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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1篇

作者簡介：甘暉，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學、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等。

（1.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首先，在總結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中西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礎上，論證了在東西方文明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又考慮到“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并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進而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分解為人與天的關系以及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是以整體性的視角對待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和觀念的總和。人與物的關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與觀念的總和。其次，論證了四種關系是基本關系。環境社會系統中的基本關系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關系之間可以是相關的，但不能是完全相關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統中，所有的基本關系必須是完備的；四是基本關系應該是所描述的系統的各個一級子系統之間的一級關系。主要通過窮舉法，發現從三種生產理論或者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層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種一級關系，但是有些關系與環境社會系統的研究內容相去甚遠，有的具有完全共線性的性質，把這些關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種基本關系，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

關鍵詞 環境社會系統；四種基本關系；生態文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 X19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1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0

拙文“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關系：環境社會系統中的四種關系論” ［1］發表后，有讀者提出一些疑問，尤其集中在以下兩方面。第一，為什么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分解成人與天以及人與物的關系？第二，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而不是五種、六種或其它？

現撰文回答以上兩個疑問。

1 人與自然關系的分化

先回答第一個疑問。因為這個疑問關乎東西文化的基本方向，為提高說服力，論述是在引用、歸納著名學者觀點的基礎上進行的。

1.1 問題的提出

回顧歷史，有三個問題常讓我們困惑。

第一，從宏觀層面看，將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驅動因素分為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2］是否有進一步細化的可能和必要？從現象看，當今世界，西方的思想占據了主要地位。近幾百年來，西方世界對自然的認識與利用能力似乎把其它文明遠遠地甩在后面；但是，目前尚無法解決西方的增長模式帶來的資源環境等困境。而在之前，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并且這種文明延續了幾千年。為什么她可以延續幾千年？在歷史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深層次的原因，比如，東西方文明的差異？

第二，如果東西方文化確實存在差異，那么是否可以從東方文化中，尤其是從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找出一些積極因素為世界的生態文明做貢獻？如果可以，該是什么因素？

第三，如果找到了這樣的因素或思想，那么它應該和現有的支撐西方文明的思想之間形成怎么樣的結構？

1.2 一些西方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評論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以來，大幅度地釋放了物資生產力，豐富了人類的物質生活。可是在西方的增長模式下，經濟子系統的持續擴張也導致了環境與資源困境。

西方的有識之士深刻地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困境。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如此評論西方價值理性工具化的結果：“身外之物只應是‘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以甩掉的斗篷。（巴克斯特語）’然而命運卻注定這斗篷將變成一只鐵的牢籠。自從禁欲主義著手重新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在塵世的理想起，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今天，宗教禁欲主義的精神雖然已經逃出這鐵籠（有誰知道這是不是最終的結局？），但是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從文化比較形態學的角度，通過西方文化內在邏輯的分析，預言西方文化將走向沒落［4］。

“雖然世界的統一，最終在西方的框架中完成。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的西方的優勢肯定不會繼續持續下去了。在一個統一的世界中，十八種非西方文明――四個還存在，十四個已消失――肯定將重新加強其影響。……西方的成分將逐漸地降到適度的地位，這就是有待于由其內在價值與其他那些文化比較所能保存下來的全部東西――現存的與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會的擴張，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聯系起來……我們就必須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來打破我們自己國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們短暫的歷史所造成的束縛，我們必須使自己習慣于采用作為歷史的整體觀。”［5］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手稿《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湯因比還這樣充滿憂慮與希望地寫道：“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于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6］可惜在這部手稿中，湯因比并沒有明確地指出古代的中國文化能給未來世界帶來什么。他對中國的期望是源于比較了眾多文明形態之后的的直覺，還是源于深邃思考后得出的、但尚未系統地表達出來的結論，就不得而知了。

李約瑟［7］在論述萊布尼茲和中國古代科學的時候，發出這樣的感慨：“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歷史矛盾，即，雖然中國文明本身不能產生現代自然科學，但離開了中國文明的特殊哲學，自然科學就是不完善的。”他還說：“歐洲科學是在一個數學的、機械的世界以及笛卡爾和牛頓的世界圖像的旗幟下前進的。這種進程在此之前已充分發展了，但它所信奉的自然觀不能永久地滿足科學的需要；需要把物理學看作研究比較小有機體的科學，而把生物學看作研究較大有機體的科學，這個時代一定會到來。如果發生了這種事的話，科學所采取的思維模式將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明智的，而絕不是典型的歐洲式思維。”

費爾南?布羅代爾也一直關注中國厚重的文明。他的夫人這樣寫道：“我堅信，倘若F?布羅代爾先生依然在世，他會以極大的好奇注視今天的中國對待現代資本主義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布羅代爾持論正確，中國會以獨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8］

近代著名的歐洲裔日本通小泉八云［9］也說：“或者我們的文明，傳遍了全地球，不過使許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們的破壞技術和實業競爭，不來幫助我們，反來抗拒我們罷了……因為我們所創造的社會機能，正和故事中的惡鬼一般，在我們不能維持他的時候，便恐嚇著要吞滅我們。我們這樣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創造品……為了它的道德基礎，它不能始終作一種社會組織維持下去，這樣的斷定，乃是東方智慧的教訓……我也相信，將來的事情是偏于遠東的―并不偏于遠西。至少我相信這樣，如果以中國而論。”

到此為止，雖然不能說對第一個問題給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轉向中國不算是個夜郎自大、毫無根據的選擇。那么，中國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

1.3 一些中國學者對中西文明特征的評論

對人與自然關系上述兩個角度在文化上的不同側重造成了文明巨大的分野。在文明史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各有側重。“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何區別呢？我認為最根本的區別是思維模式、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為二；而東方文化注重綜合。合二為一。”［10］按我們的理解，東方文化側重于天人關系的體味與闡發；西方文化側重于人與物關系的揭示和實踐。

著名的中國文化研究者錢穆（錢賓四）先生多次提到了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更是專門撰文指出其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現將其論文核心觀點摘錄如下：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 思維遲鈍，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俊來者之繼起努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11］

湯一介［12］高度評價了錢穆的研究成果：“錢先生這篇文章……實為我們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之路徑。”

季羨林［13］也認同錢穆的觀點，并在錢穆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他對“天人合一”的看法：“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點簡直可以說是根本對立的。西方的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東方的指導思想，由于其基礎是綜合的模式，主張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西方向大自然窮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時間以內，看來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勉強滿足了他們的生活的物質需求，他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東方人對大自然的態度是同自然交了朋友，了解自然，認識自然；在這個基礎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這個命題，就是這種態度在哲學上的凝練的表達。東方文化曾在人類歷史上占過上風，起過導向作用，這就是我說的‘三十年河東’。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時移勢遷，滄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世界形勢的發展就是如此，不承認是不行的……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這些災害如果不能克制，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現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同感問題之嚴重。但是卻不定有很多人把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掛上鉤。然而，照我的看法，這些東西非同西方文化掛上鉤不行。”

張岱年認為天人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問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三種學說……最重要的是《周易大傳》的‘輔相天地’的學說。《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謂裁成、輔相，亦即加以調整輔助。《系辭上傳》說：‘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范圍亦即裁成之意，曲成亦即輔相之意。《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此所謂先天，即引導自然；此所謂后天，即隨順自然。在自然變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導，在自然變化即成之后注意適應。做到天不違人，人亦不違天，即天人互相協調。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道路……這種天、人協調的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居于主導地位。［14］”

由此可見，李約瑟同意中國哲學具有有機的特質并認為其具有潛在的價值。錢穆、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則指出或認可“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此外，季還明確指出這種特質導致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走向，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有沒有挽救的辦法呢？當然有的。依我看，辦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之窮……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13］”

1.4 小結

綜上所述，從人類文化史角度來看，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是合理的，我們分別稱之為人與天的關系與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是以整體性的視角對待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和觀念的總和；其哲學基礎的典型代表是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需要說明的是，“天”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有多種含義，在本文中使用“自然”這一含義；至于其它的含義是否同時成立，本文不做探討。人與物的關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與觀念的總和；其哲學基礎的典型代表是機械唯物論。這兩種關系是理想型。

如果“天人合一”確實如錢賓四先生所說的，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那么，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劃分也有利于這個觀念的傳播。再從環境資源問題的產生的根源和可能的解決途徑的角度來看，這種劃分也是必要的。

回答了兩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對世界文明的未來可以有所貢獻，那么，在環境社會系統里，要把天人合一觀放在什么的結構中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前文［1］所述，即基本思路是根據人與自然的關系存在分化的現象，將其分解為人與天的關系和人與物的關系；加上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共四種關系，統一在三種生產理論的框架內。

2 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基本關系

這部分回答第二個疑問。

2.1 三種生產理論的（簡化）物質流模型

三種生產理論可以用圖1中的簡化模型表示［15］。其中涉及人力，而人力包括物質性的一面和非物質性的一面。早期的研究側重于環境社會系統中物質流動過程的描述，沒有詳細敘述人的意識或者說能動作用是如何影響物質流動的。此外，為了凸顯廢棄物回收利用產業的重要性，圖1把物資生產和人的生產兩個子系統中產生的廢棄物單獨列出。

為了著重說明三種生產理論中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動，可以將圖1進一步簡化。第一，將“廢棄物”框去除，把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兩個子系統中產生的廢棄物直接和環境生產子系統相連。第二，只考察人力作用的物質性一面，暫時不考察人力作用的非物質性一面。第三，如前文［1］所述，本文的環境包括宇宙在內，因此，圖1最下端代表自然力的箭頭就不必要了。這樣得到圖2。

毋庸置疑，當今世界，三種生產的物質流動出了問題。其原因何在？在環境社會系統中，是人影響了物質流動。人是如何影響其物質流動呢？下面我們側重考察人力的意識的一面，意即人的能動的一面對環境社會中物質流動

的影響。這里的意識是廣義的意識，包括心理學上所說的潛意識和前意識在內。

2.2 三種生產理論框架中的四種關系

把四種關系與三種生產理論聯系起來，可以得到圖3。于此過程中，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還原論的方法。就人與人的關系來說，由于人的生產消費物資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料和環境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源，因此，可以抽象化地認為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提供的物質是先集中到人的生產這個子系統，然后再在該子系統內完成分配的。我們知道，分配是人與人關系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人的生產中還包括人力資源的生產，而人力資源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一定的人與人的關系。所以，作者把人與人的關系主要定位在人的生產這個部分是合理的。應該看到，人與人的關系與人與自身、人與天、人與物的關系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不把它暫時地與其它關系分開來，恐怕就無法繼續深入地分析。所以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各種關系之間的交互作用將另文詳細討論。

類似地，就人與物的關系來說，我們抽象地把環境資源以及人力資源集中在物資生產子系統中，在人的生產和物資生產這兩個子系統之間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人與物的關系。但是它是否包含有其它關系呢？應該還是有的，比如說水稻種植過程雖然包含著對“不違農時”等天人關系的理解，但其主要體現了人對自然物的利用能力，因此應該把這個過程放在物資生產子系統中。此外，在現代以西方的物質文明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中，人對自然的利用能力越來越強，物資生產量越來越大，把物資生產子系統和環境生產子系統分開考慮也是合理的。因此，人的生產和物資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主要體現的還是人與物的關系。

人類對待環境生產的態度和人類整體性地看待自然的態度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人與天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人的生產子系統與環境生產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在實際生產中，處理、消納污染物的過程可能和物資生產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三種生產理論把消納污染物和產生資源的過程抽象化地集中在環境生產這個子系統內。另外，在這個子系統里，自然力發揮的作用應該大于人力的作用。“生物圈Ⅱ號”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自然環境系統的重要性。又如，Costanza［16］認為，保守地估計，生態系統服務的年產出是160 000-540 000億美元；而當時全世界的年生產總值為180 000億美元。

2.3 從物質和精神（能動作用）的角度看四種關系

四種關系中，人與自身的關系是指人的動機。動機指向的對象有兩大類，一類是物質的，一類是意識的、或精神的。這兩類對象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對于音樂家來說，演奏好樂曲、譜寫出好的樂曲的行為背后有著他們的精神追求，但是這種精神追求一方面可能給其帶來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其他人的經濟行為。把動機指向的對象分成物質的和精神的兩類是一種便于論述的、分析性的、還原性的思路。在真實的世界中，兩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外，其他的三種關系也都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物質對四種關系的影響與制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在處理這四種關系的時候，人的意識對物質世界的能動作用及其反作用。據此，可以將圖3中的四種關系分解，如圖4所示。如果圖4中表示的是人的動機對象偏于精神的一面，且表現了人對人與人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人對人與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人對人與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能動作用，那么這個圖就是一定動機取向下的能動作用圖；如果圖4中表示的是人的動機對象偏于物質的一面，且表現了人對人與人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人對人與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人對人與天的關系的認識及其物質流，那么這個圖就是一定動機取向下的物質流圖。

把圖4中各邊中偏于精神的一面和偏于物質的一面組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得到圖3。

圖3和圖2相比較，多了兩條表示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弧線；少了一條連接物質生產子系統和環境生產子系統的邊。需要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弧線的原因前面已經說明了。少了一條連接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的邊是由于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物資生產水平下，物資生產子系統需要向環境生產子系統索取的資源量和排放的廢物量是確定的。類似地，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和人與天的關系下，環境生產子系統所能提供的生產資源的量和環境容量也是確定的。因此，我們認為，盡管從物質流層面上看，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關系是重要的，但是考慮到人的各種能動作用以后，這條邊就不宜作為基本關系之一來處理。或者說，由于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人，如果人能處理好人與天的關系以及人與物的關系，相應地，就把天與物的關系處理好了。所以把天與物的關系包含進來是一種冗余，類似于計量經濟學中的“完全共線性”。計量經濟學認為，在用若干解釋變量解釋被解釋變量的時候，允許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部分共線性，但是要避免解釋變量之間完全共線性的現象。

2.4 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

在四種關系以外，是否還有其它的關系可以作為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謂的基本關系，依作者的理解，必須有幾個條件。第一，它是必要的。也就說，在解釋環境社會系統中意識與物質的相互作用時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我們已經論證了四種關系的必要性。第二，基本關系之間可以是相關的，但不能是完全相關的。由于完全相關的關系之中必定有一個可以從其它關系中推出，所以應該將這樣的關系排除在基本關系之外。如前所述，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流就屬于此類可以排除在基本關系之外的關系。第三，在所研究的系統中，所有的基本關系必須是完備的。第四，基本關系應該是所描述的系統的各個一級子系統之間的一級關系。

馬世駿等［17］在1984年明確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概念。Herman Daly（轉引自Sylvie Faucheux, 1995）也在1987年提出可持續發展包括并且根植在三個分離的領域：經濟、社會、生態［ 18］。葉文虎等［15］于1997年提出的三種生產理論，源于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是一個整體，并將其命名為“環境社會系統”。在這里，經濟是人類社會這個子系統的組成部分，生態是自然環境子系統中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從物質流角度看，環境社會系統中客觀地存在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三種生產活動。

由于三種生產理論描述的是環境社會系統（即世界系統）的物質流運動，從宏觀層面上看，其描述對象是完備的，意即可以包羅世界系統中的“萬象”。

單從三種生產的物質流圖來看，其中存在三對物質流的關系。如果把人的意識和三條邊對應，就有了三種關系，即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物與天的關系。再加上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一共有五種關系。再從字面來看，還可以有：物與物的關系、物與自身的關系，天與天的關系，天與自身的關系。所以，從文字角度看，在這個系統中一共可以找到九種關系，但是我們為什么說四種關系是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呢？

首先，前面已經論述了為什么基本關系中沒有天與物的關系。

另外，如前所述，天是整體性看待自然情況下的自然，它包含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整體性的自然；另一層是用整體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時，該存在即是天的一部分。我們先來看前一層意思，即天是整體性的自然，這時，天與天的關系，天與自身關系應該只屬于文字上成立，而實際上不一定成立的關系。如果一定要“鉆牛角尖”的話，那么這兩個問題可以轉換成：我們的宇宙之外還有宇宙嗎？如果有的話，宇宙和宇宙之間是什么關系？我們的宇宙為什么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這些問題都屬于哲學的本體論范疇。其中，天與天的關系不在本文討論的環境社會系統所及的空間和時間尺度內；而天與自身的關系則未在環境社會系統中表現出現實的重要性，所以未體現出需要將其列為基本關系的必要性。因此，本文不把這兩種關系列入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之列。

再來看為什么沒有物與物的關系。物是分析性看待自然時的自然，它同樣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指自然中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另一層是用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自然時自然中的存在。不管怎樣，它們都是自然中的個體。如果這兩種物都與人發生直接的、或有顯著影響的間接的聯系，那么我們可以把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歸并到人與物的關系中。如果這兩種物不與人發生聯系，或者發生無顯著影響的間接的聯系，那么我們可以將這樣的物與物的關系歸于人與天的關系中。類似地，也可以這樣處理以整體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時，存在與存在之間的關系。

最后，還有一個物與自身的關系。對于非生物來說，物與自身的關系同樣是一個只在文字上成立的關系，故無法列入基本關系之中。而對于非人類的生物來說，如果生物學家感興趣的話，該關系應該是生物學的研究內容，而不應當作為環境社會系統的主要研究內容。

3 小 結

綜上所述，我們主要通過窮舉法，發現從三種生產理論的視角看，其中存在九種一級關系，但是有些關系與環境社會系統的研究內容相去甚遠，有的具有完全共線性的性質，把這些關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種關系，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

這四種關系都是必要的、非完全相關的，而且足以表示環境社會系統中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相互作用的結構，符合前及的基本關系的幾點要求，因此我們把它們稱為環境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這四個一級關系之間還存在交互作用，這在后面會進一步討論。由于二級和二級以上的關系可以看成是一級關系的衍生關系，因此二級關系也不列入基本關系中（所謂n級關系是指相互作用的若干個子系統都是，或者其中最（較）低層次的子系統是，環境社會系統中的n級子系統）。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甘暉，葉文虎.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關系：環境社會系統中的四種關系論［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8（6）：7-11.［Gan Hui, Ye Wenhu. Basic Relationship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rief Discussion on Four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 18（6）: 7-11.］

［2］葉文虎，宋豫秦.從“兩條主線論”考察中國文明進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2，12（2）：1-4.［Ye Wenhu, Song Yuqin.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2, 12（2）:1-4.］

［3］馬克斯?韋伯.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6.［Max Weber. Translated by Yu Xiao, Chen Weigang.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 Xi'an: Pres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06: 106.］

［4］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吳瓊譯.西方的沒落:第二卷?世界歷史的透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471.［Oswald Spengler. Translated by Wu Qiong.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2）: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M］.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Press, 2006: 471.］

［5］湯因比.沈輝,等譯.文明經受著考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6.［Arnold Toynbee. Translated by Shen Hui, et al. Civilization on Trial［M］.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Press, 1988: 136.］

［6］湯因比.徐波,等譯.人類與大地母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34.［Arnold Toynbee. Translated by Xu Bo, et al. Mankind and Motherland ［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1992: 734.］

［7］李約瑟，柯林?羅南.中華科技文明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6，251-252.［Joseph Needham, Colin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1） ［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2001: 196, 251-252.］

［8］費爾南?布羅代爾.唐家龍,等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中譯本序.［Fernand Braudel. Translated by Tang Jialong, et al.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in Philippe II［M］. Beijing: Commerical Press, 1996: Prefac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9］小泉八云.胡山源譯.日本與日本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53-67.［Lafcadio Hearn. Translated by Hu Shanyuan. Japan and Japanese ［M］.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05: 53-67.］

［10］季羨林.東方文化三題［J］.新湘評論，2008,（1）：52-55. ［ Ji Xianlin. Three Topics about Oriental Culture ［J］. Xin Xiang Ping Lun, 2008,（1）:52-55.］

［11］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J］.中國文化，1991，（1）：93-96.［Qian Mu. A Contribution Chinese Culture will Make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J］. Chinese Culture, 1991, （1）:93-96.］

［12］湯一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672.［Tang Yijie.Self-selected Essays of Tang Yijie［M］.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9:672.］

［13］季羨林.季羨林自選集［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425-427.［Ji Xianlin. Self-selected Essays of Ji Xianlin［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0: 425-427. ］

［14］張岱年.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張岱年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215-216.［Zhang Dainian. Self-selected Essays of Zhang Dainian［M］.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3: 215-216.］

［15］葉文虎，陳國謙.三種生產論：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7，7（2）：14-18.［Ye Wenhu, Chen Guoqian. Theory of Three Models of Production: The Basic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7, 7 （2）: 14-18.］

［16］Costanza R,Arge R,Groot R,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17］馬世駿，王如松.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J］.生態學報，1984，4（1）：1-9.［Ma Shijun, Wang Rusong. Th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J］. Acta Ecologica Sinica, 1984, 4（1）: 1-9.］

［18］Faucheux S, Froger G, Noёl J. What Forms of Rational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1995, 24（1）:169-209.

Further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AN Hui1，2 YE Wen-hu2

（1. School of Economics/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人與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財務理論；研究；財務治理權

一、財務理論體系的框架結構

從已接觸到的中外財務看，西方財務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財務領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市場的財務運作問題（湯谷良，1997）。比較而言，國內財務理論研究要豐富得多，諸如財務的基本概念、公司內部的財務運作機制和財務控制等，改革開放以來，這些一直是國內財務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不過，財務理論的體系結構以及未來財務理論研究得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諸如財務環境在財務理論體系中的地位、財務環境的具體結構及其對財務運作的具體、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財務治理結構、財務治理權的有效配置、財務治理模式及其選擇、股權結構和文化等環境因素對財務治理模式的影響等問題，還很少研究。甚至于財務理論的重心究竟在哪里，我以為也需要重新把握。盡管財務學研究十分關注論問題，如財務決策的方法、財務控制的方法、財務評價的方法等，但從現實看，影響公司財務資源培育與配置效率的關鍵因素似乎并不是財務方法而是財務機制和財務戰略，尤其是財務治理權在公司內部的配置與運作。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還需要對財務學的理論結構作進一步的探討。我的看法是，完整的公司財務學理論體系應當由財務環境理論、財務基礎理論、財務戰略理論和財務運作理論四個層次組成，其中財務運作理論又分為財務治理權配置理論和財務管理方法理論兩大部分。

1、財務環境理論。應該說，沒有任何一個財務學家否認過環境對財務理論與實務的影響，在中外財務文獻中，財務環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問題是，財務環境在財務理論體系中的地位、財務環境的具體構成及其對財務理論與實務的具體影響等問題，在研究上還不能說已經到位。時至今日，人們還是把環境視為財務理論界域以外的東西，還沒有把環境作為財務理論體系的內生性要素來看待。這樣做，將不能體現財務環境應有的理論地位，實踐中也帶來一些問題。從和現實看，財務環境對財務目標及根據邏輯導出的財務戰略、財務策略、財務機制和方法都有著全面的和直接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當把財務環境理論作為財務理論體系的內生性要素，甚至應作為財務理論體系的最高層次來理解。

其次，盡管人們已經對財務環境的構成內容進行過多種歸納，但“重硬環境輕軟環境、重環境輕文化環境、重股份制環境輕非股份制企業環境、重一般環境輕特殊環境、重一般描述輕具體”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對于財務環境要素，我的看法應當用多維度的立體論方法歸納，概括為、經濟、文化、、、、技術、人口、歷史和地理十個維度，并按對財務的影響范圍、影響程度、影響方式和發生頻率等多種方法進行歸類分析。

最后，對財務環境的研究還應克服和消除存在的“環境與財務板塊結合”的狀態，從縱橫結合的“時空差異”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個維度的環境因素對財務理論、財務戰略、財務機制和財務方法的具體影響。國際間的財務行為總是存在差別的，而差別的形成基礎是環境差異。財務學的研究，必須能夠有效地把握國際財務差異及其形成機理，并側重從特殊的財務環境出發，研究適合這個特殊環境的財務理論與方法。只有按照這個思路和方法，才能構建對中國企業具有實際的和直接的指導意義的財務理論體系。

2、財務基礎理論。這是財務本體理論最基礎的部分，討論財務的具有“實質性”的問題。近年來這部分的研究較為活躍，已經出現了不少創新的成果。但是，財務基礎理論究竟由哪些內容或要素構成，學術界的觀點仍不盡一致。我的看法是，如果把財務理解為“一種有目的性的行為”，則財務理論的基礎部分就應當從特定的財務環境出發，研究這種行為的主體與范圍、本質與職能、動機與目的、前提與條件、原則與規則、方式與方法、過程與結果等行為要素。也就是說，財務基礎理論的構成內容應當包括財務主體（包括法人主體與人主體）、財務活動范圍、財務基礎性和基本假設、財務本質與職能、財務基本目標、財務一般過程或環節、財務基本原則、財務一般規則（包括制度性規則、技術性規則和道德性規則）、財務基本方法、財務效果評價十個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須密切結合特定的財務環境，全盤照搬西方財務的做法是極不可取的。

3、財務戰略理論和財務治理權配置理論。這兩個都是全新的財務學研究領域，尤其是財務治理權配置理論。關于財務戰略，國內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陸正飛教授的《企業發展的財務戰略》和劉志遠教授的《企業財務戰略》，他們在這一全新的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的、極富創新與成效的探索。至于財務治理權的配置，目前還難以發現專門的、較為具體的研究文獻。對于公司財務治理權，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財產權的核心，人們常說的法人財產權，其主要內容就是法人財務治理權，包括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和財務監控權，《公司法》的規定就是較好的體現。財務治理結構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重要部分，財務治理權配置又是財務管理體制和財務運行機制的核心內容，從目前情況看，配置的合理與否還是影響財務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性因素。如此重要的問題，至今卻未能引起理論界的重視，不能不說是財務學研究的一大缺憾。圍繞財務治理權的配置，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比如財務治理權的內容與結構、財務治理機構的設置與運作、財務治理權的配置范圍與層次、配置模式與結構、運作機制與方式、企業集團財務治理權配置的特殊性、財務治理權配置模式的國際比較、文化差異與財務治理模式的選擇、政治制度對公司財務治理模式的影響、股權結構等經濟因素差異與財務治理模式選擇等，這些問題甚至可以作為財務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專門研究。我期望這個最具現實意義、也最能體現國別特色的研究，能夠得到應有的重視。

二、財務基礎理論的若干基本要素

1、關于財務本質。財務本質理論的討論由來已久，主要有貨幣收支活動論、貨幣關系論、分配關系論、價值運動論、資金活動論、現金流轉論、本金投入和收益論、財權論、資本要素配置論等幾種觀點，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財務的某些特性，也推進了財務理論的建設和發展。不過，這些觀點是難以將財務學與學和政治經濟學相區別的。比如貨幣關系或分配關系，原本就屬于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系的范疇。而資金運動或價值運動，會計學上則一直把它作為會計的對象來看待。在把握財務的本質與職能（本質的具體化）問題時，傳統的靜態分析法和就財務論財務的狹隘主義觀點必須調整，而郭道揚教授（1998）在分析會計本質與職能時所采用的動態分析法和環境聯系法值得借鑒。實際上，財務的本質與會計的本質一樣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務解釋為“分配關系”尚可理解，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再將財務的本質與職能僅僅理解為某種關系或某種資金或現金的活動，就顯得有點過于狹隘了。現代財務作為公司管理系統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最本質的職能就是有效培育與配置財務資源。處理分配關系、或組織現金流轉、或安排資金或資本、或財權合理配置等，不過是“有效培育與配置財務資源”系統的一個側面或一個組成部分。這里所說的財務資源，在現代社會和現代企業中，應當既包括“硬財務資源”如資金和自然資源等，也包括“軟財務資源”如市場資源、人力資源、知識產權和組織管理資源等。所謂財務，其實質就是通過合理的財務制度安排、財務戰略的設計和財務策略的運作，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財務硬資源和財務軟資源，以求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協調化，維持理財主體的可持續發展。

2、關于財務假設。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諸如財務主體、貨幣時間價值等幾乎一致被作為財務基本假設來看待。在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領域，假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假設體系。然而問題是，財務學假設的客觀基礎是什么？有無必要將財務學假設作為一個體系來看待并進行層次劃分？財務主體、貨幣時間、價值等假設是否就是財務學的基礎性假設？我的看法：（1）任何假設的客觀基礎都是環境不確定性。比如會計上的持續經營假設，就是源于會計主體的生存壽命的不確定性。（2）不確定的財務環境因素是一個體系，有些財務環境因素如財務資源是否稀缺、理財人的行為動機和行為方式等，對財務行為和財務學體系的構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響；而有些財務環境如產品壽命周期、物價變動、稅率調整等，只對財務行為具有局部性的影響。據此，可以把財務學的假設體系分為基礎性假設、基本假設和技術性假定三個層次。（3）財務學的基礎性假設對財務行為具有全局性影響，構成財務學的基礎性理論，主要包括財務資源稀缺性假設、理性理財人假設、理財者為經濟人假設、理財信息完備性和對稱性假設、財務利益最大化假設等。（4）財務學的基本假設對財務行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響，構成財務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財務主體、貨幣時間價值、現金流轉、風險與報酬對等假設等。（5）財務學的技術性假定對具體的財務行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響，構成財務學的操作方法論部分。如在投資決策中，不考慮通貨膨脹或緊縮時的幣值不變假設，或考慮通貨膨脹或緊縮時的幣值有規則變動假設等。財務學的技術性假定是多種多樣的，可以說，每一種財務方法都有一個或幾個假定前提。

3、關于財務目標。這是財務學領域中研究較為熱烈的一個問題，王化成教授（1998）曾歸納有14種觀點，目前較為流行的是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觀點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觀點。關于股東財富最大化，我的看法將其作為現代財務的目標是不合適的（李心合，2000）。實證研究也證明了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假設具有不合理性。英國學者帕克（RPike）等人對英國公司的目標定位情況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管理人員對企業盈利能力比對創造財富更有興趣，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僅排在第4位，而且只有不到18%的被調查者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許多美國企業的調查研究也支持這一發現（劉志遠，1999）。

至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假說，理論上還不能說是比較成熟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企業價值的含義模糊，與利潤和股東財富的關系尚未理清。西方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認為企業的價值在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此，作為出資人的股東最關心的是企業的利潤及產生利潤的載體———企業的資產和凈資產。然而，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使得像微軟公司這類的企業的市場價值與其利潤或凈資產嚴重背離。于是，人們便思考用股票市值來解釋企業價值，并將企業價值等同于股東財富。美國麥肯錫公司的湯姆科普蘭、蒂姆科勒和杰克默林三位學者在《價值評估———公司價值的衡量和管理》一書中，還將企業價值解釋為“產生現金流量和基于現金流量的投資回報能力”，并認為這就是全新的價值觀念。二是企業價值難于計量。在所接觸到的文獻資料中，人們已經提出的企業價值的計量方法有每股收益法、股票市價法、凈資產收益率法、經濟利潤法（公司價值現值=投資資本+相當于每年創造價值的溢價即預計經濟利潤）和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等多種，尤以股票市價法和現金流量折現法最為流行。股票市價法只能在上市公司使用，并且最好是該公司的股票市價與其價值高度相關，而這樣的公司，不說在中國，就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為數也是不多的。至于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用這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數值來計量公司的價值，其可靠性是很難保證的。

關于現代企業的財務目標，我的看法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利益分配協調化。增加值是對企業創造的新財富的價值衡量，增加值的多少體現企業為社會創造的新財富的實際水平；同時它也是企業股東、債權人、經營者、政府、員工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源泉，用增加值作為財務的目標，能夠兼容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需求。對單個企業而言，增值有有效增值與無效增值之分，區分的標志就是增值能否給企業實際帶來經濟利益的流入，因為增值的實質就是未來經濟利益的流入。無效增值的形成原因是信用風險和會計上的權責發生制。有效的增值需要按照經濟的和社會的規則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分配，基于利益相關者各自對自身財務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業管理當局還必須把有效地協調利益關系作為其理財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4關于財務基本原則。學術界的看法不盡相同，可以羅列出至少十幾種觀點，有三原則、四原則、五原則、六原則的歸納，更有上的千差萬別。從知識和可持續財務的角度出發，本文提出的財務基本原則是：資本保全原則；硬財務資源適度耗費與有效利用原則；積極培育軟資源原則；利益相關者配置與共同治理原則；公平分配與利益協調原則；人本財務與物本財務相結合原則；權責利效相結合原則。這些原則強調了對稀缺硬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對軟資源的有效培育，突出了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財務治理和財務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體現了與人們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的基本特征與要求，所以稱為基本原則。

三、財務治理權配置的幾個

1、財務治理權的配置層次。1994年，湯谷良教授提出了三個層次的財權配置觀點，即除監事會行使財務監控權外，股東大會、董事會、總經理、財務經理共同分享企業全部財權。1997年，湯教授又明確提出財務三層次論（所有者財務、經營者財務和財務經理財務），并認為經營者財務處于財務管理的核心地位。這個觀點的創新意義及對國內財務學的積極是有目共睹的，問題是，還有無必要與可能進一步發展。我的看法是，至少有兩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一是處在第一層次上的是否只有出資人或所有者。財權的基礎是產權，產權制度安排決定財務治理權的配置。從上看，以小規模為主要業態的古典企業是體現“財務資本至上”邏輯的“財務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產權制”或“業主產權制”，相應的財務治理結構為“一元主體（業主）治理結構”，即業主擁有絕對的財務治理權。公司制的出現以及“經理革命”使公司財務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相應的財務治理權配置模式也演化為“二元主體（所有者與經營者）共同治理結構”，所有者與經營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財務治理權。公司的產權歸誰的理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們還一直維護“（財務）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維護“業主產權論”的觀點。但是80年代以后，業主產權論的邏輯開始受到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多的懷疑，體現“財務資本與人力資本并重”邏輯的“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合作產權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益相關者共同產權論”，該理論把企業視為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組合約，每個利益相關者都對“企業剩余”作出貢獻并享有剩余索取權。因此，經理們要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而不僅是股東的利益服務。從現實來看，政府、投資者、債權人、經營者、員工乃至公眾，這些利益相關者均對企業有財務利益要求，也均對企業有財務權利。這就是說，處在財務治理權配置第一層次的，應當不僅僅是企業外部的股東，還有企業外部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換句話說，外部利益相關者是公司理財的第一層次。

二是員工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財層次。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內部的經營者和財務經理，他們都是企業財務治理權的分享主體，也是企業財務利益的分享主體，那么員工呢？從理論上說，員工是企業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在“從業員主權理論”下還是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當然應參與企業的財務治理。我們一貫提倡的民主理財，也是把員工作為企業內部的一個獨立的理財層次來看待。這樣說來，企業財務治理的層次，實際上就是四個層次，即外部利益相關者、經營者、財務經理和員工。不同的人參與財務治理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這正是我們結合國情需要認真研究的。

2、財務治理權的配置模式。面向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財務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可歸納為4個方面：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財務治理；人力資本最大者擁有最重要的財務治理權；財務相機治理；知識和信息專家參與財務治理（李心合，2000）。這4個方面是現代財務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其具體結構和表現形態因時因地而異。研究我國企業財務治理模式，必須廣泛、深入地聯系我國特殊的經濟、和文化基礎。

3、財務治理權的配置結構。財務治理權的配置，應以權利性質、公司類型、法人治理結構、管理人員素質、環境影響和配置效果等因素為基礎。在“一長（董事長）四會制（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會）”的公司，財務決策權配置的一般情形是：財務戰略決策權歸屬股東會和董事會，財務日常決策權被授予經理會。不過，財務決策權的安排也具有明顯的相對性和環境適應性。其次，財務決策權的配置還具有動態調整性，財務相機治理機制所揭示的就是這個道理。一般的理解，相機治理是指：內部人或經營者主導財務治理權的條件是公司財務生存能力，當公司償債出現困難時，銀行就會出面干預公司財務與經營。財務決策權在公司內部人與銀行之間的變換與轉移，是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對于財務決策權，財務監控權的配置要分散得多。主要有四大分享主體體系：一是財務監控權的市場分享體系，主要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二是財務監控權的政府分享體系，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審計機關和證券監管部門等；三是財務監控權的出資人分享體系，包括投資者和債權人兩大類；四是財務監控權的內部人分享體系，這個體系又可以分為縱向財務監控體系和橫向財務監控體系兩個分支體系。縱向監控體系是在公司內部的各層級之間，享有監控權的上級組織或個人對下級組織或個人的監控；橫向監控體系是在地位平行的組織或個人之間展開的。公司內部的財務牽制制度應按縱橫結合的立體方式設計方能奏效。

主要：

[1]湯谷良經營者財務論[J]會計研究，1997，（5）

[2]謝志華論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務微觀性[J]會計研究，1993，（6）

[3]辜位清“價值評估—公司價值的衡量和管理”評介[J]管理世界，2000，（3）

[4]王化成再論財務管理目標[J]財務與會計，1999，（3）

[5]李心合知識經濟與財務創新[J]會計研究，2000，（10）

[6]李心合利益相關者產權與利益相關者財務[J]財會通訊，1999，（10）

[7]馮根福西方主要國家公司股權結構與股東監控機制比較研究[J]當代經濟，1997，（6）

人與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傳統思維；教育技術；本土化；隱性知識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 (2008) 12―0014―04

思維方式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文化最深層的精神結構和表現形式，它決定著人們觀察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實踐與思維活動。自2500年前以來，人類的文化存在著至今仍具有巨大影響的兩大流派。一個是源于古希臘的西方文化，一個是源于古代中國的東方文化，兩者凝集而成的、具有深刻差異的、居于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被人們稱為西方思維和東方思維。教育教學作為人類的一項重要社會實踐，必然受思維方式的影響，比如同樣的啟發式教學，蘇格拉底用的是“邏輯辯論，揭示矛盾”，而孔子則是“叩其兩端，舉一反三”，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維方式必然會有不同的教育教學理論和教學模式。然而，就教育技術理論來說，從20世紀初，基于西方思維的教育技術理論在我國廣為傳播以來，雖然對我國教育技術理論的研究、應用和學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是，正如2003年5期《現代教育技術》卷首語中強調的那樣：“中國的現代教育技術理論有著如何從以跟蹤模仿為主向以自主創新為主轉變的問題。原始創新是發展中國教育技術理論的關鍵”。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民族性與國際性會呈現融合的趨勢，但是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西化”，教育和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西化。開展基于中國傳統思維、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理論的探索與實踐研究，實現本土化創新，不僅是我國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為世界貢獻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論并與國外理論平等交流的應有之舉。

一 中國傳統思維及其基本特征

美國科學院第一位社會科學家院士尼斯貝特指導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學實驗揭示出東、西方思維方式或思維過程在本質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1]。總體來看，西方思維是一種概念思維，其基本方法是“概念邏輯、理性還原”，而東方思維主體的中國傳統思維是一種“象思維”[2]，也有的學者稱“意象思維”，其基本方法是“觀物取象、比類推衍”。“象思維”本身有一套不同于邏輯分析思維的特定范疇體系，它所要把握的對象，不是從邏輯上下定義的各種概念，而是靠整體認知把握的各種層次的“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內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種小宇宙整體內涵的氣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體之象等等無限豐富的層次。劉長林先生認為：“象”是自然狀態下運動的呈現，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整體層面，同樣具有本體存在的意義，有自身的規律。“象思維”的顯著特點表現為“象的流動和轉化”和“象以盡意”，即“象”在同一層次和不同層次的運動，借助“象的流動與轉化”,以達到與大宇宙整體之象或“道”一體相通的“把握”。［2］

中國傳統思維具有整體和諧、有機生成、相反相成、求善執中的基本特征。“天人合一”和天地生相聯系的整體思維是中國傳統思維的鮮明特點。所謂“天人合一”，是指包括人類在內的天地萬物是一個和諧整體，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二者具有同構性，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人和自然不僅是一個整體，而且是一個互相對應、不斷生成的有機整體，它以“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有機論為其軸心，形成了一個有機生成的思維模式。道家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是事物的本原，又是事物的法則，且處于自發的不斷演化運動之中。并通過“和”產生出比原來內容更豐富、更優良、更富于生命力的、為整體所具有的新屬性和新功能。與系統論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整體觀相比，它主要著眼于質的差異并力主系統內外的和諧與協同，且突出生成，著重把整體看作是時間的流動，是生生不息愈益豐富多樣的歷史。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事物最基本、最本質的結構是“陰陽結構”，是陰陽的相互對立，相互統一、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包含、相互代替、相互轉換，是辯證的對立統一，即“一陰一陽謂之道”,把陰陽相摩看作是發展的內在動力。現在真實存在的可能會向其對立面轉化，全面理解事件的一種狀態要善于從該事件的對立面來把握，通過矛盾來了解萬事萬物之間的關系，來超越和同化對立面，或者相沖突但卻有啟發性的觀點。傳統思維主要是從主體自身出發，在經驗直觀的基礎上直接返回到主體自身。這種自我體驗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主觀情感使傳統思維帶有濃厚的主體意向。它強調學問在個人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其目標是得“道”而非發現真理，即所謂“察天地以觀人事”。它首先關注的是整體的價值，強調整體的和諧有序，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和諧――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承認雙方矛盾的前提下,著重探索矛盾雙方的平衡與適度,以調和對立，實現中道，達到“中和”的境界。

綜合起來看，中國傳統思維運用“觀物取象、比類推衍”基本方法，把天地人生放在一個關系網中，從整體上綜合考察其有機聯系，而非把整體分解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整體結構、功能，而非實體、元素；注重用辯證的方法去認識多樣性的和諧和對立面的統一；并從對立中把握統一，從統一中把握對立，求得整體的動態平衡，以和諧、統一為最終目標。一些西方著名的科學家與思想家發現，中國傳統思維這種的整體和諧觀、有機生成觀、相反相成觀和求善執中的價值觀與現代科學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他們呼吁現代科學要積極從中國傳統科學思想中獲得營養和啟迪。而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對于長期沉醉于分析還原論西方思維的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更是思維方式上極大的挑戰，并導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思維轉型，在近幾十年來，西方開始關注、借鑒東方思維特別是中國傳統思維，并有向東方思維融合的趨勢。［3］[4][5］

二 基于傳統思維的教育技術研究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當今中國也已經開始面臨如何走向世界的問題，教育技術、傳統文化都不例外。近幾十年來，我國教育技術（電化教育）雖然規范宏大，教學實驗也遍地開花，但國際影響卻很小，其理論研究在國際體系中處于“依附性”的層次，在國際學術交往中，我們存在著巨大“逆差”。其重要原因便是我們的研究在理論上一味模仿國外，實驗上缺乏本土思維與創新，如不及時糾正，不僅會影響研究與創新能力的提高，更會進一步扭曲中國教育技術研究的方式、結構與價值。西方思維的轉型與中國傳統思維的重新認識，為中國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研究與實踐的本土化創新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因此，探討中國傳統思維自身獨特的內涵，開展基于中國傳統思維的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發現和剖析西方思維在教育思想、方法層次上的局限性，幫助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解答我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創新能力及其影響與發展規模嚴重不符的困惑，從而促進東西方思維互補與融合，為解析目前全球教育技術發展面臨的困境與挑戰、甚至為全球教育技術與教學設計發展與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與途徑。

當前，基于系統思維的教育技術理論尤其是教學系統設計理論的發展與教學實踐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6］[7］[8］。并開始引入復雜性思維和非線性思維［9］[10］，并逐步形成復雜性系統思維，它雖然與中國傳統思維有許多相通之處［11］，但其核心仍然是基于“概念邏輯”的還原主義的思維方法。雖然強調重視整體，但其基本看法仍然是“系統的性質和行為歸根到底是由各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來決定的”，所以，它本質上依舊是從系統內部的實體上尋找原因，認為整體的原因在內部各組成部分，與機械還原論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強調各組成部分及其非線性相互作用，但仍然是“部分決定整體”。而中國傳統思維在觀察對象時，并不是把觀察對象抽象為一種靜態對象或模型，而是把整體看成是一個處于無窮變化中的和發展著的整體，認為任何事物與周圍的事物都有多種走向的動態關系，例如，生我、克我、我生、我克、同類等，而且彼此之間組成一個天然的鏈條，誰也離不開誰，并且還與時空方位巧妙地融合為一體。如中醫的“辨證施治”強調人是一個同季節、地方、心情、歷史等因素有密切聯系的這么一個“天人合一”的整體，同一病癥，要因人因時因地因勢而異診斷結論與治病處方,而非力求有一“萬應靈丹”，來包治同一病癥。它既從人體內部找原因，又通過對與某一部分的病變密切相關的其他部分和環境因素等來調節、醫治。它既從部分和外部尋找原因和根據，同時強調“整體決定部分”，而“部分只是體現整體的場所”。因此，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既是有機生成、又是辯證的。

在對待矛盾的問題上，中國傳統思維比西方思維站得更高。黑格爾的辯證法中，正題后面的是反題，這矛盾由合題來解決，其推理的最終目標是解決矛盾，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仍有些“攻擊性”。中國的辯證法是通過矛盾來了解萬事萬物之間的關系，來超越和同化對立面，或者相沖突但卻有啟發性的觀點。尼斯貝特認為：中國的知識傳統中根本不存在A與非A的之間的對抗。以道家的精神或陰陽學說來看，A實際上也暗含了非A的情況，或者很快就會向非A轉化。［1］

美國物理學家F.卡普拉認為：“越深入到亞微觀世界，越會認識到近代物理學家是如何像東方神秘主義者一樣，終于把世界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組成部分是永遠運動著的一個體系，而觀察者本身也是這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4]除近代物理學外，像后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它們的許多基本原則和理念都與中國傳統思維與文化有很多相通之處。如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認為：人與世界、人與人的關系是內在的、本質的、生成性的；不應把人看作是一種完全獨立的與他物無涉的實體存在，而應看作是一種關系的存在，與傳統思維的整體生成觀是一致的。桑新民教授認為：建構主義不同于近代西方文化傳統中注重分析的思維方式，強調知識建構時的綜合性，主張打破學科之間的森嚴壁壘……；這些思想和理念對于中國人不僅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和親切，因為他們始終保留和貫穿在中華文明的傳統之中。［12］

因此，當西方教育技術工作者不斷從復雜性思維、后現代主義、建構主義尋求理論支持與指導時，我們為什么不能到我們的傳統文化與思維中尋找本土化創新的動力與源泉呢？正如桑新民教授指出的那樣：只有深入挖掘這種深藏在中國文化之根中的教育傳統，才能以更加開放和自信的心態，吸取和借鑒當代西方建構主義的精神財富，實現東西方文化與教育更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在21世紀全球文化與教育的創新中，發揮中華民族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12］

三 教育技術本土化創新的主要內容

1 “由技至道”的教育技術與教學設計

“由技至道”這一理念,源自《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典故中“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中國傳統文化中各種具體的操作途徑或方法被稱為“技”或“術”，而“道”則比較抽象，既作為萬物本原和規律，又蘊含著各種技術活動應恪守的目的、方向、步驟和過程。從莊子的描述來看，庖丁由“技”至“道”后，解起牛來，“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游刃有余；且“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無論是欣賞者還是體驗者都是一種藝術和美的享受，所以庖丁解完牛后“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沉醉在自己的勞動之中，獲得巨大的身心愉悅。可見，“道”雖源于“技”，但又超越了“技”，是“技”與“藝”、“技”與“美”、“技”與“理”的完美融合，它既要合乎技術操作者主觀目的，又要合乎技術工具、技術對象和技術操作者自然與社會本性，因而是實踐智慧的最高境界，這種智慧看似無形，卻始終隱含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要由“技”至“道”，既要掌握實踐各要素的自然與社會本性，又要掌握技術操作使用方法和行動規則，更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積累、直覺體悟，逐步趨近，將技術與人的身體、心智協調起來，逐漸同化為人體活動的一部分，達到技術操作者、技術工具和技術對象關系的和諧，以及技術操作者身體與心理活動的和諧，最終實現知行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使技術活動成為一種生命運動。

教育技術與教學設計的“技”主要是各種工具技術和以理論知識為中心的各種程序、規則和方法。受西方主流“技術至上”或“技術中心主義”的影響，當前的教育技術領域研究與實踐存在過度依賴現代技術而忽略個人教育技能提高、強調技術的科學性與工具性，忽略技術的人文性、甚至出現人的技術化、甚至“人為物役”的錯誤傾向。要改變這一傾向，教育技術必須由“技”走向“道”、歸于“道”。而要至“道”，不僅要掌握“技”，即各種具體的工具技術、設計程序與規則的操作途徑或運用方法，還需要發揮人的主動性、直覺與創造性，不斷地去嘗試、體驗、積累，也包括對錯誤與問題的體驗，更需要順應教師與學生的自然與社會本性，讓“教學煥發出生命的活力”，使教與學成為教師與學生“樂生”的要素，成為其生命的一部分。“由技至道”的教學設計必須秉持“道法自然”的有機生成觀，技術、程序、規則的運用都必須順應教學系統中各要素的自然本性與社會本性，并隨著實際教學活動的展開而靈活運用，以技與藝、技與美、技與理的完美融合為教育技術的最高追求，它強調的是非決定論的、不可預測的創造性教學過程，而非預設的既定過程，教學設計的重點放在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氛圍上，而不是各種人為設定目標的管理，教學過程與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順其自然的“無為”而治。

2 隱性知識傳承與創新的新機制

隱性知識對知識創新及社會進步具有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本源性的作用。然而，對隱性知識的傳承，人們似乎還沒有找到像顯性知識傳承那樣有效的途徑與機制。由于隱性知識具有整體性、形象性、綜合性、創造性，而且具有知情意相互貫通的特點，概念邏輯思維的作用遠不及其對顯性知識那樣有效，一般都是認為必須通過直觀體驗才能獲得。然而，中國傳統思維擅長于運用意象性語言,用形象的方法來表達抽象的事物，如多用詩性的語言描述、寓意深長的寓言、故事等；它注重“意在言外”、“意出言表”和注重語言背后的“象”和“意”的表現方式，同時也注重實踐經驗,注重整體思考,因而借助直覺體悟,即通過知覺從總體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內在本質和規律等特點，實際上蘊含著解讀隱性知識獲得和傳播機制的重要線索。

正如前面所述，我國傳統“象思維”采取的是“觀物取象、類比推衍”的思維方法，它使用了不同于邏輯分析思維的范疇體系，它所要把握的對象也不是從邏輯上嚴格定義的各種概念，而是靠整體認知把握的各種層次的“象”，包括比較具體的天象、氣象、臟象、脈象、以及比較抽象的意象、道象等等。它采用以“象”說“象”的方式，即通過某個“象”與其相關的“象”之間的恰當比喻，表達人們對這個“象”的本質特征的體驗和理解。如老子所謂“上善若水”，《孫子兵法》中所謂“兵形象水”，《黃帝內經》中所謂“春脈如弦”之類，都是典型的“取象比類”，這種方法不僅有助于澄清思考者個人的認識，而且能將個人獲得的隱性知識傳遞給他人。如講“兵形象水”，其意在于表達“兵形”與水的某種共性(如善變、避高而趨下即避實而擊虛等)，孫武通過取象比類，使孫武內心的體驗轉化為人們的共同體驗。王前認為運用象思維獲得隱性知識的過程大體可分為體驗積累、立象盡意、取象比類、得意忘象、由道至理等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蘊涵著不同形態的隱性知識，而且由具體到抽象、由表象到本質由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13］。王樹人先生認為：“象思維”作為人類把握對象世界的一種方式,有開拓新思路,擴展新視角,提出新問題的作用。不僅如此,象思維還是包括科學、藝術乃至所有創造或創新的根源。［14］因此，具有很重要的認識論價值和科學價值。

通過取象比類，可以調動與啟迪人的形象思維，幫助人們打開想象的翅膀，提高人們的直覺與頓悟能力，由此物推及彼物,觸類旁通，去認識和發現新的事物。無論是中國古代的科技活動，還是在近現代的自然科學領域，許多的技術發明創造、科學假說的提出以及重要的科學發現，很多是受到了這種思維的啟迪和幫助。因此，在開展教育教學活動時，對于隱性知識的教學，應主要訴諸“象思維”，培養其“象思維”的能力。特別是在嬰幼兒教育與人文教育領域，要大量運用詩性的形象語言描述、寓意深長的寓言、故事等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啟發，使學生通過情景體驗、隱喻比類、移情想象、冥思頓悟等思維形式，實現“象”的流動和轉化，直接而快速地獲得整體感覺和總體把握，以達到對隱性知識的理解與把握，再通過把不同的對象加以比較,抓住其中的相似之處，通過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溝通異類，由已知到未知，用具體形象表達抽象意義，借類達情，以義起情，使情物交融，生動形象，易于感悟，達到協同效，實現隱性知識的傳承與創新。

此外，受西方思維的影響，當前的教學系統設計過于強調評價的客觀性，尤其是短期目標的評價與反饋來調節教學過程，這種方法對簡單性、客觀性思維沒問題，但對復雜性、間接性思維而言，則過于簡單武斷。而中國傳統思維認為評價不在一時一事一理，要注重大時間尺度的整體考量，注重動態的發展與有意志的演化，注重評價及價值的權衡，強調評價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結合，崇尚反思，尤其是在行為中反思；又如“以教為中心還是以學為中心”，傳統思維認為要“叩其兩端用其中”，其關系應是教學并重，教導結合，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異，否則過度強調任何一端都會導致“物極必反”、“過猶不及”；又如“競爭與合作”，由于競爭容易導致矛盾，所以，與西方思維的“害怕矛盾，總試圖消除矛盾，易走極端”不同，中國傳統思維從來不害怕矛盾，能接受并且超越矛盾，或者用矛盾來更好地了解事態的發展，它相信矛盾是不僅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更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所在。

結束語

當前，東西方思維正出現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趨勢，東方思維尤其是中國傳統思維越來越受到西方的重視，因此，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的本土化創新，既要借鑒與引進國外理論，更要繼承與發揚光大自己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方法的精華，開展有民族特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只有這樣，中國的教育技術才能真正與世界平等交流、對話。

參考文獻

[1] 尼斯貝特著,李秀霞譯.思維的版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5.

[2] 王樹人,喻柏林.論“象”與“象思維”[J].中國社會科學,1998,(4):38-48.

[3] 普里高津.從存在到演化[M],曾慶宏,譯.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6.

[4] F•卡普拉,朱潤生譯.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3.

[5] 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M],凌復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1-8.

[6] 李芒.從系統論到關系論――論信息社會教學設計理論的新發展[J],電化教育研究,2001,(2):19-22.

[7] 楊開城.教學設計理論的新框架[J],中國電化教育,2001,(6):5-8.

[8] 張文蘭.F.對教學系統設計理論的思索與淺探[J].中國電化教育,2003,(5):13-16.

[9] You, 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aos theor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J].ETR& D, 1993,41(3):17-32.

[10] Jonassen D.H.Thinking Technology: Chaos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J].Educational Technology,1990,30(2):32-34.

[11] 陳紅兵.試論中國傳統科學范式與復雜性科學的相應[J].學術論壇,2006,(7):18-21.

[12] 桑新民.建構主義的歷史、哲學、文化與教育解讀[J].全球教育展望,2005,(4):50-55.

人與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行政法帕累托效率經濟分析市場失靈公共失靈

近年來，對經濟行政法的研究逐漸升溫，不同學者從自己的研究立場出發對經濟行政法的各方面進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然而，除了少數研究外[1]，大部分成果都是從法學角度進行分析，這與研究者的路徑倚賴不無關系。不過，由于經濟行政法所研究的內容涉及經濟行政主體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其中不可避免的關涉經濟行政法的基本導向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傳統法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失之寬泛與抽象，而從經濟分析角度則可以提供相對較為細致與具體的分析。因此，本文從經濟分析的角度提出經濟行政法應該以效率為導向，即通過控制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來促成社會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狀態的實現。

一、基本概念的理清

研究經濟行政法的效率導向首先必須理清的問題是什么是經濟行政法以及什么是效率，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構成了進一步分析的重要基礎。

1．什么是經濟行政法

不同學者對于什么是經濟行政法的問題持有不同觀點，這些觀點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可以稱為“工具論”。這種認為經濟行政法是國家行政權力深入經濟領域，對國家經濟實行組織、管理、監督、調節的法律規范的總稱[2]。由于將經濟行政法視為國家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的工具，因此這種定義帶有明顯的法律工具主義傾向，與現代法治理念不相容，目前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用。第二種可以稱為“社會關系論”。這種觀點將經濟行政法界定為調整國家在干預經濟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3]。學者們較為普遍的接受這種定義方式，因為該定義以其抽象性較好的涵蓋了本身就極為復雜與廣泛的經濟行政領域。不過筆者認為這一定義將經濟行政法的著眼點置于“社會關系”，但從法理學的角度看來，法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種調整行為的規范，其著眼點應在于“行為”[4]，上述“社會關系論”中對于經濟行政法的定義忽視了法律最重要的特征，因此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相對來說，第三種對經濟行政法的定義方式——即“行為論”——更符合法理學角度對法的認識。行為論將經濟行政法定義為規范經濟行政主體行為的法，也即對經濟行政組織和經濟行政行為進行規范的法律規范的總稱[5]。這一定義將經濟行政行為劃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為了使干預經濟成為可能而必須建構經濟行政主體的組織行為，其二是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的行為——并將經濟行政法界定為對行為的規范與控制，體現了法作為行為規范的重要特征，著眼于法律對行為的控制，也體現了現代控權行政的基本理念，是一種比較適宜的定義方法。不過，這種定義還有一個缺憾在于沒有說明法律對經濟行政主體行為進行控制的方式。這種控制的方式主要是賦予行為主體權利（或權力）和施加行為主體義務（或責任），因此如下這種“行為論”的擴展式定義為本文所采用：經濟行政法指所有普通法上的對調整經濟的國家機構授予權利（疑應為權力——引者注），賦予其義務（疑應為責任——引者注）或對這類調整、監督經濟的機構進行組織規范的法律規范的總稱[6]。

2．什么是效率

效率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同時正如下文所要分析的，它也是經濟行政法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指在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作了能帶來最大可能的滿足程度的利用。效率有多種衡量標準，其中最廣為接受的效率標準就是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它主要指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狀態，即在這種狀態中，已經不可能通過重組或貿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7]。從帕累托效率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這種定義主要是從資源對個體效用的滿足角度進行界定，強調個體效益的增加不能以它者的效益損失為基礎，這就具備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正義的理念。帕累托效率并非單純的從單方面的產出數量大小進行界定效率，這就與另一個更為行政法學者熟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效率概念做出了區別，后一效率概念可以簡單的表述為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收益[8]。這種效率定義僅從產出的單方面進行界定，忽視了對產品消費者效用的滿足以及產出過程中有可能會增加的社會成本，因此不適宜作為標準的效率定義。這種效率定義中存在的固有缺陷是行政法學（包括法學）一直難以引入效率原則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分別理清了經濟行政法與效率的概念之后，要論證經濟行政法為什么應以效率為導向，則必須尋找兩者之間的邏輯中介，這個邏輯中介就是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以此為分界點，可以將本文的論題分成兩個下屬問題：第一是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應以什么為導向？這個問題關涉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的理由；第二是經濟行政法對經濟行政主體的控制應以什么為導向？這個問題關涉經濟行政法控制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理由。在對這兩個下屬問題回答的基礎上，可以建立起經濟行政法與效率之間的邏輯聯系。

二、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的效率理由

對于第一個問題研究的起點在于這樣一個明顯的社會事實，那就是在任何社會中，資源相對于人們的需求來說總是稀缺的。在應有盡有的世界里，非但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干預是不必要的，甚至連經濟活動本身也沒有存在的意義了。稀缺性的存在意味著任何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資源，優化資源的配置，盡可能生產出滿足需求的物品。因此任何社會最有有效的利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求，理想的資源使用狀態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狀態。于是問題就轉化為如何才能實現資源使用的帕雷托效率狀態。

面對如何實現帕累托效率這一問題，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干預并非是一個首選項。事實上，自經濟學教父亞當·斯密以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恰恰將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視為阻止實現帕累托效率的最主要障礙，經濟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思潮將國家的經濟干預視為洪水猛獸而避之不及，認為只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才是達到帕累托效率的唯一途徑。而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則利用數學工具證明了這一點：省略復雜的數學公式推導論證過程，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如果不存在不對稱信息和外部性等干擾因素，亞當·斯密所描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供求關系、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市場機制——能自動促使市場生產者進行最有效率的生產，而且恰好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從而使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在理想的市場中，個人和企業基于個人效用和利潤最大化的選擇結果一定是帕累托最優的，會使社會處于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變得更滿意而不傷害他人利益的狀態中，簡單的說就是理想的市場經濟可以促使帕雷托效率的實現。然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上述分析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理想市場經濟的存在。可惜的是，現實中恰恰缺少這一必要的前提條件，而是存在大量市場失靈的現象，正是市場失靈為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干預提供了效率理由：

1．不完全競爭阻礙著帕累托效率的實現

理想的市場經濟意味著完全競爭的存在，完全競爭的世界是一個價格接受者（price-taker）的世界[9]，它要求在市場中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影響市場的價格，只能接受在自由競爭中自然形成的市場價格。但是現實市場中的價格卻在三種類型的不完全競爭中受到影響，這三種不完全競爭就是壟斷、寡頭壟斷和壟斷競爭。這三種不完全競爭形態的典型特征就是個別企業有能力對價格進行決定性的影響，只是影響的程度由強到弱。不完全競爭導致了價格機制無法自由的起作用，甚至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帕累托效率也因此無法實現。為了消除市場中存在的這些不完全競爭現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競爭，經濟行政主體的反壟斷行為因此就顯的十分必要。主要通過執行反壟斷法（最重要的經濟行政法之一），經濟行政主體可以防止和消除不完全競爭現象，促使市場中的價格機制自由的起作用，從而鼓勵競爭，努力接近完全競爭的局面。

2．不完全信息阻礙著帕累托效率的實現

在現實的市場競爭中，不完全信息的現實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市場中賣者和買者對商品的信息存在不對稱，賣者為了將商品賣出會傾向于對買者隱瞞關于商品缺陷的信息，買者由于沒有控制商品因此很難知道關于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不完全信息的存在還根源于信息成本的問題，因為人們對信息的獲取需要付出時間、精力等，這些都成為阻礙完全信息獲得的障礙。不完全信息導致價格機制難以反映正確的供求關系，同樣是導致市場無法達到帕累托效率的原因之一，經濟行政主體的干預可以部分解決信息問題，比如證監會可以依據證券法的相關規定強制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以降低股民與上市公司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又如商標評審委員會可以依據商標法的規定拒絕商標申請人申請注冊與其他商標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標，以避免因此造成消費者獲取商品信息的混淆。

3．外部性（externalities）問題阻礙著帕累托效率的實現

外部性也稱溢出效應，它主要指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效益。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如裝飾個人的房子外墻給行人帶來的美感，正外部性會使他人無須付出成本即可享受物品帶來的效用，雖然總體上來說會增加社會的總體福利，但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使它的極端例子會導致物品的無人提供。典型例子就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指該物品的效用擴展到他人的成本為零并且無法排除他人參加共享（比如國防），這就導致無人愿意花費成本提供公共產品，使的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不足，從而無法實現帕雷托效率。相對正外部性來說，負外部性對效率的影響更嚴重，典型如企業生產給環境造成的污染，這使得生產的社會成本高于企業生產的私人成本，如果從社會效率的角度看，企業的最佳生產量應在邊際效益等于社會邊際成本的位置[10]，但顯然企業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并不會將社會成本考慮進來，而只會按照邊際效益等于企業自身邊際成本的位置進行生產，這種偏差就導致企業生產了過量的產品，同樣無法實現帕雷托效率[11]。經濟行政主體同樣可以通過經濟行政行為消除外部性問題的存在：對于正外部性的極端例子——公共產品無人提供的現象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可以執行稅法進行強制性征稅，然后通過執行公共預算法將征收的稅款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比如提供國防所需的武器裝備、人員薪金等。對于負外部性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同樣可以通過執行法律（如環境保護法）的方式（如征收排污費）來消除。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進行干預的理由在于：由于存在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外部性等問題，理性的市場經濟并不存在，現實中的市場無法自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狀態，因此也就無法實現資源最有效的運用。為了促成帕累托效率狀態的實現，經濟行政主體可以通過執行經濟行政法，運用經濟行政權力對經濟進行干預，以消除阻止理想市場形成的障礙，用“有形的手”促成“無形的手”的形成，這也就是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理由。簡單的說，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的理由在于促成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即帕累托效率狀態的達成，因此它的行為應該是以效率為導向的。

三、經濟行政法控制經濟干預行為的效率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上關于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進行干預的論述中，一直使用的表述是經濟行政主體依據某某法的規定進行干預，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的理由涉及對上文所說的第二個問題的回答：首先是因為根據現代法治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則，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的依據，也即行政機關只有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能做出積極的行政行為，否則就構成違法[12]。這一點同樣適用作為行政法一部分的經濟行政法，并且也是和本文第一部分為經濟行政法下的定義相一致。其次，與這個標準的法學回答所不同的是，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脫離法律控制的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并不能保證帕累托效率目標的實現，甚至反而會導致市場中出現更多阻礙帕累托效率實現的障礙，也就是出現所謂的公共失靈現象，即公共權力對經濟和社會生活干預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場缺陷，甚至妨礙和限制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引起社會經濟關系的扭曲，加劇了市場缺陷和紊亂，從而不能使社會資源實現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效率狀態。因此公共失靈也就為經濟行政法控制經濟干預行為提供了效率上的理由：

1．效率理由之一：“尋租”現象的存在

我們可以假設一個不存在經濟行政法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經濟行政法的缺失意味著沒有法律對經濟行政主體的權力進行界定，因此經濟行政主體干涉經濟的權力就沒有法律的約束。事實上在這種環境中經濟行政主體通過運用沒有限制的經濟干涉權力同樣可以達到上述消除市場失靈的目的，比如經濟行政主體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市場中存在的壟斷現象進行干涉，并運用強力予以消除，又比如經濟行政主體可以根據自己意愿強制要求上市公司進行信息披露，以使股東獲取必要的信息。但是，正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理論在政治學領域內的運用）所指出的，經濟行政主體本身也是有一個個具體的人所組成，這些人不會因為進入了經濟行政機關而改變理性最大化這一經濟學對個體的基本假設，因此經濟行政主體本身并不能被看作為理所當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它實際上也同樣會遵循理性最大化的原則，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更何況具體執行經濟行政行為的往往是作為個體的“行政人”，沒有理由相信他能擺脫理性最大化的本性，事實上更常見的情形是盡可能的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經濟行政主體手中還掌握著迫使行政相對人無條件遵從自己意愿的“權力”，如果這種權力沒有界定范圍（沒有經濟行政法的限制也就意味著沒有經濟行政主體的權力形式界限），那么作為理性最大化主體的經濟行政主體就有機會無限的擴張這種權力范圍來實現收益的最大化，并且同時無須付出成本（因為沒有經濟行政法的限制也就意味著沒有經濟行政主體所應承擔的責任）。這種無限制的權力必然會以自身的私利為目標，而不會去保證社會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實現。

以上描述的是一種比較極端的公共失靈現象——尋租。尋租在經濟學中主要指支付給資源擁有者款項中超過那些資源的可替代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項中的一部分，簡單的說租金就是超過機會成本的那部分收入。在沒有經濟行政法為經濟行政主體的權力劃定界限并施加義務時，經濟行政主體運用權力的機會成本很小，可以獲取租金的空間則大大擴展，由理性最大化個體組成的經濟行政主體同樣會傾向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就會試圖謀求盡可能多的租金。租金是一種直接的非生產性活動，在與非生產性活動相對的生產性活動中，在理性最大化驅使下的個人與企業努力的追求收入和利潤，同時在客觀上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與資源的有效使用，而非生產性活動則并不導致社會財富增加，只是通過權力的強行干預導致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這種分配是脫離市場調節機制的分配，結果使掌握權力但又沒有為權力的行使付出成本的經濟行政主體獲取了本不屬于它的利益，這就導致公共決策是扭曲，也極大的削弱了社會生產中的激勵機制，促使本應依照市場規律進行生產活動的社會主體轉而依附于權力，參與到非生產性的活動中，致使社會資源浪費，也就無法實現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

由此可見，在沒有經濟行政法存在的情況下，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進行干預的行為導致了權力以最低成本的無限擴展，進行非生產性的尋租活動，使社會資源無法用于正常的生產與分配而遭到浪費。經濟行政法的重要性由此而體現，正如上文對經濟行政法定義的討論中所提及的，經濟行政法是所有普通法上的對調整經濟的國家機構授予權力，賦予其責任或對這類調整、監督經濟的機構進行組織規范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行政法對于經濟行政主體授予權力事實上就是劃定了權力形式的界限與范圍，通過國家法律的強制力阻止權力的無限制擴張，防止社會資源在非生產性的活動中遭到浪費（這也是法律保留原則存在的經濟理由）。同時，經濟行政法對于經濟行政主體施加責任事實上就是增加權力行使的成本，減少租金存在的空間，防止經濟行政主體為謀求租金而濫用權力，浪費社會資源，促成帕累托效率的實現。由此可見，正因為經濟行政主體對于經濟的干預存在著尋租的政府失靈現象，無法確保帕累托效率的實現，因此才為經濟行政法對經濟行政主體的授權與賦責提供了理由，于是可以推導出經濟行政法必然也是應該以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為導向。

然而，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就是，如果經濟行政法本身賦予了經濟行政主體過大的權力和過小的責任，導致經濟行政主體可以“合法”的尋租怎么辦？這涉及到經濟憲法和違憲審查的問題，對于經濟行政法本身給尋租提供條件的情形，應該賦予行政相對人向法定的違憲審查機關提訟的權力，通過法定的程序審查經濟行政法是否符合經濟憲法中有關確保帕累托效率實現的條款（主要是經濟自由條款）的規定，甚至可以將本文所論證的“經濟行政法應以效率為導向”這一規范性（normative）命題作為違憲審查的標準。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法治現狀，這是一個需另文專述的問題。

2．效率理由之二：其他公共失靈現象的存在

如果說尋租現象的存在是經濟行政法通過賦予經濟主體權力并施加責任以確保效率實現的理由，那么在經濟行政法中還有一部分內容是對經濟行政主體自身進行組織規范的內容，這一部分是否也以效率為導向呢？這就涉及到另外兩種公共失靈的現象：

第一種公共失靈的現象是集體決策的困境。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干預行為需要做出明確而又一致的行政決策。但由于經濟行政主體事實上一個構成非常復雜的機構體系，其內部有各種職能部門的分工，各職能部門內部又會有各種工作部門的分工，而且各工作部門還可以具體細分為各個個體的職能分工，因此要在如此龐雜的機構體系中搜集各種分散的信息、統一不同的意見并形成對外一致的行政決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因此在經濟行政法中普遍規定了行政首長負責制的組織結構，使行政首長可以統一搜集不同的信息、分析不同的意見、作出統一的決策并為此承擔責任，這是一個經濟行政主體有效開展經濟干預行為的前提條件。沒有這種類型的組織機構的存在，那么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有效干預也就無從談起，更不可能通過干預來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第二種公共失靈的現象是委托——問題的存在。根據人民原則，國家權力的最終合法性來源是人民，因此經濟行政機關行使的干預經濟的權力也是來源于人民，從理論上可以將其視為人民將權力委托給經濟行政機關行使，由此就產生了信息經濟學中所謂的委托——問題。委托——問題主要源于信息的不對稱，當委托人將權力交于人后，由于主體的分離因此人對權力行使所掌握的信息就遠多于委托人，在自身利益推動下通過控制信息的方式獲取違法利益也就不可避免，這同樣使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進行干預難以達成實現資源配置帕累托效率的目標。解決委托——問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制度設計，這可以通過經濟行政法中有關組織規范的法律規定來實現。比如在政府采購法中規定政府采購（這也是經濟行政主體間接干預經濟的一種方式）的主體、方式、程序（比如招投標）等內容，確保對國家稅收財政收入運用的公開化、明晰化。又比如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法建立經濟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制度，明確信息公開的主體、內容和方式，盡可能的消除信息不對稱問題，使經濟行政主體在權力委托人（人民）的監督下更有效的進行經濟干預，達成帕累托效率的目標。

四、結論：經濟行政法的效率導向

綜上所述，本文遵循以下論證思路從經濟分析的角度證明了經濟行政法應以效率為導向：由于社會資源存在固有的稀缺性問題，因此社會經濟活動中首要問題就是有效的利用社會資源，并且帕累托效率狀態是社會資源使用的最有效狀態。同時，經濟學研究證明了在理想的市場經濟（完全競爭、完全信息、無外部性等問題）中，無外力干涉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能引導自利的個體與企業自動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狀態。然而，理想的市場經濟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壟斷、不完全信息、外部性、經濟周期等問題，現實的市場機制無法自動達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狀態，這就為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提供了理由。因此此，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必須是以確保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為目的，也就是必須是以效率為導向。可是，由于存在尋租、集體決策的困境以及委托——等公共失靈問題，經濟行政主體對經濟的干預并不能保證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行，甚至會成為阻止帕累托效率實現的障礙。所以，通過經濟行政法對經濟行政主體的權力進行控制，進而確保經濟行政主體干預經濟的行為達到預期的效果，確保帕累托效率的實現就顯得十分必要。基于此，可以得出結論認為經濟行政法應該以效率為導向，即通過控制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來促成社會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效率狀態的實現。

【注釋】

[1]典型如宋功德著：《論經濟行政法的制度結構——交易費用的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梁彗星、王利明：《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頁。類似的定義還可以參見楊海坤：《〈民法通則〉的公布和我國經濟行政法的發展》，載楊海坤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經濟行政主體》，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頁。

[3]吳建依：《經濟行政法理論與制度》，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類似的定義還可以參見王克穩：《行政法學視野中的“經濟法”——經濟行政法之論》，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4期，第72頁。

[4]劉星：《法理學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頁。

[5][日]室井力主編：《日本現代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頁。類似的定義還可參見洪家殷：《經濟行政法之任務與手段》，載程家瑞主編：《中國經貿法比較研究論文集》（1998年），東吳大學法學院印行。

[6][德]烏茨·施利斯基：《經濟公法》，喻文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7][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蕭琛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8頁。

[8]有學者已經基于這種效率概念分析了行政法的效率原則，參見王成棟：《論行政法的效率原則》，載《行政法學研究》2006年第2期。在該文中作者提出要將行政相對人的效率考慮入行政法的效率原則中，但似乎并未展開具體的論述。筆者認為該文采用的就是以成本效益衡量為基礎的效率概念，這種效率概念所固有的缺陷使其很難納入行政相對人的效率，但如果使用帕累托效率概念則可以避免這種缺陷。

[9][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蕭琛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

[10]根據經濟學原理，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由于企業只能按照市場價格出售生產的產品，因此單個企業生產產品的邊際效益（即多生產一個產品所獲得的收益）必定是遞減的，而邊際成本（即多生產一個產品所付出的成本）則必定是遞增的，企業生產產品的最佳數量應在邊際效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因為此時如果企業再多生產一個產品會導致邊際成本高于邊際效益，這樣企業就會虧本。同時，由于假定單個企業無法控制價格，并且單個企業可以在市場上買出自己所有的產品，因此這個交匯點必定等于商品的市場價格，否則企業會發現多生產一個產品的成本就會超出市場價格，同樣會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