的資本結構模式。當然，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受許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為此，只能按照國家關于資本金比例的有關規定，就同資本結構相關的諸因素以及相互關系進行定性分析，探討企業資本結構優化的一些定性原則和方法。

國家關于資本金比例的有關規定。國務院(國發1996.35號文)規定，投資項目資本金占總投資的比例，根據不同行業和項目的經濟效益等因素確定。具體內容如下:交通運輸、煤炭項目，資本金比例為35%以上;鋼鐵、郵電、化肥項目，資本金比例為25%及以上;電力、機電、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輕工、紡織、商貿及其他行業的項目，資本金比例為20%及以上。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具體比例，由項目審批單位根據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以及銀行貸款意愿和評估意見等情況，在審批可行性研究報告時核定。項目審批單位和銀行，以及工程咨詢單位和企業確定資本金比例及結構可遵循的一些原則和方法。主要考慮:企業內部因素。企業未來銷售的成長率和穩定性。企業未來的銷售狀況是確定資本結構的重要因素。如果企業的銷售成長快，必然產生較多的現金流量，對投資者，無論是股權投資者還是債權投資者都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企業追加籌資都比較容易。對于銷售成長率很高的企業一般就可以確定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但是不能忽視銷售增長的穩定性。如果企業的銷售穩定，則可以較多地負擔固定的債務費用;如果銷售有周期性，則負擔固定的債務費用不易把握，將冒較大的風險。企業投資項目性質和生產技術配套能力與結構。確定和保持合理的籌資來源結構，應從投資項目的建設周期、現金流量和企業自身實際生產經營能力、技術狀況出發。投資項目建設周期短、現金凈流量多，生產經營狀況好，產品適銷對路，資金周轉快，資產負債比率可以適當高一些，并可提高短期資金來源的比例;而那些存貨積壓嚴重，資金周轉緩慢的企業，確定高的資產負債比率是危險的。另外，一般來說，產品結構比較單一的企業，自有資本的比例應大一些，因為這類企業內部融通資金的選擇余地較小。相反，產品結構多樣化的企業，因內部融通資金的余地較大，應適當提高資產負債比率。企業獲利水平與股利政策。獲利能力越大，財務狀況越好，變現能力越強的企業，就越有能力負擔財務上風險。因而，隨著企業變現力、財務狀況和獲利能力的增進，舉債融資就越有吸引力。企業的股利政策其實也是一種融資政策。

在西方財務理論的研究中，往往把資本結構股利政策結合起來分析，不同的股利政策下可以確定不同的資本結構。如實施高股利政策和剩余股利政策，就應該與較高的負債經營相匹配。低股利政策和不規則股利政策下應該慎重推行風險較高的資本結構。資金使用結構。合理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還要考慮企業資金使用結構，重點是企業流動資產與固定資產的數量關系，因為固定資產的變現性比流動資產的變現性要差得多。同時也不能忽視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的結構比率，有些時候，無形資產不能成為負債經營和籌集長期資金的物資擔保。管理人員對企業權力和風險的態度。如果管理人員不愿使公司的控制權稀釋，則可能不愿增發新股票，而盡量采用債務融資。如果管理人員討厭風險，那么，可能較少利用財務杠桿，盡量減少債務資金的比例。:

企業外部因素。不同社會經濟環境和狀況。企業要學會在不同的環境下采取隨機應變的財務策略的本領。在社會經濟增長條件下或政府鼓勵投資時期，提高企業負債率，多負一些債，充分利用債權人的資金來從事投資和經營活動，可以增強企業發展的能力，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企業有能力承擔較大還款和付息壓力，也就是可以冒較大籌資風險。反之，在經濟處于衰退時期，應當采取緊縮負債經營的政策，減少遭受損失和破產的風險，謀求較低的盈利。企業所處的行業狀況。企業的行業屬性是決定其資本結構水平的重要因素。如鋼鐵、商貿等行業，破產風險較小，即使企業破產，其投資本金的損失也不會太大，故可以保持較高的資產負債水平;而電子、化工等高科行業，投資風險較大，保持太高的資產負債率或太多的流動負債是不明智的。

結構論文范文第5篇

一、茶葉：18世紀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1〕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2〕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4〕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5〕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6〕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Constant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7〕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9〕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1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1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網絡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ofChina）號首航廣州，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達到65％。〔2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2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Act），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23〕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24〕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中國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經濟建立在手工業的農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國見聞錄》（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Smith）說過，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2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2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2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000鎊，白銀320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3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000鎊。〔3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000兩。〔3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3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4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4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4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即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46〕1581—1600年，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4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4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獨立革命戰爭。這場持續15年的革命戰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4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5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5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5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現了222766兩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5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5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5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5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58〕這兩個地區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5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6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金融問題：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箱鴉片前往中國。〔6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6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67〕

根據馬士的統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6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6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7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社會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到鄉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71〕由此激發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工業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7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政治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交通的海盜旗幟。”〔74〕

注釋：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而是從一位到過中國的威尼斯人處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在此以中章價245兩計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歷史統計資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載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73〕《林文忠公政書》，《湖廣奏稿》卷5，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