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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憲法論文范文第1篇

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優點機關事業單位為國家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所以，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要比一般企業的社會保險呈現出一定的優越性，為了能夠使機關事業單位招納到更加優秀的人力資源，在機關事業單位采取較為優越的社會保險制度。我國企業的社會保險制度一般遵循保險的待遇與員工繳納的保險金額是呈正相關的，由于企業的性質不同，因此，企業的員工享受到的社會保險的福利也是不同的。在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設中，還為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制定了醫療補助，體現出巨大的優勢。

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改革實踐與法制建設探索

(一)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與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社會保險的基本構成，指的是國家的社會保險統一遵照一定的規定制定，使社會保險實現橫向結構和縱向結構的穩定，將不同層面的結構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社會保險的橫向結構一般指的是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的縱向結構一般指的是由于各企業經營狀況的不同，根據企業的經濟效益形成的不同保險的組合，運用我國的憲法和法律制定的相關的保險規章制度。我國社會保險與法律體系一般是由三個不同的制度構成的，一是我國的憲法，起到對社會保險制度的總體約束，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三是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不同的規章制度。

(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改革與法制建設的措施

機關事業單位要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穩妥的社會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的改革要根據自身的財政情況，因為在社會保險的改革中會遇到各種突發的狀況，機關事業單位的財政狀況可能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而且，不同的機關事業單位的財政情況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制定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和法制制度時，應該靈活地考慮實際問題，對于那些財政狀況不是特別好的機關事業單位，可以采用統籌基金賬戶空賬的方法。

三、結束語

社會憲法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風險社會”;刑法;理論;反思

一、“風險社會”中刑法理論之立法依據問題反思

“風險社會”是一種非現實狀態，是文化產業治理結構的產物，并且，借助“風險社會”能促進人們對人為制造的風險給予必要的關注，確保整體管理結構符合市場實際需求。在對立法依據進行綜合分析時，要對“風險社會”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原因進行整合。其一，人類經歷過自然界的外部風險，就會對人為制造的風險有較為明確的認知。盡管人為風險不會造成大批量的人員傷亡，但是會導致經濟損失和社會性負面效應。其二，在人類認知結構中，風險項目并不都是由事件引起的直接后果，更多的是源于心理結構和社會發展趨勢，加之媒體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人們在對風險產生認知的過程中，也會受到非人為因素的影響。這就需要相關法學研究人員對立法依據進行綜合分析和管控，提升認知理念的實效性價值，從而建構一種更加貼合于時展的法學研究框架［1］。

二、“風險社會”中刑法理論之刑法處罰范圍問題反思

犯罪化和刑法保護之間要建立有效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在刑法處罰范圍建立的過程中，要確保“風險社會”的整合框架健全完整，法學研究人員就要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綜合分析［2］。另外，“風險社會”會導致公民產生恐懼心理，甚至會對公民的行為產生影響。要對“風險社會”進行綜合分析，就要對風險防范進行合理化的調控，確保刑法處罰范圍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風險的最小化，保證刑法維度得到有效回應。即使是在“風險社會”研究進程中，研究人員也不能過度強調其刑罰效力，而要對風險的預防措施給予充分關注，確保刑法處罰范圍的有效性。特別要注意的是，對于刑法保護的早期化問題，相關研究人員要集中處理，主要是由于其會損害公民的人權。也就是說，刑法保護的早期化會使得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受到不好的影響，出現刑罰過重或者是比例失衡的問題。

三、“風險社會”中刑法理論之刑法違法根據問題反思

在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當下，刑法的法權范圍也在發生著改變，但也有一定的限制性，這就需要相關研究人員對法權和法益進行綜合認知，在摸索的過程中，對法益地位進行調控。由于風險研究進程中，風險具有不確定性和規制特性，因此，法學研究人員要對刑事立法中法益和法權地位進行深入思考，在權衡利弊的同時，針對風險造成的危險和利益損失建立有效的調整機制［3］。另外，正是由于“風險社會”存在一定的風險性，才需要研究人員在對刑法違法根據問題進行分析時，實現對整體法學研究結構進行有效的規劃，規避法益侵害產生的危險因素和不良影響，為法益保護提供有效的社會環境和法學依據。

四、“風險社會”中刑法理論之刑事責任根據問題反思

在論述“風險社會”刑事責任根據問題時，主要是對責任結構和責任歸屬權進行分析，從而建立“責任主義”向“負責主義”的轉型結構，對于參與風險制造的主體進行刑事責任的鎖定，深度貫徹落實“罪責人負其責”的項目處理措施。另外，在對刑事責任根據問題進行分析的過程中，要對結果無價值結構進行客觀化分析，以健全對主觀惡性、過失責任、故意等要素的認知，利用規范責任論，在心理責任論基礎上建立有效的刑事責任分割框架。也就是說，在對實施違法行為的人進行刑事責任判定時，要對其刑事動機和犯罪能力進行解構，真正踐行規范責任論和心理責任論的統一標準［4］。

五、結語

總而言之，在對“風險社會”進行全局性分析的過程中，法學研究人員要借助刑事分析要求對不同的問題進行綜合處理，特別是對“風險社會”中刑罰范圍進行標定，有效對比行為無價值理論和結果無價值理論，為“風險社會”獲得良性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徐少淵 蔡煜 單位:龍泉市人民檢察院

參考文獻:

［1］張紅艷．風險社會中公害犯罪之刑法規制———以抽象危險犯理論為切入點［J］．中州學刊，2014，15(05):103－105．

［2］劉偉．風險社會語境下我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轉型［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15(11):29－35．

社會憲法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從我國現階段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對商業保險的現實要求出發，著重分析壽險公司發展商業養老保險及企業年金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就壽險公司如何在“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議。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就難以和諧，而沒有養老保險，社會保障體系就不會健全。

【關鍵詞】和諧社會社會公平三支柱企業年金

2006年6月1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保險業是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保險業要統籌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積極參與企業年金業務，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保險是一項公益性事業，壽險公司有義務也有責任在實現客戶、股東、員工三者利益科學、均衡發展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在養老保險領域的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推動養老保險事業健康、快速發展。同時，從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發展趨勢及歷史經驗來看，壽險公司加快發展商業養老保險既是制度的要求，又有市場的需求，更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一、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體制與人民養老保障需求存在巨大矛盾，要求壽險公司在養老保險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人口的“未富先老”，也即財富積累速度嚴重落后老年人口對養老保障需求的增長速度。我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僅為800美元，而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0美元，積累的財富足以應對“銀潮”。同時，我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也造成人口老齡化速度遠遠高于歐美國家（見表1）。這種“未富先老”以及老齡化速度過快的獨有現象導致了我國現行制度出現諸多的矛盾和不足，也引發了一些社會不和諧的因素的產生。

所需年數

表1部分國家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從9%增至18所需年數

當前我國急需壽險公司在養老保險領域發揮作用，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職工繳費負擔重，需要商業養老保險的有效補充。其次，“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形同虛設，需要商業養老保障的積極參與；再次，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實行“雙軌制”，兩類職工的養老金水平差距過大，社會收入的再分配不公，需要大力發展企業職工補充養老保險或企業年金制度；最后，現有社保基金管理需要進一步規范，需要借鑒商業保險資金管理經驗。

二、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由單一層次向多支柱模式過渡，為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

自1994年世界銀行《防止老齡化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的報告，倡導各國建立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以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組成的“三支柱”養老保障制度（見表2）。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在經歷了國家養老、企業養老、社會統籌以及統帳結合四個階段后，也正在向“三支柱”模式過渡。而且在演變過程中，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在制度中的責任分攤機制將重新界定，個人領取養老金的權利與繳費義務將實現統一。

基本養老保險縣

企業年金

儲蓄養老保險

表2三支柱養老保障模式

同時，我國養老制度未來的發展將會呈現以下趨勢。一是社會化趨勢。資金籌集社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養老金發放社會化，職工養老將獨立于國家和企業之外。二是市場化趨勢。基金籌集市場化，基金管理運作市場化。三是責任主體多元化趨勢。四是制度化趨勢。伴隨法規的完善，養老保障將走上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軌道。這種結構的調整和發展趨勢為壽險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壽險公司通過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即可以參與社保基金第三方管理，又可以為企業年金提供受托管理、賬戶管理和投資管理服務，更可以發揮行業天然優勢，開發銷售個人養老儲蓄產品。

三、世界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的歷史潮流，決定商業養老保險必然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構成

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步完善的過程，是隨著社會財富的逐漸增加而不斷調整的過程。從17世紀英國的《濟貧法》到19世紀末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誕生，從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的頒布到歐洲福利國家制度的確立，直到應對人口老齡化而對“三支柱”養老保障模式的確立，國家在養老保障中承擔的責任正在弱化，在權力與義務對等的要求下，企業的養老責任不斷加強，個人領取養老金待遇的權力與繳費義務也將高度統一。在這個過程中，商業養老保險的作用得以凸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直至深入到養老保險制度的各個層面，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構成。同時，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還推動了一國金融體系和社保體系的有機結合，兩個體系建立了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機制，形成了拉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強大內在動力。

四、壽險公司在“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中作用發揮

我國已經建立了“統帳結合，部分積累”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而且，隨著《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等法規的實施，發展企業年金制度的法律環境也基本成熟，加之個人儲蓄性質商業養老保險的快速發展，我國“三支柱”模式已初現雛形，壽險公司在“三支柱”養老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將得以有效發揮。

1、壽險公司應積極參與基本養老保險“第一支柱”的建設。首先是為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等社保基金提供“第三方”管理。保險資金是我國資本市場上安全程度最高、收益最平穩、運營最規范的一類長期資金，適應社保基金市場化運營趨勢，壽險公司提供的專業投資技術和投資管理服務，可以有效彌補政府在管理社保基金方面經驗不足，缺乏保值增值和規避風險手段的現實問題。其次，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探索一條商業保險參與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建設的有效途徑。農民、農民工、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不足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受制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完全依賴現有的制度安排提高農民養老保障水平是不現實的。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尤其是商業保險參與農村養老體系建設，讓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的成果惠及農民，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更是壽險公司擴大業務領域，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協調發展的本職要求。

2、壽險公司要抓住發展企業年金的機遇，推動“第二支柱”又快又好地發展。發展企業年金是金融體系和社保體系建設的共同要求，也是壽險公司發揮資金融通與社會管理功能的有機統一。壽險公司必須抓住這次做大做強保險業，提升行業地位的歷史性機遇，動員行業整體力量和資源在企業年金領域樹立先發優勢。目前，壽險公司發展企業年金已經具備了充分的客觀條件：條件一，從2003年起，在勞動保障部和中國保監會的推動下，太平人壽成功參與了遼寧省企業年金市場化運營試點工作，促成中國第一筆合格的企業年金計劃，為壽險公司開展企業年金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條件二，全國已經有8家壽險公司獲得了企業年金基金的運營資格，可以為企業提供包括受托管理、賬戶管理和投資管理在內的“一攬子”運營服務；條件三，壽險公司在長期資產負債管理、精算技術及風險管理、賬戶管理與服務以及資金運營等方面具有其它金融機構的比較優勢；條件四，我國企業年金政策環境已經成熟，巨大的市場潛力正在演變成企業的現實需求，2006年全國企業年金基金存量已達600-800億元，根據中國保監會的預測，到2010年市場規模可達1萬億元，2030年更將達到15萬億元。更加有利的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6年9月1日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監督工作的通知》，對企業年金的規范發展設定了時間表，這是擺在壽險公司面前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掘金”機會。

3、壽險公司要大力發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鞏固“第三支柱”的核心地位。在我國，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作為一種長期保險業務，只能由壽險公司經營，這決定了其必然成為“第三支柱”的核心構成。一方面，壽險公司在提供企業年金基金運營服務的同時，要配合企業年金個人賬戶年金化領取需求，不斷豐富年金產品線，開發付給方式靈活多樣的養老金轉換年金產品，吸引個人賬戶資金購買保險年金；另一方面，壽險公司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老年人新興保險市場需求，開發具有社會效益的個人養老保險產品，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廉價的、適合城鎮低收入職工和農民的養老保險服務。商業保險參與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壽險公司要積極爭取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以便在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偉大事業中做出應有的貢獻。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產生深刻影響，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帶來極大挑戰。我國首部《養老保險管理辦法》即將頒布實施，壽險公司在完善養老保險體系，構建和諧社會中的責任將更加重大，優勢更加明顯。

【參考文獻】

[1]張建偉、胡雋：和諧社會視野下的中國農民養老保障制度[EB/OL].、

[2]李瓊：論加速農村壽險發展的對策[J].保險研究，2005（1）.

社會憲法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村；現代民間繪畫；發展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5-0184-01

一、現代民間繪畫的誕生進程

現代民間繪畫由農民畫演進而成，誕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盛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對群眾文化活動的重視以及農村經濟的增長為現代民間繪畫發展營就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大對農村文化建設的財力、物力投入，基層文化設施得以鞏固，農村文藝隊伍充實壯大；各級政府文化部門加強對農村群眾文化活動的組織和指導，群眾文化生活日益增長，農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廣大農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在實踐中增強了主體意識，拓展了審美視野，萌發了審美理想，激發了參與文化創作的積極性。社會環境的好轉促使農民畫活動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復蘇。

與此同時，政府文化部門明確地把開展農民畫活動作為“活躍農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繼承發揚民間優秀文化傳統，展示農村文化建設成果”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全國各地農民畫活動在政府行為的扶持推動和文化部門的組織指導下迅速興起，并借鑒上海金山農民畫的實踐經驗進行創作，使農民畫向現代民間繪畫演進，在農村文化建設進程中平穩發展。

二、現代民間繪畫的持續發展

為了進一步推動民間繪畫活動的開展，文化部社圖司（原社會局、群文司）于1988年至1993年先后命名60多個縣（市、區）為“中國現代民間繪畫畫鄉”，把現代民間繪畫活動作為一項群眾文化工程納入了政府社會文化事業的范疇。這一決策極大地鼓舞了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門的積極性，把發展現代民間繪畫寫進當地政府工作報告，列為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實施項目。

此后的二十多年間，全國各地（各級）現代民間繪畫活動持續不斷，如浙江嘉興秀洲區、上海金山區、山東日照市、陜西戶縣、山東膠南市等畫鄉在政府行動的推動下，相繼承辦全國性的繪畫作品展賽，舉辦農民畫藝術節，召開專業理論研討會，帶動了全國現代民間繪畫活動的全面開展。各地畫鄉在當地政府的重視扶持下，積極弘揚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抓基本陣地、作者隊伍、創作活動建設，培養了一大批農民藝術人才，涌現出一大批地域特色強、鄉土氣息濃、藝術水準高的現代民間繪畫作品，有力地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典型。

三、現代民間繪畫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此后，浙江各地如嘉興秀洲區的現代民間繪畫活動紅紅火火，如日中天。當地黨委和政府在浙江建設文化大省的舉動下，高度重視基層文化建設，重視文化品牌鑄造，把現代民間繪畫發展納入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之中，對畫鄉工作確定了“建好一個基地、抓好一只隊伍、抓住一批作品、打響農民畫品牌”的目標，并由文化館直接負責民間繪畫活動的業務工作。2009年至2012年，先后承辦了3次全國性的民間繪畫大展和理論研討會，組織全國現代民間繪畫大聚會、大交流，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民間繪畫創作群體的建設與發展。

農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強對農民宣傳的有效載體。民間繪畫的作者以農民為主體，具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性；反映農村實際、表現農民生活、為群眾所喜聞樂見，作為群眾文化的一種藝術形態，人們在參與其創作、展示農村活動過程中必然產生陶冶情操、振奮精神、啟迪民智、普及文化、傳遞信息、進一步提高覺悟、規范道德、優化環境等方面的社會功能。其活動開展對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發掘農村藝術人才、提高農民文化素質、促進民間藝術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民間繪畫：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載體

社會憲法論文范文第5篇

*《思想戰線》2001年第三期

社會工作研究中方法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選擇問題①

——以金碧社區的研究為例

張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論的支撐，社會工作研究的趨勢可能偏重解釋與理解，對范式的選擇自然更多地使用另類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較多地采用質的研究方法。但我們絕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種范式和方法應該是互補的。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我們落后于自然科學，應該給予客觀的說明。從技術控制的角度我們還很落后，應該注重社會事實范式。對于社會工作領域欲解決的實際問題（如下崗、吸毒等）實證研究很難處理，可以用社會定義范式甚至是行動研究，包括批判詮釋方法。社會工作研究在社會福利思想、社會政策、社會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層面應該用計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層面的研究則采用非實證的質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社會工作研究 方法論 范式 研究方法 選擇

作者：張和清 云南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所長

社會學試圖借用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把社會看作一個客觀存在的，有規律的實體。“對于創建者孔德來說，社會學將成為各學科的皇后，是一門具有實證主義性質的整合的、統一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家們開始培養一種實證主義信仰，這種信仰與他們所秉持的現時取向結合在一起，便把他們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學科陣營里。”②到迪爾凱姆的《自殺論》發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論和價值中立的態度，將實證研究發展到非常精細的程度，證實了許多先前的假設。③“在二十世紀，歷史學、人類學和地理學最終將殘存于它們內部的早期普遍化傳統徹底地邊緣化了，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構成了一個以國家為中軸的三一體，從而鞏固了它們作為核心社會科學（以研究普遍規律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會學研究仍以實證研究為主。

社會工作研究是指“為了發展社會工作而進行的研究。”⑤筆者認為社會工作研究與社會學的研究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兩門學科的淵源和發展方向不同 。社會工作源于社會慈善事業和睦鄰運動，它從一開始就關注弱勢群體，注重解決社會問題，是一門以價值觀和實踐為基礎的助人自助的專業活動，通俗地說社會工作是“先有實務，后有理論”，理論的目的是指導實務。因此，“對人和社會不能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學科的主觀方法對具體的個人和事件進行解釋和說明。科學家不能通過尋找真理和本質、而是通過獲得知識來理解自身和人類社會。”⑥

由此可見，社會工作側重在實踐中助人自助，試圖通過幫助受助者建立社會支持網絡，恢復其社會功能。社會工作研究從主流的方法論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找到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來許多研究集中關注各種非實證范式的一些觀念——“投入理解”（韋伯）、“共識真理觀”（哈貝馬斯）、批判詮釋（哈貝馬斯、阮新邦）、“視域融合”（伽達默爾）、地方性知識（吉爾茨）、“強烈的價值介入”（韋伯、哈貝馬斯、阮新邦等）、建構和女性主義等后現代的視角（這些概念參看后面的具體闡釋）。

由于方法論的支撐，社會工作研究的趨勢可能偏重解釋與理解，對范式的選擇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類范式（后實證主義、社會定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較多地采用質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社會工作研究中雖然應該側重非實證研究和質的研究方法，但我們絕不能排斥量化研究（雖然筆者認為不可能做到絕對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觀點：各種范式和方法應該是互補的。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我們落后于自然科學，應該給予客觀的說明。從技術控制的角度我們還很落后，應該注重社會事實范式。對于社會工作領域欲解決的實際問題（如下崗、吸毒等）實證研究很難解決，可以用社會定義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動研究，包括批判詮釋方法。①

社會工作研究在社會福利思想、社會政策研究、社會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層面應該用計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層面的研究則采用非實證的質的研究方法。

下面筆者以金碧社區（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的一個居委會）的研究為例，具體闡明方法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選擇問題。

一、方法論的選擇

方法論是根據本體論和認識論而采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它是思維層次上的“基本假設、邏輯、原則、規則、程序等問題，它是指導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學。”②

我們對金碧社區的研究首先必須澄清價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區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時能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個中立的態度和旁觀者的姿態去參與工作，而應該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區中做“深度訪談”，通過溝通達成共識。這樣形成的認識最終才能有利地指導當地人的實踐。比如我們發現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愛心、信心、耐心、心換心）。這個“五心”是一個典型的地方性知識和共識真理觀，它不一定適合其它的文化處境，但一定適合金碧社區的實際情況。

這些認識的獲得是因為我們采取了非實證方法論，我們堅信在金碧社區不可能找到一個普遍適用于其它地區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尋一種永恒的規律，但只要我們愿意理解和溝通就會達成共識。

在這里的“五心”僅僅是對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我們可以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從當地經驗中提升理論，“用一種動態的方法去建構理論”③這樣我們的介入就會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需要我們有整體的說明和量化的數據，我們不能用個別的案例來回答政府的評估，否則政府很難下決心支持我們的項目。

例如，我們對金碧社區的戒毒工作進行評估時，用大樣本調查的方法評估“治療效果”和“戒斷鞏固率”：

四年來，社區的社會治安明顯好轉，社會公益事業有所加強，社區14名戒吸學員中戒斷鞏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斷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兩年以上戒斷鞏固率42.9%，因復吸送勞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區成為第一個自1996年至今無新染毒的社區，并于1997年9月通過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評估。④

以上結論和數據增強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頗具說服力。

非實證定性研究和實證定量研究是互補和互相支持的。在社會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規律，評估結果可能較多地運用實證的方法；如果是干預研究則較多地采取非實證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個研究中也可以兩種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論的選擇中后現代的“女權主義”和“建構主義”視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權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會思潮。女權主義“對解構主義、語言和話語權力的問題的重點研究，使我們對敘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認識到權力的地理——政治關系是第三世界婦女建構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現代女權主義因對普遍認識持懷疑態度，它對不同觀點及解釋較寬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熱烈歡迎。”①女權主義方法論對我們的啟示：在知識的建構中應該有女性的聲音；用女性的視角看問題可以令我們得到許多完全不同的結論；這種視角可以令我們更加準確地認識復雜的社會現實；可以增強女性的權力。②在金碧社區的戒毒學員中我們非常注意傾聽女性、少數民族的聲音，注意“貼近”他們，“與他們一起”敘述，使他們成為戒斷過程的參與者而不是簡單的接受者。

后現代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持相對主義——現實具有地方性的特點，是具體地被建構出來的；在認識論上持交往的、主觀的認識論——研究結果是創造出來的；在方法論上持闡釋的辨證的方法論。③在金碧社區的研究中我們運用扎根理論試圖建構一個新理論模式，然后再用這一模式指導實踐。（參見具體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選擇

社會工作研究是一個多元范式的并存，但應該側重另類范式（主要是指后實證主義、社會定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

實證范式認為世界是真實的，可以被證實。社會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規律。可以采用實驗的、操縱的方法論對假設進行證實；主要采用計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質的研究方法）。實證范式在社會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觀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層面的問題的研究。

各類非實證范式（另類范式）使社會工作的研究顯得豐富多彩。

各種非實證范式都強調解釋中的理解。后實證范式強調知者對被知者可以進行“客觀的”了解；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場，設身處地地理解行為者的內在動機，主觀地判斷影響社會行為的內在原因。”④到了社會定義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構范式更強調“投入理解”，互為主體，理解是一個交往互動的過程⑤。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闡釋人類學大師克利福德.吉爾茲強調“在解釋之上的理解”“吉爾茲認為在闡釋中不可能重鑄別人的精神世界或經歷別人的經歷，而只能通過別人在構筑其世界和闡釋現實時所用的概念和符號去理解他們。”⑥ 在金碧社區的研究中我們非常注重對“地方性知識”（當地人的知識）的創造性闡釋和雙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話語和感受。

金碧社區一名戒吸學員曾真誠地對筆者說：

從第一期活動起我就參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動我還是坐在這里。說實話我曾經也有不想來的念頭，為什么堅持下去了呢？因為這里給了我一個期盼，我們來這 里能夠真正 找到自己，因為在這里能夠找到我做人的尊嚴，從這里走出去我們可以昂起頭、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們不需要躲躲閃閃，賊頭賊腦，我們可以很得體、很體面的站在別人面前，有一種人的尊嚴的回歸。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樣，一天就會昏昏欲睡，覺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沒有區別，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來到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開闊。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來這里的，但他們的真心話是不愿意對自己父母講的，在這里我們就愿意對陳大姐、李伯伯說。我覺得人一旦遇到困難不說出來太難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別強，只要別人信任我，哪怕一點點，我都會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歡到這里來，我來到這個“家里”可以從李伯伯他們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這個“家”的含義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而在這個“家”里自己身心舒暢、人格得到尊重。這就是我心靈深處的感受，所以，我把這里稱為“家”。①

通過批判闡釋建立共識真理論（哈貝馬斯語）這也是非實證范式的一個顯著特點。社會科學沒有永恒的真理，所謂的真理都是有條件的、地方性的。哈貝馬斯“共識真理論和相應真理論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前者認為語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對外在世界的純感官觸覺的客觀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繹的基本現象。任何對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繹，而語句的真假值是由參與討論者在沒有內外制約之下而達的共識（consensus）來決定。”③我們通過在金碧社區對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闡釋的基礎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識真理觀——金碧模式實質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愛親情的“仁愛”精神。”

價值介入是非實證范式討論的核心問題。

人們對于“價值在社會研究中的作用”問題有不同的認識。實證主義者主張在社會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學的“價值中立”原則，認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斷好壞與善惡，而只在于判斷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須采取客觀的態度，排除個人的價值觀和主觀偏好。而人文主義者則反對“價值中立”的原則，認為社會研究應當像人文學科那樣為人類提供行為規范和價值觀。④

非實證論關于“價值介入的論點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韋伯的‘價值相關性’原則……價值相關所涉及的價值系統，通常不是指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判斷，而是指所屬社群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阮新邦《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韋伯認為研究者在選題時應該“價值介入”而研究過程則“價值無涉”。

20世紀的詮釋學者，特別是伽達默爾（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的哲學闡釋學提出了“雙向理解”和“視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貝馬斯（本世紀德國最著名的哲學、社會學家）“批判理論所倡議的強烈價值介入論”——“研究者必然會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加入自己的價值判斷。”（阮新邦《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這相對韋伯的價值介入已經完全不同了。

作為以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工作專業，在具體的實務工作中必然涉及“應當如何”的主觀愿望，而服務對象也會有自己的態度，所以工作者面對服務對象時，必然有兩種價值判斷：一是試圖把自己的判斷強加給案主，這很可能引起價值沖突；二是先處境化地“雙向理解”，然后通過溝通達成共識，這是最理想的價值介入狀態。

價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們在金碧社區的研究中發現在“家庭般溫暖”的社區環境中，有時也存在工作者對學員的價值操縱（家長作風），缺乏平等意識、學員自決和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我們試圖在社區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價值觀的整合。

因此，對價值觀和文化的警惕是我們每一個社會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責任。

三、研究方法的選擇

實證研究與非實證研究、實證范式與另類范式從總體而言有兩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質的研究方法。關于這兩種方法的關系筆者非常同意陳向明先生的觀點：“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與其說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方法，不如說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們相互之間有許多相輔相成之處”①。在實證范式中主要是計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質的方法；在另類范式中主要是質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計量方法的使用。根據本文前兩部分的論述，筆者認為社會工作研究中除宏觀政策研究和回應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實證的計量研究方法外，實務層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質的研究方法。

在眾多質的研究具體方法中文化人類學（民族志）的“深層描述”、過程中“扎根理論”方法和后現代思潮下的“行動研究”對社會工作研究最有深遠意義。

民族志是對人以及人的文化進行詳細地、動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種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Peacock，1986）。我們對金碧社區的研究通過處境化的深層理解，詳細描述戒吸學員的感受、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等（參見前一部分學員的話語和感受），以便掌握當地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最終找到適合金碧社區實際的情況的矯治方法。

在質的研究中，一個十分著名的建構理論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勞斯提出的“扎根理論”。扎根理論是一種研究的方法，或者說是一種作質的研究的風格，其主要宗旨是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一般沒有理論假設，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概念和命題，然后上升到理論。這是一種自下而上建立理論的方法，即在系統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映社會現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過在這些概念之間建立起聯系而形成理論。②

金碧社區研究中“扎根理論”的具體運用：

第一步：一個真實的金碧社區—— 居委會、戒吸班、吸毒學員、政府官員、規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樣的觀察方式——與學員和工作人員交談、觀察和個案記錄、錄音等，對工作的成敗得失進行總結。

第三步：形成低層理論——被稱為社區“禁吸幫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論——把愛心、真心變成對學員的尊重；把耐心、信心變成對學員價值的肯定；把心換心變成雙方的一種平等意識，一種同理的態度。

最后，讓我們關注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是20世紀30、40年代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動研究在今天對社會活動具有極為獨特的價值，因為行動研究目的是改進行動的質量；強調研究過程與行動過程的結合，注重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注重參與和對實際行動的反思。

當前，中國的社會工作應該積極參與到中國社區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去，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所以社會工作研究應該關注社區社會經濟發展、社區行動等。行動研究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