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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稀缺資源生產物品是有代價的。
(2)個人的選擇是有目的的。
(3)激勵至關重要。
(4)經濟學思維是邊際思維。
(5)獲取信息是有代價的。
(6)經濟行為除了直接效應,通常還產生次要效應。
(7)物品和勞務的價值是主觀的(效用價值論)。
初級:曼昆《經濟學原理》、薩繆爾森《經濟學》、斯蒂格利姿《經濟學》
中級:平狄克《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 現代觀點〉范里安、《宏觀經濟學》曼昆、《宏觀經濟學》多恩布什、《國際經濟學》保羅克魯格曼
高級:平新喬的《微觀經濟學18講》、張定勝《高級微觀經濟學》、范里安《高級微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戴維羅默、薩金特《動態宏觀經濟理論》、龔六堂《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一、引言
案例教學是一種通過模擬或者重現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場景,讓學生把自己納入案例場景,通過獨立思考或集體討論來進行學習的一種教學方法。教師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精選典型案例,將學生帶入特定事件的現場進行案例分析,以提高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案例教學是由美國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朗代爾于1870年首創,后經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長 W.B.Doham推廣,并從美國迅速傳播到世界許多地方,被認為是代表未來教育方向的一種成功教育方法。到了20世紀初,案例教學法開始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其內容、方法和經驗也日趨豐富和完善,并在教育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案例教學才逐漸被我國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所關注。
案例教學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應用與實踐的得到眾多研究者的重視,研究成果頗豐。本文旨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多年案例教學的應用實踐,提出案例教學課堂實施的一些方法及建議,以期為微觀經濟學教學提供一些參考。
二、微觀經濟學教課程特點及傳統教學缺陷
1、微觀經濟學課程內容特點
首先,微觀經濟學課程涉及面較廣,前期還要求具備包括微積分、概率和數理統計等數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概念多且較抽象。而授課對象一般為低年級的大學生來,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很難將有關經濟理論與模型和現實生活相聯系,容易對概念理解模糊而產生混淆。其次,微觀經濟學理論性較強,而面對復雜的現實經濟問題進行分析時,往往要進行條件假設,很多理論只有建立在假設基礎上才能成立,而不同的假設又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理論結果,這導致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難度加大。最后,微觀經濟學在進行問題分析時使用的工具較多,有些理論需要借助數學公式來表述,有些理論需要輔之以圖形說明,更有的則需要構建模型進行理論推導。這就要求學生具備扎實的數理基礎和較強的邏輯思維,因而加大了數學知識功底較薄弱學生的學習和理解難度。
2、微觀經濟學傳統教學存在的問題
首先,在教學方面,傳統課堂教學模式是一種教師講、學生聽、課后完成習題,靠教師向學生灌輸的“填鴨式”應試教學模式。當然,傳統的基礎理論性的課程教學應用這種授課模式是無可非議的,但使用于應用性較強的微觀經濟學教學會導致這門課程變成空洞的理論。盡管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能夠在課堂上理解所學的理論知識,但如果缺少了理論知識與現實問題的聯系,學生掌握的只是空洞的理論,無法理解到學習微觀經濟學的現實意義,也就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不能達到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溝通能力、創新能力和理論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次,學生方面,剛剛步入高校的低年級學生社會閱歷很淺,因此在學習微觀經濟學時,還難以將所學的理論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當中,尤其是學生更感到難以適應運用經濟學方法去理性、科學地分析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大部分教材中的案例為國外問題案例,因而學生更難以從中直接借鑒。
三、實施互動式案例教學的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基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而產生并建立起來的學科。在教學實踐中把基本理論和具體國情及背景聯系起來,創造生動有趣的課堂環境讓學生掌握枯燥的經濟學概念、圖形和數學模型,多年的教學實踐使我深感互動式案例教學是實現這種教學實用性的有效途徑,對微觀經濟學教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提高學習興趣
鑒于微觀經濟學課程理論性強、概念多等特點,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搞不清學習這些理論對現實生活會產生何意義,此時,如果沒有尋求有效的教學方式,那么學生很快就會陷入學習吃力繼而喪失興趣的境地。而互動式案例教學是培養學生興趣的一條有效途徑,案例教學法中引入的案例都是實際生活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可以將理論和實際很緊密地連結起來,能夠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同時,讓學生積極參與,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能夠幫助他們將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
2、雙向互動交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
傳統的教學是老師講學生聽,學生學到的知識只是應付考試,往往考過即忘。但互動式案例教學中進行師生互動、生生互動,學生能夠主動對知識進行探究,從而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同時案例教學還要求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問題,提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案,并進行交流。這樣,枯燥乏味的課堂就會變得生動活潑,學生在知識的學習上可以取長補短,還能提高人際間交流能力。
3、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微觀經濟學教學中所采用的案例一般是以現實經濟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案例,除微觀經濟學知識外,往往還包含的一些諸如法律法規、政治、數學、會計等相關知識。為了解決這些案例,要求學生必須對已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做到融會貫通,靈活運用,構建和內化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這樣,不僅可以鞏固學生所學的理論知識,而且還能有利提高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
四、互動式案例教學過程實施方法設計初探
1、做好課前準備工作
(1)選好案例,用案例引出教學內容。案例選擇的好壞是實施互動式案例教學法能否成功的關鍵環節,精選出的案例應必須具有代表性且最能揭示所學理論的案例。案例應取材于工作、生活中的實際,不要憑借個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杜撰出來。為增加可閱讀性,案例的編寫和選擇上應該偏向于趣味性和實踐性。同時,編寫案例時,要結合教學的用途、學生的知識與經驗水平來編寫,注意對案例的長度、難度的控制。教學案例必須設計一定的問題,設計的問題并不在于多,關鍵是能啟發學生的思維,從而給學生留下充分的思維空間。
(2)做好課堂討論準備。課堂討論的效果取決于學生是否已經得到充分思考,但基于課時有限的考慮,因此,應事先把教學案例分發給學生,給學生留一定時間進行思考問題,并把自己的思想加以歸納總結;也可以把學生分組,進行小組討論,形成一致意見后再在課堂上集體討論。同時,教師要對案例中的難點和重點以及教學技巧等進行分析,充分做好課前準備。對一個典型的案例進行討論,教師至少要熟知:案例中的疑難問題、哪些信息至關重要、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案例說明了哪些重要的經濟學原理等等。
2、互動式案例教學課堂實施方法
在案例教學過程中,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教師在精心選擇、編寫案例后僅作為教學的組織者和引導者,并有序開展課堂討論指導工作。
首先,教師可以進行示范性案例剖析,以便使學生形成經驗性看法,接著讓學生模仿教師進行相似案例分析。教師分析案例或闡述某些觀點時不要全部給出,可以讓學生闡述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再由教師給予正確的指導。這樣,學生就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理清思路,盡快適應這種互動的案例教學。其次,案例討論正式開始后,教師要創造良好的自由討論的氣氛及環境,啟發學生積極參與、主動進取,教師在案例討論中要進行必要的引導,使案例討論緊緊圍繞中心問題展開。同時,教師應把握好整個討論的進程和方向,即要防止冷場、僵局的出現,也要防止發言脫離主題的現象。案例討論時,學生很容易出現討論偏離主題或在一些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的現象,此時教師應要注意維護秩序控制發言時間,防止課堂討論的氣氛過于激烈或冷清,使案例討論井然有序。
學生討論時,教師要重視他們的見解和觀點,同時要適當插話,點評學生的發言,糾正離題現象,提出問題,推進思考。最后,經過激烈的討論之后,教師需要用一些時間進行簡單總結。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總結:歸納學生發言的基本觀點,使他們對討論中的問題有一個科學、清晰的整體了解;對討論中反映出的觀點進行評析,肯定正確,剖析錯誤;指明討論中學生忽視或遺漏的問題。通過總結肯定成績,糾正錯誤,引發學生課后的進一步思考。
3、互動式案例教學課后總結
互動式案例教學結束后,教師應該對學生的討論情況及所遇到的新問題進行歸納總結,評估案例教學的得失,以便下次能夠更好地開展案例教學。同時,如有必要,教師還可以要求學生寫出案例分析的書面報告,這樣,通過寫書面報告,既可以鍛煉和培養學生書面表達能力,又可以讓學生站在理論的高度,重新審視案例,進一步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使理論回到實踐,指導實踐,從而鍛煉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互動式案例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1、案例的選擇要與課堂教學目緊密聯系
案例的選擇不僅僅是為了引發學生的興趣,而且還應緊扣課堂教學的需要。案例可以是對理論的注解和延伸,可以是對理論的具體應用,也可以是為了拓展和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撰寫案例時要根據學生的知識與閱歷情況來控制案例的難度。為使案例較好地發揮應有的價值作用,案例的主題要鮮明,要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設計一些問題來啟發學生的思考。
2、要正確處理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主次關系
其實微觀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具有獨特的科學性與嚴謹性,只有經過嚴格演示理論推導過程才能讓學生經濟學邏輯思維能力得到訓練。因此,微觀經濟學的教學還是采取理論教學為主案例教學為輔的教學方法。教師應充分地講解基本理論,讓學生打好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在教學內容較多學時較少的現實情況下,教師應注意案例教學不能占時過長,不能影響到理論知識的講解與傳授,不能影響學生對西方經濟學特有研究方法的理解與掌握,不能削弱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嚴謹性。
3、要注意嘗試多種案例教學方式的綜合運用
微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十分豐富,教師可以根據課堂教學內容的具體情況,運用各種靈活機動的方式進行案例教學。比如:在講解某個經濟學原理時,使用典型案例輔助分析說明;在某一問題系統講授后,由教師給出一個案例,讓學生討論,最后由教師進行總結;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就某一專題進行辯論等等。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綜合運用這些案例教學方式,使學生加強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當然,這就要求教師平時要多搜集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資料,包括熱點話題、新聞報道和政府文件及決策等等,這些資料都是案例教學的好素材。
4、要注重對學生的誘導啟發和組織工作
互動式案例教學時,學生對于問題的討論總會表現出由不積極到積極,由想法簡單到復雜,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因此,教師應及時向學生講明案例教學的意義和作用,并注意對學生的啟發和引導,使他們主動介入于案例的討論和發言,開拓思路,由淺入深,逐步提高。同時要加強對學生的組織工作,保證討論能有序進行。
總而言之,互動式案例教學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要使得該教學方法順利開展并取得良好效果,需要任課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更多總結經驗教訓,結合學生具體情況,探索適合的案例教學方式。