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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戰略范文第1篇

【關鍵詞】自由貿易協定 貿易條件 GTAP模型

本文使用GTAP模型對中國正在談判和正在研究的FTA進行分析，模擬FTA實施后的效果。通過GTAP相關軟件假定FTA實施后，關稅完全為零或非關稅壁壘完全取消，然后進行“沖擊”，得到FTA對貿易條件等指標的影響。

一、GTAP模型概述

GTAP模型是由美國普渡大學Tom Hertel教授所領導的全球貿易分析計劃基于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發展而來，該模型使用比較靜態分析法對政策調整的有效性進行模擬評估，即將政策及市場條件的改變作為對原有均衡市場的“沖擊”，求解出在全球范圍內經濟體系中各變量經過充分調整后達到的新的均衡，將兩個均衡之間的差異作為“沖擊”的影響。

GTAP模型是分析貿易政策的有效手段。GTAP模型可以通過模擬某項政策實施，從而得到該項政策的實施效果，評估其有效性和可行性。本文用GTAP模型模擬中國正在談判和研究的各項FTA的實施，可以直觀地得到FTA對貿易條件等指標的影響。

二、數據處理

本文使用的軟件是RunGTAP3.62和GTAPAgg9，基于2011年的GTAP第九版數據庫包含140個國家和地區，57個產業部門的相關資料。

三、模擬方案設定

在模擬中國FTA的經濟效應時，我們對模擬方案做出以下設定：（1）采用外生的政策變量進口關稅稅率和非關稅壁壘作為事前模擬的沖擊變量。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2）FTA各成員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保護和關稅壁壘不變。每個成員國或地區保留獨立的對非成員國或地區的貿易壁壘。（3）各經濟體的資本可以在成員間自由流動，本國或地區的所在要素（土地除外）可以在行業間自由流動，但不能跨國界流動。資本、勞動力為充分流動的要素，土地和自然資源為流動性較差的要素，轉換彈性分別為-1和-0.001。（4）閉合模擬采用GTAP的標準形式。（5）符合GTAP模型原有的基本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生產規模報酬不變，生產者最小化成本，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所有產品和投入要素市場全部出清。

FTA致力于在內部之間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的形式來提高區域內經濟貿易交往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根據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自身特點，可以獲知貿易關稅的削減相對于非關稅壁壘來講難度更低。由于非關稅壁壘往往帶有政府支持性、隱蔽性以及靈活性等特點，故對其進行便利化方面的談判和推進難度比削減關稅壁壘難度更大。

依照本文的研究目的設置了以下兩種方案：

_擊變量采用tms和ams兩個變量。Tms表示進口關稅稅率，ams表示非關稅政策所造成的價格扭曲。GTAP軟件內的貿易條件變化率指標是由tot（r）=psw（r）-pdw（r）這個公式表示的，其中tot是貿易條件的變化率，psw和pdw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的變化率和進口價格指數的變化率。

四、模擬結果

本文模擬了兩種方案下的中國正在談判或正在研究的十個FTA的實施效應，通過五個指標來衡量，分別是GDP的變化、貿易條件、貿易平衡、人均社會福利的變化和個人消費支出。

自由貿易戰略范文第2篇

[關鍵詞]：濱海新區；自由貿易區；戰略探究

??繼上個世紀80年代以深圳為龍頭的珠三角的成功崛起，到90年代以上海浦東為核心的長三角的蓬勃發展后，本世紀初，我國環渤海地區正以良好的成長趨勢，逐漸成為中國又一新興的經濟增長極。而天津，作為環渤海發展的“動力引擎”，越來越受到各行各業的廣泛重視，其中位于京津城市帶和環渤海灣城市帶交匯點的天津濱海新區，發展優勢則是更為明顯。在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指引下，目前，國家已將我國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建設提上議程，天津濱海新區借助得天獨厚的條件優勢，十分具有發展成自由貿易區的潛力，國家有望在濱海新區建成我國第一個自由貿易區。

一、自由貿易區概述

（一）自由貿易區的定義及分類

通常自由貿易區有廣義和狹義兩層定義。廣義的自由貿易區，是指不同關稅之間的經濟聯盟或經濟合作關系，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或單獨關稅區組成的區內取消關稅和其他非關稅限制，區外實行保護貿易的特殊經濟區域或經濟集團。狹義的自由貿易區，是指一個國家或單獨關稅區內部設立的用防柵隔離的、置于海關管轄之外的特殊經濟區域，區內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外國貨物免稅進口，取消對進口貨物的配額管制，也是自由港的進一步延伸。本文中所指自由貿易區定義是其狹義含義，即在自由港物理基礎上實行境內關外政策的免稅特殊區。

（二）我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目的

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起，借鑒國外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成功經驗，在沿海一帶先后建立了包括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天津保稅區在內的15個保稅區,保稅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最高層次，不僅提高了自身地區的經濟效應，還推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一方面，保稅區促進了當地國際金融、出口加工、倉儲物流等行業的蓬勃發展，提高城市的整體對外開放水平；而另一方面，保稅區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具有極點輻射效應，帶動了區域整體的經濟建設。但是在日新月異的國際經濟背景下，由于保稅區自身存在的管理方式，功能定位等方面的缺陷，其模式已越來越不適宜當下追求“自由與便利”的國際貿易形勢，其極點輻射效應也因此被弱化，影響了其作為增長極巨大作用的發揮。因此，要提升保稅區的經濟輻射效應，加強其對周邊地區的經濟拉動作用，就應當順應國際趨勢，推動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三）自由貿易區的優勢

雖然我國保稅區的開發和建設已經為我國經濟國際化發展打下了基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稅區仍存在性質和功能的缺陷，因此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升級，才能謀得更大的發展。

首先，自由貿易區擁有更加通暢的海關體制。比如海關卡口倉庫一次監管，區內貨物移庫使用不受限制等，更為快速的通關效率和更為清晰的關稅界定使自由貿易區比保稅區更具海關體制優勢。其次，通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管理制度進行合并統一，有利于進出口商品市場設立，永久性商品展銷會的開設等的政策的實施，能很好的提高市場的活躍度，有利于經濟發展。最后，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吸收整合各個保稅區不同的生產要素，能增強區域整體經濟實力，提高抵抗市場經濟風險的能力。通過對資源的再配置，使區域內資源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作用達到最優配置狀態，可以大幅度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避免資源浪費。

2003年12月，國務院批復同意《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港區聯動試點方案》，我國保稅區向國際自由貿易區轉型的序幕正式拉開。國務院于2006年8月31日下發《國務院關于設立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的批復》，批準成立天津東疆保稅港區。東疆港區作為濱海新區實施綜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試區，不僅標志著中國新一輪開發開放，更象征著我國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勢在必行。

二、濱海新區建設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意義

（一）建設濱海新區自由貿易區，可以保持濱海新區發展速度，帶動環渤海區域經濟增長

??港口一直是交通和物流的核心區域，許多國家都先后在港口城市辟建自由貿易區域。配套高度自由的優惠政策，最終這些自由貿易區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并為當地及周邊地區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效益回報。在天津濱海新區建設自由貿易區，可提升天津港口綜合素質，促進北方航運及物流中心的建設。這樣不僅能促進濱海新區發展，更能有效提升京津冀地區、環渤海地區整體競爭實力。

（二）建設濱海新區自由貿易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可以提高我國整體對外開放水平

在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國想要穩步提高國際競爭力，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的競爭力，則需在北方地區建設一個具有自由貿易性質的貿易樞紐，才能與神戶，釜山等港口城市競爭，否則我國在將來有可能喪失在東北亞地區的貿易競爭力。在此條件下，在濱海新區進行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勢在必行。自由貿易區所特有的貿易創造效應，即自由貿易區由于區域內關稅政策的優惠而帶來的資源的整合，配置的優化，貿易量的增大，以及最終由此可帶來的區域整體福利的上升，可使我國在對外競爭中處有利地位。若能在濱海新區建成自由貿易區，不僅可以利用貿易創造效應通過出口拉動經濟，為我國帶來貿易數額的絕對增長量，更能提高我國資源的生產、整合和配置效率，從而達到提高綜合國力，提高國家對外開放水平的最終目的。

自由貿易戰略范文第3篇

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新趨勢

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各國經濟影響巨大，從而對國際經濟合作的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締約成員國的構成上出現多層次性

如果以成員國的政治經濟差異來劃分，世界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0年到1980年，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中期至今。在第一個階段，基本上是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相同或類似、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文化觀念和價值體系一致以及地理上相鄰的國家和地區建立起來的FTA。但是，在第二階段，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建立顛覆了傳統的FTA理論與實踐。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加拿大和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組成NAFTA順利運行，三個成員方均從中獲益，表明異質性國家同樣可以取得同質性國家取得的合作效應，并共同得益。

第一次區域合作熱潮中，因為政治上的新生，更由于迫切渴望發展民族經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即南南型合作非常盛行。但以后的實踐及研究數據顯示，南南型貿易協定對成員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因此許多早期南南型合作運行沒有多久就停止了，或者名存實亡；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意識到，必須與發達國家進行合作，盡管因為不公平的經濟秩序而產生矛盾和摩擦，但從中也能學到經濟發展的方法，從先進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中受益。因此，新時期的自由貿易合作中，南南型合作逐漸減少，南北型(垂直型)合作逐漸增加。

(二)涉及的范圍及包含的內容更廣泛

傳統FTA的談判內容主要是削減和取消關稅以及消除非關稅壁壘，談判的范圍僅限于貨物貿易，這是符合當時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因為當時各國關稅稅率較高，是貨物貿易的主要障礙，因此成為各國進行FTA談判時的主要議題，當時的協定內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間的經濟融合度大大提高，各國在經濟上的合作和依賴日益加深，貿易談判和協定不僅包括了服務貿易，而且包括了經濟技術合作、知識產權合作、投資規則、競爭規則、環境政策和勞工條款等貿易運行規則與制度。

在傳統的區域經濟合作中，成員國主要尋求靜態收益，如吸引外國投資、獲取規模經濟收益以及改善貿易條件等，但近年來，各成員國不滿足于只獲得靜態收益，開始尋求更具有持續性的動態收益，甚至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政治收益等。區域貿易協定的成員國由于經濟上的合作和依賴加深，在一致對外爭取經濟利益的時候必然會聯合起來，這樣就提高了在國際談判中的地位，政治領域的共同利益會隨之增加，獲得區域經濟合作的非經濟收益，同時，在環境保護、資源開發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會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三)組織機構的獨立性和超國家性日漸增強

深層次的FTA導致成員國讓渡的內容不斷增多，歐盟是這方面的典型。隨著FTA范圍和內容的不斷擴充，各類FTA組織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超國家的權限和執行能力。

正是由于FTA的超國家性不斷加強，因此FTA組織極易被作為競爭的手段或工具。隨著FTA的廣泛發展，各國之間在簽署FTA方面也展開了競爭，尤其是大國都把FTA看作是自己勢力范圍的擴展。尤其是雙邊FTA受地理位置的影響較小，并且選擇單個國家談判更能體現國家的政治傾向，更易實現一國的經濟政治目標。美國與歐洲在這方面是最好的代表，歐洲各國加強合作之時，美國在美洲也積極開展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除了在本地區的擴張競爭，美歐之間的競爭也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區。在中東、亞洲、非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美國和歐盟同時推進FTA談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FTA，與其說是自由貿易協定，不如說是大國瓜分勢力范圍的協定，是大國以經濟為誘餌實現自己政治目的，提升國家地位的工具。日本在這次全球區域經濟合作浪潮中遠遠地落在了歐美后面。但是，在一直崇尚的多邊貿易進程受阻后，日本也加入到這一輪自由貿易的熱潮中來，并且由于中國同東盟較早進行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在亞洲FTA合作中先行一步，使得日本更加快了FTA談判的步伐。

(四)經濟因素是主導。政治因素比重提升

任何國家制定對外戰略時要考慮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兩個：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在不同的時期，不同國家參與FTA協議的動機是不同的。分析研究一下新一輪FTA的發展就會發現，各國在進行FTA談判時更多地增加了政治內容，如歐盟在東擴時，把民主進程、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了加入歐盟的要件之一。FTA的談判內容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了對經濟運行起到重要影響的政治因素，政治經濟二者相互促進、相互結合的程度比以往更加緊密。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一輪雙邊FTA談判中，尤其是垂直型FTA的談判中，發展中國家會對發達國家做出較大的讓步。如在美加吸收墨西哥的過程中、在東歐各國加入歐盟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方面為滿足協定要求(即大國的要求)都做出了重大調整。這種小國對大國做出讓步的現象被稱之為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新區域主義認為，大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有多重目標，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發展與合作，因此在進行區域合作談判時，更多地考慮非經濟目標，從而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因此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也不再過多地分析經濟效應。小國希望通過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大國則希望通過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自己的勢力網絡，并且大國在協定中的主導地位使大國保證享有完全的經濟政策制定權，減少甚至完全避免了讓渡貿易政策制定權的風險。

(五)FTA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雙向加強

任何區域性FTA都是兩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為了共同利益而聯合起來的，因此從建立初期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說是封閉性。無論是初級的優惠貿易安排還是關稅同盟以及更高級的形式，都具有排他性。正是FTA的這個特性使得反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學家認為其與WTO原

則是相違背的。隨著FTA向更高層次的發展，域內成員國所讓渡的越來越多，區域組織的超國家權利不斷增大，這種封閉性必然隨之加強。因為作為國家維護的是本國的利益，在同域外成員談判時必然維護本區域的利益，不會為了多邊體系犧牲自己的利益。包括區域集團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是保護域內成員國利益導致的，這些都體現了FTA的封閉性。

FTA的開放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FTA給域內成員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臺，這種合作與交流有一定的外溢效應，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與域外溝通和交流的平臺；另一方面會有新的成員不斷加入，即使是雙邊FTA，在規模經濟的吸引下，也不會拒絕新成員的加入，從而變成三邊甚至諸邊FTA。

二、中國目前在FTA方面的發展

中國加入WTO之后，對外貿易實現了較快的增長，成為繼歐盟和美國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實體。但與此同時，貿易摩擦和糾紛也不斷增多，如何解決與貿易伙伴的矛盾，成為我國經濟貿易界的熱點問題。一方面，我們必須熟悉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增強應對貿易摩擦能力；同時，要加強與貿易伙伴的合作，可以積極利用自由貿易協定構建自由貿易區，從而降低區域范圍內的貿易壁壘，增強中國商品的競爭力，進而同他國實現商品、投資及服務的交流與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多邊自由貿易的發展停滯不前，中國政府審時度勢，迅速調整為對外貿易政策，將區域合作作為外貿外交的新重點，并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止到2010年4月，中國已經正式簽訂了九個自由貿易協定，即《中國一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2002年)、《中國一智利自由貿易協定》(2005年)、《亞太貿易協定》(2005年)《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2003年)及其補充協議、《中國一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中國一秘魯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西蘭政府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和《中國，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2010年)。正在談判的自貿區：中國-海合會、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冰島、中國-挪威和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正在研究的自貿區有：中國-印度、中國-韓國、中日韓和中國－瑞士。

三、中國發展FTA的策略

面對區域自由貿易發展的新變化，中國不能盲目隨波逐流，準確分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態勢，既要考慮眼前利益又要考慮長遠利益，既要顧及局部增長又要顧及全面發展，借鑒他國發展自由貿易協定經驗，制定符合自身國情的戰略與對策，實現政治經濟目標。

(一)中國應利用中小FTA分化重組的機會擴大影響

FTA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將導致中小FTA分化重組。未來國家間的貿易競爭，更多的是集中在區域集團間進行。由于世界主要國家基本都可以劃分到不同FTA集團中，未來國家間的貿易關系更多的是以集團為背景展開的。各國憑借所依靠或主導的區域性經濟集團，開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間貿易競爭(甚至爭端)演變成了貿易集團之間的競爭。正是因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不同使得各國同不同國家結成雙邊或區域FTA，也正是利益的尖銳矛盾使得多邊自由貿易談判止步不前，這種利益的分化在各國結成雙邊或區域FTA后并沒有縮小，反而因為某些利益相近的國家結成了雙邊或區域FTA而使得他們對外談判力量加強，這樣代表各種利益的雙邊或區域FTA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收益結果不理想的FTA本身內部矛盾重重，在外部交往中又未能提高整體地位，因此最終協定廢止或者名存實亡，各成員方另外尋求新的合作伙伴；與此同時，發展勢頭良好的貿易集團不斷擴張，使得剩余國家進行FTA談判的選擇余地不斷縮小；另外，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動也使得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各國為加快經濟復蘇調整了對外經濟合作的重點和方向，從舊的合作組織轉向新的合作組織，尋求與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體的合作。

在雙邊和區域FTA盛行的今天，摻雜了較多非經濟因素的雙邊和區域FTA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中小FTA的分化重組會不斷出現，這種分化重組也是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重新安排，同時也給了新加入國家一次重新參與世界格局的機會。中國在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方面晚于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政治經濟方面沒有優勢，對于一些已經成型的FTA，因為其對外排斥的特性，導致中國這樣的后來者處于不利地位，中小FTA的分化重組使得中國和這些國家處在了相對平等的地位上，同時經濟形勢的變化也使得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重視與中國的合作，中國應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變換帶來的機會，積極參與雙邊和區域FTA，在新的政治經濟格局變換中尋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二)注重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

亞太地區在中國對外事務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中國參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總體布局是“依托周邊，拓展亞洲，兼顧全球”。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體，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事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維護亞太地區經濟繁榮穩定和政治安全的活動中，中國應盡自己的義務，同時中國也要發展自身的經濟，保證自身政治與社會的穩定。

中國一度在東亞地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處于領先地位，2002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就是例證。但隨著日本、韓國等國家紛紛積極參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與簽署，中國不再遙遙領先，這也是其他各國積極順應國際潮流的結果，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出現新的矛盾與沖突，同時也出現新的機會。中國應加強與日本韓國的政治經濟聯系，同時加強與美國的對話與溝通。

(三)積極發展跨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戰略范文第4篇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自由貿易戰略范文第5篇

一　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的淵源與現狀

西部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較早的地區，有著悠久的貿易傳統。在歷史上曾經作為我國古代的“經濟特區”，發揮了對外（特別是對中亞地區）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國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的經貿合作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著名的“絲綢之路”使得我國的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的經貿關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學長澤和俊教授曾指出：“絲綢之路是古代罕見的國際貿易通道，是聯結歐亞大陸的動脈、世界發展的主軸、現代文明的母胎，它為歐亞廣大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自漢代以來，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當時西北地區與中亞地區諸國的貿易往來達到空前規模。至清朝，西北地區與中亞出現了頗具規模的自由貿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區的沙漠化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絲綢之路”輝煌不再。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一躍成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強國。但是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層次上徘徊，對外貿易依存度長期偏低，1996年，整個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9.4%，而全國平均水平為35.55%，東部則高達48.49%；其貿易絕對額只有109.75億美元，約為廣東省的1/10，僅占全國貿易總額的3.78%。

在進出口商品結構與地理方向上，首先從進口來看，西部地區處于能源、礦產資源大規模開發的前期，原材料供給較為充足，因而主要進口機電產品、鋼材、化工材料、汽車及其配件、化肥、農藥等物資生產資料，且主要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口，如美國、德國、意大利、香港等。其次，從出口來看，西部地區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近年來工業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結構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出口工業品為主的第一梯級轉換。以較具代表性的甘肅為例，1998年該省出口初級產品比重占11.5%，工業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礦產品占78.4%，農副加工品占12.6%，農副初級產品占9%。迄今為止西部地區出口遍及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對香港、日本、美國、獨聯體、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瑞典等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區出口總額的80%以上。近年來中亞和西亞地區在西部地區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開始加大。

二　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一）與東部相對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理論及實證分析

傳統國際貿易產生的理論基礎是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和俄林的資源稟賦學說。國際貿易的根源是國際分工，國際分工使得各個國家專業化生產本國最具比較優勢的產品，并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換而形成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學說指的是：不同國家生產的不同產品存在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或成本差異，各國生產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通過國際貿易雙方獲取最大利益；資源稟賦學說指的是：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即勞動、自然資源、資本等要素的豐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國在生產使用本國最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并參與國際貿易時，可以獲得最大利益。這些理論不僅是西方全部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它們同時也構成了大量經驗驗證的理論基礎。

通過幾十年的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提高，但同時其原來具備的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卻日漸削弱，以致于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喪失了其比較優勢。那么，相對東部而言，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及勞動力成本又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呢？表1顯示了1996年東西部地區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成本差異，表2則對他們在該年度的單位工資產值和單位產值工資額進行了比較。

表1　1996年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成本

地區省份　 　國內生產　 從業人口　 從業人口人均

職工平均

總值(億元) (萬人) 年產值(元) 工資(元)

西藏　 　 

64.53

 

115.67

5611

 　8930

四川　 

4215

 　 6464.9

 

6519.8

 　5010

貴州

 

719.83

 1783.20

 　 4032

 　4758

云南　 　 

1491.62

 　2186.2

 　6823

 　6231

陜西　 　 

1175.38

 　1762.7

 　6668

 　4937

甘肅

 

714.18

 

1521.46　 　 　4694

 　5882

青海

 

183.57

 

247.20　 

 7426　 　 　 6513

寧夏

 

193.62

 

245.36　 

 7891　 

5635

新疆

 

912.15

— 

—

 　5098

西部地區 

8757.73

 

14326.69　 

6112.88 

 5888

東部地區 　37903.2

 　23906.41　 

15854.8　 7229.9

全國

 

67795

68850　 

9846.8　 6210

注：(1)本表根據1997年《中國經濟年鑒》編制；(2)勞動力成本用（地區）職工平均工資來代替；(3)勞動生產率＝從業人口人均產值＝（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地區）從業人口

表2　1996年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全國單位工資產值和單位產值工資額

地區／省份

 　單位工資產值（元）　 　單位產值工資（元）

西部地區

1.03

 

0.96

東部地區

2.19

 

0.45

全國

1.59

 

0.63

注：本表根據表1編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比全國平均水平要低約38%，比東部地區要低61%，而勞動力成本僅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2%，比東部地區低18.56%。更具體一點說，西部的工資產值偏低，在西部每獲得1元的工資只需生產1.03元的產值，而在東部需2.19元的產值，全國平均需1.59元的產值；而同時西部的單位產值工資額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產值就可獲得0.96元工資，而東部為0.45元，全國平均為0.63元。可見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上雖然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此優勢還不足以彌補西部地區勞動生產率低的劣勢。

（二）西部地區資本、資源的現實比較優勢分析

1.資本。由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市場不完善，競爭不足，“瓶頸”約束嚴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約束往往特別緊，資本不足是這些地區的常見特征。對西部地區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了非均衡的地區發展戰略，國家投資大幅度向東部地區傾斜，使西部的資金短缺問題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東部沿海地區國有單位固定投資占全國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東部沿海地區占87.3%，西部地區只有4.2%。與此同時，在優惠政策和市場力量的綜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當一部分資金通過銀行存貸差、橫向投資和股票投資等多種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區。

2.資源。在勞動力、資本、資源這幾大生產要素中，資源應該說是西部地區目前唯一的豐裕要素和優勢所在。(1)能源等礦產資源。西部地區地上雖然貧窮，地下卻很富饒。據勘察，西部地區主要的礦產有天然氣、煤炭、石油、鎳、銅、鉛等，其中煤炭保守儲量達3009億噸，占全國總量的20%左右；石油儲量為5.1億噸，占全國陸上總量的23%；天然氣的儲量為4354億立方米，占全國陸上總量的58%；全國近62%的鎳、57%的鉑儲量集中在甘肅，97%的鉀鹽分布在青海。(2)農牧業等物產資源。西部地區由于具備諸多農林牧物產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態條件，如光照、溫差、土質、水質等，從而使得其物產資源具有其它地區不可替代、不可比擬的天然壟斷性。西部的瓜果、藥材、皮毛等特產久負盛名，如能深度加工、開拓市場，極有可能成為西部地區的希望產業。(3)旅游資源。西部地區以其悠久的歷史與復雜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豐富多彩、得天獨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資源。在人文資源方面，西部地區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發祥地，有著眾多的人類遺址、王朝故都、陵寢墓碑、宗教勝地、石窟城墻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風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豐富的人文旅游資源。在自然資源方面，西部地區大川名湖、奇峰險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觀構成了西部地區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基礎。

以上對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分析是在與東部地區的比較中進行的。而東部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盡管這種優勢正在削弱）在對外貿易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西部相對于東部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將使西部的這種優勢在國際市場上更為突出，但其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嚴重的資本約束將極大地制約著其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揮。西部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雖然較為明顯，但是資本“瓶頸”、市場約束、技術條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該優勢在目前僅能成為一種潛在的優勢，而難以演化為商品優勢和產業優勢。綜上所述，依據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分析，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存在著現實比較優勢上的不足與缺陷。因此，如何選擇一種正確的貿易戰略便成為西部開發與開放中的重要課題。

三　西部開放中的貿易戰略選擇

誠然，比較利益論是一種靜態理論，以上對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的分析也主要是從靜態的角度進行的。但是勞動、資源和要素稟賦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客觀上的確是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貿易戰略的基礎性因素。因而上述對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靜態利益的獲得，而是旨在通過對這一影響貿易戰略的基礎性因素的分析，為西部地區貿易戰略的選擇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區貿易戰略選擇的原則和標準

各國和地區在選擇貿易戰略的時候都有一定的原則和標準，這些原則或標準有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性。筆者認為，西部地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地區，既有著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別區情，又有著發展中大國的特殊國情，因此在選擇貿易戰略的時候應該遵循下列原則和標準：

1.有利于動態利益的獲得和可持續性發展。西部地區多年來處于低度開發狀態，若在開放中只強調單純的貿易靜態利益，忽視長期的動態利益，那么在短期內可能會由于其資源稟賦、勞動力的成本（盡管因勞動生產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備一定相對優勢）方面的優勢而獲得一些貿易靜態利益，在長期內卻喪失了貿易促進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同時，過度的、掠奪式的開采資源又會造成對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因而西部地區貿易戰略的選擇應有利于獲得動態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優勢資源和優勢產業開發聯動效應的開發性收益，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2.有利于東西協調，發揮國內市場廣闊的優勢，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我國地區經濟結構很不合理，二元經濟矛盾突出，而西部、東部地區既要支撐廣闊的國內市場，又要共同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選擇貿易戰略時要避免與東部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相沖突，也不能把東部的問題轉移到西部，而應該在充分發揮區域優勢的前提下，通過分工協作、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促使東西經濟協調發展，充分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

3.有利于充分適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在經濟全球化、全球多邊貿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趨勢下，西部地區如果不能抓住機遇，不逐步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其經濟發展的步伐將十分艱難。而且如果其所選擇的貿易戰略過分傾向于保護，則可能招致貿易伙伴國的報復或貿易沖突，同時也可能給我國加入wto的進程設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違背wto的原則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順應和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是西部地區在制定貿易戰略時應著重考慮的基本問題之一。

（二）幾種貿易戰略在西部地區的適用性分析

貿易發展戰略的基本類型主要有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兩種。學術界對這兩者孰優孰劣的爭議頗多，但對貿易戰略選擇的客觀基礎和條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離開了客觀制約因素來討論貿易戰略的優劣是不現實的。應該說各種貿易發展戰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現實情況下的優越性和適用性。那么，對于西部地區這樣一個貿易水平和層次低、現實比較優勢不很明顯、潛在比較優勢較難發揮的落后地區，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貿易戰略呢？

1.進口替代貿易戰略。

進口替代型貿易戰略是指以國內生產和保護替代進口、以內銷代替出口的貿易戰略。進口替代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戰略途徑之一，它主要以保護來求得本國比較劣勢產業的發展并實現工業化。

進口替代戰略具有明顯的政策特點：在關稅水平上，高關稅是進口替代實現保護下發展的基本手段。國產進口替代在高關稅的保護下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通過保護國內市場建立自己的產業和工業體系；在關稅結構上，進口替代對資本產品和部分投入品實行較低的關稅，甚至進口補貼，以降低國內生產的投入成本；在外匯、匯率方面，進口替代戰略一般對匯率進行高估以降低進口投入的生產成本，同時往往對外匯的供給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以控制進口的總量和進口的商品結構、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進口替代是一種典型的政府統制和保護型的貿易戰略。非關稅壁壘的設置、關稅及匯率水平的規定、特殊優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預或管制行為的體現。

對于西部地區這樣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經濟貿易水平嚴重滯后的欠發達地區，工業化進程無疑仍是其必經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各種資源要素投入約束較松，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國內市場都比較大，當一些資源被用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后，其余的資源用于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一來，其產品在滿足國內市場后可能就沒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區的進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國內市場廣闊的優勢，在現階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從而獲得工業化發展的長遠、動態利益。但是進口替代在關稅、匯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極有可能與東部經濟逐步外向化、國際化的趨勢相沖突，不利于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而且進口替代對比較優勢的忽視和明顯的保護傾向又不利于順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還可能導致貿易沖突和制裁。

2.出口導向戰略。

出口導向貿易戰略是指通過擴大制成品的出口來帶動工業化和整個經濟發展的貿易戰略。它是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途徑。

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政策特點主要有：在關稅水平上，出口導向所要求的平均關稅水平較低，以有利于降低進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時也使進口替代不能在過高的保護下發展；在匯率上，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實行比較適當的均衡匯率，有時還實行低估匯率，以促進和鼓勵出口；在補貼方面，出口導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補貼，補貼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稅、出口信貸、出口信貸擔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導向客觀上要求實行自由的貿易體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貿易壁壘特別是非關稅壁壘。

出口導向戰略重視比較利益和貿易利益，特別是貿易所帶來的動態利益，這有助于充分發揮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出口導向是一種典型的外向型經濟戰略，西部地區若采用該戰略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同東部的關系，從而創建整體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而對出口的鼓勵和擴張則為西部地區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夠的競爭壓力，有利于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促進西部產業結構的轉變、升級。出口替代主張積極參加國際分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經濟大環境。但是對出口的過于重視會導致依賴國際市場而忽視廣闊的國內市場，出口過度將造成西部地區貿易條件的惡化甚至貧困化增長，西部在資源方面的潛在優勢使得其主要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這極有可能造成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從而不利于可持續性發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極為強調的出口補貼也可能引致貿易摩擦和違背wto的規則。

3.混合型貿易戰略。

鑒于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既通過進口替代保護國內市場發展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又采用出口鼓勵政策發揮比較優勢，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所謂的“混合型貿易戰略”。如果這種有效結合在理論和現實上都行得通的話，那么顯然這是西部地區最為理想的貿易戰略。然而，盡管許多國家都沒有實行單一徹底的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戰略，但上述理想結合的難度極大、可行性極低。原因在于保護政策會通過經濟關聯的過程形成對出口行業的轉嫁，加重出口的壓力和負擔。這種轉嫁系數據統計低者達0.43，高者達0.95。進口替代既提高了可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這會使得進口投入品和國內投入品的價格上漲，這相當于對出口產品征稅。而出口鼓勵政策的實行又會抵消進口替代的保護效用。總之，保護政策的“反出口傾向”決定了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戰略是不可能結合的。對西部地區來說更是如此，因為西部需進口的大多是資本品，技術含量、價值含量較高，對出口產品的轉嫁系數更高。

4.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

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就是“以國際比較優勢為依據，以國內市場為依托，以適度保護為輔助，全面對外開放的貿易戰略”。(1)這種戰略強調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走外向型發展道路。西部地區盡管現實比較優勢不太明顯，但還是具備一定的相對比較優勢，特別是其巨大的潛在比較優勢。因此在世界經濟的廣闊背景下挖掘、利用、發揮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建立自己的出口產業和主導產業，可以保證貿易經濟的持續發展。(2)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重視發揮國內市場的作用，以國內市場支撐對外貿易的發展。國內市場廣闊不是拒絕對外貿易的理由，但畢竟是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所在。目前西部地區的市場雖然只占國內市場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場潛力很大，東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業甚至一些跨國公司現在都開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區的潛在市場得以開發，將和東部、中部共同組成層次更深、范圍更廣的國內大市場，為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支撐工業化和對外開放、提高國際競爭力提供更多支持與保障。(3)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主張政府適度保護下的自由貿易政策。西部大開發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此過程中離不開政府行為，離不開對一些落后幼稚產業進行保護，但整個貿易傾向是自由的，總體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由此可見，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屬于開放型貿易戰略，追求貿易的靜態利益和動態利益，對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視同仁，適合西部地區現實特點與經濟發展需要，總體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區貿易戰略選擇的原則和標準，有利于發揮西部的潛在比較優勢，獲得動態利益，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有利于東西協調，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規則，適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從而把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轉換為現實生產力，把資源優勢轉換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并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強大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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