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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實驗是物理教學的重要部分,是基礎教學不可或缺的環節,物理實驗既能幫學生認知正確的物理概念,增強問題的分析能力,又能培養學生的驗證和探索能力。例如慣性實驗,將幾枚棋子整齊地疊放在水平桌面上,再用一把刻度尺迅速將最底端的棋子擊出,上面的棋子卻不會隨被擊出的棋子移動。實驗雖然簡單,演示卻很成功,吸引了學生,收到了很好的課堂效果,遠比通過老師的講述,用語言形式來呈現收到更好的效果。再如,在講壓力和壓強時,可以設計這樣的實驗:在一個較為結實的無底無蓋的盒子上蒙一張紙(紙面要緊),將一塊磚輕輕地平放在白紙面上,觀察到紙面下凹了些,但紙未破,然后小心地將磚豎立放置,白紙破了,就會自然地引入壓強的概念壓強和受力面積成反比的關系理解更清楚。因此,看似容易理解,無需實驗的地方,恰恰是應當加強實驗的地方。
2改進演示實驗
演示實驗的目的在于使學生對物理現象有清晰的了解,啟發思維活動,以便更好地培養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
2.1改進演示實驗,提高演示實驗的可見度、收看率、成功率
只有清楚明顯,可見度高的物理現象,才容易觸動學生視覺,激發學習興趣,啟發思維活動,同時加強演示前的精心準備,使演示實驗既然做了就必須成功,這樣也有利于提高收視率,有利于提高課堂效果。磁現象演示實驗“同名磁極相排斥,異名磁極相吸引”,課本中實驗簡單但效果不明顯,學生也不易觀察,成功率不高。我們可以把它改為將兩磁鐵分別固定在兩小車上,小車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靜止,且兩車保持一定的距離,撤去外力后,可以看到兩車的運動方向,改變磁極重新演示。這樣顯然提高了實驗的可見度、收看率、成功率。
2.2將一些演示實驗改進為學生分組實驗
這樣做能為學生創造多動手實驗的機會,還可以提高實驗的可見度,活躍課堂氣氛。例如在進行“電流磁場”這一課題教學時,把教材中演示奧斯特實驗安排給學生分組做,實驗器材簡單:一節干電池,一根導線,一個小磁針,實驗時用導線將電池的正負極聯通(要立即斷路),而將小磁針置于導線某一段的附近,可看到小磁針偏轉,在導線周圍的不同位置或改變電流方向時,小磁針的偏轉方向也隨著改變,這個實驗現象明顯,學生易于接受。比起由教師演示效果要好的多,通過學生自己動手做實驗,對電流周圍存在著磁場以及磁場方向和電流方向有關的知識也確信無疑了。
3將驗證性實驗改為探索性實驗
探索性實驗有兩大特點:一是以探究物理規律并培養實驗能力為目標;二是可以充分體現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原則。對好動腦的學生來說更能引起他們的求知欲,同時可以培養學生觀察、探索、研究、獨立獲取知識的本領。例如在做決定導體電阻大小因素的實驗時,可以讓學生去探索導體的電阻在溫度不變或變化不大時,導體的電阻可能會和哪些因素(比如長度、橫截面積、材料等)有關,有什么樣的關系呢?學生可以探索去保持其中兩個量而改變另外一個量,在探索中最后得出結論,同時也增加了他們的成就感。
4充實學生分組實驗內容
一、CAPM的理論意義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設
任何經濟模型都是對復雜經濟問題的有意簡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設是將證券市場中所有投資人視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個人,并且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還繼承了證券組合理論的假設。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證券市場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對稱;無風險證券存在,投資者可以自由地按無風險利率借入或貸出資本;投資總風險可以用方差或標準差表示,系統風險可用β系數表示。所有的投資者都是理性的,他們均依據馬科威茨證券組合模型進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資決策;證券加以不征稅,也沒有交易成本,證券市場是無摩擦的,而現實中往往根據收入的來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額按政府稅率繳稅。證券交易要依據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戶的自信交納手續費、傭金等費用;除了上述這些明確的假設之外。還有如下隱含性假設:每種證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從正態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計;每項資產都是無限可分的,這意味著在投資組合中,投資者可持有某種證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論的內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資組合的期望收益率,Rf為無風險報酬率,E(RM)表示市場組合期望收益率,β為某一組合的系統風險系數,CAPM模型主要表示單個證券或投資組合同系統風險收益率之間的關系,也即是單個投資組合的收益率等于無風險收益率與風險溢價的和。
2.理論意義。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認為,一項投資所要求的必要報酬率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1)無風險報酬率,即將國債投資(或銀行存款)視為無風險投資;(2)市場平均報酬率,即整個市場的平均報酬率,如果一項投資所承擔的風險與市場平均風險程度相同,該項報酬率與整個市場平均報酬率相同;(3)投資組合的系統風險系數即β系數,是某一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與市場證券組合的風險程度之比。CAPM模型說明了單個證券投資組合的期望受益率與相對風險程度間的關系,即任何資產的期望報酬一定等于無風險利率加上一個風險調整后者相對整個市場組合的風險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額外補償也就越高。這也是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主要結果。
3.CAPM理論的主要作用。CAPM理論是現代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過預測證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標準差的定量關系來考慮已經上市的不同證券價格的“合理性”;可以幫助確定準備上市證券的價格;能夠估計各種宏觀和宏觀經濟變化對證券價格的影響。
由于CAPM從理論上說明在有效率資產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項資產的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已經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風險盡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論上的抽象和對現實經濟的簡化,與一些實證經驗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為抓住了證券市場本質的經典經濟模型。鑒于CAPM的這些優勢,雖然我國股市和CAPM的假設條件有相當的差距,但沒有必要等到市場發展到某種程度再來研究CAPM在我國的實際應用問題,相反,充分利用CAPM較強的邏輯性、實用性,通過對市場的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有利于發現問題,推動我國股市的發展。
二、CAPM在我國市場的實證研究結論
CAPM理論存在著較為嚴格的假設前提,并且它將證券市場假設為一個理想的簡化的抽象的市場。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例如市場的有效性,信息的獲取時原成本的,每個投資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進行投資決策進行資本配置,不存在資本的介入和貸出限制;再者,CAPM理論將所有的系統風險系數都歸于一個(相對風險)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對單個證券受益率的影響;再者,CAPM理論假設市場證券組合中有足夠多的證券從而將證券的非系統風險完全抵消掉。面對這些假設和條件,即使是在較為成熟的證券市場中也不可能滿足這些條件。因此,在前提條件不能嚴格滿足的條件下,CAPM在各個證券市場的就有適用效果的區別,也即是CAPM的理論指同現實市場的符合程度。同樣,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相對較晚的情況下,我國的證券市場還不成熟,不能滿足市場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場上斷線投機的目的大于投資的目的,大多數投資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資者,投資決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斷線投資盲目的跟莊。所以CAPM在我國的應用效果將會同實證結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從1990年開始。許多國內學者就對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
在施東輝(1996)所作的實證分析中,發現系統性風險與預期收益呈現出一種負相關的關系,非系統性風險對股票收益有著重要的影響。系統性風險與預期收益不存在明顯的線性關系。陳小悅、孫愛軍(2000)檢驗CAPM在中國股市的有效性,結果表明β對中國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釋能力,從而否定了其在中國股市的有效性假設。楊朝軍、邢靖(1998)對我國股票市場的價格行為進行了研究。目的是檢驗風險和收益的關系是否符合CAPM理論。研究結論表明我國股票市場風險和收益關系并不如CAPM理論所預期的那樣,系統風險并非是決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響股票收益率,這些因素是:股本規模、可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凈資產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對收益影響的重要性隨時間而變化。靳云匯、劉霖(2001)中國股票市場CAPM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否存在無風險資產,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場組合的市場綜合指數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僅與β之外的因子有關,而且與β之間的關系也不是線性的。
諸多的實證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適用于中國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釋變量不只限于β還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偏大的問題,使得CAPM所強調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消除非系統性風險來降低風險,無法發揮明顯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價與CAPM描述的機制有一定的偏離。我們只能說CAPM目前還不太適用于我國證券市場。
所有關于CAPM模型在我國股市的實證研究表明,CAPM還不適用于我國證券市場,β還不能包含所有影響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與β的相關性并不顯著。
三、CAPM在我國證券市場應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國證券市場應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首先,在取得合適的、準確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場收益率這些數據上有難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國證券市場發展時間不長,市場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于應用CAPM市場條件不夠成熟。
(一)我國證券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場。CAPM是建立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之上的,如要求證券市場必須是有效市場便是其中很關鍵的一項假設。所謂有效市場,指資本市場不存在資本與信息流動的障礙,即沒有任何摩擦阻礙投資。潛在的阻礙有稅收、交易成本、無風險借入和貸出的利率差等,但這些都在后來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慮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側重于討論存在個人收入稅的情況,描述不能以無風險利率借貸時的CAPM的零貝塔模式等。我們在這里針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特點,可以將目光轉到信息公開化程度、股市規模這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2.信息公開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開化,每一位投資者均可以免費得到所有有價值的信息,且市場信息一旦公開,將立即對證券價格產生影響,并很快通過證券價格反映出來,只有這樣證券價格才是其價值的真正反映,定價機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國,信息披露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規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條項,內容、時間等技術性缺陷致使信息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全面公開;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責任者對各市場主體弄虛作假,特別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順利上市發行,竟然串通中介機構,過份包裝本公司形象,甚至內外串謀炒作本公司股票,誤導投資者。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投資者并不是公平的獲得真實的信息,而那些虛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誤導市場的作用,證券價格發生嚴重偏離,少數的信息操縱者通過操縱股價來獲取超額利潤,即信息壟斷導致市場壟斷。諸多實證研究表明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弱勢有效市場,信息公開程度太低。
3.證券流通比例較低。根據CAPM的假設,每一個投資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預期且按照馬克威茨方法來選擇一種組合,那么當市場達到均衡時,市場組合應是一個馬克威茨有效組合。因此我們所選取的代表市場收益率的股票價格指數應符合這樣兩個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場價值相當大的份額,并要按照股票市場價格的價值平均加權法編制。現在普遍采用的上證和深證綜合指數都是依據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價格按加權平均法編制的,表面上似乎較好地反映了市場證券組合的特征。但問題在于,股票發行量中的國家股和法人股約占總股本的70%—80%,卻不能上市流通,將它們計入權數范圍內,所編制的指數只能反映潛在的流通市場,而不能反映流通現實市場股價的真實狀況。將之作為市場組合收益率的代表,顯然存在不合理性,而這將有待于國家股,法人股成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對CAPM更具適用性的市場指數。
4.投資者結構畸形,投資觀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資者都運用馬克威茨投資組合理論分析、處理信息,從而采取同樣的投資態度在此基礎上再考察證券的定價機制。因此,投資者的決策的科學性和嚴密性是CAPM對現實市場有較強適用性的一項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國投資者的構成情況。1998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在上海證券登記公司開戶的1988.64萬個投資者中,個人投資者多達1982.48萬個,而屬于機構開戶的投資者僅有6016萬個,個人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之比為322:1.2.可以說,中國股市實際上是以個人投資者為主體的股市,且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素質普遍較低,經驗不足,尤其缺少專業方面的知識。從全國所有證券交易網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場情況也可以體現出他們入市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數做短線炒作投機。那么要求這些投資者對預期收益率、標準差、證券之間的協方差有相同的理解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即使是機構投資者,名副其實的也為數極少。這些所謂的機構大戶只能在股市上憑借其資金充足、信息靈通等優勢進行短線投機,并不是憑借專業投資家的素質來實施理性的、科學的操作。
(二)CAPM的假設在我國證券市場不能成立
1.證券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基本不成立。多數統計數據表明:各種證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從正態分布。但是,由于投資的計劃期一般比較短(如一個月),在此期間股票價格波動有限,因此短期內股票收益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計劃期為一年或更長時間,這時股票收益分布確實可能出現偏移。幸好我們使用模型的正態分布假設是關于股票組合的。而不是單個股票,由于多種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會彼此抵消,根據中心極限定理,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還是接近于正態分布的。這時就要求我們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時,所選股票的數目應盡可能地多,并盡可能選相關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統計上符合中心極限定理的要求。
2.無證券交易成本的假設在我國根本不成立。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和印花稅,買進賣出一次高達1.5%,相當于一年銀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費用是成熟證券市場(如香港、美國)的3—4倍。這也要求我們的管理層能從長期發展考慮,降低交易費用和印花稅。以便達到活躍市場、發展機構投資者的目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CAPM的這些前提假設都不能完全滿足,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國證券市場的使用環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國的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過大無法使非系統風險通過資產組合多元化來完全分散風險;此外模型在使用過程中樣本數據的選取難以滿足模型的要求。從而得出變量的值同理論要求有所偏差,進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誤差,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國證券市場的應用效果受到限制。但這并不排斥CAPM理論的邏輯性、所以在實際應用中應該充分考慮到變量取值的誤差和應用CAPM在各種限制條件下的各種修正模型。
四、改進的措施和改進模型的應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對現實證券市場的一種簡單的抽象,但它是研究問題的基礎。在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許多條件都不能滿足其嚴格的假設前提的條件下,必須對CAPM的應用做出相應的改進,實際上自CAPM模型問世以來,許多金融學家都致力于對它的發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現實的需要。一般來說,有兩種擴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設定的一些假設。二是考慮證券投資者面臨的除不確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風險。這里只討論前一種情況,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慮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沒有元風險借貸假設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種種重估中,民族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一些事實也提醒我們,在上個世紀初的文化變革中,先行者們在破壞的同時所進行的建設行為,恰恰就是從這個方面著手的。北大民俗學派的創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時參與了文學革命。周作人對民俗學、民間文學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對兒童文學和文化的倡導,都顯示出他的文學建設熱情。綜觀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很少有人能夠重視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的研究。在五四那個狂飆突進的文化環境中,他們能夠進行非常扎實的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的倡導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現在的當代文學史寫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夠注意到這個領域的文學狀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兒童歌舞劇《馬蘭花》,以及當時排演的很多兒童戲劇,發表的兒童文學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學本質。為什么像李揚這樣的人能夠孜孜不倦地從《紅巖》當中發掘本不存在的現代敘事倫理,而忽略這些在天然文學庇護下的虛弱的詩性生長?這是個悲劇。民間文學現實并不僅僅像想象的那么簡單,它有豐富的內容:民刊、民謠、潛在寫作、民間故事。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嚴肅文學。而它被忽視,只能說明研究者還處在前現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學觀中,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耐心去梳理漢語寫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賀仲明:曾經有一個提問“我們的文學是為什么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不像他當初設定的那么簡單,但這個問題其實在任何時候都存在,對任何作家都是一個警醒。確實,你為什么而寫作,為自己,為社會,為現在還是為將來。每個人都逃不開這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直接影響著作家的文學態度和文學方向。汪政剛才談的問題都和這個問題直接相關。像大眾化問題,其要點就是關注現實,不關注現實會有大眾化嗎?這種關注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價值的,當然,不同時代情況不一樣,也不能簡單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現實是難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實,每一個優秀作家都有對現實對人類博大的愛,這種愛是他創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觀察二十世紀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極端“政治化”的問題,依我看,就像中國人的現代化的夢想和焦慮。這種日常生活的極端“政治化”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經驗。日本政治學家加藤節認為:“對現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領域已經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這是我們生活的時代的特征。”回過頭來看20世紀的中國,一個世紀的時間,有大半個世紀,如加藤節所揭示的,戰爭與革命的政治極端狀態幾乎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從世紀初的到世紀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極端狀態的政治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戰爭、黨爭和黨內斗爭在內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來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得到自足性的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人們對那些所謂“純藝術”的文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對那些與政治緊密相關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則多少有所怠慢。這是對過去那種庸俗社會學的研究方式的一種反撥。但作為批評和文學史的研究,應該更冷靜一些,應努力避免情緒對其科學評判帶來的干擾。因此,當我們面對閻連科的《受活》、畢飛宇的《平原》這樣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評家所無法回避的中國經驗吧。
賀仲明:畢飛宇和閻連科的這種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強烈的本土經驗之上的,這也是他們兩部作品的價值所在。當然,本土經驗的內涵很豐富,不是簡單的題材或語言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在今年的《鐘山》第一期的對話上已經談過——需要總結的地方很多。我習慣從作家主體方面來思考問題,我覺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許是最關鍵的。
何平:魯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以為這應該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家寫作的起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驗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經驗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類性的。
張光芒: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再動輒用“××化”的方式表達見解,或者動輒用一種“××化”反對另一種“××化”,已經顯的不無淺顯和幼稚的色彩了,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加強“××問題”的意識,通過創作加強對中國經驗的挖掘能力和對中國問題解決的能力。
傅元峰:對,可以說,二十世紀至今的很多珍貴的中國經驗還沒有被敘述出來。比如“苦難”。中國苦難是具有相當的典型性的。早期鄉土文學、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經驗、對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變遷的歷史重敘、當下面對底層的寫作,都不斷觸及到苦難的主題,但是,我仍然覺得,中國苦難沒有真正進入敘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沒有進入敘事的中國經驗是動態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斷被后續經驗涂改。中國當寫作作的處境艱難,文學生態堪憂。但是,其間存有的獨特的中國經驗是不應該被遺落的。在中國經驗的衍生中,現在正是“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的敘述關節點。可惜,當代作家普遍沒有這種拾荒的緊迫感。
王暉:在“苦難”之外,我覺得“憂患意識”、“頌歌情結”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們總結的“中國經驗”,如果說有什么“中國經驗”的話,我也把這個詞認定為褒貶傾向并不明顯的中性。當然,實際上這里的所謂“經驗”,我覺得還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它應該包括中國政治文化社會中“正”和“負”,或者中間狀態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對于“中國經驗”,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是認真地發掘、批判地審視和充分地揚棄。
何言宏:我們都在討論中國經驗的問題,我剛才也說到了中國經驗的表層經驗和深層經驗。我還想提醒大家注意,我們在強調書寫中國經驗或本土經驗時,千萬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對個體經驗的忽略。我以為,中國經驗的書寫,還是應該以個體經驗作為基礎。現在有很多書寫底層的文學作品,我們往往肯定了它們對中國經驗的書寫,但在同時,我們可能也不滿足,其原因,就是個體經驗的缺乏。這些作品對中國經驗的書寫,不僅很多是表層的,而且也是沒有個體經驗作為基礎的。我這里所說的個體經驗,并不是說你是民工,或者說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簡單。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國文學或者說我所期待的現代民族敘事倫理對于中國經驗的書寫,應該是充分“辨證”的。當然這種“辨證”,還應該體現在美學的層面。
中國古代舞蹈不同的時期的形態都或多或少的對戲曲舞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戲曲藝術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之所以稱戲曲藝術是中國古典舞的終結形態,也正是因為它融合了中國古代舞蹈從上古巫樂到宮廷舞蹈再到民間歌舞表演形式的精華,并能集中體現我們民族文化精神和審美意識的舞蹈形態。“圓流周轉”的運動時空觀。從戲曲舞蹈運動方式來看,包含著“欲左先右”“圓弧軌跡”的運行,并且還包含有“反復其道”“極則復反”的宇宙時空運行規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圓場步”等一系列的畫圓動勢。這樣的動作形態正好與道家的“陰陽轉化”不謀而合。可以說戲曲舞蹈的動作是糅合了中國古代思想發展而來的,這種“圓流周轉”的運動時空觀是戲曲藝術沉積的歷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體審美觀。由于這種獨有的“圓”的運動方式是寄附于人體之上的,在戲曲舞蹈形態中還會沉積我們民族的人體審美觀。中國古典舞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通過對人體的限制來體現“行云流水”的審美意象。所謂“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觀體態而重人的內在品行,這就與西方崇尚自然美、愛好人體藝術的思想有著本質的差異。然而這種對文化審美的限制也導致了在服飾上對人體的限制,演變到最后則成為了對女性身心有極度破壞的“纏足”。
二、中國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對當今古典舞發展的利與弊
中國古代舞蹈在從民間向宮廷和古典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把歌舞樂完全的分離,而是更好的吸收了這一經典的結合方式,有了更高層次的觀賞價值。不僅是中國,亞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發展中趨向于三位一體的傳承,如中國的戲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鮮宮廷的“唐樂呈才”。從古到今“歌舞”兩個字從來分不開,人們不管是在節慶活動時,表達愛情時,表達豐收的喜悅時,還是在祭祀、儀式活動中,都會出現舞者邊跳邊唱的場景,不少活動中舞者還會拿著民族樂器,邊奏邊舞蹈,或是眾人在旁邊邊唱邊奏樂,舞者在中央舞蹈,這樣充分調動了群眾的情緒,讓每個人把自己的喜悅和情感宣泄出來,自娛性強。在中國古典舞蹈音樂向戲曲轉化的過程中,這種歌舞樂三者結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漸認可和確定下來,京劇和各地的地方戲曲也被當做一種完整的藝術形式被后人傳承和表演著。
與中國對比,在同一時空發展的西方藝術則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劇和一場表演的席間休息時段表演,后來才逐漸發展為獨立的藝術。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開。我們不能說那種藝術形式更勝一籌,但是對比芭蕾的繼承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對經典的戲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繼承下來的傳統劇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對芭蕾的熱衷程度,我們對戲曲的熱衷就遠不如人。雖然歌舞樂的結合,讓我們的藝術發展到了一個高度統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經典古代舞蹈并沒有被我們繼承和發展,這也許就是文化高度結合的一個弊端。然而,芭蕾藝術在眾多藝術家的努力之下,逐漸發展為獨立的表演,我們不會看到芭蕾舞者在舞臺上又唱又跳,他們表達情緒的方式只有肢體語言。中西對比來看,并不能簡單的說那種形式更勝一籌,可以肯定的是單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樂的結合都不能滿足我們對于古典舞蹈繼承和發展的需要。西方的藝術家們也在反思自己的藝術發展之路,在很多人厭倦了芭蕾的單調后,他們也在向歌舞樂結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藝術形式——音樂劇。而中國的藝術家同樣也該反思,我們的優秀傳統藝術不僅是各種戲曲表演,還有漢代的百戲、唐代的宮廷燕舞,宋代的純舞等,既然在戲曲之前有如此多優秀的古典舞蹈,我們就應該學習和繼承它,而擔此重任的中國古典舞系在這條路上還需要走的更遠。
三、當代中國古典舞建構的反思
建國以來,北京舞蹈學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古典舞領域,開始發展當代的中國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戰亂局面,藝術文化已經被長期的忽視而發展緩慢,所以在建國初期,中國的舞蹈事業剛剛起步,中國古典舞的發展也幾乎是大多借鑒了戲曲的動作語匯,而學生的訓練體系也只是選擇芭蕾的教學方法,并沒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韻”課的創建和施行才逐漸改善了中國古典舞的教學和創作,然而這并沒有從根本改變已形成的芭蕾訓練體系和風格化古典舞的矛盾關系。直至現在,中國古典舞系仍舊存在這樣的矛盾。就現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鑒戲曲舞蹈的精髓是無可厚非的,畢竟戲曲舞蹈是從中國古代舞蹈發展而來,并且秉承著中國古典的歷史文化精神和審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說過,中西方的審美差異導致了兩者的審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訓作為古典舞系學生的基本訓練體系當然不太合適,這也就是當代古典舞功能與風格的沖突。特定的訓練體系對應特定的身體功能,這樣才能使這個學科逐漸完善。從編創角度講,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古典舞,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參賽或者演出時難以定義舞蹈類別,既然這樣,與其“掛羊頭賣狗肉”還不如直接改變方向叫“中國現當代舞”。其實,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沒有什么不好,西方現代舞給中國的舞蹈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東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產物,“中國舞蹈”有這樣的創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這個創新下面我們仍然不能丟掉的是“中國古代舞蹈”的這塊牌子。
近幾年漢唐體系的建立可以說是古典舞的一大發展,漢唐舞蹈具有中國古代舞蹈文化的相當代表性,發展漢唐舞也能體現出古典舞系建構的多元探索,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孫穎老師的不懈努力。提到孫穎老師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經典舞蹈,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潛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現在還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劍”,現代社會的“短、平、快”讓很多學者心浮氣躁,這也就是我們擔心,前人在恢復古典舞經典的同時,一些人又開始破壞它。縱觀這次桃李杯舞蹈比賽,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覺得現在的節目都經不起仔細的推敲。僅僅穿上古典的服飾,再套上個賦有詩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嗎?在這個浮躁的社會里,人們都很難靜心潛修的去研究和學習一下東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沒有什么推敲的價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藝術體操呢。文化內涵、歷史背景、情感表達、藝術價值,這些都是舞蹈區別于體操的重要因素。因此,從舞蹈本體入手,深挖、細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稱得上有學習意義和觀賞意義的劇作。
四、結語
[關鍵詞]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利率市場化;同業拆借利率
一、引言
利率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利率管理體制改革的既定目標。基準利率的確定是利率市場化的核心內容。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anghaiInterbankofferedRate,簡稱SHIBOR,下同)2007年1月4日正式運行,SHIBOR的推出是央行培育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嘗試,為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從數量型轉向價格型創造了條件。SHIBOR的生成是建立在市場化基礎之上的,從SHIBOR的構成來看,它由貨幣市場上交易相對活躍、信息披露比較充分的銀行間拆借利率構成,而這種拆借利率的形成機制又基本上是由資金供求雙方在市場上通過競價來決定,屬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利率。
本文從我國貨幣市場的實際情況出發,選取SHIBOR與債券回購利率、央行票據收益率進行定量分析,用以檢驗SHIBOR對債券回購利率、央行票據收益率是否具有引導作用,同時檢驗smBOR不同期限利率的相關性以及與重要宏觀經濟變量(以貨幣供應量為例)的相關性情況。通過實證研究來檢驗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合理性以及與其他貨幣市場利率的聯動效果。
二、SHIBOR的推出及運行分析
2006年,中央銀行推出了SHIBOR作為貨幣市場的參考指標。2006年10月8日SHIBOR開始內部運行,2006年12月1日開始外部試運行,2007年1月1日起對外正式。SHIBOR自推出一年多來運行平穩,每日由各期限檔次的sHIBOR利率形成了一條由隔夜到一年期的完整的利率曲線。2007年SHIBOR的交易達成22250筆,累計成交106465.68億元,成交量同比增長399.09%。年內信用拆借加權利率整體呈現小幅上漲,年末收于2.434%,同比增長8.18%。
從期限品種看,除1年期的拆借交易量略微有所下降外,其余期限的交易量均大幅上升。其中以隔夜拆借為主,成交80304.68億元,占全部拆借交易量的75.43%,同比增長1174.37%,一周同業拆借交易量為21780.1億元,占全部交易量的20.46%,同比增長70.14%。7天以內(包括隔夜)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交易量的95.89%。各期限的加權利率均有大幅上漲,其中6個月期的拆借加權利率漲幅為76.95%。盡管同業拆借利率的分布正在朝多元化發展,但隔夜、7天拆借交易量占到90%以上,已經成為貨幣市場的主導性利率,同業拆借市場的短期融資功能正在逐步加強。
三、SHIBOR作為基準利率的實證研究
SHIBOR目前已初步具備了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條件,以下本文就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有效性進行實證檢驗。本文采用相關性檢驗、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對SHIBOR作為基準利率進行實證研究。待檢驗命題是:(1)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間的相關性情況;(2)SHIBOR與其他市場利率之間是否具有非對稱的關系,即SHIBOR的變動能夠顯著影響其他利率,但其他利率的變動不能對SHIBOR產生顯著影響;(3)sHIBOR與重要的國民經濟指標(以貨幣供應量為例)之間的相關性情況。
(一)樣本的選擇及數據說明
在檢驗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間的相關性時,我們選取隔夜(O/N)、1周(1w)、2周(2W)、1月(1M)、3月(3M)、6月(6M)、9月(9M)、1年(1Y)八個必報品種的SHIBOR周加權平均利率,樣本區間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有效樣本95個。
在進一步檢驗SHIBOR與其他市場利率之間的非對稱性時,我們選取利率體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利率進行計量分析,包括債券回購利率、央行票據利率,其中債券回購利率選取隔夜(R001)、7天期(R007)的回購定盤利率為代表,央行票據利率選取3個月期、1年期的央行票據利率。隔夜、7天期SHIBOR與回購利率進行檢驗時,選取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日交易數據,共計有效數據251個;央行票據的發行基本上每周發行1期,故我們采用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的周數據,缺少的發行期采取上下相鄰兩周的算術平均數,3月期SHIBOR(IB03M)和一年期SHIBOR(IB01Y)采用周加權平均利率,樣本期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樣本95個。
在檢驗SHIBOR與重要經濟指標的相關性時,我們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SHIBOR月加權平均數據,樣本期間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
SHIBOR數據來自SHIBOR網站債券回購利率來源于中國貨幣網公布的隔夜回購定盤利率和7天回購定盤利率,央行票據利率來源于中國債券信息網,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文中所有數據處理均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
(二)SHIBOR各期限利率的相關性檢驗
從圖1可以看出,各期限SHIBOR有很強的相關性,其走勢基本相同。當然,要確切地知道各期限的相關程度,還需觀測其相關矩陣(見表1),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SHIBOR各期限品種有很強的相關性,其相關程度在0.78以上,其中中長端SHIBOR相關性更強,如3月期與6月期、9月期SHIBOR相關程度在0.99以上,短期SHIBOR的利率期限結構之間的相關程度稍差一點,但基本也都在0.8以上。SHIBOR內部各期限利率之間具有較好的聯動效果。
(三)SHIBOR與債券回購利率的實證研究
目前銀行間債券回購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回購(R001)和7天期的債券回購(R007)上。進入2008年以來,貨幣市場的回購利率和SHIBOR利率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特別在2008年lO月以后,利率下降的速度加快,這與市場中資金供求情況較為吻合。
1相關性檢驗
我們對R001、R007與同期限的SHIBOR相關性進行實證研究(見表2),發現R001、R007與同檔期的SHIBOR(IB0001、IB0007)存在著高度相關,高達99.9%以上,這一點從其走勢上也可以得到較好的說明。表明在我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與債券回購市場之間的聯系較為緊密,由于兩者都是市場利率,是相互影響的關系。
較高的相關性不一定意味著存在因果關系,為了弄清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需要進行Gr~ger因果檢驗。Granger(1986)指出:如果變量之間是協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協整情況下,任何原因的推斷將是無效的。這樣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運用E—G兩步法檢驗其協整性,在做協整檢驗時要求變量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首先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運用ADF檢驗方法對R001、R007和IB0001、IB0007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AIC和SC準則計算,最大滯后期為15。
2Granger因果檢驗
由于各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并且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可以對它們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表3給出了在AIC和SC信息準則確定的最優滯后期下,各序列之間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在5%的顯著水平下,檢驗結果接受了原假設隔夜SHIBOR和回購利率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其概率為0.77974和0.98804。而7天期SHIBOR和回購利率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互為因果關系,也就是說7天期同業拆借市場和回購市場之間存在著雙向的信息傳遞過程,即信息由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向回購市場傳遞,同時回購市場的信息對同業拆借市場也具有一定影響。在短期端SHIBOR初步具備了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條件,但是易受回購利率的影響。
為什么會產生上面的現象?首先,隔夜SHIBOR和回購利率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回購市場作為較早實現市場化的市場,市場交易量大,交易行為活躍,市場主體的利率敏感性高,能夠對央行的宏觀經濟調控信息和市場的其他信息做出快速的反映,利率水平能夠做出快速調整,尤其在短期(如隔夜)兩者間很難相互影響,故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而7天期SHIBOR和回購利率兩者之間互為因果關系。具有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雛形的SHIBOR能夠較為敏感地反映市場資金的流動性和預期情況,對回購利率具有較好的引導作用,我們可以從它們之間較高的相關性以及因果關系中可以看出。同時7天期回購利率對同期SHIBOR也具有一定影響,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與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相比,回購市場上的交易主體、交易對象更為豐富。從最初僅限于商業銀行,發展成為以商業銀行為主體,涵蓋其他各種類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交易工具也從最初的以單一的國債為主,發展到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中央銀行票據為主。交易主體以及交易對象的豐富,使得回購利率能夠在市場信息傳遞方面表現的更具優勢,對SHIBOR具有重要的影響。
另一方面,與回購市場交易主體的風險性偏好有關。SHIBOR是以信用拆借交易為主,其市場的違約風險要大于以債券抵押為主的回購市場,而作為交易主體的商業銀行根據安全性經營原則,為了降低風險,更加偏好于風險程度較小的回購市場。導致回購市場的規模一直遠大于拆借市場,回購利率在市場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回購利率的變動能夠對SHIBOR產生影響。
(四)SHIBOR與央行票據利率的實證研究
1相關性檢驗
央行票據的發行主要集中在1年期以下,以3月期(CBNB3M)和1年期(CBNRlY)央行票據發行為主,而且基本上每周發行1期。3月期、1年期SHIBOR(IB03M、IB01Y)與同期限的央行票據利率相關性較強(見表4),其中IB03M和CBNR3M的相關系數為0.9331,IB01Y和CBNRlY的相關系數為0.8465。
2Granger因果檢驗
由于各序列都是二階單整的,并且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可以對它們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表5給出了在MC和sc信息準則確定的最優滯后期下,各時間序列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在5%顯著性水平下,原假設3月期、1年期SHIBOR不能作為同期限央行票據利率Granger被接受,而3月期、1年期央行票據利率不是同期限SHIBOR的Granger原因被拒絕。也就說SHIBOR與同期限央行票據利率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即央行票據利率是SHIBOR的Granger原因。SHIBOR與同期限央行票據利率之間存在這種單向的因果關系,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SHIBOR自身角度上看,SHIBOR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7天等短期品種上,長期端交易不夠活躍,市場占有份額較低,如2008年SHIBOR的3月期、1年期交易額為445億元、185億元,遠遠低于央行票據的13520億元、22940億元。交易量萎靡使得SHIBOR難以對央行票據利率產生影響。
其次,央行票據具有市場性和政策性的雙重特征。市場性是央行票據由招投標機制決定的,不是由央行決定的,交易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較大的交易量,使得央行票據利率在遠期端具備了作為貨幣市場產品進行定價的重要參考;政策性是因為央行對央行票據賦予一定的貨幣政策意圖,往往被中央銀行用作調節短期貨幣供應量的工具,使得央行票據利率的變動能夠間接反映市場資金的情況,并代表政府的政策意圖,對SHIBOR具有較強的引導作用。
(五)sHIBOR與貨幣供應量的相關性檢驗
SHIBOR與重要國民經濟指標(如貨幣供應量、GDP、CPI等)相關性是檢驗其作為基準利率的重要指標。限于數據的可得性,選取SHIBOR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為代表的國民經濟指標進行相關性檢驗。根據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加權平均利率,可得出SHIBOR和貨幣供應量的相關性(見表6),我國SHIBOR與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負相關,但是相關關系不強,表明SHIBOR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尚未完全體現。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