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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裝市場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電商發展迅速 傳統行業進軍最缺人才

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市場迅猛發展。截止到2011年12月為止，國內B2C、C2C與其它電商模式企業數已20750家。

電子商務已成為各行業的延伸趨勢，傳統行業進入互聯網也已經成為常態；老牌電商也開始加緊腳步轉型向平臺性發展。面對老牌電商的不斷闊步前行和傳統行業的紛紛進入，電商行業顯示出一片如火如荼的發展勢頭，但是，高速的發展卻使電商人才緊缺的問題愈加凸顯。

眾所周知，傳統企業在開展互聯網業務時，除面臨運營模式（入駐第三方平臺、自建平臺、外包、資本并購）的選擇外，還需選擇合適的電商人才，用互聯網思維重新審視傳統服裝商業模式，學習借助網絡開拓市場提高營銷效率的方法，有效平衡網絡渠道和線下渠道等。

但據業內專家分析，目前的電子商務人才，大部分都是從互聯網業界摸爬滾打多年的精英，或是從媒體等其他行業轉行的深諳此行業的人士。但顯然，電商發展對于人才源源不斷的需求，是現有人員無法供給的。所以，電商人才短缺現象愈演愈烈。

人才緊缺 致電商挖角戰

由中國電子商務中心編制的國內首份電子商務人才報告顯示：中國目前電商人才奇缺，近六成電商企業有急迫人才需求，其中電商運營人才、技術性人才需求最大。

根據此次的《2012中國電子商務人才狀況調查報告》，未來5年，中國3000多萬家中小企業，將有半數嘗試發展電子商務，人才需求更加趨緊。預計今年，中國電子商務企業直接從業人員將達到265萬人。這其中，又以電商運營人才、技術性人才需求最大，推廣銷售人才、供應鏈管理人才次之。

對此，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國內資深電商人力資源專家崔立標表示，現在企業處在開疆拓土的階段，運營、技術、推廣是最迫切的工具性人才。隨著企業向縱深發展，競爭不斷加劇，決定商業本質的供應鏈人才會越來越熱門。

而就人才需求的層次來說，高層次的管理層最為稀缺。因為企業普遍需要通曉電子商務全局的人才，希望能夠統籌帷幄，從戰略的角度上分析和把握電子商務發展的特點和人才精英。其次是應用層次的人才，特別是銷售和服務等部門的人才。

電商人才出現大量缺口，致使超八成的電商企業存在招聘壓力。報告顯示，81.82%的企業存在招聘壓力，59.09%的企業預計在一年內會有大規模招聘。

而一些企業的發展動作決定了在短時間內就要擁有強大的人員配備，所以，費心力逐步培養便顯得有些不現實，于是，電商行業挖角大戰迅速展開。

去年團購發展火爆之時，就有高朋成立挖角團購人才導致多家團購企業合力抵抗的事件發生，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高朋有些人員工資甚至3個月之內從6000元爬升至30000元之多。如果不是深受挖角競爭桎梏，這樣的現象必然不會發生。

服裝行業電商人才短缺尤為凸顯

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2011年度中國B2C電子商務市場調查報告》顯示，自2009年起中國服裝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呈逐年增長趨勢。其中2010年增長速度迅猛，增長率高達100.8%。2011年中國服裝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2035億元。

隨著電子商務應用與發展的深入，“線上”市場日漸成為各家服裝企業的必爭之地，許多服裝企業已開始自覺探索品牌建設與升級之道，特別是傳統服裝企業開始大規模進軍電子商務領域，企業電子商務正逐漸成為中國電子商務新的主體，如何由線下銷售向電子商務完美轉型是所有傳統服裝企業面臨的迫切挑戰。

由于服裝電商發展迅速，電商整個行業的人才短缺在服裝電商業內也顯得最為明顯。

電子商務中心推進人才戰略

據悉，為了推進傳統服裝企業的電商之路，改善人才短缺現象，8月10日-12日，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與中國服裝網及贏動教育咨詢有限公共同主辦的“中國服裝行業電子商務高街研修班”，將就服裝電商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討論和強化培訓。

在服裝消費需求巨大的市場環境下，服裝網絡銷售額逐漸攀升，成為網絡零售的第一大品類。傳統服裝行業在收到電商沖擊之后，是固守城池以不變應萬變還是尋找合適的方式介入有待考慮。目前已有包括佐丹奴、美特斯邦威、阿依蓮、江南布衣、李寧等傳統服裝品牌企業進軍網絡零售，且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跡象。

據悉，本次研修會系目前國內首個服裝行業高層次電子商務用“MBA式”進修班，將就服裝電商品牌的運營規劃與平臺建設技巧、服裝品牌線上線下商品策略和定價原則、打造卓越的電商專業運營團隊、低成本網絡營銷推廣獲取優質用戶等傳統服裝企業跨足電商行業的現實問題，深入解讀服裝品牌涉足電商的模式、戰略與實施方案。

女裝市場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目前紡織行業，2/3的企業已經不掙錢甚至虧損，只有1/3的企業艱難支撐，利潤率也僅在6%至8%之間。”邢臺寧紡集團總經理徐建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道，無奈之心溢于言表。

不管“三分之二”的表述是否有過激之嫌，這的確是繼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又一個寒風蕭瑟、心有戚戚的冬天。

“特別是今年，紡織行業運行呈現出產銷、效益、投資增速全面下滑的態勢，一部分企業困難較為突出。”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坦言。

一邊是東南亞低成本國家的虎視眈眈，一邊是發達國家加快向制造業回歸；一邊是外部需求的萎靡不振，一邊是原料成本、融資成本與勞動力成本的三重擠壓，“主動轉型”也好，“被動升級”也罷——“如何尋找寒冬時代制造業的有效生存法則？”，成為了紡織服裝企業繞不過的一道必答題。

不幸中的萬幸是：外部形勢的復雜性和嚴峻性，將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的調整升級形成“倒逼機制”。要么“布局”，要么“出局”，在中間地帶的徘徊，只會讓紡織服裝企業陷入更大的被動與混沌的漩渦。

誰能成功地突圍寒冬？下一個春天的到來，顯得彌足珍貴。

低成本誘惑：東南亞“風水輪流轉”？

作為中國面料經營的“晴雨表”，中國輕紡城面料市場難逃歐債危機的陰影籠罩。而最突出的一個現象則是：今年以來，中低檔訂單向東南亞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傾向比較明顯。

據紹興縣商務局有關負責人稱，近年來，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當地貨幣貶值，這使得紡織品出口變得更為便宜，吸引部分國際采購商將更多的中低檔服裝訂單轉移到這些地區，對紹興縣中低端紡織品出口將造成顯著影響。

而據透露，今年9月，國家發改委有關司局低調赴蘇州調研經濟形勢，參與座談的紡織服裝企業也表達了相近的憂慮：出口乏力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紡織服裝業快速向東南亞國家轉移。

尤為明顯的例證是阿迪達斯的最新決策——該集團宣布將在10月關閉在華工廠，并稱阿迪達斯撤離中國的理由是“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消息稱，阿迪達斯將把產能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越南。作為國際運動品牌商的龍頭老大，此舉可能帶來的跟風效仿效應不得而知。

無獨有偶。對于中國紡織服裝企業而言，相似的消息接踵而至。

據《日本經濟新聞》今年4月的報道，日本的大多數服裝專賣店都是通過綜合商社在海外生產衣料品，此前日本進口的8成左右的服裝衣料品都是從中國引進的，但是隨著中國工人工資的快速上漲，綜合商社不得不考慮生產成本，為謀求更多利益，開始轉向人工費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并加快強化在東南亞國家的衣料品生產銷售體系。

日本紡織巨頭的接連轉戰讓中國企業“心有戚戚焉”——三井物產加強與緬甸、越南等國紡織服裝工廠間的業務聯系，確保每年100萬件的供應，同時計劃年內在柬埔寨啟動年產能力為50萬件的紡織服裝工廠，把東南亞國家占日本海外衣料品生產的比例從目前的2成提高到4成：住友商事已經于4月份在越南設立當地法人紡織服裝企業，通過派駐日本技術人員強化產品質量的同時，擴大在越南的衣料品生產規模；丸紅計劃到2014年3月把東南亞國家衣料品生產比例從目前的15%提高到30%以上；伊藤忠商事計劃向緬甸服裝工廠派遣日本技術人員，提高產品質量，擴大生產規模：三菱商事也開始著手加強在印尼、柬埔寨等地的生產能力。

轉移！轉移！包括外資企業與部分中國本土服裝企業在內的產業轉移，好似候鳥避冬的大規模遷徙，不得不讓人心生感慨——“風水輪流轉”，而今轉到東南亞？

今年以來，印度的表現令人艷羨。

印度商務部長簡拉奧先生自豪地向媒體說：印度紡織服裝企業未來幾個月的出口訂單已經處于滿負荷的狀態。即使歐洲市場形勢低迷，但該國紡織服裝出口預計仍將實現405億美元目標，高于上一財年的340億美元。

“印度服裝行業不依賴于原材料進口。國內豐富的原材料供應有助于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控制成本，縮短交貨時間。”Technopak時裝及紡織公司資深副總裁Amit Gugnani這樣解釋印度服裝出口在近十年持續增長的最大原因。

與此同時，印度紡織服裝業善于拓展新興市場的特點也造就了行業的逆市增長。

目前，歐盟和美國兩大市場總共占印度紡織服裝出口總額的65%。為了減少對歐盟和美國等傳統市場的依賴，今年上半年，印度紡企嘗試探索新市場，如俄羅斯、日本和一些拉美及非洲國家。為助力企業開拓新市場，印度政府也推出了市場發展援助計劃和市場準入倡議計劃，具體措施包括為出口商提供財政援助。

為了促進紡織業的發展，越南政府也開始打起組合拳。

2011年，越南政府出臺了2011～2020年越南紡織暨成衣發展計劃，為吸引更多外商的投資目光，越南政府將13個具備發展潛力的省將大舉興建紡織工廠。越南紡織集團還表示，計劃實施期間，集團擬投資43萬億越盾（約21.5億美元）以發展該國的紡紗、面料及服裝行業。

看準了當地政策對紡織工業的資源傾斜，嗅覺靈敏的國際巨頭紛紛對越南拋出橄欖枝。

今年6月，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在越南南定省投資的紡紗廠開工建設，預計2013年投產，總投資額達到了1.2億美元。業內人士分析，該項目投產后，此舉將改變紗線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進一步提高越南紡織紗線的自給能力。而阿迪達斯集團也開始考慮分階段將生產線轉移到以越南為主的東亞國家；全球采購商巨頭沃爾瑪也計劃將部分小型代工廠業務轉移到越南。

后起直追的，還有孟加拉紡織業的出口。

據媒體援引的《金融時報》全球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從2011年年初到8月左右，美國從孟加拉進口服裝增長39%，孟加拉國成為對美服裝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為了提升部分服裝生產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孟加拉中央銀行將270家境況不佳的服裝企業的貸款利率從15%大幅下調到8%，有效地緩解了企業的成本壓力。此外，該央行行長還同意提高行業目前4億美元的出口發展基金，以持續擴大孟加拉國紡織品服裝在海外市場的份額。

與此同時。今年，孟加拉國同時加大了對平梭織成衣的投入，在強化產品設計、提升產品質量的雙效作用下，孟加拉國梭織成衣出口超越針織成衣，并成為美國最大的平織成衣供應國。

這股產業向東南亞轉移的定勢，亦可以從整個資金流向的大環境得到側面印證——泰國、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最近幾年正在出現類似外資急速流入趨勢。以印度尼西亞為例，目前流入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是五年前的3倍以上。

而與東南亞國家表現相反的是，一向被視為投資熱地的中國，今年1—7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3.6%，全國范圍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下降12.3%，頭號首選的投資競爭力正在接受考驗。

最關鍵的是，讓人擔心的不僅僅是出口增長的乏力，恰恰是“多米諾骨牌效應”下的產業空心化。

在前文所述的國家發改委調研座談會上，就有業內人士憂心忡忡地表示：隨著服裝訂單一起流走的，將是越來越多的上游原料生產企業。服裝業是“牛鼻子”，輔料廠（例如拉鏈）、紡織廠會被牽著走。孟加拉國那邊，有許多紡織廠正在建設，中國也有一些企業開始到那邊投資建廠，既有紡織廠，也有輔料廠，因此過渡期也不會太長。

由此看來，雖然中國紡織工業以“底盤大、基數大”著稱，但一旦產業鏈配套上的某個細微環節被抽空或轉移，基于多尼諾骨牌效應下環環相扣的產業優勢也將隨之坍塌瓦解。出口訂單的短暫外流尚可通過市場布局的調整得到緩解，但“產業空心化”對中國紡織工業的傷害力卻是最致命的。新的競爭格局下，中國紡織工業匹配新的比較優勢以積極應對東南亞的蠶食，迫在眉睫，不可不為。

“買家”變身“廠家”：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

與東南亞國家的激烈競爭相對應的是，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歸，算得上是金融危機帶給美國等發達國家最潛在的“正能量”。

學者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分工有一個重要趨勢，跨國公司的加速發展推動了全球經濟由產品參與競爭走向要素參與競爭，附著在產品中的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相互分離，各國（地區）只要擁有其中一種要素資源的相對優勢即可在國際分工中尋找到自己的競爭優勢。比如，美國的資本和信息技術、英國的金融和創意、德國的制造業技術、日本的半導體技術和中國的勞動力都在這樣的競爭格局中找到了自身的立足之地。

在這一趨勢推動下，全球經濟逐漸形成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大區域分工格局。一是以美國東海岸、西歐為主體的北大西洋經濟圈，以虛擬經濟為主：二是以美國西海岸、東亞為主體的北太平洋經濟圈，以實體經濟為主。綜合兩大經濟圈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相對較為穩定的是北太平洋經濟圈，北大西洋經濟圈受到了更為沉重的打擊，這也反映了實體經濟相對虛擬經濟有更為穩定的經濟特性。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教訓與經驗，新一輪的全球制造業變革加速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發達國家對制造業的回歸。在此之前，據統計，世界每天數十萬億美元的金融交易總額中，與實物貿易有關系的不超過1—2%，眾多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整個世界經濟呈現“倒金字塔”狀況。

情況正在發生悄然的改變。目前，美國西部如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正吸引著服裝、紡織、家具制造商從成本較低的墨西哥、中美洲、東南亞及中國，重新回歸。

“目前，許多美國的采購商將生產訂單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紡織品生產國。產品種類以棉制品居多：而論及產品檔次，通常是制作工藝簡單、大眾款式的紡織服裝產品。讓人頗感意外的是，這些訂單不僅轉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有很大一部分是回歸美國本土生產的。”8月份，剛剛結束赴歐美市場考察的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張延愷這樣描述美國之行的意外感受。

訂單的回流與美國紡織服裝制造業的重建密切相關。并且，在經濟學家看來，重建的消費基礎也非空中樓閣。

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當前的服裝消費與生產規模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對等的關系。二戰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服裝制造行業，然而今天美國國內企業的生產只能滿足市場3%的需求。綜觀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服裝進口比例超過97%。本土制造的美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亟待提升。

“政府的重建政策是‘現實的’，大量缺乏先進技能的美國移民將由此獲得工作機會。”美國紡織品及服裝進口商協會（USA—ITA）會長萊莉亞·休斯同時認為，重建美國服裝制造業得到了美國政府、行業機構、洛杉磯和紐約當地團體的支持。

美國政府支持服裝產業的態度非常鮮明。今年，美國政府密集出臺了多項新舉措為扶持紡織服裝業保駕護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項名為“WearAmericanAct”。該法案以期用強制規定促進政府購買美國貨，進而拉動產業回升。具體做法為：擬將現行聯邦政府采購成衣產品中51%必須為美國制造的規定，修訂為所有美國政府機關進行采購紡織及成衣產品時，必須100%采購美國制造的商品。

另外，美國政府方面也在加強培育紡織企業的創新能力。美國全國紡織團體協進會（NCTO）主席卡斯·約翰遜（CassJohnson）說，在過去3年，美國紡織產業已投資超過30億美元，包括在美國建新廠房，生產全球最具創新性的紗線與面料。

可以預見的是，商品采購本土化，本土紡織企業的創新能力培育，將為“美國制造”帶去現實的價格競爭力。

“美國采購商訂單的回流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于在本土采購成本較低。目前，美國從中國進口服裝要繳納16%～17%的關稅，面料的進口稅則在9%～10%。從本土采購這些產品不僅可以節省這部分關稅，而且由于地緣優勢，產品的交貨期也相對較短。”張延愷這樣分析道。

回歸，不單單是美國。歐洲危機中的德國經驗也引發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紛紛效仿。

在歐債危機中，德國因為制造業發達，受影響程度較低。這也提醒了歐洲其他國家，必須擁有一定規模的制造業。目前，德國在近兩年繼續加強招商引資力度，從中國吸引企業到德國投資建廠，使產業鏈更完整。

在這樣的發力之下，權威數據統計，自2010年初至今，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了2.9%，德國和加拿大分別增長了2.4%和1.9%。

穆迪分析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Zandi）由此認為：“美國制造業正處于拐點。制造業就業人數下滑之勢己延續了幾十年。如今，制造業就業形勢開始變得越來越好。”

事實上，美國生產率在過去10年里不斷提高、工資上漲緩慢、美元貶值，綜合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推高了美國的競爭力。而另一方面，以紡織工業在內的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卻開始面臨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縫隙縮小。

據統計，2002—2010年間，以美元計的美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計的日本和德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分別上漲3%和41%。美國與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差距也一直在縮小。過去8年中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國平均工資年度漲幅都達到或超過了15%。

“并逐日競，對辯日爭。”東南亞的“并逐”加上發達國家的“回辯”，中國紡織工業面臨的挑戰無疑將是空前嚴峻的。

“貴”和“難”：揮之不去的成本陰霾

到底是什么在導致中國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下滑？“原料成本、人力成本、融資成本”的三重擠壓，成為了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的“三道坎”。

首先是以棉花為突出代表的原料成本。動蕩，價差，稅收——國內棉企的2012注定是苦澀的。

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國內外棉花價差逐漸拉大，每噸價差最高時已達5000元。一方面，價差不斷拉大，使得國內棉花消費企業更愿意選擇進口棉及棉紗做原料，國產棉除了進入國儲庫以外，市場實際銷售情況并不樂觀，上游棉花生產因此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受進口配額調控限制，很多棉紡企業其實采購不到進口棉，部分企業主要以國產棉為原料，這就造成了高原料成本與低產品售價之間的倒掛，并直接導致棉企虧損，最終使棉市下游需求萎縮加劇。

與棉花價格不穩定相對應的，還有棉花稅收政策的沉重負擔。

據了解，目前，棉花成本占到紡織企業成本的70%左右，而棉花的進項稅率為13%，產品的銷售稅率為17%。進項稅和銷項稅不對等，“高征低扣”的稅收政策在業內飽受詬病。

矛盾與分歧在于，稅務部門認為，紗布是工業品，棉花不屬于工業品。而紡織企業則認為：這種理解有點片面。棉花是農產品不錯，但棉花采摘后不可能直接使用，必須經過加工后才能為企業所用，因此棉花也是一種工業品。

撇開是非不談，對于利潤率不到4%的棉紡織企業來說，“高征低扣”無疑加重了企業經營負擔，削弱了中國紡織品的國際競爭力。國有老紡織企業多屬棉紡企業，從1994年執行至今的“高征低扣”極大地加重了運行成本。據中國棉紡行業對一些企業統計，2006～2008年增值稅稅賦為6.7%，綜合稅賦8.8%。而2008年國家權威機構公布的其他行業平均稅賦率顯示，食品加工3.5%，化工3.35%，建材4.98%，金屬制品2.2%，均低于棉紡行業。

毋庸置疑的是，棉花價格的動蕩不僅直接影響到棉農的收益，也影響到了整個產業鏈的發展。來自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9月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7月全國105家棉紡織骨干企業利潤下降52.1%，企業虧損面為18.4%，虧損企業虧損額同比增加124.1%。

其次，勞動力成本的居高不下已非新鮮話題，而這個并非新鮮話題的反復糾結則在于：紡織工業以往所依賴的“既便宜，又好用”的勞動力資源，不再擁有持續而又新鮮的供給。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抽樣調查顯示，去年紡織業工資平均漲幅在15%以上，但8成以上的企業依然存在用工短缺。許多企業反映，這一代農民工多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和成長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由于紡織TU噪音大、氣味重，再加上勞動強度較大、薪水又不算高，造成了企業招工難、留人難。

另據國際著名人力資源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提供的數據，中國在過去十年里，平均工資年均增速為7%～8%。馬來西亞和印尼在大學畢業生工資方面與中國相仿，但更底層的勞動力成本比中國要低。綜合而言，在與其他新興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最高的，接著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然后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撾。

“貴”，成為了紡織服裝勞動力市場上的主旋律。尤其是習慣于在節后集中爆發的“用工荒”問題，讓企業主慌了心，也在無奈之中荒了地。訂單流失，有了訂單也不敢接，接單質量因為勞動力的不穩定而直線下降，利潤下降導致薪資水平上漲有心無力……種種不良反應在紡織工業體內惡性循環，成為目前紡織工業最難以排解的一塊“心病”。

“其實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用工荒的_現象，從那時起，制造業工人的薪酬水平就一直在上漲。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防最早就提出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消失。”商務部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部副主任李健認為，用工荒很有可能將成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一種常態——“像從前那樣，工廠工資十年不變仍然可以招到工人的日子已經永遠過去了。”

除了原料成本與勞動力成本的“貴”，大企業稅收負擔重，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制約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發展的一個瓶頸。

山東海思堡服飾有限公司這兩年力推自創品牌ASPOP女裝，品牌如今進駐了山東銀座、浙江銀泰等高端百貨商場，銷售漲勢喜人。但搞研發、建渠道的銀行貸款不僅很難批，而且融資成本高達30%。

為了轉型升級，海思堡把企業出口加工掙的錢全都補貼到自主品牌上。但讓董事長馬學強一籌莫展的則是：“銀行利率這么高，不是與國家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背道而馳嗎？”

不僅像海思堡這樣的中型企業深感融資難，即便像蘭雁集團等大型企業也在感慨，要貸款，就要接受承兌、貼現等捆綁條件，年底一算銀行利率高達30%多，都趕上民間高利貸了，對我們實體經濟的沖擊太大了。蘭雁集團總裁姜明表示，2011年銀行受存貸比影響，為增加存款要求企業辦理全額承兌，僅這一項就讓企業比2010年多支出貼現利息4000多萬元。

與融資成本相對應的，還有稅收成本的“割肉”。

據了解，我國紡織企業均需交納17%的增值稅、25%的所得稅，以及土地使用稅、城建稅、房產稅、印花稅、地方教育費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殘疾人基金等地方稅費。這些納稅項目與其它工業企業相同。

杭州鼎貿紡織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無奈地表示：2011年企業的銷售額為1000萬元，扣除成本和各種稅費，企業實際的利潤只有200萬元。

“相比很多企業虧損情況，這個數字還是比較好的結果。2011年壓力很大源于上繳的稅收，在800萬元的支出項目中，員工工資、原材料上漲、設備更新、業務培訓等費用的支出和上繳稅收差不多對半。”這位負責人表示，本來企業2011年要增加自動流水線設備，但現在只能把計劃拖后。

而中國恒天集團有限公司2010年所有上繳的稅收加起來已經占到總銷售額的5%左右，收入相當于企業2個月的銷售情況。雖然從2010年開始，國家放松了出口稅和關稅的征收辦法，但目前增值稅、營業稅的稅率仍然很高，2011年企業生產成本仍較上年提高了20%左右。

從目前來看，這三大成本構成的矛盾化解，若非將外部政策的刺激效應結合內生型動力的塑造，恐難以在短時期內得到快速緩解。直面矛盾，積極尋找對策，紡企必須走上各自的破冰之路。

“冬眠”不如“冬練”：紡企的破冰之路

《中國制造業走向何方——德勤中國制造業競爭力調查2011》認為，每一次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一輪的重大科技革命，帶來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制造業發展。中國制造業應該以危機為契機，融入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在下一輪增長中的競爭能力。

這樣的觀點并非只是“形式主義”的告慰。在產業發展的非常時期，是否可以塑造內生型的核心競爭優勢，依然是決定紡織企業能否在所謂“哀鴻遍野的慘淡之間”，成為“相對份額的市場主導者”。

比如，科技創新對勞動力成本高漲的對抗。

以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調研結果來看，目前棉紡織企業用工水平相差懸殊，有些企業萬錠用工還在150人以上，有的甚至達到180人，而先進企業萬錠用工在30人以下。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既有裝備水平等硬件因素，也與企業管理水平、員工素質等軟件密切相關——如果能夠有效提高員工素質和基礎管理水平，實現組織結構的優化，就能有效降低用工成本并減少對人工的依賴。

再比如，創意設計對原料成本風險的對抗。

一個發現是，那些面向終端消費，以品牌文化作為自身特質的服裝品牌，明顯在溢價能力的空間與價格話語權上，足以對抗原料成本的波動風險。

對創意設計的尊重，使得消費者能夠產生強烈的購買欲望，是中國制造向中國設計完成高位階過渡的不二法則，時尚產業取代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令危機中的紡織工業煥發出新的神采，開拓更為廣泛的價值渠道。

“實際上，紡織工業同時融合了第二產業的制造、第三產業中的商業、媒介、設計等一系列業態，這同時也是時尚產業的應有屬性。”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孫瑞哲在2012時尚產業論壇上表示。

在他看來，紡織工業可以被視作為時尚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擁有相似的創意經濟的價值內核，是創意靈感在特定行業的物化表現，也是新思想、新技術、新文化的物化形式。他預言，紡織工業將會遵循世界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對產業的演進邏輯：即：完成“制造業一服務業一體驗業”的升級。其中，制造業滿足人的一般生存需求，服務業滿足人的發展需求，“體驗業”滿足人的自我實現需求。未來，注入創意設計與文化價值的紡織工業，將成為人類完美時尚體驗的重要構成，也將逐步擺脫對物化成本的簡單依賴。

而對于不同的企業而言，選擇何種“比如”，則取決于其對自身發展基因的審慎檢視。

正如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所言：“說到底，市場衡量成敗，時代培養企業。對于現代企業來說，如果說有什么‘普適’模式，那就是：合理定位，靈敏捕捉市場動向，快速反應，優質服務，以及合理的管理方法。如果有所謂‘終極’理想，那就是：步入良性循環軌道，而具體路徑則是差異化的，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規律。”

比如品牌建設，王天凱認為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去做品牌，而應因企制宜，準確定位。目前，通過市場配置資源，行業里有一批國際國內知名品牌成為龍頭骨干，帶動數以百計的中小企業在相關產業鏈上發揮作用，在這種模式下，中小企業通過做精做專，與大企業良好互動，形成了和諧的產業生態環境。而國家和地方要做的，則是為中小企業提供寬松的市場條件和成長環境。

而在現實路徑的策略選擇層面，紡織企業也在加快摸索各自的冬練術，“與其消極冬眠，不如積極冬練。”以2011年獲得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產品開發貢獻獎”的獲獎企業作為樣本分析，可以發現不同行之有效的破冬之道——

策略一，戰略性調整銷售市場。

例如，歐美市場僅占山東魏橋公司海外市場的20%左右，其主要的海外市場開始調整為日本、韓國、香港以及東南亞國家。

策略二，調整和優化產品結構。

例如，華潤紡織集團在棉花價格大幅震蕩的情況下，增加非棉類產品的比重；弘誠公司實施纖維原料差別化策略，并擴大色織產品的產能，以此提高產品附加值與利潤率：豪盛公司集中力量，主打竹纖維針織服飾。銀仕來在高支高密純棉大提花織物依然看好的時候，將產品開發重點轉向非棉類差別化提花織物，獲得良好的市場收益。

策略三，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例如，海思堡服飾公司開始與東華大學在上海，共同設立研發中心，提升企業設計水平，給國內外客商提供更多設計服務，使得訂單生產由OEM向ODM轉型。

策略四，采取措施緩解資金緊張問題。

例如，蘭雁集團通過加快銷售回款，確保生產經營周轉資金穩定，加快兩項資金占用壓縮，加快資金回籠，力爭全年下降5%。

海思堡服飾公司則通過辦理出口信用保險來規避貨款風險，同銀行簽訂遠期結售匯合同來規避人民幣升值風險。

惠民布魯科紡織公司在銀行貸款難以辦理的情況下，通過公司在昌邑的母公司獲得資金支持。惠民基德采取款到發貨的銷售方式，保證流動資金的正常化。

策略五，強化管理，降低成本。

例如，蘭雁集團進一步打破原有經營機制的束縛，從劃小核算單位、實行多層次經營人手，做到權責一致、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

策略六，實施品牌戰略，延伸產業鏈。

例如，亞光集團以發展品牌家紡為重點，著力提高家紡產品的設計創新能力和加工制作水平，適應家紡產品人性化、時尚化、品牌化的國際發展潮流；惠民基德開始擴建轉杯紡紗產能，自辦服裝企業，并創立時裝品牌，實現紡織產業鏈的上下游延伸。

與紡織企業各顯神通的“冬練術”相呼應，國家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戰略重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這算的上是紡織企業在寒冬里盼來的一輪“政策暖陽”。

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這一中央決策部署成為民間資本回歸實業的重要促進因素。而201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基調則加強了這一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