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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策劃實施者
為使期刊順應時代的發展,編輯要有調研、策劃和推廣實施的能力。首先要對自己刊物有清晰的認識,并與同類型的期刊作對比分析,結合時展的要求,制定符合自身刊物的發展目標,與同伴共同朝著目標努力。科技期刊的網絡出版是多媒體出版時期出版者的共同目標。編輯應不再滿足于借助知網、萬方等數據庫進行網絡出版,而應策劃、研發集網絡投稿、在線審稿、網上辦公、同步出版等服務一體化的網絡平臺。現在讀者獲取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不僅是紙質閱讀,如網絡閱讀、光盤閱讀、手機閱讀等方式也層出不窮。編輯要順應潮流,不斷進步,適應出版新形勢的發展。醫學期刊編輯不但要策劃全局,細節也不容忽視,要制定一些策略,更好地促進期刊發展。如為科研項目作者開設綠色通道;與優秀作者保持聯系,鼓勵其多寫好文章,爭取穩定稿源;對部分潛在的作者要熱情、耐心,加強溝通,取得其信任,增加稿源,擴大影響力。醫學期刊編輯平時要利用文獻檢索及時捕捉醫學研究的前沿和熱點問題,積極聯系相關潛在作者,為其提供支持和幫助,鼓勵其撰寫相關文章,以求期刊在內容上處于優勢。另外,欄目具有導讀、分類和索引功能,醫學期刊欄目的策劃具有重要意義,編輯應結合相關專家的建議,策劃出個性鮮明、適應作者需求的欄目,以求期刊的更好發展。總之,醫學期刊編輯要正確定位自身角色,及時更新觀念,不斷探索,在選題策劃、欄目策劃、經營策劃方面下工夫,不斷創新,推進期刊的發展。
1.2學術審定者
編輯承擔著傳播社會文化、維護作者權益的責任,所以編輯是科技期刊的“把關人”,既是傳統角色,也是主要角色,是整個期刊出版的中心環節。醫學期刊作為醫學科技成果和學術交流的平臺,其編輯人員要做好把關工作,在明確期刊的辦刊宗旨和報道范圍的前提下,除了把關醫學論文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問題,還要正確應用網絡產品———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杜絕抄襲、剽竊、篡改等學術不端行為,要以敏銳的判斷力,判斷稿件的科學性和創新性,能夠發掘其真正科學價值,最后結合專業科學領域專家的外審意見,對稿件給予準確公允的評價。進入全媒體時代,網絡出版的低成本和開放性、便捷性以及人們對“快餐”文化的需求,使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通過網絡論文與成果。在網絡海量信息增長、市場經濟影響以及目的不純潔性的促使下,出現了許多“非審定性”的“發表”,導致科學論文良莠不齊,使其科學性與權威性受到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文章進行學術審定的編輯工作則顯得尤為重要,編輯要增強學習意識,積極累積專業信息資源,了解最新發展成就,以專業的鑒定能力,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去偽存真,堅守科技論文的把關職責,保證科學研究的純潔和公正。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醫學分科越來越精細,學科之間的交叉也越來越多。在審稿過程中,醫學期刊編輯要借助于學科專家的審稿意見以及自身專業素養決定稿件的取舍。循證醫學是醫學領域的新學科,在循證醫學實踐的過程中,醫學期刊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在醫學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成果是臨床決策的最佳來源,因此醫學期刊編輯的學術審定身份起關鍵作用。編輯要對其臨床資料的準確性、試驗方法和治療方法的合理性、統計學方法的正確性等方面進行審查,準確評估稿件的價值。隨著倫理醫學對醫學臨床的影響,醫學期刊編輯要依據醫學倫理學的規范,注重文章所涉及的實驗動物的倫理道德問題,避免影響期刊的內容質量。
1.3技術加工者
技術加工者是編輯主要傳統角色之一,優秀論文在與讀者見面之前不但要經過編輯和審稿專家的把關,更要經過編輯工作者的技術加工。編輯的技術加工要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內容上要在尊重論文原稿前提下,對學術論文價值進行再創造,對語句成分殘缺或表述不清進行修改,達到用詞準確、表述精煉,要把好語言文字關。形式上要調理論文的整體格式與體例,規范表達方式與書寫方式,調整圖表格式與編排等,保證文章符合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全媒體時代不僅帶來期刊出版模式的變革,由紙質出版變為網絡出版,對科技期刊編輯業務工作也帶來深刻的影響和挑戰,由傳統的單一、靜止、平面的方式轉變為復雜、立體的形式;由傳統紙質手工操作方式轉變為熟練應用Word、WPS文字編輯軟件對稿件進行編輯加工。在編輯加工過程中要求編輯具有在海量信息中收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能夠通過搜索引擎以及專業數據庫中的信息,查證論文的一些內容并能正確給予修改或指正。編輯可通過計算機的畫圖功能或簡單的制圖軟件,對圖片進行處理,提高其質量以達到刊物的要求。對于稿件的加工而言,醫學期刊與其他期刊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編輯應結合這些特性進行編輯加工,以提高期刊質量。醫學期刊的專業性較強,對作者的修改意見和專家的審稿意見,編輯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必要時發送校樣給作者,充分溝通后再定稿。醫學期刊要注重文章科學的嚴謹性,對內容增刪、醫學術語、劑量和單位、標點符號、參考文獻等要認真校正,及時與作者溝通,以免發表錯誤信息,給科研和臨床造成危害性的后果。醫學期刊編輯要正確處理醫學倫理問題,包括醫患關系、醫學進步、衛生改革、醫學教學等工作領域中的問題,編輯在加工處理稿件的過程中要遵循科學和社會倫理道德規范。例如對于臨床醫學類文章,患者有權了解自身接受治療及預后情況,因此文章中是否簽有知情同意書是加工時必須要注意的問題。總之,醫學期刊編輯要掌握網絡知識和計算機技術等現代編輯技能,不斷提升自己,適應全媒體時代帶給“技術加工者”這一傳統角色的內涵變化。
1.4產品營銷者
醫學期刊作為出版商品是知識產業的一部分,其發展需要受市場的制約和支配,為保證期刊自身的發展,編輯要成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雙贏的營銷者角色。在市場經濟時代,編輯不可盲目追求經濟利益,急功近利,要堅決維護自身期刊的辦刊宗旨和品牌,仍要堅持以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為首位。全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速度加快,傳播方式立體化,對期刊編輯“營銷者”的角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期刊的經濟利益主要取決于期刊影響力的深遠與否,而期刊的影響力又取決于期刊出版的內容、出版形式以及讀者群等。首先,醫學期刊作為醫學論文的載體,它包含著先進的醫療技術、療效好的用藥方案以及嚴謹的科研成果,這些本身就會為個人和社會帶來經濟利益,編輯要以敏銳的市場嗅覺挖掘這類文章,醫學期刊應該采取優秀論文綠色通道等方式吸引優秀稿件,提高期刊的學術水平,提高競爭力,提高市場占有率。其次,作為醫學期刊編輯要有經濟意識和危機意識,聘請有影響力的專家審稿,提供高水平的修改意見,增加稿件的內涵,為讀者提供優秀論文,在以“內容至上”的全媒體出版的大潮中,以內容優良使期刊立于不敗之地。最后,全媒體時代使期刊的出版形式發生了變化,醫學期刊編輯要適應形勢的發展,跟隨市場趨勢,以多元化的方式出版期刊,提高網絡營銷能力,以網絡為平臺,以一定的網絡宣傳技巧,加強宣傳,擴大影響力。讀者是期刊的上帝,在期刊與讀者的需求之間,體現了編輯營銷角色的重要性。隨著網絡的發展,讀者多采用網絡搜索和手機閱讀等方式獲取信息,編輯要建立一種新的營銷方式來吸引讀者,例如,借助免費閱讀部分內容,以吸引讀者購買全文。網絡傳播有即時性、廣泛性和互動性的優勢,編輯要利用此優勢結合營銷策略的運用,與讀者交流互動,更好地為讀者服務,穩定讀者群,吸引更多的讀者。
全媒體時代的醫學編輯工作,機遇和挑戰并存,醫學期刊編輯要加強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架構好讀者與作者之間橋梁,為其提供優質服務。為讀者提供優質服務的關鍵是為其提供優質、高水平、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獻。全媒體時代,讀者獲取參考文獻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再單一借助于紙質期刊,而是更多地通過電子介質來獲取有價值的信息。讀者多通過網絡和數據庫中的檢索功能,通過檢索題名、關鍵詞和閱讀摘要來判斷文章的價值,因此編輯要本著對作者負責、為讀者服務的理念謹慎對待,要在題名、關鍵詞和摘要上下工夫。題名和關鍵詞要符合規范、通俗易懂、簡明扼要,摘要要抓住全文的核心,使讀者能夠真正了解文章的價值和創新之處,引起讀者進一步閱讀的興趣。高水平的文章是期刊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醫學期刊編輯要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充分尊重作者的研究成果,建立與作者的互動機制,構建編輯與作者的和諧關系,保障期刊的可持續發展。全媒體時代,網絡技術快速發展促進了編輯更好地為作者服務。編輯可以通過期刊網站、電子郵件、即時聊天工具(QQ,MSN)、網上論壇、微博等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與作者溝通,實現與作者的即時溝通,傾聽作者的需求、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編輯的各項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縮短文稿處理周期,提高優質稿件的時效性,方便學術交流。醫學期刊編輯要培養“作者至上、讀者至上”的核心價值觀,為作者和讀者服務應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及時向作者反饋讀者的建議和需求,向讀者傳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真正起到橋梁作用。
3結語
傳統的教學方式是教師通過理解準備教材內容,然后用語言系統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學生傳授知識。學生則通過聽講,把講授的知識加以理解,在大腦中形成自己的認識并保存起來。這種方法是我國各級各類醫學院校最常用的教學方法,在教育教學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當前這個注重能力和綜合素質培養的時代,在知識內容飛速更新與膨脹的時代,這種教學方法的弊端與不足顯而易見。教師單向輸送知識,學生的主動性不被調動;提供結論性知識,學生獨立思考則少,因此學生記憶效果差。我們在教學中應使用現代化醫學教學手段,應用投影儀、幻燈片、微視頻、錄像等多媒體技術將龐大、復雜的醫學知識,直觀地介紹給學生。解剖學是學好骨傷科最基本的課程,通過現代化數字技術,可以將人體骨骼的形狀、位置;肌肉的起止、作用;血管、神經的走形清晰地顯現出來,這種直觀教學法圖文并茂、聲形兼備,有利于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和創造力的培養。有時教科書上大量繁瑣的文字只需幾張簡單的彩色圖片或是一個簡短的視頻就可以清晰地呈現,這對學生理解復雜深奧的醫學理論與運用實踐技能十分有利。通過多媒體教學還提高了知識的灌輸效率,使捉襟見肘的學時得到高效的利用。我在教學中還常常使用情景教學法。臨床骨科經常遇到危急的患者,在步入臨床前思想和技術上的準備對學生來說非常重要。所謂情景教學就是根據計劃好的教材內容,有針對性地模擬在某種情景中出現某種狀況,造成某種疾病,然后根據所學知識恰當處理。這種模擬可以分兩種方式,一種是教師模擬某種疾病,然后讓學生們來診治;另一種是提前將學生分組,每組模擬一個情景和一種疾病。這樣的方法不僅可以讓學生積極地預習將要學習的內容,還可以將學習者引入醫學實踐,通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多向互動來探討醫學知識,提高學生面對真實臨床情境的決策能力和行動能力。這種方法一定程度上轉變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無形中鍛煉了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情景模擬更接近臨床,學生除了體會醫生的感覺還能體會病人面對醫生的感覺,解決了理論與現實脫節,使實踐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2對學生醫德的培養
醫德的重要性在我國醫學發展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最典型的體現就“大醫精誠”。所謂大醫精誠,就是出色的醫生必須具備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品德,精指醫術,而誠指醫德。早在《黃帝內經》就有“天覆地載,萬物備悉,莫貴于人”的記載,肖綱《勸醫論》寫道:“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于命。”藥王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有:“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的記述。這些古文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生命是天地萬物最珍貴的東西。從古至今對人、對生命的高度尊重就是醫德的最基本體現;除了尊重生命,我國醫務人員醫德規范還對醫生提出:時刻為病人著想,千方百計為病人解除病痛;尊重病人的人格與權利,對待病人,一視同仁;文明禮貌服務,態度和藹,同情、關心和體貼病人。廉潔奉公,不以醫謀私;為病人保守秘密;互學互尊,團結協作;鉆研醫術,精益求精等要求。可見一個高尚的醫生,不僅要遵循我國社會所有道德標準,還應該對自己有更高水平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國醫學院校的課程安排中,沒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醫德方面的教育。醫學生們將來面對的是患病的人群,所以醫德、醫術對于一個合格的醫生來說同等重要。成為一個好醫生,先要學會做一個品格高尚的人。我們在日常教學中,教師首先應把醫德教育始終銘記在心,時刻提醒和教導學生們對醫德的重視,讓學生們感覺到醫生這個職業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在這樣潛移默化的培養中,醫學生們的醫德和素養自然會得到提高。
3臨床實習
臨床實習對于教育教學來說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秉承的宗旨是:在基礎理論的教學中充分融入實踐,在臨床實踐時用規范的理論知識做指導,加強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強化基本功訓練,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奉獻精神,保持較高水準的教學質量。有些學校把教育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作為教學觀念之一,我認為這在醫學教育上并不可取。我們應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醫療服務不應該和經濟收入掛鉤,這樣才能保持醫療本身的純潔性和高尚性。我們在臨床教學中將學生分為幾組,然后分配給臨床帶教醫師,采取看病與講授同時進行的方法,通過對臨床的典型病例講解,強化課堂基礎理論知識,并盡可能彌補書本上的不足。課后我們分別與臨床教師和學生進行討論,從臨床帶教醫師我們可以了解到基礎理論教學存在哪些不足及與臨床不符或脫節的地方;從學生那里我們可以了解臨床帶教醫師是否應用了規范化理論進行教學,然后對臨床帶教醫師有針對性的指導,以便為今后的臨床教學提高質量。這種方法不僅使學生對患者、對疾病有了直觀的認識,也讓基礎理論課教師從帶教老師那里了解了學生理論知識掌握的情況,還從學生那里提高了臨床帶教的理論規范化,可謂是一箭三雕。
4考核
以往采取的考核方式有不合理之處,即理論考核、平時成績以7∶3的比例分配,而對臨床實踐及課堂模擬實踐的考核往往忽略,這種重理論輕實踐的考試方式,會讓學生學習的重點偏向書本理論,結果可能出現學生基本理論知識掌握得好,但是臨床動手能力很弱這種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骨骼、關節、肌肉等運動系統疾病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作為一名醫學學生,不論內科還是外科都應對骨科的基本知識及常見疾病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這才是我們教學的最終目的。因此,筆者認為,對該課程的考核應分為理論和實踐考核兩部分,各占50%的比重。理論考試即采用傳統期末答卷考試方法,包括單選、多選、簡答、論述等題型。實踐技能考核則重點考察學生的基本技能和動手能力,以課堂模擬實踐和臨床實踐的表現綜合評分。最后這兩個分數相加得到該門課程最后的成績,這樣即能考核理論學習的成果,又能提高同學們對實踐的重視程度。
5結語
關鍵詞:科學技術異同比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關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科學要借助技術更新設備、啟示問題、激勵靈感,技術要借助科學提高理論水準、擴展發明視野、開拓新奇領地——之外,也在于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諸多相通或相近之處。正如考爾丁所說,科學和技術二者都處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種類的物質世界的知識。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經驗方法,雇用在科學中受訓練的人,使用類似的詞匯表。技術因它所應用的知識依賴科學,有時也為科學進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觀察或其他的激勵研究的東西。
考爾丁只是籠統論之。其實,條分縷析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各個要素,問題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學與技術都是高度創造性的行當,它們都給予那些能夠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會在其他人那里發生的思想的人們以一種獎勵。在規范方面,科學和技術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義的特征。科學不是由于定義才是普適的,而是通過許多努力消解本地發現的與境的。技術不是自動地可用于其他境況的,它要求技術和境況兩方面適應,以創造起作用的技術。這個消解與境過程的社會方面也是深入科學和技術之域消解與境,它在于在實踐、流通和網絡創造之間的交流。在結構方面,一切科學都有理論、觀察、實驗這三個部分,技術同樣如此。因此,把技術和科學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科學和技術都進行觀察和實驗,提出理論,提出關于(通過實驗)造成一定條件的方式的陳述。在基礎研究問題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術研究與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區別。其研究周期圖式都是一樣的:確定問題;用現行的理論知識和經驗知識解決問題;倘若嘗試失敗,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假設以至整個假設-演繹系統;借助新概念系統尋求問題的解決;檢驗解決問題與結果;對假設或初始問題的表達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評價方面,
任何特定技術的發展是否值得的裁決必須永遠是暫定的,對借助新證據重新評價是開放的。以這種方式,對于科學使用的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學理論本身的真理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一樣。
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哲學底蘊方面,科學和技術都體現了操縱或擺布的思想。西方科學是作為實驗科學發展起來的,而為了進行實驗,它必須發展精確和可靠的操縱能力,也就是說進行檢驗的技術,人們操縱擺弄是為了檢驗。技術也操縱自然界的對象,同時也引起新的人操縱人的過程,或者說社會實體操縱人類個人的過程。隨著技術的發展發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對事物的操縱同時需要人類接受操縱技術的奴役。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相通或相近之處,不少人認為,科學和技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者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在二者之間是無法劃界的。譬如,克羅斯和巴克堅持,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不把二者蠻橫地弄得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不可能把科學和技術作為分離的實體與整體分開。雷斯蒂沃則一言以蔽之,純粹科學的神話是近代科學作為禮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學的意識形態使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相信,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可以劃界,并因我們社會和環境的疾病而責備技術。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邊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銳地顯示出來的領域,正如在遺傳工程和基因治療的情況中那樣”。誠然,“許多現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學的知識進展的興趣與特定技術的較大效率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間不存在建制上的劃線。科學和技術在醫學科學沒有簡單的可維持的區分,雖然在極端的對照中是清楚的。”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實際上都可能強烈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如規劃的制定和資金的提供就涉及區分問題。科學和技術的區分還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劃界標準,在一種與境中是所謂“科學”和“科學的”東西,在另一種與境中往往被稱為“技術”和“技術的”東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樣,從學理上講,科學和技術畢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區別眾多而明顯。從實踐上講,把二者混同起來,也會在實際工作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科學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混淆了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和轄域。為此,我們必須盡可能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亂和糾正管理上的不當。
邦格曾經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某些相似點和和相異點。陳昌曙教授也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科學與技術之間原則上的、本質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質和功能,解決問題的結構和組成,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相鄰領域和相關知識,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衡量的標準,研究過程和勞動特點,人才的素質和成長,發展的進展和水平,社會價值、意義和影響。在我的心目中,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個有別的概念和范疇。在混亂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勢的情況下,我接連寫了數篇強調科學和技術有別的文章,力圖予以匡正。當時我沒有研讀多少資料,主要是憑直觀和經驗發議論的。在這里,我準備把原來簡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擴充,比較詳盡地厘清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差異。
(1)從追求目的上看,科學以致知求真為鵠的,其目標在于探索和認識自然;技術以應用厚生為歸宿,其意圖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學著眼于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技術追求生產目標的有效實現。盡管技術也涉及知識——應用零散的經驗知識和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創造一些實用性知識——但是它把知識工具化。也就是說,科學把知識始終視為目的,而技術僅僅把知識當作手段。
盡管在某些現實的研究課題或項目中,致知求真和應用厚生這兩個目的是相伴出現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個方面;盡管每一個正確的科學理論都可能潛在地導致技術應用,而每一項技術研究項目也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掩蓋科學和技術在目的上的鴻溝之分。考爾丁對此洞若觀火: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區分還是在于目的。科學的目的是獲取知識,技術的目的是應用知識控制物質。技術人員的問題是分派給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學中某種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學的發展遵從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對真理的追求;而技術的發展遵循公眾的物質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語中的: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有差別的東西,科學被認為是就隱藏在我們周圍擴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奧秘中的真理,換言之,是就各種事實和在它們之間存在的法則研究的學問;與之相對,技術是立足于把科學的成果作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用的東西熟練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組成的東西,是實用性極強的東西。
不用說,純粹科學,如果它是實驗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為了認識實在在很小的規模上這樣做,而不是以此為目的。科學是為了認識而去變革,而技術卻是為了變革而去認識。希爾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科學可以可以發明、改進和推廣儀器工具,但是這不是它的首要關心。它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并通過認識擴大我們的知識。技術并不這么多地關心認識,它關心為最佳的利益而生產和使用。”
(2)從研究對象上看,科學以自在的自然實在為研究對象,不管這些對象是實體實在還是關系實在,不管它們是以物質形態存在還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態存在,也不管它們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總而言之,它們是自在的自然的。當然,為了獲取自在的自然實在的知識,實驗科學家也在受控實驗中對其進行某些干預,但是這種干預是小規模的、不成氣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預只是作為獲取自然奧秘的手段,而決不是為干預而干預,決不是把干預自然作為目的。相反地,技術的對象則是現實的或擬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說,它要設計或制造出某個自然界中沒有的人工東西來。當然,技術也針對自在的自然對象做研究和試驗,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頭作為建筑材料,但是無論從研究的出發點講,還是從試驗的結局上講,都聚焦于實用和使用,其結果,已經使自在的自然存在變成為人的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墻基的方形花崗巖石料、拋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從活動取向上看,科學活動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與社會與境和社會需要關系疏遠;技術是任務取向的(mission-oriented),與社會現實和社會需求關系密切。科學本來就是在有閑暇的條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觸發的。科學愛好的激起,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沖動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無一不是由好奇心驅使的。一個沒有好奇心和驚奇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天才的科學家的。科學的好奇既表現在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指南針的好奇)上,又表現在對科學理論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好奇,對空間和時間問題的好奇,對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關于運動相對性解釋的不協調的好奇)上,這些都可能成為新發現的導火線或助產士。愛因斯坦說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看到永恒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的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還這樣講過:“如果要使科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那么科學就會停滯不前。”
另外,技術像現代社會的許多建制一樣,其取向往往是短視的,科學則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爾比認為,短視的觀點可能在技術的語境中被捍衛,但是卻會使科學研究遭難。因為集中關于可預見的眼前利益,會使科學完全轉向應用的和任務取向的科學,會減少產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識的能力,從而也會使未來技術的源泉枯竭。因為技術常常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應對市場當下的急需而生產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和做法。科學一般不會如此短視,因為科學與人的物質欲求和市場的急需沒有多少聯系。假若出現短視的科學,也只能欲速則不達,美國攻克癌癥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科學的發現是無法預見和計劃的,只有在科學內部的各種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之時(如舊有理論的完備,相關學科的發展,實驗資料的積累,天才科學家的關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學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術的進展則要受到社會與境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
(4)從探索過程上看,科學發現的目標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極強,偶然性很多,失敗遠多于成功。因此,科學家在探究過程中隨時掉轉方向、動輒改換門庭是常有的事。誠如俗語所說:你本來要進這一個房間,卻步入另一個屋子。在這種情勢下,你根本無法計劃和組織科學研究;即使硬著頭皮做出計劃,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你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施。大凡頭腦機敏的科學家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一般來說,他們只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至多只有一個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靶子,但是他們卻具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相比之下,技術發明對準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確,可以做出比較詳細、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劃,然后或按圖索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較少,成功率較高。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和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技術項目計劃周到、組織嚴密、完成出色的絕佳表演,而剛才提及的美國攻癌計劃則是計劃科學失敗的典型例證。正如我先前所寫的:學術科學或基礎研究是不可計劃和組織的!組織和計劃的學術科學不利于科學發展!在這里,愛因斯坦的告誡值得我們認真汲取:“人們能夠把已經做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他還說:
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識的領域,如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植物地理學中,一個組織對于科學工作來說只是一種蹩腳的工具。
(5)從關注問題上看,科學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而技術面對的問題則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話點明:技術的中心問題是設計而非發現。正因為如此,技術雖然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但是并非機械地追隨應用科學。盡管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學工作,是在有著明確技術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學家自己在“科學”與“技術”職業之間來更而不改變自己實際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些構成科學的問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而技術研究的本質卻是一件經濟的和社會的工作。”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的原創性和技術發明的原創性是不同的。“這兩者的原創性都受人欣賞,但是在科學中,原創性在于比別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能力,而在技術中,原創性則在于發明家把已知的事實轉化為驚人的利益的創造力。”因此,技師的啟發性熱情是以他自己迥異的焦點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種新的方式運作以便達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潤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問題摸索著前進時,技術專家所考慮的必定是科學家所忽視的利益與危害的整個全景圖。他必定對人的需求特別敏感,并有能力評估他們準備滿足這些需求時所付出的代價。科學家的眼光則全神貫注在大自然的內部法則上。
(6)從采用方法上看,科學主要運用實驗推理、歸納演繹諸方法,而技術多用調查設計、試驗修正等方法。考爾丁承認,技術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方法有類似之處,如在實驗中控制可變因素,使用矯正的參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學方法。科學的實驗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統,本質上與科學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說明的假設形成關聯。沒有導致新理解的實驗是失敗,實驗通常借助一些假設設計,以便證實它或否證它。另一方面,技術的實驗除了部分利用科學已經贏得的知識外,僅利用試錯法,它不導致對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術通常滿足于列舉的觀察資料,以方便的形式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觀察資料之間的關系。技術以科學的理解為先決條件,但它通常不為理解做貢獻。廣泛而精確的定量資料表并不構成知識,盡管它們可以是科學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從思維方式上看,科學思維除了在科學發現的突破時刻以形象思維為主外,在大多數場合下是以抽象思維和概念思維見長的,而技術思維是具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統治著技術設計和工業設計。由于科學理論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學思維必須擺脫與常識相聯系的自然思維強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開路。技術思維在早期是直接與常識和經驗密切相關,爾后出現的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還帶有常識思維和自然思維的胎記和烙印,它直接沿著現成的科學知識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為形而下的具體,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爾珀特徑直指明,技術的許多方面是看和非詞語的,這完全不同于科學思維。這并不是說,科學家不使他們建構的概念和機制形象化,不過對科學來說,說明是基本的,必須把圖像翻譯為語言和符號,尤其是數學。由于未受詞語化的理論的牽累,技術設計者在他們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會聚在新組合中。與科學相對照,從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技術知識刊載在圖示占統治地位的書中——信息主要以繪圖的形式刊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術思維是由技術理性或曰主觀理性、工具理性主導的,科學思維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科學理性或曰客觀理性、純粹理性。所謂客觀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觀點,是指客觀結構是個體思想和行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標。在這里,關鍵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客觀理性關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為我”,它要說明的是那些無條件的、絕對的規則而不是假設性的規則。所謂技術理性,關心的是手段和目標,追求效率和行動方案的正確,而很少關心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它是圍繞技術實踐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價值。它預設了笛卡兒式的主體-客體、精神-自然的二元對立,也預示了一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人作為主體,雄居于所有客體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可以縱和統治的集合體。它包括這樣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類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維,社會組織生活的理性化,人類物質需求的先決性。
(8)從構成要素上看,科學的構成要素可以說是非物的——科學知識體系純粹是非物的;研究過程雖然離不開實驗設備的支撐和物資的消耗,但是這些物本身并不進入科學的結果即科學理論之中。尤其是,基礎研究或學術科學對物的依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一支筆加幾張紙足矣——難怪有人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稱為“紙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學與物扯在一起,科學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學或“物之共相”的科學。相反地,技術則是實實在在的物的技術,時時處處與具體物打交道,起碼或多或少是離不開物的。盡管在學術層面,學人對技術構成要素的理解還有“技術非物”和“技術是物”的歧見,但是技術恐怕很難完全與物脫離干系。只是“對于不同的技術,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在人工自然的創造或技術活動中,人們可以讓物質實物扮演各種角色,如載體角色、對立體角色、匹配體角色和包容體角色(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劃分)。”
(9)從表達語言上看,科學語言也使用日常語言進行事實的描繪和實驗的敘述,但是其中無論如何缺少不了科學概念或術語。在科學理論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說明和的繁難的數學推演,這一點在科學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要嚴密、精確地陳述科學理論,非數學語言和數學公式莫屬。相形之下,技術語言多是具體的、平實的描述,缺乏復雜的概念分析和數學演繹。在技術中也運用數學工具,但大都是具體的數值羅列和一般的數字計算,技術結果也不要求絕對精確,只要滿足實用需要,在某一誤差范圍內得出具體的數值即可。尤其是,表達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科學語言的是可傳達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數學符號書寫和記載的,科學共同體實際上是科學語言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使用相同的詞匯表或詞典。可是,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有些技術事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或數學符號表達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圖示、模型、樣品等來說明。更為歧異的是,不少屬于技術的技藝、訣竅之類的東西根本無法用語言解釋和傳達,也無法從書本學到手,只能像師傅帶徒弟那樣,邊干邊學,邊觀察邊體味,才能逐漸達到心領神會、游刃有余的境界。此類知識就是波蘭尼所謂的“私人知識”(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傳的知識(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譯為“意會知識”或“默會知識”——技術知識的某些分野就歸屬這樣的知識。
(10)從最終結果上看,科學研究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關于自然的理論或知識體系,技術活動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學成果是人類精神的非物質成就,而不是設計和生產的物質成品。史蒂文森斷定,科學不是技術,它不在于器械的發明。科學的中心關注和最終結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識,與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術知識相對。當然,這兩類知識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現代。沃爾珀特斷言,科學的最終產物是觀念和信息,也許是在科學論文中;技術的最終產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說鐘表和電機。與科學不同,技術的產物不是針對自然實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價值衡量的。巴薩拉(Basalla)道同志合:“雖然科學和技術二者包含認知過程,但是它們的終極結果是不同的。創新的科學活動的最后產物最可能是寫成的陳述、科學論文、公布的實驗發現或新的理論見解。相對比,創新的技術活動的最后結果典型地是對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錘、鐘表、電動機。”
(11)從評價標準上看,對科學的評價以是非正誤為主,以優劣美丑為輔,真理和審美是其準繩;對技術的評價是利弊得失、好壞善惡,以功利和價值為尺度。沃爾珀特一言蔽之:“技術的成功與欲求和需要有關,而科學的成功依賴于與實在符合。”對此,多爾比論述說,就作為知識形式的科學和技術而言,二者之間的關鍵區分是,技術借助于實用標準“它奏效嗎?”評價,而科學知識則借助于“它為真嗎?”評價。他繼而指出:
對技術和科學而言,成功的標準依然是不同的。在技術中,成功與起作用的產品、尤其是與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在商業上的產品俱來。相對照,在科學中,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為真。
(12)從價值蘊涵上看,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大體上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說其本身僅蘊涵為數不多的價值成分;而技術處處滲透價值,時時體現價值,與價值有不解之緣。莫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說,真正的科學知識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而在技術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項技術成就,必然使人又愛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夠或善或惡,技術必然是雙刃工具。盡管把已知的技術成就分類為善或惡從來也不是確定的,但是任何一項給定的技術總是在倫理上能夠分為善或惡,這取決于人心中的目的,取決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條件。邦格詳細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科學家來說,所有具體對象都是同樣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價值問題。技術專家卻不是這樣:他把實在分為原料、產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無用之物),他最珍視產品,其次是原料,最輕視其他部分。技術知識和技術活動的價值準則是與純粹科學的價值中性相對立。技術專家凡事都要衡量其價值,而科學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動和成果的價值。科學家甚至以擺脫價值觀念的方式去處理價值問題。雖然基礎研究作為心理過程的評價,它也做出價值判斷,但是這完全是內在的: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的要素,諸如資料、假設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工程技術專家不僅做出內在的價值判斷,而且也做出外在的價值判斷:他評價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礎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尋求新知識,是不涉及價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當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時,才涉及道德,工程技術專家恰恰在這里有份兒。他們應該遵守可以稱之為技術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東西:
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能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
(13)從遵循規范上看,科學遵循的規范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scepticism);技術的規范與此大相徑庭,它以獲取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為旨歸,其特質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專利。波蘭尼看到這種天壤之別:“科學知識與技術操作原則之間的不同被專利法認識到了。專利法對發現和發明做了鮮明的區分。發現增加我們關于大自然的知識,而發明則建立一個服務于某一得到承認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則。”普賴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著科學和技術之間最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種對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學上只要你第一個發表了,你就打敗了其他人。通過發表來表明你對知識產權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議的是,你的發表越公開,你的產權要求就越安全地為你所獨占。在技術上則是另一回事。當你做出發明時,你必須為其取得專利,你必須防止工業間諜的竊取,你必須看見它遠在能夠被競爭者復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來并銷售出去。在技術上你得用通常的保護方法來確保你的私有權。
他進而揭橥,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從哲學意義上看,即使科學是對規律的一種概括和發明過程,自然卻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可以被發現,如果波義耳沒有發現波義耳定律,那么必然會有其他人去發現。但是,技術中的大部分競爭比在科學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術是一種文明所獲得的,而科學則讓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規定而不是人的大腦所擁有的。
(14)從職業建制上看,科學和技術無疑是相互滲透的,并且經常看上去好戴著同一頂帽子或穿著同樣的實驗服裝。但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做法是把表面的東西——例如機構聯合——當成了深層的東西。在科學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是以思想型、理論型、動腦能力見長的研究員和教授;而在技術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則是以實踐型、經驗型、動手能力見長的發明家和工程師。前者的建制實體是國家科學院、科學各學科研究所、科學學會、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機構等,后者則是國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機構、工程學會、工業部門的研究所、工業實驗室、高技術開發區的企事業單位等。不同的職業建制也體現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差異上。科學人才的培養主要在綜合大學的理科院系和科學研究所進行,注重理論知識、概念辨析、數學基礎、邏輯推理的訓練;技術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業研究所和實驗室培養,偏重專門技能知識、數值計算、實際操作的訓練。盡管這兩種角色可以轉換,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轉化總得有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而且“雙肩挑”的人畢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類人物也是有所側重的。
(15)從社會影響上看,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且各自作為子文化,都是文化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顯示出很強的文化滲透性。但是,二者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科學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的社會影響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促使人更新觀念、提升素質、完善人性,而它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和生態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影響。技術則不然:技術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態出現的,它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是間接的,但是卻直接作用于社會的其他各個方面,其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兩重性。反過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本性,社會對科學的影響較小、約束力弱,但是對技術影響很大、約束力也強烈得多。
(16)從歷史沿革上看,技術的歷史是古老而漫長的,可以說從原始人打制第一塊石器時就開始了,而科學的歷史沿革是相當短暫的,至今不過三百余年的歷程,即使把科學的萌芽時期計算在內,也僅僅有兩千多年。與技術的歷史相比,科學的歷史短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技術依賴于科學的時間,就更為短暫了。沃爾珀特對此印象深刻,他進而還洞察到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相互影響的不對等性,以及科學起源與技術起源在特點上的差異。他說,在確立科學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識的和反直覺的)時,必然要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做出區分。區分的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技術比科學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數成就——從原始農業、陶器的燒制、金屬的冶煉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機的發明——無論如何是獨立于科學的,直至19世紀科學才對技術產生影響(合成染料和電氣工業)。這些技術基于常識和經驗的實踐手藝,而實踐取向無助于純粹知識。技術的歷史大都是無名的歷史,這再次不同于科學。就觀念和器械而言,歷史上的科學嚴重地依賴可以得到的技術,技術對科學有深刻的影響,反過來,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科學在希臘的起源就呈現出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特殊本性對科學僅僅一次出現負責。往往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熟練的工程師,對科學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們的哲學是神秘主義的。容許科學在西方得以發展的,也許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確地意識到,與科學不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一直存在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是共同的。與技術不同,科學并不是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或在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存在。
(17)從發展進步上看,科學和技術都具有發展進步的性質,在這一點它們與文學、藝術、哲學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二者在發展進步的特點上判若黑白。列維特揭示,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科學與作為在社會、經濟、歷史中展開的技術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盡管這兩個建制看起來并肩前進。關鍵的差別在于,科學——仍然是指對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確是邏輯的,無論是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作為已經完成的提煉過的理論結構。科學的發展結構基本上是樹枝狀的,即新的知識分支不斷從老的枝干上生長出來,盡管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一體的。與之相比,技術展開的機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長點和結點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難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加以概括。關鍵人物可以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但也可能是行政領導、官僚、銀行家、軍官或政治家。技術的進步、后退、停滯或分叉看起來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邏輯。沃爾珀特指出驅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動力大相徑庭:對技術來說,它是市場的需求或進展中的技術“造成”的需要。情況似乎是,發明活動是受發明的預期的價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時即是發明高峰——科學往往不是這樣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認為,二者進步在目標上各行其是:與科學進步的目標在于接近真理相對應,技術進步的內在目標在于提高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在具體的技術實踐中表現為精確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稱效率性)。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盡管科學知識單元在進化過程可能出現復雜和多樣的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它最終必將趨向簡單性和惟一性。可是,技術物品的單元在進化中趨向復雜性和多樣性,各種用途的錘子,各種大小和型號的扳手、螺絲,各種面料和花色品種的紡織品,各種配方和商標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可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斯平納提出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圖爾甚至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例如“線性模型”、“舞伴模型”、“雜交模型”等。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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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厘清了一種誤解:“經常有人認為,技術與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是對技術過程尤其是對革新性技術過程的理論豐富性完全無知的表現。……事實上,技術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與整個文化的其他各個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現代文化中,只有技術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與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體地說,技術與系統的哲學的幾個分支(邏輯、認識論、形而上學、價值論和倫理學)都有很強的相互作用。”參見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海森伯對此有具體的說明:從18世紀和19世紀初起,形成了一門以發展機械操作過程為基礎的技術,這起初只是舊手工工藝的發展和擴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機得到應用以后,技術的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19世紀后半葉出現的電工技術,使得技術與舊手工工藝的聯系已經不復存在,電力這種自然力的開發不是來自人們的直接經驗,而是基于科學理論。參見海森伯:《物理學家的自然觀》,吳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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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頁。
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70~171頁。
H.F.Spinner,TheSilentRevolutionofRationalityinContemporaryScienceandItsConsequencesforthe“ScientificEthos”.RevolutioninScience,U.S.A.:ScienceHistoryPublications,1988,pp.192~204.
1.1調查問卷研究中使用的《女醫師參與科普工作情況調查表》,是根據社會調查問卷編制的一般原則,結合親社會行為理論自行編制,問題的選項根據調查目的分為單選題和多選題兩種類型[5]。調查問卷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情況介紹;第2部分是指導語;第3部分是被調查人員基本情況,共3個題目,包括年齡、職稱和學歷;第4部分是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共5個方面,包括:①參與行為2題(參加與否、年參與次數);②對醫學科普工作的基本態度4題(必要性、了解程度、參與責任、參與意愿);③親社會意識6題(服務社會、擴展醫學服務領域、結識同仁、同偽醫學斗爭、體現自我價值、幫助民眾);④消極因素9題(工作繁忙、占用時間、回報太低、缺少渠道、商業味道太濃、受邀醫師水平低、受邀醫師責任心弱、科普對象層次低、社會科普氛圍差);⑤其它問題。
1.2調查流程①從女醫師協會會員花名冊中隨機挑選400名會員作為研究對象;②于8月10日前通過郵局將調查問卷寄送給會員;③分別于9月30日和10月30日前,通過電話聯系尚未寄回問卷的會員,請她們填寫并寄回問卷;④對寄回的有效問卷進行分析。1.4統計學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分層逐步回歸的方法,其中分別以參加科普活動與否和年參與次數為因變量,以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的相關要素為自變量。運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2結果
2.1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行為的現狀通過對324名女醫師調查發現,全部調查對象中有269名(83.0%)女醫師參加過科普講座、電視網絡科普節目、義診服務、科普展覽或資料傳單發放等多種多樣的醫學科普活動。在所有參與過醫學科普活動的女醫師中,近1年內有23名(7.1%)沒有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87名(27.1%)參加過1次,39名(11.9%)參加過2次,65名(19.7%)參加過3次,32名(10.0%)參加過4次,78名(24.2%)參加過5次及以上。
2.2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行為及其相關因素的分層逐步回歸結果對調查問卷結果分別以參加科普活動與否和年參與次數為因變量,以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所包含的條目為自變量,進行了分層逐步回歸。統計分析后從表1可以看出,2個回歸分析的F值分別等于14.02和28.84,P值均等于0.00,表明2個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所包含的部分變量能解釋女醫師是否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具體行為方差變異的34%,能解釋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女醫師年參與次數方差變異的37%。在預測女醫師是否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的具體行為中,3種基本態度(必要性、了解程度、參與責任)、2種親社會意識(擴展醫學服務領域、同偽醫學斗爭)和1種消極因素(社會科普氛圍差)與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對激發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活動有積極作用;3種消極因素(工作繁忙、受邀醫師水平低和受邀醫師責任心弱)與女醫師參與行為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對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活動起消極作用。在預測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女醫師年參與次數中,2種基本態度(了解程度、參與意愿)與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有利于提高女醫師的年參與次數;2種消極因素(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和社會科普氛圍差)與之呈顯著負相關關系,不利于提高年參與次數。
3討論
社會心理學認為,親社會行為是指包括任何類型的幫助或想要幫助他人的行為,而不管助人者的動機是什么。在我國,醫學科普一直被作為公益事業,具有明顯的利他性,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親社會行為。調查中發現,88%的女醫師都認為自己從事醫學科普工作的意義在于服務社會、幫助民眾建立正確的醫學理念、糾正錯誤的醫學觀念、擴展醫學知識應用領域、同偽醫學進行斗爭等,這些主觀意愿和主觀認識,說明絕大多數女醫師們將從事醫學科普工作視為一項幫助或想要幫助他人的行為,符合親社會行為的基本定義,研究假設是成立的。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女醫師有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經歷,占調查人數的83.0%。在參與過醫學科普工作的女醫師中,24.2%的人甚至最近一年內參加過5次及以上。這說明,我國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比例較高,參與次數較多,對于改善我國科普工作人員專業力量不足的狀況,提升醫學科普的工作效率和宣教質量意義重大。
態度是關于物體、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性陳述,反映了一個對于某一對象的內心感受,人們會努力尋求態度和行為之間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結果也與態度理論相一致,即女醫師對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態度越積極,就越會直接參與其中,而且參與的次數也會隨之增多。其中對醫學科普工作必要性、了解程度、責任感的認識對誘發其參與行為有重要作用;了解程度和參與意愿能顯著提高女醫師年參與醫學科普活動的次數。移情-利他主義假設認為,人們之所以提供幫助是因為別人需要幫助,而幫助別人會讓人感覺良好。研究一方面表明,女醫師的親社會意識能有效激發女醫師的參與行為,特別是當她們意識到參與醫學科普工作能夠擴展醫學服務領域和同偽醫學作斗爭時更是如此,這與移情-利他主義假設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醫師的親社會意識的強弱對她們的參與次數沒有顯著影響,這又與該假設并不完全一致。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參與過醫學科普工作的女醫師們的親社會意識強弱程度比較趨近,導致了統計上的假陰性;二是對參與次數多少和參加與否而言,兩者的心理行為規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導致了影響因素上的不同。女醫師對醫學科普工作中消極因素的認知評價,基本上對參與行為和參與次數的影響呈現負面影響,工作繁忙、受邀醫師水平低、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影響了她們的參與行為,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影響了她們的參與次數。
1.1分步推進
學科建設評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而不是依靠部分專家給予評分就能完成的。它覆蓋醫院的所有學科,涉及醫療、教學、科研等所有方面,且其意義不僅在于評分排名,更重要的在于為各學科找推建設發展的優勢和劣勢,為下一步建設提供指導。因此在組織過程中,必須有計劃分步驟推進,分多個階段從多個維度對各學科的建設發展情況進行全面評估,并根據每個階段特點,明確工作要點,突出評估的主要方面,確保各階段工作落到實處。
1.2多維評價
學科建設評估不僅僅包括對一些客觀的醫療、教學、科研工作指標進行評價,以了解學科的建設發展情況,也包括與本院內部其他各學科的橫向比較,以及與其他醫院相同學科的縱向比較,以明確學科在醫院以及同行的定位,發現差距與不足,找準學科下一步建設發展的著力點。因此,必須從多個維度對各學科的建設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其中包括自我評價、管理部門評價、院內其他學科專家的評價、院外相同學科同行專家的評價等,避免單一評價可能帶來的偏倚,提高評價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1.3量化可比
開展學科建設評估的目的是了解學科的建設發展情況,為各學科明確定位,找準短板弱項,而這些均可反映到一些具體指標上。同時,只有實現指標量化,評估的結果才具有可比性。因此,對各指標進行科學量化是開展學科建設評估的核心所在,也是評估工作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的關鍵環節。通過指標量化,為各學科與院內其他學科以及院外同類學科比較提供最為客觀準確的依據,同時也可以對各學科醫療、教學、科研等具體指標進行深入分析,找出建設發展的不足之處,促進各學科醫療、教學、科研等全面協調發展。
1.4
要對學科建設發展情況進行準確定位,其最大的難點在于各學科之間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內科系、外科系、醫技系的學科均各有特點,即使在各科系內部,不同學科之間在醫療、教學、科研等工作上也有明顯差異。例如,從門診量和住院量來看,有的學科由其自身特性決定了它是大門診小病房或小門診大病房。因此,在不同學科間比較時,指標設定上必須,橫向比較時突出相同性質指標的比較,而性質差異較大的指標則盡可能通過院外同行比較給出評價,并以此評價結果為依據再進行橫向比較,通過提高學科間比較的科學性。
2醫院學科建設評估的實施步驟
2.1籌劃準備
學科建設評估工作不僅是評估對象涉及所有科室,組織工作也涉及醫院多個行政管理部門。為此,我院專門成立了學科評估工作領導小組,并抽組行政管理各部門成員成立辦公室。辦公室查閱大量國內外文獻資料,多次組織座談研討,明確評估的組織步驟與流程,形成“院內評估與院外評估并重、全面評估與核心評估兼顧”的工作思路。同時,我院還廣泛咨詢軍內外專家意見,調研各家單位學科建設評估情況,建立了符合醫院實際的學科建設評估指標體系,并制作《學科建設評估手冊》印發全院各學科,讓各學科了解評估的目的意義、方法步驟、工作要點等。
2.2院內自評
院內自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組織。第一階段主要為組織全院各學科填報《學科建設評估手冊》中的《學科建設評估科室情況報告表》,從醫療、教學、科研、人才等各個方面詳細反映本學科的全面建設情況。第二階段為學科建設評估工作辦公室組織相關管理部門,按照承擔職能進行任務分工,對各學科填報的《學科建設評估科室情況報告表》進行聯合核查,確保填報數據的客觀性和準確性。第三階段為院內評分,組織院內專家對核查后的《學科建設評估科室情況報告表》,參照評估指標體系對各學科進行院內自評評分。此階段評估的目的在于為院內各學科的橫向比較提供客觀依據。
2.3同行函評
由于我院為軍隊醫院,在評估各學科在領域內的發展定位時,側重于了解在全軍同類學科中的情況。因此,我們從全軍醫學科學技術委會中選取了31家單位、336名以各專業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為主體的專家進行函審,按照同類學科專業對口的原則,每個學科均為8名函審專家,并以單位為單元寄發經審查后的《學科建設評估科室情況報告表》和《學科建設評估同行專家評閱書》384套,委托各單位科研管理部門發放和回收。最終,回收函評材料350套,回收率達91.15%。通過同行函評,全面了解了各學科在全軍同行的情況,并廣泛征求相關學科專家對學科建設發展的意見建議。
2.4現場會審
現場會議評審存在專家了解各學科時間短、接受信息量大的特點,因此我們專門研究制訂了學科建設評估的核心評價指標體系,以便于專家在現場依據學科建設的關鍵信息快速作出準確評價。此階段我們邀請全軍醫學科委會副主任委員以上專家、江蘇省醫學會副主任委員以上專家和本院權威專家各3名,采用會議評審的形式,由全院所有學科的學科帶頭人按照核心評價指標體系框架逐一匯報學科建設發展情況,評估專家現場打分并給出書面評價意見,為學科下步建設發展提供參考意見。此階段評估兼顧了軍內、省內和院內多個方面,評估結果具有很強的綜合性。
2.5總結分析
依據前期考評情況,對各階段評估得分進行加權處理,得出各學科的綜合評分,并將各學科的綜合評分情況和評審專家意見匯編成《學科建設評估結果手冊》印發全院。據統計,在同行函評和現場會審兩個階段,共有267名專家就各學科的特色與優勢、問題與不足、意見與建議等方面給出書面意見,占專家總數的77.39%,為各學科下一步建設提供了指導。同時,我院還按內科系、外科系、醫技系分別組織講評,通報各科室評分結果和專家意見,并對學科建設評估工作進行全面總結,研究制訂學科建設發展指導意見。
3醫院學科建設評估的成效
3.1為學科發展定位提供了客觀依據
通過學科評估,我院綜合各個階段專家的評審意見,對學科在醫院各學科間、省內醫院同類學科間和軍內醫院同類學科間的發展情況進行了定位,將全院各學科劃分為三類:Ⅰ類為全面建設基礎較好,具有打造成國際知名學科前景的優勢學科,Ⅱ類為人才隊伍和技術力量較強,雖未形成鮮明特色優勢但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中間層次學科,Ⅲ類為按照醫院發展定位不可或缺,但存在明顯不足的薄弱學科。由于對三類學科的劃分具有多維度的客觀依據,在全院總結講評中各學科帶頭人對層次劃分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給予了一致肯定。
3.2為學科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
學科建設評估工作不僅要為醫院各學科進行科學定位,更重要的在于增強學科發展的動力。在學科評估中,我院利用多個環節,廣泛征求院內外專家意見,借同行專家之智對學科發展進行SWOT分析,對學科的優勢、劣勢、存在的機遇與挑戰進行全面評估,讓各學科揚長避短,充分發揮人才、技術和基礎資源的優勢,找學科建設發展的切入點,抓住學科發展的機遇,積極應對面臨的內外環境挑戰,主動凝聚學科發展方向,形成合力打造技術特色,增強學科持續發展的動力,為醫院核心競爭力的生成創造新的增長點。
3.3為優化資源配置提供了科學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