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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發育論文范文第1篇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后，仍需宏觀調控，其中，法律調控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經濟法律規范是市場經濟重要的行為規范，當務之急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配套完善的法律。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包含了許多質的規定，其重要內涵是市場主體為自由、平等、開放、競爭的主體。市場經濟是主體多元化的經濟，這些主體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都能自由地進入和退出市場。市場經濟急需經濟法，并不是以犧牲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設，由于民法的性質，特別是對市場主體之規定，決定它在市場經濟中仍處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僅從三方面說明：

一、民法在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仍處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體系是法律的內部結構，即指一國現行法，無論其外部表現形式多么零亂，都是分成不同部門而又相互聯系的一個統一的系統或整體，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把法律劃分為若干部門。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各個法律部門有各自的特點，又互相配合，互相照應，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門和規范，其橫向結構是分為不同的部門、制度。其縱向結構是規范制度、子部門、部門、部門群，實質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層次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由于社會化的大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所決定，包含著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所制約，又呈現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現是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并鮮明地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這種特殊性反映在法律體系，特別是法律層次劃分上。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人身權始終是法律的首要任務，而財產權、人身權制度都是由民法規定的。

市場發育論文范文第2篇

煙葉市場監管面臨的困境

執法權限受限，執法力量薄弱我國煙草專賣管理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各級煙草專賣管理部門必須在各自管轄區域范圍內行使法律所賦予的行政執法權，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有權“檢查違法案件當事人的經營場所，依法對違法生產或者經營的煙草專賣品進行處理”；“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或者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可以依法對非法運輸煙草專賣品的活動進行檢查、處理。”縣局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行政執法權限，不僅在地域范圍上存在限制，即使在管轄區域內，也仍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就目前人員配備看，煙葉產區縣級局專賣執法人員配備一般在二三十人，既要監管卷煙市場、查處大要案，又要監管煙葉市場，執法力量相對薄弱。煙葉市場監管情報信息渠道有限雖然長期以來，煙草專賣管理中很注重舉報宣傳，但是大部分民眾還持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也有些民眾不愿意得罪人，而對涉煙違法違規行為視而不管。群眾舉報的信息可謂是少之又少。以筆者所在的縣局為例，每年接到的舉報信息一般不超過10條，煙葉方面的舉報就更少了。大部分情報信息還是靠專賣執法人員蹲點、駐守，密切監視煙葉市場收集而來，所以信息來源非常有限。煙葉市場監管過程中部門協作體系和機制不完善目前，煙葉市場監管主要是由煙草專賣管理部門負責實施，雖然有些煙葉產區政府會成立煙葉護稅小組，或者也會有公安部門的介入，但是護稅小組、公安部門在煙葉市場監管過程中僅僅處于協助與配合的境地，其作用沒有得到進一步發揮。這種情況下，機制與制度存在不完善之處，措施和手段沒有得到進一步落實與實施，部門間的協作沒有真正做到目標和責任明確，使得煙葉市場監管的效果不是十分顯著。特別在打擊違法販運、販賣煙葉的執法行動中沒有建立和完善更具實效性的協作機制，對一些細節性的、具體的環節和流程等沒有進一步制定有效的措施，缺少相關的辦法與切實可行的方案。部門協作在煙葉市場監管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隨意性與不規范性。

煙葉市場監管方法初探

市場發育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西部農業；產業化；市場化

1西部農業產業化發展現狀

所謂農業產業化，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主導產業、產品為重點，優化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建設，系列化加工，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農工商、農科教一體化經營體系；使農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良性發展軌道的現代化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其實質是指對傳統農業進行技術改造，推動農業科技進步的過程。這種經營模式從整體上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是加速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自1999年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農業產業化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西部各省區市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農民增收為目標，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力度，西部地區農村經濟平穩發展，種植業，畜牧業和漁業穩步發展。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農業生產力得到提高，到2006年底，西部地區主要糧食產量中糧食作物總產量12926萬噸，較2000年增長28％，油料總產量736萬噸，較2000年增長46％，棉花總產量242萬噸，較2000年增長50％；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然而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的進行，農戶成了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有了獨立的經濟利益要求，但長期以來對農戶的組織和利益約束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農業家庭經營的內容、范圍、水平等一直沒有大的變化，大多數農戶仍是一盤散沙，無所謂向心力和疑聚力，農業生產沿用傳統模式，這與農業產業化要求的面向國內外大市場，立足本地優勢，依靠科技的進步，形成規模經營，實行專業化分工，貿工農、產供銷密切配合等背道而馳，農民的收入沒能真正提高，農業經濟沒能快速發展。

2西部農業產業化發展面臨的問題

2．1缺少龍頭企業為依托，生產沒能面向市場

農業產業化的基本思路是：依靠龍頭帶動，發展規模經營，實行市場牽龍頭，龍頭帶動基地，基地連農戶的產業組織形式，然而由于農產品市場不景氣，本地市場需求少，同時由于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較差，使得對外貿易交成本高，很少有企業投資農產業，缺少龍頭企業的引導，使得農戶生產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生產生產力的提高，以生產為中心的時代已經過去，僅僅提高產量，已經不能滿足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然而西部農業生產并沒能以市場為導向，市場機制在農業生產中沒能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主體作用，大量的農產品依舊被生產出來，從而導致市場上供大于求，從而使得農產品價格下降，擴大生產必然使得生產成本增加，從而導致農民收入增長有限，農業經濟發展緩慢。

2．2專業分工模糊，產業結構不明晰

由于缺乏市場，農戶日常需求的農產品，大多是自我生產，因此必須生產多種農產品，滿足自我需求，使得農業生產缺乏分工，生產效率不能得到提高，數十年以糧為綱的觀念，主導了我國的農業生產，形成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只要糧食不要其它的低效單一的發展局面，量多低質，高產低收的現象在我國的農業生產中比比皆是，這是結構性的矛盾造成的。面對市場這個鐵面判官，西部農業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審時度勢，發揚揮刀割“痛”的精神，痛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調優結構，提高品質，增加效益的目的。

2．3西部農村人口增長過快，人口素質偏低、隱性失業率高

國家一直倡導的計劃生育政策在西部貧困山區實施乏力，導致西部農業人口增長過快，從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西部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除了四川、重慶、陜西、內蒙古以外，其他省份的自然增長率都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長過快不僅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而且影響了西部地區農業人口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沒有根據地情制定切實有效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政策，致使西部農村鄉鎮企業發展滯后，吸納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較少，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傳統的農業部門，無法迅速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農村隱性失業率居高不下。

3發展西部農業相應對策

長期以來，西部農業沿用傳統的生產模式，生產出來的產品未經加工直接作為食品或者原材料用于銷售，經濟效益不高；同時，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產品的供給遠大于需求，從而導致農產品的價格得不到提高。因此發展西部農業關鍵在于打開市場，擴大農產品的市場需求。

長期來畜牧業是農業的組成部分，與種植業結合經營為其存在的主要形式，隨著農業的發展，畜牧業從附屬于種植業的地位轉變為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然而在西部地區，畜牧業從整體的角度分析，任然處于種植業的附屬地位，規模不大，缺乏專業分上，對農產品的需求量少，沒能真正發揮其對農業的推動作用；針對西部農業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結合自身特點，以畜牧業為依托促進西部農業，一方面必須面向市場，改變自給自足的經營模式，發展壯大畜牧業的規模，通過畜牧業帶動，擴大農產品市場；另一方面結合自身的資源優勢形成專業化、規模化、特色化的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區。

3．1加快農村養殖基地建設，加快畜牧產業化

畜牧業的發展要以市場為導向，立足資源優勢，加快畜牧業結構調整步伐，以大力發展規模化養殖和產業化經營為方向，通過農村養殖建基地建設，實現畜牧業經營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科技進步為動力，加快牲畜品種改良，提高牲畜飼養和管理水平，實現畜牧業增長方式由單純追求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以建立適應市場需求的畜產品生產結構為關鍵，因地制宜發展有機畜牧業。實現畜產品生產由自然分散型逐步向產業化經營轉變；努力實現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過度。

3．2通過畜牧業的輻射帶動功能，打開農產品市場，將農業市場化

通過做大，做強畜牧龍頭企業，加強畜牧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圍繞產業的前、中、后各個環節積極推廣“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打開農產品市場，通過產品市場，帶動生產要素市場，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同時建立連接緊密、互利共贏、風險共擔的運營機制；強化龍頭企業在行業信息指導、產品流通及行業協調等方面的作用，引導農戶的的生產面向市場。

3．3以市場為導向，促進專業分工實現區域布局

立足于本地資源狀況，綜合考慮區域優勢，產業基礎和市場條件等因素；因地制宜，揚長避短，找準切入點，適合什么就發展什么，積極培育發展優勢明顯，特色突出的主導產業和主導產品。變資源優勢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變潛在優勢為顯性優勢，同時各個不同地區發展不同的主導產業和主導產品，實現了區域布局，促進專業分工，提高生產效率，如此使得土地產出率和農產品轉化為商品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農業科技貢獻率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從而引導、帶動、輻射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市場發育論文范文第4篇

根據銀監會《指導意見》，小額貸款公司為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這表明小額貸款公司是非傳統形式金融機構，只是以金融服務為經營方式的一般普通企業。這就導致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方難以明確。在《指導意見》中，并沒有明確小額貸款公司為金融機構，表明銀行業監管機構并不承擔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職責。《指導意見》將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權力授予省級金融辦負責，而運行監管則由縣政府金融辦負責，這個“二元監管格局”存在諸多缺陷。

二、小額貸款公司發展進位與門檻高位

小額貸款公司的成立促使民間資本更加活躍，但是，對于民間資本有效的統一管理，形成具有規模性、規范性、高效性的金融服務體制仍需要各個方面共同努力。為規范小額貸款公司的規范化運營，銀監會在2009年了《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辦法》，該辦法給小額貸款公司正規化發展指明了發展方向，同時如果要將小額貸款改制設立村鎮銀行需要解決一下三個主要問題：一是，股東難以接受控股權讓位。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經營體制與私營股份企業相似，公司經營話語權由公司主要出資人把持，其對公司經營方向、經營制度具有絕對權威性。而根據我國銀行設立管理制度，村鎮銀行設立的發起人或出資人中應至少有1家銀行機構，并且銀行機構持股額度在20%以上，而作為自然人、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和關聯方持股方股份額度不超過10%，讓經營多年的小額貸款公司股東不愿讓權。二是，操作程序將不再便捷。當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為村鎮銀行，其不再以私有企業形式存在，必將被銀監會進行嚴格監管，這使得小額貸款公司失去了其經營的靈活性，再有由于銀監會的參與，對資金流向、貸款審批都需要程序化操作，失去了小額貸款公司快速、便捷的靈活性，這也就失去了小額貸款公司的特色，失去其存在的實際意義。三是，業務擴大效益難保增加。如果小額貸款公司改制成為村鎮銀行，其原有的業務范圍將有所擴展，在經營功能上增加支付結算、銀行卡等中介業務，使小額貸款公司業務收入方式更加多元化，但是同時小額貸款公司專為村鎮銀行，其貸款利率勢必下降，在短期內投資回報率下降，是股東們所不希望面對的。

三、小額貸款公司市場定位與監管補位

市場發育論文范文第5篇

    2005年2月1日,罪犯付某駕駛一輛套牌的白色林肯轎車,在長春市亞太大街將一9歲女孩肖金萍撞到,并將其卷入車下。付在明知被害人被卷入車下的情況下,加速行駛,拖帶被害人致其當場死亡。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長春林肯車拖人案,在2005年4月5日塵埃落定肇事者付中濤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除了用生命償付刑事責任外,法院還判決付中濤賠償被害人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14.8萬余元。然而死刑雖然執行完畢,付中濤卻留下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其附帶的民事賠償責任無人擔負,受害人拿到款基本無望。

    無獨有偶,近日在天津市也發生一起汽車肇事案,由于行人無故闖紅燈,與疾馳而來的寶馬車相撞,當場昏迷被送入醫院。法官在判決時無奈只能判決寶馬車有罪賠償行人醫藥費用。其實法官也知道,寶馬車基本無罪他沒有違規駕駛,但是如果判處他無罪,在醫院中的傷者將會因無錢醫治,而死于醫院。為了維護人的性命沒有辦法只好將司法正義與被告的利益一并犧牲掉了。

    調查顯示,當越來越多的刑事案件的加害人被繩之以法以后,許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卻都沒有得到應有的來自罪犯人的附帶民事賠償。他們面臨的情境是,罪犯確實被繩之以法了,法院的民事賠償款項判得也比較高,但最后他們所得到的結局大多是“空贏了一張紙”。大多此類案件的發生,使刑事訴訟案件中,得不到賠償的被害人成了新的弱勢群體。被害人獲得了形式上的法律正義,卻因為親人受傷致殘或失去生命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欲哭無淚,陷入無限的無助與絕望中,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法律正義作用何在?我們的國家為什么不能利用國家賠償的形式讓這些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屬不在絕望?為什么不能在刑事案件中施行國家賠償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國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昌先生深有感觸地說,這些情況,以及這些受害人所面臨的一切,絕不僅僅是個例;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特邀咨詢員,他經常聽到或遇到類似的情況。(1)(法律快車頻道張倩)據馬老介紹,我國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助和救濟之所以一直處于比較薄弱的局面,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建立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救濟補償制度。而這項制度早在二戰以后,就被新西蘭和歐美等國迅速采納、波及,日本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國家賠償委員會。并設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而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撥款還是慈善募捐等何種形式,反正要設立一種公基金,對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進行救濟,說白了就是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給受害人以應得到的補償;既讓受害人切切實實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刑事訴訟案件中國家賠償的立法基礎國家賠償法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兩個方面。有觀點認為,國家賠償法就是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法,故在宗旨中無需專門規定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該問題涉及到整個國家賠償法的架構,以及賠償原則、補償規則、賠償義務機關設置、賠償程序、追償機制等方面。我國憲法有“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的規定,行政訴訟法也將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作為立法宗旨之一。在行政訴訟法基礎上制定的國家賠償法,立法宗旨應體現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目的。盡管國外的賠償法立法宗旨對此也沒有明確規定,但其追償機制的設置、歸責原則的適用等,事實上有此作用。植根我國法治政府宏偉目標的設立和自上而下政府推進型法治道路的構建,堅持國家賠償法的這兩個宗旨殊為必要。(2)社會主義國家對公民承擔的責任應當是全面的,也就是說,國家賠償立法應該有一個總體考慮。不論是國家機關違法行為還是個人犯罪造成的損失,國家都應負責填補。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法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我國的國家賠償法不僅要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行為造成損害的賠償,也應該造成損失的補償做出規定。而且從法理上來說,犯罪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是對整個國家的破壞,公民履行了國家賦予的義務就應當擁有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權利而國家對其國民負有防止犯罪的責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主要責任當然應由實施犯罪者個人來承擔,但是國家并不能因此免除所有的責任。因為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國家的義務,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說明國家沒有盡到全部義務,這就是國家負責的最根本理由。基于國家對于公共安全和秩序負有的責任,因犯罪致使公民受到傷害時,國家就應承擔一定的責任。于道義來看,因犯罪使得被害人個人和家庭均受到重創,社會應該有扶助弱者的道義,因為其困境不是自身原因所致,整個社會都應當關心他們,這與全社會關心殘疾人有異曲同工之處。因司法救助可恢復被害人或家屬繼續生活的信心。換一步說,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被公訴機關分流后(個人起訴權變為國家公訴),已然喪失了被害人執行者的地位,犯罪人的救濟性利益被國家所占據或是被被害人、國家所分流,最后國家獲得了司法利益,維護了社會穩定,但被害人剩下的恐怕就只有精神撫慰了,犯罪者“進去”了,被害人找誰要錢去?如果國家不能用公力來救濟那些無法得到賠償的被害人這些弱勢群體,難道要他們用自己的私力來救濟自己么?他們最后也許會鋌而走險,用犯罪來救濟自己或報復社會。而且這種制度也將是對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的一種救濟,就如我方才說的汽車肇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判罰很顯然判被告有罪的證據不足,判被告有罪顯然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原則。而2007年向擇選老師的概況則更為深刻:刑事訴訟具有通過證據間的相互印證,再現犯罪事實,確定犯罪實施者刑事責任的特性。刑事訴訟程序中證據判斷和證據采信的主觀特性,以及追訴程序對犯罪事實認定的漸進性,決定刑事訴訟程序中發生錯誤帶有某種程度的必然性,刑事訴訟程序的動態平衡也隨之被打破。這決定對刑事訴訟程序進行救濟或者補救的必要性,刑事賠償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發揮對刑事訴訟程序的救濟功能。(3)(向擇選2007年2月14日)刑事訴訟案件國家賠償的可行性我們可以對照《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來看待這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根據該條可知,國家賠償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違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并造成損害,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國家機關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監獄管理機關。而刑事訴訟案件是國家對被告人的起訴,意在維護國家秩序,實現國家刑罰權,在嚴格遵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保護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國家的正常穩定。都是在違法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病造成損害時,只是由于主體不同罷了,在我們的公民合法權益遭受損害時,由國家進行賠償是合理合法。我國目前的國家賠償法在此類司法實踐中顯然有些規定范圍過窄,顯然這是由于目前大眾還未對被害者權益維護進行真正認知,所以這個問題現在并沒有太多的質疑反對聲。(4)國家賠償法其實,建立這個制度這個想法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出現了,20世紀60年代西歐與日本相繼建立了該項制度,而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法律制度。我國這項制度還沒有建立,在大眾的普遍觀點中還沒有形成國家賠償這種觀念的確,如果被告人無法或確實無賠償能力,被害人只能自認倒霉,怨不得國家,這種觀念長期以來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這與我們法學教育中一貫偏重對犯罪行為的研究而輕視對犯罪者及被害人的研究有關,也與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在實踐中注重保護被告人的權益而忽視被害人的權益保護有很大的關系。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是國家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公民因為暴力犯罪受到傷亡,不僅是加害人的過錯,而且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的過失,即國家未能盡到有效保護公民的責任。對加害人不能賠償的,由國家予以補償,這是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5)尹伊軍《制度與錢孰重孰輕》刑事訴訟案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阻力就這樣的一個眾所認之的制度,在我國確遲遲不能建立執行。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人民檢察院政治處主任段振華說,“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是個好東西,我們也正在研究和琢磨這個事,但我們目前還沒有條件把它做起來。西部地區地方財政緊張,司法機關的辦公經費也多是捉襟見肘,補償說到底主要是錢的事,沒有錢,再好的事也只是水中月、鏡中花。” 地方財政拮據,連辦公經費也捉襟見肘,如此看起來倒是很明顯了,我們的國家沒錢來救濟那些需要救濟的被害人。但是怎么看起來都覺得很荒唐,每年的犯罪被害人能有多少,而需要國家來補償的被害人是不是更少了?我們這些納稅人所納的稅,交的錢,連這點小問題都解決不了?這其中的其他問題我們就暫且不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王晉就說,“錢不是最大的問題,關鍵是要有個制度要求,這些資金就能真正落實到位。現在最緊迫的是,有些觀念和認識上的問題應該盡快澄清。”(6)劉文輝《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紀要》首先是關于刑事被害人補償對象的界定。國家不是對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會給予補償,而只是對其中因犯罪行為造成死亡或者重傷、殘疾的,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家庭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且加害人不明或加害人無法賠償而窮盡一切社會救濟手段的適用。其次是明確刑事被害人補償的性質。這種補償屬于社會救濟性質,它不同于國家賠償,也不是國家替犯罪人埋單。國家并沒有代替加害人進行賠償的義務,這種義務首先應該由加害人承擔。

    國家只是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進行補償,起到讓被害人在經濟上能夠得到自立,在精神上能夠能到安慰,平息被害人復仇心理的作用。國家支付刑事被害人補償金后,在補償范圍內,對犯罪人或者其他負賠償責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償權。 “最后要強調的是,近些年來,檢察機關一直致力于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呼吁和倡導工作,尤其是在吁請立法層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這一制度事關刑事司法的各個環節,事關社會穩定、一方平安,只有政府和相關機構更廣泛和更有力地參與進來,才能把這件事做成。”王晉說。補充:疑案處理中的國家賠償疑案在司法實踐中是經常出現的,在訴訟期間和延長訴訟期內仍未能查清,案件就可能成為疑案。疑案中的被害人是無法得到被告的賠償的,那么在這個時候也需要我們建立國家賠償制度來對被害人進行救濟。查不到證據、延長訴訟期所造成的疑案問題在司法領域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算不上犯罪,沒有理由進行懲罰,但是在實際中卻已經對被害人造成了傷害,如果不建立這項賠償制度,又該讓正處于疑案中的無辜困難的被害人何去何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