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經濟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文化經濟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文化經濟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K8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09)20-0009-02
齊家文化是繼馬家窯文化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因1924年首先在甘肅廣河縣齊家坪發現而得名。根據考古資料顯于,齊家文化的分布范圍比黃河上游其他遠古文化都要廣泛,它東起涇水、渭河流域,西到湟水流域,南抵白龍江流域,北入阿拉善左旗附近,①橫跨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四個省區。齊家文化的年代,根據考古地層疊壓關系,證實其相對年代晚于馬家窯文化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依地區的不同和文化內涵的特點,齊家文化至少可分為三個地區,即甘肅東部地區、甘肅中部地區、甘肅西部和青海地區。迄今為止,考古工作者已發現齊家文化的遺址和墓葬共350多處,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銅器等各類文物。經過發掘的主要遺址和墓葬有甘肅武威皇娘娘臺,甘肅永靖大何莊、秦魏家、張家咀、姬家川,秦安寺咀坪,廣河齊家坪、陽洼灣,蘭州青崗岔,寧夏固原海家灣,青海貴南尕馬臺、大通上孫家、樂都柳灣等處。武威皇娘娘臺遺址位于武威縣西北部,該遺址先后有過四次發掘,共發現房址6處、窖穴65個、墓葬88座。出土了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銅器和卜骨等遺物。這里首先發現了男女合葬墓和銅器。②寺咀坪遺址,位于秦安縣北部,發現白灰面房子6座,其中3座房子保存比較好。房子為方形,中間有圓形灶,門朝南。房子的居住面都鋪有一層堅硬光滑的白灰面,這是了解齊家房屋建筑的重要資料。③大何莊遺址位于永靖縣蓮花城西南部,發現有房子和居住面7座、窖穴15個、墓葬82座,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銅器等遺物。其房屋和居住面遺存為研究齊家文化的房屋結構型式提供了實物資料。④秦魏家遺址位于大何莊遺址西面,發現了已知齊家文化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處氏族公共墓地,發現墓葬138座,且排列方向規整。⑤
根據已發掘的大量齊家文化遺址和墓葬材料看,這一時期的生產力較前有了很大發展,經濟水平和馬家窯文化相比有了很大提高。
一、農業是齊家文化的主要經濟部門
齊家先民的生產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鐮、石錛、石鏟。在材料的選用上采用硬度較大的石質料制造工具,如大理巖、凝灰巖、細砂巖、粉砂巖等。經過打制成形后,磨出鋒利的刃部,且造型規整、堅實耐用。除石質工具外,還有骨質生產工具,如骨鏟。還有的選料為玉料,如玉鏟、玉錛,制作精細,通體磨光,刃口鋒利,這說明當時玉石器的制作技術也有了很大提高。齊家先民在手握式工具的基礎上還將其改良為復合型工具,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這樣大大減輕了人的體力,提高了生產效率。生產工具的改變,使得農業飛速發展。從發掘材料看,當時種植的糧食作物主要是粟。永靖大河莊遺址的房子、灰坑、墓葬出土的陶器中都發現有粟,而各遺址普遍發現深1米左右、口徑1～2米的圓形窖穴、橢圓形窖穴、長方形窖穴、袋狀窖穴,都是儲藏糧食和飼料用的,說明當時糧食的收獲量很大。
二、齊家文化畜牧業很發達
在齊家文化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800多件豬骨,表明當時豬養業的發達。而飼養不同于羊、馬、牛、驢等食草動物,它的飼料往往與糧食緊密相連,因而養豬業的發達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農業經濟收獲的豐富和穩定;同時也表明谷類的碳水化合物已不能滿足齊家文化先民的需要,他們開始追求高熱量的動物性食物。永靖秦魏家出土的獸骨中,共發現豬、羊、牛的下顎骨518塊,反映出畜牧業的比重驟增,這成為齊家文化的一大特點。
三、齊家文化制陶業比較發達
齊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早期的陶器是手制的,晚期則多為輪制。由于輪制的使用及先進的燒窯技術,使得燒制的陶器種類齊全、造型優美、胎薄面光、較為精致。齊家文化的陶器按陶色分主要有橙黃陶和紅褐陶,還有部分灰陶。按質地分主要有細泥陶和夾砂陶。主要器形有碗、豆、鬲、鼎、壺、缽、盆、甕、瓶、雙大耳罐、高領雙耳罐、哆口罐等,其中雙大耳罐和高領雙耳罐是齊家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陶器除素面以外,還有籃紋、繩紋、錐刺紋、劃紋、附加堆紋和彩繪。齊家文化的彩繪裝飾呈現衰落的趨勢,但花紋圖案主題突出、疏朗明快、新穎雅致,具有簡而不繁的特點。由于花紋的結構已有一定的規律,因而畫面規整,起到較強的裝飾效果。在制陶工藝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的審美情趣也隨之變化,又使得一些人脫離制陶業,從事制作有藝術價值的產品,這就是陶塑藝術品。如永靖大何莊出土的陶塑人頭兩眼圓瞪、頸部稍長、形態逼真。武威皇娘娘臺遺址出土的陶鳥頭形態生動。
四、齊家文化紡織業比較發達
齊家文化的紡織業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永靖大何莊發現的布紋痕跡,有粗、細兩種。較細的布跡其交織密度幾乎和現在的細麻布相差不多,推測當時人們的衣著是用這種麻布制成的。各地遺址中還普遍發現有石紡輪和陶紡輪以及骨針,這都反映了當時紡織縫紉原始手工業的進步。
五、齊家文化冶銅業的發展
制作技術較制陶、紡織更為復雜的冶銅業的出現,是齊家文化生產力水平發生飛躍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在馬家窯類型和馬廠類型遺存中不斷發現銅器,而齊家文化繼承了這一冶銅技術,而且有了更大的進步。齊家文化的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銅器,如武威皇娘娘臺發掘出土銅制品30件,永靖秦魏家和大何莊分別出土銅制品7件和2件,銅器種類有鑿、鉆頭、刀、錐、斧、環、匕、條形銅器及飾品等。廣河齊家坪及青海貴南尕馬臺則出土銅鏡、銅斧以及小件的指環、銅泡等。青海貴南尕馬臺25號墓出土的一件銅鏡保存較好,其直徑為9厘米,厚0.4厘米,表面平滑,鏡背有鈕(殘),飾有七星角幾何形圖案,鏡邊沿鉆兩小孔,作系繩穿掛之用。在銅的質料上,既有純銅(即紅銅),又有青銅、鉛銅。在銅器的鍛造技術上,不僅有冷鍛技術,而且出現了單范甚至合范鑄造技術。采礦、冶煉、制范鑄造等一系列復雜的加工程序的形成標志著齊家文化的制銅業已進入初步發展階段。
六、齊家文化房屋建筑的發展
齊家文化的村落一般選擇在河旁的臺地上。現已發現房址的遺址有秦安寺咀坪、武威皇娘娘臺、永靖大河莊、姬家川等處。這些房子大多是方形或長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室內居住面和墻壁下部多抹有一層白灰面,中間有一圓形灶,供燒煮食物和取暖用。門道多朝南,建筑面積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個別房子面積較大。值得一提的是,永靖大河莊發現的房子面積較大,約36平方米。房子中間有一高出居住面3.5厘米的圓形灶,門向西南,前面有向外突出的出入口。豎穴較淺,四隅有四根粗立柱支撐屋頂。豎穴周圍有整齊的柱洞,在豎穴的四壁和外墻之間有1～1.4米寬的空間地面,這段地面不涂白灰面,但很平整、結實。白灰面的房子是齊家文化建筑技術上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房子的居住面上涂白灰面,不但堅固美觀,而且具有一定的隔濕防潮作用,是改善居住條件方面的重要創造,更是房屋建筑史上的一大進步。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齊家文化的經濟水平較馬家窯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發達的農業、畜牧業、制陶業和紡織業,冶銅業已經出現并有了初步的發展,房屋建造技術先進。同時我們還看到,齊家文化是一支地方特征較強的遠古文化,在社會發展的軌跡上有其特點。
[注釋]
①齊永賀:《內蒙古白音浩特發現的齊家文化遺物》,《考古》,1962年第1期。
②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第四次發掘》,《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
③任步云:《甘肅省秦安縣新石器時代居住遺址》,《考古》,1958年第5期。
文化經濟范文第2篇
戲曲茶樓在性質上屬于茶樓或茶館的一種類型，它是把民間的戲曲文化與茶文化結合起來，讓客人在飲茶的同時欣賞戲曲表演，在中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但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早在宋代，民間藝術就進入了茶館，有藝人、藝伎在茶館吹拉彈唱，地方戲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葉以后，說唱藝術已經成為茶館的一項主營業務。但是在這一時期，此類茶館的主營業務依然是飲茶，只收茶和茶點的錢，戲曲雖然在茶館興盛，但也不過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紀上半葉，戲曲和茶館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一些茶園、茶館成了戲園的代名詞，是人們豐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場所。當時有許多名伶在茶館獻藝，吸引了眾多茶客和票友，如在當時作為河南省會的開封市，就有著許多茶園以戲曲表演為主。此時這些茶館的主營業務已經不再是茶，而是戲曲大餐了。當代，“戲曲茶樓”或“戲曲茶館”已經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一目了然地揭示出這一類型的茶館是以戲曲表演為主體、飲茶為輔助的。茶客來到戲曲茶樓不為飲茶，不為談事，只是為了在此聽上幾段自己喜愛的戲曲。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物質生活豐富之余，必定會尋求精神家園的滿足。戲曲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生活積淀，在民間擁有著一大批忠實的觀眾。在河南本土，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常常能聽到一些戲迷饒有興致地在農家小院或者公園唱著戲曲，且周圍必定會有許多人觀看聆聽。這也就說明了傳統地方戲曲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強大的市場。然而，城市不比農村可以接連好幾天在一個空曠的地方搭臺唱大戲，加之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生活節奏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戲迷們需要一個固定的場所來觀看戲曲表演。所以，20世紀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戲曲茶樓、茶座便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國的城市中應運而生，滿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開辟了戲曲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而鄭州市作為河南這一戲曲大省的省會當然不會例外。鄭州市與河南乃至全國其他城市的相比，擁有著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和戲曲資源優勢，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適合開設戲曲茶樓的城市。首先，鄭州市作為河南省的省會，處于中原的核心地帶，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鄭州市擁有豐富的劇種，數十種河南地方戲、豫劇的五大流派及其幾大調都在鄭州匯聚，是名副其實的“戲曲大碼頭”。再次，鄭州市是河南省劇團和專業演員最多的城市，它擁有省市級豫劇團和曲劇團共七個，公立的戲曲學校兩個，專業戲曲演員眾多。最后，鄭州是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中心之一，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也是旅客們的集散地和中轉站，方便吸引熱愛河南地方戲曲的外地人來到鄭州感受本地的戲曲文化，加之鄭州本地也有眾多戲曲愛好者，使得鄭州戲曲茶樓有著相對龐大的受眾群體和市場潛力，這一點也是眾多優勢中最為重要的。據調查所知，鄭州市第一家戲曲茶樓于1993年由一位臺灣同胞開設于二七廣場附近的大同賓館，雖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幾個月，但它標志著鄭州市的戲曲茶樓進入了開始階段。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之間的七八年時間是鄭州市戲曲茶樓最為興盛的時期，先后有近百家戲曲茶樓在鄭州市開設，而在2000年時，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幾年戲曲茶樓卻趨于平淡，不少茶樓關門歇業，還有一些在繼續維持，但也只是慘淡經營，形式不容樂觀。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鄭州的戲曲茶樓有著令人欣慰的發展前景。因為戲曲茶樓已經在鄭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規模，成為展示河南戲曲文化一個重要的窗口，具有堅韌的生命力。據統計，目前鄭州現存的戲曲茶樓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檔的約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區、金水區和二七區的繁華地段;中低檔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區和惠濟區這些離市中心較遠的區域。高檔和中低檔戲曲茶樓在受眾群體、內外部設置、演員、演出形態、消費形式、消費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總體來說:高檔的戲曲茶樓定位較高，茶客的經濟實力較強，所以要選擇繁華地段，打造優雅環境，這必然也導致其成為高消費場所，進而對演員的個人素養和唱功也會有較高要求，而中低檔的與高檔的相比就有著較大反差。鄭州市戲曲茶樓主要的營業時間是晚上，而白天則處于歇業狀態，這是因為戲曲茶樓作為一種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閑娛樂場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們晚飯后在此得以緩解、釋放。
二、鄭州市戲曲茶樓的存在價值
鄭州的戲曲茶樓“像鄭州這個城市一樣，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顯于市”，是河南戲曲文化的獨特景觀之一。河南本土戲曲在這里上演，使鄭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這一切都體現在它的優點和價值上。
第一，與劇場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較自由、靈活。劇場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個固定的、完整的劇目，時間較長。這就要求觀眾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觀看，且每次只能看一個劇目，觀眾一旦到了劇場沒有選擇演員、劇目的權力，只能聽從劇團的安排。而戲曲茶樓在演出形態和演出方式上與劇場有著較大不同。戲曲茶樓作為一種商業氣息濃厚、面向市場的文化產業，滿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務宗旨。所以，在這里茶客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他們根據點戲單點某幾位演員的某幾出戲，茶樓就會及時進行演出，其隨機性、靈活性比較大。在這里觀眾每天可以在此聽到幾十個乃至上百個戲曲片段和各種劇種，這也正是戲曲茶樓十幾年來依然堅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豐富了當下的娛樂形式，既拉近了演員與觀眾的關系，也給戲迷提供了一個展示的舞臺。河南地方戲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審美心理沉淀的結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備受歡迎，所以鄭州市戲曲茶樓的存在正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娛樂提供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場所。鄭州的戲曲茶樓不講求氣派豪華，而是追求簡單大方。茶樓的空間面積一般都不大，可容納五十至一百人。在內部布局上，前面有一個古雅明亮的戲臺，旁邊坐著樂隊，后面擺放十幾張簡單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場面的溫馨，近距離的觀看自己喜愛的戲曲。有的演員還會走進觀眾與其攀談，使得演員和觀眾沒有在劇場時的距離感，側面上再次加深了戲曲與民眾之間的關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戲曲來源于民間以還原于民間。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戲迷，他們有時也會按捺不住，主動上臺獻唱，樂隊也會予以伴奏，而茶樓是不會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費用，只要茶客高興就好。
第三，為專業劇團演員和業余演員提供了收入來源，改善了許多演員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員們的演唱水平和綜合素質。近兩年來，河南政府出資扶持本地專業劇團發展，開展了“送戲下鄉”的活動，專業演員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戲曲因受到現代流行娛樂形式的強烈沖擊，一直處于一蹶不振的狀態。無論是專業劇團還是業余劇團，其演出都極少有觀眾，許多縣、市級的中小劇團因沒有經費扶持，沒有收入來源，演員長時間發不出工資，最終紛紛解散，其演員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鄭州的戲曲茶樓吸納了這批演員，給這些從劇團走出的演員提供了收入來源。因為面向市場，所以必定會有競爭，這就使得演員們不斷學習、鍛煉、創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綜合素質。演員是戲曲表演的重要載體，也是重要傳承者，所以，演員的綜合素養得到提高，對弘揚、革新中原戲曲同樣有著重大意義。
第四，代替劇場或劇院成為外來人士欣賞河南戲曲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豫劇在全國是第一大地方劇種，南到臺灣，西到，全國十幾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專業的豫劇劇團，無疑是河南地方戲曲的驕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戲歌《燴面好吃豫劇好聽》開頭就有這樣一句詞:“沒看過豫劇你不能算到過河南，沒吃過燴面你不能算來過中原。”在現今旅游業興盛的形勢下，擁有著豫劇和燴面兩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資源的鄭州，對外來游客具備著一定的吸引力。由于當今劇場經濟發展不景氣以及其定時定場的局限性，已經不能及時、全面地為外來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戲曲茶樓以其獨特的戲曲文化、資源優勢和自由性，恰好彌補了這個缺失。來河南旅游的人們，為了欣賞最精湛的豫劇，感受河南地方戲曲的魅力，最好的選擇場所就是鄭州的戲曲茶樓。第五，有利于借助戲曲向大眾傳播重情重義、懲惡揚善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歷史文化常識。俗語有云:“黃土厚，黃土黃，黃土里長出了梆子腔。”中原戲曲誕生于民間，散發著濃郁的泥土氣息，其對現實生活的觀照和所蘊含的懲惡揚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體現著中原民眾的審美心理和群體性格。河南戲曲無論是傳統戲還是新編古裝戲，都以歷史題材居多。而這些膾炙人口的戲曲在鄭州市的戲曲茶樓長期上演，使人聽后酣暢淋漓，有著自己的善惡評判，同時也有利于普及歷史知識。
文化經濟范文第3篇
“文化經濟”發軔
當你勞累一天回到家中，從冰箱里掏出漢堡包或壽司，擰開一瓶可口可樂，打開電視欣賞著好萊塢大片或NBA大賽，聆聽著麥當娜悠揚動聽的歌聲，還時不時用英文唱上幾句時，你是否意識到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文化經濟”？
當你身邊的朋友激情萬丈地發動起“抵制日貨、愛用國貨”運動并最終失敗后，你是否意識到自己已經逃不出“文化經濟”？
當你的愛人溫柔地對你說：“親愛的，我想穿漢服舉行中式婚禮”時，你又是否意識到自己也開始演繹“文化經濟”？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浪潮日趨洶涌，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加快了融合與互動的進程。“文化”一詞由此從全球經濟體系的邊緣走向了經濟的中心：從好萊塢大片對全球刮起的文化風暴到《哈里?波特》創造的經濟奇跡，從巴黎、米蘭時裝周對世界審美傾向的改變到NBA籃球的視覺征服和經濟震撼，從巴塞羅那啟動的奧運經濟到數字傳媒平臺的崛起等，這一切促使人們在巨大的經濟效益面前重新審視“文化”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形態，那么“文化經濟”則是對“知識經濟”的發展和深化，它不但包含科學、技術等智力因素，還應當包括文化藝術、價值觀念、以及娛樂休閑等精神因素。從這一角度來看，如果說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積淀是一座火山，文化經濟化時代的到來則是使之噴發的原動力。
那么，綿延千年的漢服及漢族禮俗又能否演繹出一個經濟化的成功模式呢？
漢服如何定位？
2004年11月，中國第一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掛牌，這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境外設立的一所教授漢語的學校。從此，中國的語言文字第一次通過國家設立的教學機構向外國傳播。2005年年底，“漢衣坊”的設立也許并沒有如此重大的意義，但這家私營小企業通過制作和銷售傳承了千年的漢服，而開拓了一個行業，激活了一個塵封的文化寶藏。相對于語言文字來說，一個民族的服飾在國際傳播中的見效更快，也更易于被接受，人們對服裝之美的欣賞是不需要書寫和發音的。
文化經濟范文第4篇
現代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需求逐漸得到滿足,因此商品中的“非物質”所蘊含的價值隨之增長。商品既具有“物”的價值,能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同時又含有“文化”的價值,為人們提供“精神”需求。近年來,鄉村旅游的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在于人們對商品“文化”訴求的增強,鄉村旅游開發的實質是其獨特的文化資源而為游客提供的“文化產品”,即“賣的是文化”。本文試圖從文化經濟的視角來分析鄉村旅游與鄉村發展,即文化在鄉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一、商品的文化價值
文化產業及文化經濟學的提出是針對現代社會中文化及商品的“文化”價值所占有的份額越來越大這一事實的回應。任何商品都具有“物”的價值和“文化”價值,只是在“物”缺乏時,尚未溫飽的人們對于商品“物”的追求大于“文化”的追求;隨著經濟的發展,“物”的價值意義相對于“文化”價值來說,已大大減少。作為“交換”的商品,一生產就不完全是純自然的物,它是人類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物”,因而蘊含有觀念性的東西。馬歇爾•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認為,生產是某一文化邏輯的物化過程,“因而,生產不只是,而且也決不是物質效果的實踐邏輯。它是文化意圖。肉體存在的物質過程是作為社會存在的意義過程而被組織起來的———對人來說,既然它們始終是在確定的方式中被界定的,這就是他們唯一的存在方式”,“為了對生產作出文化的解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物品的社會意義(正是它的社會意義使得物品對一個特定類別的人是有用的)顯然并不來自它的物理屬性,而是來自它在交換中被賦予的價值”。[1](P220)商品的使用價值如同價值一樣也具有社會屬性,相同的商品對于不同文化人們其使用價值不可能完全相同。如薩摩亞人宴會上分肉的情形,一只豬分成10份,每份都有一定的名稱,分給相應的具有某種地位的人,對于他們來說,重要的不在于吃豬肉,而在于分給他肉。[2]薩摩亞人宴會上的豬肉對于薩摩亞人來說,其“物”的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宴會上豬肉的“文化”價值,即分給其相應地位的豬肉。狗在美國被看作與人親密的動物,狗肉在食譜上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禁忌,但對于將狗肉列入佳肴的韓國人和中國人來說,其使用價值完全不同。
事物的選擇不是事物本身的物質屬性規定的,而是人們的文化,即思維模式。可食與不可食,當然不可否定物的“自然屬性”,即能夠滿足人體攝取能量的需要,但“文化”的屬性在這一規約中具有重要意義,如印度人拒絕吃牛肉,穆斯林痛恨豬肉,美國人不吃狗肉等就不是消化生理和營養的問題,而是和其文化有著決定意義的關系。消費從來就是“文化”的,“在以物品的消費來實現自我滿足表象后面,我們實際上是在參與一場文化的游戲:我們是在扮演著和表達著自己的社會角色,并且是在令人愉快地履行著社會職責。這就把消費概念化為一個公共性的問題,而非一個私人的問題,也就把文化推至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從而也就把‘關系’和‘場域’確立為研究的聚焦基點”。[3]在當代社會,商品對于人們,不僅具有交換價值,同時還具有“文化”價值,“一件物品絕不僅只是有交換價值,也絕不僅只是從物質上生產出來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物件,它同時也是銘刻了某種文化意義和文化價值的東西。它不僅具有經濟生命,也具有社會和文化革命。因此我們不僅要從經濟的視角,而且要從文化的視角來對它進行研究”。[4](P22)人們的經濟淹沒在社會關系中,莫斯在《禮物》中認為庫拉圈既不是完全慷慨無償的支付,也不是完全自私圖利的生產和交換,它只是一種混雜在一起的東西。未被回報的禮物仍會使接受禮物的人顯得卑下,尤其是當收禮者無意回報的時候。西北美洲的特林其特人、海達人到冬季時,舉行“夸富宴”,人們會燒掉整箱的燃燭或鯨魚、燒掉房屋和成千條毯子,還會打爛最珍貴的銅器,然后投入水中。[5](P68)在“夸富宴”這一看似不理性的消費其實蘊含“文化”理性,在“夸富宴”這種“財產之戰”中獲勝的一方不僅自己的等級獲得了提升,而且連他的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而節儉反而被視為蔑視的對象。
“購物,即使是日常用品的購買,現在都已經幾乎完全失去了其作為一種活動的地位,而簡直變成了一種體驗。它失去了一種物質性,成了一種文化事件”,[4](P154)“我買故我在”,購物在消費社會里,已不是一種為了獲取為人所使用的“物”,而是在購物中體驗生活。購物不僅成為一種休閑活動,而且成為人們自身身份的一種界定。波德里亞認為,商品的象征或符號價值已經變得日益重要,“任何只要被當成財富的源泉或滿足的源泉,當成使用價值,就是可以忍受的,哪怕是被異化,被剝削的最差的勞動也是如此。只要人們還能發現一種與個體要求或社會需求或社會需求相符的‘生產’,個體或歷史的最差的形勢就可以忍受,因為生產的幻覺永遠是讓生產符合其理想使用價值的幻覺”。[6](P41)在消費社會中,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由于物質的滿足而增長,“文化”的消費成為消費的中心。近幾年來,中國鄉村旅游正是靠“文化”的依托得到了發展,“賣的就是文化”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實質。
二、鄉村旅游與文化
鄉村旅游主要是一種文化旅游。旅游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其文化的體驗決定游客的目標,“雖然有的人把旅游看作是自愿的,自己感興趣的活動,但旅游本身在自己的社區應被認為具有某種精神上的東西。因為旅行是一種不平常的活動,所以其目標從象征意義上來是神圣的,從精神上說它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這不僅是日常生活的問題”。[7](P31)游客到鄉村旅游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體驗鄉村文化,因此游客消費者和旅游經營者形成了一種文化交易模式:旅游經營者經營文化、銷售文化,即“賣的就是文化”;而作為消費者的游客到鄉村旅游是為了享受文化,即“買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在鄉村旅游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文化,沒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是無法在旅游業這一重要文化產業的競爭中獲取優勢的。文化是鄉村旅游發展的生命,因此為獲得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如何保護和利用文化這一主題提上了日程。當然,并非一個區域所有的文化都能成為旅游文化資源,旅游文化資源是指總的文化中具對游客有吸引力的地方,即顯性文化,如民族服飾、建筑風格、民族風情等。旅游的發展必然帶來對旅游目的地文化的沖擊,因此在旅游業發展中,保護和利用旅游文化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重中之重。#p#分頁標題#e#
文化是一個群體共享的理想、價值和行為準則。如果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流落到一座荒島一段時間后,或許會形成某種社會;然而,這一群體的每一成員會保持他或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一旦群體成員從荒島逃生,這一群體就立刻解體了。[8](P34)文化是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因此在文化保護和利用時,最重要的是“保護誰,誰利用”的問題。目前,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一些開發者、經營者往往在不了解當地傳統文化的情況下,為迎合游客消費傾向,將民族傳統文化庸俗化。如一些旅游區出現利用一些民族傳統婚姻形勢,硬拉游客與旅游服務者舉辦所謂的婚姻儀式宰殺消費者的情況。這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誤用,而且是一種不遵守規范市場的服務行為。同時,游客大多來自大都市等發達地區,而鄉村旅游往往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發展的二元性,導致了游客所代表的強勢文化和鄉村旅游目的地的弱勢文化在鄉村旅游目的地的相撞,使得代表民族傳統文化的鄉村遭到文化的巨大沖擊。在強勢文化影響下,旅游目的地居民往往羨慕、模仿游客,向強勢文化靠攏。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由于一些鄉村傳統文化的喪失,使本來具有特色的旅游也變味了,從而喪失了旅游發展的基礎,更無從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正是基于文化是鄉村旅游發展的生命這一聚焦點,如何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文化是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他者對這一文化的了解和感情不可能與文化持有者相同,如一個美國基督教者和一個阿拉伯穆斯林人對豬肉的看法是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感情,一個將其視為可食,一個將其列為不可食。在一個文化種群看來是好的東西在另一文化中不一定就是好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因此,傳統文化的保護及怎樣保護并不是上級政府或外來旅游經營者能完全替代的,這一文化的主體理應有完全的主導權。
文化的保護和利用既對立又同一。鄉村旅游的發展,帶來了強勢文化的沖擊,一些傳統的民族文化遭到喪失。一些經營者由于只注重經濟利用,盲目開發,結果使幾百年來歷史的傳統儀式毀于一旦。更為嚴重的是,一些文化商品化作為旅游消費品時,根本沒有經過當地人許可,而且一些經營者,為了短期效應,想怎樣經營就怎樣經營,往往造成傳統文化的庸俗化。可以說,一些旅游開發者將旅游開發到哪里,傳統文化就破壞到哪里。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一些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導致了傳統文化的破壞而認為旅游與文化保護是無可調和的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求在旅游開發中注重文化的保護。沒有文化,旅游勢難發展,在旅游開發中注重保護,已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同。文化的保護也需要發展,我們不可能設想,也不可能要求一些貧困落后地區堅守自己的貧困而擔當起文化保護的責任。只有發展了,才能使文化持有者認識到其固有文化的意義。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正是因為旅游業的發展,在許多村莊都可見到某種民間藝術的復蘇。例如,小學生要學猴舞、音樂以及雕刻。巴厘年輕人的身份是靠他們的技能得以認可,即其技能對游客和當地觀眾同樣具有價值。如果他們的雕刻、舞蹈或戲劇表演很棒,這種技能可能成為他及他家庭的贏利之源,而且給個人帶來極大的自豪感和滿足感。[7](P140)
三、鄉村旅游與鄉村發展
旅游具有文化性。在旅游業中,旅游產品的生產既是一種經濟的生產,也是一種文化的生產,民族傳統文化資源在鄉村旅游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的多樣性對于鄉村旅游的發展較為重要,旅游的發展,只有打造出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才能更好地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近幾年在旅游開發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越來越重要。對于游客消費者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大眾文化的另一端,對大多數游客具有求異的吸引力。民族民間傳統藝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如云南貴州一些鄉村旅游就是依托一些對游客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歌舞藝術來發展的,如《云南印象》、《麗水金沙》、《多彩貴州》等。文化的多樣性,能為鄉村旅游的發展提供平臺。然而,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能不能為旅游目的地的發展提供平臺則是另一問題。鄉村旅游的發展,靠的是鄉村傳統文化,“賣的是文化”,如果旅游業發展的利益為外地公司和他者所分享,文化持有者的鄉村不能分享旅游所帶來的發展,其固有文化的保護必定是空談,也極不合理。在鄉村旅游中,“文化”、“旅游”、“經濟”是具有內在緊密聯系的環節。鄉村文化的多樣性有助于旅游品牌的打造,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而旅游業的發展,只能在帶動鄉村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為保護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提供保護資金和發展平臺。印度尼西亞巴厘人正是因為旅游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使許多人充滿激情地發揚自己的文化。近年來,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由于鄉村旅游的發展,促使了一些村寨經濟得到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如雷山縣郎德和西江兩個苗寨。
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要為鄉村經濟發展服務,只有鄉村經濟得到發展,才能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平臺。基于此,旅游目的地居民參與鄉村旅游業,并在旅游發展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便具有重大意義。既然賣的是鄉村民族傳統文化,因此獲得的利潤就不應將該文化的持有者排斥在外。但是,由于旅游業體制的不健全,一些鄉村旅游將村民排除在外,或者村民參與程度低,大量的旅游利益為外來經營者所分享。一些鄉村盡管旅游發展紅火,但旅游目的地居民仍處于原有的貧困狀態,并且旅游的發展為其生產、生活造成極大的不便。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必然引發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糾紛和沖突,如一些鄉村居民毀壞作為旅游觀光的自然資源,導致旅游資源的破壞;對于外來旅游經營者將自己排斥在外,又利用其傳統文化進行旅游開發時,更是充滿了敵對情緒。因此,在鄉村旅游開發中,沒有村寨社區參與旅游的利益保障機制,就無法解決各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就無法使鄉村旅游真正為鄉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推動力。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積極態度對于鄉村旅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來自城市的游客消費者來鄉村不只是觀光,而是為了體驗鄉村的生活。一般游客的旅游由于事件等條件的限制,可能只觀注一些顯性文化,如服飾和歌舞,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于文化體驗的需求也隨之增強。因此,在有特色的鄉村旅游品牌的打造中,沒有當地居民的積極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如在貴州苗族村寨的旅游發展中,過去大多數游客只注重苗族的飛歌、美麗的服飾和具有獨特風情的吊腳樓等顯性文化,而現在,一些游客逐漸關注苗族的內在文化,不只是追求美麗服飾的一飽眼福,而是希求獲得苗族當地居民對其服飾圖案的解釋。在偏僻欠發達的鄉村社會,具有豐富的民族傳統文化。#p#分頁標題#e#
如何發揮其文化的優勢,為經濟發展服務,是當今鄉村發展的重大課題。旅游業的發展需要美好的環境和豐富的人文景觀,而偏僻的民族貧困山區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同時,旅游業是一個依托性較強的經濟———文化產業,不僅能夠發揮民族村寨的文化優勢,帶動農產品的銷售,而且還能夠加強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由于經濟的貧困導致了一些傳統文化的喪失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只有經濟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們才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傳承自己的文化。如貴州省雷山縣,依托苗族傳統文化,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了具有當地特色和優勢的“茶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成為游客喜愛的消費品。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支柱產業,支柱產業的發展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形成以點帶面的局面。旅游景區的發展,必然帶動周邊鄉村社會的發展。云南羅平旅游的發展,帶動了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如菜油、生姜、蜂蜜、蘿卜等優勢產品的發展。一些偏僻欠發達的民族山區,在目前的經濟發展中暫處劣勢,但這些取締往往有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利用這些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打造獨具特色的旅游品牌,轉劣勢為優勢,是貧困民族地區發展的一條有效的途徑。
四、民族文化、鄉村旅游與鄉村發展
現代化的發展,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而且在文化上造成了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分野。隨著現代城市物質供給的滿足,商品價值中“文化”的價值凸顯,并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訴求。在消費社會,人們對于商品的看法,與物質欠缺時代有著不停的觀念和判斷標準,即在商品“物質”使用價值的基礎上,越來越注重“文化”的使用價值。文化經濟學正是由于現代消費社會中文化產品及產品中“文化”價值成為主導潮流這一經濟事實而產生的。當然,文化產品的價值并非是個人規定的,“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無論其消費還是生產,都受到特定時空中某種主導文化價值體系以‘普遍性’聲言而展開的社會選擇的預先規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文化產品轉換的條件就是市場進入的條件。只不過一般經濟物品是以物質質量、資本實力和技術水平等自身的要素為一戶來獲取市場進入條件的;而文化產品的市場進入,除了自身要素外,則在根本上受制于主導文化價值體系的社會選擇”。[9]
文化經濟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文化品牌；文化品牌鍛造；文化品牌戰略：文化產業
論文提要：當今文化產業的發展已走向文化品牌競爭新階段。本文以實現高起點的文化品牌戰略為目標，從文化品牌戰略規劃入手，根據實施文化品牌戰略的目標要求，對所面臨的問題作出詳盡分析，為實現文化品牌戰略創造條件，促進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
文化產業是一種在全球化和現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人文化和知識化的創造與消費的社會背景下所建構起來的新理念和新產業，同時也是一種在文化與經濟實現相融互滲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新實踐與新發現。它以創新為靈魂、以廣涵為特點、以提升為手段、以增值為目的，通過打破二三產業的原有界限，為經濟注入文化的內涵，對多種產業進行整合與提升，從而在二三產業的銜接、融合、易質與再生中實現創意化、高端化和增值服務化：它以促進文化創新和經濟發展為目的，并通過文化這個介質的特殊作用而在全社會推動精神與智能的發展，實現社會機理的創新與人力資本的升值。上述特點決定了文化產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實現均衡發展的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意義的時代選擇，文化產業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理念，也為我們開辟了嶄新的天地，它使我們覓得了一條兩全其美的發展之路：既能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又能實現經濟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文化對經濟的作用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因為文化不僅涵寓著知識、技能、科學、倫理、道德與人文，而且也越來越主宰著經濟的運行機制、作用于人們的生活方式、代表著社會的發展趨勢。基于此，本文分析鄭州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就此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文化產業的內涵及特點
文化產業是在全球化的消費社會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產業，被公認為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的“朝陽產業”或“黃金產業”。但是，人們對它的定義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2004年國家統計局在與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共同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從國家有關政策方針和課題組的研究宗旨出發，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將文化及相關產業概念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根據這一概念，文化產業的范圍為：一是為社會公眾提供的實物形態文化產品的娛樂產品的活動，如書籍、報紙的出版、制作、發行等；二是為社會公眾提供可參與和選擇的文化服務和娛樂服務，如廣播電視服務、電影服務、文藝表演服務等：三是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務，如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圖書館服務、文化社會團體活動等；四是提供文化、娛樂產品所必需的設備、材料的生產和銷售活動，如印刷設備、文具等生產經營活動：五是提供文化、娛樂服務所必需的設備、用品的生產和銷售活動，如廣播電視設備、電影設備等生產經營活動；六是與文化、娛樂相關的其他活動，如工藝美術、設計等活動。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它應該具有提升人類生存，尤其是生活品質的內涵，更應該注重于提升人類精神生活品質的內涵；二是它應該具有可以進行商品性生產、流通以提供人們消費的特性；三是它應該與雖然可以提供人們消費但同時又具有商品性特征的某些純社會公益性文化事業(如公共圖書館)相區別。
二、鄭州發展文化產業品牌中的問題
2006年鄭州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82.6億元，增長12.2％(現價速度)，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4.1％，高于全省近一個百分點，占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的20.9％。從文化產業組成的三個層次看：核心層2006年實現增加值29.2億元，實際增長50.8％，占全市文化產業增加值的35.4％，共有從業人員4.3萬人，占全市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的25.9％。相關層實現增加值44.4億元，實際增長5.0％，占全市文化產業增加值的53.7％，共有從業人員9.2萬人，占全市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的54.6％。其中，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實現增加值30.3億元，在該層次中最多，同時從業人員以2.9萬人領先。核心層、層、相關層實現的增加值之比為35.4：10.9：53.7，從業人員之比為25.9：19.5：54.6。可見，文化產業的發展勢頭可喜，增長幅度較大。無論是實現的增加值，還是從業人員的數量都增長迅速，文化產業發展處于增長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也在增大。但是，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其中的問題，具體如下：
1、缺乏系統的文化產業品牌建設觀念。在品牌建設方面，品牌定位不準確、形象模糊，再加上品牌延伸不足，內涵缺失。如鄭州，該市的文化品牌大多是孤立的，綿延3，600余年的商文化所賦予鄭州的不止是一個少林寺那么簡單，而這樣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卻被人為地忽視了。寶馬這樣一個頂級的汽車品牌，竟然與服裝、表、眼鏡、領帶、筆，甚至化妝盒等這些時尚產品緊密相連。寶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與寶馬車一同詮釋出了完整的寶馬世界：華貴，同時也是親近的。闡釋品牌精神的意義遠遠大于現實的商業利益。正確的品牌延伸要建立在品牌的核心價值之上，比如幾乎所有大牌時裝都會推出自己品牌的香水，因為香水往往被看作“服裝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同時，品牌規劃缺失、推進無助，加上品牌設計滯后、人才不足，這些影響了文化產業品牌的建設。
2、文化產業品牌推廣方法陳舊，推廣策略不當。文化品牌是先進文化的結晶。一座文明城市更應當是文化建設高度繁榮的地方，而文化高度繁榮的地方，一定具有相當數量的文化品牌，這是由文化品牌的作用及影響所決定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精華的濃縮，凝聚著人們的理想追求，多種文化品牌的疊加效應，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新形象。品牌宣傳推廣力度不夠，依托歷史文化的品牌，因歷史文化植根于本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在品牌推廣上，缺乏對文化品牌內涵的深入挖掘、找不準宣傳的切入點、感染力和影響力均不強成了文化品牌推廣的絆腳石。而在宣傳推廣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現代化傳播技術的應用是其成效不夠顯著的主要原因。
三、提升鄭州文化產業品牌的對策
振興文化產業，應從高起點的文化品牌戰略出發，從品牌的核心價值中提煉出品牌戰略主體思路，在鍛造文化品牌中構建鄭州文化品牌的基本框架，形成以低成本鍛造文化品牌、高起點構建品牌的戰略。
1、樹立文化產業品牌意識，貼近時代和生活。鍛造文化品牌，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文化強市”，建設“文化興市”等發展要求出發，樹立文化產業品牌意識。要注意本地市場的培育，依靠本地優勢把市場做強做大，更要注意開拓外地市場以及海外市場，只有把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優秀文化產品推向世界，文化產業化發展才能獲得更為廣泛的空間。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文化品牌的鍛造要具有全球視野。同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既要立足本土市場，放眼全球，將文化品牌的本土化和國際化相結合，又要面向本民族、本地區，把這些都結合起來發展文化產業。
2、對文化產業品牌進行清晰的市場定位。文化品牌的鍛造應遵循品牌管理所形成的系統聯系，在充分了解市場需求的基礎上通過品牌的市場定位，找出品牌的目標市場，并對目標市場作出具體的細分，借助于品牌鍛造固存的模式創新來鍛造文化品牌。有價值的文化品牌是具有靈魂而富有變化的，它以文化企業所具有的特質和條件進行量身訂做，因而具有不可復制性。這種品牌的鍛造又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它通過成功的市場定位，給企業帶來相對穩定的消費群。所以，文化品牌的鍛造，一定要以清晰的市場定位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