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小型工廠規章制度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小型工廠規章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組織模式；轉型

中圖分類號：F4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1002707

一、引言

《經濟學人》在2012年4月《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與創新》的專題報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發生的由技術引領的制造業的深刻變化。2012年6月美國著名未來學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業革命” 成為2012年度最炙手可熱的詞匯。2013年以來，“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媒體的顯示度集中爆發。無論視角或語境有何不同，對于人類正在迎來一場劃時代的技術和經濟大變革這一判斷，越來越趨于共識。同時，新一代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新能源等，已成為描述和討論這場變革基本特征的“關鍵詞”。

制造業正在由大規模標準化制造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范式轉變，這一轉變將型塑全新的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將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網絡狀的組織模式轉變。作為產業運營的組織載體，產業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在影響著企業績效和產業結構的同時，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大小和國家競爭優勢的強弱。因此，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與內涵及其對產業組織模式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產業組織模式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轉型，并在此基礎上做好前瞻性的戰略部署和政策應對，對實現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與轉型、提升制造業產業競爭力有著深遠意義。

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與內涵

進入21世紀以來，能源危機、生態危機、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集中爆發，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業已日薄西山。賈根良＼[1＼]認為，在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 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是著力解決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的技術革命，涵蓋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生物電子和3D打印機等新興技術的研發和產業應用。興起之際，重新反思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利與弊，尋求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新時期各個國家走出危機重振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從能源結構與信息技術所構建的經濟系統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聯網”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圖式，而新能源革命與信息技術革命是這一概念圖式的中軸。里夫金＼[2＼]認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所內生的分布式發散式通信的特性與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體制及“集中生產，全球分銷”的商業基本結構的內在制約因素發生矛盾，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新通信技術與第二次工業革命能源結構及能源體制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內在動因。而歷史的經驗亦表明，走出經濟危機最根本的動力是技術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提供重要動力，是當前全球擺脫經濟危機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智能化、數字化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為基礎，以現代基礎制造技術對大規模生產流水線和柔性制造系統的改造為主要內容，以基于可重構生產系統的個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場反應為特點，以“能源互聯網”為本質特征的工業革命。新通信技術與新能源體系的有機融合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根本內涵，在通信技術和能源有機結合的經濟體系中，通信技術充當中樞神經系統，對經濟有機體進行監管、協調和處理；與此同時，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為將自然的饋贈轉化為商品和服務這一過程提供養料，從而維持經濟的持續運行和繁榮。分布式發散式的新一代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體系的結合將創造全新的經濟系統，將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制度、意識與觀念等各個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并將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和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

三、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的影響分析

本文從三次工業革命在技術經濟特征、產業組織模式和產業組織特征的演變視角入手，探討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所產生的影響。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其開創了蒸汽時代，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為驅動力，以煤鐵鋼為主要能源，這一時期鐵路和蒸汽機得到了廣泛應用，機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規?；墓S相對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場來說，規模經濟效益有所體現，企業橫向規模得以擴大且資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末，人類進入電氣時代，電力得到大規模使用，石油成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鋼鐵冶煉法得以應用，科技與勞動開始緊密結合，標準化、規?；⒆詣踊?、大批次和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成為主流，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成為該時期產業組織的主導模式。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1世紀初，人類進入信息時代、數字智能時代和新能源時代，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成為主要能源，技術創新得以深化，分散化、個性化、就地化、數字化和合作式生產方式成為主流，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轉型為網絡狀模塊化生產網絡。

表1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特征、產業組織模式和產業組織特征比較

1發生時間1時代1技術經濟特征1產業組織模式1產業組織特征第一次

工業革命1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1蒸汽時代1以煤鐵鋼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報刊、雜志以及書籍等印刷材料為主；鐵路、蒸汽機得到廣泛應用；工廠機器生產代替作坊手工制造1機械化、規?；腕w系化的工廠組織模式1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場轉向規?；墓S模式；但規模經濟特征不顯著；市場集中度較低；市場進入壁壘較低；以局部創新為主，由中小企業主導第二次

工業革命1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末1電氣時代1以石油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電話、收音機和電視機為主；電力、汽車、燃油內燃動力機得到廣泛應用；標準化規?；?、自動化、大批次和流水線機器生產代替工廠生產1垂直結構、

中央集權的

大企業集團1規模經濟特征顯著；市場集中度較高；市場進入壁壘提高；以系統集成創新為主，由大企業集團主導；經濟性集中壟斷形成第三次

工業革命121世紀初本文沿用里夫金[2]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定義，考慮到新能源與互聯網的結合主要發生在21世紀初，因此，本文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起始時間擬定為21世紀初期。至今1信息時代

數字智能時代

新能源時代1以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互聯網為主；能源互聯網、3D打印得到廣泛應用；分散化、個性化、就地化、數字化和合作式生產代替機器生產1網絡狀模塊化生產網絡1規模起點低；市場集中度降低；市場進入壁壘下降；以模塊化創新為主，由中小企業構成合作網絡的主導；可競爭市場結構形成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相關材料整理。

里夫金＼[2＼]認為，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均是能源技術與通信技術結合進而引發重大的經濟轉型。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煤炭與印刷技術相結合，從作坊手工式生產過渡到工廠機器生產，呈現出機械化、規?；腕w系化的工廠組織模式，這由當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以及技術經濟特征所決定，經濟創新以局部創新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由石油與電力技術相結合，以標準化、規?；?、自動化、大批次和流水線生產方式為主流，由當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以及技術經濟特征所決定，經濟創新是以系統集成創新為主，產業組織模式從而呈現出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的特征。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近年來才發生的，互聯網與新能源的結合在本質上趨向于社會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機制，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和新能源體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個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的生產需求，與之相契合，以具備外部規模經濟和創新成本優勢的模塊化創新將取代系統集成創新而成為創新的主導方式，進而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將解體分化為網絡狀模塊化的產業組織模式。

具體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內部規模經濟逐步弱化，“生產池效應”逐步顯現

對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規模型企業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公司規模型企業來說，生產的規模經濟與企業的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如同錢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競爭和潛在進入競爭較少，系統集成創新條件下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追求規模經濟成為企業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徑。而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術、數字智能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的應用在極大地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同時，改變了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前提，使得企業可以實現“創新與生產的分離”＼[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產方式可以以較低成本大規模地生產出個性化的定制產品，全球化的資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產網絡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場規模在經濟全球化、產業融合化和市場均質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擴大，單個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效應逐步弱化，進而轉化為全球化生產網絡的外部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曾經以內部規模經濟獲得競爭優勢的由縱向一體化大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將逐步過渡到由多個國家不同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全球價值網絡進行生產，大企業集團逐步采用歸核化戰略與集約化戰略，垂直解體分化為中小型企業并逐步融入全球價值網絡中，成為網絡上的一個環節或節點，大量“彈性專精”的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生產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內實現合作共享，形成了生產網絡的“生產池效應”＼[5＼]。

2產業集中度和規模起點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工廠型規模經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規模經濟，都使得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突顯，這就使得產業集中度較高，最低有效規模的起點較高。如同馬克思所預言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于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體勞動，對于更廣泛地發展這種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于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按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6]。而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將使得“分散生產，就地銷售”的生產組織模式成為可能，新一代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將在各個層面提高企業的生產與創新能力，企業生產與創新的綜合成本將大幅降低，中小企業的優勢將逐步顯現，因而行業競爭性將不斷增強，替代性競爭和潛在進入競爭加大，產業集中度不斷降低，規模起點不斷下降。另外，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也將徹底改變產業的競爭模式，技術的融合將使得新產品研發與應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產品的開發與使用周期縮短，不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其市場范圍將不斷擴大，產業集中度也將隨之降低。如20世紀80年代，發電企業的最小效率規模為900兆瓦，最近20年來最小效率規?？s小為100兆瓦，各國新增的許多發電企業規模明顯變小和分散＼[7＼]。而中國五大發電集團，個個都是“巨無霸”式企業集團，但其規模基礎并不是單一企業的規模，而是遍及各地的眾多中小企業的“歸大堆”簡單疊加。這種企業組織的技術或生產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效應并不顯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效應，而這種規模經濟效應的實質在于“市場勢力”和“議價能力”。石油、鐵路、郵政和航空等諸多傳統壟斷行業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與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機制的有機結合，將大大弱化大企業集團的所謂規模優勢和競爭優勢。

3市場進入壁壘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為適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新能源技術的飛速發展、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與多變的個性化消費需求，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柔性生產與敏捷制造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組織形態——模塊化生產網絡得以出現。柔性生產與敏捷制造使得資產的使用范圍更廣，功能更多，降低了資產專用性程度，從而轉移和減少了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同時柔性生產、敏捷制造與模塊化生產網絡的產生使得企業內及企業間的契約柔性化出現了以戰略聯盟、合同制造和替換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結成的柔性契約網絡。這種柔性契約網絡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許多可供選擇的靈活條款，在低成本地實現投入多樣性來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同時，降低了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程度，減少了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在兩者的綜合作用結果下，最終將使得市場進入壁壘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

4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生產優勢逐步顯現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廠生產為基礎，并采用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少數工業巨頭實現了對創新和生產的雙重壟斷。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權結構將被打破，形成一種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組織模式。新能源與互聯網的結合，使得每個個體均可成為新能源的生產者和收集者，所生產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過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在云儲存終端中實現共享，這一機制必將打破第二次工業革命所依存的權力封閉空間，使扁平化、社會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機制得以產生，而這一機制與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體制是格格不入的。與可再生能源新的生產方式一樣，以3D打印為基礎的數字化生產可以使每個人都成為生產者，每個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廠，通過在線交流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制造，從而出現了“社會制造”的生產方式。與傳統工廠經營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廠幫助下，網絡用戶不需要生產車間就可實現設計的量產和銷售。由此可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大規模定制、社會化生產、平臺型企業、網絡化組織和開放式創新等將更為普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將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將更為重要，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將更為突出。

5可競爭市場結構逐步形成

以Powell＼[8＼]為代表的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市場是不是可競爭的，僅僅取決于是否存在沉沒成本。在沉沒成本為零或較小的情況下，企業通過“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實現對任何一個具有高額利潤部門的進入與退出，從而使得無論市場現存的企業數量是多少，只要沉沒成本為零或較小，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將使得市場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帕累托最優水平。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與網絡狀模塊化的產業組織模式相結合，極大地降低了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資產專用性，減少了市場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有利于可競爭市場結構的逐步形成并將進一步弱化大企業集團的規模經濟效應。

總而言之，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制造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為核心，大規模全球化和個性化定制的生產方式為主流，工業時代的規模經濟逐漸弱化，網絡時代的合作經濟開始興起＼[9＼]，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從而逐漸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網絡狀的組織模式轉換，可競爭市場結構將逐步形成，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關系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能力更為重要。大企業集團將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尷尬局面，經濟社會將回歸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組織狀態。

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應發揮重要作用：“第三次工業革命并不會憑空而來，經濟革命并不會從創造者和企業家的組合中不可阻擋地迸發，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旦有了新的技術、產品或服務，市場就會及時有效地做出反應。新通信技術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積極推動，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資形式積極參與其中，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和標準對新興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并通過不同的稅收激勵機制和補貼確保新經濟秩序的發展與穩定”[2]。在里夫金看來，當下急需政府積極引導，帶領社會和民眾轉變觀念，樹立“生物圈”意識，走出債務危機和環境危機，引導和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進行。

以美國制造業重鎮南卡州為例，二十年前，國際資本進入美國，南卡州只能在稅收、貿易以及投資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傾斜，以換來產業升級換代。二十年后，奧巴馬政策祭出同樣手段，用稅收、貿易和投資政策傾斜來提振制造業。在涉及制造業領域，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復蘇的重要環節，如基礎性科研支持、勞動力資源的教育培訓以及立法和規范環境等方面，美國政府積極出臺了較為完善的政策。美國商務部報告表明，美國制造業出現了對外投資下降和稅收利潤上升的趨勢，美國再工業化戰略開始生效，實體經濟顯現振興跡象。因此，為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開花結果，我們應正視政府在政策支持和產業引導上的積極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從產業結構政策、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審批政策和補貼政策多方位入手，構建完善的產業支撐與服務的政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先行引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政策，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與融合發展

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的核心是以制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和主導產業，通過制定各種產業政策將制造業回流至美國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重振制造業的重心是做大做強傳統制造業中的高端環節，形成高端制造業中心集群。仍以美國制造業重鎮南卡州為例，21世紀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場因素的原因，以紡織業為代表的美國南卡州傳統制造業步入垂暮狀態，工廠大量關門停產，制造業部門失業率大增。而2010年以來，與美國“重振制造業”與“再工業化”的國家戰略相契合，南卡州成為美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濃縮樣本。在商品端的紡織業務漸成明日黃花時，紡織業及相關產業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煥發生機。南卡州迅速轉身為美國高端復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高科技紡織企業。因此，在制定產業結構政策上，應避免片面地追求在產業結構上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升級，更應該注重產業內部向產業鏈高端的轉型與升級＼[10＼]，同時強化各個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深化第二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實現信息技術向工業、服務業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術的顛覆性創新，并將打破傳統的生產流程。制造業和服務業將沿著產業鏈加深融合，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聯系更加緊密，將有力地推動傳統制造業加快升級步伐，推動中國先進制造業實現高效發展，推動生產業向高端發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會催生一大批新的產業群體和經濟增長點，新材料、3D打印和工業機器人等將成為制造業中最活躍的行業，從而進一步拓寬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領域和范圍，為這些產業發展創造出更廣泛的機會＼[11＼]。

3堅定不移地實施反壟斷政策，實現對壟斷行業的競爭化改造

21世紀以來，中國通過政企分離、縱向拆分和橫向切割的手段，為電信、電力、民航和石油等傳統自然壟斷行業引入了競爭機制，但總體上壟斷行業改革至今仍未破題，鐵路、郵政等行業僅僅是實現了政企分開，仍維持著一家獨占的壟斷局面。石油、電信和電力等眾多壟斷行業的寡頭格局堅如磐石，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巨無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強前列，這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內在要求的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組織模式格格不入。壟斷行業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擾使得壟斷行業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堅戰”狀態。不危言聳聽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氣和決心來改革壟斷行業的話，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將無法推進，在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下，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中國政府應堅定不移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進一步引入競爭機制，塑造可競爭市場結構，并嚴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為此需要把現有壟斷行業改造為競爭性行業，使市場真正成為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機制，為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場土壤和競爭環境。

4優化調整審批政策與補貼政策，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

要順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聯網這一“機會窗口”的歷史性機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產業引導至關重要。目前，國務院第六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開始實施，通過取消171項、調整143項行政審批項目，為進一步擴大市場自主范圍、強化市場競爭機制提供了制度基礎。下一步在調整行政審批項目方面，務必要協調好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的利益關系，在審批政策上向節能環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綠色產業傾斜，引導企業進入制造業的高端環節、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與品牌營銷環節，扭轉戰略性新興產業“兩頭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資紊亂、無序競爭、同質競爭和產能過剩的難題，促使企業和優勢資源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領域。與此同時，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新能源為主要驅動力的，因此，為了與產業發展目標及產業政策相配套，中國在實施補貼政策時應該考慮到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經濟結構特征，在補貼對象、補貼額度、補貼方式和補貼監管等方面即時推出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匹配的補貼政策體系。目前，中國能源補貼仍以化石能源補貼為主，這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應當引入競爭性補貼政策，盡可能地規避專向性補貼，同時能源補貼政策應向分布式能源發電做出適當傾斜，為更有效地節能減排提供經濟激勵，降低能源密集型產業的能源單耗。對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補貼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車”、補貼效果不理想和補貼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下一步應將補貼用于促進企業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等方面，以市場為導向，積極推廣市場化特征明顯的應用項目，通過應用項目的商業化來驗證新技術和培育新市場，進一步推動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并通過加強補貼資金的監管，發揮出補貼政策的導向作用與乘數效應。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與升級方面，在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從制造業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升級過程中，應當對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提供相應的補貼與支持，解決其在升級過程中自身無法克服的資金短板問題。

五、結論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術與社會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術的有效結合將最大程度地釋放合作性權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合作模式轉變，這對制造業產生的最深遠影響便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即由大規模標準化制造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轉變，產業組織模式為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將由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向全球化的生產網絡轉型。但是，目前中國傳統能源、電力和電信等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緊密相關的行業都處于壟斷狀態，這些壟斷行業的改革遠未破題，傳統的能源結構與能源體制不可避免地會發揮其巨大的能量與作用對現有的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發生影響，維護現有的經濟環境特性，阻礙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進而維持其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延緩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進程。傳統壟斷行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一股可以與國家公共利益進行博弈的勢力，具有干預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的進程。第三次工業革命給我們帶來的既是技術創新的革命，更是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組織和意識等方面的重大變革，而任何制度變革都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千方百計的阻礙與反對，只要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強大，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推進的步伐就會受到拖延甚至停滯。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團發展，我們必將錯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诖耍覀儽仨毻ㄟ^發揮政府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和壟斷行業改革中頂層設計和政策推進的積極作用，從產業結構政策、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審批政策和補貼政策等各個層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發展的動力機制，扶持新興產業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相抗衡，利用市場的力量促進壟斷行業改革的深化，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既定目標。

當下，美國和歐盟“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它們意欲牢牢掌控制造業的高端環節，而中國周邊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制造領域的低端環節搶占市場。在兩頭擠壓的國際競爭舞臺上，中國應該把握好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趨勢和機遇，以新通信技術和可再生新能源技術為支點，推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進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這才是實現中國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根本。

參考文獻：

[1]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思維——來自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史的視角＼[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2）：43-52

[2]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M＼] 張體偉，孫豫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M＼] 楊人楩，陳希秦，吳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86-192

[4]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企業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M＼] 張逸人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28-139

[5]Schilling， M A Toward a General Modular System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firm Product Modular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312-334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7-688

[7]World Bank Reforming Infrastructure：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R＼]World Bank Report， 2004

[8]Powell， WHybri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New Form or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Fall）：67-87

[9]彼得·馬什新工業革命＼[M＼]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5-37

[10]肖興志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研究＼[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