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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新浪網、鳳凰網等制作了大量的訪談節目和傳記片。中央電視臺的“人物”、“藝術人生”、“見證”、“子午書簡”等節目頗具影響。如“那一場風花雪月的往事”系列節目就把魯迅、郭沫若、沈從文、丁玲、徐志摩、蕭紅、郁達夫等的情愛故事搬上熒屏,對了解作家性情與創作觀念,是難得的資料。互聯網的便利使我們不必走進電影院,甚至無需耐心等待電視臺的節目播出,這為我們帶來了資料的豐富和讀取時間上的便利。就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而言,借助新媒體和互聯網,可以大量利用相關影像進行輔助教學。多媒體教學技術的廣泛運用,可以把以前單純的教師講解的平面化教學變為視頻、聲音、圖像的立體化課堂,大大增加了課堂教學中的信息量和直觀性,使課堂教學變得更加生動有趣。在今天,通過影像來集約作家作品信息,不失為教學與時俱進的需要。二影像資料在給現當代文學教學帶來內容的豐富與形式多樣的同時,影像閱讀也可能給大學文學教育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一是影像與文字在表意方式上存在差異,影像作品對文學作品的詮釋可能存在大量意義貶損或者附贅情況,有可能干擾甚至扭曲受眾對文學作品的認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屬于“冷”媒介,“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度卷入、積極參與、填補信息”,因此文學閱讀需要想象力與語言難度的雙重克服。而影視依靠的主要是表演、臺詞、音響、氛圍烘托和蒙太奇等剪輯手段,是技術化和群體創意的產物,依托的是導演、明星的人氣效應。影視作為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其與文學表現在“語言”和方式上存在差異,這會帶來二者在內涵詮釋深度上的區別。文學的本體是語言以及對語言的創造,而影像主要依賴的是對技術的運用。文學的語言內部張力更豐富,讀者二度創造的空間更大;影像的直觀性,在調動讀者想象力方面比之文學來說有所欠缺。所以,文學作品常常在影視改編中造成意義的流失,甚至為了迎合觀眾而進行情節演繹和附贅。特別是今天的很多影視作品,走明星路線,對文學作品意義的闡釋往往迎合世俗和時尚趣味。如電視劇《京華煙云》、《啼笑因緣》,與小說相比,都存在過分煽情的傾向。而對小說《白鹿原》的電影改編,導演所重的是小說中的糾葛,白靈等重要人物都未出場,很難見出深刻的社會文化批判內涵。當然,也不乏《芙蓉鎮》那樣改編成功的案例,其豐富的人文和人性內涵,似乎比原作的意義更為豐富,但這樣的作品需要高超的導演和出色的演員,類似的影視作品鳳毛麟角。就整體而言,文學作品的影像改編,基于影視受眾的大眾化和表現方式的具象化,大多都很難企及文學文本意義和內涵的豐富性。王安憶就批評說:“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印象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
二、是影像的直觀容易導致人們感覺的遲鈍與心靈的粗鄙化
這與文學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文學是探討人類可能性的藝術,是偉大心靈在不同時空中的幽思感嘆,文學可以抵達鏡頭無法觸及的地方,抵達人的精神高處和內心深處。讀者通過和偉大心靈的交流,從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影像主要依賴于視覺印象的直觀,故是人類童年期的最愛。讀圖較少深度情感的摻和,尤其缺乏心靈的共振與搖蕩,容易造成心靈的惰性和情感上的從眾,使人沉迷于世俗趣味。人自由敏銳的心靈往往容易被影像的平面化直觀性所俘獲。心理學研究證實,長期置身圖像環境的人對世界的感受能力會有所下降,而且圖像往往帶著物的痕跡,容易造成人的詩性感悟力的衰退,從而影響到人的想象力和創造欲望。“影視表現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眾化要求,造成了文學文本想象空間被擠壓,掏空了文學的詩性和美感,使文學本性中的崇高越發不能承受影視化接受之輕。”現代人喜歡影像直觀帶來的視覺,常常忽略了對思想和心靈的深度開掘,從而造成對世界詩意把握能力的退化,這是需要加倍警惕的。三是影像的時尚追求與文學的精神性之間存在矛盾。影像以吸引人的注意力為第一要旨,往往追慕時尚,打著時代的烙印和追逐商業利潤的痕跡。即使是改編于上世紀的影視作品,時代印痕也非常明顯。當今的電視媒體,被稱為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受眾的寬泛,他們必須盡量調和滿足多數人的口味,追求審美的社會平均數。影視的大眾文化特征,其對世俗欲望的渲染、炒作,煽情就成為慣用的招數;媒體的行為往往帶著明顯的商業目的,那些用“文化”或者“藝術”精心包裝的東西,其背后多為利益所限,往往與藝術無關。如 2004 年北京電視臺播出的 28 集電視劇《林海雪原》,就給楊子榮、少劍波增加了許多三角感情戲,以至于被網絡戲稱為“林海情緣”。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借王琦瑤與幾個男性間的情感糾葛,重點是對城市與人生命運的思考,表現上海的市民化和對日常生活的偏愛。而被關錦鵬改編成電影,則變成了“一女四男”的情愛戲,小說被置換成了一個舊上海的故事。文學追求的主要是精神價值,是盡量遠離現實的理想高蹈。雖然受消費文化濫觴的影響,文壇也出現了大量的時尚化讀物,但文學的世界主流還是其對高貴精神的捍衛和對人性豐富可能的透視,尤其是對人類詩性的堅持。作為文學教育者,我們不排斥影像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但我們更應堅守文學的精神礦藏,尤其是不能通過影像讀圖來替代文學文本的閱讀體驗。四是文學作品在影像改編中容易出現時代性的誤讀現象。影像比之文學而言,具有更強的社會文化特征,這也造成一些影像對文學作品意義的理解帶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阿 Q 正傳》經過 1958年和 1981 年兩次電影改編,前者明顯是在附和政治革命,后者又過分夸大人物的喜劇元素,尤其是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啟蒙意識的迎合,體現為另一種形式的教化。而到 1999 年改編成《阿 Q 的故事》電視劇的時候,后現代的戲說背離了原著的精神,惡搞與戲謔一起上陣,阿 Q 被打扮成一個后現代的“英雄”。一些當代文學作品的改編,更是被大眾趣味或者社會潮流牽著鼻子走。電影《白鹿原》走的是感情戲的路線,而電影《高興》把農民離鄉進城的艱難與悲情打上時代的亮色,把悲劇演成了正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影視劇改編,比較重視悲劇情愫與啟蒙情懷,而當下則過于強調欲望敘事與迎合社會主旋律。如果僅僅通過影像資料來理解文學作品,或者把影像等同文學作品,勢必導致對文學作品的誤讀。影像對文學作品的故事性詮釋較為容易,但對文學的美感和更深層次的內涵,尤其是詩性韻味的表現,卻有相當難度。面對影像質量的參差不齊,我們應披沙揀金,發現那些好的作品,但絕不可以把影像讀圖視為一條代替文字閱讀的捷徑。
三、如何利用新媒介時代影像資源獲取的便利
1.發揮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性價值功能
當代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認識功能和審美功能這樣三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學美術教育的教育功能來說,“它的根本目標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藝術教育承擔著開啟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創造力,使人的內心情感和諧發展的重任。”換一種方式說,美術教育必須要做到“以人為本”,即:以人的實際需要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實現人之“主體性價值”。按照魯迅所說:“美術可以輔以道德,美術之目的,雖與道德不盡符,然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輔道德以為治。”總之,美術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凈化人之心靈,讓人們的主體性價值得到積極地發展,從而努力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席勒語)”。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人的主體性包括了兩個方面:首先人是實踐主題,其次人又是精神主體。所謂實踐主體,指的是人在實踐過程中,與實踐對象建立主客體的關系,人作為主體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動,這時人是實踐的主體;所謂精神主體,指的是人在認識過程中與認識對象建立主客體關系,人作為主體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認識的,這時人是精神主體。第二,就大學美術教育的認識功能來說,主要是指通過以藝術鑒賞為前提,去了解自然、認識歷史、把握現實、體悟人生、擴大人生視野,以便獲得智慧的啟迪和指導生活的價值,不斷向著新的意義攀升。第三,就大學美術教育的審美功能來說,它的目的首先不是為了獲取知識,也不是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為了人之身心愉悅,或者換一種方式說,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心身得到積極的休息,暫時擺脫外在社會的牽連,不與外在社會發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優秀的藝術作品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總是一個不與現實社會發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擺脫生活的千瘡百孔,體驗不能經歷的冒險、不能得到慰藉。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藝術的最初動機都莫過于此,當然,這也無疑構成了大學美術教育中主體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創造性品格
當代美術教育對于創造性品格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有著急功近利的情況,從這個立場出發,大學美術教育的創造性品格其主要體現在主體性的不斷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學美術教育的首要任務,也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整體所面對的任務,在他們的身后,是長長的過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創造,但過后卻成為了過去、成為了傳統。后起的美術教育工作者有權從傳統中吸取養料,但卻無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沒有對前人的觀點、理念和思想的創新,又何來進步,主體性的價值功能何以得到彰顯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們加強教育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彼此之間相互學習,并借以啟發靈感,激發主體意識的創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實現大學美術教育中主體性發揮的必要條件,也只有充分發揮大學美術教育的主體性價值功能,才能使大學美術教育的創造性價值和意義得到實現。
二、結論
[關鍵詞] 漢學家 中國現當代文學 翻譯出版 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現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卜立德、藍詩玲等,美國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儀慈、夏濟安、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葉維廉等,法國的杜特萊、安妮、居里安等,德國的顧彬、馬漢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實克等,加拿大的杜邁克、梁麗芳等,瑞典的陳安娜、馬悅然等,澳大利亞的杜博妮、雷金慶等,荷蘭的佛克馬、柯雷等,俄羅斯的李福清、謝曼諾夫、費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僅從發生學的視角探討如下一些問題:他們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采取了什么樣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關影響因素有哪些?有怎樣的視角與維度?特點與意義是什么?
2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式
漢學家群體中既有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也不容忽視。比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他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涉及蕭軍等中國現代作家,同樣是美國歷史學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也論及蕭軍;美國神學家陶普義,在《論老舍對中國基督教會和“三自”原則的貢獻》中,從神學的角度研究老舍,他還出版了專著《老舍,中國講故事大師》。這些海外非文學專業的漢學家大大擴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空間,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遠非簡單的中文與外文之間的語碼轉換,它涉及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傳統、文學觀念以及讀者的審美趣味、接受心理與思維習慣等傳統翻譯學之外各種復雜因素。因此,應該從文學社會學、文化翻譯、譯介學、傳播學和接受美學等多種視角加以考察。由此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是傳統翻譯學很難解決的難題,其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這使得漢學家除了獨自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采取種種合作互動的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漢學家與漢學家之間的合作。漢學家組織合作團隊來翻譯重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比如,鈴木擇郎等日本漢學家集體翻譯《四世同堂》,在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刮起了一陣“老舍旋風”。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為暢銷書,是因為這部以為背景的小說,“觸動人們心靈的隱痛,加深了人們的懺悔”[1]。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與他的波蘭學生斯烏普什基合作翻譯《老舍短篇小說集》。
第二,漢學家與中國學者或海外華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羅伯特與白英和袁嘉華及中國學者楊周翰等編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魯迅、老舍、沈從文、楊振聲、張天翼、施蟄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說[2]。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楊憲益成就卓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他的英國夫人戴乃迭在翻譯中的合作。他們一起創辦外文版《中國文學》,向海外推出《熊貓叢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翻譯《西游記》時,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國學者湯伯文核定。美國漢學家沙博理也是在湯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滸傳》的翻譯出版。美國漢學家羅穆士對《三國演義》的翻譯也得到中國學者任家楨的幫助。有“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3]之稱的葛浩文與他的中國妻子林麗君合作翻譯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使該作獲得2010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第三,漢學家與中國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蕭紅著稱的葛浩文,對蕭軍也頗多關注,兩人多次互訪、通信。葛浩文還從蕭軍處獲得了一些原始文獻,在著述中多次談到蕭軍的創作。他翻譯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這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王際真曾寫信向沈從文討教,以便更好地翻譯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譯本是老舍與浦愛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老舍親自念給不懂中文的浦愛德聽[4]。杜博妮在翻譯阿城的小說時,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見,甚至還到小說中描寫的西雙版納進行實地考察。德國漢學家顧彬與北島、歐陽江河、楊煉、西川、王家新、張棗等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過從甚密,他們的詩很多是由顧彬譯成德語,傳播到德語國家。除了與被翻譯的中國作家合作外,漢學家還請中國作家推薦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如1932年日本漢學家田增涉為編譯《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國文學部分,請魯迅推薦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魯迅向他推薦了張天翼的《稀松的愛情故事》和《皮帶》。1933年,朝鮮的金湛然想編譯一部“世界文學”,請魯迅推薦張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魯迅和茅盾與美國漢學家伊羅生共同編選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角》推薦具體的選目。
第四,漢學家、中國作家與海外出版機構合作。如賽珍珠夫婦在美國創辦的公司出版了林語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們之間的合作為這兩位中國作家在英語世界聲名遠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老舍與浦愛德合作翻譯的《四世同堂》英譯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國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機構通常會選擇合適的漢學家來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葛浩文是英語世界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最成功的翻譯家。他為英國企鵝出版集團翻譯的中國當代作家姜戎的《狼圖騰》,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成為歐美主流圖書市場的暢銷書,引起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當前,在海外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機構策劃發行、由漢學家進行翻譯的。在英語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藍詩玲等漢學家也積極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5]。一些在法國取得較大反響的中國作家大多與法國漢學家及出版機構有著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例如,池莉、余華與何碧玉以及南方書編出版社合作,莫言與尚德蘭、杜特萊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與傅玉霜以及中國藍出版社合作。
第五,漢學家與中國有關機構合作。蘇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內著名大學經常邀請海外知名漢學家來中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探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相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出版《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近年來,中國作家協會實施“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翻譯工程”,向海外漢學家提供資助。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漢學家。
3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介質和渠道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介質和渠道有外文網站、期刊、專集、圖書館、高校等公共空間。外文網站有港書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國的《中國文學》《天下》,美國的《東西方評論》《亞洲》《今日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當代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與評論》《哈佛亞洲學報》《東西方文學》和《20世紀中國》,日本的《北斗》《熱風》《中國文學》《魯迅研究》《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野草》《未名》《飚風》和《貓頭鷹》,英國的《生活與文學》,法國的《歐羅巴》等。英文專輯有斯諾1936年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王際真1944年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袁家驊、白英1946年合編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趙景深1946年編譯的《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米爾頓、克里夫德1961年合編的《亞洲現代小說寶庫》,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編的《中國文學寶庫: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說和戲劇》,夏志清1971年編選的《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白之1972年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編譯的《革命的起源: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杜博妮、羅賓遜1979年編譯的《遺腹子》,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1979年合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編譯的《中國文明與社會》,劉紹銘、葛浩文1995年合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沙博理2002年編譯的《中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以及王德威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國文學翻譯系列》等。海外圖書館有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圖書館等。國外很多高校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機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學等,日本和韓國也有些大學設有研究中國文學的專門機構。漢學家還經常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到國外去講學、朗誦,進行文學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會館和圖書館等藝術氛圍濃厚的公共空間,向國外傳播中國文學。
4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選題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左右漢學家選擇的因素是什么?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勞哈爾于1991年提出的一種理論,是指接受者傾向于接受與本地文化接近的傳播內容,外來媒體內容若要被本地受眾接受,就應該貼近或符合當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經成為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6]在歷史上很長時期,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員,長期共享漢文化成果。中國與這些國家同文同種,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文化根基相同,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這些國家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翻譯較多。近代以來,中國的東北與韓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命運,產生了相似的文學現象,韓國漢學家傾向于翻譯“東北作家群”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譯到法國并成為暢銷書,是因為法國有著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傳統,法國人同中國人一樣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濃厚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讀者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慣常視角。在二戰后“冷戰”思維影響下,西方與東方長期思想對立,文學的傳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這些無疑都形成漢學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鮮明的政治視角。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要符合他所屬國家的政治需要。《狼圖騰》在海外出版時,出版商為了迎合某些西方讀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強化意識形態色彩,著力渲染作者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里敏感“時間節點”之間的聯系。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凡是在中國大陸有爭議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學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李曉的《門規》等,誠如葛浩文所說:“美國人對諷刺的、批評政府的、唱反調的作品特別感興趣。”[7]另一方面,應該承認意識形態差異性的存在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西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標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寫作動機竟然是“”。這部書以政治敵對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這樣的解放區或左翼作家大加攻擊,充滿了政治的偏見。李歐梵、王德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充滿了政治視角。這種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文學補救的作用。錢鐘書、張愛玲、沈從文的被重新發現及其在文學史上應有地位的確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勞。但同時這西方世界與中國政治對立在文學上的表現。
三是審美習慣。西方讀者偏愛某些中國作家作品,這與他們的審美習慣有關。他們喜歡蘇童的小說。在蘇童題材多樣的小說中,法國讀者青睞其女性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如《紅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譯者考慮到法語讀者的審美習慣,對小說的敘述方式和結構都進行了改寫:將原著中沒有加引號的對話都加上引號;用感嘆號來代替對話結束處的句號;將一些長段改成短段。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審美習慣,葛浩文在翻譯《狼圖騰》時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對原著進行了大量刪改,刪去了小說中的按語和議論部分,對小說進行了改寫,增強了小說的故事性,使譯本更接近英語小說的結構,便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小說。葛浩文深知西方讀者愛看連貫的故事,這種改寫式的翻譯,更符合西方讀者的審美習慣。
5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視角
因立場、觀點、學術背景和客觀現實等方面的不同,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不同的視角和維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維度。海外漢學家把本體論、公共空間、主體性、民族國家等哲學思想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促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研究向縱深掘進。如,普實克研究了魯迅小說的史詩性與抒情性,認為主體性與抒情性的結合是魯迅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貢獻[8]。韓國漢學家李福熙從哲學層面探討蕭紅小說的悲劇意識,認為蕭紅的悲劇精神極具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越封建禮教、社會不公、階級壓迫、紅塵之類的層次,表現為一種生命意識,這使她的小說跨越了人與動物、生與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都主張用“日常生活敘事”解構左翼敘事和五四敘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對晚清文學現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與五四,把中國現代文學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9]。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闡發,重新厘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敘事、新左派敘事和啟蒙主義敘事鼎足而立的三種文學史書寫路向。
二是美學維度。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美學判斷,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復雜流變。夏志清歷來主張發現優美的文學作品,擅長用新批評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審美意蘊。他肯定沈從文在小說中對優美情境的表現,贊賞張愛玲小說中自然意象的美學價值,如月亮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賦予朦朧、傷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種含義。夏志清褒獎錢鐘書善用象征事物,能夠將審美剖析與道德批評有機結合起來。李歐梵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早期,著力探求中國作家的浪漫質素。他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如蘇曼殊、林紓、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蕭軍、蔣光慈等。后來,他的美學觀轉向了頹廢美學。在他看來,上海促使施蟄存這類作家生成“怪誕”體驗,頹廢美構成了上海現代小說的審美特質,“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穆時英和葉靈風的小說表現了都市中的浮紈頹廢,張愛玲把人生、歷史和藝術對立,其小說被視為“頹廢藝術”。王德威的美學視域則表現為抒情美學與怪誕美學的融合,他不僅著力挖掘小說中的怪誕美,還將怪誕美學的現代性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結合起來。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他們的小說美學觀自探求優美美學伊始,經數次轉變后回歸于追求抒情美學,與之相對應的審美批評也相應表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然后又回歸傳統的發展軌跡。
三是傳記維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納大學師從教授傳記文學的柳無忌,以《蕭紅評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1976年,這篇論文在美國出版。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從傳記角度研究蕭紅的著作。此后,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記研究成果豐碩,如胡志德的《錢鐘書》、金介甫的《沈從文傳記》、梅儀慈的《丁玲的小說》等。
四是跨文化維度。有的屬于性別文化研究。如劉劍梅的《革命與情愛》,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探究革命與情愛之間的關系,認為這一經典主題是不斷變化著的,性別角色和權力關系在文學中得以再現。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從大眾文化、電影等多個視角,對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心理分析、廣義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構建。有的屬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從文化研究和現代性視角對“海派文學”和“上海文化”進行觀照。史美書的《現代的誘惑》研究了中國“半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將京派與海派置于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雙重視野之中,檢討出中國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聯。
6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題對象的經典性。漢學家一般選擇中國現當代經典作家作品來進行翻譯與研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蕭紅、郁達夫、沈從文、張愛玲、丁玲、趙樹理、老舍、王蒙、張潔、莫言、北島、蘇童、殘雪、余華等。二是研究視角的多樣性。除了前面講到的思想視角、美學視角、傳記視角和跨文化視角外,還有其他視角,如哲學視角、史學視角、文本視角等。三是研究的學理性和系統性。有的漢學家專門研究一個對象,如竹內好長期研究魯迅,葛浩文是蕭紅研究專家,梅儀慈以研究沈從文見長。有的漢學家對某一命題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闡發,劉劍梅對革命與情愛這一經典主題的創見,張英進對文學與電影關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批標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普實克的《抒情與史詩》、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奚密的《現代漢詩》等。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內地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觀念和視野,使重寫文學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7 結 語
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大大推動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學交流和中國文學在世界影響力的增強,還使中國文學研究在內地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在海外卻能繼續下去。此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能夠對國內的研究起到補救與糾偏的作用,可以為國內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啟迪,與國內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動,有力推動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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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建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英譯的出版傳播及研究方法芻議[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2(3):15-22
[3]呂敏宏.中國現當代小f在英語世界傳播的背景、現狀及翻譯模式[J]. 小說評論,2011(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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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S,顧憶青.困境與出路:中國當代文學翻譯探討[J]. 中國外語,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傳播典型:中國網絡文學在越南的翻譯與出版[J].中國出版,2015(12): 56-60
[7]羅嶼. 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作品[J].新世紀周刊,2008(10):120-122
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全國的獨立學院如雨后春筍般茁壯成長起來,它們在擴大高等教育資源和高校辦學規模方面貢獻卓著。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獨立學院無論是在辦學理念、培養目標,還是生源群體上都和一、二本學校存在差別,而這種差別必然體現在課程的設置以及教學環節中。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中文系的基礎課程,在獨立學院如何發展,如何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就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要談教學改革首本文由收集整理先要對學科的教學環境有個清醒的認識。以近幾年來發展迅速的海南大學三亞學院為例,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環境呈現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首先,從學生生源和辦學規模上看。獨立學院俗稱三本,分數線相對較低,學生基礎薄弱。在海南大學三亞學院下設的9個分院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文與傳播分院規模較小,漢語言文學專業亦不屬熱門專業。在漢語言文學或是公關文秘專業學習的學生,不再是出于對文學的熱衷而選擇本專業,更多的是一種對專業不了解的狀態。還有一部分則是被調劑過來,在一種不情愿的情況下開始學習中文,這樣勢必會影響今后的學習效果。以筆者兩年來從事教學的經驗發現,入校第一學期,學生都是一種懵懵懂懂的狀態,還不能擺脫高中時的語文教學模式,這種狀況在第二學期才能有所好轉。
第二,從人才培養模式和課時情況看。獨立學院緊抓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契機和社會轉型時期細分市場對于人才的需求,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革新,更多的從實用性人才入手,強調課程的實踐性,這樣勢必給傳統的基礎性課程帶來沖擊。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課時量進行了重新調整,實踐課時增加,理論課時減少。以海南大學三亞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為例,2008級共112學時,歷時3個學期,2009級縮減到96學時,2個學期完成,2010級以后改為80學時。課時量遠遠小于非獨立院校。
第三,從教學資源上看。獨立學院由于創建時間較短,現代化的教學設備一般比較齊備。以三亞學院為例,目前所有教室已配備多媒體。在現代化教學環境中,如何讓傳統基礎性課程更進一步,就成為擺在任課教師面前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學院的歷史較短,加之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在圖書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某些不足。很多作家、作品或是經典的版本缺失,這樣都給教學或是研究包括學生課下閱讀帶來一定的困難。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應該從授課內容、教學方法、考評標準等方面進行改革,以適應獨立學院的發展需要。
一、教學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要講授基本的文學史知識,培養學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審美感悟能力,整個教學應該體現出知識性、文學性、人文性和學術性的統一。而由于課時的限制,也由于學生基礎的制約,獨立學院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更應該注重對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分析,還原到文本,注重文學感受和分析能力的培養,淡化“史”的線索。當然,淡化不是徹底的拋棄,而應該以“史”為線索,將文學現象以及作家、作品串聯起來,點面結合,讓學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個整體的認知。同時,在教材的選擇上也應該注意兩點原則,理論性較強、研究性的教材盡量不選;過老的版本不選。既要符合本校學生的實際情況,又要借鑒一些新的理論資源。
二、教學方法
在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中,應打破原有的以教師講授
為主的教學方式,調動學生參與教學的積極性,還原學生的學習中心位置,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在開學之初,就應該對教學過程作出周密部署,安排好老師和學生各自講授內容,讓學生分頭準備,老師給予適當指導。這種方法,筆者曾在講授80年代小說時在08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和公關文秘專業做過對比性實驗。漢語言班,提前布置,在老師講完80年代小說概況后,學生登臺介紹王蒙、張賢亮、賈平凹等重要作家及作品。由于學生課下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并自己動手制作了精美的課件,準備充分,所以學生反響熱烈,教學效果明顯。既提高了學生的閱讀興趣,也培養了動手制作能力,同時還鍛煉了學生的課堂表達能力,是一次難得的鍛煉機會。而公關文秘班采用了傳統的授課方式,以老師講授為主,整節課學生除了在忙于記筆記外,很難有個人獨立思考和實踐鍛煉的機會。
增強學生的學習主動性,還應當增加討論的機會,這對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創新性思維都大有幫助。討論課也必須事先做好準備工作,精心設置問題,在確保學生閱讀過作品后才可以開始。討論課也應以學生討論為主,教師適時點撥和總結。我們還可以借鑒一些比較成功的經驗,如在個別學校,每次課前拿出5分鐘,交給學生,讓他們輪流介紹最新讀過的作家、作品,在擴大了學生閱讀面的同時,也培養了一個班級濃厚的學習氛圍。
進行教學模式改革,現代化教學條件也應當充分利用。在有多媒體的條件下,應盡量用課件上課,一方面提高效率,線索性的標題和重要的內容可以在課件上展示,一目了然;另一方面,適當的加入一些與課堂內容相關的圖片、資料、乃至音樂都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筆者在講述郭沫若的詩歌時,在課件中穿插了一段《鳳凰涅槃》的朗讀資料。學生被其中激昂的情緒所感染,整堂課都精神飽滿,學習、接受的效果都非常好。再有,還可以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有針對性的指導學生訪問一些文學網站、文學研究或評論網站。比如百家講壇就是一塊非常好的陣地,其中曾就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老舍、張恨水、張愛玲、錢鐘書作過系列節目。還有世說新語欄目也同樣是一檔人文氣息濃厚的節目。這些對擴大學生的知識面,自主學習,啟發思維都是有幫助的。再者,還可以建立現當代文學名著影視資料庫,組織學生利用業余時間觀看,既可以豐富學生對現當代文學名著的感性認識,開闊視野,還可以比較文學原著與改編的影像資料的不同,從而深刻認識文學作品作為語言藝術的重要特征。甚至,部分學生可以以此為契機,作為突破口,做一種更深入的思考。筆者就有學生針對王安憶小說及影視改編進行比較寫作畢業論文。
課外實踐活動的倡導也是不容忽視的,可以組織學生排演現當代文學話劇,舉辦經典作品閱讀報告會,開展現當代詩歌散文名篇朗誦會等。這些課外實踐活動可以使學生煥發自身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礎,培養健康人格,真正地愉快學習、自主成長,更好地走上社會。
三、考評標準
考評直接影響著教學過程和教學效果,所以考核方式和考核內容的改革至關重要。目前現當代文學作為專業基礎課程,一般都是以閉卷考試的方式結課,形式相對單一。而考試內容的設置,筆者從這兩年來出試題的經驗看,也存在一個兩難的尷尬境況。需要學生獨立思考的題目,往往因書中缺少固定答案,所以學生普遍感覺較難,考核成績不理想;而學生感覺相對容易的題目,多是記憶性的內容,對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自我見解沒有太大幫助。由此可見,考評內容的設定也和平常的教學方式息息相關。如果學生從大一開始平時就注重培養他的獨立思考能力,這種兩難的境況也許就能有所好轉。
同時,我們也主張不能以一次考卷定結論,而應適當的加以平時成績。這一點三亞學院做的很好,考試成績占70%,平時成績占30%,合在一起才是最終的總評成績。作為平時的考核,也可以適當加入一些小論文的寫作,這樣既可以加深他們對平時學習內容的了解,也可以為最終畢業論文的寫作奠定基礎。
(一)師資較弱,難以勝任本科教學
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課程建設的靈魂所在。在成為本科院校之前,很多專科學校的老師多為本科學歷。大多數學校升本之后,都會實施一些提高教師學歷學位的措施,這對于提高師資質量具有重要作用。雖然教師們大都通過各種形式取得了碩士學位,但絕大部分是通過在職形式取得的。由于學歷欠缺,又缺乏嚴格的學術訓練,導致教師在知識結構、教學方式、能力素質等方面難以有質的提升,也就很難勝任本科階段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工作。部分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地理位置較偏僻,辦學條件較差,辦學經費較為緊張,在引進高學歷教師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也就難以形成一支年齡、學歷、職稱等方面結構合理的教學團隊,缺乏有影響力的學科帶頭人。
(二)教師的教育理念不能適應本科教學
教育理念就是人們追求教育的理想。升本之后,學校雖然會采取多種形式對教師進行培訓,但在短期內很難搞清本科與專科在人才培養目標、課程教學目標等方面的區別,甚至有不少教師認為本科就是比專科多一個學期的課程而已。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不少老師仍舊固守專科階段的教學模式,只是多講一部分文學史和作品,教學缺乏廣度和深度,不能滿足本科教學工作的需要,也就難以發揮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提升本科學生素養能力方面的作用。
(三)教學內容更新慢,教學手段落后
由于科研能力的限制,很多教師不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也就無法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學生。甚至有一些教師把多年前寫的教案反復使用而不做任何更新,采用與中學語文類似的教學方法,認為講文學史就是了解作家生平和分析作品總結其中心思想,根本沒有自己對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見解。在教學手段方面,即使采用了多媒體教學手段,也只是把教學內容一字不落地復制到課件上,板書變成了念課件。教師對知識體系的勾勒、課堂結構的設計和教材知識的整合等方面做的很不到位。
(四)生源整體質量偏低
新升本科院校的聲譽往往還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考生報考積極性不高,生源質量遠不如老牌本科院校。再加上當今社會就業壓力大,很多學生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將來的工作沒有直接的作用,他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了英語、計算機等實用課程的學習上。
二、存在問題的應對策略
(一)以文本為根基,加大閱讀原著經典
當下的現當代文學史以史德方式注重對整個文學發展脈絡的梳理,對發展軌跡的描述,對重點作家作品的點撥,而相對忽略和輕視了文本閱讀。老師和同學們熱衷的是各學術期刊、論文專著所撰寫或者轉發的各類文學評論與文學批判,各類考核也以文學史的現象為主體,而忽略了對第一手文本作品的研究描述。更加奇怪的是師生對隨手一個作品、隨意一個作家都能評論的頭頭是道,對原本原典卻沒有完整、系統、深入地品讀過。簡單化和程式化的表達首先違背了文學教學的根本目的,它很難做到讓學生在閱讀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審美分析能力、激蕩自身的人文情懷,進而最直接地去感悟文學的魅力,而限于背誦熟記一些萬能回答模式的條條框框。將教材、論文當中的給定結論作為定論來規范答案,嚴重限制了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而在文學的四要素(作者、讀者、世界、作品)中,作品才是根本,離開了作品,文學史、文學思潮、文學學派也就失去了依附的基礎,再多分析也是紙上談兵式地夸夸其談。因此尤其在學生基礎薄弱、師資力量較弱的新型本科更應該提倡、鼓勵、支持、要求學生大力閱讀原著。在課前教師可以告訴整個文學史的教學進度和大致規劃,告知學生什么時間段大致應該閱讀完哪些經典代表性篇章,保證自身閱讀進度與教學進度跟進,有可能的話閱讀整本的原著;課堂上課前可以抽查幾名學生復述小說情節、暢談散文感悟、背誦優美詩歌,真正能夠鮮活地感受到文學作品的熏陶;課下也可以以小組形式讓同學書寫讀書筆記、撰寫課程小論文。
(二)改變傳統教學方法,增強互動模式
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繁雜、各類流派交錯層疊,原本傳統式的課堂講授方式往往讓學生應接不暇,在上一節課的課程還沒有理解消化吸收的同時下一節的內容又出現。因此教師可以適當調整教學方法,改革教學內容和模式。要尋求師生之間的“共振”和協調,既要學生跟上老師,也要老師服務學生,盡可能在與教學大綱等硬性規定不沖突的情況下,多一些軟性的活動。因為教學過程不僅僅是忠實地執行教學課程計劃的過程,更應該是一個師生共同熟悉課程、填充課程的過程。分成小組有代表的在課堂進行討論演講,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學教學課堂的豐富性,擴大了信息量,提高了教學效益,同時觸類旁通、融會貫通,真正使教學成為創造性的活動。
(三)改革原有考核方式,多以“大作業”形式
如今的現當代文學考核方式仍多以書面為主,而且題型基本穩固在名詞解釋、簡答、論述、作品賞析的老態模式。學生也只需要將可能考試試題進行整合,考前突擊硬背一下就可以應付。這種單一的書面考試確實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學生知識的識記與掌握,但是在相當程度上也滋生了學生懶惰心態,以為考前刻苦背書就能夠過關。因此教師在考核上要盡可能使用“大作業”的方式,由一元到多元讓學生開動腦筋。比如制作關于現當代某位著名作家的年譜,讓大家知曉分享作家一生的起伏事跡;排練優秀話劇,在彼此協作當中增強自身的團隊意識、角色意識,培養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分享作家的照片、手稿、作品原版封面設計等圖片;抑或者讓大家分享介紹自己獲取文獻、查找文獻的經歷,為將來撰寫專業的學術論文打下基礎。總之盡可能多種考核綜合考察,減少單一方式的簡單命題,只有老師想盡辦法、出盡點子,才能防止學生懶惰,應付考試。
(四)依托地方文化資源,學以致用顯成效
絕大部分的新生本科院校都是地方院校,更多的是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因此依托地方資源,在地方文化熱土當中吸取營養、感悟文化是水到渠成,也是必然要求。現當代文學教學時一方面可以“走出去”,盡可能組織學生走出課堂,到作家故鄉實地考察,研究特定時代的人文環境和特有底蘊。這種將原先傳統的“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體系當中加上“實踐育人”更易凸顯實效。以我校所在地新鄉市為例,以劉震云為代表的一批優秀作家已經進入了文學史教材。在課堂講授的同時,就可以組織學生去探尋作家足跡、參觀博物館與展覽館、做社會調查,這樣就可以建立文化底蘊,提高其在社會實踐中融會貫通文學知識的能力和素質。另一種就是“請進來”,邀請本地作家、詩人代表來學校和學生面對面做直接的溝通交流,讓大家真正近距離了解作家的生活狀態、喜怒哀樂,分享作家們的創作經歷、展示其創作成績、更直接地去激發學生的創作欲望。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