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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概論范文第1篇

――編者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當今時期，在源遠流長、積淀豐厚而又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中國文學研究不斷面臨學科交融、學術創新的嚴峻挑戰之際，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學科意義

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嘗試與探索，是基于對目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雙重選擇的結果。

文學地理學，顧名思義，即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而成的跨學科研究，其學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選擇：1、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2、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3、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4、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5、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鑒于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尚處草創階段，難免見智見仁，我想不妨先從中抽繹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組合如下：

1、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

2、文學地理學并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交融；

3、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并非對等關系，而是以文學為本位；

4、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落點在文學空間形態研究；

5、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據此，大致可以將文學地理學扼要概括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文學地理學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貫地理；2、作家活動地理；3、作品描寫地理；4、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層序，通過對這四個層序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了解文學家的生態環境，復原經過文學家重構的時空場景，揭示隱含于文學家意識深層的心靈圖景，而且還可以由此探究文學傳播與接受的特殊規律。這里，需要特別關注一下文學地理學中“地理”之于“文學”的“價值內化”作用，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步積淀、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動力。有感于《紅樓夢》又名為《金陵十二釵》，且反復出現“金陵”意象，我曾作過一次粗略的統計，結果發現《紅樓夢》一書中出現“金陵”（或南京）竟達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時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麗著美好的童年生活在與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強烈對比中，不斷內化、升華為具有精神原型意義的理想世界，積淀為具有精神原動力作用的“金陵情結”。再如魯迅先生的系列“故鄉”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鄉” 價值內化為“故鄉情結”的另一經典案例，也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文學地理學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發現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空間，其次是從文學空間的視境重釋與互釋文學時間，最后則是重新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這對于推動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無論在個案研究的微觀方面，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宏觀方面，都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正如一切物質都是時間與空間的同時存在一樣，文學的存在也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種形態，而文學的研究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史，只有當其還原為時空并置交融的立體圖景時，才有可能充分重現其相對完整的總體風貌，因此，文學地理學對于文學空間研究形態的拓展與深化，既在理論層面上更符合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可以在現實層面上反思與補救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的明顯缺失。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19至20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學變革與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雙重作用下興起的。爾后，經過代代學人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國文學史――無論是通代文學史還是更為精細的分類專題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成果，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縱觀百年以來不斷涌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其中最為流行的是注重時間一維的單向度的線性范式――姑且稱之為“藤瓜范式”，即文學史的時間進程為“藤”，作家作品猶如結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時而進。這種“藤瓜范式”看似提綱挈領，脈絡清晰，實則往往是對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單向度的片面構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過于注重時間一維的線性演進，而普遍忽視空間形態及其與時間形態內在交融的立體圖景，結果不能不以犧牲文學史本身的多元性、豐富性為代價。

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與不足，面對學術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爭鳴與期待，我認為有必要重溫一下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提出的意見：“茍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 這里，陳寅恪先生特別強調編著文學史應做到“時間先后”與“空間離合”的兩相融合，的確很有預見，也很中肯，對于克服長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構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學史范式頗有借鑒意義。

文學地理學注重從文學空間的嶄新視境，從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嶄新平臺，重新審視一切文學現象、形態與規律，其意義遠不止停留于文學的空間研究，它將直接或間接地催化中國文學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重大變革，為其注入新的精神養液與活力。

理論創新

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建立與進展，首先有賴諸多具體研究成果的累積，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創新的支撐。

追溯中國文學地理的研究實踐，可謂源遠流長，比如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所論《詩經?國風》的地域特點，注重以風俗為中介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學作品的關系，堪稱早期地理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關于文學地理或區域文學的論述，在歷代的文集、詩話、筆記等中屢屢出現，但多隨感而發，缺少必要的邏輯推繹與理論闡述。到了20世紀，在首尾兩次略為相似的“文化熱”的激發下，傳統的文學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紀初伴隨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而發生近代轉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繼之則在世紀末再現復興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單篇論文之外，還陸續出現了以曾大興先生《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術專著。袁行霈先生《中國文學概論》也曾列專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討論。此外，楊義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雖然不屬于純粹的文學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學與民族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這些都對中國文學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積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從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要求衡量之，學術界對此還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關研究普遍存在著兩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體系建構，需要同時加以重點突破。其中理論創新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生命與靈魂，但嚴格地說，迄今為止尚無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建樹，因此，這方面的重點突破，最為迫切，但難度也最大。鑒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作為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場景還原”說的要義，就是從文學概念或對某種文學現象的概括向具體鮮活、豐富多彩的特定時空場景還原，向更接近于文學存在本真的原始樣態還原。真正的文學研究如同文學創作，切不可舍棄那些具體可感的特定文學時空場景，更不可舍棄發之于那些生動鮮活而蘊義深遠的特定文學場景的真情感動。茲舉兩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陳亮自東陽赴上饒拜訪退閑在家的辛棄疾，二人同游鵝湖，共飲瓢泉，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陳亮小住十天后，兩人又同去紫溪拜會朱熹，未見，陳亮先行東歸。別后第二天，辛棄疾為挽留陳亮，一路追去，至鷺鷥林，雪深泥滑，獨飲小村，夜宿吳氏泉湖四望樓，忽聞鄰笛凄涼，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賀新郎》詞（把酒長亭說）。五天后，陳亮奉原韻賦詞《賀新郎》（老去憑誰說）以答。別后，辛棄疾又作《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寄之。兩人都在詞中寄寓壯志難酬的悲憤和一致主戰的心愿。二是清代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吳兆騫因丁酉科場案為仇家所誣，長流寧古塔后，顧貞觀、徐乾學、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終以文才打動納蘭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吳兆騫在歷經長達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寧古塔返還京都，徐乾學大設宴席，親朋紛紛前來相賀。酒過數巡，徐乾學起身賦詩一首，徐元文、納蘭容若、潘耒、馮溥、陳其牟、王士禎、吳樹臣、尤侗、毛奇齡等次韻奉和，吳兆騫本人也當場賦作《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詩：“金燈簾幕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卻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確令人感嘆不已，感奮不已，它不僅留給我們一幅幅具體可感、形象生動的文人生活圖景，而且也一同賦予我們一種震撼心魂的信念與力量。所以，所謂“場景還原”說，既是對一種鮮活生動、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學樣態的回歸，同時也是對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歸。

然而，就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特定的具體的文學場景畢竟僅僅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單元，無數個文學場景的組合與演進，才能構成整體的文學時空圖景。鑒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場景還原”說的基礎上，再提出“版圖復原”說，版圖之“版”，意為戶籍，《周禮?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為戶籍之意；版圖之“圖”，意為地圖。版與圖組合為版圖，既可通指一國的疆域，同時又可分指經濟、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狀態，如政治版圖、經濟版圖、文化版圖，等等。文學地理的核心關系是文學家與地理的關系，其中文學家是主體，是靈魂；地理是客體，是舞臺。文學家的“戶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學活動空間與舞臺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學家的“戶籍”又非凝固不變，而是始終處于活動之中的，因此以文學家為主體與靈魂、以地理為客體與舞臺的文學版圖也就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文學版圖的復原即是通過文學家的籍貫與流向，還原為動態、立體、多元的時空并置交融的文學圖景，此即“版圖復原”說的精髓所在。

“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是相互貫通、相得益彰的。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于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如果說，文學版圖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整體的概念，那么文學場景則為具體、特定的時空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復的，是高度個性化的時空組合。因此，把握了文學“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精神實質，并將兩者有機地融為一體，相信可以在微、宏觀兩個層面上為建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學地理與中國文學地理獨特性的模式泛化現象與傾向。

體系建構

對于中國文學地理學而言，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就如靈魂與骨架，無魂不活，無骨不立，兩者缺一不可。以“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為兩大理論支點，然后通過重點提煉“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范疇予以密切配合，這就為“理論創新”之“靈魂”與“體系建構”之“骨架”的融會貫通與邏輯轉換鋪平了道路。

體系建構既是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另一需要重點突破的關鍵所在，也是標志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形成的核心成果。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的最為關鍵的要素來看，首先是文學家籍貫分布，然后依次為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最后歸結為區系輪動。這如同一個啞鈴結構，文學家的籍貫分布是整個文學地理的基礎和始點，但它是靜態的、平面的、單向的，與此相對應的區系輪動則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而中間最重要的三個環節分別相當于“動脈”、“心臟”、“靈魂”的功能與作用。

1、流域軸線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動脈”的作用。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三橫一縱的展開，猶如四大動脈貫通于中國文學版圖之上，彼此在伴隨中國文學版圖自西北向東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繼發揮主導作用。其中黃河流域軸線具有先發優勢，長江流域軸線具有次發優勢，珠江流域軸線具有后發優勢，而運河流域軸線則在溝通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構成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黃金水網”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與京杭大運河相配合，一同構成環東南沿海的弧形“黃金連線”，此與運河與黃河、長江三河交匯的“黃金水網”一同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家最密集的分布區。

2、城市軸心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心臟”的作用。城市軸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間結構和行政關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國文學版圖的構成與演變中所發揮的最為核心的作用――不僅城市本身成為最活躍、最重要的文學活動舞臺，而且也是進一步驅動文學版圖演變的核心動力所在。由于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這四大流域軸線上，流域軸線為城市軸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條件，而城市軸心的轉換又帶動著流域軸線的移動，彼此連為一體，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城市軸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設立與調整中，推進城市軸心體系的完善與軸心功能的發揮，然后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納和積聚各種文學資源，發揮文學軸心作用，成為文學版圖的“心臟”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開創的“雙都軸心”源遠流長，別具一格，是城市軸心體系中的核心所在。由“雙都軸心”將不同等級的城市網絡連為一體，并通過“京都情結”的內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將各地的文人群體吸納其中。

3、文人群體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靈魂”的作用。作為文學活動與創作的主體，文人群體的流向隨時都在改變著并最終決定著中國文學版圖的整體格局，決定著文學區系輪動的方向與節律。文人群體的整體地域流向，總是圍繞不同級次的城市軸心，從外邑流向都城，從邊緣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學、應舉、仕進、授業構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力為動力的正向運動；二是由隱逸、貶流構成的離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離心力為動力的逆向運動；三是由游歷、遷居構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離心力為合成動力的交互運動。以上三者，以前者為主導，以后二者為輔助，在“極化―擴散”的對流與互動中，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體也因此而歷經不同的排列組合，然后逐步成長為不同的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

以文學家籍貫地理分布為基礎，然后依次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單向走向多元，最后便進入對文學地理區系輪動的動態模型建構與規律探討。綜合中國文學地理的空間分布與時間演變來看，大致可以將其歸結為“內圈”文學區系與“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內圈”文學區系，即指秦隴文學區系、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巴蜀文學區系、荊楚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前六大文學區系分別座落在黃河、長江流域軸線上，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則分別座落在運河流域、珠江流域軸線上，然后環繞東海岸線而完成區系之間的連接、過渡與轉換。這文學區系既在空間上同時并存，相互影響，又在時間上依次輪動，不斷演化。“外圈”四大文學區系，即指東北文學區系、北部文學區系、西北文學區系、西南文學區系，這是“內圈”文學區系輪動過程中不斷向外擴散并由此構成內外互動的結果，也是各代文學“拓邊”運動的重要成果。

從“內圈”文學區系與 “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態勢來看，處于核心層面、構成核心動力的，則是“內圈”文學區系 。其在總體趨向上，是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先后經歷了五次循環往復運動，也由此劃開了中國文學地域區系輪動的五個階段。第一次運動始于五帝傳說時代，終于商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燕趙、三晉三大區系的三角地帶。第二次運動始于西周，終于戰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與荊楚文學區系。第三次運動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四次運動始于隋唐，終于南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五次運動始于元代，終于清代，依次從燕趙文學區系向齊魯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仍落在吳越文學區系。

以上各文學區系五次循環輪動的軌跡與規律，作為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的最終結果，是始于文學家籍貫地域，中經流域軸線之“動脈”、城市軸心之“心臟”、文人流向之“靈魂”三個關鍵環節的接力與互動而逐步形成的。

齊魯文化概論范文第2篇

20世紀80年代末，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一書指出：“中國文學一個時期地域性相當突出，另一個時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學的民族特色之中，并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條規律。”［3］42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明確提出文學的地域性命題并加以學術性探討的開始。在這之后，學界也出現了諸多探討地域和文藝關系的著作，但大多數集中在古代文學領域。至于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此問題帶有明確的方法意識進行研究的則寥寥無幾，只有在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學流派研究中，會涉及到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的部分影響，比如嚴家炎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一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論者對地域文化和現當代文學之間關系的初步思考。20世紀90年代中期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從書”是地域文化和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嚴家炎在該從書的《總序》中，對過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總結后指出，過去人們“對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過分集中在山川、氣候、物產之類自然條件上，而對形環境的諸般因素則相對忽視”，在他看來：“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例如該地區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音等；而且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確切地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起作用。即使自然條件，后來也是越發與本區域的人文因素緊密聯結，透過區域文化的中間環節才影響和制約著文學的。”［4］2與以往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較而言，地域文學研究多關注的是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相對靜態和封閉的影響力，文化地理學則更多強調文學發展的動態性及其文化生態、文化景觀、文化擴散等對作家創作的滲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這些觀點實際上將“地域文化”擴大到了文化地理學的層面上，并將之和“20世紀中國文學”聯系起來，為“地域與文藝”這一古老命題注入了新的學科內涵和時代意義，而且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本身也是一種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與突破。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達最活躍的時期，出現了大量有關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的評論文章、著作。

中國文學研究———文化地理學的視域

（一）文化地理學對文學史發展的建構。文學史的研究一般都與歷史發展研究是緊密相連的，但文學的構成并不只是與時間與關，其產生的空間對文學的發展也有著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為文學并不是縱向單時態發展的，還有橫向的因素如環境的變遷、文化、宗教等等都影響、生發了文學的發展，所以從縱橫的雙時態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學史的全貌。如文學的中心轉移而造成文學版圖的改變。縱觀中國文學史，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文學版圖的形態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國文學概論》一書中論述中國文學家的地理分布時說：“在某個時期、同一地區集中出現一批文學家，使這個地區成為人才薈萃之地；在某個時期文學家們集中活動于某一地區，使這里成為文學的中心區。”［3］43最明顯的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的解放區延安文學現象，眾多的文人作家在陜北叢聚創作，形成當時解放區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過對作家出生地與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學人才的分布規律。文學人才群體的形成與特定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有密切聯系。如我國文學史上山水田園詩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曾大興認為：“中國歷代文學家分布重心的形成，與京畿之地、富庶之區、文明之邦、開放之域等地域環境有密切關系。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地理環境對文學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約作用，政治、經濟、文化這三者都以地理環境為依托。但真正對文學家地理分布格局起決定作用的、最直接與最穩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動，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動。”［5］501－505由此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現都與文化重心有關，而西部自古以來作家作品數量就少，整體區域創作水平偏低的現狀也與其所處文化邊緣地區有關。

（三）文化地理對文學風格形成的作用。文學創作作為人類文化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產生與發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時間意義上講，不同時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社會秩序的穩定程度，主流話語的價值取向，風俗民情的演變狀況等因素均在不同層面上構成了個體生存的特定環境與創作背景，且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約、影響著作家的觀照視角與創作取向。從空間意義而言，作家的創作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進行的，地域界限直接決定或間接影響著作家寫作的空間范圍，尤其在地域環境造成的文化隔離現象之后，個體的創作因為顯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質與特征從而成為該文化系統的表征［6］2。在中國文學多元共存的發展格局中，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學創作總是彰顯著風格各異的藝術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間特征。文學作品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在一定時空內對自然、社會的現實反映。作品是作家頭腦中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認識，作家營造的空間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當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種地方意象。從作家筆下的空間描繪中，讀者可以認識到當地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語言特色，風土人情，習俗等等。不僅如此，研究者還可以透過作品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等有一定的體察。研究作家筆下展示和建構的空間意象，可以發現作家的創作心理歷程及其空間的美學意境，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學視域下中國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空間

“空間”是文化地理學研究范疇中的關鍵詞，一切物質的存在都離不開時間與空間的范疇，文學的存在也是如此，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研究介入空間維度，關注民族、家庭、信仰、風俗、制度在地域間的流動和相互關系，從而展示更立體、更全面的文學脈絡。中國文學以文化地理學作為研究文學的原點，將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相交融，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學解釋體系，其獨到的解釋能力，能從文學的文本及文學現象中解釋出更深層的意義，探索和揭示出人與地理之間充滿感情的關系，詮釋出原創性的文學價值。文學與文化地理的結合，使空間成為文學研究的重心。空間的地理因素是產生文學的條件之一，所謂地理因素包括氣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風景等。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為中介，構成了文學直接描寫的內容與對象，使地理因素與文學產生了十分密切的關系。王瑤在論述東晉的玄言、山水和田園詩歌的流變時曾談到地理因素對文學的深刻作用：“當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還滯留在北方黃土平原的時候，外間風景沒有那么多美麗的刺激性，能夠使他們終日在‘荒丘積水’畔逗留徘徊……中國詩從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寫景的成分是那樣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楚辭詩篇之所以華美，沅澧江水與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幫助。永嘉亂后，名士東渡，美麗的自然環境和他們追求的自然心境結合起來，于是山水美的發現便成了東晉這個時代對中國藝術文學的絕大貢獻。”［7］261可見自然地理是影響文學風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學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學風俗畫的遠景，或者是價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認同的隱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義；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學地域風格的無形之手，賦予了文學以獨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為某種文學風格的‘注冊商標’。”［8］176－177在談及自然地理條件對文學的影響的時候，人們對“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更為關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結合而作用于文學生產，自然透過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氣質性情影響了文學。因此，在空間中的文學，并不是單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環境的諸多因素所制約的，如空間維度下豐富的文化層面對文學的影響。

（一）文化區。齊魯文化、楚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嶺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眾多的文化區域源流多異、風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學也千姿百態。這種地域文化因素長久地影響著文學的素質和氣質。如樊星在《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一書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國當代文學的地域特色：“齊魯的悲愴，秦晉的悲涼，東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異，楚地的絢麗，吳越的逍遙，巴蜀的靈氣”等。他在該書中還分析說明了當代城市文學的地域差異，論述了當代京味文學、津味文學、漢味文學、海味文學、蘇味文學風格上的地域差異，認為地域文化小說是當代文壇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觀［9］。

（二）文化擴散。通過家族的聯姻、分支和遷徙，并帶著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學領域承傳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軌跡、作家文學群體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轉移等等，也即為文化整合。地理空間的維度是我們考察文學的發生和變異重要的因素：“如文學發達程度的地區差異（以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多寡為主要指標），各類文體的區域異同及受地理環境影響的深入淺出，文學題材與風格的地域特色，個別地區的文學背景，地理環境對文人靈感的培育與文人創作的影響，形成文學地域差異的自然地理環境因素與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等等。”［10］174這些對于我們解釋文學的深層文化意義，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材料依據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觀。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對作家的生命感覺和寫作形態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這種作用體現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創作素材；第二，激發作者的創作靈感；第三，文化地理環境特有的地域民風、民俗、語言影響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點與風格；第四，作為生活條件的地理環境塑造著作家的心理素質（如氣質、性格、性情等）與審美情趣，尤其是對作家心理素質與審美情趣的作用最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個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的差異，造成不同地區人群的體貌、性情乃至趣味習尚的不同。如我國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審美心理素質的差異。不同的文化景觀形成了作家各異的美學風格和文化精神。對作家而言，自身所處的文化地理環境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對其個性氣質與審美心理進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審美風格方面固有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長于蘇北的下河流域，此地歸屬吳文化圈，虞友謙先生在《吳文化傳統之政治解讀》一文中認為：吳地自古的政治弱勢，形成了吳文化心態產生疏離、逃避政治的傾向，或自處于政治邊緣地位，或將政治追求深埋于潛意識之中，而把現實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層面，促成吳人從尚武向崇文的轉向，也造成吳地經濟、學術、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種藝術形式的繁榮［11］。置于吳文化圈內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著濃厚的吳文化特質，形成與吳文化內核同構的精神氣質、審美觀念和人生價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學作品中的描述同樣涵蓋了對地區生活經歷的分析，文學作品中充滿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學者認識到了一個地方獨特的風情，一個地區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動并在作品中描寫了對地區大吃一驚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是一地區文學所獨有的內核。從文化地理的視角下對文學精神進行分析，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的是作家所處地理人文環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這些文化因素決定人的生命意識、生存意識、人生意識，并構成了作家綜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識的核心，由此決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學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條件下產生，體現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體現著西部文化結構：廣闊的地域空間與嚴酷的自然條件，虔誠的，獨特的邊疆意識，高度的英雄意識、積淀深厚的孤獨意識。這種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西部獨有的文化精神，如對民族自信心的張揚、對人性的發掘、對底層生活的關注、對英雄主義的呼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